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深悔此次赴日本人的“鸿门宴”，由于没有早作准备，上了大当。为此特地对冯治安说，以后要是再有这样的事，咱们得商量好一个对策。
我去之后，如果一切都好，平安无事，那就打个电话给你，说一会儿就能回来。可是如果你在两个小时之内都接不到我的电话，那就证明情况不妙，得赶紧派兵把吃饭的地方给包围起来，以免我被日本人挟持。
说得挺好，可这毕竟是马后炮了。如今字据都在人家手里，怎么办呢。
不管它，那是他们逼着我签字的，当然无效。
白纸黑字，你说无效就无效？
宋哲元想了一下：那就还照老办法，给他拖着不办。
这回想拖就难了。当年何应钦的一张便条，都可以被解释为“何梅协定”，被紧盯不放，何况条款如此清楚，签字如此明白的一份正式协定。
被日方逼急了，宋哲元只好推到南京政府那里。老蒋不听犹可，一听大怒。
真是蠢到家了，这样的字你也稀里糊涂地签，脑袋长在肩上是干什么用的？
不准执行协定里的所有条款。
你不干，日本人哪肯让啊。
他们来逼宋哲元：别的缓一下还可以，但修路、开矿决不能缓。
宋哲元没有办法，惟有让29军驻南京代表到老蒋这里念苦经。
老蒋闭着眼睛思忖了一会，这样吧，到万不得已时，矿可开，但路绝不能修。
如果允许日本在华北修路，无异于“九一八”之续，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宋哲元或许不知轻重，老蒋岂能不晓其中利害。
在日本人一阵比一阵急促的催逼下，宋哲元不得不再次派出代表，专程赴宁晋见老蒋。
老蒋的答复一点没变：矿可开，路不能修！
以前，你截留税款，我可以谅解。你在背后搞小动作，我也可以既往不咎，或视而不见。但是，修路涉及华北主权，即将触碰国策的底线，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允许的。
老蒋的脸都板了下来，表情从未有过的严厉和可怕。宋哲元知道后果严重，哪里还敢再把这事往南京“推”。
此时的北平舆论界也对宋哲元签字一事议论纷纷，有人甚至认为他可能是有意为之。
话说得好听，从此服从中央，不再以“特殊自居”，弄了半天，你不还在朝着“独立或半独立的方向走”吗？
宋哲元异常尴尬，感觉自己里外不是人。
拖和推都不顶用了，这时候他就想到了以前也施过的一招，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索性躲起来。
如果自己选择隐身，前台必须有人帮着打理，而打理的人，武可托付冯治安，文则须交代给秦德纯。
冯治安那边没有问题，本来很大一部分军务就交给他代理了，倒是秦德纯这里，责任太大，不知道对方愿不愿意，能不能够承担。
于是宋哲元便把秦德纯叫过去，告诉对方：现在日本人都把矛头针对着我，实在很难应付，不如我请几个月假，托辞到山东老家去给死去的老爸修墓，这里由你来负责周旋，你看怎么样？
我相信，你一定会有“适当应付办法”的，而且字是我签的，我不在，你应付时伸缩余地也比较大。
（789）

萧振瀛走后，宋哲元最信任的就是秦德纯。他认为这位老伙计在他面临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慨然应之，未料“秦军师”却是一脸难色。
相比于“萧军师”，“秦军师”在与“主公”相处时更加注意把握分寸和尺度，言语行动都十分小心，就生怕一点不慎引起对方的猜忌。
朝廷之上，最信任有时也就意味着最危险，所谓伴君如伴虎是也。现在“主公”说希望自己离开后，这里由你负责，结果你痛痛快快就答应了，给人印象乐得跟什么似的，你意欲何为？
在这方面，萧振瀛倒是个爽快人，喜欢勇挑重担，可他不就因此吃亏了吗，还吃了大亏，从此失去了“主公”的欢心，连栖身之所都找不到了。他秦德纯可不愿做第二个萧振瀛。
所以得婉拒，一定得婉拒，还要记住提醒宋哲元：中央现在把防守华北的责任都交给你，即使你老人家躲在山窝窝里，一旦出了状况，老蒋还是一样会拿你是问的。
听起来，好象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意思，可这就等于告诉“主公”：整个华北都是你的，离了你，谁都不要想逞英雄。
知道宋秦的关系为什么一直都那么好，就跟从小玩到大的“发小”一样吗？
就因为宋哲元认定秦德纯这人“人性”，无野心，是个“忠臣”。
那我就留下来再看看吧。
作为对手，田代和松井这两只“日本狼”均非善辈，对中国人人性弱点的了解和利用，并不逊色于先前的土肥原、松室。
见宋哲元仍然在咬牙“硬顶”，他们意识到还必须到29军内部来做点文章。
视线集中在了任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身上。
天津的日租界里面，失意的政客，落魄的幕僚，比北平还多。这些人和整天聚在宋哲元周围的那些蜂蜂蝶蝶差不多，都是一心要通过做张自忠的“门客”，以便有朝一日“求得富贵”的主。
要想自己“人前显贵”，那就得先让“主人家”贵起来，如此才能攀龙附凤，水涨船高。
都不需要田代前去“多做工作”，天天想“富贵”想疯了的“门客”们就自觉自愿地在张自忠面前聒噪起来——宋哲元如今是重嫡系，轻杂牌。
谁是嫡系？
冯治安。
你没见宋哲元把什么好处都送给他了吗。按道理，你是“二头儿”，“头儿”宋哲元排下来就轮到你了。他不在北平，军队事务应该由你来代理才对。
结果，这好事却归了冯治安。
还有呢，别看宋哲元让你做了天津市长，可他还把自己的河北省 一职让给了冯治安。与河北比起来，天津这才多大一点地面儿。
可以说，冀察两省两市，就数河北的位置最显要，本来这地盘也应该是“二头儿”的啊。
得出的结论就是，张自忠不仅早已沦为宋哲元的“杂牌”，而且连“二头儿”的排名位置都快保不住了。
如果你服软，那就俯身称臣，乖乖地在天津码头求个平安符吧，但倘若你还算个爷们儿，你不仁我不义，为什么一定要给这个没什么本事的宋哲元当“小弟”呢？
张自忠原来心里就有气，给“门客”们这么一渲染，果然憋不住了。
真是欺人太甚。我张某顶天立地一汉子，岂可久居人下。
（790）

