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叶将军当上34团团长，驻扎肇庆。土匪张说叶将军当上团长还是兄弟们成全的，据说当时李秀文的父亲开始并不同意婚事，起码在大女出嫁前，不让小女儿先行出嫁，因为姐姐是个麻子，叶将军苦苦追求几年，终不能成功，在失望之中，剃了个光头。土匪张1925年升任师长，叶将军在第四军担任参谋处长。当时他李秀文的姐姐已经出嫁，但其准岳父又提出新的条件，叶挺必须当上团长，才能娶他的掌上明珠。叶将军只得赵土匪张忙给个团长干干，以成全他的婚事，并说就是婚后立即免职都行，得先让他娶上媳妇。兄弟的终身大事，义不容辞了，几个伙计一商量，谁上谁不上还不是一句话？于是土匪张便把猪崽晖（朱晖日）撤下来，任命了乞衣挺为团长。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三）

4、打交我行先

叶将军带出的独立团能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也没象许多文章宣传的效果那样，好象北伐就是独立团打下来的，要是按照这样的逻辑，派他一个独立团出征就行了，还那么麻烦搞什么十万大军,三路北伐？我很遗憾他在狱中没把自己的经历完全写下来，他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纯粹军人，我相信他说的一切。我想，他耿直的性格，也不喜欢后人对他及他的独立团过度肉麻的吹捧与神话。他要不是这样的性格，也不会顶撞一哥瞿 了，居然还敢不服共产国际管教，结果被一帮小白脸整得流落德国做黑市民工。


一直听说北伐途中，独立团打了八个战役，有时很想详细看看这八个战役是怎么打的，有何壮怀激烈之处？于是找了《XXX回忆录》来看，XXX当时是独立团里面的参谋长，从建团到溃散，一路都参与指挥独立团的作战。本来他的回忆录应该很具历史价值。但里面居然说稍牙哥的细佬薛仰宗，是独立团六连的排长，还经常打骂士兵，擦枪时就拿通条把士兵的脑袋打破，还在肇庆街上插着腰与老百姓骂大街，结果被撤职。看到这里我开始将信将疑，据我所知，1926年北伐前，薛仰宗已经任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中校营长，武昌城破，被提拔为上校团长，怎么又分身跑去当个小排长，莫非同名同姓？接着又说独立团兵出韶关，步行翻越乐昌九峰山时，叶将军还把自己的坐骑，全团仅有一匹白马，还让给了伤病员骑、、、、、、看到这里，我立即就倒了胃口。也许是参谋长同志写回忆录时已经年老色衰，健忘糊涂，他的回忆录实在没办法拿来参考，大概现在种种谬传说产生的源头是来源于此。


当然也有可能他没说错，而是我理解错误，在全团29匹马里面，真的只有一匹是白颜色的马。只不过有领兵作战经验的叶挺，绝对不会骚包去挑一匹白马当坐骑，反正他老婆已经骗到手，又不用再去相睇或约会，骑什么白马？有谁不介意成为敌军明显的狙击目标你就去骑。


（根据1926年7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制的《国民革命军北伐人员与武器弹药调查统计表》的统计，独立团官兵一共1962人，马匹29，马步枪1209，机关枪6挺。与26年9月9日《叶挺同志参战报告》里的数据出入不大。）（《肇庆文史》第三辑P8）


独立团在5月1号国际劳动节这天离开广州出征，而北伐军是7月才正式宣誓北伐。当时先派一个先遣团赶过湖南去支援唐生智，是给颗安心丸给他吃，省的唐生智担心国民政府把他摆上桌，怂恿他投靠革命之后，在他被殴打时候又撒手不管，让他一气之下又投降回去。因为当时阻挠北伐的人，不是现在说的蒋阿拉，而恰恰是老毛子，老毛子当时一面唱高调帮助中国革命，早先和吴佩孚同志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可吴佩孚始终不肯承认老毛子在外蒙与中东路的特殊利益，让老毛子恼羞成怒，之后吴佩孚就从同志变成了反动军阀。等到26年，莫斯科又全力策划反奉战争，担心广州国民党发动北伐，会使南方军阀腹背受敌，从而使反奉战争半途而废。因此刚一听说国民党有北伐计划，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就明确告诉其在中国的代表称：“我们强烈谴责北伐。”(《拉斯科尼科夫给维经斯基的信（节录）》，1925年12月4日，前引《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9期。)


那时的CP是没有自己的立场与看法的，一切唯老毛子马首是瞻。1926年7月7日，北伐已成定局，陈独秀还在《向导》发表《国民政府的北伐》说：“在整个的国民政府之实力上，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之战斗力及革命的意识上，都可以看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蒋阿拉为了坚决实行北伐，使出毒计，派CP唯一掌握的团打头阵，一来拖CP一起下水参加北伐。二来可以安唐生智的心，否则一个团的兵力混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能帮唐生智多少忙？无非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已。不过北伐在后来成为进步正确的事情，事情就倒过来了。变成CP坚决支持北伐，领导了北伐，一副“打交我行先”的样子。蒋阿拉就变成了反对北伐，阻挠北伐。

咳咳,,,,标哥,26年开学，17年中断学业?笔误?

是笔误，没细心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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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飞刀 呢个或然率仲低过零。

也不尽然，我是觉得有一定的希望，未来谁能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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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R　被整的何止是您外公，只要是GND，都逃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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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紫5289

是指现在的54集团军么？

有个朋友在那儿当过兵，据说是个很能打的部队。

部队能打不能打，一看平时训练，而看临场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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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tytyty　如今少见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的，不过漂亮的女人还这样，就真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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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er 丢，唔系啩，累你旷工，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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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返工救国军

大约的意思是，黄牛鞭厉害还是水牛鞭厉害。

————————————————————————— 大家狼

我在名录里，没查到你外祖的名字。莫非也是打架开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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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锅里洗澡

没套也有很多办法的嘛，难倒你不知道？去杂谈多混几天。


—————————————————————————你外公的姐夫叫刘朝槐，是驻金门的第十任司令官，那该是带过四军吧。

一、前據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考核『五二軍作戰處中校處長楊敬斌在東北作戰曾被俘二月後脫險，該軍廿五師七四團上校團長劉朝槐，卅六年底至卅七年春團長任內於東北被俘，四十師一一八團中校團長賈乃隆，於卅八軍在該軍營長任內被俘數月』

經飭嚴密考核并予調整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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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留守专职搞军火

是黄沙吧？黄沙当时很多仓库，沙面没有。人大代表选民证，是表面不再整他的意思，他当然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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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里的月亮

嘘。你别给我招来拥毛派，我烦他们用情绪说话而不是用事实说话。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四）


5、虚实战绩



安仁渌田、攸县长岭战斗


独立团第一仗是湖南安仁渌田、攸县长岭的战斗。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在安仁渌田、攸县长岭打的仗，是战斗而不是战役。我真的是被各种资料搞得虚火上窜，连战斗和战役都搞不清楚的人,就在那里妄谈北伐战史。团级单独的战斗和行动，即使全团打光的大战，也不能叫战役。否则后来彭总的百团大战，是不是可以说打了一百个战役？仔细比较了很多历史文献资料后，我觉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的回忆》叙述的北伐过程，比较真实中肯。这是12个四军老人集体座谈的记录，里面包括了邓演达的亲大佬邓演存。（《广东文史资料22辑》P125-P167）


战斗背景是这样的，吴佩孚派赣军唐福山和谢文炳等残部共约四个团，集结于茶陵长岭之线，企图抄击安仁、与耒阳，砍断唐生智与广东方面的联系。所以根据史料，湖南安仁渌田、攸县长岭的战斗，是叶挺独立团北伐诸役中唯一没与其他粤军配合的战斗，但不是单独作战，而是与攸县守军唐生智的湘军39团一起作战。


独立团参谋长描绘说：“敌军谢文炳、唐福山两部合计六个团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以少胜多，打死了大批敌人。”这是不确切的，真实的是：“6月3日下午，敌军分两路来犯，谢文炳部约两千人进犯渌田，唐福山部约千余人进犯黄茅铺，来势汹猛。叶挺即令XXX指挥第二营和侦探队增援渌田，自率主力增援右翼黄茅铺。4日拂晓，独立团全线出击，敌人纷纷向北溃退，5日攻克攸县，以一团之众战胜四倍之敌，树立北伐胜利先声，稳定了湘南战局。”


