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后三更，今天延误，没准时很抱歉。

一旁的宋子文趁势插嘴，希望周恩来施以援手，让老蒋迅速离开，否则再耽搁的话，只会让局势进一步复杂和恶化起来。
周恩来答应了这一请求。
事实证明，蒋周的二次谈话极其重要。如果周公不在关键时候扮演关键角色，说服杨虎城，老蒋是很难安然无恙回他的南京城的。
在苦等消息的过程中，蒋氏夫妇着实受了不少罪，他们几乎是在煎熬中度过的，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从十一点半等到一点半，再从两点等到三点，两人注视着屋里的电话，那里始终没有传来他们需要的喜讯。
忽然，宋子文跑了进来——杨虎城终于被说服了。
接着进来的是张学良。
现在天已经晚了，要不明天早上飞南京吧。
宋美龄一跃而起：还等什么等，等他们改变了态度再来抓我们吗？！马上就走。
高兴归高兴，要离开西安的心情也未必不比宋美龄更急切，但此时老蒋却想到了更深的地方。
这杨虎城虽然暂时被说服了，答应放我一马，却没有说什么时候让我走，要是他又忽然反悔了，或者等我的飞机上了天，再在下面玩阴的，给我一炮怎么办。
所以在跑路之前，一定得先把姓杨的给稳住。
与自己老婆比起来，老蒋的心机终究还是要深沉得多。
走都要走了，他还把张杨叫过来“训话”，不过没有责备，只有宽慰：尽管西安事变属于“叛变行为”，但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答应的事也都会一一照办。
说是说给两个人“训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讲给杨虎城听的。
从杨虎城“推翻协议条件”开始，老蒋就知道杨虎城意在“大西北”。西北，这是多重要的一块地儿，舍了身家性命也决不能放手。可是现在你还在人家枪口底下，言不由衷就是必然的了。
他告诉张杨：我把西北交给你们了，将来打算搞一个西北五省的统一军事机构，让你们负责。
这就叫投其所好。说白了，就是骗人。要是老蒋真有此意，哪用得着请周恩来帮他从中斡旋啊。
前脚把张杨送走，后脚蒋氏夫妇一班人就赶紧去机场。到了机场一看表，已是下午4点。
正要登机，忽然有一个人急如星火般地赶来。
这个人如果是杨虎城，老蒋的心就得悬在那里了。幸好不是，是张学良。
事实上，当天就释蒋的决定，都是张学良根据蒋氏夫妇的意见，在很短的时间内确实下来的，乃至于“三位一体”中的杨周均毫无察觉。
直到被叫过来“训话”之前，杨虎城还不知道当天释蒋的消息。来了之后才发现，老蒋马上就要上车去机场了。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低声告诉他：现在就放蒋走。
杨虎城愣住了。
不满几乎是一定的。放我是同意放了，可是什么时候放，你总得事前跟我们商量一下，知会一声吧。
可是当着老蒋等人的面，这话还不怎么好说，更不能跟张学良争论，只得硬着头皮一起听“训话”。
（765）

应该说，老蒋没有像他老婆说的那样，马上就跑，而是执意作“临行话别”，并在话里暗示要把西北交给张杨，对稳住杨虎城多多少少是起到一点作用的。
此时如果后者突然翻脸，把兵派到机场，阻止飞机起飞不是没有时间。
在回去的路上，杨免不了要说几句：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周先生”知道这件事吗？
张学良则是一脸无奈：今天不走不行啦，你也看到了，我们下面还有这么多人不同意释蒋。夜长梦多，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呢。
让杨虎城更感郁闷的一件事发生了。
张学良说他要亲自送蒋进京。
不会吧，我们肯送佛已经不错了，你干嘛一定要送到西天呢。
但张学良决心已定，他当即写下手令交给杨虎城，言称自己不在，东北军即由其一体指挥。
如此一来，杨虎城也无话可说了，只得眼睁睁地望着他离去。
对张学良要送他进京的事，老蒋起初也是不同意，“再三阻之”。
倒不是不乐意张学良陪送，能和东北军的首领在一起，这一路上的安全系数无疑要大得多。他所顾虑的是张学良手下的那些将领，一旦没有少帅镇在这里，“无人统率”，会不会继续“乱来”。
听张学良说已交杨虎城安顿，心下稍安，于是一齐上路。
等到“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一个——周恩来闻讯赶到机场时，飞机早已远去。
周公黯然神伤，仰天长叹：何必摆队相送，还要负荆请罪呢，你会吃亏的。
在获悉张学良亲送老蒋赴京后，东北军幕僚始而“谔然大哗”，继而垂头丧气。有人甚至愤而说出了“竖子不足与谋”这样的话。
谋臣尚且如此，将官就更不用说了，军内一片沮丧。
历史听到了叹息和怨言。
然而如果我们愿意从张学良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就会知道“负荆请罪”并非完全出于其一时之冲动。
当时国内外舆论对西安事变大多不予认同，对张杨更是群起而攻之，这一点张学良虽人在西安，却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得到，并背负了很大的精神和心理压力。加上扣蒋放蒋又争执这么长时间，外界对张杨恶感更甚，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上不会不进行质疑，张学良确实有表白自己的必要。
但表白，不一定要亲自送蒋。
其实西安事变的解决要说复杂也复杂，要说简单却也十分简单，就取决于对蒋的两个态度：杀还是放。
杀，最容易，一了百了。但一场全国性的大内战是避免不了的，而张杨必成众矢之的，到时免不了会形成“天下共讨之”的局面。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违背张杨当初发动西安事变的初衷。
放，最困难，而怎么放，更是见仁见智，很难说哪种方式最合适。
张学良的做法，实际是要么不放，要放就放彻底，把丢失的感情全部弥补过来。
（766）

