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okiabc　回复日期：2010-06-22　23:40:06

关兄 今天见到新38师一位老先生。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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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如果可能，我觉得你应该作一笔记，只言片语也是可以的。民国笔记有的篇幅很多，但发人深省的，往往也只是记录当事人的一两句话而已。

到进行第8次谈判，连川越自己都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张群根本就不吃他那一套，还把“绥远事件”拿出来作为反击利器。
本来我们是准备“调整邦交”的，可是你知道，“绥远事件”发生了，我们为此很不爽，所以就“调整”不了了。
言下之意，快把你那些不知所云的条件收回去吧。
人家把话都已经讲得这么明了，知趣的就该赶快闭嘴闪人。川越是日本人，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知情识趣。他索性把前7次谈判中的日本提出的要求汇编成册，做成一份备忘录，当面读给张群听，准备强塞给他。
张群一听，什么玩意。
里面大部分都是你们的条件，有好多甚至我听都听见过，这东西我怎么能接受呢。
不管对方接不接受，川越就把“备忘录”往桌上一扔，走了。
这算什么，硬来啊。
张群火透，马上又让人送还日本使馆。
日本人赖皮起来，有时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第二天，他们竟然又由须磨将“备忘录”送还了南京外交部。
蒋介石得知后，也觉得啼笑皆非，说日本人的“此种卑劣伎俩，诚为世界外交上所罕见”。
他向张群发出电令，要后者发表声明，将“备忘录”再退回去，同时火速起草正式公函，抢在川越前面公布交涉经过，以免让日本人混水摸鱼，弄假成真。
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以前何应钦不过是写了张便条，就给抓住不放，到现在还喋喋不休哩。
声明和公函一出来，川越脸皮就是再厚也挺不住了，没两天就打道回府，离开了南京。
西瓜没了，日本人却还没忘记要捡原来的芝麻。
川越一走，就换了须磨：啥也不说了，咱们还是来谈谈蓉北两案你们该赔多少钱吧。
全国交涉终于变成了地方案件。
对嘛，早该如此。
跟须磨谈的，换成了高宗武，由两个人在下面讨价还价。
由于是日方主动让步，即如蓉北两案的赔偿，须磨亦不敢再漫天要价，一律丁是丁，卯是卯，该多少就多少。
最后弄了一份赔偿清单，就等双方大使签字了。
忽然须磨打来电话，说他要过来一趟，因为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当面商量。
高宗武心里一震，别是日本人又弄了什么“事件”，插进来好敲诈我们吧。
只好让他过来再说。
一见面，须磨却表现出了与先前谈判截然不同的“诚恳”和“谦卑”，连说话的口气和动作都恭恭敬敬：有件事要拜托阁下帮忙。
帮什么忙呢？
赔偿清单里，我忘了写一个照相机的价格，能不能现在加进去？
高宗武听了差点喷饭。
这就是你急匆匆要来办的大事？！
须磨很认真地点点头：是啊是啊。
真服了这些日本人，逗逗他。
高宗武也一本正经地说：不能加。我们的换文都写好了，绝不能开此恶例。
须磨急了。
（725）

只要把换文重新打印一下就可以了，打印费花不了几个钱，300块就够了。
听那意思，他还不肯出这300块钱，要中方帮他出。
高宗武的脸扳了下来：别说“就”300块，哪怕3块或者3分，我也不能加。
须磨可怜巴巴地望着对方：难道这个你也不肯帮忙吗？
高宗武笑了。
从和日本人打交道到现在，他大概还是头一回这么轻松过，可以用睥睨和不屑的目光打量着对手。
还没耍够，再捉弄他一下。
高宗武一板一眼地对须磨说：重新印换文也不是不可以，但我们得先区分一下双方的责任问题。呶，照相机的价格是你自己忘记写上去的，责任在你，自然那300块钱也应该由你来掏腰包。
一说到要他掏钱，须磨立马慌了，看样子急得当场落泪都有可能。
高宗武见此情景，话锋一转：好了好了，看你也不想掏，我帮你付吧，谁叫咱们也算朋友呢。不过这是我个人掏的钱，属于私下交情。
须磨如遇救星，立刻站起来，向高宗武表示感谢。
高宗武摆了摆手：你听我说完，既然是友情赞助，第一，你明天不能再说还有什么忘记要让我加的，第二，300块钱不能出现在任何正式公文上。
须磨满口答应，还拉住高宗武的手，用力猛摇了几下，并且说：这四个月的谈判，就数现在这一刻最满意最美妙最痛快了。
说完，马上就自动消失掉了。
日本人就是如此：没有大便宜可占，占点小便宜也是好的。不过这也显示出在南京谈判中，日方实在是没捞到什么油水。
老蒋以硬对硬的恫吓策略成功了，无论是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尽管只是暂时。
在给张群发去那份退还“备忘录”的电令时，老蒋已人在西安。当时他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此次西安之行将可能是一次买不到归程票的时光旅行。
东北军和第17路军做好了请君入瓮的准备。
在福建事变发生后，虽然各诸侯碍于形势发展和切身利益，都未敢公开支持19路军和福建政府，但他们和老蒋“合纵”与反“合纵”的暗斗却始终未有停止，这个时候一直没有表明态度的张学良就成了一块大家争抢的香饽饽。
在诸侯们看来，东北军和他们的处境相同，都是“被压迫者”，反抗老蒋这个“压迫者”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老蒋看来，张学良却几乎是唯一一个没有公开表露过反意的诸侯，堪称“拥护中央”的“模范”。闽变一起，更让他感到“张模范”的可贵之处。
大家都排着队欢迎少帅回来，自无不归之理。
张学良刚到上海，马上就有说客登门了。
说客是广东的胡汉民派来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携起手来共同反蒋。
张学良并不笨，他马上就从中掂出来了自己的份量，因此回答的话也就极具技术含量：我会跟你们两广一起反蒋的，不过现在只有仍与蒋汪敷衍，免遭其猜忌，才能为将来“北方之主动”争取机会。
此时张学良的所谓“反蒋”，倒真是对胡汉民的敷衍之词。
（726）

