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当时南京政府尚不知道杨虎城也是西北事变的发动者之一。作为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竟然还希望通过冯钦哉的关系，托杨虎城来“营救介公脱险”。
这个目的当然无法达到。不过经过冯钦哉这么一倒戈，西安东面防守再无屏障可言，中央军东西夹击古都之势已成。
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挫失，使张杨倍感压力，他们非常希望能得到外界的支援，哪怕是声援也好。
西安事变之前，张杨曾通过各种途径试探过各路诸侯对蒋的态度。当时这些大小诸侯的表情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深恶痛绝，尤其是对那个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
看那样子，如果有条件，他们发动兵谏的劲头绝不比张杨来得差。
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发布全国通电，就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纷纷响应。
可是他们在关键时候却走出了一记错着。
在那份八项抗日主张的全国通电后面，他们除自己署名以外，还甭管愿意不愿意，又把被扣的中央要员的名字都一古脑写了上去。
此举原本是要增加通电的份量和气势的，但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几乎把人心都给弄乱了。
看到通电的人少不得在心里嘀咕：难道除了老蒋是坏蛋，其他人包括那些中央大员都是好人？或者说，我们和南京政府以及中央军仍然是一道儿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立场该往哪儿摆了。
电报发出后，第一天无人应声。
第二天，宋哲元率先作出了答复。
在这之前，他曾专门召集手下的谋臣武将进行商议。
曾几何时，老蒋曾希望能用秦德纯来影响宋哲元，可却一直未能如愿。不过功夫毕竟不是白下的，秦德纯可以在萧振瀛在时，跟宋哲元咬耳朵，说萧某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他自己却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坦白承认，原来他受老蒋的影响也不小，尤其是那次在庐山“推诚相见”的谈话，令他大受感动，实际上也是很想“以国士报之”的，只不过时机未至罢了。
现在时机显然到了，因为自从萧振瀛被迫离开后，第一军师的宝座就非秦德纯莫属，宋哲元最听他的话了。
在观察众人特别是宋哲元的神色后，秦德纯先小心翼翼地说了一句：要说老蒋啊，这两年的有些做法确实不咋的。
但是——
如果他真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情况就更糟了，因为国家没人统领，只会四分五裂。
秦德纯的潜台词一听即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蒋在，我们老睡不好觉，怕他“削藩”，但要是他不在，一旦日本人打过来，光靠29军去顶，那就可能连睡觉的床都没有了，还“藩”什么“藩”。
秦德纯的话确实说到宋哲元的心坎上去了。对啊，怕的就是这个。
宋哲元给张学良发来电文，上面没有一个字的支持或者同情，全是“忠告”：“忠告”张学良确保“委员长”安全。
他的屁股完全挪到南京政府那边去了。这样的电报真是看得人心里拔凉拔凉的。
不过，到此时为止，张学良仍然相信有一个人一定会支持他的。这个人就是老阎。
（742）

作者：苏涂涂　回复日期：2010-06-28　20:24:33
虽然不想说，可还是忍不住要指出老关的不足。怎么老不写日期呢？（绝非指责，不要生气）
南京开会哪一天？轰炸关中哪一天？洛阳之变哪一天？潼关倒戈哪一天？事变结束哪一天？非科班出身的诸公真的都清楚吗？
现在单线叙述还不打紧，77之后，叙述一旦由单线变多线，华北华中华南事情一起来，不写日期的话，肯定有人会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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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大的方面都有标注，特别是后来加入了民国的编年。不过因为不是专门的学术文章，亦有别于一般编年史，其节奏变化主要还是由争端的解决过程和人物的表现来串连的。西安事变的这几段都是在几天之内进行的，标的过细恐有害文意，读起来也可能不会太顺畅，但我会遵兄意见，在这方面多注意，能标注的尽量标注。

还记得一起“犯颜直谏”，流着眼泪说“我们自己干吧”的动人情景吗？
少帅甚至认为，在兵谏这件事上，自己与老阎是形成了一种神交默契的。
果不其然，到第三天，总算又盼来了复电，而且真的是老阎从山西发过来的。
真够哥们。
打开函电一看，张学良的手发抖了。
不是激动，而是给气的。
宋哲元不过是“忠告”一下，老阎却几乎是在教训人了。
电报上一共提了四个问题，问了五个“乎”，集中在一起，就是说张杨扣蒋的行为，完全是在“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
你们闯了这么大的祸，看你们怎么了结（“何以善其后乎？”）。
通篇没有支持，没有理解，没有同情，全是一副兴师问罪的嘴脸。本来应该是最大的同盟者，却突然摇身一变成了最强有力的反对派。
宋阎的电报一问世，立刻影响了一大片。
