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所说的《正面抗日战场》就是天涯上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写在“八一五”边上：不是八年抗战，是十五年抗战

我这一两年，一直在写一个以正面抗战为主题的长篇文章，就叫《正面抗日战场》。因为一直觉得，现在还没有一部真正非常详细的，能够一点点把正面抗日战场写清楚的著作。一寸山河一寸血。不能单纯以最终的成败论英雄。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流血牺牲的战士，我们已经遗忘太久，必须重新从泛黄的故纸堆中将他们一一捡拾出来，重新擦亮。
刚刚在新浪博客上发连载时，看到比较多的评论是：既然你说的是正面抗日战场，怎么会从东北和张作霖讲起，要知道，那时离“七七事变”还远得很哩，是不是跑题了，而且跑得很严重。
我想，之所以有这么一个疑问，与我们脑子里一直存在的一种习惯性思维有关，那就是，一讲到抗日战争，肯定是“八年抗战”。
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抗战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起，在史学界早就有争议了。不独国内专家有不同意见，甚至我们当年的敌人——日本，在界定中日战争时，也把起点确定为“九一八”事变，因此他们称抗战为“十五年战争”。
任何事的发生都有缘由。全面抗战，也就是“八年抗战”，不是一下子就爆发起来的。事实上，“七七事变”发生时，日军已对北京形成了包围，而日本人当初的构想，是想把华北平津作为“满洲国”，也就是东北的隔离带的。
这个时候，东北已被日本入侵达七年之久。
有人可能会说，这七年里面，主要是东北义勇军在作战，那是敌后战场，而不是正面战场。
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很长时间里，日本并没有能够完全占领东北，特别是黑龙江。
民族英雄马占山属于东北军中的黑龙江军，而黑龙江军又属于东北军中相对强悍善战的一支正规部队。马占山发起江桥抗战，就是阻止日军进入黑龙江，包括其他义勇军，也延缓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所以，在东北被完全占领之前，这里不是敌后战场，而是正面战场，这也是我在连载时，用了很大篇幅来描写马占山和东北义勇军的原因所在。
除了东北之外，中日两国政府军队的直接碰撞也从没有中断，甚至还有大规模作战。
比如“九一八”事变后仅仅几个月不到，就爆发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会战”。这是中国最早与日军进行的一次大会战，参战部队除19路军外，还有数量相当的国民党中央军精锐部队。又比如1933年的“长城抗战”，它实际上也是一次大会战，中央军、东北军、29军、晋绥军都参战了，总人数达到了二十万以上。这两次会战，都有中日两国政府的背景。一直到1936年的绥远之战，虽然是由傅作义的绥军出面，打的是满蒙伪军，但近年的史料表明，它的后面也有国民政府策划并支持。
或许你会说，不叫“十五年抗战”，而叫“八年抗战”，可能是中国没有正式对日宣战的缘故。
然而中国对日宣战，还是太平洋战争后的事，而不是在“七七事变”之后，那时即使“八年抗战”也已经打了过一半了。
日本入侵东北，是抗战的“原罪”和起点，而抗战又以暂时失去东北为开始，以胜利收复东北乃至台湾为结束，这是我一直抱有的观点。
另外，我想说的一点是，对于历史，我们应该抱有一点起码的温情和对前辈的尊崇。
我常常看到在一些描写抗战的作品中，把失败的中国军队写得狼狈不堪，作者甚至用一种嘲弄的口吻来极尽笑骂之能事。
每每这时，我都倍感无语，同时感到非常之痛心。
无知者无畏，岂后辈小子之谓乎。
作为正面抗日战场的主要力量，国民党的确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军政团体。有很多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才有延续多年的军阀混战，某种程度上，如果没有内部争权夺利的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可能不会那么早发生。
1930年的9月18日，张学良调兵十万入关，以参加中原大战。一年之后，1931年的9月18日，就爆发了“九一八”。这并不是偶然的。所以，我在《正面抗日战场》中写了很多国民党军阀、政客的内耗和权斗，这些内耗和权斗影响了抗战力量的发挥，也在客观上造成了侵略者的乘虚而入。
但总体而言，在抗日战场上，并不能一味谴责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腐败无能”。当时，无论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环境都是一样的严酷，强弱对比也是一样的悬殊，一个又一个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人这一生，难道就只能生活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氛围中，除了胜利就是失败吗？
恰恰相反，在抗战史上，很多生命的辉煌，正是在所谓“失败”之后盛开绽放的。
中条山之战失败了，滇军名将、身为上将军长的唐淮源饮弹自尽。他认定，在抗日战场上，“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所以要“为国家为民族保全人格”。
枣宜会战，你也可以说它失败了，因为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都当场战死殉国。可是张将军的死，让日军都为之感动不已，称他是“绝代勇将”、军人楷模。
没有这么多感人肺腑的失败，我们能想像抗战有胜利的那一天吗？
我总觉得，我们今天纪念抗战胜利，不仅仅是愤怒声讨侵略者的罪恶那么简单，也应该知道，我们的先辈们，无论是国民党爱国将士，还是八路军新四军，都曾经是真正的勇士，都为这场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文化中比较优秀的一面。
如果要弘扬传统，这就是最好的传统。

跟这些惯于找茬的日本人打交道多了，王冷斋知道他们什么奇谈怪论都说得出来，所以并不感到惊讶。
他转而发问：枪声来自何处？
松井摸了摸脑袋：听说是宛平城东门外。
王冷斋站起来。
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事实——城东门外根本就没有中国驻军，由此可以推知，枪，绝不是宛平守军放的。
松井张着嘴，半天没合拢。他本应跟清水、一木统一好口径，说枪声来自宛平城的，但急智向非日人特长，玩抢答往往都很容易弄巧成拙。
本想占点优势的，没想到还被对方率先找到了漏洞，松井颇有骑虎难下之感，只得想办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你说的这是真的吗，你能保证？
王冷斋胸有成竹：完全可以保证。
我已经下令对宛平守军进行彻底检查，所有官兵的子弹都查过了，一发都不少。
那么问题来了，这第一枪是谁放的呢，显然不是我军，而是日军。
松井一愣的当口，王冷斋又奉送他一句：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你们自己开的枪，还倒打一靶，真是可笑。
松井气坏了。本以为可以震住对方，没想到一个“第一枪”之辩就偷鸡不着蚀把米，首先把自己给装到筐里面去了。
现在唯一称得上重磅炸弹的，就只剩下了“失踪之谜”。
松井一本正经地说：还是请王专员说说士兵失踪的经过吧，他是怎么失踪的，究竟是被什么人掠去的。
这个问题就像是从面团中硬生生拉出来的。
王冷斋简直啼笑皆非：你们士兵失踪，又不是我扣留的，我怎么会知道？你们自己去问他一下，不就全清楚了。
机关长的“荒唐提问”把他的下属都快给雷倒了。见场面即将陷入尴尬，特务机关顾问樱井赶紧上来“补位”：话虽没错，但你要知道，这个士兵是在你们的辖区里失踪的，如果不是“中国抗日分子”进行绑架，还能是他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不成？
王冷斋冷笑一声：是不是他自己藏起来的，也得问问他自己。或者他想学习当年的南京领事藏本，喜欢玩躲猫猫也说不定呢。
一说到“藏本事件”，松井和樱井就像被揭了伤疤一样跳了起来。
这不一样，不一样，怎么能拿来作对比呢。
王冷斋说，好，那我们暂时撇开“藏本事件”，先来分析一下，看看“士兵绑架事件”有没有一点起码的真实性。
首先，这件事发生在深更半夜。那个时候，宛平城门早就关闭了，日军是在城外演习的，请问他是怎么进城的呢，莫非他翼生双翅，会凌空飞翔不成。
其次，你们说他是被绑架的。请问，谁看到了，有没有人证物证？
最后，毫无疑问，看到这件事的人一定也是你们的人，那我倒要请问一句：这位仁兄当时既然看到，为什么不及时组织营救呢。
王冷斋不愧名士，其出色辩才和严丝合缝的逻辑推理能力不是松井这些人所能向背的。只寥寥几句话，就点出了事件中的诸多破绽，一下子便使气势汹汹而来的日本人陷入了被动之中。
（803）