我们中国人的血液里仿佛天生是缺乏合作这一细胞的，所以上下五千年，内斗向为吾国之传统，而且它是可以由大大小小各种圈子组成的。大到国家，小到斗室，不排出个让自己心服口服的座次来决不罢休。
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胡适等人热衷的“民主宪政”从来都只能沦为书生之见，因为那玩意就需要大家坐在一张圆桌前搞合作。可是我们从老祖宗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圆桌，而是四方桌，谁居上首，谁陪末席，甚至连上桌子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有讲究的，岂能允许你们随随便便，呼拉拉地聚一堆，成何体统？
据说桂系刚刚平定广西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雄”也是谁都不服谁，颇有自相火并之势。直到后来他们突然想到了一个地方。
哪里？
广西金田。
那是当初太平军发家之所在。想想这些被清廷称为“长毛”的猛人吧，本来势头多好啊，可是江山才打了一半，就自己打熬不住，闹起了内讧，结果身死国灭，为天下笑。
想到这里，他们就不敢再闹了：人家好歹还拿下了半个中国，我们才刚刚搞定一个广西，争来夺去确实没有太大意思。
广西的“三雄”故事前鉴未远，华北的“双雄”暗斗却又要开始了。
张自忠对宋哲元不服气，想争做“头儿”，可是由于萧振瀛离开华北前做了布置，不仅冯治安站在了宋的一边，即如其他几个师长，也大多倾向于拥宋，这使双方实力达到了新的均衡，仅靠张自忠一人，如何能够再推得动宋哲元这座“大山”？
实力不济，那就得玩计谋。
张自忠的“门客”们便准备引用北洋时代“曹吴配”的办法，来架空宋哲元。
曹就是尽人皆知的“贿选总统”曹锟。这个曹锟为人其实并不算十分糟糕，他和吴佩孚一样，后来宁愿喝西北风也不愿担任伪职，颇有民族气节。之所以当年闹出“贿选”这样的丑闻，其实是因为他跟那个搞复辟出名的“辫帅”张勋一样，没有什么现代政治的意识。
张勋复辟，不是他真的想当遗老遗少，而是觉得非此找不到其它“起事”的理由。等到行动失败，听人家一讲，原来现在没人爱皇帝了，他都傻了。
怎么以前没人跟我说过啊？！真是后悔死了。
曹锟的头脑更简单。他是小商贩出身，以前是卖布的，就知道投资才有回报的道理。
现在要让人给我投票，不给对方一点“意思”，人家凭什么一定要选你啊？
岂止曹张如此，当时的大多数国人又能好到哪去，谁又真的明白“民主”、“共和”这些舶来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位美国人曾以旁观者的身份评价说，你们的民国，不过是美国共和政体的复制品，而且还是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那种，沙丘之上的空中楼阁罢了，是一定会倒的。
不能不说，这也是近代大家争相“把线装书扔到阴沟里去”所造成的恶果。洋人的那一套固然是好，可你真懂，或者会用吗？
可想而知，糊涂到这个份上的“曹总统”，自然也搞不清楚究竟该如何治国理政。事实上，他也确实就是朝廷的一摆设，平时诸事不问。“曹吴配”当家的是吴，也就是吴佩孚。
以“曹吴配”来套用“宋张配”，就是希望宋哲元退到一个名义上的冀察负责人，而由张自忠来主持一切，掌控实权。
（791）

这事当然得宋哲元自己愿意。
经过暗中的联络，天津的“拥张派”便传话给北平的齐燮元、张璧，让后者找机会试探宋哲元。
与其说齐燮元、张璧这帮人是“拥宋派”，倒不如说他们是“骑墙派”更好。反正不管是“拥宋”、“拥张”，甚至“拥日”，无非是奔着名利二字去的，谁上来能给他们荣华富贵，就向谁“山呼万岁”。
宋哲元本来就是一把手，从他身上捞不着太大的“拥立之功”，但如果能够使“二头儿”张自忠“黄袍加身”，意义就不同了，一旦成功，那就是“开国功臣”的待遇啊，所以，这些人的热情比“拥张派”还来得高。
可是宋哲元并非曹三傻子（曹锟），他个人的自尊心很强，“宋张”关系也完全不同于“曹吴”，如何甘心充当傀儡一般的角色。
“拥张派”碰了一鼻子灰，张自忠自己也有些束手无策。
这时候就想到了要借助29军以外的力量。
关键是看谁能够制约宋哲元。
南京政府？
别开玩笑了，虽说宋哲元有些惧老蒋，但从心理上他并不真正害怕那个银样蜡枪头的中央政府。
说穿了，宋哲元忌惮的还是日本人。
不光宋哲元，当时的29军高层中，除冯冶安等个别人以外，很多人都有惧日心理。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这种心理基础最早还是来自于让29军一举成名的长城抗战。
在那次战役中，29军在前期打得确实堪称精彩，可是中后期尤其是后期就不行了，部队已到难以招架的地步，宋哲元自己也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进时如虎，退时如狗，此时如绵羊，驱之不动”。
开始还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后来就知道那只虎的厉害了，毕竟不是纸做或者动物园圈养的，野性很大，力道很足，凶猛的很哩。
宋哲元在与日交涉时为什么一再退让，甚至该争的时候也不据理力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怕跟日本人真的打起来，自己不仅损兵折将，还会整个失去华北地盘——由惧日转化为惧战，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一件事。
知道宋哲元有“惧”的一面，张自忠就在一群帮闲的怂恿下，打起了“以日制宋”的主意。
日本人一直猫着腰在旁边看好戏，早就等不及了，他们顺势把张自忠托起来，拿一堆舞台灯光照着，捧其为华北的中心人物。
不久，宋哲元就接到日方邀请，希望他能组团赴日考察。
宋哲元觉得这个事情很难办，去吧，万一日方趁机拿“经济提携方案”出来纠缠，在人家地面上，可以说没有一点回旋余地，但是不去吧，又可能“凭白无故”地得罪日本人：对你不好，你有意见，可我要是对你好一点吧，你又不赏脸。
两难择其中，他便让张自忠率参观团赴日。
事情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张自忠接受宋哲元的命令，代其前往东瀛。
然而曾为冯玉祥秘书，时任“政委会”秘书长的戈定远事后却透露了另外一个内幕。
原来张自忠并非宋哲元所派，他是自己拿着邀请书去日本的！
（792）

