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广事变”爆发后，老蒋只能先应付两广，暂时派不出多余的兵到绥远。
再一想，老阎自己不是有部队吗，他应该先把人马派过去增兵布防才是。
老蒋对老阎的那点小算盘，历来是估摸得极其准确的：你必须跟他讲明白利益得失，他才肯真的卖点力气出来——
你不要以为绥远现在变成傅作义的，就觉得跟自己关系不是太大，那里是你的“屏蔽”，绥远一旦有失，山西纵有天险，“亦无以为计”。
可是他不知道的是，现在的阎老西确实是有些力不从心了。
如果说搞经济，老阎还算得上是行家里手的话，搞军事，这位就差得太远了。
老阎治晋，就看重两样东西，一曰钱，一曰权。
重钱，把很多下面的将领都熏陶得跟他一样，以致于“大部分只注意钱，不甚留意训练”，一旦真的上阵自然缺了底气。
重权，则导致把军权抓得过死，据说晋军师长级别的军官，都无法自主任用身边的副官，所以连徐永昌都批评说，这样做法，跟清末练新军，上不知下，下不晓上，官兵各管各的，又有何区别？
开春以来，若没有中央军的帮忙，太原没准都被东渡黄河的红军给一举拿下了，晋军之战斗力可见一斑。
现在好不容易将红军击退，老阎心有余悸，不得不将大部分兵力调到晋西进行防御。
他也知道绥远是他的“屏蔽”，可如果把部队调过去，山西空虚，红军再打过来怎么办？
老阎觉得这不是“根本计”，他还是希望老蒋出兵。
在这种情况下，老蒋对“两广事变”的态度不得不慎之又慎。
“不可用兵”——能不用当然最好不用。
“政治解决”？这个就没什么把握了，要是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还不早解决了。
既不能采取主动，又不能让自己陷入被动，老蒋的办法就只有以静制动。
除了发发电报，你骂过来我回过去，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对“两广事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连何键从湖南派来的特使也以没空为由，不予接见。
他不急，却把个何键给生生急死了。
因为“北伐”的两广军队此时已经进入湖南境内。
这是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5日以后的事。
两广派来的说客说得皇冕堂皇：我们这是去“北上抗日”的，所以要让湖南借条道，使部队得以通过。
何键很犯难。
两广要北上，并非湖南一条路，他们为什么不从福建走呢，偏要来借我湖南的道。
除了怕被夺地盘外，何键还怕对方报私仇。
须知蒋桂战争时，何键本是由桂系扶上马的，结果他却反过来附蒋击李，“背叛”了桂系，现在就算李白不提，何键自己也不敢把这笔陈年老帐给完全抛在脑后。
谁知道“借道”的桂系会不会趁机搂草打兔子，既抢自己的地盘，又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呢？
那么不借——
两广第一个打的就是你，因为你挡了他“抗日”的路，打了都白打，最后地盘一样保不住。
借——
老蒋肯答应吗？立马就会出手进行修理。
显然，两个菩萨，一个都得罪不起。
（691）

何键激凌凌打一个冷战。
而今之计，只有暗里通报老蒋，告诉他：我是向着你的，明里则让老蒋去和两广直接交涉，到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自有个子高的去顶着。
于是他便委湖南省政府秘书长为特使，专赴南京向老蒋讨计。
可是老蒋拒不接见。
不接见自有不接见的理由。
此前老蒋曾派陈诚到长沙，劝说何键拥护中央，可那时候何键怕两广反过来打他，所以不敢表态。
现在何键自己急了，要老蒋救命，可老蒋不愿搭理他。
你怕惹祸上当，难道就不担心给我惹麻烦？省秘书长到南京，这样一个高官过来，动静又搞得这么大，两广怎么可能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两广的激烈反应，况且何键并非蒋之嫡系，陈诚第一次去的时候，立场就没交待清楚，这时候我怎么知道你的真实想法，如何能够随随便便安排见面说话呢。
何键脑子不笨，特使为什么会被拒，仔细一推敲就捉摸出味来了。
看来是派的这个特使不合适。
那就改派一个合适的。可是选谁呢？
这个人不能引起两广的注意，那就不能是湖南政界的常客。
但是，他又要为老蒋所接受和信任，那就不能是一个陌生人。
何键反复梳理，终于梳出了一个人——刘廷芳。
此人是个留学生，素来与军政两界都无瓜葛，可是他在经济领域却是个干才，曾协助杨永泰创办矿业管理机构，很为老蒋所赏识。
就他了。
刘廷芳的专车一离开长沙，立即就引起了两广密探的注意，并一路跟踪至武汉，而刘既非寻常政客，也没这么多的心计，所以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被人盯梢。
他到武汉，是因为可以在这里包乘一架水上直升机至南京。这样速度快，又能掩人耳目。可是到了机场，刘廷芳一摸口袋，才发现糟了：由于走得太急，身上竟然没带够银两！
包架飞机是什么概念，岂是三瓜两枣能打发的。
得借钱。
刘廷芳在汉口当地矿业局有一个熟人，其人也是个留学生，同样不问政治，跟他交情不错。
于是，刘廷芳就让司机把车开到矿业局去。
对方是个爽快人，听说要借钱，马上就到银行去取。这中间就多出了一个时间段，盯梢的那位久不见人出来，自个给自个做了解释：敢情这姓刘的真是到武汉来出差的啊，那还有什么盯头？
回去复命。
一个意外，却使刘廷芳奇迹般地“自动”甩掉了尾巴。
刘廷芳拿了钱，包了飞机，这么着，就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到了南京。
“书生”一来，老蒋放宽了心，第一时间便安排见面。
在听完刘廷芳的陈述之后，他确信何键不敢造反，不由大大松了口气。
现在仅需合中央和湖南之力来共同对付两广了。
策略也很快制定出来：杀鸡给猴看。
鸡者，广东陈济棠。猴者，广西李白。
（692）