松井张口结舌，他想不出什么反驳的话，只得拿起了强词夺理这个法宝。
那我们的人失踪了总是事实吧。不进城搜查一下，怎么知道不是被绑架的呢？
那位一惯给上司打掩护，扮恶人的秘书斋藤也连忙跳出做配合，张牙舞爪地叫道：一定要进城搜查，否则的话就施以武力。
王冷斋岂能相让，遂疾言厉色地予以回击：这是你们计划中早就准备好的吧。如欲讨诸武力，29军一定奉陪到底！
一到这种时候，松井就知道很难再进行下去了。跟王冷斋打交道这么久，眼前站着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还能不了解吗，这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烂铜豌豆”。
暂时是讹诈不成了，只得走一步看一步。
松井说，要不这样，大家“和为贵”，由双方派代表去宛平城进行一次实地调查，等调查明白后，再作妥善处理，怎么样？
其实事情都明摆着，跟中方浑不搭界，照理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义务要陪他们去“调查”。
可是日本人依据的不是“道理”，而是“强权”，一旦把后面这个东西拿出来，即便理在我手，又有王冷斋这样的能辩之士，亦无奈他何。
大家看《左传》，上面能言善道之士不要太多，他们往往只要赋《诗》见意，讲清楚道义二字，就能喝退对方百万兵，使强国放弃进攻弱国。
《左传》不是小说，所以基本没有吹牛，只不过它是春秋时候的历史书，记载的是春秋往事。虽然孔子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很不满意，称之为“礼崩乐坏”，甚至发狠要“乘桴桴于海”，乘船跑天边外国去，但其实春秋那就算好的了，孔子他老人家如果有幸能看到后面的战国，怕是连死的心都有了
春秋有“文武周公之治”的余绪，对“忠信”还是比较讲究的，连孔子自己都说，十户人家里面，一定有一家跟他一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这是什么水准，大家也应该知道了，所以其时能诞生我们的“万世师表”，并不偶然。
国与国也是如此，彼此都能讲点道理，你能把我说服，证明我确实理亏了，哪怕我力气比你大得多，哪怕长途跋涉劳师远征，我也只好收拾起刀枪，乖乖回家。
可是，战国以后就不一样了，“天地本无主，惟强者居之”，谁拳头硬谁有理，从此就再没有一言可退兵这样的奇迹发生了。
现在日军还在宛平城外，你就是再能说，他们暂时也不会退，因此王冷斋没法拒绝松井组团“联合调查”的要求，只能依言而行，和日方代表一起坐上汽车去宛平。
不过，所谓“先调查后处理”，也实在是日本人落于下风之后的“拖刀计”。
调查什么呢，看一下晚上关了城门后，日本兵是否爬得进去，还是问一下那个兵：你肚子疼，为什么不当众拉稀，偏要躲到没人的地方去拉，结果害大家一顿好找。
松井觉得很没劲，兴冲冲赶来要打仗的一木更是不愿就此收手。
（804）

一烂铜豌豆=一粒铜豌豆
丢脸，刚发上去才发现打错了字。

此时他站在宛平城东北角的沙岗高地，此处离宛平城仅有1000米的距离，不仅地理位置显要，而且可对宛平和卢沟石桥形成直接威胁。
和松井一样，一木也是恨得牙痒痒的。
那个“该死”的家伙，早不回来晚不回来，现在跑回来干什么，坏吾大计。
转念一想，人是找到了，可“非法开枪”的事不是还没解决吗？
牟田口原本交待一木，去“现场”后往地上多瞧瞧，看是不是能找到对方开枪打过来的子弹壳，如果能找到，就不怕29军“百般抵赖”了。
无奈，地上子弹壳倒有，但都不是29军的，而是演习日军自己的。
要是29军真的朝我们开两枪就好了。
想到这里，一木忽然“灵机一动”。什么子弹壳不子弹壳，嘴长在自己身上，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马上挂通牟田口的电话，提了一个问题：如果支那军队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地开枪射击，进行“主动侵犯”，我们是不是要予以还击呢？
牟田口毫不犹豫地回答：这还用说吗，他们要是再次射击，自无不还击之理。
这一问一答结束，牟田口马上就回过神，明白了一木话中之意。
嘿嘿，这小子看见失踪士兵回来了，不甘心，还想挑事。
问这样一个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他想干什么？还不是想让我下达开火的命令，这样假使出了事，就可以把责任推给我了。
牟田口没猜错，一木还真是这么想的。
就像当年酒井隆对待梅津和杉山元那样，诳骗上级，背黑锅你来，立功我去，拼全力为众生！这在日本军界还是很有传统的哩。
不过一木这次看低了自己的上司。牟田口虽然一样好战，想打仗的心甚至比一木还来得迫切，可是他希望这口黑锅由一木来背。
牟田口眉头一皱，忽然计上心来。
他没有马上放下电话，而是稍微停顿了一下，故意把嘴巴从话筒挪开，假装自言自语道：受到敌人攻击怎么办？——太简单了，一个军人不应该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知道，打电话时，要是你不希望话筒的另一端听到你的“自言自语”，最好是用手把话筒掩住，可牟田口却没这么做，结果那边的一木听得清清楚楚。
一木能做到大队长，那脑子自然也不笨，知道牟田口的“自言自语”其实就是告诉他——想打你就打吧，不用向我报告。
打，我还不愿意？！关键是要你同意，负起“领导责任”来啊。
可是看这样子，牟田口根本就没这种“觉悟”。他要跟下属玩智商。
这一木并不好惹，他偏不接招，而是继续装“二”，向上司追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开枪射击也没有关系？
有这样的部下真是让人头疼啊。玩了半天二人转，也没能让对方上当。
好个牟田口，他亦不直接回答一木的问题，却自顾自地说了一句：既如此，事关重大，请核对时间。
一木看了一下表：早晨4 时 23 分。
好了，戏就演到这里吧，大家心照不宣，双方都不用担责任了，而向中国军队正式攻击的时间也定了下来。
那就是7月8日早上4 时 23 分。
（805）

