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经常无奈的苦笑　回复日期：2010-05-19　03:43:08
按照民间说法，张之所以能善终也与这手令有关。据说赵四曾告诉张，留得此手令不公布，也便能保住身家性命。所以还望关兄就您的所知所想给弟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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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晚年明确，无此手令。

应该说，“新生活运动”的主旨并无多大问题，“礼义廉耻，国之四维”，都是老祖宗念叨过的玩意，境界高得很。
错就错在它严重脱离了生活实际：“新生活”有95条准则，竟然连吃饭时不准说话都有规定，要全照这些标准做下去，那人人都可以当圣徒了。
这里面还暴露出国人的一个固有弊病，那就是形式往往重过内容。什么是真正的“礼义廉耻”，没几个人在意，大家重视的无非是表面的东西，所谓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骗骗“委员长”，搞搞“形式主义”而已。
说要“四菜一汤”，饭店里就用大盘子盛菜，结果上来的菜，远远超过了“四菜”。
说不准喝酒，小二就把茶壶里的茶水倒掉，换成酒照样端上来。
“新生活”，哪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呢。
与此相比，作为经济准备的币制改革却马到成功，真正改出了成效。
币制改革是从“一二八”会战后开始着手进行的。中日之战结束刚刚一个月不到，身兼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机会，那就是随着战后沪上经济的勃兴，内地银元正在不断涌入大上海。
他立即和孔祥熙联手操刀，一夜之间，把银两都改成了银元。
这就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4月的“废两改元”。
银两，那是用了几千年的好东西，可是不方便，有大有小，有重有轻，连成色都不一样，买个东西，还得请人鉴宝一样地鉴一下。
这样改过之后就好了，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银元。
“废两改元”是第一步，事隔两年，便有了“法币改革”。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3日，宋孔两位“民国财神爷”再度携手，宣布要把全国的银元都收归国有，做为法定准备金，另外由中央控制的银行发行钞票（即法币）作为流通。
法币改革不仅成功地缓解了一年前美国转嫁给中国的那场“危机”，给当时的国内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同时也为抗战提供了一个便携式印钞机。
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那么多工厂需要内迁，那么多人口需要安置，都挤在巴掌大一块地方过日子，不全要钱吗。
钱从何来？
曰：中央四大银行。
银行的钱又从何来？
曰：多印票子。
因此有人评价说：如果中国没有35年的那场法币改革，根本打不了37年的抗战。
法币改革对于日本和中国的地方诸侯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人原以为中国的法币改革搞不成，到半途就要演砸了，没想到推进速度既快又顺利，这让他们傻了眼。
土肥原便代表天津驻屯军直接向宋哲元打招呼，叫他不要把银元往南面运。
知道吗，这是要搞经济统一，钱被中央抓到手，你们这些地方老大从此将再无抗拒中央之可能，以后还混个屁啊。
要是你不采取办法，那我们日本就要动手了（“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
如此一来，日本人就成功地把自己和华北地方派系的利益绑在了一架马车上。
（651）

