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公，他跟汪精卫两个人，对外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汪精卫主和，挨骂是一定的。这时候他回来干什么，既不能打，那还不是要一起被骂，与其被骂，真不如在西南跟红军一起钻山沟沟好受一些了。
这倒跟《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的思维差不多。每逢刘备搞不定了，或是折戟长坂坡，或是败走白帝城，罗作家就找各种借口和理由，让书中的头号大明星、当仁不让的男一号诸葛亮隐身。结果我们翻开书一看，孔明打的全是胜仗，败仗都跟他无关。
于私，老蒋此时虽已控制了绝大部分军政大权，但国民党内还不是他一人能完全说了算，以汪精卫为首的派别仍占据相当大的势力。别的不说，在他起初不同意撤军的情况下，汪仍能坚持己见，并开会通过就可见一斑，而他事后也只能予以默认。这可不是做给日本人看的，那是党内实实在在的矛盾。
老蒋的打算是暂时深藏不露。
现在这帮人不是一个个说得头头是道吗。让他们去说去发挥，这个时候我不能回来。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到他们都无法收场的时候。
都没招了，自然就只能听我蒋某人一个人在上面呼风唤雨了。
老蒋不现身，老汪越来越撑不住场子了。
蒋汪分工，他能分到的最大一杯羹，就是外交，而在“河北事件”的处理上，中国之所以出现败局，表面来看又是输在外交上，这让汪精卫的形象大受损害。
就在他因此饱受外界指责的同时，日本人却在华北得手后，又在他受伤的心灵上撒了一把盐。
负责撒盐的是曾经参加过华北谈判的矶谷。
他问，你们想不想改善两国关系？
想啊。当然想。
想的话，让你们“蒋委员长”来，我们才有得谈，否则的话，就算你们派代表到东京来都没用。
不过一个副武官，眼里却根本没有“行政院长兼外长”的位置。
其实何应钦在北平时，酒井隆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已经把日本人的心态暴露无遗：他们恨蒋入骨。
“九一八”前后，日人最想除掉的是张学良，到“河北事件”时，这个“荣誉席位”就让给了老蒋（“关东军人，对蒋认识最深，畏蒋亦最甚”）。
那他们此时为什么又要把“最恨的人”抬举到如此高的地位呢？
这就是日人的狡诈之处。
他们知道蒋汪之间的微妙关系，能挑拨一下以便从中渔利，那就太好了。
除此之外，彻底击破中方的原先外交框架，直接向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进行勒索，则是潜藏其中的一个最大阴谋。
在“河北事件”还未爆发之前，中央势力之所以能在华北撑上两年之久，实赖群体之力甚多。
早在两年前黄郛北上时，国民党内就达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效法日本人一硬一软的外交办法，组成二元外交模式。
具体操作手法就是：
蒋主内，尽可能在表面上对外交不闻不问，但实际上仍控制着外交政策的最终走向。
汪、何、黄主外，汪精卫负责在南京和日本大使馆打交道，何黄则在华北与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进行周旋。
（620）

这实际上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缓冲：一旦日方在华北末梢有动静，自己处理不了，就可以上达南京解决，而南京方面又不能最后定调，还要到老蒋那里过一过关。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拖的策略。显然，日本人对此是相当不痛快的。
在“河北事件”爆发前后，二元外交已经面临危机。黄郛在南下时就已看出，此时的形势与两年前已经大不相同，如果再用政整会和军分会的形式与对方打交道，容易让其乘隙而入。因此，他要求把华北外交权尽快收归中央。
矶谷亲身亲历过华北谈判，对此心中有数。要使二元外交模式从根本上瓦解，就要把那个幕后最重要的人给拖到前台来。
矶谷一“逼宫”，汪精卫真是又羞又愤。自己退让了这么多，没想到日本人对他竟然还是提都不提，当他不存在。
正好南京监察院弹劾黄郛“媚日卖国”，说的是黄郛，其实暗里攻的仍然是汪精卫。像这种事情，老蒋也不知碰到过多少回，但他打个哈哈就过去了。老汪正愁没机会收场呢，现在你们不是变着法子骂我吗，那我干脆不干了。
当下，他就以“治疗胆结石”为由，去了上海。人走了，职务却挂在那里（“请辞待命”）。
在民国政治史上，蒋汪因个性不同，显示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从政风格。蒋是轻易不肯下台，汪则是一不顺就想着溜号，所以大家对此并不惊奇，但这回有点不一样：国中无主了。
众人只好公推时任浙江省 的黄绍竑入川去寻找“委员长”。
可是黄绍竑去了三天又跑了回来，正式原因是“天气不好”，飞机飞不过去。可这个理由骗老百姓可以，却骗不了吃政治饭的人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是老蒋根本就不愿见客。
老蒋当然知道汪精卫“请辞待命”是做给谁看的，也摸透了日本人的用意。
既来之则安之，他要借力打力，以夷制汪，先在内部震住汪派再说。
于是，你病你的，我还是不出来。
那边找不到“委员长”，这边矶谷却又在哐铛哐铛敲门了：喂，你们究竟想不想搞好关系啊。
汪系人马本来是要以此逼蒋出来的，这样既可以应付日本人，又免得把交涉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但老蒋就是死活不上套，这下他们自己倒先慌了神。
汪派一乱，蒋派出击。
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署名，给“党国要员”们都发去征询意见，说你们也都看见了，日本人指名道姓，要“委座”出来才肯谈。这是中日外交“划时代之时期”啊，“委座”再不出山，“外交之僵局”就不可能打破，大家都没有出路。
官员们都不呆不傻，知道这实际上是“委座”在摊牌：要我回来，你们就不能逼我，而是要正正经经地把我当回事。
想让我来给诸位擦桌子拖地板收拾残局？
对不起，另请高明吧！
（621）

