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问题属于宫廷政治内幕，宫廷政治内幕通常都隐藏在重重面纱的背后，讳莫如深，有关史料很匮乏，或者被人刻意扭曲过，我只能根据一些外部迹象去猜测。以下是我个人认为最符合逻辑的猜测。


理解秦末历史，还有一个女性是关键线索，她不应该被忽视，却很反常的完全被忽视过去，她就是胡亥的母亲。


按照公认的继承规则，太子在皇后生的儿子当中选择。所以，皇后一定下来，太子的选择范围同时就被限制住了。


胡亥说过，他“少失先人”，他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就不在了。（李斯列传：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


那意味着什么呢？嬴政不可能立胡亥的母亲为皇后，也就意味着，无论嬴政活着的妃子里面哪一个被立为皇后，太子都不可能轮到胡亥，等于把胡亥从继承人名单中排除掉，胡亥顺利接班的困难增大了许多，所以嬴政决定，永远不立皇后。


简单说，秦始皇不立皇后，就是为了不给胡亥上位增添障碍。



二。

对胡亥母亲的身份，我也有一个猜测，她的身份非常低贱，低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有可能是女奴（秦朝叫做隶妾），低贱到胡亥继位之后，没有把她追认为太后。


她如果成为高贵的太后，胡亥感觉大家都会笑话自己，在背后指指点点，面子过不去。


实际上，嬴政早年是有王后的，当时，秦国的真正掌权者是楚系外戚，他们强行安排，给嬴政娶了一个楚国贵族女性做王后，扶苏就是王后所生。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王后，他们都是楚系外戚的重要成员。


前225年，秦国丞相昌平君在攻楚的时候发动反叛，嬴政以此为借口，把楚系外戚的一些高层清洗掉了，包括昌文君还有王后，嬴政考虑到，家丑不可外扬，杀王后这件事没有被记载在秦史当中，只记载了杀昌文君。


此前华阳太后已经去世，嬴政从此摆脱了楚系外戚对他的控制。


这一年，嬴政继位22年了，好不容易才扳倒外戚势力，他当然不希望以后再出现新的外戚势力。他心目中的继承人依然是胡亥，有迹象表明，他一直都在认真培养胡亥，把法家学说灌输给还是个小孩子的胡亥。


刘向的新序中记载了一个关于胡亥的故事。在一次宫廷宴会上，胡亥看着他的兄弟们在门口放了一堆鞋子，一淘气，他一个接一个地踩这些鞋子，他的兄弟们只能无奈地叹息。


除了胡亥的母亲，嬴政的其他妃子都是贵族家庭出来的，胡亥的兄弟们也都带有一些重视礼仪的家教。胡亥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嬴政看中的就是这一点，他背后没有权势家族的支持。


三。

嬴政的做法是不是很容易到让人联想到汉武帝呢？汉武帝第一个皇后陈阿娇有强大的窦氏外戚作为后盾，扶苏的王后母亲有强大楚系外戚作为后盾；汉武帝后来看中了卫子夫，卫子夫是平阳公主府上的一个舞女，身份很低贱。嬴政后来看中了胡亥的母亲，胡亥母亲的身份也很低贱。


在朝堂上，已经被外戚当做牵线木偶，回到后宫休息的时候，身边还有外戚的人随时监视着，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感觉到很不舒服，由于类似的早年经历，他们都逐渐把目光转向没有背景的，出身极其低贱的女性，这样的人让他们感觉最舒服，最放心。


刘邦和汉朝的许多开国功臣都是平民阶层，一个出身低贱的人成为皇后，在汉朝的社会氛围下接受度要高一些。但是秦朝的时候，普遍观念是，出身太差的人没资格坐上皇后，太后这些高贵位置，这就是胡亥不希望大家注意到他母亲的原因。


那问题来了，嬴政的母亲赵姬也是吕不韦手下的一个舞女，她不也成为王后了吗？赵姬的真实身份被篡改了，她被说成是邯郸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儿。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大户人家的女儿怎么会去做专门伺候人的一个赔笑舞女？


秦军占领邯郸之后，嬴政专门赶去，把认识赵姬的人都给杀掉，就是为了继续隐瞒住赵姬的真实身份。其实这有点欲盖弥彰，不过没关系，只要政敌一方找不到证据就行。（秦始皇本纪：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阬之。）


胡亥母亲是宫廷里的人员，她的情况秦国政府高层人士大致上都了解一二，没法像赵姬一样彻底隐瞒住。

一。

首先，我认为，从一开始到最后，嬴政想立的太子都是胡亥，不是扶苏。在这一点上他从未含糊过，动摇过。由于不是本文重点，我简单列数一下理由。


1.史记中关于秦始皇去世的时候李斯，赵高矫诏的记载很明显存在着巨大漏洞，难以令人信服。


嬴政本人想让扶苏继位，李斯，赵高搞阴谋诡计，偷偷改成了胡亥继位，这是什么性质的罪行？消息泄露出去足以灭他们九族。他们搞阴谋诡计的时候一定是万分小心，隐秘行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可是，史记中把他们怎么串联的，怎么行动的，甚至赵高又如何长篇大论的劝说李斯，每句话都记载的清清楚楚。


这件事记载的越是清楚和明确，它的真实性就越值得怀疑，我们有理由把这条记载忽略掉。


2.李斯列传中记载，胡亥即位之后，他和李斯进行了多次严肃认真的政策辩论，还把辩论内容写成了文章公开发表。


通过这些文章和言论，完全可以看出来，胡亥对法家思想了若指掌，非常精通，他引用韩非子的话就像儒家引用论语当中的话一样熟练。胡亥继位的时候不过才20岁，他精通法家思想，说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法家了。


胡亥一直跟在嬴政身边，他学习法家应该是嬴政的主意，是嬴政特意安排的，嬴政还安排了精通法律的赵高做他老师。嬴政从小给胡亥灌输法家思想，目的就是他上台后，继承自己的政治路线。


反观扶苏，嬴政对他的思想倾向不闻不问，扶苏最后和儒家混在了一起。


嬴政当然希望死后，自己为之奋斗的政治路线能够延续下去，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嬴政决定让胡亥继承他的政治路线，就说明他选择胡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而不是扶苏。


3.在古代专制社会，争夺最高权力的时候有一个规律：你离权力中心的距离越近，对你就越有利。


胡亥一直待在嬴政身边，观摩学习怎样治理国家，连出去巡游都跟着；扶苏被流放到远方的苦寒之地。两人待遇这样鲜明极端的对比，嬴政想让谁继位其实已经不言而喻了，他对满朝文武发出的政治信息再明白不过。


胡亥继位是李斯赵高矫诏的结果，扶苏的皇位被非法剥夺，这个只是民间传说，秦国的满朝文武从未对此提出过疑问。


4.嬴政流放扶苏到边境，不是让他掌握军权，扶苏的职位只是监军，他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


而且，当时的秦国内部很不稳定，烽烟四起，起义军到处出没。陈胜，吴广远不是反抗秦朝统治的第一只起义军，他们是第一只起义后毫无惧色，直接朝着秦统治中心城市发起正面进攻的起义军。


在如此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嬴政制定了一个计划，扶苏掌握军权，然后带着大军打回咸阳继承皇位，也就是说，他想故意制造一场大规模内战，正常人能够想出来这种另类的继承方式吗？


5.没有一个人能够独自统治像中国一样庞大的国家，皇帝也需要大臣帮助。中国历史当中，先皇选择好继承人之后，通常也会选择一批辅政大臣。


嬴政始终重用李斯，赵高，把他们放在最重要位置上，新皇继位后，他们自然的成为辅政大臣。李斯，赵高这些人都是倾向法家，支持胡亥，站在胡亥一边，反对扶苏的。同时，支持扶苏，和扶苏站在一起的儒家遭到嬴政沉重打击。


那么，嬴政是在给谁搭班子，是在给谁上台铺平道路呢？显然是胡亥。

回到法家：为什么秦国二世而亡？



有个传统说法，秦惠王其实是敬重商鞅的，因为政治需要，他杀了商鞅这个人，但是没有废商鞅的法，这个观点我也不能苟同。秦惠文王性格比较温和，史书中从来没有他杀掉某个官员，或者严惩某个官员的记载，但是唯独对商鞅例外，他把商鞅五马分尸了，一个仇恨商鞅到这种地步的人，像是敬重商鞅吗？


秦惠王很务实，他不搞一刀切，不搞“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这一套，不会因为某个政策和商鞅有关就统统丢弃。他是就事论事，根据不同政策自身的合理性来逐个决定对它的态度。


后人所说的商鞅之法是个笼统，模糊的概念，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实行的政策，法律组成了一个严丝合缝，铁板一块的整体吗？秦惠王对它只能或者全要，或者全不要吗？不是的。商鞅之法也是由各个领域的内容拼凑起来的，所以秦惠王的做法很科学。


比如，对于商鞅军法治国的变法总原则，还有严刑峻法的手段他不赞同，这些政策被他取消。秦惠文王时期，军法和民法之间再次做出了区分，步过六尺者罚，弃灰于道者刑这样的军法条例不再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日论囚七百人的严酷执法没有再出现，秦国的法律变得柔和了许多，秦惠王在历史上也没有留下商鞅式的苛酷名声。


秦惠王认为商鞅的全民耕战制是异想天开，是想当然。一个国家没有了工商业就像人体没了血液流动，它的整个经济运行都会陷入瘫痪。所以，全民耕战制被他取消，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在秦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货币，我们熟悉的，中国使用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就是他选择的样式。


秦惠王认为郡县制和商鞅没有必然联系，它是各国普遍通用的制度，秦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推行过郡县制，前面的秦献公就设过一些县，所以他没有取消郡县制。


后人误会秦惠王没有废商鞅之法，是因为秦惠王保留了商鞅最著名的制度--斩首授爵制。我个人觉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没人能够永远正确，这个决定可能是秦惠王生平的唯一一次判断失误。当然，直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推崇斩首授爵制，认为它能够提高秦军的士气和战斗力，说明这个制度的迷惑性很强，容易造成误判，秦惠王的失误也是可以理解的。