蒋桂之战时，老蒋用的最妙的就是“窝里反”招数，这次又要靠它建奇功了。
当年负责反间的是杨永泰，而到“两广事变”，老蒋起用了蒋伯诚。
蒋伯诚这个人资历很深，几乎跟蒋介石同时出道，在去广东之前，任总司令行营总参议，也是老蒋身边的著名策士之一。不过他的特长不是像杨永泰那样给“主公”献锦囊妙计，而是做“卧底”，堪称民国最大牌的卧底。
他蛰伏广州早非一日。平时没别的事，就是跟陈济棠的一帮手下搞关系，套近乎。
广东高层内部的关系，正是陈济棠的最大软肋。
要说清楚这一点，就得往回看：陈济棠自己是靠什么上来的。
还不就是蒋桂战争的时候，舍老领导李济深于不顾，抢班夺权过来的吗？
历史常常要轮回，好比赵匡胤给手下大将黄袍加身后，他最忌的不是别人，就是这些曾扶他上龙床的部下，唯恐这帮小子野心一膨胀，也给自个定做一件同样的袍子。
陈济棠也是如此。他特别怕将领们有样学样，跟他赶李济深下台一样，如法炮制，也把他给出卖了。
一个“宣誓仪式”都要搞得那么神经兮兮，说到底，还不是对部下不信任。
粤军第一军军长是余汉谋，他本来应该是陈济棠的左膀右臂，可陈济棠却对他最不放心，专门在陈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余汉谋原先被蒙在鼓里，后来知道了内情，自然是气得不行。
除了余汉谋这样的左右手，对其他大小将官，陈济棠也没一个放心的，都要派“狗仔队”在后面远远跟着。
据说某天，几个高级军官跑到外地去玩。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谁想正玩得高兴，陈济棠竟然翩翩而至。
对着这几个目瞪口呆的家伙，“陈总司令”乐了：你们到哪里，我会不知道，小样！
由此，搞得人心惶惶，大家平时打照面都不敢多说话，只能以目而视。
到了发动“两广事变”前夕，陈济棠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他让自己的那位“风水哥哥”陈维周当广州卫戍司令。
陈维周也就是个平时吹吹牛，装神弄鬼的料，连枪也不会放，却一下子跃升这么高的军职，如何能让军官们心服。
陈济棠处心积虑，挖空心思提防着手下人，就怕他们造反。可是，防反防反（防止造反），防到最后，部下们却都被他逼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9日，中央军2个师从武汉进入湖南，并迅速开至衡阳。
两广军队没想到中央军的动作如此之快，一时间手忙脚乱，不得不将入湘部队撤回各自境内。
眼见情况不妙，两广急了，一边策划新的“抗日游行示威”，一边不停地给老蒋打招呼：我们是去抗日的，你不同意，不“谅解”我们，那我们把兵撤回来还不行吗。
没这么容易，老蒋此时已下决心一劳永逸，永除后患了。
一个星期后，增调中央军2个师到湖南。
又过了一个星期，再派2个师至湘桂边境，福建也整兵待发。
外动，是为了促内变。
蒋伯诚这颗“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
（693）

作者：plapla87　回复日期：2010-06-12　18:26:12
专门在陈家对面造了座新房子，派“狗仔”整天趴在屋顶玩“偷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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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个虫。

这里应该是余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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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捉虫。

正在江西的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拥护中央，被老蒋任命为广东绥靖主任，以替代陈济棠的位子。
余汉谋的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粤军第二军军长陈达也发表了拥护南京政府的声明，副军长李汉魂则干脆说自己身体不好，学那三国的关云长，来了个挂印而去。
给陈济棠致命一击的还是陈济棠一直引以为傲的广东空军。这些人反正开着飞机，来去自由，一夜之间都一窝蜂地投了老蒋——后来江湖术士们对“机不可失”就有了新解，说这是在说飞机不可失去，空军一完，一切皆完。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17日，陈济棠不得不宣布下野。他恨死了余汉谋，临下课前还跟老蒋说，我下去就下去，但你不要把广东大权交给那个余汉谋，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老蒋啼笑皆非：你该干啥就赶紧走吧，一会都赶不上二路汽车了都！
陈济棠丧魂落魄地跑到香港，在广州协同的李宗仁也赶紧回了广西。到此为止，“鸡”既被杀，“猴”也被吓得够呛，要不要赶尽杀绝，便成了老蒋要思考的另一道难题。
这道题，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其实更主要的，是需要有一个人帮他下决心：是不是还要在南方坚持到底。
此时阎锡山和傅作义的电报正像雪片一样从北方飞过来。
都是一个内容，即伪蒙军“图绥”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且兵力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看样子，很快就要奔着绥远来了（“恐短期间内有卒然发动之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在伪蒙军政府正式成立后，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德王和李守信在短时间内，就组织了2个军计8个师的人马，而且全部是清一色的骑兵部队，另配属一个炮兵团，其兵锋直指绥远。
面对伪蒙军的威胁，傅作义毫不退让。在他的指挥下，绥军突然发起夜袭，将察绥边境三堡沟的伪“边防自治军”全部干灭。
但是傅作义同样担心一旦与日伪大战，己方兵力薄弱的问题，而此时阎锡山仍然是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很自然地，他得伸手向山西要援兵，可老阎这时候却更加揭不开锅了：老蒋为了在两广周边造成“外动”之势，把本来助防山西的关征麟等中央军都南调出晋。
除了求老蒋帮忙，老阎认为别无它策，而且他觉得自己提这一要求也正是时候：陈济棠不是已经滚蛋，李宗仁也缩回老家去了吗？
他想的太简单了。
这一天，老蒋在江西庐山与一个人做了番长谈。
此人便是曾献过“削藩策”，并协助老蒋打赢中原大战的杨永泰。
杨永泰言，桂系李白绝非其它诸侯可比，如今元气恢复，羽翼渐丰，广西省又初具规模，日后恐不可制，如果现在能够“彻底解决”，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老蒋“深然其说”。
可是，“伯川大哥”那边怎么办呢？
还是老办法，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
（694）