除四川的刘湘尚态度暧昧外，起先驻足观望的广西李白、云南龙云、山东韩复榘都赶紧跟进，发电表示支持南京政府。
不过韩复榘却在里面玩了一招滑头，明里拥蒋，暗里却又发一份密电给张学良，说“服从副司令，愿效前驱”。
韩复榘背地里在打着什么主意，张学良又岂能不知。这种两面派的手法，只会让他更感伤心和气愤。
以前，我想跟着老蒋干时，你们全劝我不要“愚忠”，而且一个个信誓旦旦，说要反蒋到底，好，我如今带头反蒋了，怎么样，你们却全哑巴了，甚至喝我的倒彩！
他终于看透了这些人的用心，其实加起来就是两个词，一个词叫虚伪，一个词叫自私。
这个世界上没有朋友，只有两种似乎跟朋友搭界的人，一种叫出卖朋友的人，一种叫被朋友出卖的人。
张学良倍感痛苦。他已经发现，在这场多方博奕中，自己其实并不是一个可以控制全局的主角，而只不过是一枚棋子，一枚无法决定进退的棋子。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4日，经过会晤交谈后，端纳致电南京，表示张学良有意请孔祥熙和宋美龄一道去西安。
在“亲友团”看来，这应该是“一周大限”到来之前，第一个让人欣喜的好消息了。
孔宋都愿意应邀赴西安之行。可是主战派马上就不让了。
端纳的电报可信吗，这老外以前是张学良的顾问，别是他们串通好了来诳咱们的吧。
他们是不是想通过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代理行政院长诱过去，然后多出一个重要人质，从而加重他们谈判桌上的份量呢？
至于蒋夫人，也一样，请是假，诱是真，去西安只会“加以拘禁”，多个人质而已。
不可不防啊。
见遭到拦阻，宋美龄大为着急，坚持端纳十分可靠，张杨并非诱骗，自己非去不可。由于言语过于激烈，她也顾不得再扮什么端庄淑女了，几乎是捡着手榴弹就扔，什么厉害上什么，就差没脱口骂娘了。
（743）

争论归争论，宋美龄也感到，孔祥熙如今身份不一样，老蒋不在，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首脑，万一真的又被扣住了，那就太难看了。于是，她在随后和端纳的联系中，便提出，自己排除万难，一定会来，但是孔祥熙身体状况不行，“医生坚嘱”不能坐飞机，能否用宋子文或者顾祝同这些人代替。
西安方面答复：同意。
宋美龄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和平营救，终于跨出了第一步。
但这并不表明后面的事顺利了，相反更为棘手。
由于仍然得不到任何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老蒋尚存活人世，南京的军人政客特别是主战派的心情越来越焦躁。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6日，南京政府发布对张学良的讨伐令，何应钦就职总司令。此后，刘峙被任命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顾祝同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东西两路部队各集结10个师，可谓重兵压境。
虽碍于“一周大限”，步兵暂时未动，但洛阳集中的空军已经待命出发。
消息传出，西安城内一片混乱。
此时在张杨方面，实际上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力量足一点，有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在陕甘可用于抗衡，杨虎城的第17路军兵力本来就很单薄，一共才2个军，在冯钦哉军倒戈之后，仅剩孙蔚如军聊以维持。
置身这种强大外部压力之下，担任西安卫戍任务的第17路军开始出现不安，一些人指责张学良，认为是他把大家带入了一条走不出去的死胡同。还有人声称，只要中央军有一颗飞机炸弹落进西安城内，就铁定会先毙了姓蒋的。
看起来，老蒋小命要玩完了，即使不在飞机轰炸西安时“中奖”，也可能被愤怒和惊恐弄得不知所措的官兵给处死。
关键时候，老天拯救了他。
下雪了。
飞机无法越过华山。
西安是轰不成了，但炸弹也没有带回去的道理，飞行员在回去的路上，就一路走一路扔，结果，洛阳至渭南一带，“被轰炸者已不胜数”。
此时张杨的处境十分艰难和尴尬。外面重兵围困，即将兵临城下，内部也充满乱象，每每让人惊心。
张学良决定出面劝说和感化老蒋。
老蒋原先由第17路军卫队营负责看管，由于担心他的安全，张学良便把他接到了东北军控制范围，每天好茶好饭好招待，一有空就向他诉说自己发起事变的初衷，说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但老蒋的态度总是有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他怎么可能再给对方好脸色看呢。
一个月前，才刚刚办完五十大寿，全国开庆祝大会，献飞机的献飞机，唱赞歌的唱赞歌，激动之余，他亲笔写下了一篇妙文，谓之“五十生日之感言”，副标题是“报国与思亲”。
那个时候的他百感交集。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路走来，是多么不易，你看，往南，迫走红军，经略西南，压服闽变，搞定两广，往北，慑服老阎，震住商震，吓退韩复榘，拉住宋哲元。
这还只是对内，对外则要在打又打不得，和又和不成的情况下，与日本明争暗斗，斗政略，斗战术，斗心机，乃至无所不用其极。
（744）

作者：林间秋日　回复日期：2010-06-29　17:19:09