现在刚刚凌晨3点，但是天津和北平同样陷入了一片紧张空气之中。
此时由于司令官田代因病在床，其职务由参谋长桥本群（陆大第28期）暂代。桥本群的动作很快，得报后第一时间就调集人马应变，同时命令正在秦皇岛的河边火速返回北平进行指挥。
与此同时，秦德纯和冯治安也都接到了金振中打来的电话。
金振中报告，附近演习的日军不仅未撤，还得到了丰台一个大队的增援，他们已进抵宛平附近。
这些日军中，包括了4门山炮和1个机枪连，配备如此重武器，摆明是要来攻城的。
如何应对，金振中向文武两帅分别请示办法。
秦德纯的答复是：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
冯治安的回答与秦德纯有惊人的相似：寸土不许后退，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如果爆发冲突，卢沟桥就是你们的坟墓！
但在双方正式交手之前，政治和谋略的先行较量还是必须的。
牟田口听松井说，王冷斋等人愿意到宛平来一道调查实情，心里就忐忑起来。因为他也知道己方发难的理由着实过于勉强，是经不住“调查”的。
万一出洋相怎么办。
牟田口便让人给王冷斋等人带话，说你们别急着去宛平，还是先到我这里来叙道叙道吧。
牟田口是前线日军的临时总负责人，王冷斋自然不能不前去一晤。
一见面，牟田口就将上一军：你能为这一事件负全责吗？
此语，既是威胁，也包含着一个险恶用意。
王冷斋马上察觉出了话里玄机。
如果答否，那你来干什么，有什么资格来进行调查。但假如答是，那就更上当了。牟田口会说，呶，你自己承认的，你们为事件负“全责”，全部责任。
鬼子用心，着实恶毒。
王冷斋没有正面作答，他回答得很“细腻”：
我身负的是调查使命，在这方面我有中方“全责”。
至于事件的责任应由谁负，现在不是还没调查处理完吗，所以谁也不能随便主观臆断。
没把王冷斋给绕进去，牟田口心有不甘。
调查太麻烦了，要不我们还是就在“当地”处理一下吧。日方由我们这个联队负责，中方由你负责。
连王冷斋“敷衍上面”的借口，牟田口都给他找好了：
事件发生在宛平地面上，你是一县之长，有便宜处置之权。倘若上面问起来，你就说事情紧急，来不及请示，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也。
王冷斋何等样人，如何肯上他这个当，坚决拒绝。
事情一定要先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根本谈不上如何处理。
骗不了，诱不成，牟田口知道这位县长不是一般的人，只得同意放他们去宛平“先行调查”。
在牟田口这里又浪费了半个小时，前往宛平的路上，王冷斋亲眼看见，日军正分乘8辆汽车往宛平进发。
事态紧急，快走。
当王冷斋一行坐车到达宛平城东北的沙岗时，发现这里已布满日军。他们伏卧在地，正在做射击准备，而步兵炮已对准了龙王庙的29 军阵地。
攻击龙王庙，意在卢沟铁桥。
调查小组的汽车要进宛平城，却进不去，因为被一个人挡住了。
（806）

定睛一看，却是说好一道来调查的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
寺平掏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
一指地图上的宛平城——这是西门城外，你快让城内驻军撤到那里去。这是东门城内，我们的部队将开到这里。
凭什么？！
寺平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很严重吗，调查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先处理再谈判。
怎么处理，就是让日军进宛平城。
原来和牟田口一个调调。
王冷斋紧盯着这个辅佐官：我们在你们北平特务机关部商量得好好的，先调查后处理。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情况严重，来不及调查之类，均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所谓“先处理责任”，这个牟田口刚刚向我提过，可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谁的令，敢这么说。
寺平一愣，知道眼前立着的是个明白人，靠混是混不过去的，不由脱口而出：平时我们日军进行演习，不都可以穿城而过吗，怎么今天不可以。我们不过是在遵循先例而已。
王冷斋立刻反驳：那是你无知。据我所知，你干辅佐官三个月还不到吧，问问你的前任吧。日军演习，从来都是在野外，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通过宛平城的？
你说有“先例”，那我倒要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月哪一天的事。
寺平被驳得哑口无言，脸上成了猪肝色。
说不过，他就来蛮的：我这是在奉命办理，奉谁的令，不用你管。反正是事在必行，如果你不见机行事的话，当心有危险。
见寺平理屈词穷，已经来到宛平城外负责指挥的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赶紧上前帮忙。
森田早在“一二八”会战时，就随久留米混成旅团到上海同中国军队打过仗，算得上是个侵华老兵了。
他铁青着脸对王冷斋一行说：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请你们下车看一看吧。
看什么？
“欣赏”他们的“军容”。
刀枪林立，寒兴闪闪，无非是向手无寸铁的王冷斋等人示威而已。
森田气势汹汹地说，十分钟内，请你拿出处理办法，如果拿不出，“严重事件”会立即爆发，到时，枪炮可不长眼，你们给我小心了（“殊为君等危”）。
黑洞洞的枪炮口朝着王冷斋，一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惨剧似乎就要发生在眼前。
然而，“布衣之威”，岂色厉内荏的倭寇之辈所能料知。
王冷斋毫无惧色。
我的使命就是调查，“他非所知”，个人安危更是早已置之度外。
我再说一次，这次先调查再处理的办法，是在北平特务机关，由双方共同商定下来的。你们前面说先调查，后面说先处理，天下事，没有可以这样自相矛盾的。
再说这里是谈判的地方吗？就算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先谈判，那也得到城里去“从容相商”。
对着寒森森、冷冰冰的刀枪剑戟，王冷斋正告对方，如果真的出了事，闯出祸，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不卑不亢，锦里藏针，除了需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敢坚毅外，还得有中国传统策士的智慧。
果然，森田没法再苦苦相逼了，而且王冷斋说的也有道理：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到城里去谈，荒郊野外的，连个凳子都没有，谈什么谈。
（807）