这一通意见“征询”下来，众人都达成了共识：眼前起码还是要继续维持蒋汪两层缓冲机制，如果过早让老蒋抛头露面，恐怕还真的很是不智。
先摸清日本人的底牌才是最要紧的。
很快就弄清楚了，这次日方交涉，走的就是矶谷这条线。再一查，别看矶谷只是一个副武官，经历还颇不简单。
他和板垣、土肥原、冈村都是士官学校的同学，一样加入过“二叶会”。更加与众不同的是，此人在担任广州特务机关长期间，曾经历过护法和北伐，而这在新生代陆大军官中是比较少见的。在日本国内，矶谷以军部为后台，有“文认有吉，武认矶谷”的说法，也就是说，矶谷可能比代表政府的有吉明还管用。
显然，跟矶谷谈，不会白费口水。
掌握日方底细后，黄绍竑再度赴川。这次他终于成功地见到了“委员长”。
在京要员们的一颗心总算放了下来。
老蒋不愧是政界老手，通过一拒一迎，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
老汪，你别跟我哭鼻子，该你挡的箭还是得你挡。
矶谷，想破我的二元外交，没那么容易。
不管是汪派还是蒋派，大家都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我办事比别人厉害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始至终，老蒋一直都在紧张地观察着国内外政坛的动静，虽然真人不露相，他想的却比谁都多。
个顶个单挑，肯定打不过东瀛小矮子，这点汪精卫和老蒋都心知肚明，但前者是悲观的，后者却一直是乐观的，原因就在于两个人对局势的判断不一样，因此采取的对策也不同。
汪精卫属于对日一味退让派，主张日本让我退一步，我就退一步，让我退两步，我就退两步。
没办法啊，我们又打不过他，还不是只能后退，以便“委曲求全”。
在广田提出“协和外交”后，汪精卫曾在前台进行积极的“配合”，又是发表演说又是下命令。
在那些天里，国内任何报纸都不允许刊登反日言论，至于什么抵制日货更不用提，甚至连中小学教科书都受到审查，一共300种书，竟然有200种因有“反日倾向”，而被判定为“不良教科书”，结果一律取谛，“不允使用”。
结果怎么样呢？局势仍然在一天天恶化，最后弄到国民党党部和中央军都退出了华北。
显然，汪精卫的这步棋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长远打算。
你再往后面退，总有退无可退的一天，到时候难道真的自缚等死不成？
汪精卫本人其实也很着急，他以治病为由提出辞职，就是对眼下时局无能无力的一种表现。
怎么办呢？
老蒋说，有办法，因为日本有弱点。
固然，他现在兵强马壮，又有东北做基地，其军事实力在亚州已无人能敌。但别忘了，他也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
（622）

这个致命的脚后跟，就是日本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国际关系。自从退出国联后，他在国际上已彻底失去了人缘。英美等列强对他不仅是不待见，而是时时刻刻防贼一样地加以提防。
日本这个最大的弱点，却恰是我们最大的优点。依靠外交家们的努力，中国已在国际社会得到了普遍同情，日本实际上是被从国联扫地出门的。
那为什么大家一时间都不肯来帮我们呢？
说来说去，还要怪我们自己表现太逊。长城抗战，一败到底，只能拿些吹牛消息来搪塞国联的顾维钧们。这边顾维钧刚刚宣布中国取得了大捷，那边长城的某某口就被日军攻陷了，弄得这位著名外交家很是难堪。一些中小国家本来是支持我们的，希望中国能够给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一个巴掌尝尝，但慢慢地也开始失望了。
大家都觉得中国似乎还像过去宣传的那样一盘散沙，属于扶不起的阿斗，那帮你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用一个声音说话，尽管弱小但只要表现得像个男人，就不信同志们无动于衷。
在国际社会这个更大的棋枰上去打眼，找出路，“藉外交而补实力之不足”，正是老蒋能够始终保持乐观情绪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这里的“国际援助”指的主要还是列强，英美苏这些，那些单个的中小国家就是有那心也没那力。
汪精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持“中立路线”。
谁都不要“联”，既不要联苏，也不要联英联美，因为这些国家都不牢靠，而且日本人最恨中国以夷制夷，到时合纵不成，反遭其辱，所谓“当前无益，将来无望”是也。
老蒋反过来，认为走国际路线，才是中日对抗的一个重要出路：“当前无害，将来有望”。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老蒋当年“削藩”时所取得的经验，只不过，合纵连横的策略换了一个舞台，被他从国内搬到了国际。
日本人为什么害怕中国以夷制夷，还不是从中感觉出了威胁。日本是我们的敌人，敌人害怕的，我们就高兴，并且要坚决去实行。
作为从内战中打拼出来的草头王，老蒋的眼光和谋略确实远非书生领袖老汪可比。
问题现在集中到列强身上，我们究竟能傍谁呢？
能傍上英美最好，但这两个款爷暂时都指望不上，不仅不能指望，他们还会时不时地给你来个趁火打劫。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6月，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中国的白银被大量抽走，导致国内“金融梗塞，贸易减退”。老美此举当然是为了转嫁他的经济危机，可是你坑谁都可以，也不能来坑我们这样的穷人啊。
郭泰祺因此气愤地说，美国政府损人利己，实行的是“混蛋政策”。
英国呢，也好不了多少。在中国面对日本进逼的时候，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除了偶尔搞点决议来敷衍一下中国人外，同样没有拿出什么实际措施来应对。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国联的软弱无力。
老蒋不得不把眼光投在先前最无好感的苏联身上。
（623）