潼关者，古之函谷关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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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个虫子，潼关和函谷关好像是两个地方，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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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确实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惭愧之至。不知受什么时候的影响，脑子里老是把潼关和函谷关记成一回事，实际不然。正确的应为：函谷关在河南境内，秦汉时期确为关中最后一道关。但东汉以后已废驰，其险关地位交给了潼关，后者位于河南。二者只是在一条纬线上，比较近而已。近代但讲潼关，而不讲函谷关。
特此更正。

请假条
明后两天（6月30-7月1日），因有事在身，暂停更新。

真个是仇敌满天下，没一天能消停的，如果神经略微脆弱一点，就非得像那个汪精卫一样落荒而逃，跑国外去养病不可了。
但这一切，他都熬过来了，忍不住自己都要佩服一下自己：收拾天下，舍我其谁？
在杀伐果敢的同时，貌似坚不可摧的老蒋却还有不为外界所知的感性一面。他常常会像黛玉葬花那样，感怀自己儿时丧父的不幸，这就是作为一个“孤孽子”的“思亲”。
然而不管多难，他仍然相信自己一定能够完成“武力统一”：走到现在，离目标只是几步的距离而已，再使一使劲就能跳过去了。
父亲在天之灵会赐我力量的，所以“思”了“亲”以后，他要接着“报国”。
西安事变却在他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从背后给他狠狠一击。那感觉犹如在半空中摔落下来，摔得体无完肤，满身伤痕。
事变当晚，到处都是啸叫的子弹。转眼之间，他的秘书死了，警卫死了，叔侄死了（蒋孝先称蒋介石为叔公），而他自己，只是侥幸未被流弹射中，才在穿着睡衣，腰部摔伤的情况下，被从山洞中“请”了出来。
这是一个冰冷剌骨，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怖之夜。
在被执进入西安城时，一个叫唐君尧的东北军将领看到他，忽然一边敬礼，一边落下泪来，说两年前我曾经在庐山受训时见过您老人家，不意现在“苍老多矣”，国家不可一天没有“委员长”，善自珍重吧。
老蒋当时没有说话，但西安事变后，曾特许唐君尧到溪口谒见张学良，并亲口对唐君尧说：你对我的那份情谊，我永世也不会忘记。
在刚刚被抓住的时候，蒋介石并不知道第17路军也参与了“叛变”，所以还在为杨虎城担着心哩。
可是在被押送路上，却意外地看到西安城内的士兵竟然都佩有“17路”的臂章。
第一感觉，仍然不是第17路军参与事变，而是杨虎城危矣。
因为昨天晚上他宴请东北军和第17路军将领时，杨虎城并未露面。
现在一想，是了，一定是张学良这小子先一步用请客的方式把杨虎城诳了过去，然后将其扣留了。
那么为什么这些当兵的会戴“17路”的臂章呢？
老蒋给自己找出的解释是，那是东北军缴了第17路军官兵的枪后，换了他们的衣服，出来掩人耳目的。
所以一开始他几乎把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到了来劝他的少帅身上，为此，张学良又哭了好几次鼻子。
两天之后，老蒋才知道，原来杨虎城也“叛变”了。这才想起，将入西安前杨虎城对他承诺的那些话，原来全是为了蒙蔽他，以便将其瓮中捉鳖。
对于天天对别人讲仁义礼智信那一套的老蒋来说，无论是自尊心还是自信心，如今都已到了不堪的程度。
（745）

对张学良的愤恨终于匀到了杨虎城身上，尤其在前者为了顾及他的安全，与来西安的端纳一起，力劝他搬至东北军驻地时，这种感情更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
张学良说，端纳都来了，相信我，我一定会送“委员长”回京的。
老蒋喜出望外，好啊，什么时候启程。
张学良拿出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事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要放你走，总得对方方面面有所交代吧。
请你签个字。
老蒋的心喀噔一下又沉了下去。
对于张杨来说，此字一签，西安之围立解，而当初起兵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老蒋如果签了这个字，就等于宣告“武力统一”的计划被迫中止，对于这一点，他实在不甘心。同时，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自己一天到晚，开口成仁，闭口取义，到头来却可能被外界说成是在“叛将”的枪口下，被迫答应了对方提出的条件，蒙羞且不去说他，关键是以后可能会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在国民党内永世不得翻身，而后者是老蒋万万不能答应的。
所以老蒋说，字我不能签，要不你打死我吧，我还能落个好名声，所谓“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是也。
他还不是光这么说说的，连给老婆的遗书都写好了，准备让人带给宋美龄。
从这份遗书上可以看出，蒋宋两口子的感情还真的不错。老蒋在遗书后面特加一语，让宋美龄无论如何不要来陕西，以免遭不测。写完后他怕被没收，又特意让去南京的信使背了两遍。
张学良知道后，干脆连人带遗书都给扣留了。少帅此时已从端纳嘴里了解到，南京城里只有宋美龄等少数人是主和的，其势力远远不及主战派，遗书送过去，再加上一句劝告自己老婆不要来西安的话，那不是给主战的那些家伙送去加快动武步伐的口舌吗？
