这段时间，中日双方内外部的各种情报、电报纵横，密使穿梭往来，战争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因此，有人说，它实际上就是一年后“七七事变”的预演。
所幸，中日之战并未能够提前进行。
老蒋嘴上不松口，但还没有与对方全面决裂并作战的决心。日方其实也一样。
此时一个人正在参谋本部大展拳脚——有战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
自从那年武藤信义担任关东军司令官，关东军实行大改组后，石原就被一个巴掌打回凡间，到国内去做了一个小小的联队长。
但是只要日本人想继续“九一八”那样的“神话”，他们就不会忘记这位“民族英雄”。果然两年之后，石原就如同空降一般，被直接调到参谋本部担任作战课长。
随着“二二六”兵变结束，新上任的陆相寺内要建立准战时体制，需要有人给他规划战争大纲，于是石原的作用再次显现出来，被委任为新设立的战争指导科课长。
石原要给日本人指导战争了。
我们的假想敌在哪里呢？
石原认为首要目标是苏联，其次才是南洋和中国。
按照他的设想，应该把全部力量投到北方去，把苏联打服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中国，最后才是“对美国进行大决战”。
这就是日本陆军中提出的“先北后南论”。
世上并不是只有石原这一个神仙，海军虽然没有石原这样的“天才战略家”，但既然还没进行实战，对着一张地图夸夸其谈谁不会呢。
海军说，日本最大的假想敌绝不是苏联，而是美国！
先向南方海洋发展，才是上上策。
此为“北守南进论”。
对着这样几乎南辕北辙的作战策略，首相广田不知如何是好。
海陆军，他谁也不敢得罪，可是总得制定“国防政策”啊，选谁的呢？
好个“聪明”的广田，干脆，来个杂烩关东煮，一块放锅里吧。
于是，日本的“国策”就变成了既要北上，又要南进。至于最大的假想敌，则把美苏放在了一起，两个神仙一道供。
广田方便了，下面的藏相就苦了，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既要供陆军，又要供海军，钱根本不够用。
怎么办？
大发公债，借钱。提高税收，收钱。
有怎样“聪明”的首相，自然就有怎样“聪明”的阁员：吸取“二二六”兵变的教训，只要能满足军人的要求，让他们高兴，其它的与我何干。
日本陆军此时既然已视苏联为最大假想敌，并朝此目标进行备战，当然不想第一个在中国这个“不对称对手”身上花费力气，这是老蒋判断“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的理由，也是日军在察绥和华北推行“以华制华”，不肯轻易动用兵力的主要原因。
因此，尽管他们在上海又派兵，又撤侨，搞得很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确如老蒋所料，“意在不战而取利”，企图通过谈判来投机取巧。
（707）

此时的外相是曾任大使的有田八郎。他特地召见中国驻日大使，口口声声说我们现在国内对谈判很失望，对你们的张群外长尤其失望，因此之故，川越可能不得不离开南京了。
话都说到这个地步了，那你走就走吧。有田却还留了个尾巴——但是……
但是如果你们的“院长”（老蒋兼行政院长）肯亲自来谈，局面就不一样了。
得知这一信息，老蒋的情绪一度乐观起来。
要我出来，是不是表明他们的态度由“硬”转“软”了呢，大概是怕我真的“擦枪走火”，所以回心转意了吧。
是不是这回事，还得见了面才知道。
老蒋星夜赶回南京，并亲自接见川越。
但是这次见面，令他大失所望。川越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对“中国元首”表示任何亲近之意，反而还是抓住原来那些条件不放。
真是太讨厌了。
好不容易磨了一个小时，老蒋站起了身。
我告诉你：华北你不仅不能动，“华北之行政”还必须“及早恢复完整”。
其它的，你跟张群外长谈吧。
端茶送客之后，老蒋百思无计，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才能击退日本这一轮兴师动众的讹诈，直到看到案头送来的情报。
情报显示：绥远形势再度紧张起来——
连日来，田中和德王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干什么呢？
准备进攻绥远！
好啊，上次我没打你，你倒得劲了。
老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致胜的法子终于找到了。
南京谈判这一面的棋既然很难走得通，那就舍此就彼，在绥远那一面投子，杀他一个大龙再说。
只要能顺顺当当地完成这一“屠龙术”，就能以自己的“敢于牺牲”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再次“以战迫和”，如此一来，南京谈判的胜负面定能易手。
这时，老蒋已不用再花心思对付桂系，调几个师的中央军北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原来的顾虑还是有：关东军会加入进攻绥远的行列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事情就比较麻烦了，不是派几个师的中央军就能解决的。
相关情报无法从外交部直接得来，还是听听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怎么说的吧。
伪蒙军一再鼓噪，这让原先主张布口袋阵的傅作义也有些耐不住性子了，开始认同老蒋当初提出的主动攻击方案，并试图用闪电战的方式对其进行打击。
趁现在伪蒙军未完全集结，“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战”，我们可集中优势，一榔头狠敲下去，直接砸到察北都有可能。
这是判断日军不会参战，或即使参战，能加入战团的也不多。但是几天之后，情况就出现了变化。
还记得在大上海跟川岛芳子一起策划“马玉山路事件”的那个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吗，人家今非昔比，少佐成了过去时，如今已经因“功”升为中佐了。
在南方玩阴谋尝到了甜头，调到北方之后，田中担任了德化（现为内蒙化德县）特务机关长，准备在绥远再玩一把心跳。
（708）