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又到奔命的季节了，近段看来只能每日更新一次，而且时间还不能固定，不然自己就得直接倒地上了，呵，希谅。

国民党内为人处事，表面靠制度法令，其实大部分还是要依赖彼此的私下交情，不然的话，也不会兄弟帖子到处乱飞了。蒋张曾经是中央和诸侯关系的“典范”，可是一个西安事变，“最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张伤了蒋。虽然由于力主放蒋，二人关系已出现缓和，但张学良肯定认为仅此还不够。
发动西安事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希望老蒋停止内战，领着我们一块杀回东北去。现在他虽然口头答应下来，却没有任何签字协议等保证（事实上，张学良本人也不认为这些有用），那靠什么维持信用呢。
还是得靠交情。
亲自陪同，“不留痕迹”地放蒋，完全可看成是交情的一次大投资。
张学良只忽略了一点——蒋介石跟他不同，后者的谋略和心机都是他很难猜度，或者猜度不到的。
或许这才是造成他不幸结局的真正原因。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5日，5点20分。
老蒋一行抵达洛阳。
一干文武官员得知消息后，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然而当老蒋下机时，他始终是一脸阴沉，且不发一言，丝毫没有全身而退后那种的喜悦和兴奋。
除了身上有伤，病痛未愈外，老蒋的心情可以理解。
虽然宋氏兄妹反复安慰他：你的声望不仅没有因为西安事变而下降，反而还因祸得福，像坐着直升飞机一样升了上去。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谁能全信呢。
在洛阳住了一个晚上，信了。
洛阳万人空巷，鸣炮庆祝，以致店铺里的鞭炮都被人抢售一空，不是“洛阳纸贵”，成了“洛阳鞭炮贵”。
这叫什么，这叫民意。他仍然是那个无人能撼倒的“领袖”。
恢复自信心之后的老蒋马上反“客”为“主”，向张学良提出要求，释放仍被扣在西安的中央大员。否则，南京他也不回去了。
事已至此，张学良除了点头应允，似乎也没有其它价好还了。
西安则在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刻引起了内部争执。
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的相当一部分官员都不主张放人，认为老蒋一走，就剩这几个宝贝了，一旦予以释放，己方手中可打的牌将所剩无几。
还有人指出，张学良跟老蒋他们在一起，没准已经被对方“反扣”了起来，谁能说电报一定出自其本意呢。
杨虎城自然也是顾虑重重，但他却顶不住东北军，实际上是东北军中的“老派”王以哲、何柱国等人的意见。
后面这一派原先也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上来的“少壮派”，用以抗衡汤玉麟、万福麟等奉军时期的元老人物，但经过西安事变，孙铭九等新“少壮派”又借势上来了，他们就成了“老派”。“老派”没有“少壮派”那样激进和“什么都敢干”，他们要维持住自身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听命于张学良，唯“主公”之命是从。
王以哲、何柱国断言，电报就是张学良本人发出来的，照领导指示办没错。
杨虎城虽说手上有张学良给他的手令，其实哪里命令和指挥得了东北军。王何要放人，他也难以坚持。
（767）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26日，经历14天“蒙难期”的蒋介石自洛阳回到南京。
一下飞机，好家伙。
那些诚惶诚恐的接机官员就不提了，单是机场四周就人头攒动，欢迎他回京的南京市民多得数不过来，据说当天有超过40万百姓前来迎接。
两天后，宋哲元、韩复矩、阎锡山等华北豪雄均派代表到京进谒，给“委员长”压惊洗尘。
老蒋又活过来了，而且活得比以前更滋润，自言“洵有隔世之感”。
当然，漂亮活还是要做的。
他宣布因“对部属管教不严，工作失职”而引咎辞职，辞去委员长及行政院长职务，同时“自请处分”。
国民党内开会研究和讨论的结果，丝毫不出人意料之外：恳切慰留。
至于那个什么“处分”，再也不要提了，只有功而无过。
照例，还要再来一次。
于是，又“请辞”。跟着又开会，再“慰留”。
如是两次，一二不过三，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与此同时，老蒋还让人把自己离开西安前对张杨的那番训词整理出来。
经过“合理加工”，在重新发表出来的训词中，就再也看不到主人公有任何一点“战战兢兢，窝窝囊囊”的样子了，剩下的，都是“人格事大，生死事小”，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的“超级英雄”形象。
“英雄”形象既然已经倒立起来，有人就要倒霉了。
老蒋命令成立一个以李烈钧为首的军事法庭，准备对张学良进行审判。
按照老蒋“传奇”一般的“请辞”与“慰留”经历，我们应该知道，这也是假的，真正管用的是老蒋自己的“手令”。
张学良当然也知道“规矩”。老蒋就利用这一点，再次要求他放人。
这次要放的是仍被扣在西安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有500人，另包括27架战斗机。
围绕放与不放，西安方面又是一番争执。大部分人都认为，如此一来，将丧失与南京讨价还价的最后一点资本，少帅回归恐再无任何保证。可是在西安，说话算数的既不是“大部分人”，也不是按照张学良手令可以“统率两军”的杨虎城，而是东北军中的两个实力派人物——王以哲与何柱国。
他们拿着张学良发来的电报，力排众议，甚至否决杨虎城的意见，将空军全部放回了南京。
王何不了解其中关节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张学良和王何这些老派人物都清楚，老蒋是事变中的关键，不释便罢，一旦释蒋，再扣那么多次要“人质”已无太大必要和价值，反添中央军继续用兵的口舌。
倒不如投其所好，送佛送到西，好人做到底，重新获取南京方面的“谅解”和“好感”。
在等待军事法庭审判之前，这一想法肯定左右着少帅的思维。毕竟，大家都是走走过场。你老蒋可以把“过”变成“功”，我在西安事变后全力予以拯救并亲自护送，又几乎无条件地答应了你提出来的所有要求，无论如何，也可以折大部分“过”了。
但是结果却令人大吃一惊。军事法庭当庭作出宣判，判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剥夺公权5年。
（768）