胡汉民们能够“合纵”，是因为他们各有各的稳固地盘，进可攻，退可守，而东北军此时的处境却是虽在北方，但原有地盘已大多丧失，无所依托，一下子从“主军”沦为了“客军”。
显然，张学良此时的生存之道，不是参加“合纵”，而是进行“连横”，即依托老蒋这个“强秦”，重新举着抗日大旗杀回东北老家去。如此，“客军”才有转正成为“主军”的希望和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跟着老蒋做“忠臣”，就成了张学良的必然选择。
蒋张会晤，张学良的第一句话就是：再回国内，我不想再带兵了，给你当侍从室主任吧。
老蒋笑了。
大家知根知底，谁不知道谁啊，这话的前半段是假的，后半段也是假的，但听着就是让人打心眼里感到舒服。
于是鼓励一下：出国前，你没有干好，国民对你不满意，你这次回来后要好好干。
张学良脱口而出：我听你的话，你认为什么活最难，就交给我干吧。
这么有觉悟，是老蒋事前根本没有想到的。
什么活最难，当然是“剿共”。
张学良一口应承下来。
随后，老蒋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老蒋，也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张副司令”向东北军下令，除万福麟第53军仍留河北外，其余部队全部南下，进入大别山“剿共”。
曾有过去的部下劝他三思而后行，张学良答复：你主张抗日，可我现在不能抗；你主张不要“剿共”，而我现在不能不剿。
南下其实正是三思后行的结果。
对红军的实力，张学良原本只有耳闻，并未目睹。东北军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我们打日本不行，打红军没有问题。
的确，这时候的红军在实力上确已今非昔比，面临的困难非常之多。经过大别山的轮番苦斗，红25军被迫长征。
东北军和中央军一起追到了陕北。
从这个时候起，东北军的噩运就开始了。
红军毕竟不是一般的部队，到陕北后，包括中央红军在内的几路红军会合，尽管面临的困难仍有增无减，但他们已无退路，其战略战术和超强士气是东北军无法比拟的。
最惨的一次，东北军整整一个师遭到伏击，从师长、参谋长一直到班排士兵，没几个人跑掉，光被俘就有3000多人。到后来，东北军几乎就成了人家的运输队，红军从中缴获的武器装备，仅轻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
一时之间，东北军内怨言四起，觉得与红军这样抵死拼杀，一点都不值：本来想依靠老蒋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没想到却被反过来利用了一把。说不定抗战还没开始，东北军就已经在内战中打得一个不剩了。
及时改弦更张，对东北军将士来说几乎是本能反应——“在关内打红军，不如出关打日本，死了也是英雄”。
于是，早在红军东渡黄河，与晋军和中央军杀得难分难解之时，东北军就已与红军达成了秘密停战并互助的协定。
而在当时，主动要求和红军联合，不打内战，一致对外的，其实远非东北军一家，而几乎是所有地方军头的不二之选。
（727）

以陕西为地盘的杨虎城不用说了，与张学良那是难兄难弟，到两广事变爆发时，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华北的宋哲元、傅作义，都抢着派代表到陕甘宁苏区，要与红军订立抗日协定，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张杨与红军合作，只不过是在“合纵”的名单上多添了两个人而已。
老蒋公开场合和红军兵戎相见，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背地里却也早早就与中共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进行谈判，意图“不战而屈人之兵”，使的仍是中原大战前后那套“削藩策”。
当然，对于诸侯们而言，这都是权宜之计。等到老蒋摆平两广事变，众人又是一哄而散，没人再敢到黄土高原上来和红军合唱信天游了。
你们都可以散，张杨不能，一个成天想杀回故里，一个志在经略西北，如果不跟红军合作，二者皆看不到任何前途。
对这些情况，老蒋不是不知道。
两广事变发生前后，明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暗有蓝衣社，都不断有情报上达南京，说东北军和第17路军不是光跟红军联系的问题，而是内部都快“赤化”了。
矛盾激化的时候，陕西省党部甚至冲进东北军军营，从中抓了几个“共党嫌疑犯”。少帅闻讯后大怒，立即派兵对陕西省党部进行反搜查，又将人领了回去。由此，两边结下深怨。
张学良为此向老蒋“请罪”，请后者给以“处分”。
在国民党内，所谓“请罪”、“自求处分”云云，多是做给人看的场面功夫，实际根本不可能。老蒋当时挥挥手就过去了，但心中的不快是免不了的。
其实更不快的是少帅。
因为他发现自己在老蒋心目中的地位已今非昔比，连冯玉祥都排到他前面去了。
如果说笼络冯阎李这些中原大战时的老对手，只是老蒋为了谋局而不得不为之的话，张学良看在眼里却委实不是个滋味。
他怎么可能被排在冯阎李之后呢。
没有东北易帜，国民党的二次北伐能算是成功吗，能统一全国然后自居为“中央”吗？
烽火中东路，就听了你老蒋的话，独自跟苏联作战，最后几乎把黑龙江军的精锐都给打完了，试问地方诸侯谁能做到。
中原大战，又是我，在你最需要援兵的时候，及时出现，并扮演终结者角色，把冯阎赶下了台，由此成全了你，却成了各路诸侯眼中的异类。
长城抗战，如果没有东北军在长城内外苦苦支撑，大家接得上来吗，华北岂止是维持，怕是早就归日本人了，哪轮得着宋哲元这些人上台唱戏。
等到我再次回国，你让我到东就到东，到西就到西。先是到鄂豫皖，在大别山和红25军缠斗，直至迫使后者长征，然后又跟到“苦寒之地”的陕西，和中央红军打。
你说，地方军队里面，谁肯这样给“中央”卖命，只有东北军！
可谁能想到，自己出了这么大的力，结果却被抛得越来越远，位子竟然排到那些中央的“世仇”后面去了。
对内，蒋张之间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仍远胜于一般君臣，其实内心早已生出芥蒂。
对外，更是快到撕破脸的程度了。
（728）