思想工作免不了得继续做。
先鼓劲——
你一定要派大部队进绥远。如果一味只想靠傅作义的那点人马应付，就是“示弱于人”，非但无法“避战”，还会“引倭来犯”，日本人看到你软弱可欺，会真的打过来的。
其实日伪现在就是试探你决心有多大，敢不敢牺牲。只要你有这个决心，敢于牺牲，他们就不敢上。因此你要避免牺牲，就必须把你的“牺牲之决心”先表示出来，如此，才能以“迎战”达到“避战”的效果。
后恐吓——
你再不从速把晋军大批派过去，我告诉你：最快就下个月，绥远就守不住了，而山西你也别想保住（“晋亦不保矣”）。
这一番显白，实际是老蒋自己对形势的估计：在绥远，日本人是不敢真的动手打的，只要晋军把大量兵力摆在那里，不信他不退（“吾料其不到数日，彼必知难而退”）。
电报发完，老蒋拿起刀，准备给两广中剩下的那一个动手术了。
不过跟“削藩策”施行以前的情况一样，桂系仍然是所有诸侯中最难搞的。
当年蒋桂之战所以能够离间成功，在北方是托了湘军的福，让这些唐生智的旧部反了白崇禧，在南方则是钻了鄂将的空子，通过他们与桂系的矛盾，在李宗仁的背后放了把火。
数年之后，桂系的地盘和势力已从原来的南北中（北至山海关，中到湖北，南极广西），几乎覆盖全国，收缩到了仅广西一省。李白黄（黄绍竑）三位一体也散了伙，变成李白二人。但整个桂系的凝聚力却不降反升，变得更加难以被动摇和渗透。
老蒋一度欲用黄绍竑去分化桂系，但黄虽离广西，跟李白交情尚在，如何肯做这样招人骂的事情，而且他也知道现在的桂系不比昔日，内部坚如磐石，风雨不透。因此，他既没写“招降书”，也没去做说客。
黄绍竑都是如此，其他人就更难打进广西，想套用反间计显然已成了不可能。
必须另思它法。
杨永泰不愧是“首席军师”，他再献一计，曰：明升暗降，架空李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7月25日，南京政府擢升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 。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窍喜：事隔多年，桂系不费一枪一弹，不仅重新进入中央中枢机构，还把势力扩展到了浙江，这不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吗？
可这是什么时候，这是一个异常敏感的时候。
刚刚准备兴师“北伐”，刚刚进兵湖南又被中央军逼退，本来就是不打屁股，也应该被痛骂一顿，如今不但不责怪，居然还要予以奖励，要加官进爵，这老蒋难道超凡入圣了？
是个人就没有不疑惑的。
李白不光疑惑，还惊恐不安。
因为还有一个任命跟在后面：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
当年的蒋冯之战，给李白留下的最大教训就是，遥控指挥总有照应不到的地方，很容易给对方留下乘隙而进的机会，更何况那黄绍竑原为桂系旧人，他这一去，很可能就把二人的广西老窝给端了。到时候，根基既毁，纵使捞到虚名，又能顶什么用。
于是，拒不从命。
然而这恰好又掉入了杨永泰设下的另一陷井。
（695）

作者：末世姜之雪　回复日期：2010-06-13　14:34:05
如果把这个任命放在以往任何一个情境之下，李白都可能会暗暗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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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师，您这里指误了，窍应是“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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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两广均以“北上抗日”为号召，结果一枪没放就折戟湖南，那是因为何键跟老蒋站到了一边，等于你想穿房入舍，经过的那户人家却大叫：你们从我家经过，我要丢了东西咋办，不许过！
主人都站出来发声明了，你再想强行通过，那就是强辞夺理。
反之，老蒋要解决两广，也得有一个正式名义，而像广东那样，让陈济棠的部下取代陈济棠，以彼之矛击彼之盾，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
在陈济棠倒了霉之后，李宗仁赶紧回省，把聘请的日本顾问和军事教练给偷偷退掉，同时动员人马，举行全省“抗日游行示威”，用“抗日”的旗号又给自己在外围布起了一道防火墙。
显然，杨永泰要帮老蒋“彻底解决”桂系，势必要绕开这道墙。
现在李白自己把破绽露了出来。
李白拒不奉诏，当时唯一能想出来并说出口的理由，就是对中央理政能力不信服，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我广西搞得比南京政府都好，为什么要听你的。
李宗仁扳着手指，把南京政府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一一列举，结果治绩确实都不及广西。
岂止广西，当时北方的晋鲁两省在秩序和经济方面也要胜过“中央”。 “中央”管治竟然不如地方，这是地方实力派主张“联省自治”或延迟统一的一个重要论据。
其中原因比较复杂，但大致可以从两方面找。
在“中央”方面，先撇去对外连年征战，糜师耗饷这一节不说，对内班子多，机构杂，人浮于事，无疑大大影响了其行政效率和经济运作，是可谓“大企业病”。特别是民国那几年，灾害频仍，几乎没有哪一年老天爷不降灾的，不是这里发大水，就是那里闹旱灾。自然，救灾赈济，“中央”当仁不让，都得从你口袋里掏银子出来。
再看看那几个省的一把手，几乎都是军队里出来的，像黄绍竑、熊式辉、陈仪、刘峙，无论理政还是理财，都是半路出家，后面二位更没听说过有多少拿得出手的政绩。
要说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政经高手，像那些留洋回来的博士们，怎么说，都比这几位要强。但那年月，不是军人，没有枪杆子，就算派去了也站不住脚。
除了靠自己在省内就能唬住人以外，当然还得老蒋对“省 ”们能摆得平，弄得服贴，这样的“省 ”才靠得住，要不然就很有可能成为独立王国，“制造”出新的诸侯——山东韩复榘就是个例子。
但服贴不服贴，又是相对而言的，也许他现在服贴你，过一段时间，等翅膀一旦长硬，又不服贴你了。在这一点上，韩复榘同样可拿出来举证。
于是，你就不能让他们一直呆在一个省，通常过段时间就要调换。如果省 的能力本来就不咋的，又没有长久打算，省政治理得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中央”的弱点恰是地方的长处。
（696）