斩首授爵制的问题不是通过理论推导出来，是在实践当中逐渐暴露出来，经过100年的实践，斩首授爵制暴露出很多严重问题，它的杀戮过于血腥，激起六国强烈的反抗意识。到吕不韦执政时期，秦国决定把它取消，抹除了商鞅变法的最后遗迹，而在斩首授爵制取消之后，秦国只用30年就统一天下，它的前进步伐明显加快了许多，这证明此前斩首授爵制实行期间，它对秦国起到的是负面作用，而不是正面作用。


秦惠王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对商鞅变法有着很多修正措施，但是，他是静悄悄做这件事的。他吸取了秦孝公和商鞅的经验教训，秦孝公和商鞅的风格太高调，太张扬，秦惠王认为，这种风格会让敌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想做什么事，你正在做什么事，在乱世当中不是一种聪明的做法，相当于插标卖首。他树立起一种正好相反的，非常低调，内敛的个人风格，尽量减少外界的注意，所以，他修正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前307年-305年间，秦国发生季君之乱，通过这场政变，楚系外戚夺权成功，他们不仅成功击败了魏系外戚，还让秦国王室靠边站。秦昭王是楚系外戚扶持起来的，类似于傀儡，所以，这个时候四贵权势熏天，我们看到，他们的封地尽量选择了当时秦国控制范围内最富裕的工商业城市，诸如宛，邓，陶这些地方，这个时期的秦国肯定没有打压工商业，世界上有谁会和自己的钱过不去呢？


还有，秦昭王时期，秦国引进了赦免制度，经常看到史书中有秦国占领一块土地后“赦罪人往迁之”的记载，也就是赦免一批罪犯然后把他们迁移到新土地上。后来，秦孝文王和秦庄襄王继位的时候，秦国都实行了大赦。


赦免制度是一种怀柔制度，它可以部分缓解秦国法律的严酷性。这些迹象表明，秦昭王时期秦国仍然延续着秦惠文王路线，离商鞅路线越来越远。


到了吕不韦当政时期，商鞅路线基本上可以说被彻底抛弃。吕不韦信奉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理念，他认为，只有赢得六国民心，秦国才能顺利的最终统一天下，统一天下之后也才能获得长治久安的局面。


他努力改变秦国在六国当中的形象，主张“以义兵取天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全面向六国学习，他塑造的秦国新形象是：秦国走上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道路。


他是商人出身，不仅不会打压工商业，反而会扶持和促进工商业，在吕不韦执政后，秦国逐渐出现了一批大商人，比如寡妇清和乌氏倮。



从吕不韦坐上相国位置的前250年，到秦统一天下的前221年间，长达30年时间里，秦国只有两次斩首记录，分别是前246年，麃公攻打卷城斩首2万，前234年，桓齮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这三十年正是秦国最后灭掉六国的三十年，国家都要被灭亡了，当然是能出动多少兵力就出动多少兵力，为什么秦国的斩首记录却变得凤毛麟角了呢？这很反常，不合逻辑。

我认为，吕不韦下令取消了商鞅变法剩下的唯一残余，也就是斩首授爵制。这两次斩首记录都是吕不韦的政敌创下的，一次可能是韩系外戚，一次是嬴政。这就是为什么麃公和桓齮此后都倒了霉，麃公从史书中突然消失，桓齮被全家抄斩。吕不韦下台后，当初支持他成为相国的楚系外戚，华阳太后，昌平君，昌文君这些人还在，他们是主张继续实行吕不韦政策的，是他们逼迫嬴政认错并且处罚了桓齮，桓齮只是嬴政的替罪羊。


还有一个人也是嬴政的替罪羊，谁呢？韩非子本人，他的被杀和桓齮的被问罪处于同一时期，都是嬴政为了向楚系外戚交代做出的行为。说起来也是韩非子命不好，他的师弟李斯正好是嬴政的亲信，而且李斯正好读过他的文章。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机缘巧合，本来他不会去秦国。



如果不是因为李斯，嬴政读到韩非子文章和接触到法家思想的几率本来是极低的。李斯为什么推荐韩非子给嬴政？他觉得嬴政应该会喜欢韩非子，他猜对了。韩非子主张君主必须把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里，君主要时刻提防身边的人分割，抢夺，削弱自己的权力，这些身边人包括妻妾子侄，叔伯兄弟在内的全部亲戚，还包括近臣亲信，他们被韩非子统称为八奸，都是高度警惕的对象。对于受到楚系外戚钳制，长期大权旁落的嬴政来说，这种观点非常有吸引力。


对于幕后掌权的楚系外戚来说，情况恰恰相反，这种思想真是糟透了，绝对不能容忍嬴政受到这种思想的一丁点蛊惑。可想而知，他们对韩非子其人的观感是什么。韩非子去秦国跟掉进龙潭虎穴没有任何区别，他很难活着出来。


秦孝文王能够坐上秦王位子是因为他娶了华阳夫人；吕不韦能够执政，是因为他和楚系外戚做了一个奇货可居的双赢交易，获得了楚系外戚的支持。交易过程中，双方谈好的条件包括，秦孝文王的太子将是异人，异人的太子将是他和赵姬所生的那个儿子，赵姬是吕不韦的人，这是吕不韦为他的入股争取到的保障条款。


华阳夫人可以抛开秦昭王，一个人就决定连续三任秦王的人选，楚系外戚的权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在吕不韦执政时期楚系外戚悄悄地发挥着影响力。前237年，嫪毐叛乱爆发。请注意，这场叛乱针对的目标是楚系外戚，把它镇压下去的也是楚系外戚，它仅仅是一场楚系外戚和赵系外戚之间的权力斗争。嫪毐选择了一个嬴政举行冠礼的时机发动叛乱，除此之外就和嬴政无关了。


吕不韦由于牵扯进了嫪毐叛乱倒台，接替他担任相国的是昌平君，势力庞大的楚系外戚从幕后走到了前台，试问，他们对嬴政的钳制程度会比吕不韦小吗？


嬴政感觉做事仍然缚手缚脚，他读了韩非子的书后马上想推行法家路线，尝试着让桓齮恢复了斩首授爵制，结果遭到楚系外戚的强力反击，被迫退缩。


前230年，华阳太后去世，前225年，昌平君在攻楚战役期间叛国，嬴政抓住机会，以此为借口对楚系外戚集团进行清洗，杀掉了楚系外戚的头面人物昌文君和王后，他终于摆脱了这个政治集团的控制。不过，这个时候离秦国统一天下已经没有几年时间了，在大势所趋的氛围下，一场场重要战事接踵而来，秦国忙的马不停蹄。


前221年，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嬴政终于可以空出手来做他早就想做的事情。秦始皇本纪在这一年的记载中，有句话非常值得关注，“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後合五德之数。於是急法，久者不赦。”秦国很久没有实行赦免了，统一天下是最大的喜事，大家都期望秦国借着庆祝这件喜事宣布一次大赦，但是过很久都没有听到消息，大家感到很失望。


赦免制度的程序是不需要罪犯做什么，等到某个时刻就可以重罪变轻罪，轻罪变没罪。而法家是主张重刑，主张轻罪重罚的，轻罪尚且要重罚，他们怎么能容忍重罪轻罚，乃至不罚的行为呢？所以法家和赦免制度是对立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原则--不赦，“赦死宥刑,社稷将危”，“不赦不宥,刑人必得” 。


前221年，秦国开始执行严刑峻法的政策，法律开始变得急迫，而且开始一板一眼的遵守不赦原则，这句话是个明显迹象，从这一年开始，秦始皇推动秦国走上了法家路线。


史书记载，陈胜吴广起义的导火索是他们在服役的路上耽误了行程，按照秦法规定，迟到将被处死，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发动起义。很多人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考古发现认为秦法没那么严酷，因而置疑这个说法。其实史书的记载和睡虎地秦简不矛盾，完全可以解释，睡虎地秦简是旧规定，是以前先王制定的法律，导致陈胜吴广起义的严酷法令是新规定，是前221年，秦统一天下之后嬴政才制定的，它还没有来得及变成记在竹简上的，白纸黑字的法律。


秦惠王时期开始，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大大偏离了商鞅路线，吕不韦时期，秦国走的道路已经和商鞅路线截然不同。统一天下之后，不少官员认为，秦国正是因为抛弃了商鞅路线才能统一天下。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需要篡改关于商鞅的历史记载，需要给他在史书上增添一些功绩，商鞅是法家先驱，秦始皇准备走一条和商鞅类似的法家路线，准备把商鞅的部分做法重新捡起来，他还希望自己身后的历代秦国政府也走法家路线，要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必须经过一番大力宣传，改变商鞅的历史形象才行。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被高估的人物，他缺乏政治才能，他的决策都是错的。秦国统一天下和他无关，这个成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所在的派系推行的政治路线所取得的，他起到的作用只是阻扰，破坏而已。


他真正掌握大权是在前225年，我们看看开始掌权的他做了什么，他插手了对楚国的战役，改变了既定作战计划，也改变了人事任命，撤掉王翦，让他欣赏的李信做主将，他的亲信蒙武做了副将。（蒙家的人都是他的亲信，包括蒙恬和蒙毅）结果是，秦军难得的遇到一次大败。而同一时间，他没有插手的灭魏国战役却获得了成功。


后来，秦国把王翦请回来领兵，作战计划也复原，一切都回到他插手之前的状态，结果秦军就获胜了。


上一次秦军大败，就是桓齮被李牧击败，桓齮提拔为大将是在前237年，嬴政亲政后的第一年，桓齮应该是他提拔的，桓齮的战败和他脱不了干系。


我们看到的规律是，嬴政插手，秦国就会战败，他不插手，秦国就一路胜利。


楚国战役结束后，统一天下还有什么任务需要嬴政完成？韩魏此前已经灭亡，赵国和燕国的都城和主要领土被秦国占领，只剩下一些残余势力在边境地区流窜。至于齐国，它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秦国统一天下不需要嬴政有什么才能，也不需要他做出什么贡献。统一天下之后，秦国迅速灭亡，反倒和他有着密切关系，和秦二世无关。