参谋长的回忆录说独立团以一敌六，另一群12个人说是以一敌四，但按他们自己说的资料，其实两者都吹牛。因为没把湘军算上，人家有份打，怎么可以不顾江湖道义独吞功劳？按资料上的数字计算实际兵力，叶团加上39团残部一个营加一个连，双方兵力大约是两千多比三千多。战斗方式是敌攻我守，敌人兵力优势基本可以抵消。而且谢文炳部在二次东征时，被国民革命军打出心里障碍，现在兵力差距不算太大，独立团打赢有什么好奇怪的？


醴陵之战是阿跛指挥的，而不是一般资料上说的陈可钰、廖乾吾。陈可钰是拿下醴陵后才从广东赶过来。


当时阿跛分派作战任务，叶挺独立团担任左翼佯攻泗汾桥；缪培南团，范汉杰团在土匪张的带队下，主攻沈潭。按照参谋长同志说，叶团主力沿攸县通醴陵大道前进，在泗汾桥与敌军谢文炳部约二千余人相遇，反复争夺，战斗激烈，血战到下午，牺牲了九个独立团官兵之后，敌势瓦解向北溃退，独立团乘胜追击，攻占醴陵。叶挺在醴陵城里等了一个多钟头，张发奎才率右翼到达，叶挺对他说：“我们今天是运用灵活的战术，把佯攻变成主攻，先入了醴陵城。”独立团除参谋长还说张发奎听到独立团方向战斗很激烈，就害怕起来，命令追击的29团停止追击敌军，结果让一部分溃兵逃入了江西。张发奎这次指挥错误，让各团意见很大。

一般人看看资料也就算了，很容易就被蒙过去，偏我细心对着照地图看，真是被气得无话可说。土匪张在战前作战会议上，就预见到敌人溃败后会向北醴陵城或萍乡两个方向逃跑。早上9点他带着缪培南35团及范汉杰29团两个冲锋就打下沈潭，扭头一看，独立团在泗汾桥和谢文炳对峙不下，就派35团横过去捅了谢文炳一刀。自己就带着范汉杰的29团追击逃往萍乡方面的溃兵，一直追到楚东桥，兵力已疲，才停止追搜。这些事实参谋长只字不提，先指责张发奎进城晚，又指责他没继续追。真的是搞不清楚他究竟是要张发奎提早进城还是继续追击，或者无论怎么做，在他眼里都是错。


平江之战

平江之战是陈可钰指挥的，缪培南35团攻左；高老蔡28团攻右；黄祺翔36团、叶挺独立团中路直取。战斗开始后，36团全团由侦察队队长梁秉枢带着几十个队员为前锋，在当地农民的带领下，渡过汨罗江，绕道背后抄击平江县城，侦察队跟着城外的少量溃兵突入北门后，守住城门让全团往里灌，与敌军展开巷战。土匪张用他那副破烂蔡司望远镜里看见36团迂回得手，立即带着师部直属队与独立团全线猛攻，平江一战而下，守将陆沄兵败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邓演存（四军参谋长）审讯俘虏时，居然不少人和他打招呼，原来是他保定毕业后，他分配到北方边防军第9师的袍泽。大家吃吃喝喝一通后，邓演达收集了不少敌方的军事情报与人事情报。还通过关系，与前面汀泗桥军官队队长刘维黄联系上了，把汀泗桥阵地火力的布置搞得一清二楚。


汀泗桥战斗

汀泗桥被誉为雄关天险，我就去找了照片看看到底有多牛。不知道是几十年后沧海变桑田还是当初吹牛，环境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或者就是我人蠢，看不出其中的凶险之处。我是怎么看都没办法看出来这是个雄关天险，附近的农民还桥上吊了灯笼，把此地开发成旅游点了，我替他们的钱途有点担心，估计许多游客来一趟之后，会大呼上当受骗，把汀泗桥的名声弄得狼藉不堪。


至于参谋长在回忆录所说也被广泛引用的一段“独立团根据白天观察，再进行现地勘察和访问，找到一条人迹罕至的崎岖山路。午夜时分，叶挺请一位当地农民作向导，率领部队攀山过岭，悄无声息地迂回到敌人后方，于27日凌晨突然发起攻击。直军不知所措，前后乱了阵脚。4军正面部队乘势冲锋，夺占铁桥”。 这件事情在《李汉魂北伐回忆录》、《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得回忆》、《张发奎回忆录》里，我拿放大镜都没找到。三本书唯一同时记载的就是黄琪翔36团的绕道，再没别的部队绕道。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加北伐战争得回忆》中记载，黄琪翔的36团在农民向导的带领下，又是由海南佬梁秉枢带侦察队先行，全团半夜三更涉过了齐胸深的汩罗江。除了过河时冲走了一个排长和几个兵，过河后梁秉枢在战斗中受伤，没有大的损失。随后欧震的第三营与李少霞的第一营先后涉水过江，沿途遇敌不开枪，全用刺刀解决，这样连续夺取了四个山峰。当接近最高峰时候，被敌发现，36团一涌而上，白刃破敌，在天亮前按照预定要求占领了主峰，立即向敌桥头阵地倾射弹药。在渡河期间，35团与叶挺独立团骚扰了一晚上敌人，等36团破敌后，土匪张率两团直接从桥面冲过江，并于中午11点前占领咸宁城。


以上关键的三战，可以看出独立团并无骄人的战功，如果这样就说独立团的战绩全然吹牛，那也不对。其实吹牛的人与独立团和叶将军无关，我估计叶将军本人也不同意别人把他封为神将天兵。武昌一役，独立团确实牺牲惨重，战功醒目。


26年9月3日凌晨3时许，北伐军开始攻击武昌，第4军第10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第12师为预备队。第10师各团攻抵通湘门至宾阳门城脚时，结果没有爬城工具，又无足够炸药，炸不开城门，结果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伤亡惨重。而第7军故意动作迟缓，企图让别人打头炮承担火力，黎明时才到达准备攻击位置，因天色微亮，敌方炮兵观察方便，还未接近城垣，便遭大炮轰个七零八落。各部队因伤亡较大，全线停火。


4日凌晨，北伐军第2次蚁附攻城，第12师第36团奋勇队从刘湾西端涉过护城河，冒守军猛烈火力，架梯登城，与守军展开肉搏，战况极为惨烈，奋勇队死伤3分之2，未能奏效。叶挺独立团奋勇队亦潜进至城脚，奋勇登梯。第1营奋勇队官兵十几人全部阵亡，第2营奋勇队继续增援。有次爬上城头的五人，被敌军用砍刀剁死三人，两人砍伤跌下城。有部分士兵从排水沟钻进去，却又被敌人发觉，失去了联系，全部牺牲。终因守军火力猛烈，无法登城。战斗正达于极点，突然刘峙使坏心眼，企图用假消息蒙别人不惜一切代价攻城，减轻自己压力。于是谎报自己的第二师已破城，攻入了忠孝门。四军、七军闻讯大为振奋，奋勇争先，造成整排整连官兵伤亡。此时天已亮，奋勇队回又回不去，攻也攻不上，只得趴在城基壕沟内等天黑。局张国焘说，事后叶军长情绪激动，曾经没有报告师部便擅自离队去了上海，原因他没说，我也查不出来。大约一个星期后，叶军长归队，在党员会议上作了检讨。


9月6日第三次攻城，阿跛在邓演达开出武汉卫戍司令的条件诱惑下，第l0师各团又竭力接近城垣。守军遂将手榴弹、火药包同时掷下。奋勇队虽将梯子靠近城垣，但已死伤大半。第7军第14团将梯子架在民房上准备登城，吴军遂扔火药包、火水罐烧房。第14团为烈火所阻，也无法登城。第2师进至距武胜门三四十米处，因炮火压制不住吴军，而无法前进。天明时，第12师第36团奋勇队亦死伤过半。正午，北伐军决定暂停攻击。


与此同时，汉阳、汉口方向北伐军进展顺利，6日攻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第8军第3师师长李品仙率第3、第4两师及鄂军第1师向孝感追击溃退的吴军，于16日进占武胜关，切断了吴军退路。根据这一形势，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于9月上旬，乘孙军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对江西孙军发起攻击，对武昌城则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武昌城内守军经封锁后，粮、弹奇缺，军心涣散。