定睛一看，却是说好一道来调查的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
寺平掏出一张地图给王冷斋看。
一指地图上的宛平城——这是西门城外，你快让城内驻军撤到那里去。这是东门城内，我们的部队将开到这里。
凭什么？！
寺平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很严重吗，调查来不及了，所以你得先处理再谈判。
怎么处理，就是让日军进宛平城。
原来和牟田口一个调调。
王冷斋紧盯着这个辅佐官：我们在你们北平特务机关部商量得好好的，先调查后处理。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情况严重，来不及调查之类，均离题万里，让人不知所云。
所谓“先处理责任”，这个牟田口刚刚向我提过，可是被我一口拒绝了。我不知道，你是奉了谁的令，敢这么说。
寺平一愣，知道眼前立着的是个明白人，靠混是混不过去的，不由脱口而出：平时我们日军进行演习，不都可以穿城而过吗，怎么今天不可以。我们不过是在遵循先例而已。
王冷斋立刻反驳：那是你无知。据我所知，你干辅佐官三个月还不到吧，问问你的前任吧。日军演习，从来都是在野外，我们什么时候允许你们通过宛平城的？
你说有“先例”，那我倒要请问一下，这是哪个月哪一天的事。
寺平被驳得哑口无言。
说不过，他就来蛮的：我这是在奉命办理，奉谁的令，不用你管。反正是事在必行，如果你不见机行事的话，当心有危险。
见寺平理屈词穷，已经来到宛平城外负责指挥的第1联队副联队长森田彻赶紧上前帮忙。
森田早在“一二八”会战时，就随久留米混成旅团到上海同中国军队打过仗，算得上是个侵华老兵了。
他铁青着脸对王冷斋一行说：现在不是斗嘴的时候，请你们下车看一看吧。
看什么？
“欣赏”他们的“军容”。
刀枪林立，寒兴闪闪，无非是向手无寸铁的王冷斋等人示威而已。
森田气势汹汹地说，十分钟内，请你拿出处理办法，如果拿不出，“严重事件”会立即爆发，到时，枪炮可不长眼，你们给我小心了（“殊为君等危”）。
黑洞洞的枪炮口朝着王冷斋，一场“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惨剧似乎就要发生在眼前。
然而，“布衣之威”，岂色厉内荏的倭寇之辈所能料知。
王冷斋毫无惧色。
我的使命就是调查，“他非所知”，个人安危更是早已置之度外。
我再说一次，这次先调查再处理的办法，是在北平特务机关，由双方共同商定下来的。你们前面说先调查，后面说先处理，天下事，没有可以这样自相矛盾的。
再说这里是谈判的地方吗？就算按照你们的意思办，先谈判，那也得到城里去“从容相商”。
对着寒森森、冷冰冰的刀枪剑戟，王冷斋正告对方，如果真的出了事，闯出祸，一切责任应由“君等负之”。
不卑不亢，锦里藏针，除了需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勇敢坚毅外，还得有中国传统策士的智慧。
果然，森田没法再苦苦相逼了，而且王冷斋说的也有道理：谈判不是不可以，但是得到城里去谈，荒郊野外的，连个凳子都没有，谈什么谈。
（807）

我发了一早上都没发得上来，以为又出现了什么敏感词，可却不知道哪个敏感了（你至少应该提示一下的，这样作者也好删啊），没办法，只能乱删，最后把“脸上成了猪肝色”这句删了，却发现好象还不是这个。现在好歹都发上来了，却是两个重样的。

森田跟寺平嘀咕了几句，便同意由寺平和众人一起进城谈判。
刚刚进城，城外忽然枪声大作。
日军进攻了。
时间定格在7月8日上午4点20分。
在这之前，牟田口亲自出马、寺平拦车、森田示威，一连串的行动均未起到效果，牟田口知道已经无法控制中方的调查人员了。
真相即将揭开，揭开的结果，当然是日军自扰扰人，最后还是得把部队撤回丰台去。
眼看就得白忙乎了，但是事到如今，没有一个肯放弃的。
趁着森田在前面“示威”，一木赶紧向牟田口“进谏”：不能撤啊，如果就这么撤了，支那军一定会说，怎么样，我们一开枪，他们不就只好停止演习并撤退了。
影响形象啊，如此，我们“大日军皇军”还有何威信可言，再说，以后还要不要再演习了？
最后这句话真是说到牟田口的心坎上了。那两个“奇袭计划”一直是他的得意之作，岂容半途而废，因此他也顾不得扯皮，再跟一木互相推卸责任了。
比原计划提前3分钟，牟田口下达命令——
“可以坚决开始战斗”。
得到令牌，做好准备的日军立刻潮水般地向宛平城东门涌来。
在战前的准备会上，金振中曾经再三叮嘱，如果真的打起来，不到100米不准开枪，因为这是最佳的射击距离，这时即使日军想转身逃跑，也难以挣脱火力网。
但29军在扩军之后，很大一部分都是刚刚招募的新兵，有句老话叫做“老兵怕炮，新兵怕枪”，许多人不敢把日军放这么近，大多数在3到4百米距离时就按捺不住开枪了。
好在部队有所准备，全部轻重武器一瞬间撒开欢，“快放”配“齐放”，也着实够让鬼子们喝一壶了。
激战中，日军炮火猛烈，一颗炮弹甚至飞过宛平城墙，把金振中的营长指挥部都给轰倒了。
危急关头，金振中赶紧奔上城头亲自指挥。
子弹在身边往来穿梭，身边的警卫两死一伤，但金营长不愧沙场勇将，愣是在弹雨中来来去去，并以“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来激励城上官兵。
打了一个小时，日军已在宛平城下躺了一堆又一堆，没奈何，只得“中场休息”，而城内代表也开始在专员公署内进行谈判。
看到军队已经动手，有人给自己撑腰了，日本代表的态度变得格外嚣张起来。
刚刚坐定，樱井便提出三点要求。
撤军：宛平驻军给我退到西门外去，退10里，少一点都不行。
赔钱：昨天晚上我们受到了“损失”，你们得赔。
罚人：最低限度要处罚营长金振中。
无稽之谈！
王冷斋一口回绝：尚未调查，何来撤军，何来赔偿？又何来严惩祸首？
金振中这时也坐在谈判桌旁，更是压不住心头之火：
我们为什么要撤，你们驻军丰台，离卢沟桥有八里之遥，却偏偏要赶到这里来演习，是什么用心？
“损失”，你们损失什么了，丢了兵应该由你们的军官负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你们进攻和炮轰宛平，我们死伤了这么多人，要赔偿的是你们。
作为中国军人，守土安民，职份所在，哪里轮得到你们来随意开“罚单”？
寺平见中方态度强硬，言语上占不到便宜，又拿出了他那套歇斯底里的作风，挥着拳头大叫大嚷： 好，你们不接受，那就让炮火把宛平城炸成平地吧。
王冷斋冷冷地看着这个疯子。
兵来将当，水来土掩，我们也不是没有准备，誓与宛平城共存亡。
（808）