韩复矩=韩复榘。
打错了，抱歉

两天之后，南京政府宣布对张学良进行特赦。据说这还是出于“蒋委员长”的一再“呈请”。
那既是“特赦”，你得放了人家啊。老蒋不但不放，还将张交军委会“严加管束”。
如果说军事法庭让张学良坐十年牢，尚有法可依的话，老蒋这么做却实在没有多少法律依据，颇让人无言以对。
性情高于制度，权谋胜过法律，堪称当年老蒋这批民国当权者治国理政的一大特点。虽暂时便宜于权变，可得利于一时，却等于为今后埋下“人治”的一颗颗定时炸弹。吾国政局之百年祸患，不能不说盖肇因于此。
以张学良和宋氏兄妹的关系，其中内幕岂能不知。其实早在军事法庭未开审前，他已经得悉，自己将失去自由，不能再回西安了。
可想而知，这对他心理上的打击有多么巨大。当时有人来访，看到张学良已经表现得很是愤怒，且对自己“自投罗网”、“自寻死路”有一种有苦说不出的意味（“义愤填膺，颇有难言之隐”）。
在这副棋局之中，他已完完全全地沦落成了一个被推来移去的棋子。
坐在棋枰一方的是过去的“盟兄”老蒋。
扣留张学良，与其说是老蒋对张的报复，毋宁说他是在做新的战略布局。
诚然，西安事变中吃了那么多苦头，是个人都不会没有恨意。但随着事件的进展，张学良又表现出了“拼死护主”的一面，特别是亲自护蒋进京的做法，其用心之良苦，不能不让人感动。此时，如果你还以为老蒋只在于图一时之快，以逞个人之意气，那还是太小看他了。
先后赴西安冒死救蒋的三个“勇者”：端纳、宋子文、宋美龄，均有意尽快释张，甚至不惜在老蒋面前“哭谏”、“哭求”。他们希望回报张学良的是情义，而惊魂甫定之后的老蒋则不同，他要捉摸的却还是那个永恒的主题——“安天下”。
经历过西安事变之后，老蒋对用枪杆子来完成“武力统一”的想法格外慎重起来，一方面是代价太大，往往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又易为外寇所乘，时间上也来不及了。他的兴趣，开始集中在用领导抗战为号令，从而规划新的“政治统一”。
不过，老蒋的“政治”，可不是胡老夫子的“民主宪政”，说白了，就是他惯用也爱用的政治权谋。
这回的目标是刚刚从中脱身而出的西北。
对“桀骜不驯”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如果你不想动武，确实也只能用“谋”：外面说降，或者内部分化。
其实类似的做法，老蒋不是没尝试过，比如离间张杨，以及派“蓝衣社”、国民党党部进行渗透和监控，只不过最后证明，那都是一次次失败的尝试，否则也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了。
从老蒋得知能安全离开西安的那一刻起，他恐怕已经在苦思“良策”：如何才能分化“三位一体”。
这个答案，就从张学良身上开始找。
（769）