9月21日，第4军再次攻城，拂晓进攻开始，由于守军顽抗，未能攻下，遂决定以工兵从宾阳门、武胜门挖地道到城根，准备炸城。时孙传芳部曾向咸宁方向开进，试图解武昌之围。守城吴军于组织精锐敢死队，10月1日、3日两次由望山门、通湘门、保安门出击策应，向叶挺独立团防地发动突袭，夺去掩护工兵发掘坑道的铁甲车，并占领通湘门车站及梅家山高地。叶挺独立团集中火力猛击来犯之敌，激战一个小时，夺回阵地和铁甲车。10月l0日，吴守军河南第3师李俊卿师长率部投降，并打开保安门，迎接第4军入城。武昌吴军遂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围攻了40余天的武昌城为北伐军所占领。


顺便说一句，守将刘玉春号称北方之雄，其人品才华没得弹，活抓他的悬赏是5万大洋。他被抓住后说：“我对得住吴大帅了，吴大帅主张或不对，但人格很高，我明知不能守也得守。害得武昌百姓遭殃，那是我犯的死罪，可以把我的肉割下来，以赎其罪。”


很多人北伐军的将领在回忆录里都含糊其辞地说：刘玉春被“我们”活抓了。让人误会是被他指挥的部队所抓。其实刘玉春在城破之际，躲进了外国人设立的文华学校教堂，被校工密报给35团参谋长烂赌光，烂赌光立即带人去把他抓了起来。据说他的奖金被土匪张全抢去了，抚恤个精光，搞得一段时间里他妈来妈去逮人就骂。


独立团从湘南开始至武昌城破，在整个北伐中，独立团伤亡约有1000人，牺牲的有600多人，可以说是伤亡过半。但他们一路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安源矿工一次就补充了400人进独立团。武昌城通湘门外，有两个千人坟，一个是12师的（包括独立团），一个是10师的。就资料印象而言，实打实的硬功劳，北伐诸役，确是靓仔琪的36团最能打，军功最大。叶将军的独立团，也很能打，但不是首功。



丢！这就是雄关天险汀泗桥，发觉国共两党都好无聊？都喜欢吹牛。

怎么登陆不了。靠

南宫得壹　谢顶

日日来 坟场好不好看，拿死人做给活人看。

20020612　不完全你说的这样，我们的社会历来喜欢夸张。

朱亥辛 核心，同贺。

jixieshi　现在才发觉我的帖子，剁了你的爪子。


gzwujw 实现真正财务自由努力，我也所欲。

炸天　 、、、、、、、、

lumina_renren 看高佬蔡，说过了。

恭祝兄弟们虎年虎威，升官发财，娶多几房小老婆，抠多几个靓女。哌多两粒西班牙乌蝇！！！

gzwujw　 确实冇时间精力咯。

20020612　 唔好讲拥趸，大家咁高咁大，互相称兄弟为好。

容过 旧年有冇顶一顶？

朱亥辛　 唯因和尚便是我的师傅，阿聋与南华的渊源我是知道的，但我不喜阿聋抗战期间还去修庙，太不分轻重了。

共和国60年 共和国那么短命? 你的预测不准。

玉箫神剑 名帅，人呢？

kkk5kl　 、、、、、、、、、、、

请多提意见 请多提意见

午夜的烛光　 请多顶一下！

ID已被隐藏 一于落力。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五）

6、喇叭是铜锅是铁


南昌暴动的背景很纠结，要理清楚的话得从北伐前两党合作中的摩擦说起，可是话不能扯到那么远，只能从蒋介石与共产党对工农运动不同的态度说起。


不能说蒋阿拉天生便是敌视工农运动的资产阶级走狗，那是后来的宣传。近代以来的政治家，只要不是白痴，都不会敌视工农运动。区别的只是认为工农运动应该有序渐进还是无序激进。就一般的政治立场而言，对激进工农运动抱乐观支持态度的政治家为左派，觉得工农运动应该在法律框架下循序渐进的政治家称为右派。可悲的是，一旦左右派之争夹杂着派别与党派利益，在别有用心的操作下，便很容易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


翻阅历史资料，发觉蒋介石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工农运动的人，他一度是国民党最为著名的左派将领，被誉为“红色将军”。他后来对工农运动翻脸相向，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对于发动工农运动目的已经改变，从原来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诉求变为拓展自身势力为目标，企图掌握工农运动这股新生的力量，一举夺得革命的大权。于是工农运动兴起过程中的不良行为被有意纵容，一些流氓地痞对士绅阶层的烧杀抢掠被视为值得鼓励的革命行为，这给工农运动的声誉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国民党右派看来，工农运动的性质已经转变，从北伐战争初期的助力演变成现实的阻力，以统一中国为最高目标的蒋阿拉，当然会对阻碍战争顺利进行的工农运动心生抵触。


武昌城被北伐军拿下来后，莫斯科看见工农运动发展势头迅猛，感觉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来临，完全可以利用中国共产党结合国民党左派，建立一个听命于莫斯科的新政权。他们给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指示被国民党左派知道后，引起忿怒的同时也引起了恐惧，左派人士发觉按照苏联人设计的方案走下去，革命终将把会自己也送上历史的断头台。他们于是害怕起来，只好步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后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及军队里开始分共清共。


但工农运动开展过程中的暴力行为，令国民党左派和平分共的愿望没得到贯切执行。比如湖南在工农运动中发展最快，成就最大。所以湖南工农运动高潮时，对原有的统治阶层冲击伤害最大。因此分共的政策一旦来临，下层统治阶级执行的时候，便成了报复性的暴力清共，以比农民当初对付土豪劣绅更为残忍的手段进行报复。


毫无节制的滥杀渐渐脱离了政策层面，变成一种失去理智的风潮。这当然地激起了共产党人胸中的怒火，他们觉得无法再容忍这种束手待毙的局面，决定不顾一切地放手一搏，反击国民党的屠杀，让国民党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的道理！势孤力单的共产党人决心另起炉灶，在中国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打一块地盘出来，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自己的政权，掌握自己的命运与中国革命的前途。最早设计反抗斗争的人是在江西活动的老资格共产党人谭平山、李立三，他们的提议，还得到了邓中夏、郓代英、彭湃的热烈支持。

他们最早企图利用张发奎有意回广东的想法，把自己所掌握的小量军队夹在他的大军中，搭顺风车一起拉回广东。而在张发奎看来，他带着共产党回广东，大可重温北伐前两党之间合作良好的局面，重新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但令人悲凉的是，共产党此时只想利用他，而不愿意再和他合作下去。他们长远的计划，就是回到广东后，伺机把他杀掉，夺取他的亲手带出来的部队。共产党内的张太雷表示，“如果张发奎乖乖地听我们的话，那就等他把第二方面军带回到潮梅地区后弄死他，夺取第二方面军军权；不听我们的话，在九江就把他给干掉”。（“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


在我看来，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苏俄右倾机会主义的产物，中共当时具备远见卓识的负责人独秀哥并不赞同。只是党内机会主义者盛行，一心想混进国民党去捞取高位，进去后发觉国民党派系林立，组织松散，他们完全可以在国民党内混水摸鱼，结合小部分激进的国民党左派夺取全部权力，让中国革命跨越式发展，略过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在短期内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


当国共合作破裂后，他们缺乏政治经验的怒火又让他们走向极端，而且在关键时刻没有听从苏联的指示，冒险地举行“南昌暴动”，其后由“八、七会议”开始，暴动开始在中国南方各省此起彼伏，红旗旋灭旋起。中国共产党又从右倾机会主义滑进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另一极端。


事实上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局势，在4、12之后已经完全不知所谓，其政策与行为都不能统一起来，出现前后矛盾的地方。1927年7月26日上午，俄国顾问加仑还和张发奎见面商讨军事，张听从了他的建议，把部队集结在南浔线上，寻机开回广东；另外并不强迫叶挺将军退出共产党。但下午加仑与中共常委会开会的时候，共产国际就来密电指示：（一）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