嬴政实际上是个昏君，昏庸是他的本质特点，残暴只是外在表现而已。因为昏庸，他想不出什么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能用一些简单，粗暴，直白的手段，他的法家政治路线太过于强硬，如同火上浇油。他执政时期，秦国已经遍地烽烟，全国到处都是游击队。陈胜，吴广起义发展的这么快，是因为各地本来就存在的大量游击队纷纷加入了他们麾下。


秦二世试图拯救秦国，他继位的时候宣布实行大赦是一个信号，但是这个大赦政策没能彻底贯彻下去，因为李斯反对，还劝告他要继续走秦始皇的路线，他在秦始皇的儿子当中排名靠后，很多官员都质疑他，他只能依靠李斯和赵高这些秦始皇留下的人才能保住皇位，所以他退后了，没有坚持自己的政见。


他还学习秦始皇，也到东方巡游了一次，这生动地表明，他考虑再三，最终决定回到秦始皇的路线上。


此后没过多久，起义军就攻入关中，仓促之间，他破格提拔以前管仓库的章邯做主帅，采纳章邯的意见，惊险渡过了这个危机。如果他没有急中生智，当时秦国就灭亡了。他的决策能力在这个危急时刻表现出来，比僵化的秦始皇更加灵活，也更合理。对于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章邯解决危机的办法是赦免这些骊山罪徒，带领他们作战。秦二世反应过来，当初就应该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应该听李斯的，秦国就不至于落到如今的悲惨地步，于是他决定杀掉李斯。


李斯是真的该死。他权力欲望很强，但却完全没有治理国家的才能，他只会拍嬴政的马屁，通过这个办法使劲往上爬，只会出馊主意，不断的犯错，从来没看见他办成过一件正事。他当丞相之后（李斯升任左丞相估计是在前214-213年间），秦国被他坑惨了，坑的都差点灭亡了。如果你是胡亥，你会留李斯一条命吗？


当初，吕不韦觉得嬴政这个人糊里糊涂，政治决策能力很差，如果他做秦国的掌舵人，秦国这艘船就危险了，很容易撞到礁石上翻船。他编撰吕氏春秋，就是想预先给嬴政灌输正确的思想。吕氏春秋主张，秦国统一天下之后，应该推行黄老道家思想，没想到，他白费了那么大劲，嬴政最终只对法家思想情有独钟。


后来丞相王绾和博士淳于越都主张秦国在远方的燕，齐，楚等地设立封国，被嬴政统统拒绝了。


黄老道家，还有郡国并行的制度，这些都是汉初实行的政策。如果秦国也实行这些政策，它会二世而亡吗？合理化建议都有人向秦始皇提出过，他却一次都不听。


秦始皇死后，能够拯救秦国的只有秦惠文王那样的政治天才人物，他还是个小孩子，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对自己的判断有着绝对自信，坚决反对商鞅变法。可是，这样的天才人物中国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几个，秦国哪里还有呢？

@dragut 2020-07-26 19:38:42
陈胜吴广起义是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元年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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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是的。

在后人的普遍印象里，秦始皇是千古一帝，他灭六国统一天下，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业绩，创造这样的业绩必须具备超越常人的雄才伟略，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胡亥愚蠢懦弱，秦国二世而亡是他的锅，一手好牌被他打的稀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昏君，最无能的人。


最有能力的政治家怎么会选择一个最无能的人做继承人呢?太不合理了。所以，尽管史料中李斯赵高矫诏的记载充满漏洞，后人还是不怎么相信胡亥是嬴政的选择。中间一定有什么地方出了岔子，这大概就是李斯赵高矫诏的故事广为流传的原因。


这种印象是一种先入之见，我建议大家把脑袋清空，先把嬴政和胡亥放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历史是复杂的，他们都是被历史的狂风巨浪裹挟着前进的人，也许嬴政没有那么雄才伟略，胡亥也没有那么昏庸，那么，嬴政选择胡亥做继承人就并非不可想象。


其实，嬴政选择胡亥做继承人的证据很多，很充分，摒除先入之见以后，它们历历在目。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历史问题经常都需要回溯到以前的一些事情上。我先强调一个结论，在六国当中，对秦国有着深仇大恨的是四个和秦国疆土相毗邻的前线国家，也就是三晋韩赵魏和楚国，另外两个和秦国疆土并不相邻的后方国家，燕国和齐国，它们对秦国没有深仇大恨。

吕不韦改革时期，他把从商鞅变法开始施行的斩首授爵制给取消了。燕国，齐国，还有鲁国领土，都是在斩首授爵制被取消后才被秦国占领的，被秦军杀的人头滚滚的只有前线四国，后方两国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怎么领教到这个制度的残酷血腥，它们对秦国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与偏见。


荆轲刺杀嬴政是燕国太子派遣的，不过，需要说明，这件事的起因不是燕国这个国家对秦国存在什么恶感。太子丹早年和嬴政有不少交往，在赵国的时候他们两个都是质子，后来太子丹到秦国，他又接触过嬴政触。他觉得嬴政态度很傲慢，对自己很不礼貌，侮辱了自己，于是决定派人刺杀嬴政，也就是说，这件事的起因仅仅是太子丹和嬴政之间的个人恩怨，与国家无关。



灭六国之后，秦始皇发现，原来的六国领地上有两个社会阶层对秦国的统治不反感，儒生和术士。战国时期，儒家传播思想的范围很广阔，但是，儒家最主要重镇是在鲁国和齐国。（史记.儒林列传: 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术士阶层心目中的圣地是海上三神山，方丈，蓬莱，瀛洲，只有燕，齐沿海一带，能够看到海市蜃楼的地方才会产生这样的神灵崇拜。

不嫌麻烦的话，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来到秦国朝廷的那些留下名字的儒生，术士们的具体籍贯，基本上都是燕，齐，鲁这三个国家的人。

儒生，术士愿意合作，说明六国有人支持秦国政权，这是好事，秦始皇也就把他们接纳下来。他出去巡游的时候，还特地把这两个阶层的人都带上，他就是想给在各地动不动就反叛的六国民众看看，你们不是一直说秦国是恶魔，秦国招人恨吗？六国当中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你们观点，还是有人站在秦国一边的。

前221年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有了一个重大政策变动，他重新拾起商鞅的法家路线，开始按照法家思想治理国家，到了前214-213年间，法家治国的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秦始皇的一个亲信李斯升为左丞相，名义上，左丞相的地位居于右丞相冯去疾之下，冯去疾是个墙头草式人物，只会和稀泥，没有什么固定政见，从未发表过任何个人观点。秦始皇专门选择冯去疾做右丞相，是因为他坐在右丞相位置上只是一个摆设，真正执政的人物是李斯，冯去疾不会妨碍他。

也是在前214-213年间，嬴政的另一个亲信蒙恬被任命为几十万秦军的统领，出征匈奴，秦始皇对军队的掌控加强了。

为什么作为皇帝的亲信，李斯，蒙恬却过了这么久才被提拔到重要位置上？统一天下的过程中，秦始皇的亲信都没有立什么功劳（比如李斯），或者就是打败仗（比如桓齮，蒙武），相比一大堆功勋彪炳的功臣，亲信派系中这些靠拍嬴政马屁上来的人就只能慢慢地提拔。

法家路线全面铺开，不可避免的造成，嬴政和儒生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

儒家信奉周礼，嫡长子继承制是周礼当中的规定，来到秦国朝廷的部分儒生，比如淳于越，很自然地选择了亲近，支持嬴政的嫡长子扶苏（还有部分儒生没有明确表示立场，比如叔孙通），他们完全没想到，嬴政心目中的继承人是胡亥，按照他们的想法，胡亥是秦始皇排名最靠后的儿子，无论立嫡还是立长，胡亥都应该毫无机会的。

嬴政信奉的是法家思想，法家主张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可以决定一切事物，如果连谁做继承人这样的重要问题都不能自己决定，这叫什么绝对权力？所以，嬴政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儒生却觉得完全不可思议，开始的时候双方关系还不错，后来却反目成仇，根源就在这里。

法家和儒家两种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是对立的，法家的那些治国政策儒家本来就不赞成，嬴政大力推行法家路线，儒家已经对他很不满，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

到了这一年，儒家终于看清楚了嬴政这个人，看清楚了嬴政的施政方向，也看清楚了嬴政准备让胡亥做秦二世的心思。

根据传统规则，最有资格做继承人的是扶苏，最没有资格的是胡亥。胡亥名不正言不顺，他上台后，会对扶苏极为忌惮，扶苏还有活路吗？肯定是死路一条，作为扶苏的老师，淳于越对扶苏的命运很担心，他想来想去，只想到一个办法让扶苏有机会活下去---到地方上去做诸侯王。

如果扶苏生活在秦国朝廷的集权体制之下，胡亥一个命令就可以杀掉扶苏，扶苏无论如何都逃不掉。不过，胡亥排名最靠后，他前面还有很多哥哥，从法理上讲，这些人也对胡亥的位置造成了威胁，他们和扶苏一样，都是胡亥剪除的目标，都有保命的动机，如果大家都去做诸侯王，许多诸侯国联合起来，胡亥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扶苏是楚系外戚给赢政强行安排的王后生的儿子，赢政经过长期权力斗争，用了20多年时间才摆脱楚系外戚的控制，扶苏如果做继承人，楚系外戚的势力就会卷土重来，赢政不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此前，秦国高官里曾经有一批人提出过设诸候王的建议，被赢政很明确否定。在赢政看来，这件事己经盖棺论定，自己的意见已经表达的很清楚了，儒生现在把设诸侯王的建议再度提出，是在明知故犯，是在故意挑战自己的权威。