他派人找到傅作义，告诉对方，绥远北可防苏，南可切断中苏联系，这个地方我志在必夺，别挡我道。
给你两条路选。
一条，继续跟我们“作梗”，那我们要不客气了，会不惜出动“正式国军”（即日军）来占领绥远。
另一条，与我们合作，不仅给钱给枪，还可以取代“才能不够”的德王，让你执掌内蒙和西北。
第二条暴露了日本人对马前“犬”的一贯使用原则：拿来就用，随时更换。
傅作义不是“犬”，他是草原上的鹰，如何能上鬼子的当。
但第一条却让傅作义不得不担心：日军似乎真的有可能在绥远直接动兵。
傅作义的话让老蒋为之一惊。
不过他很快牙一咬，脚一跺：那就打，怕个逑！
我相信：倭必不敢正式宣战。
他下令在陕的中央军汤恩伯、关麟征等多支主力部队做好入绥准备。
对绥远之战，老蒋还有一个不可多为外人道的算计。那就是最好把它处理成“地方冲突”。
当年的“一二八”会战，外界始终认为是“广东军人”和“日本军人”在斗，不知道中国军队中起码有一半是中央军精锐。
如果没有中央军参战，不可能顶日本人那么久，战局也不会那么好看，但要是中央军参战的真相当时就暴露出来，最后就不太容易收场了，“七七事变”提前进行都有可能。
对此，老蒋自己是甚为得意的，认为既增强了军队实力，又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中日之间的全面冲突。
他让陈诚去面见阎锡山，同样给出了这样一个瞒天过海之计，即为避免日军介入，可像当年的“一二八”会战那样，把战事处理成纯地方冲突。具体办法就是，由汤恩伯第13军化装成晋军（一如第5军的掩人耳目），奇袭张北县，傅作义则负责攻取商都。双管齐下，直捣对方的察北老巢，准保能打伪蒙军个措手不及。
多好的计啊，都用不着你阎老西花一个子。可老阎还是犹豫。
你说得倒好，那要是关东军真的打过来怎么办，他会把帐全算在晋军头上的。别忘了，我后面还有红军，再给来一个“东征”，里外一夹攻，晋绥就全完了。
所以，“非万不得已不可寻敌”。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就分出来了：两头高，中间低。老阎自始至终都怕打，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把火烧到他的山西地界上来。蒋傅不怕打，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蒋是认为日本人不过借此恐吓，并未作好全面决战的准备，中方可用“牺牲到底之决心”逼迫对方让步，以免在南京谈判中吃亏，而傅倒相信日军可能真的会参战，但他身处绥远，退无可退，而实际上也不想退。
不过傅作义处于决策末端，他在名义上得听阎锡山的，偏偏那时候老蒋还命令不了老阎，所以虽然老蒋主张先发制人，主动出击，但在后者那里怎么也通不过，结果两个想打的一头一尾都只能干瞪眼。
最后的决心还是德王帮他们下的。
（709）

德王本来对傅作义还是有点忌惮的，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可是那个田中却在旁边一个劲地怂恿他：你怕个甚啊！
知道“九一八”不，东北军当时号称全国最强的地方军，还不是一打就跑，我们穷追至长城，轻轻松松就拿下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
傅作义有什么啊，不过徒有虚名罢了，不见得比东北军强到哪里去。没准也是个一吓就撒丫子跑路的软蛋，绥远很快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蒙古国”一定比“满洲国”还风光呢。
德王一想，有道理。
要是傅作义真有一手的话，他为什么迟迟没有动静呢，一定是怕了我们。
再看看田中的样子，不出兵也不行了，一万骑兵，那都是日本人投的资，“老板”得看产出啊。
德王马上给傅作义发了份电报，说现在连中央都扶植我，要让我自治了（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中央），就是你绥远不是东西，老是不想让我舒舒服服。“蒙古虽弱”，我也得“作最后之挣扎”。
他要傅作义“自觉自愿”地退到百灵庙以南，否则，他就要“挣扎”了。
看出来了吗，这其实就是一份挑战书。
收到这份电文，傅作义大怒。
不揍你一下，你都快不知道自己姓甚名姓了。好吧，既然你屁股痒痒，我也就用不着再客气了，姑且扮扮老师的角色，以“壮我军威，寒彼贼胆”。
他在看法上终于又跟老蒋走到了一块：如果我们打得快的话，日军肯定来不及参加进来（“倘出以迅捷手段，则日方或不及参加”）。
“挑战书”摆到桌上，蒋阎傅总算形成了一致：打！
不过还没等他们主动出击，德王却已经提前“先发制人”，一头钻到傅作义曾设想过的“口袋阵”里来了，这真是让倒霉给催的。
“挑战书”虽然是由德王的名义下的，但“主帅”却是田中——谁是真正的主子，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田中踌躇满志。几年前，不过在暗室里策划了一个“马玉山路事件”，就由少佐升为了中佐，这一家伙要是打胜了，直接升将军都有可能。
他跟“九一八”时代的花谷正是陆大同期的，后面那位兄弟自此扬名后，似乎就消失无踪了，可见机遇不等人啊，不多杀点人如何有机会“因功受奖”呢。
看看手下，一众虾兵蟹将，都套着日军军服的“皮”，不仔细看，还真以为是清一色的“皇军”哩。
吾领这么多“皇军”，虽与正宗的尚有差距，但全系日械武装，焉有不胜之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5日，田中“升帐”，决定兵分三路攻绥——李守信居左，德王居右，王英居中作为主力。
田中还提出了一个很“励志”的口号：把傅作义赶回山西，让他去跟阎老西做个伴。
在这次攻绥行动中，连李守信都只能当二线角色，跑跑龙套什么的，日本人推出的男一号是王英。
（710）

王英虽然出生内蒙，但与李守信不同，他不是蒙古人，是汉人。从履历表上看，这哥们也是个典型的“跑江湖”的，奉过的主子多了去，当然大多数都是挂个名号，混碗饭吃。他先后跟过冯玉祥、阎锡山、张作霖，反正谁当红就跟着谁。到了日本人过来，他也就“顺应历史潮流”，站到膏药旗下面来了。
在伪蒙军这个圈子里，日本人用的比较多的是李守信，但他们对伪军从来没有真正放心过，为了便于使用，时常要搞搞权力平衡。正好王英过来，一看，也是个老兵油子，和李守信是一对，就有意识地拔高他，因此任命他为“大汉义军”的司令。
所谓“大汉义军”，说穿了就是匪军，都是日人四处招募的关内外土匪和汪洋巨盗，这伙人有奶便是娘，领了钱后，便成天在草原上杀人放火，干尽了各种各样的坏事。成为“伪皇军”后，他们被编成5个旅，共有5千之众，与德王和李守信成三分之势，是除伪蒙军之外的另一支伪军主力。
绥东告急。但在得知伪军即将发动主动进攻后，傅作义却出人意料地冷静下来。
他在思考伪蒙军的七寸在哪里。
这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将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不管外面如何嘈杂，都能做到百般审慎，谋定而后动，而一旦拍扳，则义无反顾。
伪蒙军全部加起来有1万5千人，绥军只有1万人，差着三分之一。伪蒙军的战斗力虽不及日军，毕竟也不是豆腐皮做的，而且此战对傅作义还有一个额外的要求，那就是不打便罢，一打要必中。
你弄个十天半个月，哪怕是始终压着伪军打，从全局来看，也是败仗。
因为到时日本人肯定要干涉，而不管是不是会出动大批日军上阵，局面都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必须要快，在日本人还没回过神来之前，就用“迅捷手段”把伪军给干得没有脾气。
因此第一拳非常重要，绝不能失手，但是一时还看不出这一拳应该打在哪里，那就走着瞧，让伪军给我提供答案。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3日，王英率“大汉义军”从商都出发，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直奔红格尔图而来。
从商都到红格尔图有60里路。伪军花了足足两天时间，其先锋才到达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
来到目的地后一看，乐了。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0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这些“前土匪”们相互对视一眼：今天真是交好运了，冲过去只是一阵风的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6日，红格尔图战斗正式打响。1500名伪军唿哨一声，骑着马，向守军营垒猛扑过去。
很快，他们的表情就由兴奋转向惊讶，再转向痛苦。
（711）