但是，自从中苏复交后，两国关系其实并没有如原来预计的那样进入快车道。原因也很简单：各怀心思，同床异梦。
就在长城抗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苏联却继续向“满洲国”派遣领事，而且还要同伪满重新勘定疆界，等于是一种变相的“承认”。这在当时世界各国普通对“满洲国”不予认可的情况下，无疑让中国感觉很受伤。
由于苏联的中东路经营在事实上已难以为继，斯大林不顾中国的反对，一直说要把中东路卖给“满洲国”。他还不是光嘴上这么说说的，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2月，苏联真的和日本及伪满签了协定，把中东铁路“卖”给了对方。
老蒋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就算是要卖，也得先卖给我，条约上可写得清清楚楚。
他同时也在心里嘀咕，苏联这么“怕”日本，是不是老毛子真的肾亏啊。
但是在听完一个报告后，老蒋的看法改变了。
做报告的人就是“军事家”杨杰。
通过长城抗战，老蒋感到如果真刀真枪，杨军事家还是不太好使，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让杨杰派用场，不过不是用在战场上，而是派到军事外交领域去了，人尽其才嘛。
杨杰以参谋次长的身份，带着一个军事视察团前去苏联。
一回来他就马上向老蒋报告：苏联的军事不是好，而是好得很，他那兵工厂和军事教育都是我们无法想像的（“均为始料所不及”）。
此次出访，杨杰还带回另外一个信息。
那就是苏联接待他的规格非常高，并且话里话外，都直接流露出了彼此接近，共同对日的意图（“中俄两国若能合作胜日必可操左券”）。
杨杰从军事角度出发，建议时不我待，应该赶紧抓住机会，“联此制彼”，也就是说要联合苏联制约日本。
听杨杰这么一说，老蒋恍然大悟，前前后后都整明白了。
原来苏联是在藏拙啊。明明是个武林高手，却偏要装成平民百姓。看来，如果日苏对垒，苏联还是干得过的。
但问题又出来了：苏联实力并不弱，可是为什么一边说要跟我们合作对付日本，一边却又在东北连连退却呢。
诊结究竟在哪里？
老蒋的看法：苏联是在故意示敌以弱。
不过苏联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退让下去，其它列强都可以回避东北这个是非窝，惟独他不可以，因为他在这里有利益。如果日本真的把他逼到毫无退路，那他还是要被迫出来打一下的（“余料各国与倭最先开战者乃为苏俄，以倭逼迫苏俄已甚”）。
这就好理解他为什么肯主动积极地提出要跟我们合作了。无它，想让我们给他做挡箭牌而已（“俄求我合作之心甚急，而其嫁祸于华之劣性终未止也”）。
老蒋与杨杰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军事家，而前者却是政治家。
原来，“联此制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里面学问大着呢。
以夷制夷，弄不好就是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以史为鉴，聪明一世的李鸿章可不就栽在这上面吗？
老蒋的套路是：用人而不为人用。
（624）

他一方面在暗中跟苏联拉近距离，联络感情，准备“联苏制日”，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可能缓和中日关系，把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苏联那边去，以便“藉日制苏”。
苏联——我就算抗日，那也不是帮你抗的，是为我自己抗的，所以根本犯不着去做你的盾牌。
日本——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共同防共”，以苏联为假想敌吗，那你就去跟他打呀，打到你筋疲力尽为止，看你还有什么力气再来找我的麻烦。
老蒋认为最理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形：苏联和日本终于打起来，中国中立，亦可名之为“祸水西移”。
从杨杰带来的情报分析，苏联的军事实力还在日本之上，如果二者火拼，倒霉的一定是日本，到那时候我们就爽了（“若俄倭重行开战，倭必灭亡，吾能自强当可立国也”）。
但要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关键还是日本有没有决心跟苏联干。
一定要让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
为此，老蒋煞费苦心，不惜用那篇《敌乎？友乎？》来提醒日本朝野政要：你枪口的方向错了，我是你的“友”，不是“敌”，你的“敌”在那边——呶，北方的那只大狗熊。
但是经过“河北事件”，老蒋开始明白，让日苏互斗看来很难（“日俄开战公算甚少”）。日本人精明得很，他们是从软的开始捏，看到苏联的力道远在中国之上，他们就只会选择率先“牺牲”中国，然后像侵吞东北那样，吃成一个壮汉以后，再找机会和苏联过招。
到那时，国亡无日矣。
事实正是如此，日本虽然盘下了中东路，但此后不管苏联政府怎么抨击他，也绝不多还一句嘴，甚至日本在国内还禁止报纸刊登任何痛骂苏联的文章，以免过度剌激对方。
他把矛头全部指向了最好欺负的邻居——中国，算盘打得那是真精啊。
日本迟迟“不觉悟”，老蒋也没有办法，只能先尝试“联苏制日”。在这期间，他派私人代表蒋廷黻专攻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告诉对方：联合起来对付日本那件事，我应了，咱们一起干吧。
苏联政府嘴上说好好好，但事实上仍然在观望。
老蒋意识到，他还必须跟日本靠得近些，再近些，这样才能让苏联有危机感。
现在矶谷找上了门，正是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接触，既要让苏联看到我有可能跟日本站一块儿，又能在“藉日制苏”上再做一次尝试。
在见到黄绍竑后，老蒋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同矶谷会面。
中方代表由陈仪充任，后者现在的职务是福建省 。在长城抗战后期，陈仪曾经与根本博打过交道，在怎样和日本人周旋方面算是有点经验。
老蒋对这次会谈抱有希翼，同时也有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日本人可能还会和以前一样，嘴上说得再漂亮，到头来还是一样没有诚意，所谓“释放善意”，究其实又是来讨便宜的。
果然，在会谈的整个过程中，矶谷对解决两国之间的实际问题兴趣不大，倒是表演欲望十足。
（625）