“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沦亡，足以令东北军上下刻骨铭心，因为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一连串霉运，直至浪迹天涯，无处可依。
想当初，前倚东北，后据华北，曾是何等的风光，哪个地方派系和势力有过如此富足和强盛，那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枪有枪，又有谁料想过会沦落到如今这步凄惨的境地。
与此同时，在东北军与红军作战，以致损兵折将，徒劳无功之时，宋哲元却以华北御日为口号，取前者而代之，成为河北平津的新主人。
差距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打的是内战，他们喊的却是抗战。
驱逐倭奴，打回老家，这既是东北军上下的真实愿望，也是一条从现实中突围，改变自身地位和处境的必然道路。
可这个愿望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因为老蒋不让他们参与抗战。
绥远战火一起，东北军将士闻风而动，以为机会到了，抗倭之责非我莫属。然而他们最后发现，东北军始终未被列入绥远战役的作战序列，他们的任务仍然是呆在陕北进行“剿共”。更让人感到“大丢脸面”的是，在第一期国防计划中，东北军竟然只能充当预备队的角色。
除了愤怒，还有羞辱。
站在老蒋的角度，如此安排却也有他的考虑。
长城抗战，东北军人多归多，论战力，却几乎排在所有参战部队的末尾，而且由奉军时代沿袭而来的军纪一直很差，甚为人所诟病。这是从军事着眼。
若以政略论，关东军最见不得张学良和东北军，其时如把他们摆到绥远一线，无疑是在剌激关东军，须冒与日本关系完全破裂，全面作战的风险。
由于后面的原因，使老蒋在东北军的使用问题上十分小心，不愿轻易把东北军放入华北察绥，情愿让他们在陕北跟中央军一起“剿共”，而又正是这个做法，使东北军与老蒋的矛盾更加激化。
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危机感更强。此时中央军已大批进入陕境，说是说“剿共”，谁知道是不是冲着我来的。
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云贵川的遭遇就什么都明白了。
一直以来，国民党官方对一个历史细节都隐而不言，那就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为什么会“出走”得那么顺利。
其时老蒋几乎倾全力以至，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红军战斗力又大不如前，要想彻底“剿灭”红军，似乎并不像后人想像的那么困难。
作为桂系军人中的战略高手，李宗仁当时就疑窦丛生，认为老蒋有故意“放水”的嫌疑。
在他看来，不是施行碉堡作战吗，四周围都筑起碉堡，重重围困，怎么可能会突然留有“口子”呢？
就算开“口子”，也得开东边的“口子”，也就是把缺口朝向福建广东两省——一直往东，尽为大海，可“立驱”红军于绝境。要知道，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潮汕遭到失败的。
“成功经验”都是现成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故意的又是什么。
（729）

据李宗仁说，红军入湘之后，中央军本来可以“超越追击”，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从水陆两路截击红军的，可是老蒋却屯兵湘北，坐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红军继续西进入桂。
红军要进广西，李白就要了命，所幸红军志不在此，他们往贵州去了。在李宗仁看来，这时候也完全可以不让红军入黔。因为贵州那一带地势险要，只须破坏大路，留下小道，由黔军和中央军来个前后夹击，也必能置其于死地。
可是老蒋偏偏不这样做，仍然采取那种“蠢到家”的蜗牛式尾追战略，就跟商量好一样，几乎是只手把红军给“送”入了贵州。
说老蒋是战略战术失当的“蠢”，李宗仁决不会同意。他认为，这是某人“别有怀抱”，一方面用红军来“消灭异己”，另一方面保存中央军实力，在红军后面慢慢跟进，以便一点点占领共军离去后留下的地盘。
不愧是多年的老对手，彼此肚子里的算盘摸得真是丝丝入扣。很多年后，蒋纬国在一本书上完全证实了李宗仁的这一猜测：他老爸当年确实是想用这种一石二鸟的办法，来赚云贵川的地方军头，以便完成国防计划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建立抗战中的战略大后方。
既是“赚”，那就不能打，老蒋此举高明就高明在，由于受到红军威胁，那些本来坚决拒绝中央染指的西南山大王们竟然一反常态，争先恐后地“请”中央军过去“主剿”，结果“剿”到后来，“贵州王”王家烈一头栽下马来，“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虽然侥幸保住了位子，但也被老蒋趁机渗透进去，从此就扎下根，赶都赶不走了。
不动声色之间，连赚西南三省，此又为老蒋“首席谋士”杨永泰所献之计。对这位被称为蒋之诸葛凤雏的杨某人，可以说没一个诸侯不恨之入骨的。
杨虎城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事实上，老蒋对未来的中日之战有过通盘考虑。他清楚，一旦全面开战，东南沿海是守不住的，只能迁往内地，而这个内地，是要把南北都包括进去的。具体来说，在南方，川贵为核心，云南为后方。在北方，陕西为核心，甘肃为后方。
在所谓的核心名单中，川贵已有把握，剩下的就是陕西，而在川贵陕中，老蒋又对陕格外看重，认为是今后“御侮复兴之根据地”。
蜀中纵好，向为天府之国，然终偏于西南一隅，仅宜苟安而已，很难倚此成事。
想当年，诸葛亮那是多大一个能人，六出祁山，心血耗尽，却只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到了他的学生姜维，也是智勇兼备，能征惯战的一员名将，接过遗志，出川九伐中原，比自己的老师还多三趟，仍然毫无建树。
这说明什么，说明要定天下，就必须先人一步，在中原抢占战略要点。
（730）

