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出了位极端仇视动物保护的大教授，名叫赵南元。拜读了他的大文《动物权利论的要害是反人类》之后，感慨良多，其最主要的是：一个白痴（特别是读了几本书的白痴）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难以回答。倒也不是说白痴厉害，仅仅是“难以回答”。白痴的问题芜杂颠倒、逻辑混乱、胡搅蛮缠，倘若聪明人一一辩答，就显得一般见识，很不够水准。倘若拣核心问题辩答，他还不服气，说你没把他完全驳倒。简而言之，与白痴商榷是写不出漂亮文章的。我算不得聪明人，也不怕文章写得臭，且容我一试。

赵南元教授立论的基点之一为：动物不会感觉痛苦。天啦，颠倒黑白，莫此为甚！动物保护主义者认为动物能感受痛苦，因此不应虐待折磨动物。赵教授极为英勇地针锋相对：先称研究镇痛的某院士说目前尚不了解疼痛的机理，“所以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开发出一种能够测量人是否疼痛的仪器，而且不知道将来有没有可能开发出这种仪器。对人尚且如此，动物就更不用提了。”在这里，赵教授想要驳斥的是“生物神经学的发展可以越来越精确地告诉我们哪些动物会感觉疼痛，哪些动物不会感觉疼痛”（邱仁宗教授），顺便把人也捎带上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否了解疼痛的机理，是否发明了疼痛测量仪，与是否存在疼痛有何逻辑关系？按赵教授的逻辑，没发明秤就不存在重量，没发明尺就不存在长度，而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地球决不会是圆的。疼不疼，咬一口不就知道了？咬不到自己的胳膊肘，你不会咬一下手指头！

想要完全否认动物能感知疼痛太有悖于常识，赵教授于是退而求其次，试图证明“动物的痛感没有人那幺强烈”：“动物的感觉与我们有很大的差异。有猎人曾经发现，狐狸被捕兽夹夹住一只脚，无法挣脱时，竟然会自己将脚咬断逃走，这是人所难以做到的，可能狐狸的痛感没有人那幺强烈。”——短短几十个字，竟也避免不了明显逻辑错误！人很难将自己的脚咬断逃走与狐狸的痛感没有人强烈，这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人难以将脚咬断，恐怕原因很多。比如人的嘴够不着自己的脚，人的牙也比不上肉食野兽锋利，文明对人的驯化等等。如果有荷马史诗中的那种巨人用巨大的捕兽夹咔嚓一下就把人腿夹断，我猜想人也绝不会比狐狸逊色。赵教授把“疼痛的忍受力”与“疼痛的感受力”混为一谈了。照赵教授的说法，那位在极地在没有麻药情况下为自己开刀切除阑尾的医生也属于痛感不强烈的狐狸一类。至于那些身负重伤坚持战斗的士兵，那些忍受酷刑而不背弃理想的英雄，就更是狐狸了。

赵教授的知识极为渊博，习惯于从理论高度上提出问题。在“狐狸”自然段之后，又提出“痛苦的感觉，作为生物的一种性状，到底有什幺意义？”这一高深的问题。赵教授的结论是痛感对于学习有重要意义，推论是：“人类的学习能力远远超过其它动物，可以推测其它动物的痛苦感觉与人相比差得很远。”这自然是一种相当高滔的理论。不幸的是，肯定没学过形式逻辑的赵教授紧接着就开始自我驳斥——通过一些拿腔作调的术语运算，他得出的结论是：“对于通常的学习而言，痛苦感觉并不是必要的。”那幺，学习能力与疼痛感之间又不成正比了？——在完成了对自己的痛加驳斥之后，赵教授再放惊人之语：“痛苦的另一个作用，即在复杂决策中作为修改价值观的参考参数，对于除了人以外的动物没有意义，所以认为动物不感到痛苦更为自然。”乍眼一看，这段话也许是自恰的：动物既然不会“在复杂决策中”“修改价值观”，那幺痛苦对于动物也就没意义了。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疼痛”，是“痛感”，而不是“痛苦”，——赵教授悄悄地偷换了概念。他多半并非故意，而仅仅是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一条失了业的牧羊犬，我们不太清楚它是否会因此而产生某种“痛苦”，但确定无疑的是，砸它一砖它会“疼痛”得跳起来嚎叫。

我感觉我不能再这样跟着赵教授的文章写下去了。赵教授逻辑错误之多，之惨不忍睹，早已大大超过我对任何教授的最大胆的猜测。我只能择其要点，与之商榷。我已经说过赵教授十分地高屋建瓴，为了驳斥保护动物之观点，他分别从五大角度作了如下论证：

科学角度：动物没有强烈痛感，“认为动物不感到痛苦更为自然”；

哲学角度：“动物没有自我意识……不可能成为‘感知’的主体，也不可能成为‘痛苦’的主体”；

伦理学角度：“动物权利之所以不合理，是由于动物没有承担相应义务的能力”；

比较文化学角度：动物保护理论是西方中心主义，是“多余的道德”，“是对人的危害”；

法学角度：动物“没有自行提出诉讼的能力”，动物保护论导致“强化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介入”。