宋哲元一听有道理，他不愿轻易投日，但也决不允许自己从此被老蒋一把捏在手心里，因此断然拒绝了南京政府现银南运的要求。
看到宋哲元不肯交银子，韩复榘、商震紧随其后，也同样不肯把银元交出来，这让华北的法币改革犹如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土肥原感到，到这时候为止，“华北工作”的车轮总算开始有了要转动的迹像。
算算时间，离自己跟关东军司令部夸口的“11月中旬”也没几天了，如果再搞不定，牛皮就要吹破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1日，他又拿出一份新的“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宋哲元实行“自治”，连班子都安排好了：宋当“华北五省二市”的首领，他当总顾问。
跟这份方案放在一起的，是一份最后通谍。
土肥原对宋哲元说，你在9天之内，也就是11月20日之前，必须接受方案。
倘若牙缝崩出半个不字，你来看——关东军已经分头向山海关和古北口进发了，到时一定管杀不管埋。
土肥原在扔下这句狠话后，马上跟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联系，希望关东军能够用武力配合“华北工作”的进行。
南次郎随即调了一个独立混成旅团至山海关附近待命，并向参谋本部请示入关的命令。
在重压和利诱的双重作用之下，宋哲元的立场开始发生急剧动摇。
归根结底，现在的宋哲元与长城抗战初期时的宋哲元，在心态上已有了极大不同。他此时也和任何一个地方诸侯一样，成了货真价实的“藩王”。对于“藩”来说，夹在朝廷和倭夷之间求生存，自己能站住脚跟，谋到活路才是第一位的。
看透这一点，宋哲元的所有思想和行动就都可以理解了。
鬼使神差中，他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大发了一份电报。电报中说，我们国家的训政已经搞得差不多，现在可以实施宪政了（“目前切要之图，殆莫急于政权之开放”）。
所谓训政、宪政都是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面的说法。孙老爷子当初给革命画了张图，说我们要先通过打仗来平天下，这叫军政，然后以管理老百姓来安天下，称为训政，最后才是让老百姓自己来治天下，谓之宪政。
国民党二次北伐，把北洋政府给赶跑后，实施的就叫“训政”。这在胡适等人看来，实在糟糕透顶，他们不明白中间为什么要横插这么一杠子，国家直接进入宪政民主不是更好吗。
宋哲元的“宪政主张”大抵也是跟这些喜欢指点江山的文人学的。可是作为武人，他的目的却并不单纯，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要中央“开放政权”，里面就多少隐含着为“自治”埋伏笔的意思。
日本人立马从里面闻出了味道。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就认为，宋哲元的这个电报，是“迈向建立华北自治政权的起点”。
他赶紧跑到济南去做韩复榘的“工作”，让后者依样画瓢，千万不要错过“华北自治”这趟快车。在宋哲元的“激励”下，韩复榘也跟着嚷嚷“宪政”，要南京政府“开放政权”。
离土肥原规定的“限期”越来越近，从中央到华北地方都很紧张，因为看样子集结在山海关的关东军只要再迈出一步，就能杀到眼前来了。
（652）

11月18日，土肥原再放狠话：就差2天啦，再没什么动作，我们关东军可真要过来了。
知道来多少人吗？
5个师团到华北，6个师团到山东。
这哥们也真会编，那日本当时一共才17个常备师团，一下子来11个，准备都不要准备，亏他吹得出来。
宋哲元派萧振瀛找到土肥原，希望能够再拖上一拖。不料土肥原凶相毕露：搞什么搞，姓宋的不自治，那到时候我们自己在华北进行自治，还不信了，我有这么多部队，自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萧振瀛回来照实一说，宋哲元大惊失色，感到日军这回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长城抗战，日军只不过出动了2个半师团，就在华北克竟全功。现在一下子上来5个，是原来的2倍，仅靠29军肯定挡不住啊。
他赶紧向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日本人逼得实在太急，即使20日这一天我能硬着头皮挺过去，也至多只能挺个两天而已，到时候恐怕真的不能不宣布“自治”了（“能维持暂时，不能永久”）。
当时外交部在北平有特派员，此人进一步向南京证实，宋哲元说的情况完全属实，“现当局陷于不得不屈服之势，华北政局变化恐能幸免”。
韩复榘和商震都分别接到通知，宋哲元让他们到北平去“协商”。
协商什么？
商震偷偷地告诉老蒋，此次宋氏邀他去北平，十有八九就是去谈“自治”的事（“不外促新组织之实现”）。
在华北四巨头中，数商震的力量和胆量最小。事情明摆着，做华北的头没他的份，不“自治”，日本人要对付他，“自治”的话，老蒋又饶不了他，也就是说，无论他做出什么选择，风险与收益都极不相称。
因此商震只能以生病为由来敷衍宋哲元，迟迟不肯起身，同时给老蒋打小报告，以示自己的“清白之身”。
华北的空气一下子上升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由土肥原带来的第一波“自治”高潮排山倒海，如骇浪卷来。
宋哲元“来电动摇”，韩复榘“态度可虑”，这让身处南方的老蒋感到，如果不把这股浪给打下去，宋韩已经不是能不能“维持”的问题，都快要身不由己滑入水中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9日，即宋哲元发来有关他“不得不屈服”的电报的第二天，老蒋在国民党五大上作对外关系报告时，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也成为抗战全面爆发前南京政府的基本国策——
“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完全绝望”、“最后关头”、“牺牲”，这些词汇就等于在华北立了一块界牌，上面写着：绝不容许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要“和平”，但是如果你们硬要越过底线，那我就不会再退让了，是战是和，你们自己看着办。
这是对外。
对内，老蒋执剑在手，嗖嗖嗖连出三招，以压服华北那两个动摇不定的兄弟。
（653）