作者：混在前朝旧都 回复日期：2010-08-21　17:08:47

“老兵怕炮，新兵怕枪”

貌似倒了。是“老兵怕枪，新兵怕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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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句话我弄颠倒了。

正在僵持当中，森田又派人送信，约宛平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冷斋和金振中出城谈判停火一事。
都已经打起来了，主将岂能擅离职守，轻入其觳中。商量下来，决定由“政委会”负责对外交涉的专员林耕宇出面，和那个只会“呱呱乱叫”的寺平一起出城。
再出城，就不能随随便便开门了。一者，宛平城门早被守军用麻袋严严实实地阻住，一时难以打开，二者，你怎么知道森田不是借此机会来“诈”我们的城门呢？
这时候就要效仿古人了。
林耕宇与寺平一起“缒城而出”，也就是用绳子拴住了，从城门上把人放下去。
事实上，“停火”早已成为不可能。
在桥本群向日本国内的陆军省、参谋本部分别作出汇报后，未等指令，他便对赶到北平的步兵旅团旅团长河边下达命令，要求后者指挥从天津出发的1个日军大队，前去卢沟桥“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
“头头”都说要打了，“停火谈判”如何还进行得下去。林耕宇始终不得要领，只得先行返回北平报告情况。
此时，王冷斋忽然想到，在日军发动的第一轮进攻中，其炮弹既然能准确命中营指挥部，说明对宛平城内我方军政机构的具体方位十分清楚，而下一个危险点无疑就是专员公署。
得换个地方办公。
5分钟后，一行人匆匆离开专署，刚刚跨出大门十余米，忽听轰然巨响，日军大炮已经“连珠而至”，并且弹无虚发，每一炮均落于专署之内，房屋倾刻倒塌。
谁也没有想到，一闪念之间，却有人间和地狱的区别。
日军大炮难道长了眼，指哪打哪？
其实这跟日军一直狼子野心，处心积虑地要对我们动刀子有关。
就在宛平专署成立的时候，身为日军大队长的一木曾经前来“道贺”，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平时出门都是骑一头东洋马，那天却步行而来。
等到炮火准确击中宛平专署，众人才算整明白。原来这家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要通过步伐测量，为开炮算好距离的。
营指挥部被击中当然也是如出一辙。
小鬼子真毒啊，看样子非得把我们斩尽杀绝不可。
王冷斋愤然向樱井抗议：你们一再开炮，必欲置我辈于死地，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调查和谈判没法进行下去了。
说完拂袖而去。
王冷斋走后，剩下的日本代表不知好歹，见左右无人，竟然还想借机“说降”金振中。
你只要在城池的东北角插上白旗，表明愿献出城桥，然后将我们送到日军军营，可保“将军”性命无忧。
金振中武人一个，跟王冷斋那样上过武校的文人可是大有区别的，不听便罢，一听勃然大怒。
都什么时候了，鼠辈还敢如此在我面前巧言令色。也罢，正好借你们的项上人头，来祭一下我死伤之军民。
警卫人员早就被这些日本人的言辞给激怒了，立即上前将这几个家伙拖了出去。
啪的一枪，日军翻译官第一个毙命帐下，人头落地。
见来了真的，剩下的日本人立刻抖成一团，脸上呈死灰色，完全没了刚才那种耻高气扬的神气。
（809）

从北平来的几个中方代表见此情景，就把金振中拉到一边，劝他留一手，好做人质。
金振中一想有理。
也好，先寄下尔等性命再说。
说是不杀了，早已被吓破胆的樱井却哪里肯信。他一把抱住金振中的胳膊，拉住他的衣襟，死活不肯离开厅堂一步，惟恐被“小校们推出斩首”，那场面真是要多可乐就有多可乐。
金振中手一挥，绑了。
樱井被绳捆索绑，带到了城头上。
此时日军对城桥的进攻又进入了高潮。
在炮火掩护下，经过弹药和人员补充的日军再次哇哇大叫着扑了过来。
樱井战战兢兢地从城楼上探出头，挣得半句：队长别开枪，是我……
虽然顾问成了“人质”，日军却并没有停止进攻。
在森田攻城的同时，一木率日军排成4路纵队，向宛外西北的龙王庙和卢沟铁桥发动了攻击。
卢沟铁桥不是那座著名的石桥，旁边没有宛平城可以拱卫，除了桥头有一块空地可以建工事外，没法安置更多的作战力量。
原先在桥头屯守的只有一个排。金振中考虑到日军可能要发动进攻，特地又增援了一个排上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守桥官兵拼死厮杀，2个排几乎全部打到了光。日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最终占领了龙王庙和卢沟铁桥。
听到北边枪声一阵紧似一阵，金振中担心铁桥有失，赶紧作出调整，抽出担任守备的主力连，由宛平公安队顶上，再调卢沟石桥以西的预备队，一共2个连，向铁桥东端的日军猛击。
这是一场真正的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29军一直打了2个小时，才收复铁桥，将日军击退至2里地之外。
城桥都这么不容易得手，在宛平城下直接指挥的牟田口忽然想到一个“高招”，那就是让城里的人主动“归降”。
他写了封函，让人送进城来。
在信函中，他要求王金二人下令，将宛平军民限时撤往城西10里之外，同时放出樱井。否则的话，等这里一开炮，城桥皆化齑粉矣。
这是一个让人献出城池，乖乖走人的劝降书。
王冷斋看罢冷冷一笑，执笔回信。
其一，本人不是军事人员，军队不属我管，所以撤兵与否，我回答不了你。
其二，城里百姓，自然有安置的办法，就不用你多操心了。
对于牟田口释放樱井的要求，金振中给来了个黑色幽默。他煞有介事地告诉牟田口：我不是不想放樱井，而是早就“令其出城”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你们这位樱顾问愣是好样儿的，看到事态紧急，他“自愿”留在城内，要与宛平共存亡呢。
城外重兵压境，城桥守军面临着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而经过前面几个回合的较量，金振中也逐渐掌握了新的应敌之道。
日军打阵地战，开头总是拿大炮一顿乱轰，把你的阵地工事摧毁掉再说。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跟他硬碰硬，除留下少数人监视敌之动态外，大多数人必须一律隐蔽起来，这个叫做“以我所短，避敌所长”。
他炮虽然厉害，但也不可能一直这样轰，否则后面的部队就没法上来了，所以等他估摸着你的阵地已被炸烂的时候，下面就要上步兵了。
此时，按照规律，大炮不是停止，而是会朝阵地后500米作延伸轰击，以便切断我方援军。
日军的大炮转移方向，正是我们发威的时候。
（810）