作者：王道子　回复日期：2010-06-19　08:54:59
守军太少了，才3个连，300人，而伪军自己有多少呢，1500人。
不光是少，还老，都活像是退休返聘过来的。
50个壮汉打1个老头，会有什么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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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5个壮汉打1个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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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

对方太能打了，一个个枪法精准，生龙活虎，最主要的是非常镇定从容，伪军冲上去，等于是在充当活靶子。
你还不能说伪军不卖力，在两个小时之内，他们连续发动了6次快攻，不到半个小时就要冲一次。但不管冲击的浪头有多高，最后都跟打在石头上一样，不仅无功而返，还伤痕累累。
伪军不知道的是，他们已经进入了傅作义预设的口袋阵。
口袋阵的特点是，开口很小，里面很大。傅作义把主力部队放在后面，这些人开始不打仗，是准备最后扎口袋用的。放在前面，担任“各县村围堡之守备”的，就是伪军遇到的“老弱残兵”，但其实他们既不弱也不残，都是部队里选出来的有相当作战经验的老兵。
这些老兵的外貌容易给对手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是打他们应该不困难，只要再使把劲就能挤过去。
兄弟我以前打老版本的“红警”就是如此，老是认为自己能打得过去，可又总是半途而废，于是从头再打，乃至到了熬到深更半夜不眠不休的地步。
这就叫上瘾。
伪军打红格尔图上了瘾，他们甚至把这里的电话线路都给割断了，意思就是要切断红格尔图与外界的联系，好好地围上两天。
傅作义电话打不进来，但对这里的情况却看得清清楚楚。
在红格尔图战斗打响的前一天，他已经到达了红格尔图以南100里处的平地泉。
红格尔图这里一开火，傅作义就很快弄清了伪军葫芦里的卖的药。
当时伪蒙军还据有绥北的百灵庙。百灵庙与察北的商都基本平行，中间就是隔着一个红格尔图，田中要打通这里，显然是为了使察北和绥北联成一线，下面不言而喻，就是要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发动，从外线对绥远进行包围。
傅作义要将计就计。
1万对1万5，我正愁总量没你多呢，现在你要分兵一点点吃我，我却正好各个击破。
第一拳不砸在别的地方，就砸在红格尔图。要利用这个对方吞不下也吐不出的诱饵，把一部分伪军吸引并钉死在这里！
傅作义为此还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伪蒙军要把百灵庙、红格尔图、商都做成一条黄瓜，连成一线，我则给他来个“一条黄瓜打中间，全断”。
红格尔图绝不是光守，而是攻的问题。伪军要在这里全包我，我却要从这里反包他——大家都说我善守，我现在要告诉诸位的是：我最擅长的还有攻！
善守之将要打出善攻之将的威名来了。
显然，在老傅的筹谋之中，红格尔图这颗棋子十分重要，无论攻守，都必须做到守得住，立得稳。
担任红格尔图防守的3个连，隶属彭毓斌骑兵第1师（彭毓斌骑兵师）。
他有一个骑兵师，可是增援上来的只有1个骑兵团。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王英的进攻部队却增加到了3个旅——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声势浩大，人喊马嘶。
红格尔图仍然有如一块坚硬的岩石，伪军驰马扬鞭，人和马的嘴里都累得直泛白沫，却还是冲不过去。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到第三天，傅作义出手了。
（71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8日，凌晨1时30分。
两支机动主力冒着大雪严霜，双双出击，开始给口袋阵扎口子。
一支是彭毓斌骑兵师下属的4个骑兵团，骑着马，呼拉拉地绕了个大圈子，抄了伪军后路。
另一支是傅作义的“准机械化部队”。
长城抗战，日军的坦克大炮给傅作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坦克在南天门战役中制造的“闪击效果”更是让他耳目一新。什么叫现代化战争，这才是。
绥远战役没打响之前，他就要求老蒋派类似的“高精尖部队”先行进绥。
老蒋调了中央军1个炮兵大队进来。
坦克暂时却没有，只能自己想办法。
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民族。洋坦克没有，那就造土坦克。后来，老八路打鬼子炮楼，因为缺乏重武器，就弄出来这样有民间特色的“坦克车”。方法多种多样，但基本构造差不多，都是轱辘木板车在下面，上面放张八仙桌，桌上蒙几床厚棉被，浇上水后，一般步枪子弹比较难打穿。“驾驶员”是看不清方向的，全靠旁边的人指点，让他左就左，让他右就右。
当然了，这样的“木板坦克”能够建功，全赖炮楼里也没重武器——要不然只须一炮，“坦克车”就能瘫掉，而且这玩意儿实在也够原始，除了用于瓮中捉鳖外（还得是比较差劲的鳖），并无多少真正的实战效用。
傅作义的绥远虽穷，却有条件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同样是四个轮子，他不用木板车，用汽车。上面不用浸了水的棉被，只是加一个金属罩，然后掏眼装机枪。
“汽车坦克”跟“木板坦克”相比，不仅驾驶员对前方目标一览无余（甚至视野比真正的坦克手都宽），而且最重要的是它能跑得足够快。
这么一武装，原来的步兵立马就可以被改装成“准机械化部队”。
傅作义点的将是董其武，由后者率218旅（董其武旅）下属的步兵2个团，坐着汽车，拉着大炮，在红格尔图附近把伪军切成一个个小块，在更小的范围内“各个击破”。
骑兵跑得快，“汽车坦克”开起来也不慢；骑兵的面前没遮没拦，“坦克”却有“金钟罩，铁布衫”，子弹打在金属铁皮上，乒乒乓乓，愣是穿不过去。再加上伪军无炮，绥军有炮，双方战力对比马上倒了过来。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闪击战”效果就显现出来，红格尔图周边的伪军骑兵被“汽车坦克”到处猛追，犹如惊弓之鸟。天亮之后，彭毓斌骑兵师突然从外围收网，逼近红格尔图。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曾经张狂一时的“大汉义军”被打得原形毕露，本来他们是骑着马从东、南、北三面对红格尔图进行围攻的，此时赶紧拨转马头往北面逃。
红格尔图之役进行的同时，晋军李服膺在南面的兴和乘势而起，把伪军赶了出去。王英两路出击，本来是想两边占便宜的，未料什么都没捞着，还折了老本，人马折损有三分之一强，最主要的是把“精气神”都给打没了。
（713）