显然，杨虎城不可能不了解老蒋的心思，如果他不向后者拱手称臣的话，无论红军被消灭与否，陕西这块地盘都终将失去，更不用说经略大西北了。
此时此境，他和他的第17路军都没得选择，如不主动出手只有遭殃，但自身力量过于薄弱，必须寻找同盟者。
东北军作为陕西“客军”，兵力上又要明显强于第17路军，因此张杨之间开始也是彼此猜疑的，但是共同的处境，很快就让他们认识到，只有两军同进共退，并与其他诸侯们结成合纵阵营，才能有效抵制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才能在未来找到各自的出路。
本来两广事变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在李白和陈济棠都来打过招呼后，张杨事前甚至已商定，如果老蒋对两广动兵，则出兵援助两广。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除了两广自己以外，能出手相助者甚少，湖南何健是根本不敢动，云南龙云离得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俄，“劝两粤息战”，河北宋哲元和山东韩复榘倒是发了份声明，却被老蒋骂了一通后，又缩了回去。
真正响应的也有，比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可他们都早已“过气”，空喊喊谁不会，但又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呢。
此时当然不是公开跳出来和老蒋叫板的时候。
等到两广事变结束，张杨与老蒋的紧张关系不仅没有得到缓和，反而越演越烈。
因为老蒋搞定了南方，可以专心致志来搞北方了。
张杨要自保，就只能和其他北方巨头一起，把“逼蒋抗日”进行到底。
先是谏诤。
以杨虎城所处地位和实力，他不可能出这个头。因此最初进言的是阎锡山和张学良。
趁着老蒋举办五十大寿，一片喜气洋洋，大家都高兴的机会，阎张相互看了一眼，便开始小心翼翼地献上忠言，希望“委座”能放弃“武力削藩”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那一阵老蒋像走钢丝一样，连着搞定“福建事变”、“两广事变”，自己也有点“环顾宇内，雄视左右”的感觉，正在兴头上呢，如何能听得进去。
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让我不要跟红军作战，然后你们都不用打仗，彼此相安吗？
不可能！
阎张两人，一个想联合红军，一个已经联成了，自然都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
老蒋的脸色开始晴转多云，不好看了。
跟你们说好多遍了，红军已成强弩之末，这个时候，如何能够停手。
他气乎乎地问阎张：是我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
话说到这个份上，阎张只好却步了。
出得门来，老阎第一个哭了，老泪纵横，当着一个晚辈。
（731）

看来指望“蒋先生”是没有用了，他是断然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的，一切全得靠自己，我们自己干吧。
一边说一边哭，还紧紧地握着对方的手，用力地顿了一顿，以示自己的悲愤之情。
张学良当时非常感动。
原来老阎对老蒋的看法比自己还大。那句“我们自己干吧”不就意味着，在南方逼蒋失败后，我们北方可以继之而起吗。
其实少帅真是少帅。要是那时候有录像带，他就应该把中原大战前的带子借回家反复多温习两遍，那里面主角们的“生动表演”，一句赛一句“诚挚”的话语和滚滚泪水，比现在还感人哩。
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连逢场作戏都不会，那就不叫资深老政客了。
老阎其实就那么随口说说而已，内心里，他虽然也希望避免跟红军作战，但不到万不得己，他是绝对舍不得再扔下家里的坛坛罐罐出来造反的。
要知道，他和张学良的心态完全两样，一个尚有一大堆家业，要“保住家乡”，而另一个却是两手空空，时时刻刻想“夺回家乡”。
不过老阎那已经出神入化的“表演”，却带给张学良一个错误的信号，让后者产生出这样一个错觉，即如果张杨这时候揭竿而起，北方诸侯是一定会群起响应的。
屡次忠谏未果，少帅愤愤不平，回到西安后，他就问杨虎城有何高见。
杨虎城看了他一眼，问他是否真的有抗战决心。
张学良点点头（“良誓志以对”）。
随后，杨虎城说了一句堪称石破天惊的话——
“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
曹操把汉献帝扶上宝座，明为皇上，暗为人质，用以号令天下。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虽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下子被点醒，仍然骇了一跳，以致于好半天回不过神来（“闻之愕然，沉默未语”）。
见张学良如此表现，可把杨虎城给吓住了（“露有惧色”）。
虽早已是同盟者，但杨虎城脱口而出的那句话，很大程度上仍是试探性的，因为一旦对方不同意，或泄漏出去，那可是有杀头罪过，灭顶之灾的。
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马上宽慰杨虎城，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卖友求荣的事，但这件事实在太大了，还是需要再从长计议。
很快，他们就探听到了老蒋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最新处置方案。
第一个方案，两军服从“剿共”命令，重新开到陕甘前线去，对红军发动真枪实弹的全面进攻。两军在前，中央军在后。
第二个方案，如果你们不想打红军，那对不起，请让开道，东北军到福建，第17路军至安徽，这里给中央军来“剿”。
第一个方案不用多说了，只不过是蹈以前的覆辙，无论胜败，两军都没什么好处。
对于第二个方案，张杨也同样不能接受。
（732）