按照吴思先生在《血酬定律》中的观点，即使是土匪，也知道不能竭泽而渔的道理，所以凡是他自己的固定地盘，不是不会从老百姓头上捞好处，而是知道掌握分寸，不会把底下的老百姓一家伙榨干榨死，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比官府都强。
李白阎韩都清楚，治下的那个省就是他们最后的根基，失去了就等于失去一切，同样，如果治理得不好，最后倒霉的还是自己。与之相比，“黄、熊、陈、刘”就不一样，他们不过是中央派驻的地方官，这个省弄不好，那就换个省去混，完全没有“李白阎韩”的那份担忧。
当然，八桂晋鲁，都只有一个省，相对于南京政府，摊子小，环节少，好管。可同样是一个省，川滇就远远不及，这就得说到李白阎韩作为地方上的“主公”还是比较合格的。
阎锡山算盘拨得精，自己在搞经济上就很有一套，山西便成了全国的“经济建设模范省”。韩复榘不懂行，但他知道找梁漱溟这样懂行的人来帮他，山东就此成了“乡村建设模范省”。李白手下也有一批相当不错的幕僚，在他们的出谋划策之下，广西民团（即民兵）组织领全国之冠，于是成就了广西的“民防建设模范省”。
不过把“模范省”的荣誉都拿出来抵挡，也说明李白在赴京就任上确实有些理屈词穷。
中央继往不咎，犯了错误，不但不罚，还要重用你们，你们却既不奉令，又不赏脸，不是欠扁吗？
自蒋桂之战后，杨永泰略施计谋，再次把李白逼入了无处可退的角落：出桂，广西可能不保，桂系分崩离析，自己完全被架空；不出，又将背上拥兵自重，抗旨不遵，蓄意对抗中央的罪名。
正因为杨永泰两次都差点造成对桂系的致命打击，所以他也成为李白的眼中钉，肉中剌。直到很多年后，白崇禧在台湾口述回忆录时，仍然对他恨恨连声，视其为桂系的心腹之患。
老蒋终于师出有名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老蒋调集包括中央军在内的六路部队，组成“定桂军”。何谓定桂，平定桂省，即广西是也。
除了云南龙云那一路纯粹应付外，其它五路都子弹上膛，没一点含糊的。短时间内，在广西边境就屯集了四五十万大军，顿有水漫金山之势。
李白见大事不妙，赶紧把“民防建设模范省”的优势发挥出来，将部分训练有素的后备武装上升为正规军，使14个团迅速扩展为44个团，从而组成一支“救国军”。
觉得这还不够用，正好“福建事变”时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这些人跑过来，就帮助他们在南宁组织了一个新19路军。
新19路军以蔡廷锴为总指挥，下面仍设3个师，由旧将翁照垣、区寿年等人分任师长。虽然新旧只相差一个字，但区别可大了去。说是说有3个师，其实只有一个翁照垣师是实有其名，其余都是空架子，除了师长，下面空空如也。
（697）