中共常委会会后立即派张国焘赴九江传达指示，阻止起义。后来他又被主持会议的瞿书记冤枉是假传圣旨，私自阻止起义。他到达九江后，在会议上传达了武汉同志及来自莫斯科的意见。


而南昌暴动此时犹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谭平山警告说，起义的方式与时间已经大范围扩散，如果停止起义，即使张发奎之前对共产党友好，但知道了共产党曾经筹谋对付他，也将改变对共产党的态度。于是张国焘带来共产国际的指示自然得到一片的反对声。但很意外，与张国焘意见相同的，居然是叶挺将军。他认为能和张发奎一同回师广东比较合算；同志们在四军里面，也不会遭到暗算或屠杀；而且他与20军军长贺龙相处有些格格不入。他的态度立即让党内其他人士慌了手脚，因为暴动的主要力量来源于他，他如果持不同意见，那就暴动就等同于广东人说的煲冇米粥。（张国焘《我的回忆》P295）


我明白叶挺将军彼时为难的心理。从青葱少年时的黄埔陆小结拜开始，他与土匪张、稍牙仔、朱崽晖、阿聋、烂赌光等十多个流氓一个锅里吃饭吃了十几年，同窗同袍，同生同死，患难相从，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说一声革命，就一风吹光的。虽然他们平时彼此之间也不是全无心病，也有普通青年团伙内部的龌龊邋遢，比如赌气撒野，争风吃醋，抢功诿过，互相恶意捉弄，借菜票不还的破事。但多少次打架一起上，喝酒互相让，多少次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虽然没一起嫖过娼，可一起扛过枪。背叛这份弥足珍贵的感情，与他们就此分手，分道杨镖，不可能毫无感觉。只是共产党的革命战友们现在沦落江湖，还被四处追杀。他们比起土匪张等兄弟，更需要自己的帮助与忠诚。万一张发奎失去理智，突然发癫听从了汪美男的滚拢，在四军里搞分共，总不能为了自己的私谊，目睹数千党内同志无家可归，无处栖身而无动于衷吧？所以无论从江湖道义还是革命情怀的角度出发，自己都该扶弱锄强，打块地盘出来，为同志们遮风挡雨。至于土匪张等人，理解得了也好，理解不了也好，都顾不上了。

张发奎也是大革命时代优秀的军人，虽然他有性格冲动的缺点，但他心地善良又英勇善战，他爱护他的袍泽，无论你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有过什么经历，是什么社团党徒，是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只要你成为他的兄弟，就能感受它把你视作生死之交的温暖。冲锋时，你掠阵，擎旗在前的是他；撤退时，你先闪，带队断后的是他；和他在一起，你可以不用设防；他把每个兵都真诚地看做是兄弟，更不会为了功劳而用你的性命来铺路。我想每一个军人，都会渴望与他同袍。

二期北伐回到后，四军的将校目睹革命阵型四分五裂，各路军阀行为离谱，他们感到很失望。思想上的父亲孙中山死了，政治指导员邓演达跑了，自己好像是被革命抛弃的孤儿，浪流在外。他们除了有思乡厌战的情绪，也有渴望脱离这种气氛，返回广东，经营好家乡的想法。

北伐过程中，他们的亲属都在广东，在工农运动里并无受到大冲击，因此不象唐生智的部队那样反共，而且他们在征战两湖过程中，受到了工农运动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感情上，他们对共产党拥有好感，而且很多战友都是共产党，这是生死之交的战斗情谊，叫他们对曾经的战友下手，让忠义立身的广东军人情何以堪？即使是和平分共，这也是对自己力量的削弱。正如土匪张曾痛哭：分了共，我们还剩什么？

但周恩来却觉得，张发奎对共产党的保护是个人侠义的性格使然，他先前的亲共行为，是共产党帮他建立了军功，对于他个人事业有其帮助，一旦共产党的主张威胁到他个人的地位与利益的时候，他便会象其他军阀一样，对共产党下狠手镇压。更何况他现在的亲共行为，更多是来自个人感情，而不是来自政府有保障的政策，他随时可能受环境所逼，发动类似蒋介石4、12的行动，而共产党却毫还手之力，倒不如采纳李立三的意见，先下手为强，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退到广东东江地区，以图发展。

但不必因此指责周恩来不讲道义，专门杀熟。我说过历史人物在决策时，和手头掌握的情报依据与个人经验极为关键。周恩来没有与张发奎等四军将校共过事，对其并不十分了解，亦无交情。他刚从上海死里逃生，目睹部属被屠杀，心中愤怒之情，可见一斑，而且他也因为轻信而被短暂被捕，若非白崇禧胞弟援手，此时恐怕已经身首异处。所以对任何非共产党，他都情绪性地保持了警惕。要知道他那时还不到30岁，在这个以温和见称的未来总理身上，此时同样拥有年轻人的血性，同样会有不顾后果，挺而走险的冲动蛮干。何况他此时已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很有可能综合了各方面的情报——“张发奎有可能倒向汪精卫”。

南昌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大，但却几乎汇聚了共产党所有的军事人才，看看后来十个元帅有多少个参加该次起义就知道了。因此叶挺将军后来的别号无衔元帅，凭他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与资历，活到55年评定军衔时，元帅的排名他铁定进前三，谁给挤出去就不好说了。


看过文章说周恩来在共产党的军队中，个人资源及其庞大，甚至超过毛泽东，如果两人拉开架势在政治斗争中放手一搏，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开始觉得不可能，后来想想南昌起义，就信了八成。某部电影里张国涛劝他没把握就别插旗，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张一脸痛苦地说：“恩来，我担心你多年的心血，会毁于一旦，你输不起阿。”哦！原来南昌起义的本钱，是他个人多年的心血。这大约可以解释，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可以轻易地从毛手中夺得军权，即使在一败再败得情况下，他的位置还是无人能动。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的24师，这支部队大部分士兵是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叶挺回广东招的工农武装，成立于三月份，四分之三是新兵，他们在四军出击河南时候，留守武昌，在5月中旬会同军校学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有初步的战斗经验，但装备与战斗经验无法与四军的其他部队比肩。在平乱的时候，叶挺将军还亲自枪毙了畏缩不前的士兵。如果摆开阵势，老12师的任何一个团与其对垒，都可以搞掂24师。

南昌起义部队中真正能打的是高佬蔡的第10师，这支部队在勇猛的高佬蔡、狡诈的陈铭枢锻打之下，其战斗力与12师不相上下。起义时第10师驻扎在南昌附近，没参加战斗。高佬在8月1日起义后，才从九江赶到南昌。在叶将军的师部，周恩来、还有张国焘三人接待了神色慌张的他。大家劝说一番后，最后叶将军决定道：“高佬，就咁样啦！大家一齐搞革命。”没想到蔡一离开南昌，立即逃跑。原因无他，他觉得这样乱搞的革命实在没前途，他也看不惯共产党人笨拙的兵运手法。后来这支部队，衍变成赫赫有命的19路军。他逃跑之前把部队里面30多个共产党员全部发钱遣散，倒也没把事情做绝。

贺龙的部队其实很弱，7000人不到却编成三个师，基本力量是收编而来的土匪，他本身也是湘西土匪出身，可以说土匪张是伪土匪，他才是真正的掼匪。也许基于这个情结，他觉得第二方面军，应该由他来当总指挥而不是张发奎。他原来与中共关系不算密切，后来周逸群到他军中做政治工作，所以北伐河南时候，他的独立15师打得比较卖力气，战争胜利后论功扩编为20军。其实论战斗力，四军北伐六个团，随便拖一个出来，就可以扫灭他的部队。

扩编为20军后，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得志，说自己是湖南人，不可能在广东人为主的第二方面军出头，他的土匪武装，迟早要被正规的四军缴械，在电影《八月一日》里，米店抢劫一幕就很好地表现了土匪武装与正规革命军人的冲突。事实上在李汉魂《北伐回忆录》里，引用他当年的日记，里面记载了贺龙军长的部队不但抢老百姓的东西，还抢战功、抢战利品，更麻烦的是畏战。这样的行为，当然让四军上下的将校对其很有看法。起义军南下途中，他的20军军纪败坏，闹得群众纷纷逃避。但大家对他及他部队的土匪作风很容忍，捧着哄着，跪地喂猪乸般迁就，生恐一个不对付，他带走部队重操旧业。已经跑了高佬蔡的第10师，共产党再也损失不起力量。可是他的部队，最后在海陆丰地区，还是投降了国民党，小部分溃散。