在当时，日本绕过宋哲元，而单独邀其部下，显然对宋哲元这个“主公”的声望和权威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甚至也是一种侮辱。宋哲元明知这一点，却也只能打碎牙和血吞，对外还要解释，这是自己的权宜变通之计，张自忠使日，实乃吾之驱使。
张自忠高高兴兴地带着手下几个旅长来到东京。在那一刻，他肯定认为由于日本人的“破格器重”，自己的光环超过了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在不知不觉中，他已经踏入了一个可怕的陷阱。
在东京期间，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亲自组织宴请，并照相留念。吃完饭后，其他参观团成员打道回府，张自忠和旅长们则留下进行会谈。
这是一次神秘的谈话，时间很长，一直谈到深夜才作罢。参观团的成员们只知道，返回的几个旅长神情紧张，问起来，只是说谈得不成功，却不肯透露一字半句。
尽管我们不掌握谈话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讲求效率”的东条绝不会浪费时间，主客双方的话题也断不会只限于“吟风弄月”。很有可能，日方就是利用这一机会在试探张自忠等人，以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
张自忠此时虽有“挟日以自重”的打算，可仅他一个人并不能决定如此大事——岂止张自忠，当时就连宋哲元，若想投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萧振瀛曾当着老蒋的面保证：我们29军都是爱国之士，一定会“永葆忠贞”。这不是纯粹的大话。一支用大刀砍过鬼子脑袋的部队，精忠报国的思想早已深入骨髓，不是一两个首脑人物就能随意变更的。
宋哲元怎么样，身为华北土皇帝，可要是明着投降日本人，部队一样会不听约束，让他变成纯粹的孤家寡人。
显然，即使张自忠愿意，他也得顾及手下的旅长以及基层将士的情绪，断然不敢随意造次。
然而素来精于计算的日本人并没有白忙乎。
“参观”期间，日方着重于炫耀其军力国力。特别是在所谓的航空表演上，涂着膏药旗的日机从高空俯冲而下，几乎从众人的头顶一掠而过，气势十分逼人。
回来后，张自忠问随同诸将：感觉如何？
这几个旅长气得哇哇直叫：有什么感觉，小日本这么做，无非是要向我们示威。
张自忠默然无语。
人家的飞机能贴着我们头皮飞，我们却连块飞机皮都没有，若要言战，恐怕连公平较量的机会都得不到。
除了暗藏玄机之外，此行还让张自忠得出一个结论，即日本军事力量太强，29军轻易触碰不得。
此后，张自忠在对日态度上，一直是29军中的“主和派”，不能不说这次的耳濡目染对他的个人判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东京之行结束，要回国了。虽然此事并未上报南京政府，但既处于如此敏感关头，时间又长达一个多月，你再刻意隐瞒，也瞒不住国内外媒体和耳目众多的老蒋。
后者一听就急了。
（793）

他不会去找张自忠，而是直奔宋哲元。
你知不知道现在中日外交关系十分微妙，为什么不通过中央政府，就擅自派张自忠去日本？
宋哲元不能说张自忠不是自己派的，更不好意思露出“宋张相争”的家丑来，只好辩驳说，此举纯系私人交情，或者说清楚一点，是张自忠和东条个人之间的应酬，无关国政大事。
此话不说则可，一说，老蒋拍案而起。
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了，“大夫无私交”，这句话你不懂吗？
宋哲元虽是武人出身，却也上过私塾，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孔子著《春秋》，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言臣当一一禀命，无自专之道也。
什么意思呢？
你做臣子也好，居地方诸侯也罢，没有天子之命，是不能随随便便把公家事当私人活干的，此之谓“大夫无私交”。
三国时候，诸葛亮和诸葛瑾那是一对亲兄弟，但都明白身为“朝廷大夫”，大家各为其主，只有公务往来，是不可以有任何私交的（“俱公会相见，退无私面”）。
老蒋越说越上火：你们跟东条总比不上人家亲兄弟吧，有什么事情不能交给外交部来办，非要背着政府偷偷来往，显得你们多亲近似的。
宋哲元无地自容，亦无言以对。
日人邀张参观，本就是这样一个一箭三雕之计：拉拢张自忠，瓦解29军，对南京外交施以压力。
除了第一点未完全得逞外，后面两点均多少见到了一些成效。
老蒋认为，29军背着中央私自赴日“参观”这件事非常严重，必须严办，否则华北将不可收拾。
当然不能直接“办”宋哲元本人，而是撤掉张自忠，换个人去天津（“易人以代”）。
然而，宋哲元可以撤无军权的萧振瀛，却哪里能动得了兵权在握的张自忠。他就像当年张学良对待树大根深的汤玉麟汤二虎那样，不仅没将张自忠撤职，反而还发了个电报给对方，说只要有大哥一口饭吃，兄弟你就饿不着（“我任冀察委员长一日，即可维持一日津市之地位”）。
谁都看得出，这是讨好他的张兄弟的，但此举却把老蒋给深深激怒了。
你不换张，我就换你。
为了在华北抵御日本人，老蒋设想了一个新的三角模式。在这一“三角”中，左翼是阎锡山，右翼是韩复榘，居中为宋哲元。现在左右两翼特别是老阎那里，表面上已经越来越听话了，暂时不用过于担心。说来说去，老蒋最放不下的还是正面的宋哲元。
在老蒋看来，中央的人事命令都“为宋所梗”，无法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你们竟然都可以私自“应邀”到日本去“参观”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谁能预料？
过去老蒋曾想以“剿共”之名，把29军调到南方去，但最后无疾而终，这个心思就不能再动了。军队动不了，那就只能动军头。
可宋哲元是什么人物，哪里是想换就能换得了的。这时候老蒋就想到了一个人——刘峙。
（794）