翁照垣师也没有一个师，实际只有600人，都是他从广州带来的原19路军官兵。
虽然人少，但顶的帽子却不小，“抗战英雄部队”的名号多多少少能增加点“抗日气氛”，使老蒋在开打时会多一些顾忌。
尽管如此，44个团的正规军加600人，再加上全部的民团，要与四五十万人马相抗衡，又有多少胜券呢？
那么我们主动退一步好不好。
李白通过冯玉祥提出了一个“折中之策”，那就是李留白出，李宗仁留在广西维持局面，白崇禧一个人来中央参与朝政。
这当然不是老蒋想要的，他要的是“彻底解决”，岂能容你们再赖在窝里。
眼见得第二次“蒋桂战争”即将打响，“定桂军”与“救国军”就要火星撞地球，李白的神经都已崩到了极至，就在这时，老蒋却得到了一个新的情报。
情报上说，日本人准备乘蒋桂再次爆发大战之际，唆使伪蒙军兵出察北，先进攻绥远，再宣布冀察“完全自治”。
与此同时，老蒋也注意到，尽管自己又哄又吓，老阎却仍然没有把晋军抽调到绥远一线。
真是要命。
如果这时派中央军北上，“彻底解决”桂系无疑只能功亏一篑，如何使得。
老蒋不甘心。再探再报。
新的情报来自于外交部：如果绥远发生冲突，日军不会加入。
这个消息据称是从日本外交人员嘴里漏出来的，而其最原始出处又源自于军部。
鉴于日本人说话一向口是心非，消息究竟是真是假，还需要从其它渠道得到验证。
看看苏联最近有什么动向。
苏英两国新近签了一个借款协议。
老蒋一拍桌子，是了。
难怪觉得不对劲，原来是日本的老对头苏联在找盟友，这对日本人来说，自然是当头一棒。
现在他得两眼盯好盯紧苏联，暂时不敢在中国动兵。
没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情报了。
老蒋由此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既然日军不会掺和进来，我们就不光是防守的问题，而应该主动进攻，把那些“小敌”予以迎头歼灭。
过去，伪蒙军跟只大头苍蝇一样，老是在绥察滋事，我们之所以不敢一掸子拍死他，是因为担心日本人从中找借口。现在好了，日本人不管，就可以放开手脚，一家伙打得他骨断筋折，让他长点教训，如此，“匪伪以后必不敢轻来矣”。
打伪蒙军而已，还用不着我的中央军吧，快把你的晋军派过去，否则将错失此大好良机。
老蒋一再催促，并保证前敌只有伪军，老阎这才松口答应照老蒋说的办：集中晋军主力于绥远。
（698）

祝各位端午节快乐！！！

照他的说法，除了把晋军4个团放在山西担任防守，到时仍可增援外，其它一家一当全搬到绥远去了，包括傅作义35军（绥军）在内，绥远已达到了32个团的兵力。
你看，我真的尽力了（“亦只能如此布置也”）。
其实，哪能呢。
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直把个小九九攒在怀里的老阎，哪里能做到如此大公无私。
兵是派了，但绝不像他说的派出了那么多。事实上，相当数量的晋军仍然一动不动地驻扎在陕晋一带，防范着红军可能再次来袭。
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了老蒋，后者很着急。
你快点把晋军调过去打呀，机会稍纵即逝。
老阎却提到了另外一个让人心虚气短的情况：红四方面军北上甘肃，两大方面军要会师了。
在他看来，这无疑意味着陕甘红军力量的大大增强，而红军对山西的威胁，绝不比日军来得小。
老阎说，要不这样，你还是把中央军派到绥远去吧。否则的话，光靠晋绥军进攻没有什么把握。
又是要他派中央军，一涉及到这个问题，老蒋就感到头疼无比。
他一边在内心里痛骂这个阎老西“无定识与定力”，干点事真不像个爷们，一边只好向对方再三保证：我一定会派兵的，不过你总得让我先把这里的事做个了结再说吧（“俟桂事解决”）。
此时有一个人却差不多跟老蒋想到一块儿去了。
这个人就是傅作义。
作为一代名将，傅氏的表现确实要超过当时的很多诸侯。大敌当前，他没有抱着脑袋缩到一边去，或是仅仅推卸责任，而是审时度势，对敌情做出了非常符合实际的判断。
对于日军会不会参与作战，老傅依据的是自己的眼睛。
到现在为止，日军都没露过一面。冲在前面的始终是伪蒙军，这帮家伙又不是蜂拥而上，而是采取了有缝就钻的办法，想跟我打游击战。
这个时候，日本人的用意还看不出来吗，他们根本就不会自己上阵，是搞投机来的。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座享其利，相反，要是受到损失，他可以两手一摊：这都是“蒙古军”的自主行动，跟我们无关啊。
因此，老傅基本赞同老蒋的说法，此仗不打则可，一打稳赢。
可是既然说是“基本”，就说明傅作义也有犹豫的一面。
打伪军是没有什么困难，甚至杀进察北，直接把他们的窝给端端掉也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绥远遍地皆草原，对方又均为骑兵，就像我们捣马蜂窝一样，拿根棍子一捅，窝是被捅掉了，这帮残兵败将却会逃得到处都是，还不太容易捉住他们。
这样一来可能打草惊蛇，日本人会不会说，他的热河都被我们惊扰了，从而反过来找到出兵干涉的借口呢？
这个可能当然不是没有，同时也就意味着一定程度上的风险。
傅作义为此另想一策。
我们不要主动攻，而是要布置口袋阵，让他们来攻，等他们攻进来，一口袋罩过去，一个都逃不掉，既灭了伪军，又让日本人找不到借口，岂不爽哉。
（699）