少帅肯亲自护送回京，这点是老蒋原来没有预料到的。不过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感，很快就意识到，对方此举正可好好利用，以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目的。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三位一体”中，张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是说，要拆分“三位一体”，就必须扣张，而要扣张，又没有比现在更适合的时机了。
因为可以借助“民意”。
长城抗战前，张学良下台出洋，起作用的就是“民意”，到西安事变之后，同样可以靠这股东风来推上一把。
不过，老蒋人是扣了，却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确保此计成功，而一旦“拆分”不成，“三位一体”仍团结如昔的话，这人恐怕就“留”不住了。
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老蒋一方面通过宋氏兄妹等人之口，在释张上留有一定余地，另一方面，又以治疗背伤为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老家“养伤”去了。
在他走之前，国民党内部已定下调子，将在两个半月后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到时再具体制定内外政策。
两个半月，留足了彼此斗法和伸缩的空间。
老蒋的“休假”，跟他历次“隐居回乡”一样，人走心不走，只不过是由幕前“隐身”到了幕后而已。
幕前负责演戏的仍然是一文一武两位：文为孔祥熙，武为何应钦。
孔祥熙“文攻”，着手调整陕甘两省军政人员职务——
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同时任命“倒戈有功”的冯钦哉为第17路军总指挥，企图挤杨虎城出局。
何应钦的任务，是配合“文攻”，实行“武卫”，即指挥两路“讨逆军”，继续从东西两个方向朝西安逼近。
凡此种种，无非是要促西安方面“内变”。不过此类伎俩，以前并没少用，大家早已斯空见惯，所以能起到的效果也极为有限。
问题的焦点还是南京方面得把少帅给放回来。
谁能做这个主，非孔亦非何，还是那个因为“养伤”而“不问政事”的老蒋。
杨虎城在与东北军高层磋商之后，直接给老蒋发来了电文。
中央要撤我们的官，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得把“张副司令”放回。要知道，这里所有一切都要由他来主持，他一日不回，军民“多一日之惶虑”。
面对“放人”的请求，老蒋却喊起了冤。
张学良要回南京，又不是我的意思。相反，我还“再三力阻”，劝他不要回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我已经预料到，他一回京，舆论肯定不会谅解，众人一定会主张“办”他的。
我没说错吧，果然，审他了。
推卸完责任，又开始“表功”：这时候就只好靠我帮忙了，经过种种“曲折”，总算给弄到了一个特赦。
特赦是特赦了，但是政府有“管束之令”，所以还是不能放。
言外之意，那“严加管束”的命令不是他蒋某人下的，而跟“管束之令”这样的国家法纪问题比起来，“个人感情”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他老蒋就算有这份心，亦“难以立时补救”。
（770）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真实游戏就是，官场往往有两种语言，大家在厅堂里讲的叫官话，但这个是表面文章，纯粹敷衍人的，能起实际作用的是“私房话”，也就是“潜规则”以及附属于这一体系上的语言。
概而言之，杨虎城希望老蒋能讲“私房话”，但后者却用“官话”来搪塞，而且搪塞到你一时都找不到什么合适的理由来反驳。
是啊，看起来老蒋真是够仁至义尽了：叫你不要回来的，你偏回来，这就算尽了私情；回来后遭“党纪国法”处罚，我已代为求情，但“法不容情”，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了。
老蒋发了话，站在台前的孔祥熙心领神会。他告诉杨虎城，职务任免的命令既然已经发出去了，就“碍难收回”，否则政府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态度已经摆在了桌上：张不能放，至于你们的职务，也非撤不可！
事情的解决，终于又回到了老根子上——拿实力说话。
何应钦调兵西进，东北军、第17路军以及陕北红军也都调兵遣将，积极备战。
驻军甘肃的东北军于学忠更是愤然：我东北军已“亡省破家”，家当一空，现在只有烂命一条，你们要就拿去，“死有何惧”。
硝烟的味道连躲在溪口的老蒋都闻到，也坐不住了。
本来以为张学良被扣，西安方面会出现瓦解迹象，但事与愿违，“三位一体”似乎并未出现任何松动。
打，显然不是首选，惟今之计，只有在“政治解决”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老蒋为之苦心孤诣，再出一招，这就是解决西安事变的“甲乙两案”。
乙案：东北军向南移至安徽，17路军调甘肃，红军仍回陕北。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方案是为了拆分“三位一体”，让你们三家人一南一北，不在一块，以便我各个击破。
太明显了，所以老蒋还有甲案——
东北军向西移驻甘肃，17路军调至泾渭河以北，红军则回陕北。
这个方案叫做退而求其次。虽然“三位”仍在西北，但毕竟不会集中于陕西一地了。
当甲乙两案刚刚传至西安时，大家最初的态度是都不能接受——无论是甲案，还是乙案，没有一个提到要释张。
可是方案既已问世，就不可能不予以考虑，毕竟甲乙之后没有“丙”，舍此两方案，只有开打。打，那毕竟是下下策，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重大而关键的决策，东北军不会听杨虎城，他们还是得听少帅张学良的。
王以哲、何柱国派出特使至南京，征询张学良的意见。
少帅此时处于软禁之中，早已身不由己，但他有一个认识很清楚，那就是如果硬碰硬，西安方面的力量仍显薄弱，但只要“三位一体”能撑住，哪怕是隐忍须臾，他就可以安然获释。因此，他写了封亲笔信给西安的文武官吏，强调和平解决，斟酌选择甲乙两案。
东北军王何二将决定照少帅的意思办，先撤兵，暂时不提释张，以后再设法营救。
他们选的是乙案，即东北军南下移驻安徽。
为什么偏偏选中这个方案呢？
（771）