能传上来吗？这个是拟出书的封面，第一册

图书封面

古人有好书要藏之深山的说法。我不能确定这个算不算好书，能确定的是，在下也是大俗人一个，写了书就想出，出了还希望能凭此养家，然后有条件安安心心地继续看书写书。
但是，对于我来说，出书同时也是一场灾难。每次说要出了，都要做很多准备，结果只好把手上的事情打乱。现在这个出版方能让我觉得相对较好的是，他们答应只要市场反应好，可以一直出下去，而此前我得到的答复多半是：哪有像你写这么长的，最多只能出两三本。
照此，我大概就只能讲一个七七事变或者是淞沪抗战了，而且还不能讲得尽兴。当然不是我之所愿。
对能支持我一直写下去的人，无论是出版方，还是网上的朋友，老关都心存感激之念。在此前提下，我愿意做好沟通，哪怕是必要的妥协。
现在这个封面，大家知道的，也经历了很多曲折。包括题目的命名。统一标题为“正面抗日战场”，但我希望出版方考虑每册增加一个独立的命题。所以它的实际书名应为“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以后每册出来都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出版方现在也基本同意了我的这个想法。但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变化，实在也没有把握。

这个封面是出版方提供的。里面只有一个“我的家在松花江上”是按照作者原意加的。实话实说，我只能对书的内容有自己的主见。至于其它的，包括出版方面的定调，一个我是外行，提不出什么权威的意见，也不会美术设计，另外一个，我想，别人宣传设计，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和力气的，要尊重别人。
当然，大家的意见，我也会转给出版方，让他们多考虑。在天涯，我是很心虚的，因为这里智者比较多。说句玩笑话，给人感觉，大概全中国能纵论天下的书生都到这里来聊天了，呵呵。

刘峙在前期的国民党中央军诸将帅中，还位列“五虎”之首，连陈诚、卫立煌都不能望其项背，后来却因为贪财好物，在军事指挥上变得越来越笨蛋，成为国民党腐败将领的典型代表。不过这位无能的“老好人”兼“老病猫”对老蒋的“愚忠”却始终如一，从不敢动一点反叛的念头。
老蒋的办法是，用刘峙来与宋哲元对调，让后者离开北平，从而确保中央对华北的主动权。
但是另一方面，“对调”并不比直接换人来得容易。宋哲元又不傻，他怎么肯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呢。
29军难搞，老蒋就想到要给他们找一个对头。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恰恰是29军这支“新西北军”脱胎的所在——老西北军。
老西北军的实体当然是没有了，但老领导还在。
冯玉祥一听老蒋要派他去华北做说客，眉头就皱到了一块。
别的活我可以干，这个活我却干不了——当初我搞抗日同盟军，还是他把我从张家口赶走的哩，多一天都不让我呆，我如何能说服的了他。
直接跟宋哲元讲，谁都知道，没戏。
可是话又说回来，老蒋找老冯，也不是一定要他亲自去说服宋哲元。
只要能让这个宋某走人，什么办法不是办法。
见此情景，帐下走出二人，定睛一看，却是老冯的两位僚属：石敬亭和鹿钟麟。
石鹿献上一计，名曰：釜底抽薪。
宋哲元所恃者，无非底下四将：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外加一个张自忠。眼下传闻张自忠与宋不和，只要把冯刘赵搞定，那宋哲元不就玩不转了吗（“宋成孤立无能为矣”）。
游说的工作就转到了四将身上。
然而石鹿恰恰忽略了一点，29军内部虽有矛盾，但这些人要想吃上一口好饭，暂时都少不了宋哲元这棵大树在前面撑着，一旦宋有事，大家伙屁股底下的位子可就都坐不安稳了。即算是张自忠，在无法顺利扳倒宋哲元之前，也不愿意把宋张不和的一面暴露给“外人”知道。
于是当石鹿找上门以后，四将步调一致，都口口声声说宋哲元对我们很好（“待之素厚”）。至于对方提出的要求，他们回答得也很巧妙：要不要换宋哲元，那是中央权衡决定的事，我们这些师长可干涉不了。
调走宋哲元的事只得不了了之。
倭寇逼迫，老蒋动怒，内部又摆不平，这使宋哲元越来越感觉难以支撑。现在老蒋暗中动自己手脚，他正好借此“拂衣而去”。
“主公”之难，秦德纯都看在眼里，因此当宋哲元说自己“虚火上升，耳鸣不已”，所以非得“请假回籍”去山东时，他也没有其他理由可以挽留了。
宋哲元走时，留给秦德纯一计，可谓之“不降不战”：有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决不能接受，这叫“不降”，但我们又不能轻易和日军开战，所以为免激怒对方，也不要马上“谢绝”，这叫“不战”。
在秦德纯看来，这哪是“计”，分明是让他走钢丝，而且此招宋哲元自己也早就用过了，“至今已觉不新鲜”。换句话说，如果真的好使，这位“主公”会想到要躲起来吗？
难办归难办，既然没得选择，秦德纯也只得勉强接过折冲之任——宋哲元一走，千钧重担就完全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
（795）