三个重武器连相互配合，轻重迫击炮连可先杀其威风，看着哪里冲锋的日军人头密，给他扔两个迫击炮弹过去助助兴，而重机枪连则集中火力，在近距离内进行猛扫。
这个就叫做“以我所长，击敌所短”。
冲过这几道火力网，还有鬼子兵能接近阵地的，我们的步枪子弹都可以省掉，直接拿出看家绝活，举起大刀跟他打肉搏战！
金振中虽不是出身于著名军校，但却绝对属于那种从打仗中学会打仗的老西北军精英，他从中原大战、长城抗战一路拼过来，刀口舔血，绝处逢生，其丰富的战场经验和指挥能力，不是光会念两句兵书的武秀才所能比得了的。
冯治安让他来扼守要道，也的确是用对了人。
7月9日。
一木为主将，在对中方阵地进行观察后，即按照日军的惯常打法，命令炮兵对城桥进行轰击。
2个小时后，和金振中预料的一般无二，大炮开始向阵地后方进行延伸覆盖，日军一个大队的步兵依次掩杀。
日军的进攻看起来是全方位的，但金振中听出，枪声最激烈的地方是永定河东岸的第12连阵地附近。
根据这一情况，金振中把主要兵力都集中到了第12连阵地前沿，同时充分发挥该营具有的重火力之长：轻重迫击炮主打敌之密集区域，重机枪攻其冲锋队形。
他自己则亲率2个主力连，从日军侧背冲过去，杀到酣处，大刀翻飞，血肉互搏。
此一战，从早上6点杀到中午11点，整整5个小时，却仍未能见出分晓。
眼见不能迅速取胜，金振中及时调整部署，又命令部队从后绕击，正面则发动反冲锋，几乎是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才得以迫敌后退。
不容易啊，日军战力之强悍，不打是不知道的。
7月10日。
牟田口接替一木，亲自指挥。
经过昨天的交战，牟田口已判断出河岸边的29军拥有重火力，东岸比较难以拿下，遂想到一招，叫做“声东击西，瞒天过海”。
当天他的打法似乎与一木并无区别，只是炮更猛了，兵更多了，蜂拥着向岸边杀来。
可是这只是虚晃一枪，他取永定河东岸是假，袭卢沟铁桥是真。
短时间内，铁桥东端阵地被日军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战斗立时进入白热化。
金振中很快就发现了日军攻击点的变化，也把所有重火力调整方向，亲率两连之师朝铁桥东端进击，意图解围。
但日军十分凶蛮，一旦咬住目标就再也不肯松嘴了，任凭你怎么在外围砍啊剁啊，打啊捶啊，都无济于事。
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金振中始终没有办法砸开缺口，铁桥东端阵地遂为日军所占。
斗到此处，双方都差不多累垮了，只有进气没有出气，也无法再前进一步，只得隔开400米对峙。
在金振中指挥作战时，一名营部参谋官始终在旁观战，并随时将战况通过电话报知北平的冯治安师长。
冯治安虽人不在战场，但从参谋官的描述中也知道战况不佳。
看来需要再推上一把力，不过在这之前，他必须知道金振中的决心如何，因为如果前线的军事主官先软下来，你就是给他添再多的薪柴，这把火还是旺不起来。
冯治安指名要金振中亲自接电话。
冯问：卢沟桥之战举世瞩目，关乎29军荣辱，你应当如何？
金答：宁死战场，不死法场！
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下午3点，1个营（曹营）悄悄地来到宛平，归并金振中指挥。
该营有4个连，700余人，他们一到，顿时军心大定，而金振中也从中读出了冯治安的意思。
那是东汉光武帝对他的爱将耿弇说过的一句话：有志者事竟成也！
（811）

铁桥从哪里失去的，就必须再把它从哪里夺回来。
有志，还须有谋，有勇，更须有智。金振中反复思量，终于定下攻敌之策，那就是复制当年喜峰口的打法，对日军发动一次夜袭。
晚上8点，金振中召集众将，部署方略。
由新来的曹营接防原阵地，宛平城则交由宛平公安队负责，这样就得以把自己的这个营全部抽出，用于收复铁桥东端。
凌晨2点，这是发动夜袭的最佳时候。
金振中率领全营官兵，立于大帐之外。每个人都用白毛巾绕颈，同时手里握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
今夜的口令是：必胜！
有人突然哭了起来。
不是因畏战而吓哭的，而是这一幕场景，不能不让所有经历过长城抗战的勇士们倍感亲切，进而激动不已。
想当年，每遇战况不利时，深夜奔袭，挥刀血战，几乎都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成败在此一举！
枪炮声最早是从接防的曹营那里打起来的，他们一打，就吸引了正面日军的火力，使对手根本想不到29军还别有所图。
牟田口白天用声东击西法，拿下了铁桥，晚上金振中要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战法把铁桥夺过来。
金振中是很“好学”的，不光学牟田口，也学一木。
日军怎么用炮，他也要怎么用炮，用迫击炮。
正面一接战，金振中令旗一挥，一个营便整体向铁桥东端杀将过去。在部队行进时，轻重迫击炮随同前进，其战法也同日军如出一辙：先期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之后随着战况的变化，将射程适当延伸，以阻断日军后援及交通。
另外一个重机枪连则跟在部队后面，一俟遭敌拦击，则拉开火力网，通过有效杀伤敌军，给步兵开道。
我们的家当既然不咋的，自然更需这样精打细算，物尽其用才行。
牟田口好不容易把铁桥拿下来，自然也不敢忽视，特地在桥头驻有重兵。在火力较量一个小时之后，双方越走越近，终于缠斗到一处，开始了贴身肉搏。
勇士们执刀在手，呐喊向前。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29军自长城抗城以来，其大刀之威名布于海内，几乎无人不晓这支部队喜用善用大刀。据亲身参加过“七七事变”的老兵回忆，直到此时，日军对29军的大刀仍是心有余悸，非常害怕。
一般来说，如果光用剌刀打白刃战，早期的中国兵是难以胜过对手的。即如国内最擅肉搏的老八路和新四军，一开始也难以和日军单挑，只能靠人数多或抢先开枪，才能占到优势。可是29军的耍大刀跟拼剌刀不是一个路数，日本兵纵使拼剌技术再好，有时也破解不了对手的招式，结果稍一愣神之间，不是手腕被砍掉就是胸口得戳个洞眼儿。
大刀砍在一个个日军身上，血在到处飞溅，已经模糊了人们的视线。这是29军的战场，他们是今天的王者。
见铁桥方向杀声遍野，浪头已接近最高点，金振中知道要上预备队了。
会不会打仗，在某种程度上，就看你会不会用预备队。
发动夜袭之前，金振中从本营留了一个连，这时又把曹营的预备队拿过来，加上一个抽出的重机枪排，一共两连一排，金振中紧握在手，这就是他的杀手锏。
命令曹营倾全力发动猛攻，以拖住正面之敌，限制其对铁桥进行增援，与此同时，金振中则挥舞着“杀手锏”，突然介入在铁桥鏖战的双方战团，并出击日军左侧背。
机枪督后，大刀在前，这一顿好砍，把铁桥的日本守军打得晕头转向，有的鬼子兵于仓皇间甚至跪地求饶，再无一点“皇军威严”。
据记载，当时曾有人用大刀连砍12名鬼子，生擒1名，创下了长城抗战以来新的纪录。
到后来，连吹集合号都没有用，大家伙听不见，或者根本就不想听，火光中举目四顾，就看见一个个举着大刀的血人在追兔子一样地追赶逃蹿的敌人。
这一仗打得漂亮。29军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几乎全歼日军1个中队。丰台日军一共才多少人啊，这亏吃得真不是一点半点，由此在短时间内已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卢沟铁桥和龙王庙一带也再次被我控制。
仗打赢了，但金振中却因在打扫战场时，被隐匿的日军所击伤，自此退出了宛平前线的指挥岗位。
日军在卢沟桥挑起战火，究竟意欲何为，中方高层必须迅速作出判断。
（812）