对于傅作义来说，打红格尔图却不过是他计划中的小菜一碟。他的真正目标是绥北的百灵庙和察北的商都。
早在红格尔图面临围困之时，他对解围已胸有成竹。
打断“黄瓜的中间”没有问题，一俟“断开”，就可以握着两头松脆的部分大快朵颐了。
此时如果说还有顾虑的话，他唯一的顾虑是会不会给政府的外交造成麻烦。
报告送达阎锡山后，老阎比较犹豫。
百灵庙毕竟不同于红格尔图，那是伪蒙军苦心经营的一个据点。万一百灵庙短时间拿不下来，德王会不会破罐子破摔，索性公开宣布独立呢？另外引发日军直接参战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傅作义说，我可以用奇袭的办法打，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百灵庙。
那时候红格尔图闪击战还未打响，老阎对傅作义的“奇袭”没有什么把握，他的意思，哪怕是“先发制人”，是不是也等汤恩伯第13军到达绥远后再动手。
对究竟要不要打百灵庙，山西军政内部争执不下。其中，徐永昌就认为不能急于进攻。原因也是跟老阎差不多：不知道以傅作义的那点兵力，是否真的能够一击而中。
不管是“急攻派”还是“主稳派”，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如果百灵庙一击不中的话，后遗症太多了。
老阎断不了这个案，只得请示老蒋。
老蒋的积极态度则一如既往，他首先给阎傅吃了个定心丸：你们只管打仗，外交的事不要怕，没有什么问题（“对外交决无顾虑，不必犹豫”）。
如果我们不乘这个时候攻下百灵庙与商都，绥远以后还是睡不好觉（“察省蒙伪匪部如一日不肃清，则绥远与西北一日不能安定”）。
知道山西军政方面仍下不了决心，老蒋按捺不住，决定亲自去做说服工作。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17日，蒋介石飞抵太原，亲临督战。老阎正愁难以决策，赶紧把文武百官都叫过来，听“委座训示”。
说实话，老蒋其时并不可能直接指挥山西，也没有孔明舌战群儒的本事，但他随身带来了外交情报。
情报显示，连日本外相有田都说了：察绥战事，让他们去打吧（指绥军和伪蒙军），我们日军自始至终都没有介入，也不会介入，甚至连（对伪军的）援助都不会提供半点，“中国尽可迎击”。
有田的话，前半段是真的，后半假是假的——没有“援助”，德王和伪军怎么可能如此卖力？
不过如果联系当时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日本的态度了。就在老蒋到太原的当天，红格尔图还处于王英“大汉义军”的三面包围之中，在他们看来，攻下小镇只是分分钟的事。伪军既然自己就能够轻松摆平，这种时候，日军自然不用“介入”，也没必要“介入”。
老蒋就把有田的这番话展示给到会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看到了吧，日本人都说不会“介入”了，诸位为什么还要前怕狼后怕虎呢。
想想日本首相的话总不会有假，众人心里的疙瘩就此解开了。
（714）

老蒋很激动，当场定调，不仅要彻底解决百灵庙和商都，还要把张北也一体拿下，以便一劳永逸。
为了给各位再壮壮胆，他决定使出自己的秘密武器——空军。
就在这一年，南京政府成立了航空委员会，由周至柔出任主任。但真正在幕后起主导作用的，却是担任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
民国时代，宋美龄被称为“空军之母”，一方面是因为中央航空队的大部分军用飞机都是由其负责采购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她确实在中国空军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根据相关记载，宋美龄本人还有轻微晕机症状，但她对战斗机却并不外行，大到飞机设计和性能，小到小零小件的孰优孰劣，竟然都能讲出个子丑寅卯出来。
即使在当时的军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都凤毛麟角，所以说，宋家出能人这句话还真不是虚的。
宋美龄虽只是秘书长，但她对空军的管理却比担任主任的周至柔还要细，张口闭口都是“我的空军”。据说，她对中央航空队的每架飞机、每个飞行员都能做到了如指掌。连当时的老外都知道，“蒋夫人”是空军这支精英部队的实际掌控者，而如果谁要鬼迷心窍，想要从中贪上一点或做“行窃者”的话，必被“处以极刑”无疑。
有“第一夫人”亲自关照，空军日子自然好过。特别是在“两广事变”后期，“两广空军归并中央”，国民党空军编制空前扩大，达到了9个飞行大队，共31个中队的规模。
绥远战役发起之前，老蒋正过五十大寿，大家说要送寿礼。老蒋摆摆手：今年祝寿不收礼，收礼只收战斗机。
于是，收了70架战斗机。
南京的祝寿仪式上，飞机在天上一拉线，现出了“中正”、“五十”四个字，把现场观摩的南京市民惊得目瞪口呆，而蒋氏夫妇更是兴奋莫名，老蒋当即发表观感，要“尽忠报国，复兴民族，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在太原会议上，趁着高兴劲，老蒋给周至柔发去电报，准备让空军参与绥远战役。
此时从百灵庙到商都，再到张北，空军几入无人之境。按照老蒋的设想，只需派2个飞行大队过来，一个负责轰炸，一个负责在上空监视，即可对伪蒙军予以“最大打击”。
阎锡山、傅作义起初跟中央要强力支援，大炮坦克都想到了，还真没奢望过能得到空军相助，顿时眼前一亮。
有这么好的事，那就快点吧。
老蒋笑了笑，伸出三个指头。
3天之内，空军飞绥。
具体路线是，从洛阳机场出发，在太原加过油后，即可进入上述三地作战。
可是老蒋自己也没想到，他的承诺很快就打了水漂。
（715）