淳于越也知道他的做法非常危险，但是，这是扶苏的唯一活路，他必须试一试。

赢政把扶苏看做政敌，儒家公开支持扶苏，等于站在了政敌一边，触犯了嬴政的逆鳞，赢政非常生气，他也意识到一个问题，儒家和法家本质上是水火不容的，道不同不相为谋，两者不是一路人，终究要分道扬镳。这个时候术士因为其他问题也招惹了嬴政，于是他决定两个阶层一起解决，坑杀了部分术士和儒生（那些支持过扶苏的儒生），开始焚书坑儒。


这场冲突被后世认为是儒家和法家对于统一王朝应该实行哪种根本性国家制度有分歧而产生的，儒家主张分封制，法家主张郡县制，两派的矛盾因而激化。其实，他们冲突的原因没有这么高大上，孔孟从未主张过分封制，淳于越代表不了儒家；战国七雄实行的都是郡县制，郡县制也不是法家的专利。无论淳于越还是李斯，他们都在很务实的力挺自己这边的继承人，仅此而已。

秦二世对陈胜起义是否反应迟钝？


我先表明观点，他的反应并不迟钝，是陈胜的发展速度太快了。


陈胜起义爆发于前219年的九月份，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份，仅仅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陈胜派出的一只分支部队，由周文率领，就已经发展到数十万人，攻入关中，直逼咸阳，这是什么概念？在当时，这就是妥妥的闪电战。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秦国在秦献公时期多次大败魏国，成为一个强国，此后秦军打到陈胜发动起义的大泽乡一带，花了多少时间?一个半世纪。


是个正常人都会认为陈胜部队的扩张速度不可能这么快，秦二世只是做出了正常人的判断。


另外，还需要考虑到一点，陈胜起义的爆炸式速度，甚至超过了秦驿站系统的处理能力。


当时最有效的信息传递手段是骑马。在这个时间段，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士必须一直用两条腿使劲的夹着马腹以保持稳定；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鞍，在马背上铺一层布，人就坐在这层布上。骑士感觉很不稳当，骑的快了容易掉下来，骑的久了容易累。


后世公文记录在轻薄的纸上，当时的公文记录在尺牍上，一路上骑士都需要背着一捆竹简前进，非常笨重。


所以，秦代的公文传递速度比起后世要慢的多。那么，它到底有多慢呢？


《汉书·赵充国传》有一段珍贵记载。当时赵充国率军到西域抵御羌人的进犯,驻防在今兰州以西的金城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将拟好的进攻先零羌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计算。夏历六月戊申,即六月二十八,七月甲寅为七月初五。当年六月只有二十九天,也就是说从赵充国在金城发出上奏,到汉宣帝在长安批复,一共用了六天时间。如果假设宣帝审批奏章用了一天的时间，那么实际在驿路上的时间大约为五天。


不过，这是前61年，汉朝后期的事情了。汉朝立国后，它花费很长时间，逐渐建设起一套非常细致，完善，成熟的驿站网络。


漫漫邮路之上，每隔30里设一驿，每隔10里设一亭，每隔5里设一邮。


汉代邮驿呈现五大特点：第一是重新以洛阳为中心；第二是驿和邮分流，骑马传递成为主要传递方式；第三是驿站普遍建立，站内备有驿马和粮草，后勤上更有保障了；第四是信驿使或邮差统一着装，戴红头巾，佩红套袖，身背赤白色文书囊，在驿路上奔驰起来十分醒目；第五是通信速度加快，马传每日可行三四百里，车传可行70里。


大量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邮驿通信的程序。简中所说的“以邮行”、“马行”、“驰行”，说明了当时邮驿制度根据轻重缓急的不同情况，规定信件的投递方式。“以邮行”就是步递，“驰行”是快马急传的文件。这些规定都在邮件的封面上明白写清。这好像相当于现今平信、快信的分等。另外，汉简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公文信件标明的发出方向，有的简上写着“入西书”，有的标明“南书”、“北书”，就像如今的邮政编码，使投递时不至混乱。



这些东西秦朝都没有，秦刚刚统一天下，制度还处在草创期，不够完善，遍布全国的驿站道路，专用设施都还没修好。


农耕社会养一匹马是很昂贵的，对外战争也需要大量马匹，刚统一的秦国在全国的驿站道路上都配备了足够的马匹，骑术精湛的驿卒吗？它应该做不到。


而且，前61年，汉朝和羌族的战争已经进行多年，赵充国长期驻扎在前线，它根据了解到的前线实情，不断上书朝廷，最终说服朝廷采纳了自己制定的作战计划。汉朝早就知道，从金城到长安，这条线路上会有许多重要的军用文书需要传递，军情如火，这条线路很可能经过特殊的安排，配置和维护。在广阔帝国的其他地方，你不知道哪里会发生重要事件，这些地方的平均传信速度很可能就达不到金城--长安路线的速度。


所以我估计，在秦朝的时候，同样长的路线上，至少需要七--八天时间。再从地图上测量，从咸阳到大泽乡的距离，大致是金城到长安距离的两倍。


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当泗水郡的郡守听说大泽乡起义的时候，他一分钟也没有耽误，马上做出最正确的反应，派加急特快向中央政府报告这件事，驿卒从泗水郡出发，到达咸阳用了半个月。中央政府也一分钟都没有耽误，马上决定好了处理意见，再向泗水郡派出加急特快，信息来回传递总共需要一个月。


然而，这个驿卒往回走的时候，走到半途就走不下了，因为泗水郡和周围的几个郡都已经沦陷，没人能够接收中央政府的命令，他也只是个驿卒，他只知道前面一片混乱，到处是起义军，至于陈胜所部现在总共有多少人，扩张到了多大范围，他也无法查清。


这是最理想的情况，还完全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部分官员早就知道，请示中央需要的时候不是一般的长，旷日持久，太耽误事，如果等到中央的命令下达再行动，黄花菜都凉了，根本来不及。更好的办法是自己先行处理问题。如果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和请示中央后下达的命令不一致，容易遭到责难，于是他决定，干脆不请示中央。


或者有些官员还在左思右想，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稍一犹豫，城池就被围，道路被截断，想发出信息都来不及了。


李斯的儿子李由娶了秦朝公主，他的职务是三川郡郡守，三川郡的位置在洛阳一带，中央政府把他安排在这里，是希望用信任的人把守住关中地区的东大门。然而，起义军一来，李由立刻龟缩到荥阳城内，只顾着自己保命。他不仅没有把守住大门，甚至都没有向中央发出过一次警训，秦军在函谷关不预先设防，让周文轻易地就突了进来。中央政府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突然间就发现国家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


这件事也成了李斯后来被杀的罪状之一，章邯就为这事弹劾过李斯。李斯推荐自己儿子担任一个重要职务，他儿子在这个职务上的表现不合格，李斯也有连带责任。（李斯子由为三川守，群盗吴广等西略地，过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广等兵，使者履案三川相属，诮让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盗如此。）


三川郡是离都城最近的一个郡，连这里都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其他郡就更不用说了。


从陈胜发动起义，到周文攻入关中，两个月时间里，估计胡亥从正规渠道只收到过一两次语焉不详的简略报告，对于东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两眼一抹黑，懵头懵脑。


击退周文之后，胡亥开始展开全国总动员，调动所有兵力，并且制定了一个统一协调的作战计划，秦军大举出关镇压起义军，看得出来，他很重视起义军的威胁，并非主观上忽视叛乱，只不过在此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起义军的力量有这么强，威胁有这么大。


他制定的秦军作战计划是合理的，周详的，条理清晰，而且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着有序调整，我给他打70分。再看嬴政在李信攻楚的时候制定的作战计划，那叫一个牛头不对马嘴，非常不合理，只能打30分。相比之下，嬴政的水平比他的儿子差一截。

但汉初的矛盾不仅仅存在于中央与地方，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平民之身君临天下的帝王，朝廷内部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天下初定，人心不齐，太子刘盈又不堪大用，谁也说不准在他死后丰沛集团还认不认这个小皇帝，所以刘邦用同姓王替代异姓王，而不是简单的废分封设郡县，同时立下白马之盟，非刘不王，非功不候，划分了汉初的基本政治格局。

吕后死后，朝堂之上皇室、外戚与功勋的平衡被打破，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功勋集团深感利益受损，一举铲除吕氏家族。而关东的刘姓诸侯又及时举兵震慑关中，周勃等人不得不拥立代王刘恒为帝。如果当初汉高祖没有分封刘姓子弟为王，这天下还能不能姓刘就不好说了。

至于七国之乱，这已经是西汉建国五十年后了，汉室已经度过了政权初创的危险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才日益凸显。直到推恩令的颁布，从周朝开始实行了近千年的分封制才终于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华夏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创立。

任何制度都是要适应当下环境的，对于刘邦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当务之急是消除迫在眉睫的首要矛盾，是要保证汉这个政权不会再次二世而亡，至于次要矛盾就交给后人吧，而他的后人也最终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

没有绝对好坏的制度，只有符合当时情况的制度。郡县制和分封制优劣，举个例子就明白了。
把国家当成一个公司。郡县制，各级郡县守相当于中层管理者，薪水高，但忠诚度有限，毕竟工资再高也还是一个打工的。公司效益好的时候，这帮人能够充分发挥价值。一旦公司运作困难，压力大了，薪水还少了，这种情况下和老板一条心的可能性很小。权衡利弊，大概率就跳槽到竞争对手公司了。
分封制，相当于公司的大老板给小舅子拨一批钱，，地，人。你在去安徽建个新厂，你就是新厂的老大，分公司内部一切事物由你全权做主。这种情况下，他积极性可高了，下面有个造反什么的，亲自弹压，不用你操心的。但问题是，时间久了，小舅子不服管了，特别是你挂了。你儿子上台以后，小舅子就更加肆无忌惮。觉得你儿子啥本事没有，想把他撵走自己当大老板。

社会革命还是一场闹剧---谈谈燕王哙禅让这件事


公元前316年，和往常一样，战国群雄之间的战火还在时不时燃起。战争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事件，可是，它已经持续了几百年，人们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提不起多大兴趣。吸引人们注意力的，反而是另外一个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


人性就是这样，喜新厌旧，各国人奔走相告：“你听说一件新鲜事没有？开天辟地第一回，有一个国家的国王把自己王位拱手送给手下一个大臣。”