秦德纯第一时间就给宋哲元和蒋介石各发了一份电报，请示机宜。
从秦德纯的内心来说，他是希望“主公”接报后能够迅速“启驾回宫”，以挽此危局的，但宋哲元在经历过两次丰台事件后，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些经验。
他认为事情并没有秦德纯说的那么严重，极可能又是日军在打“擦边球”，只要“镇定处之”，就能像以往那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位华北的封疆大吏并无一点要“启驾”动身的打算。
日本人曾评价宋哲元，说他其实没有多少领兵打仗的才能，虽然侥幸在长城喜峰口一战成名，但如果拿德国和日本军人的水准来衡量，“充其量一连队长之材耳”——不过是个当连长的料，或者就算撑死了，也仅是《水浒传》里呼延灼一样的人物。
水浒一百单八将，“双鞭呼延灼”是坐第八把交椅的，然而此人勇则勇矣，却没什么头脑，老是在战场上被别人算计，结果堂堂一位朝廷大将，却不得不在梁山上落了草。
然而，我们撇开宋哲元后来热衷其实又并不拿手的“政治”，其在军事上恐非一无是处，要不然当年也不会位列老西北军“五虎上将”了。
宋哲元如此“镇定”，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双方实力对比的自信。
这时的天津驻屯军登记在册的有5774人，论数量，半个师团也没有，而29军的总兵力已接近10万，至少相当于5到6个师团，兼之长城抗战时积累的威名，即使与天津驻屯军单独“对对碰”也并不吃亏。
从兵力部署上，也能看出宋哲元并非浪得虚名之辈。他没有将29军的兵力全部集中于北平一地，而是通过调兵遣将，在华北的中心地带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阵形。
“品”字阵。
这个“品”字，由29军三个相对独立，实际也是最核心的军事单位组成，其中，察哈尔的刘汝明为左翼，天津的张自忠为右翼，从北平一直延伸到保定的冯治安居中。在冯治安之前，有驻北郊的阮玄武的一个独立旅为屏障，在冯治安之后，有驻河北河间、大名的赵登禹的一个师为预备。
在中国古代兵法中，“品”字阵是侧重于防守的一种稳固阵形，其为历代兵家所青睐之处，即在于它能做前后左右之策应，非常灵活而有效。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何破这一阵法。
假如你先取中央，则两翼的刘张可“夹”可“包”，尾巴上的赵更可猛“扫”。
两翼很麻烦，那对手能不能先把它们“剪除”掉呢？
那也不易。中央的冯和尾上的赵同样能腾出手来断你后路，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威胁到他的根本。
当然，29军的这种布局并非一朝一日所形成，其间也是由很多内部的人事矛盾和纠葛所无意成就，但宋哲元能看到这一点，并能化“无意”为“有意”，却也称得上是行家才有的手笔。
对着宋哲元的这一“沙盘布阵”，我们得说，宋哲元绝不是不会打仗，长城抗战的成就也不能说完全得自于“侥幸”。
可是他仍然只是“宋延灼”。
原因在哪里呢？
（813）

宋哲元自就任华北的“委员长”，“战而优则仕”之后，就几乎再也不穿军装了，出场的标准装扮是瓜皮小帽配长袍马褂，常给人以不伦不类的印象。
“主公”如此，昔日武将们亦群起仿效，纷纷扔下大刀，戴起小帽。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何为“仕途”，在“仕途”之上应该干些什么，都不甚了了，乃至“见识常若顽童”，而他们本能的想法也是前面“打了天下”，后面得“安享富贵”了。
当时一位在北平居住的日本医生就感叹说，宋哲元的政委会一落地，华北就几乎又进入了武人当政的北洋时代。
置身于这种氛围之下，29军的士气和斗志不能不受到很大影响。除了刘汝明师据守察哈尔外，其余部队官兵均居于燕京繁华之地，特别是很多中高级军官久不征战，多多少少染上了一些坏毛病。据说，在那段时间里，就连喜峰口的抗战英雄赵登禹本人都抽上了大烟，日日“沉沦于烟霞之癖”。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大敌当前，倭夷环伺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把南京拨下来的“国防费”都私底下分分掉，然后用一种纯粹的“驼鸟战术”来应付即将到来的危机。
可怕的是，不独宋哲元本人如此，他周围的一众“武人兄弟们”也都好不到哪去。即如宋张相争，说句难听的，还不是闲的蛋疼才导致的结果。
“品”字阵是不错，但要真正发挥出它的能效，光有形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还得有势，也就是各基本单位之间要密切配合，不能内部互相掣肘。
但恰恰它“有形无势”。
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29军将领还按照军中规矩，联名向作为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发去电报，汇报事情经过。
这个电报的内容本来没什么特别的，奇怪的是最后的署名。
依次排列是：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
同29军的其他高层一样，秦德纯一身兼有文武双职，他的军职是副军长，不管“聚义厅”内的座次如何，公开场合冯张都应列于他之后。
导致秦德纯如此“过分谦逊”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凭他个人，还是比较难摆平29军的内部关系的。
这个时候，天津驻屯军实际想击的是冯治安，即“品”字阵的中央，秦德纯既要依靠冯，又要拉住张，这个名单如何排法就难煞了人。
处于两难之下，他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先把自己排到末尾，然而这样一来，哪里还有一点“督阵之威”。
令秦德纯稍感宽慰的，倒还是老蒋的积极回应。
“七七事变”发生时，老蒋正在庐山，为即将开始的“牯岭谈话会”作准备。
所谓“牯岭谈话会”，实际上是国民党官方听取民间意见的一个茶话会。但老蒋对这种会议形式却非常重视，相当一部分原因，其实也跟宋哲元、秦德纯对待那些北平教授一样，要“礼贤下士”，因为到山上来开会的，除了各界名流，就是大学教授，像胡适这样的学界巨擘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不过与宋哲元不同，老蒋肚子里是真有些货的，他对待“贤士”也不是完全故作姿态。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就曾执弟子礼，拜国学鸿儒方东美为师，跟着对方学过《易经》和王阳明学说，而他的秘书徐复观，后来更是成为几乎能追上钱穆的新儒家领军人物。
卢沟桥的枪声传来，让包括第一批被邀上山的代表在内的兖兖诸公均吃惊不已，“人心为之震撼”。
（814）