老蒋本来是准备等死的。
但是有一天他看到张学良“形色苍白”，脸都变了颜色，情知有异。
一问，原来是南京政府发布了讨伐令，飞机轰炸渭南，差一点就要来空袭西安了。
张学良是这么说的：完了，本来这两天就准备送你走的，给中央空军在渭南那里一炸，大家都巨愤怒，看来暂时走不成了。
论心机和算计，张学良毕竟不是老蒋的对手。寥寥几句话，老蒋已经从中听出了极其丰富的信息。
他认为，外面逼得越紧，里面的人才会越安全，如此说来，自己性命应该是保住了。
张学良希望老蒋即使不签字，也能再写封信到南京去，但不是送“遗书”，而是“去函停战”。
可是老蒋铁了心不让一步。
少帅拿这老头子没有办法，吓又吓不住，骗又骗不了，只好去找那些被扣的大员们。
一见面就说：这两天何应钦攻得太急，两军已经打起来了，我们这边还伤了人，我得去前线指挥，这两天没工夫来陪诸位了。
看这些人一个个装痴作呆，眼神空洞，张学良情急之下，只得又跟上一句厉害的：要是姓何的还是不断进攻，我就只好请“蒋先生”和你们一起转移个地方了。
（746）

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搭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里会出现内乱。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747）

后面这句话甚是吓人，隐含的意思让大员们没一个再敢坐着不动了。
不就是想让我们帮你退兵吗？何必绕这么一个大圈呢。
陈诚实话实话：这事你找我们没用啊，你应该让“委员长”跟何应钦说。
在张学良看来，这句纯属废话，我要能搞定老蒋，还来找你们这帮滑头干什么。
你们得另给我出一个主意出来才行。
关系大伙的生死，蒋百里及时站了出来。
前面提到过“两个半军事家”，居于首位者，即为蒋百里。
民国兵学家，蒋百里诚为第一。这位“中国士官三杰”之一（另两位为蔡锷和张孝准）、保定军校校长，虽然在实际指挥军事时，也没打过什么太让人眼前一亮的漂亮仗，但论起纸上谈兵的战略问题，却实在没几个人能超过他的。
这道理大概跟理论科学家与实验科学家的区别差不多，前者像霍金那样，就算完全瘫痪，坐在轮椅上，只要两只眼睛能眨巴，也一样能捉摸出世界上最高深复杂的物理理论来。
蒋百里原本是在北洋体系中混的，他给袁世凯当过军事参议，做过吴佩孚的总参谋长，甚至也跟过孙传芳。后来蒋唐战争，他又帮着唐生智来反蒋，当然最后还是败了，并因此锒铛入狱。
老蒋那几年正瞪大眼睛四处招贤与能，当下也顾不得蒋百里曾经屡次跟自己做对，很快就将其从牢子里给放出来，并拜之为上卿，咨之以“当世之事”，也就是筹划国防大计。
当时在老蒋周围搞国防框架的，实际就是三个人组成的一个草头班子：蒋百里负责“形而上”，弄第一期国防计划以及考察国外军事这些内容，朱培德则和唐生智等人负责“形而下”，组织整军备战以及督建国防工事。
蒋百里是搞战略的，平时跟老蒋相处的机会也很多，对后者的心思总能揣摸个七不离八。
不是老蒋不想对何应钦喊话，只是他不能跟张学良两个人答成这样的协议，而如果换一个方法，让他的部下，也就是关在这里的大员们对他予以“劝进”，则另当别论。因为只有如此，老蒋才能既有台阶可下，又不致给他未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蒙上一层阴影。
蒋百里对张学良说，要不这样吧，你去跟“委员长”讲，我要去看他，他一定会答应的，到时我再借机行事。
张学良对老蒋一讲，后者果然点头同意。
于是，张学良便先陪着蒋百里去面见老蒋。这是老蒋“落难”后与被扣大员们的第一次相见，君臣此时重逢，自然是不胜唏嘘。
蒋百里开门见山，说到了“去函停战”的事。知道老蒋又要做大义凛然状，赶紧提醒他注意一个严重后果——
如果中央军攻得太急，将“促之中变”，西安城要乱起来的。
蒋百里的这句话，马上击中了老蒋的要害。
是啊，你想过没有。张杨虽然投鼠忌器，一时不能拿你怎样，但外部压力如果大到一定程度，他们极可能控制不住自己的军队，下面的官兵万一被逼急了，可不会像他们的长官那样客气。
（747）

因为系统的原因，又导致重发了，抱歉

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惮，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748）

看到老蒋的脸色有所缓和，蒋百里又不失时机地递上话来。
我们都晓得“委员长”是不怕牺牲的，可是我们得想想，倘若战端扩大，老百姓就倒霉了，西北就遭殃了，国家就又分裂了，为大局计，还是彼此留一点回旋余地为好。
后面这些话入情入理，即维护了老蒋的面子，又给他指出了另一个更严重后果：一场内战将会因此全面爆发。
面子有了，脑子也清醒了，接下来就是做具体技术分析。
蒋百里的意思，是请老蒋写封信给何应钦，告诉对方，自己不久就可以回南京了，让中央军不要再急着发动进攻，至少得先把飞机轰炸给停掉。
老蒋老谋深算，摇了摇头，很难做到。
信我可以写，但南京那边会相信吗？毕竟我现在人还没放出来。
再说了，究竟停战几天呢，或者说，可以在几天之内放我回京。如果是两三天问题当然不大，但张杨的要求是得七天，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是缓兵之计，何应钦又岂能识不破，而这样的要求，我也肯定不能提。
老蒋要人家两三天内就放他走人，张杨又不答应。蒋百里只好劝他：处于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总得派一个人到南京去传递消息才好。
老蒋仍然摇头。
又卡在那里了。
躲在屋外的张学良非常着急，此时也顾不得隐身了，直接跑进房间告诉老蒋：前线正在冲突，如果中央军继续进攻，我们只好“向后退却”了。
这话吓住过部分大员们，却吓不住老蒋。