假条
又得给各位告假了，因为要出门。少则一两天，多则三四天。

关河

第一招：威慑。
不是威慑日本人，而是威慑宋哲元和韩复榘。
在首府南京附近集中了几个中央军主力师，举行军事大演习，其中的一部分还装模作样地向陇海线火车站集结，车站也积极配合，调来好多辆军用列车，给人一看就是一副要到北方去打大仗的架势。
话挑明了，如果你们这两个“华北巨头”真的要投向日本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不管什么理由，肯定手起刀落（“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
第二招：敲打。
奉蒋之命，何应钦按难搞程度的不同，给商震、韩复榘、宋哲元三个人各分一电。
给商韩两人的：“华北自治”不是中央的意思，那是关东军和一帮驻华武官弄出来的，绝不允许。你们不要到北平去开那个会，不是什么好会（“切勿赴平与会”）。
给宋哲元的：中央对华北问题这几天就会拿出相应办法（“旬日以内，必有大体办法”），所以你能撑还是要继续撑下去，20日的“北平会议”马上取消。
通过商震的小报告和宋哲元的“个人表现”，老蒋此时已经心中有数，宋阎韩商，最危险的恰是以前寄希望最大的宋哲元。
老阎早就从“自治圈”中全身而退，但靠他已经震不住华北的其他人了。另外三个人，商震不敢参加“自治”，韩复榘不敢带头“自治”，惟有宋哲元既有胆又有野心，正好日本人给他的压力又最大，这种情况下，他是极可能把持不住的。
因此老蒋在何应钦之后又格外“关照”，亲自发去多份电报，要他务必沉住气，站直罗，绝不能趴下（“应坚忍镇定，以申正气”）。
第三招：情报。
老蒋让驻日大使馆动用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弄清楚，这土肥原口气这么大，日本是不是真的要全面动武了。
谜底在当天晚上就揭晓了。
驻日使馆连夜发来密电，告诉老蒋，土肥原的那11个师团都是没影的事，因为冈田内阁和元老们不同意关东军进入关内。
事实是，得悉华北事态紧急后，冈田首相立即邀集外相、陆相和海相，召开了三相会议。三相讨论的结果，是对“华北工作”采取缓进态度。
不是“华北工作”缺乏吸引力，而是担心引起国际纠纷。
英美等国在法币改革前后，已与中国达成谅解，法币改革本身就有英国经济学家参与其中。土肥原在华北四处点火，引起了英美等国的极度不满，称对华北“事态演变”，会予以“密切注意”。
同时，南京附近中央军的动向，也让他们担心，如果把老蒋惹急了，后者会不会真的不顾一切地把部队重新开进华北。
最后陆相林铣十郎直接给参谋本部打了招呼，要求不要让关东军贸然进关。
说实话，土肥原的上司南次郎本来还是很想派兵进关，给他助阵的。南次郎甚至已向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去电报，拿“白银风潮”说事，一再强调这是推进“华北工作”，“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仅有之良机”。
现在光一个天津驻屯军已经不够了，人太少，所以最好能让关东军派兵进入“停战区域以外”。
（654）