听说“委员长”会来京主持谈判，第一个反应是高兴。
那我们赶紧坐下来吧。
其次是装真诚。
首轮会谈，他漫不经心地听陈仪讲了一遍谈判构想，很快，“态度已较前和缓”，而且对日本人心里其实急不可耐的承认“满洲国”问题，也表现得“宽弘大度”，说可以先不提，以后再说——眼下的重头戏，是开始正式谈判，派特命谈判代表来见“委员长”。
陈仪回来跟老蒋一讲。老蒋就明白了，矶谷的“和缓态度”其实跟谈判构想压根就不搭界，那是早就准备好，要钓人上钩的。
什么派正式代表，其实就是新一轮敲诈勒索的启动信号。
第二次会谈，按照老蒋的交待，陈仪说：不急不急，我们先做私人交流，有了眉目再开始正式的外交谈判也不迟。
“委座”说了，只要正式代表来，他一定亲自接见。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要先派一个“委座”最信得过的人到你们国家去。
矶谷哑口无言，只得表示赞同。
看到矶谷点了头，陈仪就埋头起草他的“和平方案”去了。
到第三次会谈时，矶谷根本就不提什么“和平方案”，却提出要“改造国民党”，甚至嘟嘟囔囔地说，你们“委员长”要是没诚意，那就不如不要谈了。
陈仪可不听他的。我的方案都快弄好了，得意之作啊，怎么能停下来呢。
事实上，这份“和平方案”就是老蒋“藉日制苏”意图的体现。其中有两点最为醒目：其一是要求撤废两个协定（《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其二就是“共同防俄”。
到了第四次会谈，当陈仪把弄好的这份方案给矶谷看时，矶谷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
订方案是第二步嘛，我看了也白看。
那什么是第一步呢？
矶谷自己也说不清楚，又前言不搭后语地提到要“改造国民党”。
这回轮到陈仪无语了。会谈只能无果而终。
接连四次会谈，都谈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大家判断，可能是日本内部还没有就要价问题达成一致。
真实原因是日本国内的军队派系再次爆发激烈权斗，甚至弄到了拔刀相见的地步。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7月，陆相林铣十郎放出风声，他准备在8月份的人事名单上，把真崎的教育总监给一笔划掉。
就剩这最后一个官帽了，真崎不想挪窝。
看到对方这么不主动，林铣十郎只好让他变被动。
在林铣十郎的要求下，军部召开了“三总长”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讨论真崎究竟是走还是留。
决定权实际掌握在作为总长的载仁手上。
真崎可怜巴巴地盯着载仁，暗暗祈祷这位从前的老领导能网开一面，放他一马。
可是载仁还是举起了牌，上面写着两个字：淘汰。
二比一，出局几乎是一定的了。
真崎傻了。
眼看着8月份就要来到，没有官做的日子将是多么可悲。真崎又急又气，他不敢埋怨载仁，就把愤恨的火焰都喷射到了林铣十郎身上。
他要报复。
（626）

处于东方社会，很多事情是不能明着来的。比如，你要是说自己被罢了官，因此想杀人放火，别人一定会认为你这个官迷第一个该杀。但是如果你换一种说法，强调自己是因为坚持某种主义或者真理，才被削了官，那杀人都用不着你亲自动手，旁边自会有人代劳。
真崎就是这么在外面嚷嚷的。经过他一渲染，一个普通的人事任免，立即变成了统制派对皇道派的赶尽杀绝。
大家快来看啊，我们皇道派真的要完了。荒木的陆相，给他们拿去了，我的参谋次长，被他们敲掉了。现在本人窝窝囊囊地就干一个教育总监，他们还不罢休，硬是要扒下来。真是欺人太甚啊。
这时候的统制派在军队高层中占据着优势地位，与之相反，皇道派的大官虽少，但群众基础不错，小兵很多。真崎这么一叫唤，黑压压地就围过来一大群人，都是皇道派的。
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都替真崎打抱不平——你是天皇任命的，他林铣十郎有什么资格随便撤换呢。这是侵犯天皇的统帅权！
很快有人插上一句：林铣十郎肯定是被别人教唆了。
谁教唆的呢？
当然是永田那个奸贼，别看他只不过是一个军务局长，却是统制派的头，连林铣十郎都听他的话呢。
好了，目标锁定。
第5师团（广岛师团）的一名副联队长相泽三郎中佐跳出来，充当了剌客角色。
这哥们端的好身手，直接冲进军务局办公室，一刀就把永田给剁了。
因为“相泽事件”，日本军内闹得沸沸扬扬，所以军部在交涉过程中的反应也就慢了一拍。
等到矶谷把他的方案，也就是具体要价拿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周以后的事了。
陈仪这时终于知道“第一步”的详细内容了，他张大着嘴，半天合不拢。
都是些什么条款呀，看看吧——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所有中日间爆发的战争，都要由中方承担战争责任。
承认“满洲国”。
……
另外，日本“第一步”方案对中国“第二步”方案的回应是：
两个停战协定，不是废止，而是继续扩充的问题。
至于“共同防俄”，上面提都没提。
矶谷说，这是我个人意见啊，正式谈判还没开始，只是聊以参考。但陈仪已经很清楚，这就是日本军部的真实想法。
情况大大不妙啊。
陈仪抹了把头上的冷汗，赶紧报告老蒋：您快出来主持吧，再不出来恐怕真不行了。
老蒋知道，这次会谈失败了。
对内，日本连口头表达一下“抗俄”都不愿意，而苏联那边则仍然没有任何动静。
对外，由于老蒋始终躲着不现身，对汪精卫的辞职既不批准也不“慰留”，汪派人马再也忍不住了，开始纷纷上演辞职潮，闹罢工。
在这种情况之下，老蒋感到他必须做出适当妥协，于是决定离川回京，重新视事。
老蒋一回来，马上又开会又送信，对尚在青岛“治病”的汪精卫进行“慰留”。
只要面子给足，汪精卫的“病”也就好了，他又回到南京复职，还是当他的行政院长。
（627）

对内，对外，次序写颠倒了，自己更正一下。

军部路线走不通，老蒋决定尝试一下政府路线。
走政府路线，实际表明自这一刻起，老蒋对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了。
和日本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做了这么多研究，他对日本内部的情况已经有所掌握，知道在日本，是军队说了算，与军部的交涉失败，就意味着整个交涉都没有指望了。
但“藉日制苏”仍有可能，因为他现在的要求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只要你日本政府发个声明，能提到“共同防俄”这几个字，并且让苏联人看到，就OK。
老蒋的心思，一海之隔的广田却并不一定清楚。
在把汪精卫请上台，继续让“和平派”唱戏的同时，老蒋自己也连连放出“亲善”信号。
“河北事件”发生后，由于交涉失败，驻日大使蒋作宾此前已经返回国内。
老蒋对他说，你回来干什么，去，到东京去，跟他们再交涉。
蒋大使应命再涉东瀛，并且按照要求，半月之内两访外相广田。
在这次交涉中，蒋作宾提出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三条原则，大意就是以后双方要做好朋友，要相互尊重，遇到事情“要文斗不要武斗”，通过和平外交手段解决争端。
除此之外，仍然坚持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
这是中方对日方的要求。
那么日本人问：我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吗？
蒋作宾答：好处有啊，如果这些条件你们都答应了，那么我们可以作出承诺，从此再也不“排日”了，也不抵制你卖过来的东西，至于“满洲国”的问题，可以暂时不管。
他特别提出，中日还可以商量进行“经济提携”，如果效果不错，甚至搞搞“军事合作”也是有可能的。
为了缓解华北危机，此次交涉，中国实际在原有对日政策上又做了一个大的让步。
广田说这个事我们内部得商量一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0月7日，在与陆军省、海军省会商后，广田对“中日关系三原则”做出了正式回应，也是三条原则，史称“广田三原则”。
两年前，广田曾宣布“协和外交”，里面有一个“三不原则”，即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不进行战争”。
现在原则还是三条，可早已不是含情脉脉状的三不了，而是反转过来，变成了三要，即要威胁，要侵略，不回避战争。
威胁：不准你排日，不准你用以夷制夷那一套来牵制我，以后不仅不能再跟英美打交道，还要跟我一样退出国联（此处依据侧面文件要求）。
侵略：你一定得给我正式承认“满洲国”，不公开承认，也得事实默认，在这方面，华北要做个榜样，率先同“满洲国”进行“合作”。
战争：在外蒙“共同防赤”。
跟“中日关系三原则”一样，“广田三原则”的核心也在华北问题上。广田通过这三条原则，再清楚不过地向外界表明，日本在华北不仅不会“退”，还会“进”。
在得知“广田三原则”的内容后，连一向主张妥协退让的汪精卫也受不了了。
（628）