看到阎傅二人均不同意主动攻击，老蒋心里是很不痛快的。
都跟你们说了，“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此时老蒋主张在察绥采取主动，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在“联苏制日”卡住的时候，他曾一再想到“藉日制苏”。但是以前讲道理也好，显示“善意”也罢，都收效甚微，日本人最后不仅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只能仅仅起到一点拖延的作用。
“软”的不行，老蒋就想用“硬”的一手唬住对方，通过在察绥教训伪蒙军，“打草”以“惊蛇”，让日方自动自觉地作出让步。
敢于这么做的底气，就在于老蒋判断日本人并不敢真的对华宣战，只要我们这边摆出不惜与之一战的架势，反而可以使其从“战”退向“和”。
但是由于以阎傅为首的晋绥将领始终迟疑不决，这个难得的时机正在慢慢丧失。
随着英苏借款协议对日本军政两界造成的阴影逐渐消散，他们又开始用鹰隼一样的眼光打量着身边的邻居。
与此同时，这个东瀛岛国的“压迫式打法”，也使中国国民的仇日心理日甚一日，几乎达到了痛恨一切日本人的程度。
这是一个真正的多事之秋。
早先日本曾经提出，他要在四川成都恢复建立领事馆。
领事馆的主要职能，是用来处理侨务的。原来的日本领事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就关门大吉了，此时成都也没有一个日本侨民，要领事馆干什么呢？
中国外交部因此提出照会，认为此举没有必要，而且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很浓，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
日本人不管，他干他的，还专门派出4个人来成都进行准备。
结果就出事了。
成都人好多年没有看到日本人，平时茶室里侃山海经，说的都是日本如何欺负我们的事情，现在乍一看，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就站在面前，眼睛都红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8月24日，成都发生反日暴动。尽管当地政府紧急出动军警，左拦右拦，还是拦不住，日本人2死2伤。
此即成都事件（即“蓉案”）。
一个星期后，又出北海事件（即“北案”）：广西北海“日侨”1人被杀。
北海事件系当时据守北海的翁照垣所为。他的本意是要通过处决有“日谍嫌疑”的日本人，来个反日兼反蒋，给老蒋制造点麻烦，却不料反使自己成了蒋桂谈判桌上的筹码和牺牲品。
蓉北两案一前一后跑出来，日本政府的态度马上转趋强硬。
这会要是中方先出手，老蒋就再不敢保证日方会装聋作哑了，绥远反击计划只好宣布暂时搁置。
那支出兵广西的令箭也被高高举起，又轻轻放下。因为北海事件令老蒋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李白已是难上加难。
尽管他也知道这是解决桂系“千载一时的机会”，但有什么办法呢，先按下来再说吧。
于是，大家都开始以游说代兵战。
（700）

作者：末世姜之雪　回复日期：2010-06-15　07:15:09
如果伪军捞到好处，占到地盘，他座享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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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老师，这里的“座享其利”是否应为“坐享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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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过。

桂系找老冯代言，老蒋则让程潜、朱培德、居正等人轮番入桂。大家各怀心思，互相试探，彼此找台阶下。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6日，南京政府下令，仍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委会委员，黄绍竑则回浙江省任原职。
这实际上是老蒋接受桂系的“折中策”，双方各退一步的结果。2天后，中央军奉命从广西边境撤退，两广危机至此全面消除。
就在这一天，老蒋听取了关于北海事件的报告。对各种各样计谋如数家珍的老蒋，马上就得出结论，这是所谓新19路军干的好事。
他把解决新19路军问题作为蒋桂和解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个条件，李白全盘接受。
李白能容许新19路军在广西重建，原本就是用作对老蒋讨价还价的筹码。现在这个筹码已逐渐失去了其利用价值，反过来却对自己构成了威胁。
在此之前，由于担心翁照垣在北海坐大，李宗仁曾想把他调回南宁，可是翁却一再拖延，“抗不众命”，这让李白都不由心惊。
现在正好出了北海事件，李宗仁便借着这个由头，撤销了新19路军建制，将翁照垣予以解职。如此，既可向老蒋有个交代，又解除了身边的隐患。
在新19路军撤销时，李宗仁照例把责任都推在老蒋身上，大概还随口说了几句“要不是这老奸贼，我是舍不得取消19路军编制的”之类话。
明眼人都能看出假，可老翁偏偏是个实诚人，他竟然以为对方真有此意，立刻表示：既然如此，那就把编制取消，以应付老蒋。部队留下，我带他们上广西的十万大山打游击。
据说李宗仁闻言，当时就黑了脸：你要去自己去，600个兵一个都不能带走，全都得交给我。
急了，所以再也顾不得表演。
在李白正式就职后，老蒋来到广州，他要与对方见上一面。
命运是多么会捉弄人啊。
遥想当年，老蒋和李白是一道指挥北伐的。之后蒋下来了，李白升到了前面。再之后，蒋咸鱼翻身，又露脸了，李白仍排列在侧。再再然后，蒋桂之战爆发，李白一败涂地，被逐出中央，并曾一度亡命天涯。
从那以后，他们彼此怀恨，似乎永无抬头相见的机会。
人生若只初相见。经历多年敌视，大家再见个面，碰个头的建议，最初却是由白崇禧提出来的。那时候中央军仍滞留桂省边境，白崇禧就对访桂大员说，要不我去拜见一下“委员长”，表达一下我们的诚意。
这就成了老蒋电召白崇禧赴穗一晤的由头。毕竟双方斗了这么久，老蒋还是不太容易第一个说出“哥俩好”这种话的。
见面会既由白崇禧承诺，照理应该他去。可白崇禧却临时反悔了。原因是他的太太害怕这是老蒋玩的花招，不肯放丈夫去广州。
并不是白夫人胆特别小，而是目闻目睹的事情多了。想当初，方振武可不就是被老蒋见个面就扣住不放，一去不复返的吗？若论与蒋的冤仇，李白比方振武只有多无少。
白不能去，李只能代其而往。
（701）