空军不是陆军，老蒋自己的意见并不“权威”。虽然名义上的负责人周至柔肯定听老蒋的，但老蒋听谁的，他得听“秘书长”的，而“秘书长”又以空军中的“技术权威”是从。
原来空军要飞到绥远参战，不是准备3天的问题，而是至少得耗费8到9天。除了时间上来不及，还可能过早暴露实力，给以后真正的中日大空战带来麻烦——要知道日本人一向非常注意搜集情报和总结经验。
想玩点“高科技”显然已经不可能了，老蒋没法显能耐，只得看傅作义的。后者果然没让他失望，一个红格尔图“闪击战”，几个小时解决问题，十分地爽利。
老蒋很高兴，他希望能够把这一“闪击战”的经验复制到百灵庙和商都上去，而且“愈快愈好”。
但是这时候前线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
红格尔图一仗结束后，李守信的第2军已大部集结于商都。王英这边一退，李守信那边大惊失色，马上严阵已待。
在傅作义看来，只要对方有了警惕，“闪击”效果就已失大半，因此决定把百灵庙放在袭击的首要目标。
他打算用3天时间完成全部准备，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等待空军入绥。
老蒋知道后，十分尴尬。他只好一再跟阎傅打招呼：不就是打一个伪蒙军吗，晋绥军绰绰有余。
再不提他引之为豪的空军了。
3天转眼就到，傅作义没有等到空中增援，倒是等来了汤恩伯第13军，不过他已经用不着后者帮忙了。
但凡善用兵者，全在一个字：细。所谓慢工出细活也。
3天里，他已派人反复对百灵庙一带进行侦察。侦察情报，别人都是用普通探马，他用的却是大将——那个既勇且智的孙兰峰。此君据说腿还不好，一条腿瘸的，可是跑起路来却机敏得很。这不由让人想到另一个“跛足将军”庞炳勋庞瘸子，打起仗来一条腿都愣是不输给别人两条腿。
孙兰峰其时是旅长，他亲自去百灵庙，那深入虎穴的胆气也丝毫不让与《亮剑》里的“李云龙”。只不过他比后者架子更大，跟他一块去的不是警卫员，而至少得是团长。
当然，孙兰峰不可能像“李云龙”那样跑到百灵庙里面去，他侦察的是外围。毕竟红格尔图枪一响，伪军看到一只兔子跑过都会放枪，如何还能再让人进去。
百灵庙里面的情况是临时抱不得佛脚的。傅作义很早就让人进去侦察过了，伪军的工事筑得怎样，有多少人马，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
等到孙兰峰拿着外围第一手的资料回来，傅作义结合里外的情况，再跟众将一道推敲：打的那一天，你们往哪条路走，在哪里集中，朝哪里突破。一条条“过”，一点点“抠”，丝毫来不得马虎。
所谓奇袭，看起来好像就那几个小时的事，其实功夫全在诗外。
（716）

对傅作义奇袭百灵庙的意图，无论是田中还是德王，事前却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因为德王其时还没有公开举反旗，在他给傅作义的“挑战书”中，不还厚着脸皮说中央是“向着他的”吗？红格尔图之役，伪军是主动的，傅作义必然会发起反击，这一点他能预料得到。可是老傅还会一不作二不休，主动进攻伪军的“领地”，就有点始料不及了。
不过你要说百灵庙的伪蒙军完全没有警惕，倒也不尽然。
驻守百灵庙的是德王第1军的一个骑兵师（第7骑兵师），加他的一个直属骑兵部队，总共近3000人。不过担任各层次指挥的都是日本军官，计有四五十人之多。
一般来说，日本军官的军事素质比伪军总要高些。红格尔图的枪声，把商都的李守信都吓了一跳，日本军官及其情报机构自然也不会毫不设防。
傅作义想告诉对方的是，你们不要怕，我不会打百灵庙。
用行动，不用语言。
他先调了一个骑兵团出绥远首府归绥（今呼和浩特），大张旗鼓，说是去换防的。
如果要有重大的军事行动，人还嫌不够用呢，如何还能再调兵出去“换防”？
一个疑点被排除掉了，另一个疑点是归绥城剩下的部队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冲着你们去的。
傅作义把部队每天带到城东30里地去搞“拉练”，早上出来，晚上回去，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日本指挥官们放心了，演习而已嘛。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1月22日晨，留在归绥的晋绥军像往常一样，登上汽车，分多路纵队出了城。
不过方向不是往城东，而是往城西。不是演习，而是玩真的——突袭百灵庙。
这套程式，当年关东军在“九一八”前后曾经用过多次，如今要回报到他们训练出的伪军身上来了。
不过百灵庙不同于红格尔图，后者我是主，我守他攻，而前者却是我为客，我攻他守，再加上百灵庙一带“环滁皆山也”，攻也不是那么好攻的。一旦僵持不下，对方援兵赶到， 形势就会急转直下。
因此，傅作义对此战就一个要求：快（“最速疾动作，敏快手段”） ！
知道归绥离百灵庙有多远吗，足足300多里地呢，就算骑着马，一两天也跑不下来。
可是傅作义早已不用马了，他用红格尔图一战中已牛刀小试的“汽车坦克”，后面这玩意跑起来比马还利索，而且中途根本不用休息。
晚上8点，担任中央纵队的一个步兵团首先到达百灵庙。可是出现了一个意外。
下了车后冰天雪地，四顾茫茫，抬头望天，阴云密布，连星星都看不见。
草原上最怕就是摸不着方向，这下可好，连确定方位的座标都没有。
（717）