作者：赫连统万邦　回复日期：2010-07-14　14:23:34
老关 人到哪里去了 文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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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只能这样早出晚归地更新，不好意思哈。

归根结底，王以哲、何柱国，包括于学忠、缪澄流这些东北军中的“老派”，并没有多少吃苦受累的思想准备，西北乃贫瘠所在，能换个地儿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少帅在，只能听少帅的，少帅不在，由他们自己选，自然只会选择南移。
与此相反，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如果要和平解决，应接受甲案，坚拒乙案。
那样的话，东北军据甘肃，红军和第17路军驻陕西，三方仍团结在西北，不致被对方各个击破。
尽管老蒋的“甲乙两案”均有将红军置之一边，借以孤立的用意，但这并没有能够削弱红军在“三位一体”架构中的份量。周公一言既出，三方很快达成共识：接受甲案，但在这之前必须再作一次释张的尝试。
双方都到了接近摊牌的时候。老蒋一只手伸出橄榄枝，诱迫西安接受两案，另一只手也握起了大棒。
他把时任军政部次长的陈诚派上场，由后者主持东路军事，随时准备指挥陆空两军对西安发动猛袭。
有了这两手，他就不会再让步了。
当他在溪口老家接见来自西安的两位特使时，那语气已是相当的不耐。
两位特使分别代表两支军队：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一见面，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提出释张请求。
老蒋没有说他不想放人，而是推说那人不想回家。
“张汉卿”再三向我表示过了，要跟着我“读书学习”，暂时不想回西安，既然他自己有这个觉悟，你们怎么能强迫他呢？
这时候的老蒋俨然就成了管教学龄儿童的家长了。
接着，他又严厉正告对方：两案你们必须选一个，这是不能跟我还价的。如果要战，我几天就能解决问题。
两特使终席未敢发一言以对。
鉴于老蒋的态度再次转向强硬，西安方面包括东北军官兵在内都反响很大。许多人主张，如果老蒋还是摆这样一个臭脸出来，始终不肯释张，那就不能急于接受两案。
东北军中负责的王以哲察觉到军人的这种情绪后，赶紧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叮嘱大家忍辱负重，先解决事变，再设法救张。
有人说，那少帅要是不回来，东北军谁主持呢？
王以哲一拍胸脯：大家不要急，虽然“副司令”暂时回不来，但这里还有我可以负责。
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你充什么老大。
“少壮派”一听，马上就不乐意了，什么，你能跟“副司令”相提并论吗？
算看出来了，原来这些货始终不肯去救我们的少帅，是打着“彼可取而代之”这样的龌龊心思啊。
既然自己的头靠不住，那就到外面去搬援兵。
当晚，“少壮派”50多名青年军官就去找周恩来，提出先释张再撤兵。
周公的想法跟张学良基本一致，认为只要“三位一体”能坚持撑下去不分裂，少帅迟早是可以恢复自由身的。如果前线真的交火打起来，那老蒋就更不会轻易放人了。
然而此时的“少壮派”在激动情绪的支配下，已难以保持起码的理智。他们又哭又闹，给周公耍起了小孩子脾气——
你们红军要是不帮我们打仗，没什么好说的，“三位一体”现在就可以宣告破裂。
“少壮派”的领军人物孙铭九更是跪倒在地，眼泪鼻涕一大把，看那样子，对方要是不答应，他就打算在地上跪着再也不起来了。
周恩来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772）