形势摆在那里，并不是说政府下个任命，大家就个职就算完了。老蒋的心情要是一不好，再来个免职令，甚至中央军再度围桂，都极有可能。
现在老蒋召见，你说不去，不给面子，那不是送给对方修理你的借口吗？
所以不能不去。
去了之后心才定下来：一切都好。大家客客气气，唠唠嗑，话话家常，就把时间打发过去了。
此次蒋李会晤，看似不起眼，在会谈内容上，也没涉及到什么军国要政，但却是蒋桂自分裂后的“第一次握手”。有了这次握手，双方逐步走向和解，为今后在抗战中进行合作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便是围绕成都、北海两事件的谈判。
在借察绥战事“以战迫和”的初次尝试失败后，老蒋开始寻求在谈判桌上以谈促和。他希望日本人好好地总结和反思一下：看看你们在中国多么招人恨，这是什么原因呢，逼我太急之故也。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未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问题。
可惜，事与愿违。与以前任何一次没有不同，日本人即使总结，得出的结论也万变不离其宗：他之所以招恨讨嫌，原因不在他自己，还是全在中国人身上。
至于让他反思，怎么可能呢？
不管怎样，还是先谈了再说吧。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5日，中日在南京开始谈判。
此次谈判，双方颇有针尖对麦芒的架势。中方谈判代表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其强硬的一面。
时势不同。国内所谓的“亲日派”此时几已无存身之地，继汪精卫受伤离场后，外交部次长唐有壬亦被剌身亡。
在遭遇不测之前，唐有壬已有预感。因为在冀东投靠日本人的殷汝耕当初是他推荐的，加上汪精卫一倒，自己处于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舆论甚至一度把他与殷并列，猜测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当时有人劝他，对日外交是个大火坑。郭泰祺怎么样，“一二八”中日谈判时几乎顶替了部长的位置，结果被人一顿死揍，差点给打残了。自此之后，宁愿不做部长，跑到英国当大使。无它，避祸之道也。
唐有壬听后，脸上顿时失色，遂答应友人，要跳出这一是非旋涡，也谋个国外大使当当。
可是晚了。
第二天下午，他就在自家门口遭到剌客狙击，身中四弹而亡，其状惨不忍睹。
以前的外交家不过是被骂上一通，挨顿拳脚，现在却要子弹伺候了。一时之间，外交部几乎成了全国危险系数最高的一个政府机构。
里面外面都是子弹，老蒋在外交政策上也做出了调整。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最低限度为保持领土主权之完整，至不能容忍之时，即作最后牺牲。”
记得五大上，他说过：“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现在实际上是把何谓“完全绝望时期”具体化了，那就是连领土主权都保不住的时候，“如逾此限度，当不惜决战。”
对于老蒋来说，能做此强硬表态，并不完全是迫于舆论压力。
（702）

从签定《塘沽停战协定》开始，屈指一算，已将近三年多了，无论是军事，还是经济准备，都应该有些进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2月29日，即4个月前，南京政府正式实施兵役法，以征兵制取代清末以来实行的募兵制。
根据吕思勉先生的考证，中国的征兵制其实由来已久，以汉朝为最盛，所以当国将相才能放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样的狠话。
吾国五千年文明史，唯汉唐风景独耀，不能不说与其时祖先皆能自强自励有关。光看看那时候的人物造像就知道了：武人着甲佩剑，个个英姿挺拔，猛得不行，文人峨冠博带，人人仙风道骨，腹有韬略。那叫一个精神，一个雅致，一个飘逸。
再翻翻我们的民国人物照片吧，似乎满眼都是灰色，看着都让人提不起精神。
吕老先生就说这笔账得从大唐中晚期开始算起。从那时候起，曾经强到极至的汉人纷纷患了富贵病，自己不想打仗，都用雇佣兵，想依靠别人来帮自己看家护院，如此恶果叠加，遂有安史之乱那样的惨祸。到宋朝，更有杯酒释兵权，全民皆兵的征兵制终于把舞台让给了募兵制，大家把心眼儿全用到提防自家人身上去了，致使国门大开，再也无力对抗塞外如狼似虎的游牧民族。
结果呢，一会儿蒙古人打过来，一会儿满族人扫过去，汉人越活越没脾气，越活越没精神，最后不仅老祖宗的雄健去了八九，满蒙悍勇的一面也没学着，却尽袭承了他们身上因循守旧的一面，一点英武气也没了。
现在要备战，准备和早就实行征兵的日本人较量，就只能捡起汉唐传统，重新搞征兵制，逼着大家拿起刀枪剑戟去打仗。当然了，我们搞什么东西都走样，到抗战中后期，征兵差不多变成了祸国殃民的“拉壮丁”的同义词，这是后话。
除了征兵制外，就是依靠朱培德等人实施精兵制。到老蒋放豪言的时候，在南京政府第一期国防计划中，整编60个调整师（亦即外传的“德械师”）方案已初具规模。
人说话是要有底气的。征兵精兵的推行，无疑给老蒋带来了一定的底气。有了底气，判断时局就会有些不一样。
他判断日本还是不敢真打，虽然经常挥着拳头吓人，但最后还是要自找台阶下的（“盖余始终认定倭寇不敢与我正式战争，不久彼必觅旋转之途径矣”）。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退让呢，何况现在实在没什么可退了，再退的话，不如跟朝鲜那样，把中国全交代给日本算了。
当然，这讲的是原则，具体策略上，他还是准备使用二元外交的故伎，即弄一个人到前台去，能拖多久就多久。
可是谁肯去呢，都到玩儿命的程度了，大家都是情愿当大使也不想干部长。
年少得志的高宗武此时已升任亚洲司司长。他曾经很自得地提起，老蒋有意让他当部长，不过他自己没这个心思，因此没当成。
其实小高的自我感觉实在是太良好了一些。
（703）