这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国王叫做燕王哙，原来默默无闻的他突然间名闻天下，因为两个原因，禅让事件造成了轰动性效应。


第一，这件事过于离奇，听到的人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只能目瞪口呆。


第二，它来自于燕国。战国七雄当中，燕国的性格最内向，最安静，它活的就像一个隐士，恨不得其他国家都把它给忘掉。建国超过700年，它从来都悄无声息，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吸引世人眼球的新闻。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700多年了，它第一次上了报纸国际版面的头条，这本身就很新奇。


古代人的世界观是这样的：天圆地方，位于头顶的天空是由至高神“上天”统治的，位于脚底的地面，上天授权给了他的儿子周天子统治。从概念讲，只要是地面上出产的东西都是周天子的财产。


不过，周天子只是一个人，他精力有限，处理不了全天下这么多事务，怎么办呢？他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国，让诸侯来帮他管理。这些诸侯大部分是王室的分支家族，还有一些是功臣和前朝的后裔。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逐渐衰退，诸侯在本国土地上逐渐拥有了实质性最高权力，可以完全自主的支配这块土地上的财产。


当时还没有国家属于民族的现代化观念，在当时人看来，所谓国家，就是归属于某个统治家族的财产；所谓官员，就是这个家族请来帮他们经营财产的管家。


燕国统治家族用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全部财产，燕王哙不求回报，白白送给一个叫做子之的管家，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燕王哙脑袋秀逗了吧？


这件事的开头给人的感觉是一场闹剧，它的过程和结局也像是一场闹剧。燕国太子不甘心失去太子身份，为了继续享用家族财产，他和一群贵族联手起来反对子之，子之则和一群官员组成联盟进行对抗，两边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最后发展成一场惨烈的内战。齐国看到了有便宜可占，它乘虚而入，只用50天时间就把燕国给灭掉了。


那么，这次事件真的这么单纯，仅仅只是由于燕王哙脑袋里面有一根弦偶然断掉了，引发出一场大型闹剧吗？


也许，它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


一。燕王哙背后的影子


关于燕王哙禅让事件，《韩非子·说疑》当中有一条重要记载：


“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挥戈田猎，又亲操耒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燕王哙是召公爽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缅于女色，不听妙音佳乐，在宫内不兴建深池高台，在宫外不射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具来整治田地。子哙甘受劳苦来为民操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操心，也是不会比子哙在上的，但是子哙却身死国亡，君位被子之篡夺，自身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子啊。 ）


这段话里描述了燕王哙很多方面的行为特征。韩非子的解释是燕王哙不懂得用“术”，因而被子之蒙蔽。然而，这些行为特征也可以指向另外一个结论，我似乎看到，墨家的影子在燕王哙背后浮现出来。


“不听钟石之声”，燕王哙不听音乐，这让我联想到墨家的一个主张--“非乐“，墨家思想和儒家针锋相对，儒家推崇礼乐，墨家则强烈反对礼乐。墨家认为，音乐是无用之物，听音乐是在追求身心享受，是在消磨意志，所以它禁止听音乐。


“内不湮污池台榭”，燕王哙从来不修楼堂馆所，这种勤俭节约的精神让我想到了墨家的一个主张--“节用”。


“外不挥戈田猎，又亲操耒以修畎亩。”，墨家心目中的最伟大先王是禹，它主张，每一个君主都像禹治理黄河那样，不怕困难，不辞辛劳，和普通民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作。燕王哙也是这样的，他过着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长期坚持亲自下地种田，都没有时间去游玩和打猎。


这些行为特征百分百符合墨家对于理想君主的要求。


墨家还有一个重要主张--“尚贤”，葛优说过：“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甚么?人才!”其实，不止是二十一世纪，公元前五世纪，四世纪的墨家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


它高度推崇贤才的作用，反对贵族世代垄断官职。墨家宣称，只有不拘一格从社会各阶层中寻找出贤才，然后重用这些贤才，国家才能治理好，天下才能太平，为此，不仅三公大臣，甚至连周王占据的天子位置都应该让给贤才来做。（“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


贤才要坐上各国君主乃至天子的位置，必须经过一个程序--禅让，就像传说中舜把他的位置禅让给禹一样。


从墨家的角度来看，燕王哙禅让子之不奇怪，子之应该就是燕王哙找到的贤才。燕王哙在所有方面都严格遵守墨家思想的规定，他是一个虔诚的墨家信徒。


诸子百家中，态度非常公开，坚定，明确支持禅让制度的只有墨家。儒家也提到过禅让，但显得有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昔者，舜荐禹于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后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于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于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孟子·万章上》


有人问孟子，到底应该实行世袭制还是禅让制？孟子很机智的把球踢给了"人民"，他的回答是：人民同意世袭就实行世袭，人民同意禅让就禅让。（这话等于什么都没说）


孟子和燕王哙是同时期的人，照孟子所说，这个时期的学术氛围是“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墨家思想风头正劲，对儒家构成了严峻挑战，所以孟子要“拒杨墨”，像战士一样挺身而出，批驳杨朱和墨翟，保卫儒家，中国历史上墨家思想最受欢迎，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就是这个时期。


这个时期向往墨家思想，成为墨家信徒的人很多，燕王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如同秦国的商鞅变法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燕王哙禅让是在墨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它是一次严肃认真，诚心诚意的社会革命和实验。所以，不能把它仅仅看成是一场闹剧，燕王哙不应该受到世人的嘲笑。



二。两个另类国家：秦国和燕国


在燕国，连最高领导人都成为虔诚的墨家信徒，这事看上去很偶然，是一个特例，其实不然，这和燕国的历史脉络，文化传统，社会结构息息相关。



燕国是周朝建立后第一批分封的诸侯，它被封在东北方的角落里，几乎是离都城最远的一个封国。周朝给燕国的任务是，作为前哨站，监视远方游牧民族的动静，还有一个，防止商朝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据说一只商朝后裔向着东北方向逃跑了，他们逃到朝鲜半岛，建立了箕氏朝鲜政权）


因为任务的要求，建国初期的燕国只能孤零零在蛮荒之地艰难求存，和其他诸侯国隔着一大段距离，它的处境和建国初期的秦国比较类似，因此，它慢慢的形成了一种类似于秦国的社会结构：在战国七雄当中，和其他五个国家不同，秦国和燕国这两个国家都没能建立起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有它特殊的遗产继承规则，一个家族的家主到了临终时候，他要把大部分土地留给嫡长子，其余土地分给剩下的几个儿子。他的儿子在临终前也照此办理，不过规模较小。这样层层分封，代代沿袭下去。


根据这个遗产继承规则，国家必须掌握着大量土地，宗法制度才能有效运转。可是，建国初期的秦国和燕国都位于蛮荒之地，治下民众大部分出身于被征服的异族，相比异族，统治族群的人数少的多。


没有人会甘心等死，异族愿意服从统治就已经不错了，你还要剥夺他们的土地，危害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这很容易引发他们的群起激烈反抗，由于离其他诸侯国距离远，又不能通过借兵来镇压异族的反抗，早期的燕国和秦国统治者只好作罢。


没有大量土地可供分配，从一开始，宗法制就无法生根。结果是，秦国和燕国都没有繁衍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宗室贵族阶层，它们的贵族人数相对较少，力量也相对较弱。


如果是在另外五个国家，韩，赵，魏和齐，楚，君主不敢推行禅让，想都不敢想这个主意，那里的贵族人数多，力量强，禅让是在取消他们的贵族身份，贵族们一旦发现根本利益遭到损害，他们马上就会掀起汹涌澎湃的反对声浪，连君主也抵挡不住。


燕国内乱中，子之刚刚组建起来的官僚集团表现很强悍，它们能够在几年时间里和以太子为首的贵族势力斗的难解难分，进入内战阶段后，他们占据优势，最后获胜，贵族手下的军队被他们歼灭，太子被杀死。


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纷纷复国，还把以前的王室贵族找出来做国王，可是，人们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一个有燕国王室血统的人，结果是将军韩广自己坐上了燕王位置。


这些都说明，燕国的贵族人数少，力量弱。


秦国有一个突出现象，从国外来到秦国的外戚势力特别兴盛，先后出现了楚系，魏系，韩系，赵系等外戚集团，楚系外戚在幕后掌握大权长达八十年。在和外戚斗争的时候，秦昭王和秦始皇都只能依靠临时招揽的亲信。问题来了，外戚剥夺的权力不仅是秦王的，也是秦国王族的，这段时间秦国王族在干什么？


面对不断渗透进秦国政府的外戚集团，秦国王族显得萎靡不振，毫无反抗之力，这说明它力量也很弱，都算不上一个政治阶层或者政治集团。


有宗法制度的国家，比较容易接受儒家提出的“仁爱”道德观念，也就是爱亲人比外人多一些的“等差之爱”观念。


没有宗法制度的国家，它的领导人就缺乏强烈的族内团结意识，不重视家族集体利益，容易接受墨家将亲戚与外人一视同仁的“兼爱”道德观念，甚至反对家族世袭的更激进主张也能接受。

三。燕国和“非攻”

翻开《史记*燕召公世家》，把春秋时期的燕国历史全部读一遍，你会发现，如果略过其中国内事务的记载，剩下的燕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国际事务的记载，总共只有两次。一次是燕国遭到游牧民族山戎的进攻，齐国的管仲派兵帮助它打退了山戎。一次是燕惠公时期燕国发生内乱，齐国和晋国联合出兵进行了干涉，总共就这区区两件事。


这些记载透露出什么信息呢？春秋时期，燕国没有参加诸侯混战，一次都没有。它坚定不移的实行闭关自守对外政策，尽量减少其他国家对它的注意，成功地避免了卷入诸侯混战这个杀伐无度的血腥屠宰场。


乱世当中，对一个实力不怎么强大的国家来说，我们听不到它的消息就是好消息。燕国传统的闭关自守国策效果非常好，它犹如一个隐士国家，毫不起眼，悄无声息；燕国人犹如生活在世外桃源，几百年时间里始终享有安宁和平的日子。虽然名声不显，燕国却是当时值得其他国家人羡慕的一个国家。