作者：轮回路上等你　回复日期：2010-06-25　16:13:01
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俄
山西阎锡山干脆做和事佬
捉个小虫，老关用五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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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张是宁可“不要地盘”也要抗日，回到东北老家去，况且福建那里并不是一个“吉利”所在，当初第19路军就是在此处失败的。现在周围又都是中央军和拥蒋势力，东北军去了之后还能有多大施展空间呢。
杨则一直坚持“大西北主义”，认为这里才是自己发展的根基所在，是部队不致遭到肢解和整编的保证，所以不愿离开西北。
两个方案实际是老蒋对张杨的最后通牒，而张杨已被这个通牒逼到了悬崖边上，遂做出决定：兵谏！
在去西安之前，老蒋和他身边的人并不是全无顾虑。西安城里充满了敌对情绪，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陈诚、陈布雷等武将谋臣都建言老蒋，暂时“驻节洛阳”，观察动静，同时将东北军先行调出陕西，分驻河南安徽等地。
老蒋的脾气是，手下越小心谨慎，他反而越要表现出“大无畏”的“领袖气魄”。
怕什么，难道他们还真敢对我动手不成。
当下一摆手，即刻启程。
然而这并不表明老蒋是一个冒失的人，他之所以敢去西安，是因为他不相信张杨会联起手来对付他。
张学良可能“意志不坚、把握不定”，这个他早就知道，可是却并不由此认为张学良会敢于背叛他。老蒋真正忌惮的是东北军底下的那些将领，会否不顾一切地“犯上作乱”。
要知道这一答案，他不能直接问张学良，只能问另外一个人——杨虎城。
在去西安之前，他约杨虎城出来，问了对方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西安情况如何。
第二个问题，东北军怎么样（“听说东北军内部有不稳情事，虎城兄以为如何”）。
杨虎城回答得非常小心：一切都好，至于“不稳情事”，纯属谣言。
当初把东北军和第17路军放在一起，老蒋就有相互牵制和监视的作用。杨虎城既如此说，他就放心了。
老蒋到西安，是要对红军组织“第六次围剿”，而他所担心的仍然是东北军会因未能参加绥远战役而动摇军心，不肯在“剿共”上卖力，因此在分批接见和宴请各级将领时，一再向东北军许诺，只要“剿共”一结束就抗日，到时会带他们回东北。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著名的华清池“哭谏”。理所当然，老蒋再次对张学良的要求予以了拒绝。
软劝既然无用，兵谏正式开始。
从事后来看，张杨对于这场事变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精心谋划的。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南京政府驻西安有多少部队，办事处有几个人，有几支枪，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行动前的一天，张学良忽然带了一个人来晋见老蒋。一问，说是准备派到热河去拉人打游击的。老蒋很高兴，立刻答应给一个师的番号和一笔经费。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去打游击的，而是来熟悉华清池地形的。
（733）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凌晨5点，随着临潼一声枪响，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爆发。
事变前，张杨最担心的还不是如何捉住老蒋，而是能否顺利地解除在西安留驻的外围警卫部队的武装，因此在第一时间，就调动第17路军，包括一个炮兵营，对宪兵团、西安警察大队等发动突袭。后者一方面毫无准备，另一方面，毕竟是警卫部队，要跟有枪有炮且有备而来的野战部队相抗衡，实在力不能支。
8点，由第17路军负责的西安军事行动结束，老蒋的“御林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解除武装。
与此同时，东北军向老蒋的住所——临潼华清池进攻，“带刀护卫们”匆忙护驾，却哪里招架得住。
9点，临潼捉蒋行动结束，蒋介石在华清池被生擒活捉。
大功告成。
在事变中，老蒋在西安的文臣武将们无一漏网，且损失惨重。随从官佐52人，只有6人幸免。其中，被当场处决的有时任侍从室第三组组长的蒋孝先（黄埔第1期）、宪兵第2团团长杨镇亚（黄埔第4期）、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黄埔第1期）。
这些人下场之所以如此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平时干的活，不是禁毒，就是查军纪，都是招人厌，惹人恨的。据说蒋孝先身中十几弹，人都被打成了一面筛子。
其他中央大员均被逮捕扣压，大部分暂时性命无忧，但还有倒霉的。
名头最大的是邵元冲。他曾是黄埔军校第二任政治部主任，后继者即为周恩来。这邵老夫子由于是黄埔老师，一听外面枪声大作，本能地就想到要来个翻越障碍的示范动作，准备跳窗出去，结果被冲进来的第17路军士兵举枪打中，伤重不治而亡，呜呼哀哉。
后来南京政府发布的讣告，却说邵元冲是准备去救“蒋委员长”而跳窗的，这就太不靠谱了，己尚不保，还救什么“委座”？何况临潼和西安也不是一街之隔，跳个窗到不了那里。如此违反人性的胡诌，大约还是想在这个很让老蒋丢脸的事变中，塑造一两个“忠孝节义”的高大全人物出来。
但是如果当时不跑，也不一定就能逃得性命。陈诚就是凭此侥幸求生的。
东北军的军纪一向不佳，第17路军也不见得就好多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当时住在西安的一家招待所，结果身上的东西被冲进来的士兵抢得一干二净，连手上戴的表都没放过。据她说，后来和招待所的经理一起，找了一个军官，往门口贴一张纸，写明谁敢擅入，立即枪决之类的话，但经过的士兵看都不看。原因是：不识字的看不懂，识字的不服从！
按照张杨的本意，对位高权重的中央大员肯定是不允许随意杀伤的，但事变初起，队伍突然放开，却不是马上就能控制得住的。邵元冲之死即如此类。
（734）

第17路军士兵一开始是准备把陈诚给干掉的，所以到处找他。最后搜到了另一位中央大员陈继承的房间。破门而入的士兵问他叫什么名字，陈继承的南方口音重，一回答，就被对方误会成了“陈诚”。几个当兵的立即举起枪，要予以射杀，所幸陈继承的太太反应很快，见势不好，马上大声纠正：他不是陈诚，是陈继承！
这就算救了陈继承一命。
真的陈诚也堪称福大命大造化大。他一直藏在一个大木柜里，被翻出来时满身尘土，狼狈不堪。
不过对他而言，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因为随着时间的延续，局面终于逐步得以控制，没有人能不奉令就结果他了。
张杨通过发动西安事变，虽然成功捉住了老蒋，但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最初设想并没有能够实现，甚至可以说非常失策。
曹操“挟”汉献帝，那是因为后者本来就属于傀儡，没有任何实力。老蒋则不一样，他个人虽然被抓住了，身后却还有力量要远强于两军的中央军。
事变当天，在张杨发布早已拟好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后，南京政府立马炸开了锅。
围绕如何解决事变，朝中迅速分成三派。
一派主战，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
“统帅”你都敢“劫持”，这不了得，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了（“以身为军人竟冒犯长官，实属违法荡纪”）。
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起兵“讨伐”一途。
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杨虎城的第17路军也参与了事变，以为都是东北军一家搞出来的，所以矛头都冲着张学良。
除了主战派以外，又有劝和派和“亲友团”。
这时候军委会的副委员长是被老蒋哄在南京的冯玉祥。“委员长”都被逮住了，老冯自然有责任去劝和，当下刷刷地就写了一封信。
与主战派一口一个“张逆”不同，老冯是称兄道弟，谓之“张兄”——
张兄，听说你要“留”老蒋“暂住西安”，这个不妥吧。至少我本人，已经“莫名骇异”了。
听我说，先把“介公”（指蒋介石）给放回来，如果兄弟你在陕甘那边确实有什么困难，或者在抗日救国方面有好意见，可以公开提嘛，我想，“介公”这个人，还是比较“光明磊落坦白为怀”的，到时候，他一定会帮你解决困难，采纳你的抗日之计。
打个比方，假如主战的何应钦是左派，要挥舞大棒的话，主和的老冯就是右派，手里拿的是胡萝卜。
当然下面还有极右派。
这个极右派是指老蒋在国民党高层中的“亲友团”，像孔祥熙、宋子文这些人。
孔祥熙此时代理行政院长，他也给张学良发去了一份电报。
较之老冯，孔祥熙的称呼简直可用“奴颜卑膝”来形容，仍尊其为“张副司令”。
在孔祥熙的这份电报中，几乎没有一个字的指责，都是说好话的，比如“爱友爱国至为佩慰”，甚至为张学良开脱，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没办法，因为“爱国至切另有不得已之苦衷”。
（735）