最先策反他的是谭平山，谭利用了当时贺龙军长内心怕被缴械与渴望当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心理，成功地说服了他参加共产党的暴动。暴动队伍途经瑞金时，共产党大开香堂，以谭平山与周逸群作介绍人，把贺龙踢入了党，仿佛这样他就进了共产党的保险箱，仪式举行的时候，这个惯匪神情有点紧张，仪式完成后，他松了口气，说比起当年他加入哥老会的仪式简单多了。起义失败后，贺龙流亡上海，中央非常关心他的成长，指派专人每天给他做思想教育辅导，他这才从一个旧军人慢慢转变成真正的共产党，而不是形式上的共产党。

叶挺的独立团才是共产党的精华所在，这支部队一路战损极大，这与叶挺的作战风格有关，喜欢硬碰硬地干一锤子买卖。这种作战决心是对的，在二战之前，战争的形式与武器的品种还是比较单一，一支部队能否取胜，很多时候不是看武器与训练，而是比谁拥有更多的亡命之徒，或说献身精神。所以对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还不如对其进行勇气训练，起码对士兵进行思想精神训练成本低廉，让灵魂深处发生革命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大洋，上下嘴皮子一碰的事情，耗费点茶水而已。叶挺的独立团是共产党的私生子，所以全党万般的宠爱都汇集在这个队伍，他的战损得到了很好的兵员补充，主要来源是从两湖工农运动中挑选出来的骨干分子。武昌攻下来后，独立团被编成25师73团，师长是李汉魂，

朱德的部队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其实只有几百人。他的成功在于他努力坚持下来，而且很好运气地在溃败到粤北的时候，碰上了早前逃回家的低阶军官龚楚。这位后来的红军叛将，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把1000农军从粤北带上武汉，又从武汉带到南昌参加起义。这次他把朱德带到湘南及粤西北一带蛰伏，他们曾在我经常去的瑶山活动过，一个破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当年的数个子弹坑。后来朱德又是杀熟（这事干得挺不地道的），砸了他结拜兄弟的场子——“湘南暴动”，他这个兄弟，几个月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冒着极大的风险以极为宽容的条件收留了他及他的溃兵，“湘南暴动”后，他被剿得站不住脚，才落草井冈山，与毛泽东汇集，以“朱毛”的匪号，开始了类似山大王的革命生涯，让中国人付出极大代价的十年内战，由此而起，这属于后话。

7、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南昌起义的溃败，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起到提醒的作用。相反， 换上了文学家瞿秋白就任。瞿作家的学问是好的，文采也来得，一支笔赤化了无数的青年。但用文人来主持容不得半点浪漫的军事斗争，未免太过于儿戏。

问题是瞿作家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他豪情万丈地躲在上海的亭子间里运筹帷幄，运用文学想象指挥着千里之外的军事行动。即使失败了，他也激情澎湃地看成是对国民党的严重打击。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而他正是领导这些伟大革命行动光芒夺目的领袖。经历一系列失败后，瞿作家越挫越勇，巅峰之作就是策划“两湖大暴动”。好在广州起义的飞速失败，给这位作家当头一闷棍，没一意孤行下去。但广州起义失败那闷棍，也没把他弄醒，还要死鸭子嘴硬，不肯检讨。兴致勃勃地在地图上巡视，看见那里还有工农残存的力量，就命令继续暴动，就像赌红了眼的赌徒，不把内裤也输掉绝不罢休。

这位作家相信群众都是革命的，他们革命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只要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奋不顾身地擦火一点，群众立即就会望风景从。其形势可以讲是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他说：“只要有一个共产党人，拿一根火柴，半夜里把地主家的柴房点燃，然后大叫一声杀地主、分田地，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响应革命，浩浩荡荡地拿着扁担去攻打县城，等攻下许多县城之后，再去攻打省城，之后再去攻打京城。由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中国，就这样诞生了。”瞿作家真的没辜负他名字里面的“白”字。

不过在革命浪漫主义的造诣上，他还比不上他的继任者李立三，三哥比他的前任更牛。1930年，趁蒋阿拉他们中原争霸战的机会，他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他可以幼稚到分派几个军事人才，命令你去某地发动多少人起义，然后在地图上统计一番他麾下的兵力后，对部下说：“三个月内，我们就可以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从南昌起义开始，整整十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在和前任比赛谁更浪漫。而由此造成的灾难与无辜人员包括自己的损失，真是大地做纸，海水为墨，都写不完、、、、、、（晕！好像是小学写作文歌颂党的恩情的比喻。）

与南昌起义还打着国民党的旗帜不同，广州起义第一次打出苏维埃政府旗帜，这次起义在党史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也不可以讨论其政策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只允许在具体的细节上阐述得失。

但再怎么美化，这也是瞿书记领导下的左倾盲动主义的产物，是他沉迷于获得国际声誉，向共产国际邀功的产物。他还给党内的同志比喻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不也曾失败过N次，才把满清推翻么，共产党的革命为什么就不允许失败？瞿书记很有激情，却不知道自己是在醮着同志的鲜血去写他伟大的革命小说。所以搞文艺的人不能去搞革命，万一他标童上身，精神状态出现偏差，搞不清楚现实还是文学想象之间的区别，造成的麻烦就大了。所有牺牲，在他饱含热泪笔下，都是壮丽的诗篇，而不是活生生的人命。

选择在广州暴动，从技术上说，时机是选对了，但地点与革命的对象选错了，而且错得离谱，简直是损人不利己，做了亲者疼，仇者快的事情。把共产党同情者，甚至是朋友，硬生生地逼成敌人，难道还嫌共产党敌人不够多？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可以一支穿云箭，就有千军万马来相见。也许真的是有千军万马立即来相见，不过不是来帮你的，而是来打你的。

我真是难以理解当时的决策过程，莫非当时暴动的决策者还天真地幻想，张发奎这次也会象南昌起义一样，对他们客客气气，让城别走。或者又认为占据了广州，可以逼张发奎走投无路，从而投靠共产党？如果不是的话，凭什么认为自己的两千人马，就可以挡住几万久经战阵的“铁军”部队，退一万步，即使是张发奎再一次让城别走，他们就能挡住徐景棠、陈济棠与黄绍宏的联手反扑？要不就是幻想张发奎对他们占领自己的老巢，家里的财产被没收没意见，老婆孩子被赶出家门或被关押也不在乎，反而会替自己挡住粤桂系对广州的攻打。如果以上幻想都不成立的话，我不知道砸了张发奎的场子，共产党自己能落什么好处？

上次南昌起义时，还打着国民党旗帜，起义军攻打朱培德、程潜的部队时，被打的兵还高兴的要命，大喊老乡别打别打，是不是去抢银行？咱们也参加，一起去发财。由此张发奎还可以说南昌起义是派别兵变，不忍动手。这次可是树了苏维埃的旗帜，摆明和他是敌我关系，张发奎若然还不动手，在政治层面上，他绝对交代不过去。也许当时的领导人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可以打败任何敢来挑战苏维埃的敌人。或者明知会失败，也要爽了眼前再说，至于后续的事情，到时候再见机行事。而同志们的生命，为了革命牺牲，自然是死不足惜。

更荒唐的是，叶挺居然在起义前夜才得到通知匆忙赶往广州。作为总司令，叶将军既没有时间熟悉敌我双方情况和兵力部署，又不能参加决策，还必须指挥作战。当他提出撤退意见的时候，被严厉喝叱，说他妄图把起义部队拖出广州，帮助张发奎去抵挡桂系部队。这分明是对他不信任，但又要利用它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南昌起义后，因为他与张发奎有默契与约定，在兵败后受到严厉的批评，说他不够坚决，对反动军阀有幻想。这次派他指挥广州起义，事先就严厉地与他打招呼，不允许与张联系，更不许有任何的妥协。临发动起义前才告诉他，就是防止他私下联系四军的老战友。