老头子犹如高僧坐惮，始终“置若罔闻”。
无可奈何之下，张学良作出了让步，同意老蒋按停止轰炸三天的口吻，给何应钦写信，并由蒋鼎文负责带至南京。
端纳闻讯，立即致电南京，告知这一消息。
听说老蒋要何应钦停止轰炸三天，主战派中无人肯信，并且声称，只要老蒋一天不离开西安，他们就一天不能接受这样的命令。
就算命令是真的，谁又能证明，它不是出自于张杨的胁迫呢。
我能证明。
蒋鼎文一回南京，就把在西安的详详细细经过给大家说了一遍。听到中央大员特别是蒋百里这样的大军事家也都赞成停战，众人才相信命令确实是老蒋亲笔所写，并出自其本意。
那就停三天吧。
停是停下来了，但是僵局仍在，不知如何才能予以打破。
要“政府”和“叛逆”直接面对面谈判，主战派那里根本通不过，即使和平派的政客们也觉得不能丢这个面子，所以要想破局，只能找中间人进行斡旋调解。
这时朝野有一种舆论，认为西安事变可能是苏联暗中策动的，孔祥熙急得没法，竟然想起要让苏联政府来做中间人。
苏联事前对西安事变毫不知情，为了避嫌，第一时间就在党政机关报《真理报》、《消息报》上发表社论，谴责张杨，以撇清自己与此事的关系。
现在南京突然提出要他们介入，只好两手一摊，这都哪跟哪啊。
因为当年的同江之战，我们跟张学良是结怨的，这些年都没什么联系，如何帮你们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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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不行，就找阎锡山。
老阎一划拉算盘，觉得这是一件既得人情，又捡便宜的好事，欣意允诺，并准备派手下的老谋臣赵戴文、“二把手”徐永昌去西安。
但张学良此时已恨他到极点，知道这位又是来兜生意的，因此愤然对身边的人说：我决不让老阎做这一票买卖。
老阎“买卖”没做成，空欢喜一场。
宋美龄则越来越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全。她料定张杨在无力抵御中央军，又被四面围困的情况下，一个最大可能就是乘飞机携蒋出逃。
说起飞机，宋美龄可不是一个外行。她自己也乘机去过西北，知道那里大多山地崎岖，飞机很难着陆，而像样的一点飞机场，又尽为中央军控制，张学良的座机去不了。
如果一定要飞，能飞往哪里呢？
很可能是陕北“共区”。
这个念头让她坐卧不安。
转眼间，三天“停战期”过去了，原来宋美龄请求的“一周大限”也正好到期。可是和平谈判仍无一点眉目，还要不要接着打呢。
宋美龄要求再延长三天，没人敢公开反对，停战于是“展限三日”。
有这么大的力道，是因为宋美龄此时的身份和地位又变了。
老蒋还活着，这就意味着，她的老婆仍然是那个供大家仰望的“第一夫人”，而不是什么一般“妇人”或普通“国民”。
直接谈判无法启动，中间人又找不到，“亲友团”决定按照原来的方案，派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陕。
宋美龄本来也想一起去，可是在即将登机的最后一刻，却被和平派的高官们拉住了，理由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委员长”不在，只有你能震住主战派，不让他们轻举妄动。
于是，兄妹二人行变成了宋子文“单刀赴会”。
事实上，在宋子文未赴西安之前，蒋张的日子都不好过。
三天已至，老蒋没能等到获释的消息，张杨同样很失望。
行了，八项条件，你也不要说全部答应了，就答应前面关于改组南京政府等四条吧。
老蒋回不去，认为张学良失信，正火大着呢，立即回答：你不放我走，别说四条八条了，我一条都不答应。
对大舅子能在这个时候“冒死”到西安来搭救自己，老蒋起初并无心理准备。
宋子文和孔祥熙，虽同为蒋之内戚，也都善于理财，但老蒋素来喜孔恶宋。原因是宋子文从上到下，从头到脚，几乎每个毛孔都洋化了，平时最喜欢放在嘴里讲的就是洋人那套规矩，而这个让老蒋极其头大。
老蒋自己尽管不敛财，可他得花钱啊，有的究竟拿去作何用途还不能明讲，得意会。偏偏宋部长既不能“意会”，也不愿配合，总是要反来复去地问：这钱你拿去做什么用？
或者干脆挑明：钱款从哪个财户上拨，汇到哪去？
这能都跟你讲吗，老蒋感觉自己难受得要命，就好象伸手向人乞讨似的。
孔财神就不同了。这兄弟立场摆得很清楚：我就是蒋老板的财房先生而已，钱反正都是老板的，他拿去干什么用，给谁不给谁，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只要知道他啥时候要，随时能把银子取出来给他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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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对比，老蒋就认为宋子文是故意在跟自己对着干，所以两人经常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就在西安事变之前，他们还曾为军费开支超额的问题而大吵过一架，差点就动起手来，弄得宋子文负气出走。
现在谁都知道西安城里最危险，谁肯轻易跳此火坑？
看来吵归吵，闹归闹，还是情谊无价啊。
老蒋百感交集，几乎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到老婆带来的字条，说要是宋子文三天内回不了南京，就来跟自己同生共死之后，情感上再也绷不住，失声便哭了起来。
强人，原来也是挺脆弱的。
谈起如何脱险，老蒋的打算仍然是以战逼和，即外面的中央军只要逼得越紧，张杨就可能越软弱。