合作合作，我辛辛苦苦，“含羞忍垢”，跟你“合作”了半天，等到“河北事件”一出，你还不是躲到我看不见你的地方去了。
因此，他要蒋作宾转告广田：你的要求，我会在最短时间内考虑答复，但在这之前，请管好你的那些军官，要不然你就是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什么用呢（“制止在华军官之各种策动，以免扰乱双方政府之信用”）。
老蒋闻讯，立刻以闪电速度进行劝止。
因为他知道这么说等于白搭，包括广田在内的日本政府根本就动不了军队，而且这么急匆匆地上门去找人家，像是有求于人，只会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求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
那么你还有什么高招呢？
老蒋曰：靠自己（“自立自求，不求於人，乃为惟一救国之道”）。
跟没说一样。
老蒋其实另有打算，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高招，是那么容易得来的吗，怎能轻授于人。
早就知道日本政府跟军部唱的不过是“同一首歌”，一软一硬，一红一白而已，也没指望你真的能答应我那三条原则，我要的只是你大声把“广田三原则”嚷出来，更确切地说是将三原则中的最后一条——“共同防赤”公布于众。
为什么在“中日关系三原则”中，要主动提出“军事合作”呢，说白了，那就是个饵。
只有通过这个饵，才能把日本藏在肚子里，一直想讲又不便讲的秘密给钓出来。
在外蒙那块，你说谁是“赤”？
当然是苏联，再傻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在“广田三原则”发布一周多时间后，老蒋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
席间，他似乎完全忘记了过去与苏联的那些不愉快，而是一个劲地对鲍格莫洛夫说：我们是好邻居好朋友，今后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咱两个要互相支援啊——你放心，“中国将永远支持苏联，并竭尽一切可能证实这种友谊”。
老蒋最希望的是双方能够签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在这之前，苏联一直是旁观者，但“广田三原则”一出，这个旁观者就再也不能安之若素地当下去了。
事不宜迟，赶快把中国给拉住，防止他跟日本联合起来对付自己才是最要紧的。
苏联终于同意就中苏签约问题开始具体谈判了。
广田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好不容易想出来的三个点子，竟然帮助老蒋把“联苏制日”这条路给走通了。
初步搞定苏联，蒋介石随即就让蒋大使就“广田三原则”作出答复：只有日本完全接受“中日关系三原则”，中国才有可能接受“广田三原则”。
广田当然不干，他说要中国先接受他的原则，他才能接受中国提出的原则。
两个原则就这样打起架来，结果堵在一起，谁也出不去，进不来。
其实老蒋对“广田三原则”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如果公开拒绝，就可能打草惊蛇，触发战争，乃至于“毁我全盘之计划”，而如果接受，也就是真的答应“脱退国联、承认伪国与联盟对俄”，那又无异于自断手足，自取灭亡。
因此老蒋采取了跟以往别无二致的策略，那就是继续采取拖延战术。对于“中日关系三原则”，特别是撤废淞沪和塘沽两协定两条，他明知道日本人不可能全盘接受，也一步不让，为的就是一个字：拖。
（629）

红脸广田在谈判桌上胡乱折腾，白脸军部就在谈判桌下装神弄鬼。
弄鬼的地方自然还是双方的焦点所在——华北。
在“河北事件”中，“积极”的酒井大出风头，他的上司梅津则因“软弱”而在军部受到了指责。
“华北工作”为什么推进得这么慢，现在知道原因所在了，就是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不得力的缘故。
没多久，梅津就被撤掉了，换上来的是多田骏（陆大第25期）。
多田骏到华北之后才发现，北平的中央军虽然已经撤走，却来了新的中国军队，那支在长城上砍过日军脑壳的29军。
如今北平的主人是当年的抗日英雄宋哲元。
29军不是在察哈尔吗，怎么到北平来了呢？
说来话长。
29军重回察哈尔后，宋哲元面临着一个新的难题，那就是这里的东北义勇军怎么办？
按照何应钦提出的“少编大遣”原则，是少部收编，大部遣散，也就是说，他用的是一把网眼够大的筛子，只照顾大鱼，比如冯占海、唐聚五这些有名有姓的义勇军大佬，那些小鱼小虾就弃之不顾了。
问题是，义勇军这些人不是光说一声“解散”就能解散的，拿惯了枪杆子，你一下子要让他们干点别的，也得会啊。
何应钦是正规军校出来的，只知道认死理：你不是不肯解散吗，那我就把枪口对准你，逼着你解散。
被他这么一逼，有的部队不想解散，就上山做了草寇，干起了为害一方的事情。
萧振瀛对宋哲元说，我们不能做得这么绝，义勇军在东北都打过鬼子，所谓“裹粮千里，迄无虚日，旌旗所指，与敌血战”。后来因为不肯在“满洲国”治下当亡国奴，才跑进关来的，现在我们这样对待人家，岂不让义士心寒？
对义勇军的历史功绩，萧振瀛是心中有数的。
早在东北义勇军与关东军作战期间，他就捎信给自己的妹夫柳青庭（又名柳树堂），让其协助李海青，在松嫩平原与关东军作战。其后，李海青部队加入马占山麾下，成为一支抗倭劲旅。
萧振瀛说，要不让我去试试看，如果他们愿意进入29军阵营，岂不是件两全岂美的事。
除了有柳青庭这个亲戚外，当时剩下来的义勇军基本上都是从萧振瀛的家乡——吉林扶余过来的，借着这两层关系，萧振瀛找到了李海青等人，先拉乡情，再谈抗日大计。如此一说，李海青当即点了头，带着人马跑了过来。
当时，由于29军在长城抗战中建立殊勋，南京政府特许再增编两个师，其中，原刘汝明的暂2师正式改为143师，另建132师，赵登禹因功升任该师师长。
义勇军官兵大多擅长于马战，宋哲元便又提出增建骑兵师旅的方案，也很容易就得到了通过，由此组成了1个骑兵师，正好与29军原来着重于步战的特点相互补充。至此，29军成为一个步骑混编的甲种军。
但兵强马壮，宋哲元的胆子却反而变小了。从第一次“张北事件”开始，他就把“小不忍则乱大谋”作为了自己的座右铭，全没了从前挥大刀砍鬼子时候的勇猛干练。
（630）