说来说去，都绕不开一个意思：你千万要绝保“介公”的安全，让他“绝无危险”。
要救连襟嘛，也顾不得很多措词了。
三派连日争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会场上悄悄地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只不过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是蒋夫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从上海紧急赶往南京的。此前她正在和人研讨“有关航空建设的那些事”。
从孔祥熙那里得知丈夫在西安“消息不明”后，犹如听到了一声晴天霹雳，倍感惶急。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虽然最小，但胆子却并不小。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说是三人中最有胆魄的，否则也不会敢于帮助老蒋掌握空军了。
跟着老蒋这么多年，大风大浪不是没有遇到过。“两广事变”发生后不久，蒋氏夫妇在江西临川行营就曾遭遇过一次险情。那天半夜，在临川城外，突然枪声大作，当时也以为可能是发生“兵变”了，老蒋自己都有些慌乱。宋美龄却立即说，你把手枪给我，如果冲不出去，我就自裁，决不受辱!
事后查明，原来是城外的部队闹了误会，相互开了一阵枪，虚惊一场。
可这次西安事变既不是误会，也不是虚惊，此时除了那份全国通电外，西安与外部联系的所有电报都已断绝，几个小时之内，无法得到关于老蒋存活与否的任何确切消息。
正规渠道堵塞，谣言就开始走街穿巷，有的说老蒋的脑袋早就被挂在城头示众了，还有的说西安城里面已经打得翻了过来，所谓“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
宋美龄此时的要求很简单，作为妻子，她希望那个一生相伴的人能够平安回家。
她很清楚，南京的紧急会议不仅决定着丈夫的生死，事实上还关系着其未来的命运和前程，她必须参加。
可是她实际上无法公开参政，尤其是涉足如此重要的会议。
当年孙中山带着大伙颠覆满清闹革命，顺带把女权运动也掀了起来，所以才有秋瑾、沈亦云、唐群英、沈佩贞等众多“女侠”冒死参加革命。然而等到清帝退位，民国初成，却没她们什么事了。
在国民党党章里，竟然找不到一条有关“男女平权”的条款，倒是有这么一条：国民党员，不要女的！
一道打江山，最后却连张小板凳都不让我们坐，看了着实让人窝火。唐群英、沈佩贞当时就扑将上去，把宋教仁痛扁一顿，那种打法也颇具“闺房特色”：伸出手去，挠脸的挠脸，揪胡子的揪胡子（“举手抓其额，扭其胡”），还有打嘴巴的，那动作更吓人（“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宋教仁负痛狼狈而去，但女子参政的权利终究还是没能争来。
喊喊口号容易，思想深处的那许多痼疾和成见，岂是一时半会能够消除得了的。
那位要说了，宋美龄不是还管空军吗，都掌军权了，怎么能叫不参政，至少算“干政”吧？
其实确切一点说，参政的应该是蒋夫人，而并不是她宋美龄。
（736）

老蒋说，我要让我太太抓空军。谁敢说不行。
然而这个世界又非常现实，转眼间，由于老蒋生死未卜，世态炎凉的一面马上就暴露出来。
众人在发现场上多出一个女人后，立刻群起质疑：谁把她放进来的，她有什么资格参与军国大事？
大家不是不认识宋美龄，都认识，但他们心底里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在回荡，那就是——你还以为是老蒋在这里主持哪？！
宋美龄一动不动。
我有资格，因为小女子也是一个普通国民，需要了解大政国情，所以完全可以来开会。
看到宋美龄可能面临窘境，孔祥熙赶紧上来打圆场，主持会议的“老好人”何应钦也帮着说话，总算没有让这位在众人眼里已经严重贬值的“委座夫人”被当场轰出去。
但是一旦站住脚，宋美龄很快就让与会诸君见识到，她这个小女子，并不是一般的小女子。
会议虽然在讨论如何解救老蒋，可是有一种论调，始终让宋美龄觉得分外剌耳。
有人说，“委员长”就不应该轻易到西安去，可他不听劝，偏去，结果怎么样，中计上当了吧。
说这话的，有真心着急的，但更多的却是冷嘲热讽和落井下石。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任由这种舆论滋长蔓延，即使丈夫能够活着回朝，其威望和权力也可能一落千丈。
她必须反击。
这说的这叫什么话？“委员长”既为“委员长”，不管何时何地，都要作“冒险牺牲之准备”。只要是为国家筹谋大计，哪里还有什么时间顾个人安危（“如委员长自抱其本身安全之顾虑，又安足为全国领袖哉”）。
保卫工作谁负责，难道都得“委员长”亲力亲为吗，那要你们这些部下和左右干什么？“委员长”这次在西安遇险，不是他的错，而是部下的错，是在座“诸公”的错！
寥寥几句话，却锦里藏针，句句见血，说得与会者面面相觑，“并无一言回答”。
宋美龄的聪明之处在于，她知道这些政客们背地里都看不起自己，认为她不过是一个因为丈夫被困而急得六神无主，到处乱闯乱撞的女人，不足以言大事（“世人必以为妇人当此境遇，必不能再作理智之探讨”）。
她要说服别人，首先就要压抑自己的个人感情，不能意气用事，所以她在会场上始终强作镇定，尽量不让任何一个人看出自己慌乱不安的一面，同时话语中尽是站在“理智”高度，一套又一套大道理，完全不搀杂一点儿女私情。
就算她是一个女人，能讲出这么有水平的话，你能不刮目相看吗？
会议的争论逐渐进入高潮，还是那个中心议题，三派观点应取哪一派。
国民党元老戴季陶主张出兵。
戴季陶在民国史上，和陈布雷一起，并称国民党内的两大“文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就是此老的杰作。他还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政治部主任，等他下来，才轮到邵元冲等人上场。
在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戴季陶气得哇哇乱叫，提出要立刻派空军轰炸西安，并强调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府威信，不致让张杨这些“叛乱分子”给看扁。
（737）