但宋子文的感觉却完全不同。通过与张杨的谈话以及对西安城内气氛的观察，他兜头给自己妹夫浇了一盆冷水，忠告他：正因为外面逼得急，张杨才更可能走向极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看你还是不要硬顶为妙。
从宋子文说话的语气中，老蒋察觉出了异样，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因此当张学良再次来看他时，态度已经明显软了下来。
不过让张学良哭笑不得的是，都这时候了，老蒋竟然还想使避实就虚之计。
他主动提了两条，一为允许东北军开往绥远抗日，一为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但对于张杨最关心的四项条件，老蒋却推托说应交中央执监大会讨论，因为光他一个人说了不能算。
这话就只能骗骗小孩子和不谙中国国情的老外，谁不知道在南京政府，只要你老蒋点了头，什么大会都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
张杨不满意，老蒋不答应，宋子文亦觉一筹莫展，他决定和端纳一起立即返回南京。
老蒋是在睡梦中被大舅子叫醒的，得知对方马上就要走，不由心头一惊（“讶其归之速”）。
事实上，宋子文急着要离开这一是非之地，并不是为了保命，倘作如此想，这位财神爷就不会只身到西安来了。
他急着回南京是要找破局之策。
与端纳这个洋老外不一样，曾担任过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既谙熟国情，又具备很高的政治眼光。此次西安之行，让他得出了与南京的主和派、主战派以及老蒋本人都截然不同的判断和结论。
主和派说，可以离间张杨的关系，但宋子文分明看到，这两人虽然在一些问题上态度不一，但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尚无翻脸相斗的可能，而且两军官兵对发动西安事变都持绝对支持和拥护态度，也就是说，扣蒋至少在西安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主战派说，只要大军出动，东西夹攻，西安将很快被攻下，而“委员长”也能脱险。
宋子文则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东北军、第17路军和红军已经“三位一体”，是一个“令人生畏之集团”，虽然西安比较难守，但他们可以退至广大的陕北苏区，到时三军用命，加之凭借西北的有利地形，守个把月绝对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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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蒋以战逼和的策略，宋子文就更不能认同了。他相信，如果大规模内战开始，第一个要倒霉的恰恰就是老蒋。别说放他了，小命保不保得住都很难讲。
与张学良谈话时，对方曾亲口告诉他，如果战端升级，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为安全起见，只能把“委员长”交给共产党。
就在离开南京时，宋子文还在犹豫，究竟是军事解决好呢，还是政治解决好呢。
到这时候，他已经坚定信心：只有政治解决一途！
因此，才要急着赶回南京做说服工作。
伤离别，离别就在眼前。此时蒋宋心里都充满了酸楚：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机会吗？抑或只能重逢于九泉之下？
老蒋强打精神，作英勇无畏状，叮嘱宋子文不要再回西安，当然也不要让誓言“同生共死”的老婆来送死。
他要宋子文转告何应钦，一定要在五天之内完成围攻西安的计划，那样他就可以安全了。
宋子文连连点头，心里想的却是另外一码事。
我走了，后天再来看你。
走出门，却又再次返回，并且加重语气：我一定会回来的。
老蒋的眼泪差点又没忍住要掉下来。
今日一别，可能永世不得相见，多看一眼算一眼吧。
老蒋知道上次的遗书没能送到南京，所以这次又写了，一共三份：老婆大人一份，两个儿子一份，给全体国民一份。
在他心里，已经完全不做宋子文返回的打算了，等于是在“托妻托孤”。
跟以前一样，张学良仍旧又把遗书给扣了下来——
假如战争真的扩大，我可以用人格保证，一定会把这些遗书送到南京，可现在不是还没打吗，怎么能送呢。
宋子文人在西安，能走不能走，还不是可以由他一个人决定的了的。
张学良的意思是：干脆，你就不要走了，反正回南京也没什么用。
此时针对老蒋的“顽固不化”以及内外部越来越大的压力，张杨也变得有些垂头丧气了。
宋子文赶紧告诉他们，自己决心推进政治解决，现在的一个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老蒋“听天由命”的状态。
怎样改变呢？
就是去南京把宋美龄接过来，让她做老蒋的劝导工作。
一听这话，张学良吃惊不小，他劝宋子文不要这样做，表示如果西安真的爆发战事，他不一定能完全确保“蒋夫人”的安全。
但宋子文信心十足，因为他已经构画好了一个初步的解决方案。
除了带自己的妹妹同上西安之外，他还要再邀两人。
一个是刚刚回南京的蒋鼎文，由他负责处理可能会出现的军事问题。
说是说解决军事问题，其实一方面是做军方代表，另一方面也是做给张杨看的：我们往返两地是为了和平交涉，绝不是忽悠大家，或一去不回。
另外一个是戴笠（黄埔第6期）。
在很大程度上，戴笠也是起到一个象征作用。由于支持老蒋的军人中，黄埔学生占很大比例，如果他能来西安，可以代表黄埔系，让张杨放心。