进入战国时代后，燕国开始零零星星遭到进攻，据我所知有两次，分别是前383年和前354年，进攻它的国家都是齐国。燕国的反应是进行以牙还牙的报复，但是报复完之后呢？它又回去做它的隐士和宅男了。


燕国的反应容易理解，毕竟传统国策太成功，延续时间太长，它有很大的惯性，燕国舍不得放弃。


前314年，燕国被齐国灭掉，几年后，依靠其他国家的帮助它才侥幸得以复国，痛定思痛之际，新继位的燕昭王决定改弦易辙，放弃此前400多年的传统国策，开始主动地，积极地介入天下各国之间的混战，只有这样做他才能向齐国复仇。


（战国策中说苏秦是和张仪同时代的人，这肯定不对。苏秦以燕国使者的身份大搞穿梭外交，游说六国，组建合纵联盟去攻打秦国，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燕昭王时期之前，只可能发生在燕昭王之后。）


直到燕王哙时期，燕国一直都在实行传统国策，闭关自守的意思就是只守不攻，燕国本来就是“非攻”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墨家的“非攻”主张和燕国产生了共鸣。


战国时代总的趋势是，战争的规模，烈度，波及范围变得越来越大，看上去就比春秋时代危险许多，燕王哙也在忧心，这样发展下去，燕国的安逸日子还能过多久？


燕国过去的历史让他觉得“非攻”是行得通的，所以他决定试一试，如果墨家在燕国的试验成效突出，它可以给天下各国做出示范。在燕国的感召下，大家都实行墨家的非攻，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大概就是燕王哙的思路。


墨家几个主要想法都符合燕国的具体环境，对燕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燕国出现一个燕王哙，顺理成章。


燕国的习惯是一向不希望其他国家注意到它，墨家声名显赫，在结果出来之前，燕王哙也不希望墨家牵连燕国被其他国家注意到，所以他悄然行动，把这事能瞒多久就瞒多久，直到禅让子之让这事再也瞒不住为止。（秦国和燕国离得远远的，即便如此，秦惠文王仍然很早就准确判断出燕国的真实内情，这再度证明他的头脑有多么清晰。）



四。燕王哙到底错在哪里？


燕王哙禅让事件不是一场闹剧，但它显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前316-311年间，燕国先是自相残杀，紧接着它亡于齐国，再接下来，它又沦为争霸大战的战场，秦魏联军进入燕国境内和齐军，中山军交战，战后，燕国只剩下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燕王哙，太子平，子之，这些人陆续都死了，当然，付出最大代价的是燕国普通民众，他们颠沛流离，死伤无数。


燕王哙是一个有着纯正理想的人，他完全没有预料到实践自己的理想会导致这么恶劣的后果。自己错在哪里？临死前他都没有想明白。


他一板一眼地严格按照墨家的规定行动，一点没有夹杂自己的私货，后面发生的灾难归咎于他是不公正的，应该说是墨家思想本身的固有缺陷造成的。


但是，他仍然不能完全免责，有一个问题需要他负责，他开展社会革命的时机不对头。


马陵之战后，齐国取代魏国成为首屈一指的霸权强国。高瞻远瞩的齐威王制定了齐国统一天下的总体战略计划，他第一个想吞并的国家就是燕国，第二个是赵国，再下来是韩魏，最后是秦国和楚国。


如果把天下视为一个大棋盘，马陵之战后，齐国走的每一步棋，它的每一次外交和军事行动，其目的都是为吃掉燕国这颗棋子创造有利条件。齐国一直都在死死盯住燕国，对燕国的内部形势变化了若指掌，同时它也很有耐心，不慌不忙地等待着最好的进攻机会。


齐国的前期准备工作至少用了20年时间（从前334年徐州相王到前314年齐国灭燕），这么长时间里面，燕王哙对齐国的险恶用心始终毫无察觉，他还开启了一场容易激起严重内部矛盾的改革，所以，作为国家领导人，他应该负上的责任是--警觉性差，对来自国外的威胁感知力迟钝。


相比之下，秦国的秦惠文王警觉性非常高，早在徐州相王的时候他就识破了齐威王的意图。如果说齐威王的战略是“螳螂捕蝉”，那么，张仪给秦惠文王提出的“以秦韩与魏之势伐齐楚”战略就是“黄雀在后”。秦国准备将计就计，趁此机会给它的最强大对手齐国发出致命一击。


表面上看，张仪设计了一场三对二的战争，秦韩魏对齐楚，为了对抗两个敌人齐国楚国，秦国拉拢了两个盟友韩国魏国。实际上，张仪内心真正想的是四对二，秦国还有一个盟友燕国，只不过张仪没有事先说出来而已。


为什么不能事先说出来？燕国实行闭关自守的传统国策，这意味着，它恪守中立，不可能成为任何国家的盟友。还有，燕国是齐国眼里的猎物，受到齐国的严密监视，和它交往过密也会引起齐国的注意，齐国很可能因此对秦国的意图产生猜疑。所以，燕国这个盟友被张仪在战略计划中隐藏下来了。


关键问题在于时机，等到齐军开始对北线的燕国发起猛攻之后，秦国和韩魏再出其不意地冒出来，从西线对齐国发起进攻，到时候，燕国会自然地在战争过程中变成秦国的盟友。


秦惠文王时期，秦国对墨家敞开了它温暖的怀抱，好几个墨家派别进入秦国自由活动，墨家在秦国显得非常活跃。秦惠文王也是墨家信徒吗？不是的，他和燕王哙不一样，从来没想过用墨家思想去治国。那他为什么要特地招揽一大批墨家来秦国呢？


既然不能明着去博取燕国的好感，那就只能暗中去做，他想瞒着齐国，暗中博取燕国的好感。打好基础之后，大战一旦爆发，燕国和秦国的结盟速度将快的令齐国吃惊。


历史上，印度一直都和俄国关系好，和美国关系冷淡。为了创造亲近感，现在的印度和美国两国外交官见面的时候，特别喜欢开口闭口就谈“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秦国和燕国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交情，秦惠文王容纳墨家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这就是秦惠文王的典型风格，看似很任性，很随意，天马行空，其实他每步棋都有着深思熟虑的战略目的。


秦惠文王和张仪机关算尽，但是他们没料到，燕国的内乱会严重到导致国家彻底瘫痪的地步，还有，齐国的进攻时机选择的异常精准。


在子之派系刚刚击败太子派系的那个时间点上，早已做好所有准备的齐国全力以赴发起了进攻。如果它提前一点，大难临头的两个对手会联合起来抵抗；如果它推迟一点，已经获胜的子之派系实力会恢复一部分。它选择的正好是燕国力量最衰弱的那一刻，所以只用了50天就占领燕国全境，灭了燕国，这个时候，秦国都还没来得及和韩魏正式签订盟约。


秦国没有放弃张仪的战略计划，在西线的濮水击败齐军主力后，它又和魏国组成联军，克服万难，绕道远征北线的燕国，到了前311年，秦魏联军击败齐军，中山军，把它们赶出了燕国国境，燕国从此复国，张仪设想的四对二对垒格局终于化为现实。


这时，齐国才猛然惊觉张仪有多么阴险，它掉进了张仪给它设置的陷阱里，而且无论如何都爬不出来了，秦国率领的联军形成了包围圈，正在酝酿着对它的致命一击。


有句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前311年发生的事情证明了这句话有多么在理。正当齐国满头大汗，一筹莫展的时候，上天出手救了它，恰好在这个时候，上天召回了它的宠儿，秦国失去了天才级领导人秦惠文王。新继位的是秦武王，他的水平比秦惠文王差一大截，他不喜欢张仪这个人，也不喜欢张仪的战略计划，刚一上台，他就赶走张仪，下令联军全部撤退，战争像踩了刹车一样戛然而止，齐国超级惊险地逃过这一劫。


秦惠文王去世的具体时间点很微妙，很值得反复回味。一方面，如果他再多活一年，齐国将被打垮，不用等到五国伐齐我们就可以看到齐国的衰落。他去世时间有点过早了，因此秦齐争霸没有结束，还有下半场；但是，另一方面，他的去世时间又足够晚，在秦国完成重建燕国的目标后他才去世。


在这个时候，秦国已经在整个棋盘上对齐国实现了全面战略压制，而且在齐国身边安插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燕国，因此秦齐争霸的最终获胜者仍然是秦国。


后来，齐国的孟尝君精心筹划，对秦国发动了一场猛烈反扑，他攻入函谷关，千钧一发之际，秦国正是依靠秦惠文王时代留下的后手才极其侥幸地躲过这一危机，（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为了劝诱齐国退兵，秦国不得不公然地背叛，出卖盟友楚国，从此和楚国变成死敌关系。历史证明，当时造成的这个隐患极为严重，甚至是导致秦国灭亡的致命因素。）五国伐齐中齐国的垮台也可以追溯到秦惠文王时代给秦国留下的后手。


战国中期的历史就是秦齐争霸的历史，在扫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国遇到的最强大对手是齐国，它们以整个天下为棋盘，展开一场激烈角逐，经过五十年的缠斗，秦国终于击败齐国，取得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胜利，这场胜利决定了未来某一天，那个结束诸侯混战，建立统一局面的国家不会是齐国，而是秦国。


前312年，秦齐争霸的决战爆发，此前几十年，秦齐双方的战略计划已经把燕国囊括在内。


燕国位于偏僻之地，战国中期之前，这样的地理位置保护了它。但是，到了战国中期，当齐国的国家目标变成统一天下的时候，这样的地理位置反而害了它，它成为齐国推翻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最佳选择。因为在齐国出兵吞并它的过程中，还有吞并它之后，其他国家相对难以到达燕国领土，因而也相对难以插手。