幸好还有一个“草原之宝”可以认。
这个宝贝就是牛粪。内蒙草原上，无煤无树无电，只有靠干牛粪来燃烧，所以有干牛粪处必有人家，而且多为人家集中之处。
步兵团找到位置，集中就没有问题了。
10点，从各个方向赶到的部队全部到达预定地点。
12点，天空出现了信号弹，百灵庙四围开始热闹了。
这个草原之夜，没有琴声，只有枪声和喊杀之声。狂沙，关山，边角，大风，只听弓弦崩响处，万马（车）奔腾。
凌晨1点，攻击全面铺开。未几，外围山头被尽数占领。
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日本军官们指挥着伪蒙军，依托营垒和工事竭力抵抗。感觉挡不住时，甚至把庙里的喇嘛都赶出来参战。
晋绥军一连组织七次冲锋，打到早上7点，均无法突入百灵庙。其时，天已经快亮了。
对进攻部队来说，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对手的援军随时会到来，己方将转入劣势和险境。
不行，一定要尽快结束战斗。
百灵庙之战，孙兰峰还只是副指挥，总指挥另有其人，也姓孙，叫长胜，这位是靠骑兵起家的。
长胜长胜，名字吉利，眼见得要一战成名了。
整体无法突破，那就选一个点。
孙长胜看中了东南山口。
他命令把大炮集中起来，都推到东南高地上，对伪军进行摧毁式打击——你们就闭着眼睛朝他们的阵地上轰，把炮弹轰完为止！
眼看轰得差不多了，马上组织“汽车坦克”群从山口往百灵庙冲。
这种一口气不歇的“组合拳”，果然把伪军给打懵了。当官的见势不妙，坐上汽车就开溜。没了指挥官，一帮伪军如同无头苍蝇，哪里还有招架之功，就想着往哪里逃了。
东南火力猛，往东北跑吧。
两个小时之后，晋绥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与红格尔图一样，百灵庙一役仍然胜在“闪击”二字。继王英之后，德王的精锐主力也一蹶不振了，20多名日本军官大部分都没逃掉，均被生擒活捉。
百灵庙大捷影响深远。
先前我们一直不出手，一直在忍耐，可是还要忍多久？已经没有人能忍得下去了。
突然有一天，一个草原英雄，一个寂寞高手突然出现在大家视野当中，他俯仰天地，挽弓射雕。我们终于出手了！
全国上下久被日人压迫之气得到极大宣泄，那情形如同是今天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看到霍元甲、陈真、叶问们跳上比武擂台，痛扁那些张狂的东瀛武士。
这一战对日本的“对华北工作”，特别是“内蒙”工作确实是一个沉重打击。百灵庙既失，等于拔掉了日伪军安插在绥北的一颗钉子，其向西延伸的侵略线被拦腰斩断。
战役结束的当天，老蒋十分兴奋，当即就发了电报，把挑事的责任都归到德王身上，然后劈头盖脸一通臭骂，说这位王爷“轻启战祸”，所以该着倒霉——现在知道了，真要打仗，你哪是人家老傅的对手啊。
至于百灵庙，那是绥远的地方，兄弟你早就该背上铺盖卷滚蛋了（“应遵前令，一律迁出”）。
（718）

德王吃了亏不敢多响，只好找关东军帮他说话。
这时的关东军司令官为“一二八”会战时的“陆军长老”植田谦吉大将，参谋长是转正后的板垣征四郎少将，一老一少也被傅作义的这几下子给弄懵了：没想到绥军出手这么快，没想到伪军这么不经打。
他们赶紧安抚德王，发表声明，说关东军对伪蒙军有“极大之关心”，现在弄到这步田地，我们一定会站出来帮小弟一把，“采取适当之处置”的。
南京外交部第二天就答复了，口气从未有过的强硬：打伪军没商量，不管背景如何，“自应予以痛剿”，因为这是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潜台词是你吓不倒我。
实际上当时关东军不光是吓，确实有过直接上阵，舞刀弄枪的意思。但是关东军要出兵入关，就必须请调令，而后者在参谋本部那里通不过。
石原当时虽只是一个小小的课长，可人家指导的是战争，告诉日本人应该怎么打仗。这位“天才”刚刚提出一个“先北后南论”，在陆军高层内部十分走红，大家正在学习贯彻兼领会精神呢。
关东军嚷嚷着要出兵，参谋本部的这些人把石原的文件拿来一对照，摇摇头，还是先不要轻举妄动的好。
看到关东军没有动静，老蒋来劲了。
此时汤恩伯第13军已到达绥远，空军也做了出战准备，按初步预计，至少可投入70架战斗机赴援。
傅作义如此快就解围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再加上中央军的地空协同，商都、张北焉有不克之理。
可是阎锡山的头脑却不像他那样发热。
绥军进攻百灵庙，关东军或可坐视，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属于绥远的。但商都和张北却不同，那是宋哲元和土肥原签“秦土协定”后划定的“非武装区”，一旦进入，牵涉面太大，甚至关系到整个华北“非武装区”的界定，到时关东军还能放任不管吗？风险实在太大了。
徐永昌也认为，日本是为了要对苏备战，所以才尽可能避免和我们直接交锋。本来苦心竭虑要避战的是我们，难道现在还要主动拉着日本打架不成。
老阎说不动，伪军却不肯善罢甘休。
百灵庙一溃如斯，等于是在田中脸上狠狠扇了一巴掌，多年经营付诸东流。他得把局面给扳回来呀。
李守信要防守商都，德王不会打，王英打伤了，田中就把“大汉义军”的副司令雷中田给叫过来，让后者以距百灵庙70里的大庙子（锡拉木伦庙）为基地，把德王和王英的残部集中起来，对百灵庙发动反攻。
在动手之前，田中玩了一个花招，那就是让王英指挥2千骑兵，从商都以北绕出，摆了一个pose，意思是要声东击西。
太小儿科，傅作义一眼就看穿了。
你不就想分我的兵吗，我分。
不过不是往商都去的，而是奔着大庙子以南的乌兰花而来，统兵将领即为百灵庙立下殊勋的孙长胜。
（719）

孙长胜一出动，对大庙子就构成了直接威胁，田中不得不让王英的部队驰援乌兰花，同时大庙子的伪军也得想办法挪个窝了。挪哪去呢？百灵庙呀，不正好要“反攻”吗。
可还不能全挪，得留下部队防着孙长胜从后面夹击。本来要集中兵力进行“反攻”的，商议下来，只得留下“大汉义军”，让雷中田带着从百灵庙逃回来的骑兵第7师残部，去完成这个明显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田中本来要分傅作义的兵，结果却分了自己的兵，就此便一发不可收拾，落入了后者“将敌遮断，各个击破”的连环计。
这雷中田早年是西北军的小喽罗，还加入过抗日同盟军，没搞出什么名堂，就到“大汉义军”里来混了。人马少，他也不太敢马上就向百灵庙发动反扑。
胆小就得诱他。
傅作义仅安排孙兰峰领一个团居于百灵庙，其余大部队或后撤，或伏于周围。
雷中田一看，百灵庙空虚，果然就带着骑7师过来了。
甫一接仗，孙兰峰有模有样地打了一阵，然后退却。雷中田高兴了，哪里走，拿命来。
把性命交上去的是他自己。傅作义迅即出手，雷中田惊讶地看到，对手一下子从小股变成大股，自四面八方涌来。
噼里叭拉一阵乱打，骑7师再次折了腰不算，雷中田自己都挨了子弹，一不留神把小命都给送掉了。
像当初败走百灵庙一样，剩下的人马回头就逃，又钻进了大庙子。
德王一见傻了眼，照这个样子打下去，自己的老本岂不是要折得一个不剩了吗？
这时候他做了一件挺不“仗义”的事，把骑7师主力调往布拉图庙，只留了少数兵力在大庙子防守。
王英一看就明白了，这是德王知道大庙子已成绥军的攻击目标，想让“大汉义军”给他做挡箭牌，以免最后的那点本钱一道被“损失”掉。
王英也不是一个善人，当下就不干了：好哇，一个红格尔图，我不是也赔了本钱进去，大难临头，怎么就你知道保存实力。
他马上去找了日本顾问。
看见德王部队那顾头不顾腚的衰样，日本顾问也是“恨铁不成钢”。
我们花这么多力气培养你，怎么能如此不争气。
王英说要把原来骑7师在大庙子的岗哨和警卫全都撤下来：索性不要这帮鸟人防了，我们自己来吧。
日本顾问点头同意。
正合傅作义之意。
在开战前，傅作义就设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大庙子的伪军进行策反。而这次替换上来的伪军正好就是策反成功的那一批。
一共两个人，都是王英手下的旅长，一个叫金宪章，一个叫石玉山。
当初，这两哥们既然肯顶着汉奸的恶名参加伪军，自然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可是眼瞅着傅作义太猛，在他面前除了碰得鼻青脸肿，一点出头的机会都没有。
人生在世，要么出名，要么发财，结果辛苦了半天，这两样都没落着，连活下去都成了问题，岂不冤杀个人。
此地不宜留，更投佳处去。
现在王英给他们机会换岗，天赐良机，不正好吗。
傅作义给予重赏。不过他说接洽投降这事还得按江湖规矩办。
（720）