不过，作为混事有一套的老牌官僚，南次郎是绝不敢自己做主负责任的，人家可是一个“遵从圣命”的模范。
政府说轻易打不得，这个“圣命”来不了，南次郎也就趴在那里一动不动。
当然，日本人投机的心态什么时候都少不了，要是土肥原能跟“河北事件”的酒井隆那样讹到“好东西”，日本政府也乐观其成，所以在土肥原未在华北得逞之前，他们是断然不会把这一态度轻易向中方公开或透露的。
收到电报，老蒋长舒了一口气，一直紧崩的神经这才稍有松弛。
他随即给萧振瀛发去电报，让其转告宋哲元，土肥原不过是个冒牌货，日本政府并没有要打仗的意思，喊打喊杀那都是他自己编出来吓吓你们的，因此千万不能再与土肥原进行什么“自治”谈判。
外面，土肥原的西洋镜已经被戳穿。
里面，老蒋磨刀霍霍，扬言谁“自由行动”就剁了他，商韩则干脆“隐身”，怎么喊也不露面。
宋哲元知道，“五省二市”的“总首领”暂时当不成了。
还是走为上吧。
一溜烟跑到自己在天津的住所躲了起来。
11月20日，时间到。
土肥原坐在家里，喜滋滋地等着宋哲元给他送来好消息。
来的是萧振瀛，“好消息”是：我们不想“自治”了，有关谈判自今日起over。
不可能啊。
土肥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腾地一下就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难道你们不怕5个师团，不，11个“皇军师团”打过来？
萧振瀛摇摇头：不怕。
土肥原身子一软，蔫了。
等等，听我说，如果你们不“自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自己宣布“自治”的哦，到时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去。
可是萧振瀛已经走了。
土肥原慌了神，他到处找宋哲元本人，可是哪里也找不到。
让他更加沮丧的事情还在后面。
老蒋又出手了，此谓第四招：隔山打牛。
此前，在汪精卫躲倒的情况下，身兼行政院长之职的老蒋已通过派“赴日经济考察团”的方式，探过广田、近卫等日本要人的口风，就问一句话：你们究竟需要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们谈？
广田嘟囔着说，你们老是搞那什么“二元外交”，一个推一个，汪推蒋，蒋推汪，都不想解决问题，所以才会弄到现在这样的局面（“意在推缓”）。
老蒋说那好，现在汪也残了，蒋只有我一个。我来跟你们谈。
11月20日当天，老蒋接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这是他掀起盖头，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外交上与日本政府进行碰撞。
有吉对中央军可能北上仍然心有余悸，一上来就要求老蒋千万不能把部队调到北方去。至于“华北自治”，那是地方上的事嘛，作为中央政府，不应该予以军事压制。
老蒋马上把他的话挡了回去：只要是违反国家主权的“自治运动”，我“均难容忍”。
接着，老蒋又虚晃一枪，声称对于“广田三原则”，他个人已经“全然同意”（注意是个人，而不是政府），但这个事情需要大家坐下来慢慢谈。
对老蒋来说，“广田三原则”就是一座山，他一时搬不走，却也决不愿意让这座山把自己给压住。
之所以要吊日本人的胃口，是因为要隔着这座“山”，打山那边的“牛”——华北问题。
（655）