作者：advantach　回复日期：2010-06-16　03:24:55
民国二十四年（1936年）7月1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他给对日外交又划了一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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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关，应该是民国二十五年吧。
还有一年抗战就要爆发了，期待更精彩更悲壮的国民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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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张群倒吸一口凉气，但彼有来言，我就得有去语，如果立刻全盘拒绝，就没法谈了。
他权衡了一下，决定采取避重就轻的办法，即从“8项”中挑出3项，不是说答应，而是说大家可以谈。
张群把自己的建议写成一式两份，分别发给留京的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在广州的老蒋。
老孔会算帐，几个珠子一拨，同意。
蓉北两案我们杀了他的人，现在理亏着呢，日本人要求提的过分一点也不足为怪。
张群的心稍定了一下，可是第二天，当他接到老蒋的电报时，却被惊得哑口无言。
老蒋告诉他：别说八个要求，一个要求都不能答应，连商量一下的余地都没有！
我告诉你，日本人就是来讹诈咱们的，想效“日本亡朝鲜故技”。
伤了人，就说伤人的事，死了人，就说死人的事。我们又不是故意的，无非道个歉，赔个钱，怎么凭空多出了这么多要求。
如何交涉呢，老蒋用一句话做了概括，叫做“目无斗牛”。
我们不要眼光老是盯在蓉北两案上，觉得好像亏欠了他们什么似的，以至“自馁其气”。
日本人肯现在就谈蓉北两案的解决办法最好，如果不提，我们也就装成无所谓的样子。你得知道，他们的心思其实根本不在蓉北两案上。
老蒋的话听听很高明，可是张群担心这样一来，日本根本不愿意接受，从而导致“大局之恶化”。
他以“折冲之乏术”为由，提出辞呈，那意思，怎么“目无斗牛”法，我不会，你另请高明吧。
老蒋大笔一挥，辞职不准，得继续干下去。
张群没有办法。那就硬着头皮“目无”一下吧。
就在双方准备摊牌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中方意想不到的事件：汉口租界的一名日本警察吉冈廷二郎被暗杀。
真不让人省心啊。
得知消息，南京的留守要员们惊慌失措，都非常害怕在谈判失败的情况下，川越等人会离京回国，从而导致日本出兵。
我们就让一步吧。
老蒋却始终不为所动。
到中日谈判代表再次会面时，张群不仅对日方的“8项要求”提都没提，反而还甩出了中方“5项要求”。
川越的脸腾地就红了。
什么意思，是你死了人还是我死了人。
随同川越一道出席谈判的须磨更是跳了起来：你们所提的这5项要求，究竟是希望，还是条件？
当然是条件。
张群说，你的8项和我的5项，得一起讨论，这样才谈得下去。
川越的火更大了，嘴里不停地小声嘀咕着：真不像话，真不像话（“此不成话”）。
他几次做出要拂袖而去的动作，意思就是让张群拦住他，然后跟着软下来，未曾料想张群却无动于衷，根本没有任何表示。
受不了了，这样没法谈。
川越伸出手，和张群握了握，然后就像中国古装戏中受了委屈的小生一样，头往后一甩，怒气冲冲地走掉了。
谈判不欢而散。
（705）

倒霉的事总是接踵而至。
当天，上海虹口竟然又发生了日本水兵田港朝光被狙杀案，另有两名日本水兵受伤。
一系列日人被杀案的发生，显示出在日本一口气不歇的疯狂紧逼之下，中国民众的愤怒情绪已经难以抑制。
虹口案件发生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迅速出动，进入闸北。一时间，宁沪上方似乎只要点一根火柴，连空气都会燃烧爆炸。
当时有人甚至闻到了“九一八”前后那种特有的硝烟味，断言中日可能因此决裂，并爆发战争。
九一八，这是一个多么熟悉，又多么敏感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触即发的，不光有南方，还有北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18日，华北响起了枪声。一心要把29军赶出丰台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又开始使坏了。
这天下午，29军丰台营部的一个连在铁道附近演习，回来的路上迎面撞见日军一个中队。大家挤在一条街上，街道狭窄，并不能交叉而过。如果这些日本人是在国内，无论是不是军人，大概都会弯下腰，哈依哈依地礼让对方先行通过。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他们转而成兽，根本一点礼仪都不懂。
一个日军小队长带上两个骑兵，二话不说，竟然打马扬鞭，直冲中国连队的队列！
太欺负人了。29军士兵举起枪托，就给东洋马来了一下，死活不愿给对方让道。
这下犹如捅了马蜂窝。日军当时就翻了脸，不仅包围了中国军队，还把站出来交涉的连长给扣了起来。
在得知中日军队出现对峙后，步兵旅团第1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陆大第29期）认为机会来了，亲自带着一个大队赶了过来，并与中国军队交了火。
牟田口的对手是冯治安，后者闻报也一跃而起，派一个团跑步增援丰台守军。
该团到达后，一个营袭左翼，一个营攻右翼，左右包抄，里应外合，立刻将形势扭转过来。
牟田口一看，情况不妙，惟有下令将部队撤回原防区。
见丰台一带这么容易擦枪走火，还差点弄出第二个“九一八”，宋哲元固守丰台的心动摇了。
没等日本人再次提出抗议和要求，他自动将丰台驻军撤到了2公里以外。
北平的“九一八”是消停了，上海的“九一八”却极有可能立刻引爆。
老蒋人虽在广州，但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目无全牛”呢，面前的这头莽牛鼻孔里喷着粗气，连牛角都竖了起来，你还能装作视而不见吗？
他赶紧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从南到北，从北平到上海，再到武汉，都必须行动起来，“严密警戒”，随时准备投入抗战。
想想不放心，他又罕见地给各省将领每人都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这次日军可能要动真格的了（“据昨今形势，对方已具一逞之决心”），快去看一下仓库里的弹药吧。
其时，老蒋已做好最坏的打算，因为他认为中方已到容忍极限。
如果日方仍然坚持把“8项条件”硬塞过来，而不许中方提任何条件，那就忍无可忍，无法再忍。
（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