老蒋在收到秦德纯发来的急电后，即刻回复。
宛平城要“固守勿退”，给我坚决顶住，同时赶快想办法对29军进行全面动员，我会马上派兵支援你们。
这几年来，老蒋跟日本人打交道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病”， 几乎可以说，日本人屁股一翘，就得捉摸对方大概要拉什么屎了。
对于“七七事变”，宋哲元认为只是过去“丰台事件”的重复，鬼子的目的无非是想把塘沽协定划定的那点圈子继续扩大，或者顺手敲点竹杠而已，小打小闹，动作不可能太大，因此“倭寇威胁间接甚于直接”，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和手段予以化解。
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老蒋给出了完全相反的答案。
事态很严重，而且极有可能扩大。
作出这一判断，老蒋凭的并不仅仅是个人的敏感和直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创立的一个对日情报机构。
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
这在当年是一个非常绝密的部门，获取的情报只供给老蒋一个人，所以即使在国民党最高层，也少有人知。
早在三个月前，国研所即判定，日本陆军可能会在华北制造事变，而发生事变的时间，应在8月之前，最迟是8月上旬，最早是7月间。
国研所虽是搞机密情报的，却也不是测字先生，他们如何算得这么准？
因为8月在日本陆军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日子。在这个月，陆军内部要依例进行大范围的人事调整，谁走运得到进一步重用，谁倒霉转入预备役部队，都得水落石出见分晓了。
国研所的情报表明，这个时候，陆军内的各个势力已经把在中国“争功”，特别是推进“华北自治”作为谁上谁下的一个重要砝码，“华北自治”的难以推进也成为很多人加官进爵道路上的绊脚石，所以在“八月异动”之前，他们是非得花力气搬开不可了。
老蒋于5月下旬，即“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多月前，就已通过国研所获知了这一重要情报，这才能得出“七七事变”来者不善，是“直接威胁”，不可等闲而视之的结论。
至于对策，他的办法是沿用绥远抗战以来的策略，即以硬对硬，通过积极进兵北上备战，以吓退日本的侵略企图（“或可戢其野心”）。
他甚至认为，可以乘此机会，除去华北的两个心头之患：撤退丰台日军驻兵以及取消冀东伪组织。
卢沟桥之变虽是不祥之兆，但世上的事从来都是说不准的，有没有可能从此因祸得福，睡觉反而更安稳呢。
7月9日，即事变的第二天，老蒋升起中军帐。
征调三将：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集中4个师，开往河北，归宋哲元在保定一体指挥。
以上三路人马都是中央化了的地方军，基本都能听命于老蒋。还有一个靠得很近，但独立性相对强一些的，也就是居于河北的东北军万福麟，老蒋要他开往北平以南，以加厚29军的预备力量。
这是军略，在政略上，则遣出两名中央大员前去华北。
第一个是时任军令部长的徐永昌。这一位负责坐在板凳上看。通过设行营于石家庄，在督导冀察军事的同时，还得跟老阎打好招呼，协调双方的行动。
第二个是参谋次长熊斌。这一位负责来回地跑，跑的地方两点成一线，就是保定和济南。
干什么呢？拉住宋哲元和韩复榘，以免日本人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大做文章，离间我们。
对外要备战，对内要抱团，这套打法，老蒋已经操练得很熟了。
（815）

可是老蒋的大动干戈，却反过来把宋哲元给吓了一大跳。在他看来，日本不可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像处理“丰台事件”那样，对日本人让一下步，即可“内部解决”。如果让中央势力这么一进来，以后想赶都赶不走，这才是对自己的最大威胁。
当然，老蒋的调兵遣将以及连颁金牌，宋哲元也不能全然不顾，而宛平和卢沟桥那里传来的枪声，更让他无法再心平气和地安坐于斗室之中。
7月11日，宋哲元终于离开山东乐陵。
可是他去的既不是援兵集结的保定，也不是“品字阵”的中心北平，而是侧翼的天津。
天津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去那里，就意味着宋哲元既不愿调度各路人马准备，也不会直接去指挥29军作战。
他是去谈和的。
有人说，这姓宋的是不是脑子烧坏了，你怕老蒋打你地盘的主意，要单干也成，那为什么还不赶紧带着自己的29军直接去卢沟桥“驱狼逐豹”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此时的宋哲元也遇到了难题，而这个难题却是发生在他的内部。
与日军对比，原先除了占有人数的优势外，“品字阵”的防御体系也是宋哲元的一大得意之笔。可是这个阵法要能正常运转，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一个人。
天津的张自忠。
拱卫北平的两翼，察哈尔的刘汝明离得较远一些，本身又面临着伪蒙军的压力，不便马上移师过来，只有张自忠的第38师离得最近，战力也最强。因此，张自忠的态度如何，对宋哲元的决策影响非常之大。
本来，“七七事变”是一个弥补内部缝隙，团结对外的有利时机，但这时候的张自忠在被日本人捧为“华北中心人物”之后，已经有些忘乎所以，常常自以为高明。
他跟宋哲元争，与冯治安也不睦。
从前在老西北军时，冯治安于张自忠曾有保举之恩，后来到29军，张自忠亦投桃报李，推荐冯治安担任师长。两人本为“手足”，可自从冯治安被宋哲元“拉”过去后，兄弟间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微妙了。
在对日策略上，冯治安主战，张自忠就主和，基本上是“一个打，一个看”，俨然在唱对台戏。
在卢沟桥战事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日军伤亡很大，兵员和弹药粮草都急需补充，从哪里补呢，关东军、朝鲜军和国内军队都是远水解不得近渴，只能从天津的驻屯军大本营补。
从天津向丰台增兵，必须经过廊坊。
廊坊那时还不是市，是镇，而且是个小镇，驻守该地的是张自忠师第113旅226团。
看到这里，我们或许会生出一个疑问，既然必经之地驻有重兵，难道我们没有办法卡断日军这条“生命补给线”吗？
事实上，29军与日方是有临时协定的，上面规定，如果日军有列车通过廊坊，若不经过226团的许可，一律不准放行。宋哲元也曾声明在先，不允许日军利用这段铁路线作军运。可是问题在于日军向丰台增援时，根本就不从铁路上走。
那从哪里走呢？
从公路上走。
汽车运送或者干脆徒步行军，明白着就是要绕过“列车”这个禁忌。
当然公路也不是铺在天上的，它同样得经过廊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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