秦国看到了这一点，如果任由齐国吃掉燕国这颗棋子，战国七雄只剩下六雄，齐国后面的棋就好走了。秦国决心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齐国得逞，这样，在棋盘上，燕国成了双方聚焦的一个重要棋子，燕国的闭关自守政策不可能再延续下去。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秦齐争霸的大潮席卷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也许是燕国封闭时间太长形成的思维惯性，燕王哙没有及时，敏锐地察觉到国际格局的根本性变化，他的失误就在这里。


五。来自中山国的回响


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发掘出中山国重要遗址，遗址坐落在平山县社灵山和西灵山的南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其中中山王方壶，中山王鼎以及中山王圆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里面，中山王鼎有铭文469字，中山王方壶有铭文448字，中山王圆壶有铭文182字，这些铭文记载了中山国参加攻燕战争的事迹，主要赞颂中山国相邦司马赒对燕国取得的战功，并谴责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叮嘱嗣王警惕此类事件在中山国发生。


中国古代青铜器中，中山王鼎的铭文数量排名第二，中山王方壶排名第三，仅次于西周毛公鼎（499字），而且这些铭文不是只要刻上去就行的敷衍了事，它们都是非常精美的书法艺术品。


以当时的技术，在青铜器上认真铭刻这么多文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山三器还只是仪式所用全部青铜器中的三个，可见中山国为了举行庆祝仪式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绝对称得上劳民伤财。


令人疑惑的是，中山国在大肆庆祝什么呢？它兴奋个什么劲?战争开始的时候，它取得了不小战果，按照它自吹自擂的说法，“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可是，后来它又被赶出来，这些战果全部丢失，它没有捞到任何好处。


中山国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达到如此可笑程度？


事情得回溯到另一个国家魏国身上，魏国曾经有一个魏文侯特别喜欢儒学，建立了传播儒学思想的西河学派，在魏文侯时期，中山国一度被魏国灭亡，儒学因而传入了中山。


中山国很顽强，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它又成功复国。复国后，它驱逐了魏国军队，却把儒学给保留下来。紧接着魏文侯上台的魏武侯不喜欢儒学，他赶走所有受过儒学教育的官员，毁弃了西河学派。中山没有照做，它继续发扬光大儒学，并且还以此为傲。


中山三器里的铭文都是用儒学腔调写的，它提示我们，中山庆祝的是：墨家在燕国的失败。


复国之后的燕国总结了经验教训，它认为墨家在实践中有些问题，有点危险，不适合再做燕国的指导思想，燕国从此放弃了墨家思想。


天下显学，非儒即墨，当时对儒学构成最大威胁的思想学派就是墨家。两大显学之间的激烈冲突不仅发生在学术辩论场和稷下学宫里，也发生在战场上。齐宣王询问的时候，孟子可是同意了齐国进攻燕国的。


墨家失去它的重镇燕国，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在儒墨冲突中，中山帮了儒家的一个大忙，给儒家打了一剂强心针，它为此振奋不已，深感自豪，这是一次值得大肆庆祝的胜利。

秦国的金手指是商鞅变法，还是地理优势？



01


因为一个特殊原因，后世人对于战国历史有着许多严重误解，战国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误解最多，需要纠正的观念也最多的一个时期。


这个特殊原因是：秦始皇烧毁了六国史籍，只剩下唯一的秦国史书，而秦国史书过分简略，存在大量错漏之处，还有被秦始皇故意篡改的地方。


（丞相李斯：“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六国年表》）


历史总不能留下一片两百多年的空白，战国时代发生了许多激烈的战争，精彩的故事，大家都很感兴趣，到了汉初，后人开始重建这段历史。没有可靠的正史记载作为依据，他们是怎么重建的呢？他们只能根据自己脑海中的记忆和印象。


后人回顾历史是从后往前看的，他们记忆和印象最清晰的是离他们时间最近的战国后期这段历史（前279-221年），对于战国中期（前340-279年），他们的记忆和印象不那么清晰，所以，他们把一些战国后期留下的记忆和印象覆盖到了战国中期的身上。


战国策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策当中记录了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著名故事，苏秦挂六国相印，集合六个国家来围攻秦国；张仪分化瓦解六国，说服它们分别倒向秦国，以便秦国接下来对它们各个击破。


按照苏秦，张仪的故事，在战国中期，合纵连横的国际外交活动是围绕着秦国进行的，这就给我们制造了一个错觉，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实力指数级暴涨，它不仅从弱国变成了强国，而且变成了最强国，不然一个“不与诸侯之会盟”的孤立国家，怎么会转眼间就身处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六国这么重视它呢?



接下来，秦国开始不断扩张，蚕食六国，六国想尽一切办法都不能阻止秦国的推进。秦国就像开了外挂一样，它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一路猛打猛冲，直至最后统一天下。


这些对于秦国的普遍印象不能说是错，只不过它的时间线被拉长了，它只适用于战国后期，不适用于战国中期。


在战国后期，秦国确实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无论合纵还是连横，都是为了应对秦国，六国畏惧秦国和畏惧虎狼一样。


但是，上溯到战国中期，秦国还没有这样的地位，它只是强国当中的一个，各国不觉得秦国的地位比其他强国更突出，它们对待秦国的态度和对待其他强国没什么差别。


我们查阅战国中期留下的史料，比如诸子百家的书，这些书里提到秦国的时候都是一笔带过，很难发现这个时期的人对秦国有什么特别关注，也很难发现他们已经对秦国产生了某种畏惧情绪，和秦亡后重建的史料氛围大不相同。

02


那么，战国中期和战国后期国际格局存在巨大差别，关键因素是什么？关键因素是，在战国中期，东方有一个齐国，无论斗智斗力，齐国都一点不输秦国， 它是秦国统一天下过程中遇到的最难搞定的对手。


在战国后期，齐国缩头乌龟的形象深入人心，它只会消极防守，只会被动挨打，而且挨打之后还不还手，最后秦国来灭它的时候，它几乎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它生动诠释了什么叫做窝囊与无能，对国际形势演变，它所起的作用小到看不见。


由于战国后期齐国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刻，太鲜明，这个印象覆盖到战国中期，人们自然难以凭空想象，齐国曾经位于截然相反的另一个极端，那时的它傲视天下，目空一切，积极有为，它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很高，影响力很大。各国对齐国深感敬畏，就连秦国也多次对齐国表示退让，不敢硬来。一听说齐国开始扩张，各国就紧张起来，它们极力阻止，群起而攻之。


所以，并不是经过商鞅变法，秦国就直接准备去统一天下了。此后它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资格赛阶段和正赛阶段。


战国中期是资格赛阶段，参赛选手有两个，秦国和齐国，两国当中，谁赢，谁就能获得统一天下的资格。长达五六十年的战国中期简单来说就是秦齐争霸的时期，等到五国伐齐后齐国倒台，统一天下才列入了秦国的日程表。（前303年之前，楚国也是个强国，但它的战略目标一直都仅仅是抑强扶弱，维持国际力量的总体平衡态势，防止国际上出现一个力量过于强大，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国家，它自身从来没有把统一天下当做过目标，所以，它不是资格赛的参赛选手。）


秦齐争霸的五六十年里，从张仪到魏冉执政时期，秦国的对外政策都是围绕着齐国这个核心问题制定的，都是为了击败齐国；反观齐国，只有在孟尝君执政时期，它的对外政策才是围绕着秦国制定的，而且孟尝君还受到其他人的严重掣肘，在他攻进函谷关之后，齐闵王强令他撤军。齐国最终输掉秦齐争霸，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秦国始终对齐国足够重视，齐国却没有同等的重视秦国。


一般认为，六国发动的合纵攻秦战争总共有五次，其中三次发生在战国中期。


前319年-317年新三晋联盟（韩赵魏）和秦国的战争是第一次。经常被忽略的是，这场战争并不是秦国一个国家单独对上三晋，还有一个齐国参战，它们从东西两面夹击三晋。公孙衍首先进攻秦国的函谷关，是因为三晋觉得秦国比齐国弱，柿子捡软捏。（前320年，秦国刚刚被齐国的匡章率军击败，正在魏国为相的张仪因此被赶回秦国。）


秦国反攻的时候，在修鱼再次击败敌军，不过，同一时间，齐国也在观泽发动攻势，获得大胜（西摧三晋于观津），这样，新三晋联盟被击溃，宣告解散。


如果这场战争被称为第一次合纵攻秦战争，那它也可以被称为第一次合纵攻齐战争。


前298-296年，孟尝君指挥齐韩魏联军攻秦的函谷关之战被称为第二次合纵攻秦战争，那么，此前的前312-311年，张仪指挥秦魏燕联军攻齐，也可以被称为第二次合纵攻齐战争，这两次战争实际上是秦国和齐国你来我往，彼此展开的对攻战，是秦齐争霸的高潮阶段。（由于当时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张仪欺楚事件，人们容易注意到前312-311年间秦韩魏联盟对楚国的攻击，不容易注意到，当时张仪真正瞄准的主攻目标是齐国。秦国把力量都用来攻齐，导致本土空虚，楚国看到机会，决定趁虚而入偷袭秦国，引发了蓝田之战。）


前287年的五国伐秦被称为第三次合纵攻秦战争，那么，前285-284年的五国伐齐也可以被称为第三次合纵攻齐战争。


第三次合纵攻齐战争是岔道口，齐国没能扛过去，从此它和秦国的走势开始分道扬镳，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看的出来，强国被联盟围攻是常见的事情，一点不稀罕，三次合纵攻秦战争不说明资格赛阶段的秦国受到了特殊待遇。


到了正赛阶段，也就是战国后期，秦国的任务变得比较单一，它只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克服一个接一个的困难，跨过一个接一个的障碍，最后达成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在这个阶段，赵国只是六国当中抵抗秦国进攻表现的最顽强，最激烈的一个国家，它的目标只是自保，它从来没有获得过齐国那样和秦国平等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像齐国那样和秦国展开过涉及全天下范围，把七国全部卷进去的战略大对抗。



03



秦国的地理优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位于外围边缘地带，金角银边草肚皮，它占住金角，不容易遭到其他国家围攻。