咬着牙扛吧。
每一天都有日本人上门，往来川流不息。这些人中，还分为两拨，一拨是驻日使馆和天津驻屯军的，他们专谈外交，明着攻，另一拨是所谓的新闻记者和议员，这些人假装采访，暗着袭。
组团忽悠来了。
秦德纯与萧振瀛性格不同，一静一动，在早期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秦曾一度处于下风，但随着不断的历练，他的能耐也在见长。
对付日本人，如果说萧振瀛使的是少林硬气功，秦德纯打的则是武当太极拳。硬也好，软也罢，用法之妙，存乎一心，到了极至都是上乘拳法。
日本武官问：你们什么时候兑现“协定条款”？
秦德纯回答：宋委员长不在，容我等调查研究一番再说。
他的“调查研究”自然是漫漫无期，有天无日头。
再逼急了，秦德纯一般无二地会效法“刘玄德故事”，当众就捂着脸痛哭，而且哭得非常具有“29军特色”，表情真挈，声音哽咽，中间都不带停的，弄得日本人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最后不得不懊丧离去。
此刻，不是笑比哭好，而是哭比说好。
即使对那些搞暗袭的，秦德纯虽不胜其烦，但仍沉着应付，以太极功将其来势化为乌有，不给对方一点可乘之机，话里话外亦不令其挑出半点毛病。
宋哲元离去后整整四个月，他在对日外交中未有一点闪失，功力不可谓不深厚。
天津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这时60岁还不到，按说尚算“年富力强”，特别是在诱宋哲元上当，并迫使其招架不住，不得不因“多愁善病”而避居乡里之后，更有得意忘形之感。
这老小子自以为他是天下第一前锋了，可是没有想到后继的对手十分老到，完全是“S”身段的防守。太妖了，搞到他眼花缭乱，不知所措，结果心力交瘁，导致本来就有的毛病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趴到床上去了。
大家都是生病，宋哲元的病是假的，田代的病却是真的。
日本人在手段用尽的情况下，意识到，如果不对“存心赖帐”的29军施行“武力惩罚”，他们是再也难以前进一步了。自此，从东京到华北，“对华一击”论甚嚣其上，已成蔓延之势。
卢沟桥和它后面的宛平县城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丰台的日军步兵旅团频繁在宛平城外组织演习。所谓步兵旅团，其建制本来是天津驻屯军里面没有的。它是以防止东渡红军进入华北为名组制的，实际上就是一支武装到牙齿的野战部队，要论挑事，自然当仁不让，而且“热情有加”。
开始是每月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月一次，再后来三到五天就搞一次，还是大演习。其演习方式，最初是虚弹射击，打的是空弹，现在改为实弹射击，黄澄澄的真子弹就填在枪膛里，然后射出去。
就连作业方式都变了，白昼演习变成了“晚自习”，黑黢黢的，一看就知道在干着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足以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让很多人有似曾相识之感。一个地名脱口而出：柳条湖。
就好象早已准备好的程序，6年前，日本人曾经“淌”过“湖”，6年后，他们似乎又要准备“登”上“桥”了。
最让人感到惊心的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原先是由军部任命的，其时却成了天皇直接任命，变成了可与关东军平起平坐，而驻屯军也由一年轮换制变成了永驻制。这一切，与当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又是何等相似啊。
（796）

作者：newwish1999 回复日期：2010-08-07　19:31:52
文字很好,楼主显然也是看了不少书,不过用的不少史料有些问题.

就说这一段:
九道沟子之围，对日军前敌总指挥、仙台师团师团长多门来说，是一个很意外也很沉重的打击。
他的亲弟弟小多门及其所统率的骑兵400余人，一个不少，全挂了！

多门胞弟被击毙一事,楼主大概看的是马占山的报告,说多门的胞弟某旅团长小多门被击毙云云.事实上马占山纯属吹牛.

江桥抗战后,日军举行慰灵祭并发放抚恤金,我看到的全部战死者名单就没有多门这个人,更何况是一个旅团长了.江桥抗战战死的日军最高军官是11月19日阵亡的步兵第30联队井上友治大尉.

合计11月4日到19日,日军全部战死人数为104人,全部名单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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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桥之战在提交出版的新稿中有较大更动。此次参考了权威的史料，特别是借鉴了日方提供的数据。在二版中对江桥抗战是这样论述的：“据日方统计，第2师团最多时参战人数达到5900人，共伤亡382人，而冻伤却达到996人，几乎是军事作战的3倍。”整个作战过程的描述也与一稿有很大不同。大家或可看我在新浪上最新的博客。