论私人关系，蒋戴情谊非他人可比——蒋纬国原为戴季陶在日本的私生子，是从小过继给蒋氏做养子的。他都嚷嚷要打，与会者的情绪立即被调动起来，主战派占了上风。
且慢，我不同意。
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她当然不能同意。现在老蒋还在张学良手中，实际上就是人质，解救人质，怕的就是把“劫匪”给逼急了，弄不好对方是要“撕票”的。退一步来说，就算东北军不杀他，那炮弹又不长眼，万一轰炸西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先落老蒋头上怎么办。
但是宋美龄不能说，我舍不得我老公，你们这样做，我可能要守寡的。
她要提到另外一个高度。
宋美龄给戴季陶提了一个问题：现在国家危难，万一“委员长”身遭不测，请问谁有能力领导政府和国家？
戴季陶“不能对”。
是啊，别看老蒋不在，就一个个张牙舞爪，雄辩滔滔，似乎一个赛一个能干，但真要让谁站起来负责这个大摊子，收拾确如外人所说的一盘散沙的局面，还真找不出一个有此胆气的。
会场沉默了几分钟后，又重新热闹起来，这回讨论的是老蒋到底是死是活。其中的逻辑关系为：如果死了，那就必打无疑，如果还活着，则另当别论。
有人判断，老蒋这么长时间不露一面，也不通信息，必定是死了（“委员长殆已不讳矣”）。
但谁也不敢肯定。
有人不想再这么猜哑谜了，干脆提出：是国家存亡重要，还是老蒋的性命重要？
国家当然要大过个人，所以还犹豫什么，打吧。
会场上一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何应钦属主战派，又是会议主持者，戴季陶一语既出，他原本以为向西安开战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变更，却不料突然被人搅了局，一时也感到很是意外。
他让宋美龄与会，本意是找机会安慰安慰家属的，哪里能料到会出现如此情景。
这叫怎么说的。
虽说何部长在家也属于“绝对被领导阶级”，长期持有“全国怕老婆会会长”之委任状，可公开场合他还得表示一点大男子主义。
看场面渐渐有些控制不住，他赶紧清清嗓子，提醒大家两句。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她不过是一个女人罢了，就知道救她老公，你们可别光听她的（“彼一妇人耳，仅知营救丈夫而已”）。
宋美龄意识到，如果她不能够提供更强有力的论据，开战仍然不可避免。
她把脸朝向在场的所有人——
没错，我是一个女人，但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仅仅是为了营救我丈夫。
如果“委员长”的死，可以为这个国家造福，那么请相信，我会第一个劝他去死，去牺牲，因为那样是值得的。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如果现在就去炸西安，“领袖”的生命自然是堪忧，更严重的是，内战再起，不独陕西会“重罹兵燹之灾”，国力亦将因自相残杀而毁损，那还抗什么日？
（738）

这话算是戳到众人的心坎上了——别以为老蒋不在，你们就可以乘势而上，夺他的位子，告诉你们，以后的日子难着呢，不光是对内收拾局面，还得御外，对付日本人。
后面这个难题，硬生生地把自诩多才的汪精卫都逼了下去，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一定比老汪玩得转？
不光何应钦无言以对，其他人也默然无语，再也发不出任何高论了。
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呢？
宋美龄见已压住众人，信心大增，遂胸有成竹地说出了自己的策略：找一个和平解决的途径。
吁，你这个跟劝和派和“亲友团”的主张有什么两样吗？
宋美龄说：不一样。
我是要两手出击，一方面做好包围西安的准备，但是切记，一定不要轻易开枪或轰炸，另一方面，我们调兵遣将不是要时间吗，为什么不抓住这段空档，尝试用和平手段营救“委员长”呢，反正闲着也闲着呀。
等到后一种办法用尽，“和平已至万分绝望之时”，反正作战准备也完成了，到时候再打也不迟啊。
对于宋美龄来说，“绝望之时”是她不能也不敢想像的，可是又不得不提，所以要加上“万分”二字。
如今除了三派主张之外，又多了一个方案，但很显然，宋美龄的“折中策”更高一筹。
不过问题也正在这里。由于得不到准确消息，外界盛传，西安城里到处都是血与火，已成恐怖世界，连老蒋是死是活都不知道，试问可用什么和平之法，如何营救呢？
或者说得更直接一点，谁敢去西安。
宋美龄说：我去！
听得此言，举座皆惊。众人勃然变色，一片反对之声。
有的说，你去干什么呢，没准“委员长”已经没命了，或侥幸未死，“叛军”也饶不了他，你去不仅没有什么效果，还可能多死一个人，是做“不必要之牺牲”。
还有的说，你去了还不照样要被关起来，那样人家更可以要挟你丈夫了，而且对方手里又多出了一个人质，只会增加事情解决的难度（“且将被囚作质，丧尽尊严”）。
尽管宋美龄的请求未能得到通过，但她出人意料的表现和发挥，却使她得到了会场上大多数人的支持，成了当天的“意见领袖”。
据说老蒋本人并不特别擅长言辞，一些比较精彩的话都是事前拟稿然后照本宣科的，如果是临场答辨，嘴还钝得很。当年他要把胡汉民关起来，就是因为说不过老胡，索性让对方闭嘴。
不知道是不是月老给配好的，他老婆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潜质却着实让人惊叹。那些唇枪舌剑的片断，常常会让我想起三国时的一个著名场景——舌战群儒。
论处理突然变局的能力和见识，平时饱食终日的政客们并不比“群儒”高明多少，所以气场很快就都给突然杀出的“女诸葛”给占领了。
三派都服了，何应钦同意“宽限”一周，在20日之前，不会下达主动攻击令。
虽然暂时阻止了进兵，可是宋美龄的心情并不因此轻松。
（739）

