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将自己的理由、计划公之于众，并不害怕被别人知晓后采取响应措施，靠大势取胜，这是将实施计划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有利于凝聚力量，有利于形成舆论生态，敌人如果要反对，那就得在明面上将阳谋的思想理论驳倒，这就避免了敌人的安插卧底、反间计的施行，与敌人勾结的买办也难以达到其目的，并且在思想斗争中还能促进思想文化的进化发展，这就相当于公开开设思想文化的研究工程，靠科学、理性破除阻碍，抢占理论制高点而实现自己的目的，你如果不遵守，伤害的是你自己的发展前景，你发展不好而被淘汰，我还可以不战而胜。

美国在中国安插的公知、美分、买办等卧底在中国难以发挥作用，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人民战争，将维护制度的力量蕴藏于人民之中。就如同余则成送出的情报要获得价值就必须依靠人民和军队的斗争，如果国统区内部团结一致、国民党军队英勇善战，那么余则成送出的情报价值就非常低。

“余则成”发出绝密情报, 却给粟裕带来困扰: 情报并非万能（转载）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因为一些情报关系仍在发挥作用，国内很少宣传解放战争时期隐蔽战线的情况。之后这方面的宣传渐渐多了起来。情报工作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要认识到，人心向背是决定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因素，而不能完全依赖隐蔽在敌人内部的“余则成”。


事实上，从各个渠道得来的情报，在呈送到指挥员面前作决策参考前，是需要进行核实、对比和筛选的。所谓孤证不举，从敌人内部传递出的情报，在没得到其他渠道映证的情况下，可信度是要打问号的。这倒不是说蒋方反情报工作有多厉害，能逆用我方潜伏人员刻意送出假情报干扰我方决策，而是情报本身就有时效性，加之蒋军统帅部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其战区指挥官有时也并不买统帅部的账而各行其是。因此，当各种情报（其中包括不少相互矛盾）都摆在指挥员面前时，只能作为决策参考，而绝不能替代自己的战略思维和判断。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初期，华野兜围杜聿明集团之战了。1948年10月下旬，时任蒋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第一时间送出了蒋军统帅部作出的让杜聿明集团从两淮撤退的战略情报，这一情报立即到了粟裕手中。

不过，粟裕通过对交通条件的分析，认为庞大的杜聿明集团重装备多，摩托化程度高，断不会自陷两淮那河川纵横的水网地带里去。他觉得徐州这一大坨敌军，最大的可能是从津浦路西绕过山区南下，经永城、涡阳至阜阳。这条路沿线地形平坦开阔，而且可与蚌埠的李延年第6兵团、刘汝明第8兵团实施南北对进，解救被围在双堆集一带的黄维第12兵团。

作为战区指挥员的粟裕，没有理由质疑这个情报来源的可靠性。可是，粟裕左思右想，却一直说服不了自己。11月27日，上级鉴于杜聿明集团暂无动静，而李延年第6兵团已与我华野南线阻援兵力发生接触，遂要求粟裕下一步考虑以第2、第6、第7、第11、第13这5个纵队南渡淮河，夺取蚌埠。在这种情况下，粟裕留置在徐州附近的7个纵队，只能集中在杜聿明集团可能逃跑的方向上才有可能留滞该敌。

于是，粟裕冒险将这7个纵队放在徐州西南这个他认为杜聿明集团最有可能的逃跑方向上。事后他回忆，自己作出这个决断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生怕因自己判断失误而放跑了这么一大坨敌人。这个责任他担当不起。


杜聿明是蒋军将领中较有头脑者，但其最大缺陷是多谋却不善断，因此他是一个合格的参谋长人选，但却不适合当主官。不知人善任的蒋氏，将其推到了徐州守敌实际负责人的位置上，他也只能勉力而为。当时杜聿明已经凭直觉认为，郭汝瑰“有问题”，因此他并不打算执行“国防部”拟定的撤退计划。

让他不曾想到的是，在他作出放弃徐州，全军向徐州西南永城撤退的决策后，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却被徐州守敌名义上的最高长官刘峙急不可耐地泄露给了自己的生意伙伴。在徐州守敌尚未有所行动时，徐州市面上已经乱成一团。各路权贵、官僚、土豪劣绅已在收拾细软，到处托关系要和蒋军一起撤退了。