宋子文提出的方案，正合张杨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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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贴过一百了吗，谢谢大家！

自从上次蒋鼎文回南京后，他们不能不产生出一种担心，那就是对方在玩金蝉脱壳之计，张学良不放宋子文走，多多少少也含有这种顾虑。
现在这种顾虑证明可能真的是多虑了。
对宋子文回京，张杨不疑，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们却大起疑惑之心。
因为蒋宋的关系非同一般，宋子文本人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非蒋鼎文等所能及，在他们看来，既然西安不能释蒋，张杨又有什么理由再把宋子文平平安安地给放回来呢，应该把他也扣起来当人质才对啊。
更何况，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关系在朝野上下也是无人不晓，都知道他俩是多少年的铁哥们。如果这两人背着大伙玩玩猫腻什么的，谁知道啊。
为了解释和通过自己的方案，一向恃才傲物的宋子文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来接受怀疑者们的轮番拷问。
或曰：是不是“委座”在张杨的逼迫之下，已经在四项条件上签字了？
关系到老蒋的“气节”问题，宋子文赶紧澄清：你们难道不知道“委座”的为人吗，他怎么可能会违心签字呢。这是对他“人格之污辱”。
在老蒋还存活于世的情况下，当然没人敢出言不逊，进行“污辱”。
有人便顺坡而下，抓住这一点不放：你说的不错，只要“委座”还被扣在西安，遭人胁迫，他就不能同意任何条件！
宋子文张口结舌，很感无语。
何应钦则从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宋子文再赴西安倒没什么，但是让蒋鼎文和戴笠同去则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蒋戴二人都是军队系统的，如果到时张杨进行“威逼”，让他们把我方的军事进攻计划都供出来，那可怎么办？
“质疑”来“质疑”去，无非围绕两种可能：不是“委座”自己“屈服”了，就是这姓宋的跟张杨穿一条裤子，背叛了“委座”。
宋子文平时跟老蒋都敢对着干，其它文武百官更不放在眼里。趁这机会，有嫉他的便在背后群起而攻之，并大泼脏水，谓之：“西安事变总策划师”！
眼看矛头马上要集中指向自己了，宋子文愤然而起：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事变解决”以分分秒秒计，你们却还在这里怀疑我，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我宋某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非得到西安那种险地去过把瘾，你们为什么都不去？！
质疑的要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提出了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别的都不要扯了，你“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委员长”究竟是什么意思，是要军事解决呢，还是政治解决。
宋子文心里当然明白，老蒋在他临走时说的清清楚楚，必须“军事解决”。
他不能够窜改“圣意”，但又知道非政治解决不行。
为此，宋子文只能剑走偏锋，以外交辞令作答：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条和平解决之道，“委员长”他老人家也肯定不希望看到内战发生啊。
这话答得还真够水平，既坚持了“和平之道”，又没有歪曲老蒋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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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氏兄妹的坚持下，南京的大员们连续开会讨论，最后确定为再停三天。
但是此三天非彼三天，停的不是地面进攻，而仅仅是飞机轰炸。
得知情况严重，丈夫不是离危险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后，宋美龄立即准备动身出发。
在她看来，和平营救老蒋这件事就像在造房子，端纳算是奠基起了个头，宋子文接着把柱子墙壁建好了，最后上梁盖顶的工作当然得由自己来完成了。
就在飞机快要起飞时，一个女人哭着跑过来，死活要上飞机。
一看却是蒋鼎文的太太。
蒋鼎文被扣西安，蒋太自然是天旋地转，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等到丈夫奇迹般地第一个脱险回京，又有一种喜极而泣的感觉。忽然没几天，身边的人竟然要重返她认为的那个“龙潭虎穴”，再次面临着送命的危险，顿时整个人都要倒下去了。
天上一脚，地下一脚，过山车也没这么玩的。
她没有办法不让丈夫去，能想到的就是一起去，死也死在一块（“力请偕行”）。
宋美龄当然不能让她去。大家是去办事的，不是上刑场，夫妇两人这么一路哭哭啼啼，就算去了西安也不成个体统。
劝住了蒋太太，宋美龄自己的心里其实也是七上八下，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将是什么。
到了洛阳上空，她往下面一看，飞机场上轰炸机排列整齐，正待命出发呢。
不是说三天之内停止轰炸吗，这是在干什么。