王以哲和何柱国这些人毕竟在他们那个体系内呆惯了，哪里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虽然“少壮派”官阶相对都不高，但却反映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一种普遍意见，不重视不行。 陕北中央经过内部磋商，决定为大局计，保留自己意见，选择与张杨站在一起，同进共退，暂时不主张先行撤兵。如果老蒋执意要打，那就打了再谈。 杨虎城本身就是倾向先释张再谈判的，加上红军的支持，“三位一体”的舆论倾向立刻扭转过来。 在此背景下，东北军召开了渭南会议，讨论要不要将渭河南岸的部队先行撤至北岸。 王以哲生了病，来不了，就由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先撤兵。这下惹恼了“少壮派”，后者当场发起反击，并倡议大家签名，看究竟是主战的人多，还是主和的人多。 结果没有一个不签的，会议形成了主战的基调。 眼见无论在“三位一体”，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成了少数派，且难以压服群体，王以哲和何柱国便想到了要搬救兵。他们提出把甘肃的于学忠接到西安来一道谈。 这个建议，杨虎城和“少壮派”竟然也举手赞成。 于学忠和何柱国一样，虽分掌一定的军权，但因都不是东北本籍人，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力远不如王以哲。按“少壮派”的意思，王以哲“其心既异”，自然早就“非我族类”，所以一定得换个人，而取代王的人选，又非于学忠不可。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自西安事变发动以来，这位于将军对张学良一直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且旗帜鲜明地拥兵响应，这样的人会不想着先去救少帅吗？不可能。 杨虎城和“少壮派”都相信，于学忠莅临西安后一定会全力主战，那样将毫不费力地击破王何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学忠真人一到，却是支持“老派”的！ “三位一体”再度会商，这回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个人组成了东北军高层中的“铁三角”，把局面又扳了过来。三方重新回到起点，决定先从渭南撤兵，再与南京交涉释张。 第二天，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一宣布，“少壮派”军官们都傻了。 本来是想击破人家心理防线的，现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却率先崩溃了。 王何的“滔滔罪行”被一一列举出来：少帅送蒋出西安后，这两个人就不顾民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再放人，直至把少帅回归的全部保证都弄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弃少帅回归于不顾，先行妥协，这是明目张胆地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会议一结束，孙铭九就打出了“除奸”的口号。 为了把众人胸中的怒火进一步激发出来，“少壮派”又给王以哲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在南京谈判时，收了对方的贿赂。 这下好，既是“叛徒”，又是“赃官”，够枪毙十几回的了。 （773）

都不知道天涯最近在做什么，怎么越调越乱……

王以哲和何柱国这些人毕竟在他们那个体系内呆惯了，哪里懂得民心不可违的道理。虽然“少壮派”官阶相对都不高，但却反映了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的一种普遍意见，不重视不行。
陕北中央经过内部磋商，决定为大局计，保留自己意见，选择与张杨站在一起，同进共退，暂时不主张先行撤兵。如果老蒋执意要打，那就打了再谈。
杨虎城本身就是倾向先释张再谈判的，加上红军的支持，“三位一体”的舆论倾向立刻扭转过来。
在此背景下，东北军召开了渭南会议，讨论要不要将渭河南岸的部队先行撤至北岸。
王以哲生了病，来不了，就由何柱国在会上发言，仍然坚持先撤兵。这下惹恼了“少壮派”，后者当场发起反击，并倡议大家签名，看究竟是主战的人多，还是主和的人多。
结果没有一个不签的，会议形成了主战的基调。
眼见无论在“三位一体”，还是东北军内部都成了少数派，且难以压服群体，王以哲和何柱国便想到了要搬救兵。他们提出把甘肃的于学忠接到西安来一道谈。
这个建议，杨虎城和“少壮派”竟然也举手赞成。
于学忠和何柱国一样，虽分掌一定的军权，但因都不是东北本籍人，在东北军内的影响力远不如王以哲。按“少壮派”的意思，王以哲“其心既异”，自然早就“非我族类”，所以一定得换个人，而取代王的人选，又非于学忠不可。
大家都是看得见的，自西安事变发动以来，这位于将军对张学良一直都表现得忠心耿耿，且旗帜鲜明地拥兵响应，这样的人会不想着先去救少帅吗？不可能。
杨虎城和“少壮派”都相信，于学忠莅临西安后一定会全力主战，那样将毫不费力地击破王何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
然而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于学忠真人一到，却是支持“老派”的！
“三位一体”再度会商，这回于学忠和王以哲、何柱国三个人组成了东北军高层中的“铁三角”，把局面又扳了过来。三方重新回到起点，决定先从渭南撤兵，再与南京交涉释张。
第二天，于学忠在东北军干部会上一宣布，“少壮派”军官们都傻了。
本来是想击破人家心理防线的，现在他们自己的防线却率先崩溃了。
王何的“滔滔罪行”被一一列举出来：少帅送蒋出西安后，这两个人就不顾民意，一而再，再而三地放人再放人，直至把少帅回归的全部保证都弄得一干二净。到头来，还弃少帅回归于不顾，先行妥协，这是明目张胆地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出卖“我们”。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会议一结束，孙铭九就打出了“除奸”的口号。
为了把众人胸中的怒火进一步激发出来，“少壮派”又给王以哲安了一个罪名，说他在南京谈判时，收了对方的贿赂。
这下好，既是“叛徒”，又是“赃官”，够枪毙十几回的了。
（773）