“满洲事变”将在华北重演，这一消息在东京传得沸沸扬扬。
但是卢沟桥毕竟不是柳条湖，29军也不比当年北大营的东北军。此时在29军负军事主责的是冯治安，面对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的大演习，他迅速作出了反应。
北平城里开始实施夜间特别戒严，各个城门都增加了卫兵。除固定哨兵外，为了防止日军晚上偷袭，又加了流动哨。
在城外，北面和东面都修筑或加固了散兵壕，南面则禁止日军在卢沟铁桥附近自由行动。
此时的北平实际已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能够联系后方，或者说唯一的退路，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城。倘若宛平失守，则北平将成孤城矣。
冯治安派了一个营（金振中营）在那里驻守。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营，而是加强营，相当于团，除有4个步兵连外，还有1个重机枪连以及轻重迫击炮连各1，应该说，不管是人员还是武器配备，在29军中都属上乘。
这样的强力部队，长官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营长金振中曾参加过中原大战和长城抗战，是个光凭鼻子轻轻一嗅，就能闻出战争味道的老兵。
丰台日军忽然说他们玩腻了，得换个地儿继续演习。
到哪里去呢？到长辛店。
长辛店是金振中所属团部（吉星文团）所在地，而且这里可与宛平相互支援，极其重要，如何能让日军随意染指。
金振中当即予以拒绝，而事后也证明，长辛店成了卢沟桥得失的关键所在。
日军要过，咱们不让他过，双方针尖对麦芒，枪对着枪，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
站久了腿是要酸的。日本人没像我们一样练过站桩，扎过马步，所以挺不住了，只得怏怏退回丰台。
但是该来的日子总是还要来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7日。
日军眼看无法穿堂入室，索性就在你家门口耍枪弄棒。
驻丰台的一个中队（清水中队）开到宛平城北的龙王庙和大瓦窑附近，开始进行军事演习。
在地图上，龙王庙位于宛平西北，大瓦窑则在宛平东北，这三个地点各距1500米，成为一个等边三角。
在历史上，本来宛平城和卢沟桥是面朝东拱卫北平的，但因为身后的丰台被日军所据，就不得不回过头来，拿枪对着与北平差不多方向的丰台，用这种方式来保卫北平！
现在北边又有日军在演习，等于被两面包围。金振中感到一股火药味似乎正扑面而来。
一定得去看一下才放心。
但是你如果穿着军装，带着枪跑过去，不仅难以探到实情，还一定会触发事端，所以必须化妆侦察。
金振中一个人换上农民装束，扛把铁锹靠近了日军演习区域。
论打仗，金营长是个绝对的内行，而且一直跟丰台日军做邻居，他们的“演习”，也不止见过一回。他只用余光瞥两眼，就知道对方在“演”些什么了。
兵锋所向，并不是宛平城，而是卢沟铁桥！
（797）

卢沟桥实际上有两座桥，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石狮子那个是石桥，它以宛平为拱卫城，另一座是宛平以北800米的铁桥，其专为平汉铁路而建。
平汉铁路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在金振中眼里，日军的此次演习跟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除步兵枪上栓，弹上膛外，还有炮兵和坦克协同，赫然就是要对卢沟铁桥发动的一次立体进攻。
人家已经在准备动手了。金振中在调头返回营部后，即把包括驻守铁桥的排长在内的连排级军官召集起来开会，以进行防御部署，同时迅速将侦察到的情况报告给旅长何基沣。
当时负军事主责的冯治安尚在保定，听何基沣说卢沟桥前线军情紧急，赶紧返回北平坐镇。
金振中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但问题是，即使知道日军摩拳擦掌，29军也不可能“先发制人”。
冯治安遂与何基沣约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贸然开火，但对方只要启衅，坚决还击。
秦德纯也得到了一份同样的报告。
此时，他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卢沟桥那里一定要发生一些什么事了，而“主公”不在，若论肩头的压力，他比冯治安更重，因临时应对，孰轻孰重，前进后退，皆系于一人。
他必须为自己作出的决策和判断负责。
当天下午，秦德纯匆忙邀集北平学界在中南海商谈时局。
中国的传统政治，向被认为是缺乏民主，完全专制的政治，但钱穆先生却认为，这是对历史的误读。
按照钱大师的分析，中国历朝历代，除少数民族主政的元清以外，都达不到我们头脑里认为的那种“君主专制”。
汉家王朝，自秦代以来，即有君职与臣职之分，内朝与外朝之别，皇权不过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全国行政无论是法理还是事实，大部分都是由宰相或文官集团掌控的。
不专制，就应民主，我们古代有民主？说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会掩口而笑。
钱穆说，有的！只不过这种民主所表现出来的，不是老外所谓的拉选票，而是“求诸贤者”。
洋人们的观念是少数服从多数，他重“量”，与之相反，我们中国人实在太多，所以传统上一直是重“质”，即以贤者来代表多数，要是你不贤，哪怕你人再多，都可能是瞎嚷嚷。这就跟现在上网，看了一堆评论，然后汇集起来的收获，没准还不如某位仁兄博客上的一篇小文多呢。
何谓贤者？在朝的那些叫士大夫，在野的这些就叫社会贤达。
民国时代，能够称得上社会贤达的，非大学里的教授莫属。当时即如宋哲元这样粗人出身的地方诸侯，对动辄喜欢“指手划脚”的教授们也得摆出礼贤下士的模样，以得“敬贤”之名。
现在眼看中日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秦德纯这个华北的“宰相”又来“问政于野”了。
“秦宰相”先作了一个形势分析报告，告诉大家，日军已占领了丰台，又叫嚣着要侵入长辛店演习，情况看起来很严重。
接着作了表态：无论多么艰险，请诸位相信，宋哲元和29军绝对是可靠的，是抗日爱国的。
轮到贤达们发扬民主了。
（798）