杜聿明集团里，并非没有我方潜伏人员。徐州城里的地下组织并未瘫痪，但情报传递是需要流程和时间的。事实上，徐州守军将向西南方向永城“转进”的消息在徐州城里尽人皆知时，粟裕却并不知情。

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先头部队开始南光，12月1日傍晚该敌才悉数撤出徐州。粟裕是12月2日接到各部队报告后，才令北线7个纵队昼夜不停迅速南追的。这时候，已经耽误了整整2天时间。好在南线的李延年兵团畏惧被歼，刚伸了个头又缩了回去，因此粟裕得以从南线兵团中，抽出3个纵队掉头北上，后又令渤海纵队南下加入追歼队列，共计以11个纵队的兵力对南逃的杜聿明集团实施拦头、尾追、平行追击和超越追击。


包括杜聿明本人在内的一些人，认为蒋氏于12月3日给杜聿明空投手令，令其率军停止向西南进发，转而折向东南援救黄维第9兵团，是断送徐州30万蒋军的根本原因。杜聿明还认定，这一定是郭汝瑰在“捣鬼”。

实际上，杜长官太高看自己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太高看蒋军了。因为即使没有蒋氏的这道手令，杜聿明集团也压根就甭想逃脱被合围，被歼灭的命运。


本来，既然决心要在华野、中野眼皮子底下实施这种战略撤退行动，就该打破一切坛坛罐罐，轻装疾进才对。可是，杜聿明集团出徐州时，全军只携带了7天的给养，却将大量运力用来装运徐州党、政、军、警、宪、特等系统高官的私产，老婆小妾，孩子佣人及家具，甚至连京剧团也带上了。更有甚者，蒋军弃城前居然还有闲心将徐州各学校的女学生裹胁在军中一块南下，以供高官们淫乐。

这哪儿是行军队列？整个是杂货铺子。撤退组织混乱不堪，出城后更是民与军争道，军和军抢行，不仅是龟速前行，而且各军之间联络不畅，协同不力，以至于没走几天，连一心想快走的杜聿明，也不得不同意手下的兵团司令们要求停下整顿队伍的请求。


到12月4日，杜聿明集团被合围时，5天光景仅朝徐州西南方向走出了不到50公里，日均行进距离不足10公里。这5天时间里，因为随军撤退的“难民”们数量实在太多，杜聿明集团所带出来的7天给养竟然已基本耗尽。而他们被合围的地区，离永诚约10余公里，离涡阳约60余公里，离阜阳则有120余公里。

也就是说，杜聿明集团即使没有被合围，也要在饥饿状态下连续行军12天以上，才能抵达阜阳。而杜聿明所选择的这条撤退路线，沿途除了几个较大的城池下，其他村庄、市镇实际上都是解放区、半解放区或游击区。这一路上所经之地的存粮，即使不被地方组织坚壁清野，悉数被蒋军抢光掠尽，恐怕也远不足以支撑多达30万人马走完剩下的这段路程。杜聿明集团大概率会在途中因饥饿而解体溃散。


更何况，我军的野战行军速度，从红军时期起就令人叹为观止。淮海战役因为有群众鼎力支持，有数百万民工承担战勤工作，华野各纵队可心无心无旁骛地轻装追击，而不必担心给养、弹药接济不上。就算刚开始失去了2天时间，即便是蒋氏没强令杜聿明集团转向东南，以该敌那蜗牛般的行进速度，也不可能逃脱华野的兜击。

可惜的是，此时仍潜伏在杜聿明集团里的我方潜伏人员，没能及时将杜聿明集团南逃的真实状况及时告之粟裕，害得他白白紧张了一场。据载，当杜聿明集团被合围在陈官庄，试图突围的孙元良第16兵团被我合围部队基本歼灭的消息传来，粟裕几天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支持不住了，遂一头晕了过去。


所以，不管有没有郭汝瑰送出的情报，有没有蒋氏的空投手令，杜聿明集团都甭想逃出生天。郭汝瑰的情报，给粟裕决策增加了难度和困扰。此战也说明，没有情报万万不能，但情报也并非无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