二是被自然天险环绕，易守难攻，地势也更高，其他国家进攻它难度很大，它进攻其他国家居高临下，顺流而下，很容易。


在春秋时期，战争是驾驶马拉战车，手握青铜兵器的贵族打的，开战前，双方要先排除险要地形，约定好一块平坦的，便于战车回旋的场地集合，然后才开打。所以，在春秋时期，秦国只有第一个方面的优势， 第二个方面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到了战国时期，铁器逐渐广泛使用，战争主要是由拿着铁制兵器的步兵来打，这个时候，秦军可以躲在函谷关的背后以逸待劳，坚固，高大的防御工事派上用场，第二个优势发挥出来了。秦国在战国时期变得比春秋时期强大，这是必须注意的一个因素。


春秋战国之交正是中国从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的历史转折时刻，战国各国纷纷变法，原因就在于，外部环境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都认识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法律，各方面都必须适应铁器时代的全新要求。谁不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也会倒逼着它去适应，实在适应不了的国家只能被淘汰。


魏国首先建立起能够适应铁器时代要求的一整套国家体制，它也因此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级强国，称雄百年之久。


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法律各方面，魏国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它进行了大量的创新，试验和改革，工作很繁重，它的变法过程经年累月，备尝艰辛，很幸运的是，英明的魏文侯领导魏国长达半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保证了魏国能够顺利完成变法的全过程。


古代技术发展和传播速度很慢，魏国成功后，其他国家又陆续向魏国学习，这样又花了几十年时间。


就算是金手指，也需要一把契合的钥匙把它打开。网络小说中，主人公获得了金手指之后，通常也不是一开始就能用的，他需要先找到某种办法，比如吸收足够的能量，或者沾上自己的血，金手指才用的上。秦献公在位时期，秦国的国家体制赶上魏国的水平，它找到了运用金手指的钥匙，这也是为什么，到了秦献公时期，秦国可以崛起成为强国。

04

地理优势给秦国带来了许多好处，我总结五点。


一，秦国号称百二之地，它在关口部署两个士兵，就能挡住东方一百个士兵的进攻，一眼看上去，谁都能知道进攻它吃力不讨好。这样的优势使得秦国很少遭到其他国家进攻，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它在进攻其他国家，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国家间旷日持久的激烈竞争中，主动权是很重要的，秦国总是可以选择对它有利，对其他国家不利的时机发动攻击，一有了空隙它就可以钻。


而且，攻击的时候，它只需留下少数兵力防守本土，它几乎可以把所有军队集中起来，使出全身力量去打赢一场重要战争。


时间久了之后，秦国占到的这些便宜慢慢积累，逐渐它就脱颖而出了。



二，秦国的地理优势使得它拥有更大的容错率。



秦国犯了和其他国家同样的错误后，由于自然天险的保护，它不会遭受同样的损失，它总是有机会改弦易辙，调整政策，然后卷土重来。



比如，战国时代有三个霸主级强国，魏国，齐国和秦国。在魏国和齐国的鼎盛时期，它们军队的战斗力一点不比鼎盛时期的秦国军队战斗力差。可是后来，魏国和齐国都衰落了。



魏国是怎么衰落的？魏惠王时期，他不停地向传统盟友赵国和韩国发动战争，（典型的就是桂陵，马陵之战）破坏了三晋联盟。魏国本身的地理条件很差，和赵国，韩国决裂后，它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四面围攻，连吃败仗，因而衰落下来。



齐国是怎么衰落的？齐闵王时期，齐国灭掉了宋国，宋国是一个缓冲国，是齐国周边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有周边防御体系的存在，齐国才能号称十二之地，两个人能够挡住十个敌人的进攻。众所周知，灭宋招致了五国联军的进攻，但是，还有一个恶劣后果并非众所周知：在灭宋的同时，十二之地的防御体系也被破坏了，因此，五国伐齐战争中齐国遭到重创，衰落下来。



把这些事情换到秦国头上，我们假设秦国领导人和魏惠王水平相当，犯了类似错误，它会衰落吗？不会，因为秦国的地理位置就使得它根本不用担心被其他国家东，南，西，北四面围攻，合纵联军只能从东方来。



同样，我们假设秦国领导人和齐闵王水平相当，犯了类似错误，它会衰落吗？也不会。齐国的防御体系是齐国先辈们长期的，有意识营造出来的，（比如，包括宋，鲁，卫在内的泗上十二诸侯被他们特意留下做缓冲国，以便隔开齐国和其他大国。）它是人为构建的，人为构建的东西可以被人为破坏。秦国的防御体系则是由自然天险构成的，它始终矗立在那里，不至于因为人类犯的错误而被破坏掉，而且秦国的百二之地防御力比齐国强，即使遇到五国联军的攻伐，它也不至于象齐国那样，一下子就损失惨重，伤筋动骨，从此难以翻身。



后人回顾历史的时候，感觉秦国领导人普遍水平高，从来不犯性质严重的大错误，其实这不对，这是秦国的地理条件带来的好处。



战国时代长达两百几十年，这么长时间里，魏国和齐国的掌权者不可能始终都是明君，秦国到最后总能等到它们自己出现水平较差的领导人，自己出现失误，然后渔翁得利。于是我们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秦国的竞争者都掉队了，只有秦国仍然保持着强盛状态，独霸天下。



三，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农业生产的任何一个环节被打乱，最后的收获就会差很多。秦国的主要农业基地，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都处于周围自然天险的严密保护之下，它的农业生产活动可以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每一年都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展开。



还有，秦国位于黄河和长江的上游，它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修在长江的支流岷江，郑国渠修在黄河的支流渭河，这些地方的水文条件是当时的技术水平能够处理的。而长江，黄河的中下游地区，河面太宽，流量太大，是当时的技术水平不能处理的。秦国可以修筑起大型水利工程，同时由于自然天险的保护，它也不担心这些水利工程被其他国家有意的破坏。



秦国的地理优势对农业生产非常有利，这有助于增强它的后勤和物资储备。

四，秦国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秦国周边散布着巴蜀，义渠这些位于边缘的，偏远的，异族控制的蛮荒地带，如同赵国占领楼烦，林胡，燕国占领辽东，向这些地方扩张其他国家不会在意，我把它们称之为乱世当中“安全的扩张目标”。


秦国周边有很大一片“安全的扩张目标”，反观齐国，它周边没有安全的扩张目标，它只好选择燕国，宋国这些“不安全的扩张目标”，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不安全的扩张目标”风险很大，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众多国家立刻强烈反弹。


直到五国伐齐为止，各国都还觉得，秦齐两国的扩张程度差不多，对它们构成的威胁也差不多。伊阙之战后，秦国占领了原属魏国的河东地区和河内的西部一小块。齐国灭了宋国，当时的宋国领土还包括宋国从楚国手里夺取的淮北几百里土地，所以两块领土从面积上看差不多。


这个感觉显然是错误的，到了这个时候，秦国通过扩张行动攻占的土地面积相比齐国已经大了几倍，其他国家没有把“安全的扩张目标”计算在内，才会产生这样的错觉。


五，秦国人都非常恭顺，听话，勇于公战，怯于私斗。荀子说秦人“甚畏有司而顺”，见到政府官员的时候，一个个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大家觉得这是秦国的优点，其实这是一把双刃剑，某种条件下它可以转化为缺点。


秦国人对上级命令的依赖度很高，只要打掉它的中枢指挥机构，秦国整个国家就会立马陷入混乱和瘫痪当中，它会突然死亡。


秦灭亡的时刻，刘邦，项羽的军队只是到达了关中的渭河平原，也就是京畿一带，秦本土还有六个完整的郡级单位仍然掌握在秦国手里，它们是关中的陇西郡，北地郡，上郡，南边的汉中郡，巴郡和蜀郡，这么广阔的地盘反秦军队一点没有触及。


可是，刚上台还没几天的子婴一声令下，这六个郡的全部秦国官员，全部秦国民众都乖乖举手投降了，没有一个人说一个不字，更没有一个人进行反抗。


项羽大笔一挥，把南边的汉中郡，巴郡和蜀郡划给刘邦，刘邦轻松愉快的派官吏去接收它们就行了，不需要专门派军队去攻占。刘邦只担心背后项羽的威胁，他一点不担心接收这三个郡的时候出什么篓子，秦国人有多么听话可见一斑。


反观齐国，五国伐齐的时候，它只剩下莒城，即墨两小块地盘，仍然有人在拼死反抗，而且坚持了几年时间。


燕国早早地把莒城和即墨之间的联系给切断，几年时间里，即墨城都收不到来自中央政府的任何指令，整个抵抗行动都是即墨当地人自己组织的，长官战死的时候，也是当地人自己推选田单出来做将军指挥作战，这件事成为齐燕战争的关键转折点。齐国人表现出的独立自主能力，自我决策能力，在秦国人身上从来没有看到。


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纷纷复国。秦国有可能像六国那样，亡国后又复国吗?不可能。和六国人不一样，秦人是不会造反的群体，他们只会根据上级的指令行动，无论这个上级是谁。刘邦灭掉了数百年历史的秦国，项羽坑杀了20万秦军，据说秦人对他极为仇恨，但是，他们的命令都得到秦人一丝不苟的执行，一点没有打折扣。


秦国灭亡后，秦人的上级变成其他国家的人，其他国家的人谁会想着让秦国复国呢？所以，只会根据上级指令行动的秦人没有一个会朝着复国方向去行动，去努力，秦国一旦亡国，就是永远，彻底的亡国。


秦国的要害在于中枢指挥机构，也就是中央政府，对秦国最有效的战术是斩首战术，然而，秦国中央政府所在的咸阳也位于关中地区，难以攻击到它，难以实施斩首战术，秦国的地理优势把它的致命要害给遮蔽了。


一个身躯庞大的巨人站在你面前，看上去似乎不可战胜。但是，只要你端起枪来瞄准它的脑门，把一颗子弹射进去，它就会一下子轰然倒下，死的不能再死。


为什么秦国身上没发生这种事呢？它头上戴着一顶坚固的钢盔，子弹射不进去。



以上五点加起来，结论是，秦国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地理因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