什么叫江湖规矩？
《水浒传》里说得很明白，要入伙，得交“投名状”。不弄几颗日本人的人头过来，我怎么知道你们是真情还是假意。
有了内应，傅作义攻取大庙子的信心更足了。
作战之法，仍是出敌不意，长途奔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4日，他再授孙长胜以前敌总指挥之职，令其率“汽车坦克”队直奔大庙子。
前两次都只须一天半天的路程，这次却用了3天。
不是汽车没油，主要是经过百灵庙之役后，日本人再也不敢忽视绥军，已经派出飞机助阵，所以“汽车坦克”不敢白天走，只能利用晚上行军。
等到接近大庙子时，有人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来人是金宪章的参谋长。鬼子脑袋还没能割了拿来，但他带来了“免费赠品”——大庙子内部情况以及一张军用地图。
问：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慢？
孙长胜指指天上，怕日机轰炸。
那参谋长告诉孙长胜一个办法，实际上是大庙子伪军与日机的联络信号：你们用白布在地上铺一个“井”字，鬼子就不会投炸弹了。
这法子好，孙长胜大喜过望。
“参谋长”交待完就回去准备“投名状”了。
没了天上的顾虑，绥军在地面自然打得放心多了。孙长胜一声令下，向大庙子发起进攻。
负责外围阵地防守的是石玉山，他闭着眼朝天乱放了几枪，就带着人马投了过来。有的伪军部队甚至都等不及去联系接洽的人回来，自己就在阵前宣布反正了。
伪军打仗，后面都有日本人给看着。日本顾问气得七窍生烟，这也太过分了吧，由此，他对“大汉义军”的“忠诚”起了怀疑，连带就捎上了负责在内线阵地防守的金宪章。
要是姓金的“良心”也坏了，那还了得。
他赶紧通知骑兵第7师，要来个先发制人，抢先把金宪章给收拾掉。
金宪章自从准备反正后，比谁都紧张，就怕被日本人发觉，没砍掉对方脑壳，自个脑壳倒先掉了，所以日日夜夜派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见日本人要动手，情急之下，也顾不得什么时机不时机了，立刻分兵两路，一路去杀日本顾问，一路去袭击骑兵第7师。
这次弟，都是有你无我，留你的脑袋就不能留我的脑袋。举着刀的反正部队眼睛都红了，首先冲入营帐，把27个日本人全砍翻在地，接着又与绥军里应外合，把骑7师的2千伪军骑兵都给灭了个精光。
王英虽然在红格尔图已经吃过亏，但那还不能算他的主力精锐。他手下最拿得出的就是金石两个旅，手中的武器都是日本人给的好枪好炮。现在连这两个旅都反了正，“大汉义军”就走到末路了。
王英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带着残兵败将往张北逃。
张北有他的日本主子，可这时候气急败坏的主子已经变了脸：27个顾问，不是被傅作义抓住的，竟然是被一手“栽赔”的伪军给砍掉的，太让人上火了。
二话不说，缴械。枪给你们也只会当擀面杖使。
（721）

在汉奸这个行当几进几出的“民国吕布”石友三曾有一句名言：不知道的都以为汉奸好当，你进去就知道了，不容易！
王英是个老混混，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再一看日本人的脸都黑了下来，知道这里没法呆了，只好孤身一人到天津做他的寓公去了。
在红格尔图未被围困之前，受阎锡山的影响，老蒋对绥远战役或多或少还保持着一点谨慎的态度，让傅作义打到绥远边境即止。
等到红格尔图即将解围，百灵庙之战就要打响，他就不这么想了，脑子里已在盘算收复张北。
再到百灵庙和大庙子都被先后拿下，老蒋完全不把伪蒙军放在眼里了。
这时候，“塞外英雄”傅作义也是意气风发，提出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商都和张北全部收复过来再说。
老蒋对傅作义的意见自然是大力支持，同时指示阎锡山，继续进攻商都。
老阎却主张适可而止。
见山西方面按兵不动，老蒋急了，赶紧派陈诚再赴太原，催促阎傅“最好能于三日內占领”商都。
老阎被逼得没办法，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
一开会，果然没有一个赞成继续打下去的，并让陈诚去电劝老蒋稍安勿躁，“从长计议”。
陈诚是干什么来的，当然不愿意。
说你们山西人胆小，还真没说错。
老阎怒了。胆小就胆小，反正我不会让傅作义去打商都。
陈诚不肯发电报，老阎就自己写，把老蒋的命令捡起来，上面批了一个字“不”，然后扔到门外面去了。
这时候，蒋阎傅的态度又回到了绥远战役之前。
蒋傅仍然认为关东军的威胁只会停留在口头上，并不会动真格的，现阶段打了胜仗，正是穷追猛打，一劳永逸的大好时机。
阎徐等人则说国防建设未准备好，惹急了日本人，可能过早引起中日间的正式战争，到时不仅绥远无着，连山西都悬了。
几个谋划者之间，既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也确有对时局的不同研判。站在其时其境，要说谁一定对，一定错，还真的很难界定。
事已至此，老蒋颇有无可奈何之感，毕竟晋绥这里当家的是人老阎，在硬性催促、软性激将都无效的情况下，只能把主导权还给对方。
正好此时有情报递过来，说东北军因援绥抗日的请求得不到批准，导致内部不稳，“剿共”不力，老蒋便同意“对倭缓和进行交涉”，自己转赴西安召集军事会议。
虽然绥远战役并未如老蒋想像中那样“把革命进行到底”，但也已足以让他吐出胸中一口闷气了。
在这场可以说是对日示威的战役前后，老蒋已先后失去两员重臣。
（722）