那些劝她不要“冒死涉险”的话，往好了说是为其安全着想，听着却着实让人不是滋味，似乎老蒋真的已经凶多吉少了。
毫无疑望，悲戚和失望，黯淡和怆然，会一次又一次地袭击这个不幸的女人，但她必须挺住。
此前，老蒋的“洋幕僚”端纳已只身赴险，替她去西安打探消息了。
端纳是澳大利亚人，他曾先后给张学良和老蒋做过顾问。但与其他聘请的洋顾问不同，这位是毛遂自荐，不请自来的。
若论思想境界，这洋老外还是蛮高的。知道中国穷，就情愿少拿工资。老蒋给他的那些钱，基本上都被他花在了各项公共开支上。为此，中国的那些“党国要员”们背地里还笑人家傻，不识时务，孰不知这才是真正为咱们着想的“好洋人”。
端纳对日本侵华的野心有深刻认识，是蒋氏夫妇在国际上合纵连横的重要帮手。据说宋美龄后来在美国的很多精彩演说，均出自于端纳之手，由此也引起了日本人的嫉恨，称他是“帮中国人反击东洋的西方魔鬼”，不惜用重金予以悬赏捉拿。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端纳首先为宋美龄打前站，只身飞赴洛阳。
到了洛阳后，就由宋美龄跟张学良联系，希望对方能允许端纳入陕。
可是迟迟收不到张学良的复电。
端纳说，不等了，不管有没有复电，我明天早上都一定要坐飞机到西安去。
话虽这样说，宋美龄和端纳的心里其实都直打鼓，因为张学良不复电，就可能意味着对方并不欢迎“南京的客人”，端纳的座机没准刚飞到西安上空，就会被东北军的高炮给一炮干下来。
宋美龄如坐针毡，几乎是用乞求的目光遥望着西安的方向。
上帝啊，如果你真有神通，就让奇迹出现一次吧。
奇迹真的出现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来电，欢迎端纳入陕。
那颗不安的心始得稍稍放松。
事实上，并不是上帝真的这么神，而是西安周边的形势出现急剧变化。
端纳能够先到洛阳落脚，是因为这里已由南京政府所控制，而它差一点就被东北军完全占领了。
无论是先知先觉的张杨还是后知后觉的何应钦，都很清楚洛阳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这座城市犹如一座大门，谁拿到了钥匙，谁就能掌握决定战局胜负的枢纽。
张学良作为事变的发动者，得以率先出手。
在西安捉蒋的同时，他即向洛阳的东北军驻兵发出一份密电。
接到这份密电的是东北军第6炮兵旅旅长黄永安。
张学良要求他迅速占领飞机场、军械库，同时会合洛阳军分校副主任刘海波，卡住陇海线，截断洛阳以东交通。
当时洛阳城里的军队，除了黄永安炮兵旅外，就是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教导总队，而其中的第1大队又全为东北籍军官。
中央军在哪里呢？
正在豫西抢筑国防工事哩。
在洛阳能代表中央的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时任洛阳军分校主任的祝绍周，而他的主要任务也是秘密督修国防工事。
显然，如果东北军此时发动，拿下洛阳易如反掌。
（740）

毫无疑望=毫无疑问
自己捉虫一个，呵呵

当天早上10点，也就是老蒋被逮1个小时之后，黄永安走进了祝绍周的办公室。他们两人是保定军校同学，所以祝绍周并没有介意，然而当黄永安拿出一份电报给他看时，后者脸色大变，汗都下来了。
好哇，你们想造反。祝绍周立即掏出枪对准黄永安，不过他心里很明白，如果黄永安照电报所示去做的话，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未料黄永安说出了一句让他意想不到的话：这是“乱命”，我不会执行的。
原来黄永安和刘海波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他们手上充其量只有2个炮兵团和1个教导大队，兵力单薄，而豫西有中央军樊崧甫1个师，如果对方杀回来，自己即使能暂时占领洛阳，也守不住，所以临时动摇，投向了南京政府。
祝绍周一听喜出望外，真有绝处逢生之感。
既是保定军校出来的，脑子里的战略意识自然不差。得知张杨正在秘密发动西安事变后，他马上连出三招。
第一招，调动自己所能掌握的警察部队和第2教导大队，将第1大队的东北籍学员全部拘押，并占领洛阳各个要道。
洛阳在手，等于关上了陕西之外的东北军入陕应援之门。驻河北保定的万福麟第53军因此与西安的联系被断绝，导致万张无法遥相呼应。
第二招，调动樊崧甫师，让他们放下锄头钉靶，立即回师增援，不过不是来洛阳，而是往西直奔陕西的潼关而去。
与洛阳相比，潼关是一座更重要的大门。
樊崧甫抢先一步逼近潼关城下，就与西部的中央军一起，对西安形成了夹击之势。
第三招，失败了。
得悉“委座”危急，祝绍周派教练机飞赴临潼，以营救蒋介石。然而此时老蒋早已成瓮中之鳖，飞行员一着陆就被张学良的卫队逮了个正着。
但是前两招已经使万福麟显得相当被动。在盘算完双方的胜负面之后，这位东北军元老很干脆地选择了背叛少帅，不再执行张学良发出的命令。
端纳入陕，一去又无消息。宋美龄的心再次悬了起来，不知道未来等待的究竟会是什么命运。
此时西安方面面临的局势也越来越严重。
在失去洛阳，黄永安、万福麟等东北军将领相继背叛后，中央军通过陇海路不断向洛阳集结，但张杨仍对防守东线抱有一丝希翼。
寄望者即为防守潼关的冯钦哉。
潼关者，古之函谷关是也。此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年秦国就靠这个天险挡住了东方诸国的联合进攻。到刘邦伐秦时，仍然对之望而生畏，不得不绕了个大圈子，转从东南武关入秦，这才杀到长安城下。
如果强弓硬马，显然潼关是很难突破的。
兵临城下的樊崧甫心知肚明，他没有贸然发动进攻，而是采取了派说客疏通的做法。
冯钦哉是“老滑头”了，他观察了一下东线形势，感到“造反”成功的可能性已经很小，马上表示自己要“反正”。
（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