这些教授们平时“书生论政”，几乎没一个不以批评国民党和华北地方政府为己任的，不过临场表现却有不同。
罗隆基居然冒冒失失地来了一句：这说不定是好事呢，华北形成缓冲，国民党退出，正好让我们其它派别来“玩一玩”，活动一下。
胡适在旁听得真切。这位老夫子素以儒雅待人著称，但关键时候也有火气。
他当即拍案。
这叫什么话！我平素也批评政府，常说国民党的不是，但你得看什么时候，如今大敌当前，国民政府位居全国之中央，等于日本的天皇。如果我们政府要天皇退出日本，你认为他们日本人会干吗？！
再说，国民党是因为抗日才被逼出北平的，其它派别，只要你抗日，日本人一样不会容许你存在，除非你投降或者做汉奸。
胡适的话赢得了在座大部分教授的认同。罗隆基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遂再不出一言。
钱穆曾有一个论断，认为我们中国与异邦异族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有“士”这一流品，而其他族群是没有的。
民国初期的这些教授们，已无法完全与古代的“士”相提并论，然而身上多多少少还存有传统士族才具备的影子：虽无世家贵族的尊崇，却有超然独立之人格，虽无高居庙堂的显赫，却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特别是在国家有难，大家都觉得一片茫然的时候，士农工商里的这个“士”更要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古语有云：众人之诺诺，不如一人之谔谔——你是文化精英，所以决不能唯唯诺诺，虚应故事。
经过集思广益，“名士”们的“民主”终于在秦德纯这里得到了“集中”，其中又以胡适的意见为代表：“29军必须站在国家的立场才有力量，离开了这个国家的立场，无论是谁，决不能有力量”。
秦德纯的心由此安定不少。民意告诉他，无论前面压力有多大，都不能轻易向日本妥协，而他的背后，还有整个国家作为支持。
夜幕已经笼罩了卢沟桥和宛平城。
金振中确实没看错。日军当天的假想敌，正是守卫卢沟铁桥的29军。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后来透露，第1联队其时训练的重点就是“奇袭计划”。他们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驻北平的部队负责，准备执行“要人的监禁”。
哪些“要人”会被他们“荣幸”地列于名单之上呢？
就是所谓的“抗日的中央派”，包括秦德纯和冯治安这些人，甚至宋哲元也在其中。
秦冯的下场，是要被绑架到北平的日本宪兵队，从此不准乱说乱动，而宋哲元，则要由济南特务机关长“陪同”到天津，那里已被日本人视为是亲日氛围浓厚之地。
另一路，则由驻丰台部队负责，从事“卢沟桥的占领”，把北平周边的这最后一个口给封起来。
但是丰台日军人数少，比不上29军，因此就更需要靠“奇袭”，或者说准确一点，是夜袭。金振中所亲眼目睹的，正是这样一个夜袭模拟训练场面——在中队长清水节朗大尉的指挥下，部队先假定天近黄昏，这时候要接近对方主阵地，然后潜伏至黎明天亮，再发起冲锋。
当然，模拟毕竟还是模拟，准备也还是准备，与“九一八”相比，如果说那天晚上，日军就有意识地要发动对北平的全面进攻，确实言之尚早。但在潜意识里，他们早已唯独天下不乱，巴不得能有一颗火星溅出来并形成燎原之势。
（799）

很多年后，我们得以看到清水当晚写的日记。
在他笔下，那是一个无风无月但天气晴朗的晚上。远远地，还能看到若隐若现的宛平城墙和士兵移动的剪影。
然而，这样的夜晚又注定不能平静。在古龙等武侠名家的笔下，它甚至每每会成为一场武林大浩劫的前奏。
就在这种诡异的气氛中，宛平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区域响起一阵枪声。
从枪声判断，这是步枪子弹，而且是实弹射击。
由于中日枪械不同，双方的枪声是有区别的，日军的是“噗通！噗通！”，而中国军队是“卡科！卡科！”。
在那个诡异的晚上，响起的是“噗通！噗通！”。
此时指针指向10点40分。
指挥演习的清水中队长却认为，枪声是从29军阵地传过来的，按照日方统计，共有18响。
据他描述，当时他还观察到了一个情况：黑暗之中，但见在宛平城的城墙和卢沟铁桥这边的河堤上，各有一个手电筒一样的东西在一亮一亮。
我们如果经常看反特片，就会知道，这一般都是“特务们”晚上进行相互联络的信号。清水没有机会看这些反特片，不过既然成天指挥针对卢沟桥的演习，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对29军发动进攻，那“阶级警惕性”自然不会低。
由于当时的现场不可能装有探头，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揪着小日本的耳朵，让他瞧个仔细。不过根据田中隆吉在一本回忆录中的记载，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曾在一次饭局中向他透露，那一连串枪响正是其唆使人干的，为的就是要装神弄鬼，挑起事端。
如果有证据证明茂川是在吹牛的话，这些枪声更可能是日军自己打的，因为在演习中，日军分为两股，清水的对立面就是担任假想敌的部队，他们枪里装的都是实弹，开枪也最合情理。
当然了，光凭这18声枪响就要寻衅闹事，未免还太勉强了一点。
“幸好”，还有下面这一出。
听到枪声后，清水命令号兵吹集结号，把部队按小队为单位集合起来，以做好“应战”准备。但在队伍排列成行，查点人数时，却发现一个二等兵失踪了。
日本是个出漫画家的国度，天生就很善于编故事。清水连人都没找，先把这几个元素给联想到一块了：枪声、信号、失踪，串连到一起，就是一部极富蒙太奇色彩的恐怖片。只不过，清水还宁愿它是一部侦破片，而他本人就是片中的柯南探长。
具体案情大致是这样的：宛平城内的29军派人摸过来，开枪打伤或打死了我们的士兵，然后用信号联络城内守军，把人或是尸体带了过去。
“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清水的第一反应是“断然膺惩”。
决定“膺惩”之前，他派传令兵向大队长一木清直进行报告。一木一听，全身的血液都快兴奋得要沸腾起来了。
还等什么，打啊。
但打的命令光他下没用，得请示老大牟田口。
这个时候，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正在秦皇岛检阅第2联队，其职务由尚在北平城内东交民巷的牟田口代理。
牟田口就是“奇袭”计划的制定者，但是从史料上看，他的这两个“奇袭”计划似乎并没有能够得到更高层的同意或认可，因此一直处于“个人的构想”阶段，一个都没有真正付诸实施过。
这么好的计策却不能用，都不知道上面那些头头脑脑是干什么吃的。牟田口的“不愤”是可想而知的。
突然一天，他看到了机会。
（800）