老蒋郑重地告诉有吉，如果华北“发生事故”，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天，广田根据谈话内容，向土肥原发去电令，要求“华北工作”采取“轻度自治”：蒋介石在“广田三原则”上已经软了下来，说可以商量，这个敏感时候，你千万别在北平那里搞得过猛，以免把好事给搅黄了。
同时，他还授以机宜，让土肥原一开始不要胃口太大，别整天想着要把华北和山东都一口吞下，可以先从冀察两省开始，慢慢吃，别着急。
土肥原只好“避”重就“轻”，避开宋哲元和韩复榘，跑到天津找殷汝耕去了。
此前冀东的派驻专员，除了殷汝耕，还有一个唐山的陶尚铭，后者曾做过张学良的日文秘书。由于陶尚铭不肯附从于日本人，结果遭到日方和殷汝耕的联合排斥，只得辞职走人。他一走，冀东大权尽操于殷汝耕一人之手。
几天后，殷汝耕降下青天白日，重升五色旗，在华北第一个搞起了“自治”政府。
冀东“自治”的实现，使土肥原立刻又兴奋起来。
领导就是比咱聪明，说要一点点来，果然就见了成效。
第一波“华北自治”刚刚退潮，马上又扑上来一个小浪，土肥原做特务的本事，果非板垣辈能比。
老蒋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必须拿出新的应对之策。
单靠宋哲元，恐怕真的“维持”不住，看来还是得像“河北事件”以前那样，再派一位大员去华北坐镇，重建中央权威。
派谁去呢？
黄郛肯定不行。他此时身体已极差，再不能帮自己的义弟“尝甘苦”了，同时他也深知，如果自己不在，政整会这样充斥着各类“日本通”的临时机构，很可能走向反面——果然，除殷汝耕之外，王克敏、李择一、殷同等人后来都排着队做了汉奸。
既不能为我所制，岂能为倭所用，在多田骏上任的当天，黄郛即密电老蒋，要求速下决心，结束北平政整会。
一个星期后，行政院发布命令，正式撤消了政整会。
与政整会相比，北平军分会则是另一码事，在何应钦走后，这个机构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于是，老蒋也发个命令，宣告军分会寿终正寝。
两个机构没了，一个原先的负责人不能去，老蒋便盯住了另外一个负责人。
这个人自然还是何应钦。
可是何应钦再也不肯去北平了。
老蒋先是“晓以大义”，在无效之后破口大骂，甚至对何应钦说，不就是让你去北平出趟差吗，有那么可怕？你要是这么怕死，就不用再当军人了！
何应钦却偏偏来了犟脾气：不当就不当，打死也不去。
这下老蒋倒真的没了办法。他也知道何应钦不去有不去的道理。
咱们抛开被骂成“卖国贼”这一节不说，现在华北不光是对付日本人的问题，平地又跳出了一个宋哲元，那人占山为王的心也很重，不比日本人好打发，自己这么一个光杆司令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啊。
如果说“河北事件”前后的北平，对何应钦来说是龙潭虎穴的话，现在就等于是龙潭虎穴的平方了（“事态变化，殊难逆料”）。
老蒋正在想办法准备再哄一下，华北忽然风云突变，第二波大浪又来了。
（656）

10点再更一次。

作者：大家来猜米　回复日期：2010-05-23　23:03:40
关老估计临时有急事，不然老关肯定会守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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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出了点状况，今天会补上。