没办法，作为地方将领，一旦名声闯出来，家底厚了，大致都有点保本怕折的心理，这是时代使然，并不独宋哲元如此。
但是有一个人，仍然对29军寄予厚望。
这个人就是老蒋。
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蒋氏夫妇就从北平西行来到了张家口。
蒋介石对来迎接的宋哲元提出，他要去事发现场——张北看一看。
张北离张家口有130里路，已属塞北极僻之地。别说老蒋，宋哲元本人都很少去，所以一再劝阻，但前者意愿强烈，一定要去。
在张北，老蒋一直呆到日落才返回。
朔风野大，苍茫一片。这位军政强人在想些什么呢，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两千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君主且舞且歌，泪流满面：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安得猛士，守吾四方！
宋哲元曾经是猛士，但他现在却离这个称号越来越远了，当然，这并不全是他的责任。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月，在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仅仅三个月时间后，就又有了察东事件。
本来察哈尔沽源县以东（即察东）并非《塘沽停战协定》中所指的“非武装区”，但这东西实际上没有什么“本来”不“本来”，日本人想要它是，它就是。
伪满的丰宁县与沽源县“交界”，该县民团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时不时地跑过来现现眼。
他们当然不是29军的个，马上被缴了械。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关东军立即发布文告，说看来是要“扫荡”宋哲元一下了，不“扫”这人不老实啊。
热河日军随后进入沽源，并出动炮队飞机连连向察东进行轰击，导致中方军民伤亡百人之多。
宋哲元又“忍”了一把，他派冯治安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保定第1期）到沽源县一个叫大滩地方去和日本人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关东军要求，除把热河民团的枪还给对方外，同意正式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29军不再进入，而由热河民团负责驻守。
这就是历史上的“大滩口约”。
在日本人的计划中，“内蒙工作”与“华北工作”是同步推进的，“大滩口约”只是开了一个口子而已，下面就要一层层往里面剥了。
就在北平的何应钦陷入“河北事件”的困扰中时，张北风波又起。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5日，日本热河特务机关的四个人，坐着汽车从多伦往张家口去，途中经过张北时，卫兵问他们要护照。
这帮人不给，说早在“张北事件”后，你们宋哲元就答应过：只要是日本人，在察省旅行时可以“完全自由”，而且一律不检查身上所携带的物品。
当初宋哲元确实有过这么一说，但只是嘴上这么应付，后来他又强调，这个东西他做不了主，得由中央裁决，就搪塞过去了，所以实际并没有正式定下来。
可这几个日本特务不管，认准了是铁案——我们在察省可以“完全自由”，还查什么护照。
（631）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 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那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632）

守军不敢擅自作主，只好先把他们带到军法处去，然后电话请示。
宋哲元摆摆手，还是那句话：放掉吧，下不为例。
你想下不为例，日本人可不干。
被扣下来的四个特务，八小时后就被释放了，比现在传讯调查的时间还短，可是张家口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关却依然抓住不放。
他们找到时任29军副军长的秦德纯，说事情没这么简单，不是光放人的问题。我们的人受了惊吓，有精神损失，这笔帐一定得好好算算。
是谁让卫兵出来查护照的，这个人得“惩办”。
你们29军的军长在哪里，叫他出来，给我们道歉。还有，以后碰到我们日本人来察省“旅游”，不得搜查。
像那个酒井隆一样，他们也扔了一把剑在桌上：“限五日答覆”。
整个过程和“张北事件”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胡乱找个借口就上，除了特务少了一半外，就是样子更凶狠，勒索更离谱。连日本人自己也深知其中的玄妙，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张北事件”。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的同时，正是何应钦被迫接受酒井隆的要求，决定从北平撤出国民党党部和军队的时候。
日机在平津上空盘旋，眼睛一眨不眨地监视着中国军队是否真的在进行撤退。
宋哲元本来是准备用“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方法，把球踢到中央去的，他派秦德纯到北平去找何应钦。可是何应钦这时候自身还难保，又有什么办法能帮29军脱困呢。
第二天何应钦就离开了北平。
这时候南京是汪精卫当家，他比宋哲元还怕事，一想日本人的矛头是冲着宋哲元来的，干脆就准备下令，把宋哲元的察哈尔省 一职给免掉。
29军高层获悉后均大为不满，萧振瀛也是愤懑不平，遂亲赴成都去向老蒋喊冤。
老蒋这时候却另有打算。
通过两次“张北事件”，他发现依靠宋哲元在北方对付日本人，以“镇守四方”似乎已经越来越不现实了。要是这个样子，那还不如把他调到南方来帮我“剿共”呢。
不过后面这个心思，当着萧振瀛的面，他是无论如何不会承认的，因为那样只会把前进后退的路都给堵死。
老蒋首先表现出对撤宋哲元职务“甚为激愤”的态度，说要是把宋英雄都给撤了，“华北如此，形同丧失”。
为了把责任都推给汪精卫，他又举出中央军从北平撤出的例子，说当时他要撤，而我说不要撤，结果还是撤了。
那意思，撤宋的事我是不赞成的，那都是汪精卫一个人的主张。
萧振瀛一听，那太好了，您不赞成就行。现在中央军撤离，华北空虚，29军更不能再出意外，“委座”还是让宋哲元继续主察吧。
老蒋说行，我这就给汪精卫发电报。
有这句话，萧振瀛放心了。
老蒋又让人陪着他去成都附近的武侯祠逛逛，散散心。
武侯祠还没游到一半，老蒋的侍从副官就急急忙忙地跑来了，对萧振瀛说，不好了，“委员长”接到一个电报，正在发火呢，让你快回去。
（632）