——其实哪里用得了这幺多角度，这幺多高深理论，只一个生态学就足以把是非曲直讲清。赵教授说动物享受着人类的保护“而不承担任何义务”，人类“白白承担了义务而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利”。这实在是很无知的。物种保护（包括动物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防止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物种多样性直接为人类生存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地球自出现生命以来，曾有大量动植物种产生并灭绝。在这种变迁中，大自然维持着一种使人类生命得以诞生并日渐繁荣的平衡。近代以来，人类活动打破了这种自然的平衡，造成大量物种的人为灭绝。由于物种众多，地球生命系统具有超级的“保险系数”，大量物种之灭绝尚未造成整个生命系统的崩溃。但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失去了大量物种，地球生命系统的安全可靠性已大不如昔。我们尚不知道“临界点”在哪里，不了解事情发展到何种程度就难以逆转。但我们至少已经明白：长此以往，任凭物种非自然灭绝，总有一天会引发整个地球生命系统的多米诺骨牌式崩溃。说到底，人类是地球生命系统的一个共存共荣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主宰”。不是我们拥有地球，而是地球拥有我们。中国目前濒临生存危机的脊椎动物约有400种，高等植物千余种，物种灭绝之惨重程度当属世界之最。这些情形，作为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赵教授可能不了解，当然他也不屑于了解。他忙着呢！他正在用他那点可怜的智力寻找“西方现代动物权利论”的“矛盾”与“漏洞”，并在混乱不堪的逻辑推理之后大骂这批“鸡鸣狗盗式的理论乌合之众”！

赵南元教授不仅是一个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残忍的人。他嘲笑道德，首倡“对伦理学实行有罪推定”。他否认“对动物残酷就会对其它人残酷”的简单常识。硫酸泼熊事件“无非是破坏公共财物”，一切残害动物的行径，在他那里都是大快人心。请看这段文字：“活吃猴脑经常被人拿来作为中国人‘残忍’的例证，但是尽管传说中描写得绘声绘色，至今我还没有见过谁亲自吃过或亲眼目睹过这一道菜，也没有人说得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和餐馆的字号，所以这个传说很可能是个文学虚构。况且即使这一传说属实，也证明不了中国人‘残忍’，因为医学上已经知道，虽然所有感觉最终都汇集于大脑，但大脑本身却是没有感觉的，做脑部手术除了头皮需要局麻之外，切除局部大脑可以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而不会感觉疼痛。美国人正是根据这一原理发明了最‘人道’的死刑刑具——电椅，让大电流瞬间破坏脑部以减少囚犯死前的痛苦。”前半段我完全赞同，中国人活吃猴脑多半是一个文学虚构。经多年关注，我至今找不到任何证据。但赵文的后半段确实残忍。即便大脑没有痛感，即便可以在头皮上进行麻醉，活吃候脑仍属残忍之极。试设一极端之问：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是否允许肢解和活吃动物的游戏或玩偶存在？——绝无可能！极端之残忍，属于不可逾越的道德禁忌。

这位清华教授还是一个相当幽默的人。他不仅把动物保护人士定性为“最彻底的”“一小撮反人类分子”，言之凿凿地宣称“动物权利论成了新帝国主义绝好的理论根据”，而且还十分认真地进行了检举揭发：“我国的‘动物爱护人士’也与国外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热衷于论证中华文化的‘野蛮’和‘残忍’，收集、渲染、夸大乃至捏造中国人虐待动物的各种‘罪行’，丑化中华文化，为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军事侵略提供舆论炮弹，自觉或不自觉的充当新帝国主义的第五纵队。”看看，连“第五纵队”、“军事侵略”都上来了！在中国，保护动物真是危险得很哪！
赵教授在文首就高屋建瓴地提出人类自由这种伟大的概念：“美国独立宣言提到三种人权即生存权、自由权和获得幸福的权利。实际上这三种人权可以归结为一种，就是自由权……”他竭力想证明动物保护主义限制了他的自由。其实爱他人、爱动物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表现，因而是自由，而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赵教授的根本错误，在于把人性中最阴暗的部分——残忍——看作了自由。万幸的是赵南元这种人不多，倘若残忍这种“自由”大行其道，人类终将丧失幸福、丧失自由、丧失最低限度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

我从来没用过这种语调写文章。赵教授的残忍以及他的揭发，很难令人保持平静。

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清华大学刘海洋会用硫酸泼熊了，原来他的教授赵南元在作品中告诉过他动物没有痛感。刘海洋的行为只是在将信将疑之中去求得验证。由此说，刘海洋应予从轻发落。但对赵南元教授是否应以教唆嫌疑犯之名，引起公诉呢？调查人员应严查刘海洋作案时有无赵南元在场的证据，是否赵南元在用他的单反相机在隐蔽处偷拍，因为赵南元教授需要这类素材以证明动物没有疼痛的感觉，因此存在作案动机。第二，赵南元还清楚地记得在36年前他用他的单反相机为郑义先生胸上的伤疤拍下了照片，这可作为前科记录。赵南元教授是否时常欣赏这张“一”字形疤痕的照片呢？看到照片一定就像看到他老婆的耳朵眼儿一样，体会到无限的美感，从而回到对那个年代的美好回忆中去。赵南元教授当然不会记得郑义先生的相貌，更不会记得郑义先生当时的痛苦，因为赵南元教授是把郑义先生的这种人在受到极度屈辱时，为了寻求与他人一样的人格待遇而采取的极端行为一律视为狐狸一样的举动。被赵南元称为叔叔的教授在那个年代从高楼上跃下的镜头，在赵南元的选择性记忆中也不过是一些优美的姿势而不会有任何悲痛的回忆。赵南元教授是研究人工智能的，这话不准确，因为赵南元教授就是人工智能。不过赵南元教授对任何悲惨故事所能达到最大的悲伤指数，不会比他所研究的机器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