虽然这次的“华北自治”已经缩小了范围，成了“冀察自治”，可来势比第一波还要猛，因为在后面掀浪头的，不光土肥原，还有日本政府，不光日本政府，还有——宋哲元。
日本政府认为老蒋出尔反尔，刚刚还说你个人同意“广田三原则”，大家要坐下来谈的，转过脸就反攻倒算，竟然要拿“我们的殷汝耕”是问了。
告诉你，我们认为殷汝耕做得不错，是华北与“满洲国”合作的好榜样，如果你要逮捕的话，我们日本政府决不会答应。
话音刚落，天津驻屯军就占领了天津车站和机场，这回看样子真有要动武的心了。
宋哲元的反应尤其让人瞪目结舌。
在任命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的同时，老蒋对宋哲元也做了考虑，让他当冀察绥靖主任。
宋哲元却两次发来电报，要把这个刚刚拿到手的官帽给辞掉。
土肥原在旁边看得真切，大乐。
这回好，第一波时的障碍都自动消除：政府支持了，出兵不是没有可能；宋要权索位，正是可资利用的机会。
他再次向宋哲元发出通牒：冀察两省先“自治”，最迟30日表态。
接到通牒后，宋哲元给老蒋发来一份电报。
这份电报的内容很隐晦，他说现在啊，华北的形势真是复杂，大家也各说各的，有的说要“自决”，有的说要“自治”，我的看法嘛，“因势利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最后，宋哲元让老蒋拿一个“慰民望定民心”的有效办法出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看完这封电报，全明白了：某人已经准备跟南京政府一刀两断，敲开“自治”之门。那话里话外，竟然还有了借日人来胁迫中央的意味。
老蒋岂能看不出来。这第二波浪，看来是无论如何难以化解了。
此时的华北形势，可用三段论进行概括。
第一段：非常危险。
第二段：险恶万分。
第三段：朝不保夕。
一段比一段惊险，再不把何应钦弄到华北去，那里眼看着就再无任何指望了。
在讲道理无用，激将法无效的情况下，老蒋改用迂回侧击的办法，动员林森等元老反复去做何应钦的工作。
看到实在无法推，何应钦只好勉强答应，再赴北上走一遭。
老蒋也知道何应钦此行不易，可这种时候，除了何应钦，谁还有能力，或即算有能力，又愿意去华北干这趟差事呢。
临行前，他对何应钦北上的结果其实已有预感，交待给何应钦处置华北事务的几条原则中，就有这样一条：如果你能站得住脚是最好，倘若不行，就依照西南的样式，建立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简称“政委会”），让宋哲元做委员长。
反正无论如何，最低限度就是保住平津的领土主权，哪怕是由宋哲元掌控，在此之外，如果“日军仍进占平津”，那就没办法，“只有出于一战”了。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3日，何应钦到达北平。
（657）

不出所料，日方拒绝与何应钦见面，把他晾在那里。驻北平的武官高桥坦甚至让人带话，说何应钦要是留在北平，北方将会发生“严重的困扰”。
何应钦咬咬牙，这是早就可以想见的情况，他现在需要的是和宋哲元一道坐下来研究对日之策。
可是宋哲元却拒不见面，理由是土肥原在逼他搞自治，如果何应钦这两天不自己拿出“应对办法”给他，他就只有“避往他处”了。
其实在何应钦未抵北平之前，宋哲元就曾一本正经地要求老蒋“派大员来平指导”。
但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他假托的一句虚词。
何应钦到达北平的当天，宋哲元正在忙另一件事。
什么事呢，就是派人到保定去给商震“探病”。摸摸这家伙的虚实，是真病了，还是不愿给我宋某人面子，到北平来“开会”。
就在这时候，有人进来报告：何应钦来了，专车已到丰台，离北平没多少路了。
据说宋哲元当时脸色就变了（“闻后勃然变色”），说：他又来干什么？现在北平已经是我的了，莫非想搅我的好事不成。
秦德纯、萧振瀛其时都在座，便提醒宋哲元，应该亲自去接一下，毕竟何应钦是中央派来的一方大员，自己的顶头上司。
宋哲元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我不去，你们谁愿意去谁去。
随后拂袖而走，躲到西山去了（后移颐和园）。
秦萧二人面面相觑。
宋哲元的用意他们不是不明白，如果单纯就29军的利益考虑，把地盘占得多一点，甚至跟中央和老蒋分庭抗礼也许是对的。可是现在身处国难之中，要是做得太出格，只可能是亲者痛，仇者快。
秦萧都是29军高层中的谋略之士，比一般的军人站得高，看得远，所谓谋食亦须谋道，这个道理他们是懂的，而且在与老蒋的几次接触中，他们事实上也接受和赞同对方团结一致，积极备战的想法。
无论如何，后面这个才是大局。
一方面要确保胳膊肘不往外拐，另一方面却又要维护大局，何去何从，真是难煞人也。
秦萧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去见何应钦。
大家开门见山，抱着诚恳的态度坐下来商量一下，看能不能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
宋哲元自己躲着不见，却把担任北平城防任务的冯治安派了过来。
见到何应钦后，冯冶安表面必恭必敬，让何应钦放心，称何在北平的安全问题，他可以“完全负责”。
冯治安的这一语调温和的“提醒”，对何应钦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那不啻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隐含的意思就是北平这里早已是29军的地盘，你的小命就握在我们手里，“安全与否”也得由我们说了算。
何应钦的心情非常沉重，直至晚上见到登门求见的秦德纯和萧振瀛。
（658）