我不知道叶将军与叶参座在广州暴动期间有没犹豫迟疑，张发奎对他们俩，对共产党，乃至对工农群众，何曾有一点对不起的地方？他把李济深赶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监狱里上千的共产党员全部释放，对工农运动全面解禁。10月14日海员举行的罢工，得到各业工人的援助，2万多工人举着镰刀斧头红旗，向他的政府示威，他也没把工人们怎么样，如果不是吃定张发奎同情工农才敢这样瞎搞的话，那么在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够胆的话也可以试试搞个类似规模的集会，看看会死多少人。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广州暴动，张发奎一旦占稳广东，共产党在他的羽翼下，难道会有什么生命危险？而从中又可以积攒起多大的力量？以后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上是南面无忧，后背不寒。

人都是有感情的，当感情与自尊心受到伤害后，其报复心态相当可怕。叶将军与叶参座在暴动中一个任总指挥，另一个任副总指挥。可以想象当张发奎知道这个消息后，他会是怎样的难堪，这不但伤了他的心，同时对他的自尊心也是严重的打击。暴跳如雷后他的报复来得特别的残酷，即使是失去抵抗的起义成员也被惨遭杀害，广州起义后包括无辜群众，一共被杀害了近六千余人。张发奎不是共产党员，他无法去理解什么人道主义与人权，他只知道自己善待兄弟，但却被兄弟在背后捅了他一刀，把他给逼急了。广州起义还把另一个比张更同情共产党的将领也逼上了绝路，那就是黄琪翔。据麦朝枢说起义当晚，谢膺白在电话中向张报告情况时，是黄琪翔接电话，张发奎在背后拔出了枪，指着黄的后脑勺，只要一句不对，就开枪，可见当时他神经质到什么地步？连最亲密的兄弟都不敢信任了。之后张黄由此落下了心病，一直貌合神离，最终黄去了第三党，张也没跟着凑热闹。

广州起义的后果是砸了张发奎的场子，自己的本钱也损失精光。最后被第三方更反共的粤桂系得益，一部份残余的部队转移到海陆丰大南山一带活动。在30年，被投靠了陈济棠的烂赌光指挥部队，全部围困在大南山里饿死。广州起义的失败是肯定的，就那点力量想控制广州，基本上只有浪漫的文学家瞿书记才能敢想敢干。

镇压了广州起义后，张发奎把军队交给缪培南和薛岳指挥，携陈公博与黄琪翔潜逃香港。跟着他一起搞李和尚鬼的灯通哥（李福林）一看风头不对，也把军权交予副军长邓彦华游水逃落香港。桂军一进广东，邓彦华立马向李济深投降。桂军又驱兵追歼撤逃之张、黄部队。双方打得两败俱伤，被蒋介石当作台阶再次复职。

桂军重新占领广州后，街头上贴满了标语，有冲着共产党的，也有冲着张发奎的，比如“打倒焚杀广州的张发奎”，“打倒叛徒张发奎”。借着广州暴动，吴稚晖等一口咬死汪精卫通共党，逼得他百口莫辩，再一次亡命法国。而张发奎和黄琪翔直接就是共产党，在广州的屠杀是苦肉计。

如果说广州起义后，张发奎对残余的共产党人搜索如梳；黄绍竑入主广州后，对共产党人搜索就是如篦。桂系的反共与残忍在国民党派系里面是最坚决彻底的。“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既不是蒋阿拉说的，也不是汪精卫说的，是桂系将领陶钧说的，1928年元月，陶钧武汉卫戍司令部“总理纪念周”上拍案怪叫:“有人说我陶钧乱杀人，我姓陶的，宁可错杀三千，不可错放一人！”陶钧后来没蹦跶几天就被张发奎收拾了，所以不好再提他，这句话便被转移到蒋阿拉、汪精卫的口中，以表现国民党清共政策之残忍冇人性。

世界安静了，共产党人彻底被黄绍竑杀舒坦了，可是没后悔药吃。

起义失败后，在李立三主持下，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会议，总结和检查关于广州起义的问题。三哥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对起义的情况也没有作认真的了解与研究，就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三哥英明）。他不符合事实地批评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领导及起义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等等。意思就是叶挺手软，没对张发奎痛下杀手。

这次会议，把广州起义七个领导人全部给予处分，“任红军总司令职务”的叶将军因“表现消极，应予以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叶将军感觉到自己成了走进风箱的老鼠。于1928年初，离开了香港、、、、、、

8、难兄难弟


1928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国内开，于是不远万里跑到莫斯科郊外，一个贵族的旧庄园里召开。叶将军接到党中央通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将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他可以在会议期间去申诉。但他不是代表，没资格正式出席会议，甚至连列席旁听都不行，而且差费自理，酌情补助。红军的总司令都居然没资格做代表，看来那年月红色军人的地位，在党内不是一般的低，与宋明朝一样，还是搞以文制武那套，军事斗争因此遭到惨败，就不足为奇了。但叶将军还是看到了给自己伸冤的希望，便搭乘火轮船，取道日本准备转赴苏联。

日本人情报灵通。叶将军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事情传到香港，又成了港澳报纸的头版要闻。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看到这些消息，又得知叶挺落脚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里，与稍牙仔的胞弟薛仰宗等几个四军送往日本留学的人住在一起，于是都为叶挺的人身安全担心起来。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语，用电报拍给叶挺，要他离开日本，接到电报后，叶将军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

6月里大会期间，叶挺接到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申诉。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将军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六大”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帮派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没有听取叶挺的申诉，仅凭个人主观臆测，攻击叶将军“政治动摇”，说他与张发奎等人感情深厚，互相勾结，故意指挥错误，让起义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引用香港会议时一些赤卫队骨干的话说“你班知识分子（暴动领导人）都是衰仔！”、“丢那妈，知识分子都是温我哋笨”。共产国际也是抱这样观点，因此没有人理睬叶挺的申诉。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明哥也是下笔千言得人物，他开篇就赞扬广州暴动：“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时30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他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他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看上去真的是比三哥还浪漫，难怪他可以遥控万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近六、七年，还以孙中山躲在日本指导中国革命的行为来比喻自己。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组织结论，叶将军感到极其的郁闷，国内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十分牙烟，况且回去后不敢出门的话，呆在家做超级宅男也是难受。他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还威胁共产国际说一个月之内不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他就离开莫斯科。但到了一个月后，根本没人理睬他。假如他手上还有一个师或者还有一个团的基本部队，当然又不同。问题是他的部队全部被打散了，没本钱了还敢跟共产国际叫板，谁理你？

周恩来后来曾就此事曾强调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后来写叶将军的文章一说到这件事情，就拿“脱党”这个词来给共产国际的错误遮丑，其实他不是脱党，而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党，事情一直到六十年代，周公接见叶家后人才说出真相。

悻悻然之下，叶将军便离开莫斯科去德国，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一般的文章都会这样美化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什么考察，无非是着草潜逃，不过那时的德国，还真的聚集了很多中国人，不但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叶将军因为毫无经济来源，所以的流浪生活，过得异常困难，十分贫困潦倒，仅仅靠做短工零工维持生活，有时还有到乡村下帮人做农活，这样才能赚些钱活下去。

而德国也被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冲得翻了白眼，经济并不活跃，即使是愿意打工做苦力，也不是那么好上岗的。有次叶将军蹲在街头做棒棒，无人问津之下，靠着扁担打瞌睡，正在朦胧时，边上的人推了推他“Brothers, durch einen Brand”（兄弟，借个火），他睡眼惺忪地转过身去一看。嘎！两人大眼瞪小眼都呆住了，黄琪翔穿着一身油腻的老棉袄，胡子拉碴地叼着根棺材钉，口瞪目呆地看着他。这时后面又伸出个头发蓬乱的脑袋来，不是土匪张是谁？他也叼着根没点燃的烟，正急不可耐的样子，叶将军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他们俩半响不得做声、、、、、、

许多描绘它他困苦流浪生活的文章，都很婉转地说他这段时间意志消沉，在柏林加入了一个提倡素食的宗教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扯谈！替他本人与迫害他的老毛子遮丑而已，明明是买不起肉吃，叶将军好面子，就假装参加这个神神叨叨的宗教，以示自己是主动不吃肉而不是吃不起肉，否则后来在新四军做军长的时候，他怎么不坚持吃素，反而专门设个私人的客家厨子，餐餐保证有四菜一汤。我一个朋友没钱买新车，就买了辆三手破吉普，外表还喷得花里胡哨的，车子三天两头就趴窝，别人问他为什么不买新车省事，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懂，我就喜欢破吉普的味道。”