不知道是系统不好，还是我的电脑太糟糕，竟然又出现了重复。汗。

萧振瀛情知有变，赶紧三步并做两步地跑回来。
一向矜持有涵养的“委员长”为什么会突然发这么大的火呢？
原因是他接到了一份电报，实际上是情报。发报人是政整会的殷同。
在电报中，殷同汇报说，日本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撤换宋哲元，否则事情将会扩大。
拿着电报，老蒋转过头来问萧振瀛：怎么办？
没等后者作答，他就摆了一个若有所思的pose，自言自语道：看来这些人是想把黄郛接回去啊（“此辈欲藉以迎黄郛耳”）。
其实在萧振瀛还没到成都的时候，老蒋已经不准备更改让29军离察南下的方案了。所谓给汪精卫发电报、让萧振瀛去逛武侯祠，那都不过是缓兵之计，等到萧振瀛一走，“殷同的电报”不就可以如期而至，应运而生了吗？
在光拿汪精卫一个人塞责已经不够用的情况下，老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那可怜的“义兄”也拖出来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现在29军的“敌人”不光有汪精卫，还有黄郛，而他老蒋始终是同情和重视29军的“好人”。
看来“黄郛党徒”有可能已经在华北暗中兴风作浪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几个圈一转下来，连素以精明著称的萧振瀛也晕了。那我就先回去吧。
上当了。
萧振瀛要到重庆转机，正好下大雾，整整耽误了三天时间。正要登机，看到报纸登新闻了：宋哲元业已免职，29军即日将奉电南下“剿共”。
脑袋嗡地一声，究竟怎么回事呢。
萧振瀛又急又气，知道即使再去成都也已于事无补，只得返回北平。
宋哲元在得知自己免职的消息确凿无疑后，更是气恼异常。跟萧振瀛虽然心知肚明，但还一厢情愿地把责任推在汪黄身上不一样，他一眼就看穿老蒋不是一个“好人”。
堂堂察省 ，汪黄是想撤就能撤得了的吗，他们又不是军人，怎么可能对29军南下发号施令？
宋哲元当天就坐着专列，从张家口回天津。
去天津干什么，准备当寓公！
29军高级将领前来送行，当着众将和记者们的面，宋哲元不顾什么影响不影响，大庭光众之下，就“蒋介石”“蒋介石”地嚷开了，而且说的话极其难听：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
“抗战”云云，是为了把话说漂亮，整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以后要是再信老蒋这王八蛋，我就是一个标准的笨蛋。
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等人当时都在场，一时间都低下头，作声不得。
萧振瀛的日子自然更不好过。他负责跟老蒋联络，现在没把事情给办好，宋哲元的话就越听越不是滋味了。
他赶紧设法补救，一边火速修书老蒋，一边给汪黄发电，说你们也太荒谬了：日本人只不过让宋哲元道个歉，政府却“自觉自愿”地要将他的职务都撸撸掉，这样做连我们自己都要看不起自己了（“措施之荒谬，使世界侧目，国人寒心，今后中国官吏将只知有日本矣”）。
（633）

汪黄的身份都要远高于萧振瀛，以他那样的位置说这样的话，几乎就是在大放厥词。但以萧振瀛当时在29军中的处境来看，此举亦属用心良苦，万不得已。
他必须首先把两个人的关系给撇清。
一个当然是他自己。
穷忙了这么多天，结果还是这样一种结果，大家心里难免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你是不是跟中央的那些人串通好了，合伙来算计我们？
因此之故，给汪黄的电报是必发的，哪怕是因此撒破脸皮，受到处罚，大家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另一个就是老蒋。
矛头之所以要集中指向汪黄，就是要解放老蒋，把后者的责任给卸掉。
接到萧振瀛的急信，老蒋这才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的确是太一厢情愿了。
宋哲元虽然被免了察省 的职，他不还是29军的头儿吗？有枪有人马，你拿他还是一点办法没有。这不，命令早已下达，29军根本连动都没动一下，一点没有要南下的迹像。更重要的是，此举还可能起到反作用，把宋哲元推到日本人那边去。
失策，失策。
老蒋几乎以相同的速度，发来一份回电，让宋哲元到成都去一趟，言下之意，是要抚慰一下他那受伤的心灵。
但是宋哲元并不想领这个情。
你羞辱我到这个份上，一声招呼就想了结吗？
绝对不会再“轻易前往”了，不是说过不相信你了吗，我才不会傻到“自缚手足，任由处置”呢。
八人会议，问大家意见如何。
都不作声，一言不发。
此时一股强烈的怨气已经笼罩在29军的上空，已受“大辱”，谁也不愿再回过头去看老蒋一眼。
萧振瀛见势不对，生怕29军就此会和中央决裂，连忙发言说，“委员长”怎么着也是领袖，而且一直帮我们到现在（“爱护提携吾等至今”），宋军长不去可以，但我们为“团体前途”计，还是不要把后路堵死为好。
于是，这边宋哲元回复老蒋：病了，去不了。那边萧振瀛却极其腕转：现在华北局势还比较乱，“稍定再往”。
一个职务的任免，使宋哲元的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在对日问题上，他开始取“逆来顺受”之法。
在“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后，关东军专门召开幕僚会议，商讨有关交涉问题，最后决定派一个干将出马参加谈判。
此人就是做特务颇有一手的土肥原，由他同暂代察省 一职的秦德纯进行交涉。
从这时候起，秦德纯和土肥原就成了中日在华北的一对冤家对头。后来东京大审判，秦德纯是出庭指证土肥原的主要证人，他提供的证据也成为对土肥原予以治罪的重要线索。
不过在“第二次张北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土肥原却完全占据着上风。
在秦德纯面前，土肥原充分展示了日本人特有的那种谈判“技巧”。
（634）