一个早上了，这个才算是弄好！

孙铭九本打算当天就把王以哲给毙了。办法是把王以哲从家里骗出来，弄到张学良公馆以后再“办事”。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嗅出了不祥的味道，王以哲推说身体有病，去不了，计划就只好流产了。
你不出来，我就进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2月2日，西安突然爆发了由两军“少壮派”参与的“二二事变”。
上午，奉孙铭九之命，一排人马冲进了王以哲的住宅。
可怜这位王军长正在生病，一时爬不起来，躲都来不及躲，更别说自卫了。众人枪弹齐发，子弹在他身上足足钻了九个眼，王以哲被打成了马蜂窝一般。
人自然是当场就没了。
再顺带着查一下“赃款”，除了身上的一些积蓄，哪有大笔“贿赂”的影子。
东北军中有“少壮派”，第17路军也有。事变发生时，两路人马原本是要同时而起的，后者的目标是除掉亦属“稳健派”的军长孙蔚如。
幸运的是，当时孙蔚如跟杨虎城住在一起，发动事变的军官们没法下手。
东北军“少壮派”在干掉王以哲后，到处找另外一个——何柱国。没想到后者很有点机灵劲，也跑到杨虎城那里去避风头了。
眼看众人就要冲进杨宅抓人，得知消息的杨虎城出手阻止，方把何柱国从阎王殿给硬生生地拖了出来。
事实证明，“二二事变”揭开的是一个潘多拉魔盒，恶性循环式的仇杀报复开始了。
王以哲跟何柱国、于学忠等人不同，他在东北军中称得上是根深叶茂，当时在渭南前线的东北军将领刘多荃、缪澄流，或为其同学，或为其识拔，一听王以哲落此下场，顿时都跳了起来。
杨虎城和于学忠在“少壮派”的裹挟下，签发了两军出击作战的命令，但刘缪二人都拒接电话。
还打什么打。我们在前线提着脑袋卖命，你们却在后面端我们老巢。这还了得。
刘缪在将部队撤至渭河北岸后，合兵一处，快速回师临潼。
在为王以哲复仇的口号的鼓动下，刘多荃处死了“二二事变”中多名“少壮派”军官，由此东北军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
刘缪认为，“二二事变”有共产党在里面进行挑唆，意在分裂东北军，因此还扣留了一名中共代表。
看到局面即将不可收拾，西安一片混乱，周恩来迅速出手挽救。他不顾危险，亲到王以哲灵堂进行吊唁，以此取得了东北军“老派”将领的部分谅解。
之后，他采取了化解矛盾，积极斡旋的办法。先出面劝说孙铭九等“少壮派”人物离开西安，前往陕北红军驻地，以免东北军内部继续陷入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境地。然后又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在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中进行解释和疏通。
然而两军中的“老派”和“稳健派”已经再也听不进去了，他们对“少壮派”来了个“反攻倒算”，不仅不愿再与中央军作战，而且从原有立场上倒退，放弃甲案，转而接受了退出西北的乙案。
（774）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八日，东北军的于学忠、何柱国，第17路军的孙蔚如，站在一起迎接中央军进入西安。
一场“二二事变”，效果与动机来了个背道而驰，“三位一体”在一周之内就倾刻瓦解。从此，杨虎城被迫离开第17路军，远赴重洋，而张学良也失去了恢复自由之身的最后机会。
“三位一体”至此只剩下一体，红军得独当一面了。危急关头，陕北中央主动向南京政府提出，在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前提下，可承诺四项保证，其中就包括苏区和红军改名后，分别归属南京政府和军委会“指导”一项。
巧手运作之间，解题的又变成了老蒋。
还要不要继续“剿共”呢？
这时候的红军与江西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不光是力量削弱，而且所驻的陕北离南京如此之远，已经不会再对国民党的卧榻之侧构成致命威胁，起码晚上是可以睡得着觉了。
更重要的是，老蒋自居“中央”，他得看大势，而不能只看一面或一方。红军要“剿”，那些朝秦暮楚的诸侯们就不需要提防吗，如此没完没了，还如何对付在华北蠢蠢欲动的日本人？
很显然，四项保证与老蒋“政治统一”的目标是有契合之处的。
那就谈吧。
西安事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各方争端，至此告一段落。
想当初，陈济棠曾派他哥哥去南京“看”老蒋的面相，这位“算命先生”回来后报告：此君今年必有大难。
后来两广事变却被轻轻化解，在老蒋周围那么多“难”中，根本谈不上“大”。于是“星相界”有好事之人就辨称，老蒋当有此一劫，只不过没应在“两广”，而是应在了“西安”。
对老蒋来说，西安事变确实可算是他人生当中的一次“大劫”。
那段时间也真是蹊跷得很，似乎老蒋的“霉运”也传染给了他的股肱。西安事变前，杨永泰、黄郛先后弃他而去，到西安事变结束，老蒋虽然自己“遇难吉祥”，但却又有一位“宰相”级别的人物要跟他挥手告别了。
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2月17日，朱培德病逝于南京。
这时候他的身份是“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原来的“陆海空三军参谋总长”职务已被“蒋委员长”给一块兼掉了。
从参谋总长，到办公厅主任，当然是降职，还不是降一点点，简直跟坐电梯从顶层滑到地下室差不多，换别人，就得拿脑袋撞墙，或者甩袖子走人了。但朱培德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老蒋有更重要、更秘密的使命需要他去完成。
事实上，以天下为己任，毫无怨言地放弃自己所拥有的军权和地盘的做法，伴随了其人一生。
他在国民党中的战功和资历，原本与阎锡山、冯玉祥、广西李白等诸侯在一个层次，是国民党八位一级上将之一（特级上将是老蒋自己）。但与“一级上将”中那些动辄称霸一方的诸侯相比，他从未有过半点拥兵自重的举动甚至念头。
（775）