作者：又见寒雨连江时　回复日期：2010-06-22　18:51:49
关老师！您的文章第721回中的“这次弟，都是有你无我，留你的脑袋就不能留我的脑袋”，这其中的“这次弟”似乎应为“这次第”。如李清照之词《声声慢》中的“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其义是“这般情形这般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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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0月25日，杨永泰在武汉被剌身亡。
死时他还有一口气，支撑着对身边的人说，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了，我的生命是跟国家连在一起的，这样死了没有什么遗憾。如果说还有不甘心的，那就是国家正处内忧外患之中，我没法为之尽力了（“所可惜者，有志未逮，国祸方长耳”）。
这位被外界称为国民党中“当代卧龙”的旷世奇才，早年即志向远大，但真正能一展其生平所学，还是在得到老蒋赏识后才开始的。十年之中，他帮助老蒋南征北伐，从“削藩策”，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到经略大西南，在内政外交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可以说很对得起自己的“主公”，是“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另一种典型。乃至于他的死，也很有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意味。
杨永泰被剌的理由，却是因为他“亲日”。
当时他的身份是湖北省 ，任期内，武汉也曾发生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反日示威游行。杨永泰很担心此举会像成都、北海事件那样，引起日方的借机勒索，因此在游行结束后，他本人即亲赴汉口日本总领事馆进行道歉，未料由此就被民间列入了“汉奸”和必杀名单。
当然，这份名单很长，不止他一个，比如黄郛、张群、唐有壬，反正只要你跟日本人打交道，哪怕是说话稍微软一点，一个都逃不掉。
遥想当年杨永泰还未见到老蒋时，黄郛曾多次在自己的义弟面前提及并举荐之，称其为海内奇才。到杨永泰被剌前后，黄郛却也已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了。
严格地说，黄郛并只不是老蒋的臣，更是兄，是友。
他患的是肝癌。主政华北的那段不堪经历以及随后社会上的种种非议，彻底击垮了这个和杨永泰一样腹有韬略的政治家。
当时的中国，手术台上的疑难杂症，一般都要请日本医生来操作。不需要他自己开口，日本大使馆几次主动上门推荐，说我们派最好的医生来帮你治。
黄郛摇摇头，拒之门外。
他这一生，可以说几乎所有屈辱都拜日本人所赐，一直到病入膏肓，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上面写着的，不是“亲日派”，就是“卖国贼”。
在性命悬于一刻之时，他宁死也不愿意登上对方提供的小船，哪怕凭借这条小船，有可能顺顺当当地坐到大船上去。
脚下是波涛如怒的大海，前面只有一块摇摇欲坠的木板，他不是不明白，以自己的状况，已经难以独自走到彼岸，但他认了。
生命早已在倒计时，名誉也早已毁尽，剩下的只有对那个不可理喻的倭夷之国的满腔愤恨以及对国事的忧虑。
有一天，有一个人到医院里来看他。
看到这个人，黄郛忽然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以致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723）

没有人知道一惯稳重的他为什么会如此失态。只有守候在身边的那个聪明女子懂得丈夫的心思。
因为来访的是何应钦，此时又正值两广事变爆发。
看到何应钦来访，想到的是北方：他们一起共事，在华北整整抵御日本两年，可是现在中央势力却已无法立足，不得不心惊胆战地看29军在那里独自玩平衡木。
两广事变乍起，想到的又是南方：外患未止，内忧不断，仍然是四分五裂，仍然可能是一盘散沙，仍然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种局面不知何时才有尽头。
难道我们曾经做出的所有努力，蒙受的所有屈辱都要付之于东流了吗？
真是凄凉心境，堪向谁诉。
沈亦云走出门去，偷偷地给老蒋发了份电报，示意对方：你义兄心里还是放不下国事，你安慰安慰他吧。
凭良心说，老蒋不是一个薄情寡义之人。让义兄替自己“跳火坑”，甚至有时也加以指责或利用，亦是内外压力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内心里，他对黄郛“为国劳瘁，苦心匡救”，以致累垮，是存有很深的感激和歉疚之情的。在黄郛住院期间，虽然日理万计，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但还是经常会发电报来探问病情。
接到电报后，他立即复电一封，让沈亦云转告黄郛：两广那边的事情我已经摆平了，“桂事粗定，国事渐趋光明”，你不要担心，还是安心养病，赶快恢复健康要紧。
等老蒋从广州回来，又专程去上海的医院看望黄郛。这一回，他把对方最关心的事告诉了义兄：抗战准备已经过半，再等个几年就可以全部就绪了。你个人所受的那些屈辱，国家都将得到回报。
老蒋一走，黄郛就对沈亦云说：要真是这样，我纵然死也值了（“果能如此，死且无憾”）。
没过多久，即撒手西去。
老蒋深为痛惜，亲自发布褒扬令，极尽哀荣。九年后，抗战胜利，老蒋不再介意披露当年的一些隐情，又再次明令褒奖，称赞黄郛作为文臣，其功绩堪比战将（“樽俎折冲，功同疆场”）。
杨永泰和黄郛，一臣一友，皆为蒋之股肱，他们一个曾苦心经营西南后方，一个曾舍命维持华北前线，做的都是跟抗战有关的事，身前身后袭来的滚滚骂名却都跟“亲日”和“卖国”有关。
真是让人憋气啊。
一个绥远战役，终于让一直潜在水下的老蒋探出脑袋，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心里这个舒坦。
让他觉得爽的事还不止这个。
老蒋当初之所以对策动绥远战役那么积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趁着日本对苏联进行备战，一时无暇分身的机会，以自己的“敢于牺牲”来吓退日本人的“不敢牺牲”，从而在中日南京谈判上达到“以战迫和”的目的。
张群与川越谈判前后达8次之多，前7次，日本人谈的内容竟然都跟蓉北两案没有直接关系，摆明就是来讹咱们的。
前7次谈判结束，老蒋干脆不谈了，跑绥远去干了一家伙。这么一干，把谈判桌上日本人的各种非分想法都给干没了。
（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