当一木在深夜打来电话，告诉他，29军竟然“非法开枪”，而且己方还失踪了一个士兵后，他的血马上就和一木一样“热”了起来。
机会就在眼前，等去你去改变命运。
但牟田口跟一木比，毕竟有所不同，旅团长不在，他就是总负责人，还是得惦惦事情的份量的。
29军敢开枪“寻衅”，这究竟是有计划的全面进攻，还是“局部的突发事件”呢？
牟田口命令北平宪兵队进行侦察，弄清北平城里的29军高层是否有什么特别的动静。
答复是“无异动”。
判断就出来了，“非法开枪”纯粹是“局部的突发事件”。
弄清“全面”还是“局部”，对牟田口下决心举足轻重。如果是前者，他就不得不有所顾忌，因为没人让他与29军全面开战，倘若因此捅出大娄子来，就不好玩了。
但如果是后者，就轻松多了。
此前的两次“丰台事件”，牟田口都经历过了。在这两次事件中，中方无一例外都做了让步，可这不仅没让日本人感到满足，还让他们觉得中国人“骨头贱”：你不“膺惩”一下，对方决不会卖你的帐。
两次“丰台事件”，都捡到了谈判桌上捡不到的便宜，并最终使29军让出了丰台，而中日双方又没有扩大到“全面作战”的程度，这种好事，何乐而不为？
再说，开了枪，丢了兵，也不是每天都会发生，那是老天降下来成全我们的，机不可失啊。
牟田口传下命令，双管齐下：里面，由北平特务机关负责向驻宛平城内的29军进行交涉，外面，除由一木率大队主力到宛平城外部署作战外，另派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统领1个步兵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前去增援。
按照他的想法，外交讹诈后面跟着军事压迫，大小总能捞着一票。
11时40分。
在卢沟桥的第一枪响起1个小时后，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出马了。
松井的脑子还算正常。说29军先开枪，这事谁也没见着，就连开枪后留下的子弹壳这样起码的“证物”都没有，纯粹是日军的一面之辞，中方如何会承认呢。
再说丢失一个士兵的事，那是你自己没看好人，关人家什么事。
对于官兵的这个“疏忽”，松井只好用他那外交头脑自己弥补：士兵不仅丢了，而且大家都看见，他是“被迫进入宛平县城”的。
现在这个兵就在宛平城里面，所以我们要求进城检查。
秦德纯斟酌后，出口的第一句话就把松井给撂倒了。
你自己先睁大你的眼睛看看，卢沟桥是什么所在，那是我们中国的领土，谁允许你们到那里演习的？！
这是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的行为。
既然你们前提都违背了，那什么“非法开枪”啊，“走失士兵”啊，提都不要提，我们一点责任没有。
至于松井提出的要“进城检查”的要求，秦德纯说不行。
深更半夜的，你们兴师动众，出现“误会”怎么办。
不过他说话向来都留有余地——尽管如此，姑念“两国友谊”，等天亮后，我们可以出动军警帮你们找，如果找到人，我们也没那份闲心供他饭，会“即行送还”。
话是这么说，秦德纯也知道情况严重，哪里能真的等到天亮再处理此事。
（801）

12点。
秦德纯亲自打电话给宛平县长王冷斋，要他迅速查明并及时处理，以免事端扩大。
王冷斋叫来金振中营长：查，赶快查。
一个兵一个兵查过去，没人开枪，再清点弹药，都在，一枚短少的都没有。
开枪是不可能了，再让警察全城出动，找找有没有那个失踪日兵的影子。
哪里有啊。
王县长连夜亲赴北平报告自查情况。
被日本人折腾了整整2个小时，此时时钟指向2点。
第一次的答复，自然都不会让日方满意。松井一仍蛮横：没什么好说的，不让我们进城搜，我们就把宛平城包围起来。
明明既未主动开枪，也没绑他们人，秦德纯意识到，此次日军来者不善，明火执仗的样子，又要来打劫了。
他拿起电话，通知冯治安、金振中等诸将校，做好应战准备。
秦德纯出身于保定军校，对打仗并不外行。牟田口知道通过观察29军高层的动静来决策，他也派金振中时刻注意丰台日军的行动。
备战的同时，交涉仍须进行。
王冷斋一到，秦德纯即刻派他和“政委会”的其他官员一道，去北平特务机关部和松井“理论”。
事情进行到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果：那个该死的日本二等兵又回来了。
原来这厮是因为肚子疼，跑出队伍小解了一下，然后因为天黑，又跑错了方向，与大队人马背道而驰。
其实从“离奇失踪”到返回，不过仅仅是20分钟的事，也就是说，在7月7日晚上11点的时候，清水的“剧本”已经被证明是一个荒唐的“剧本”，绑架之类纯属子虚乌有。
从清水到一木，由于没有电话，中间的沟通当然也有一个过程。可这个过程再长也不会太长，因为一木自己带着一个大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这是大约7月8日凌晨2点零3分时候的事。
就算传令兵跑得慢，现在你们都见面了，还能再装作不知道“失踪士兵归队”的事吗？
在王冷斋到达特务机关部之前，松井也已经获知了这一消息，真是丧气得很。
对于那个在不该“肚痛”的时候偏偏“肚痛”的日本兵，不光被搞得深更半夜都睡不好觉的中国军警切齿痛恨，就连这些揣着坏心眼的日本人也一样骂其“该死”。
为了帝国利益，你干脆就找个没人角落切腹算了，让别人永远都找不到你，这样我们才好光明正大地进宛平城啊，怎么你又腆着个脸跑出来了呢。
骂归骂，事情却还不能就这么算了。不仅不能算，这里面尚大有文章可做哩。
看到王冷斋进来，松井不得不先交待：刚才我接到一木大队长的电话，说是失踪士兵已经归队了。
中方人员听到此处，大多松了口气。
人既找到，不就什么都结了吗。
可是心里一块石头还没完全落地，松井却已黑下脸，劈头打过来一记杀威棍：宛平的29军向我们开枪，由此产生的责任和后果，应由中方承担。
（802）

下面这篇文章原来是发在新浪上的，也算是我个人对“八一五”的一些思考。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挑剌。其实，我还想表达得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抗战不仅仅是伟大的牺牲，它还是国家民族生存智慧的一次大考验。因为在当年，日本是人口和面积上的小国，却是事实上的大国和强国，而中国虽是人口和面积上的大国，却是事实上的小国和弱国。抗战是我们的先辈们通过不懈的抗争，赢得自尊和自存的过程。因此，我们所要了解的，不仅只是一段让人血脉贲张的过往，更是一种让人清醒的反思和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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