一行人立刻在洛阳作短暂停留。宋美龄端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架子，告诫洛阳空军将领们：绝对不准进攻。
宋子文说再停战四天，宋美龄要求的却是无限期——除非得到“委员长”命令，否则连派轰炸机靠近西安都不行
再登机往西安飞，离目标越近，心情也越忐忑。终于在到达西安飞机场上空的时候，女强人支持不住了。
她悄悄地掏出一支左轮手枪，然后塞到端纳手里。
请你答应打死我，如果“军队哗噪无法控制”，士兵要碰我的话，请你立即朝我开枪，“万勿迟疑”。
端纳连忙安慰对方：不会的，他们不会碰你。
请答应我吧。
她几乎是用哀求的眼神望着身边的老外顾问。
等飞机真的在西安城着陆，宋美龄却又马上恢复了镇定从容的神情，似乎方才的一切都不是发生在她身上。
张杨闻讯，急忙来见。对他们来说，这个场面比较尴尬。一般而论，你抓了人家老公，做老婆的就算不跟你玩泼妇的一套，满地打滚，至少也会怒容满面，兴师问罪。
但是宋美龄的样子跟以前全无区别，好象她是出公差，正好偶然路过，来看看各位的。
尴尬很快就变成了自然，大家再说话就方便多了。
宋美龄敢于到西安来赴险，并不光是出于夫妻间的感情，纯如蒋鼎文的太太那样“要死死一块”。
她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判断，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可能的确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同时，不管是从私人情谊，还是以她对张学良为人的了解，她都认为后者不会对她怎样，至少不会把她关起来做“人质”。即使在情绪差一点失控时，她担心的仍然是“无法控制”的士兵，而不是张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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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后，她注意到张学良“其状甚憔悴，局促有愧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
当然，仅此还不够。
她要从侧面小小地试探一下。
宋美龄用一种很不经意的语气对张学良说：等下你就不要让你的部下搜我行李啦，主要是翻乱之后不好整理。
张学良闻言大惊失色。
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这么做呢。
此时的宋美龄对自己的安全已经有了几成把握。
礼，很重要。有了礼，才有敬。有了敬，才有惧。有了惧，才可以慢慢劝解。
她一路观察，发现西安的街道上并没有出现自己原来想像中的混乱情景。这说明，张杨仍能控制得住军队。
现在紧张的人变成了少帅。
把宋美龄一接到张宅，他就赶紧问，要不要马上安排见一下“委员长”。
宋美龄笑了笑：不急不急，先坐下来喝杯茶好了。
她当然希望立马就能见到自己的丈夫，可是这事急不得，必须让张学良意识到，自己的心情一直很平静，而且始终是信任对方的。
此后的很多细节，老版本的电影《西安事变》都交代了。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这个场面：老蒋早上翻旧约，上面写着一句话，大意是从前英雄救美，现在要美救英雄了。
但实际上这位落魄之人当时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在见到宋美龄突然出现在面前后，他起初是不敢相信——不是已经交代宋子文，让你们都不要来了吗。然后是眼睛一闭，“愀然摇首，泪滑潸下”：完了，你这不是自投罗网么。
接下来，自然“美”先得安抚“英雄”，但最关键的还是考虑怎么把“英雄”给救出去。
宋美龄劝老蒋见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恩来。
在西安事变猝发时，陕北中央原先也是不知情的。此前中央红军确实已陷入了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之一，随着冬季到来，物质极度匮乏，甚至已做好了再次长征的准备。
得悉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后，大家第一个反应是大快人心，第二个反应是“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
局外人很难想像国共之间的积怨，那是一种真正的血海深仇，十年征战和厮杀，使彼此在对方眼中都成了不可戴天的仇人。
即以分立两大阵营的黄埔学生而言，十年之前，他们曾是同窗，是朋友，可以彼此问候，然而十年之后，却再也找不到任何可以互相拥抱的理由了。
当时的鄂豫皖是国共黄埔将领争斗的主战场。红25军军长蔡申熙（黄埔1期）战死时年仅25岁。临死时，他对陈赓说，如果你能见到“蒋校长”，让他在黄埔校史上补一笔，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1期的蔡申熙死于1期的胡宗南之手，呜呼哀哉。
陈赓后来在上海被捕。见到老蒋，就转述了蔡申熙的话。当然蔡申熙是不是真的说过这句伤心之言，还真得打上个问号。毕竟国共两党的情形和环境完全不一样，双方使用语言多有不同，而且鄂豫皖苏区当年的“肃反”也是搞得相当恐怖，特别是针对黄埔出身的红军将领，若是发现有什么“风吹草动”，下手几乎从不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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