10点和11点续更

作者：浪_凡　回复日期：2010-05-24　09:54:29
瞪目结舌=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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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过

10点的更新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气。
（659）

跟昨晚一样，老是传不对。上面的（659）不完整。

作者：厌恨qq　回复日期：2010-05-24　22:31:08
关老师注意身体，更新慢点不要紧，大家伙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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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可能是系统或者电脑有问题，传不上来。如11点后还不行，只有明天再试。

何应钦对秦萧二人坦言，自己到北平来，并无任何夺权之念，只要宋哲元能在这里挡住日本人，完全可依照出发前拟定的原则，建立政委会，推宋哲元为首。
事到如今，萧振瀛也只有实话实说了，他告诉何应钦，自己“主公”的要求还不仅限于此。
何应钦吃了一惊，那他还要什么？
希望能够让我们掌控津冀（天津和河北）。
何应钦愣住了。
原来这才是全部症结所在，宋哲元不光是怕他何某人抢权，还要进一步把别人的地盘都收入自己囊中。
太过分了吧。
随何应钦一同北来的陈仪马上问萧振瀛，外界说日本人也支持宋哲元在华北当头，那他是不是真的跟日方达成了某种秘密协议。
萧振瀛矢口否认有这样的事。他说，自己一直盯着，绝对不会允许29军内出现这样的情况。
同时表明自己的心迹：我萧某出自东北，与日本人势不两立。如果我整天想的不是挽救华北，收复家乡（东四省），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回去见父老儿孙？
说着说着，他还流了眼泪，把自己的信誉抬了出来：“蒋委员长”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
在“拥宋主冀”的整个过程中，萧振瀛的心理确实是极其复杂的。
站在他的立场和角度，倘若华北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做头，你不可能要求他去拥护“宋阎韩商”中除宋以外的任何一位，其中也包括与29军完全没有瓜葛的阎锡山。同样，如果要选一支部队出来控制华北，他也当仁不让地会把29军推上去，就像当初东奔西跑，费尽周折去老蒋、张学良那里做说客一样，一切都是为了29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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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29军是其事业所系。某种程度上，包括他和秦德纯在内的29军高层，对宋哲元谋取29军利益的最大化的做法，当时都是赞成，或至少是默认的。
可是在“逆取到手”后，又决不能做汉奸，不仅不能做，还要把抵御日本人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
萧振瀛曾经从29军的角度出发，对人进行剖析：如果你真躺到日本人的怀里去，那是要遗臭万年的，子孙后代都要跟着挨骂，而且一旦做了汉奸，别以为日子好过，事实上会更加难过。
为什么呢？
日本人会看不起你，认为你贱，可以“任意狎侮”，到时你将穷于应付，里外不是人。
所以只可表面应付，决不能真当汉奸。
对于“中央”，我们在“自治”之前当然要跟他斗，但如果他把你要的都给了你，就不能再窝里斗了。因为只有背靠“中央”这棵大树，我们才有真正的实力对日本人做到寸不不让。
萧振瀛的这一谋略，可以概括成一句话：“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不如29军出头控制冀察”。
倒过来理解，就是29军控制冀察后，一定不会做“真汉奸”，也一定不会卖国。
何应钦听罢点了点头，好吧，这件事我请示了再给你们回音。
把事情给老蒋一说，后者半天没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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