先是打温情牌。
土肥原说，你知道吗，我祖上也是由中国大陆迁到日本去的哩。不骗你，真的，我都翻过家谱，那应该是唐朝时候吧。
这都一千年前的事了，谁也不知道真假，就只能看土肥原一个人在那里瞎诌胡掰。
要眼前的事吗，有啊。
土肥原又提到他有一个启蒙老师，据他说，也是中国的著名学者。
最后他用一句话做了总结：今天我取得的成就，都是跟我的中国老师分不开的。
秦德纯第一次跟日本人照面，并不知道这是他们的“技术性打法”，心里还挺感动呢，甚至为自己遇到了一个“容易相处的对手”而感到庆幸。
孰不知烟幕弹一过，重炮马上就轰了过来，让人猝不及防。
刚开始日本的条件是让宋哲元本人道歉。秦德纯认为这有损失于29军的尊严，很难让人接受。
土肥原摇了摇头。
秦德纯以为对方也觉得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心中一喜。
未料土肥原说的却是下面这句话：
29军不光是军政首长要担责，自上而下，从最高长官到最小卫兵，统统要道歉，而且要受“处分”。
除此之外，土肥原还提出了29军从张北以南，张家口以北，包括张北、沽源在内的察东6县撤出，把这里作为“察东非武装区”的苛刻要求。
秦德纯绝难想到，瞬息之间，日方的要价会攀升到如此之高，而且是从刚刚还笑容可掬的那个日本人嘴里说出来的。
这不可能，太过分了。
土肥原眼神恶毒，一字一句：秦将军，你知道外交的后盾是什么吗？
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后面有的是比你们强得多的军队，你不过是鱼肉，我才是刀俎。
不服，打你。
秦德纯激愤不已，脱口而出：那你来打啊，29军就是剩最后一个兵，也一定拼到底。
这句话一说完，秦德纯气血攻心，当场口吐鲜血。
秦德纯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土肥原的“天价”勒索。
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秦德纯始终不愿让步。土肥原用上了最后一招：明天给我答复，如果超过时间，后果自负。
谈判的第四天，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土肥原同样惴惴不安。
秦德纯的态度看上去非常坚决，他预料中方即使会让步，也不可能全部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不过好在自己的开价本来就很离谱，等的就是对方杀价。
可是土肥原错了。
先前玩了命也不肯退后一步的秦德纯忽然放弃了。
连价都没还，全部放弃了！
土肥原提出的条件得以全部通过，此即“秦土协定”。宋哲元去职也被列进了协定条款。不过它跟之前的所谓“何梅协定”有相似之处，即没有任何书面文字做为证明。
至此，29军也像中央军一样，从察东6县，也就是察哈尔境内长城以北的地方全部退出，国民党党部亦随之撤出察省。因此之故，史书把“第二次张北事件”又称之为“察东六郡事变”。
（635）

秦德纯后来说他在签约前，请示过“上级”，但始终没有说明这个“上级”究竟是谁。
为了这个不战自弃的协定，秦德纯背负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半年后，当蒋介石在庐山召见他时，他主动地提到了这件事，承认自己有错，并且解释说当时是受了何应钦处理“河北事件”的影响，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选择了放弃。
老蒋摆摆手：你不要再讲了，事情不能怪你，你做得已经很不错了。
从秦德纯的追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上级”不可能是老蒋，而汪精卫主持的南京政府在事发后就指责秦德纯是在越权，也就是说，跟此前任何一次察省交涉一样，29军基本上都能自主处理，并不完全受中央控制和约束。
事实上，“秦土协定”在当时就已经掀起了轩然大波。生怕宋哲元与他在华北争权的商震甚至以此为靶子，指桑骂槐，说秦德纯暗中与日人相勾结，此举纯属汉奸行为。
即使29军内部也有不同看法。
萧振瀛在谈判之前就提出，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不能够与日本人有协定，以免授人以柄。张自忠也是这个意见，说就是被逼无奈，也不能做这么大的让步，如此一来，大家都受指责，都难受。
最后众人总结教训，觉得这次吃亏就吃亏在订协定上，哪怕只是口头的，以后跟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多长一个心眼，尤其要避免直接谈判和口头承诺。
经过这次交涉，虽然暂时没有和日军刀兵相见的危险，但却既丧地又毁誉，萧振瀛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这时候一桩突发事件让善抓机遇的他感到29军或尚有可为。
就在“秦土协定”结束的第二天，北平忽然迎来了一个“惊魂之夜”。
午夜，一列天津始发的火车到达北平近郊丰台，从车厢里跳出一彪人马，并且很快占领了丰台车站。
这里面除了一些日本浪人外，大部分都是地道的中国人，他们声称自己是“正义自治军”，并说要建立一个“华北国”，实行北人治北。
“正义自治军”的“总司令”叫白坚武。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北洋时代做过吴佩孚的政务处长，属于吴大帅身边幕僚一类的人物。他写的《白坚武日记》，每每不乏真知灼见，为研究民国的重要史料之一。
但是，这个人聪明得有些过头了。当时在北方有一种说法，认为国民党执政系“南人欺负北人”，他在日本天津驻屯军的怂恿下，就利用了这种传言，乘着中央军南调，北平城防空虚的当口，竟然意图乘火打劫。
如果没有外寇环伺和从旁利用，这顶多也就叫做乱中起事，弄得好没准真能混个山头出来，但他忘记了这是什么时候，国家民族已快到危亡时刻，此举只能招来天谴神怒。
后继者不乏其人，可是无一不是撞得头破血流，最后以身败名裂而收场。
天下大势，可不识之周详乎。
（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