8、难兄难弟


1928年5、6月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无法在国内开，于是不远万里跑到莫斯科郊外，一个贵族的旧庄园里召开。叶将军接到党中央通知，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将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他可以在会议期间去申诉。但他不是代表，没资格正式出席会议，甚至连列席旁听都不行，而且差费自理，酌情补助。红军的总司令都居然没资格做代表，看来那年月红色军人的地位，在党内不是一般的低，与宋明朝一样，还是搞以文制武那套，军事斗争因此遭到惨败，就不足为奇了。但叶将军还是看到了给自己伸冤的希望，便搭乘火轮船，取道日本准备转赴苏联。

日本人情报灵通。叶将军刚到东京，当地新闻媒介便将他的行踪作为热门消息，争相刊登出来。事情传到香港，又成了港澳报纸的头版要闻。

在香港的广东省委和住在澳门的叶夫人李秀文看到这些消息，又得知叶挺落脚的东京基督教青年会里，与稍牙仔的胞弟薛仰宗等几个四军送往日本留学的人住在一起，于是都为叶挺的人身安全担心起来。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语，用电报拍给叶挺，要他离开日本，接到电报后，叶将军迅速离开日本，到了苏联的海参崴。

6月里大会期间，叶挺接到通知，要他赶到苏联莫斯科去申诉。在莫斯科他结合自己在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与体会，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关于广州起义经验教训的报告，认为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很难取得彻底胜利的。对在起义举行后，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不能死守广州，而应及时撤离，转移到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相结合这一问题，叶将军在报告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中国共产党“六大”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广州暴动委员会”，对广州起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在大会上，叶挺的报告受到了米夫、王明帮派的严厉批评与无情打击。王明等人没有听取叶挺的申诉，仅凭个人主观臆测，攻击叶将军“政治动摇”，说他与张发奎等人感情深厚，互相勾结，故意指挥错误，让起义部队遭受到重大损失。引用香港会议时一些赤卫队骨干的话说“你班知识分子（暴动领导人）都是衰仔！”、“丢那妈，知识分子都是温我哋笨”。共产国际也是抱这样观点，因此没有人理睬叶挺的申诉。

当时，莫斯科东方大学打算邀请叶挺前往作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报告。共产国际知道后马上进行干预，不让叶挺去作报告。广州起义时，王明根本不在场，但他却把自己装扮成广州起义问题“权威”的样子，主观武断地编造了一篇洋洋数万言的《广东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攻击叶挺“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责骂叶挺“对于军事计划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极怠工”，等等。这篇文章特别对叶挺在起义中提出的及时将起义部队转移到农村去的正确主张进行了荒唐的批判。

明哥也是下笔千言得人物，他开篇就赞扬广州暴动：“1927年12月11日上午3时30分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为创造苏维埃政权的工农兵联合大暴动！这一暴动公开的告诉全世界人们：共产主义这个‘怪物’已经不仅是在欧洲徘徊着，他已吞噬了落后的远东大陆。”他最后宣称：“广东暴动是失败了！然而，它是中国苏维埃革命的第一幕：在最近将来新的革命高潮当中，中国工农一定能够体会巴黎公社广东暴动等失败的教训，和用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按照共产党宣言指示出的斗争方法——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推翻中国的一切反动力量的统治而代之以工农兵代表会议的苏维埃政权！没有1927年12月广东苏维埃革命的大演习，便不会有最近将来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总胜利！失败的广东暴动，只是最近将来胜利的全中国大暴动的预演！”“中国革命不胜利则已，胜利一定是‘中国十月’的胜利！”

看上去真的是比三哥还浪漫，难怪他可以遥控万里之外的中国共产党近六、七年，还以孙中山躲在日本指导中国革命的行为来比喻自己。

对于这些不符合事实的组织结论，叶将军感到极其的郁闷，国内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还在通缉他。即便是澳门、香港那些地方也十分牙烟，况且回去后不敢出门的话，呆在家做超级宅男也是难受。他写了一封信给共产国际，要求认真讨论和评判广州起义中的问题，还威胁共产国际说一个月之内不把他的问题搞清楚，他就离开莫斯科。但到了一个月后，根本没人理睬他。假如他手上还有一个师或者还有一个团的基本部队，当然又不同。问题是他的部队全部被打散了，没本钱了还敢跟共产国际叫板，谁理你？

周恩来后来曾就此事曾强调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后来写叶将军的文章一说到这件事情，就拿“脱党”这个词来给共产国际的错误遮丑，其实他不是脱党，而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党，事情一直到六十年代，周公接见叶家后人才说出真相。

悻悻然之下，叶将军便离开莫斯科去德国，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一般的文章都会这样美化说“大革命失败后，很多有志之士前往欧洲考察”。什么考察，无非是着草潜逃，不过那时的德国，还真的聚集了很多中国人，不但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左派人士。叶将军因为毫无经济来源，所以的流浪生活，过得异常困难，十分贫困潦倒，仅仅靠做短工零工维持生活，有时还有到乡村下帮人做农活，这样才能赚些钱活下去。

而德国也被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冲得翻了白眼，经济并不活跃，即使是愿意打工做苦力，也不是那么好上岗的。有次叶将军蹲在街头做棒棒，无人问津之下，靠着扁担打瞌睡，正在朦胧时，边上的人推了推他“Brothers, durch einen Brand”（兄弟，借个火），他睡眼惺忪地转过身去一看。嘎！两人大眼瞪小眼都呆住了，黄琪翔穿着一身油腻的老棉袄，胡子拉碴地叼着根棺材钉，口瞪目呆地看着他。这时后面又伸出个头发蓬乱的脑袋来，不是土匪张是谁？他也叼着根没点燃的烟，正急不可耐的样子，叶将军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指着他们俩半响不得做声、、、、、、

许多描绘它他困苦流浪生活的文章，都很婉转地说他这段时间意志消沉，在柏林加入了一个提倡素食的宗教流派，和一些失意者们一样，吃起素来，大有超脱尘世、修身养性之意。扯谈！替他本人与迫害他的老毛子遮丑而已，明明是买不起肉吃，叶将军好面子，就假装参加这个神神叨叨的宗教，以示自己是主动不吃肉而不是吃不起肉，否则后来在新四军做军长的时候，他怎么不坚持吃素，反而专门设个私人的客家厨子，餐餐保证有四菜一汤。我一个朋友没钱买新车，就买了辆三手破吉普，外表还喷得花里胡哨的，车子三天两头就趴窝，别人问他为什么不买新车省事，他一本正经地说：“你不懂，我就喜欢破吉普的味道。”

怎么系统老是出问题，贴了显示不出来，结果又贴重了。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八）

9.重任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急转直下，风云变幻莫定，那些流落在欧洲的左派人士看到了翻身的机会，纷纷动身回国寻找机会。叶将军自然也不例外，按照官方的说法就是“叶挺再也按捺不住对苦难祖国的思念之情，决定立即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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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秋天，叶将军离开德国回到澳门。初到澳门后的日子依然相当清贫，生活就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叶将军因此一直没有放弃与共产党的联系，企图找份工作养家糊口，他写信给正在上海做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邀请他从上海来澳门玩玩，一起去吃荣记豆腐花同葡国蛋哒。

党没允许阳翰笙来，只是张云逸前往港澳时，顺道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后来组织又派了郑德来往于澳门与香港之间，与叶挺保持联络。1935年至1936年间，宣侠父奉党的命令，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叶挺有时亦从澳门专程到香港，主动找宣侠父等人汇报自己的情况及想法。广东人说的“唠档唔值钱”（主动不值钱），党始终和他保持着一定距离，没有安排工作给他。毕竟，他那时是邓演达第三党的成员，而达哥在党的眼里，是比蒋阿拉还反动的家伙。

1933年冬，阿跛联合李和尚、陈友仁等人在福州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阿跛当时急需各种人才使用，象叶将军这样的失意军人，自然是在他的网罗之列。因此派人到澳门找到叶挺，邀请他前往福建共事。叶将军想着与其留在家里沤发霉，不如去看看有什么机会，便欣然前往。