作者：老先生2010 回复日期：2010-07-18　10:42:57
民国二十六年（1936年）2月17日，朱培德病逝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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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个虫，民国二十六年是一九三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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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政府说要整编，他就整编，政府说要编遣，他就编遣，一度他还从江西“地盘”中退了出来，这在民国军人中堪称异数，所以老蒋才称他为“德才兼备第一人”，“一生为公不为私”，对其信任有加。
蒋氏一生，常以曾国藩为偶像。若以此类比，朱培德就是在向胡林翼看齐。
在晚清所谓的中兴名臣中，提的最多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但实际上，以军功业绩和学问才能论，真正能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的，仅胡林翼一人而已。
与太平军征战，平定“洪杨之乱”，曾氏兄弟功立第一，但曾国藩心里却一直门清得很，如果没有胡林翼在湖北后方为他奠定“富强之基”，源源不断地向前线提供兵员和粮饷，别说攻下金陵了，能不能在长江上占据优势都得两说。
胡林翼自己是很能打仗的，但却不事张扬，甘为他人做云梯，崇尚“推功让能”，把功劳全让给别人，苦劳全留给自己，所以连曾国藩都自愧不如，说他的人品“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
朱培德与胡林翼当然不是一码事。可是伏首愿为老黄牛的精神以及俯瞰天下的眼光，却也与后者相去不远。
一方面是为人处事上“遗大投艰，小心翼翼”的低调态度，另一方面却是“赫赫事功”：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军队，特别是中央军的“整军备战”几乎全赖此人。
这样的人自然谁都喜欢。
翻翻《论语》就知道，孔子一生有那么多的弟子，最看重和爱惜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颜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颜回这个人不仅才德天分都极高，而且安贫乐道，从不愿在别人面前吹老牛或者叹苦经（“无伐善，无施劳”）。
我们再回到前面：老蒋把朱培德从“总长”降为“主任”，要他去干些什么呢？
以前是全面的“整军备战”，现在则是有重点的“精兵备战”。
这个重点，指的就是老蒋预想中的“上海保卫战”。
老蒋交给朱培德的任务，是在浙江和江西边界，集结和训练3个军的中央军部队，以期投入未来战争。
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战役，证明了这一备战的成果。
朱培德是一个具备很高战略眼光的人。当时就已预见了天下大势，即随着世界各国疯狂扩弃军备，第二次世界大战山雨欲来，“恐难幸免”，而无论战争的范围扩展到哪里，中国都难免受到波动，无法独善其身。
一战是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导火索的，那么这次呢，哪里是发端。
朱培德断言，就是中日问题。
中日必有历史性的一战，可是我们能支撑战争的经济物质却太薄太弱，毫无疑问，国家的处境正处于“极艰难而又最危险”的时期。
史载，胡林翼在看到长江上外国轮船驶过，且“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时，竟勃然色变，呕血不止。因为他知道，中外争锋已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此后国家的惨败与沦亡恐将不可避免。
朱培德没有胡林翼那样的学问，但作为云南讲武学堂的优秀生，他也清楚中日实力相差悬殊，前景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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