福州期间，叶将军秘密住在蒋光鼐的家中，协助蒋等进行福建事变的筹划工作，高佬蔡在自传里说他知道叶将军、张云逸住在蒋家，三人神神秘秘叽叽咕咕的，但阿鼐不说，他也假装不知道。福建事败后，叶挺返回澳门。之后加入了李和尚、阿跛等几十条烂命组织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担任同盟的军委会委员。

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周恩来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途经上海时经潘汉年安排，见了一面叶将军，他和叶挺从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没见面了。周恩来简短地告诉叶挺：他正和蒋介石谈判红军及南方八省红军残余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改编工作。为此，周恩来示意叶挺可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后，叶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陈小鬼，向他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而且张发奎建议他把新成立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陈小鬼听了表示同意，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蒋阿拉采纳了陈小鬼的保荐，接受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合编为一个军的改编方案。9月28日，在没有征得中国共产党同意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问题出现了，因为是蒋单方面的任命，事前并没有经过延安的同意，这是蒋阿拉名正言顺的权力，虽然延安方面不好说什么，但猜忌却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延安当时有三怕，一怕蒋阿拉把新四军拉上前线，负担起与力量不相符的作战任务，几天就把共产党留下的那么一点本钱打光。二怕叶将军的用兵风格，他没参加过十年内战，并不了解中共的“流寇”作战手法，他熟悉的还是北伐战争中正面对垒，硬碰硬的打法。第三怕叶将军倒向国民党，把新四军变成国民党的部队。于是延安向周恩来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多次致电博古和叶剑英，“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并决定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不能因此指责延安小心眼，十年内战造成的隔膜与提防，不是说没有就没有的。但同样也不能指责蒋阿拉。

后来的革命历史学家一说到蒋阿拉爽快任命叶将军为新四军军长，而八路军增加一个团的编制都不肯，就分析说蒋阿拉包祸异心，想借助叶将军的手，或者把这支部队改造成国民党的军队，或者把它送上前线，借日寇将它消灭。真是无言以对，新四军筹备成立时，蒋正为淞沪会战及继后的南京保卫战搞得焦头烂额，他自己的嫡系与其他派系的部队以每天一个师的伤亡速度填进淞沪战场，他还有心思去算计新四军？再说了，国民党的军队可以填进民族战场的祭台，为什么新四军就不可以填进去？在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难道谁敢自外？难道新四军就不是中华儿女？难道死在抗日战场上不光荣？难倒要把新四军调到西北新疆或西藏地区去抗日，才叫没包祸异心？如果桂系、粤系、川系、滇系、晋系的军队头目也这样想，那抗战就别打了，123大家一起做亡国奴去。说老实话，肯把万把人的游击队员编成一个军级番号，就不要再说蒋阿拉包祸异心了，写史除了要尊重真实的历史，还要公道，否则后人会不服的。

叶将军也深知内里情况微妙，知道这件事有很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潜台词在里面，他向在南京的博古、董必武、叶参座表示，他理解共产党的慎重处理方针，并郑重声明，他完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游击作战特点，完全接受党的领导，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共负责同志当面商谈。他还表示，如中共不赞成他做军长，他可辞职。

10月下旬，叶挺离开南京，途经武汉、西安，来到延安。在延安，毛泽东等亲自迎接他，为他设宴接风，多次进行广泛交谈，并陪他到抗大、党校等地观光考察。但欢迎他的横幅上，却是写着“欢迎叶挺将军”，而不是“欢迎叶挺同志”，他明白自己还是没得到完全的信任。

在延安叶将军对他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走过的那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介绍，多次表示拥护共产党的军事战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历了一番考察后，中共中央与其取得了初步的理解和信任，就新四军的组建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 一系列的摸底交谈结束后，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抗大礼堂举行了一次欢迎叶挺将军的干部大会，正式宣布了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决定。

不用标名字了吧？

南宫得壹 这就是命运，蚁民没得选择。

闲云野鹤杨柳青 我没明白你说什么。

姑蔑布衣 兄弟，我已经尽量减少粤语了，不会还是看不懂吧？

一夜的无聊 一夜的无聊多浪费啊，找个MM去。

中山阳明 乱世英雄起四方。

stylm1231 谢谢棒场

milanitaly　 谢谢棒场

小李中飞刀 系果然系太监骑马，冇卵得顶！

一夜的无聊

想错你心，我有条毛嘅连州MM介绍俾你，有我都自己先上。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九）


10、皖南事变之背景

谈皖南事变不能孤立地谈，孤立地谈这件事情，因为此事按目前主流的解释，不大合情理，各种生搬硬套的分析与理由，最终的结果只能证明当时的蒋阿拉精神处于不健康状态，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中国人命不好，在关键时刻摊上这么个倒霉的家伙做领袖。如果否定他精神有隐疾的话，他还是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那么他制造皖南事变，自然有他的道理的逻辑。当然，按照后来的革命史观，我们不能认同他的道理和逻辑，那这件事我们就占理了。

可问题我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不能凡事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和逻辑，如果任何事件都用革命史观这把尺去量，那完蛋了。比如在农民起义研究一朵花的年代，洞庭湖钟相、杨么起义，被岳飞一路追剿过广东，完全消灭为止。如何用一切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这把尺，来量度岳飞的这段历史表现？在当时就把史学界搞得狼狈万分，难道谁还能把岳飞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恶魔侩子手？所以最后只能九唔搭八地说他有阶级和历史局限性，这样的史学研究笑死人不说，怎么能让人服气？

所以当我不从革命史观出发，而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皖南事变”时，就发觉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这是不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意志而转移的悲剧，它产生的根源，本质上还是来自双方的政策冲突。

抗战后，共产党陷于一直以来的生存危机与不安全感，一方面要应付国内民众及苏联的要求，高呼抗战到底。而另一方面又要借着抗日的大旗，同时兼顾自身的力量扩展，以增强自己现实及将来的生存能力。公平地说，贯穿整个抗战时期，日军的压力绝大部分是压在以蒋阿拉为首的国民政府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过于注重了自身的生存于发展，而忽略了对日军的侵略抵抗。在抗战历史研究成果越来越多的今天，这个历史事实，无论现在政府宣传方面如何百般遮掩辩护，还是无法抵赖，被人诟病不已。看待历史，不能因为共产党49年成功夺取政权，共产党的历史就变得一切完美无缺，一贯正确。事实上共产党也蜿蜒曲折走过不少岔道，犯下许多无可药救的错误，有一些行为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甚至可以说是短视的，自私的。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不丢人，掩盖和歪曲历史，才丢人。

就以蒋阿拉为首的国民政府立场而言，在卫国战争时期，他当然希望政府的尊严与威信得到最大的维护，更需要军令政令之统一。那么国民政府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军队，屡屡抗拒政令军令的行为，自然是无可避免的深恶痛绝。这与蒋个人对共产党的恶感好感没多大关系，而是两者之间各自政策的矛盾，根本就无法调和，这才是抗战期间两党摩擦的根本原因。

按照一直以来的叙述习惯，蒋介石一向视共产党为眼中钉，肉中刺。“皖南事变”是其一手策划并蓄谋已久的。如果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人很容易感觉他精神上有毛病，否则一个正常的国家负责人，即使他心里再怎么痛恨政敌，在大敌当前的环境下，也不可能不顾民意，无缘无故地去损耗自己的兵力军火去歼灭一支自称抗日战功累累的部队？单凭分析他在主观上疼恨中共方面，就处心积累地想对新四军下手是说不通的，否则他多的是机会借口找碴，光叶将军之前的几次辞职，他就可以换人当新四军军长，甚至借机整编掉新四军也不是什么难事，何必拖到皖南事变的时候才下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不顾“事变”发生后可能的舆论压力，一意孤行地解决新四军军部。翻开历史资料，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在“皖南事变”之前的不久，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战斗，一是“黄桥战役”，二是“曹甸战役”。

1940年3月,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江南沦为日军的腹地，极不利于中国军队的生存，所以中共中央提出要：“开辟苏北、发展华中”，当时苏北有2000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人力物产都是新四军极为需要的。

40年7月8日，驻扎在江南的7000新四军部分主力渡过长江，开进了离皖南黄山附近的新四军军部上千里外的苏北。（主动进攻）

7月27日，新四军攻克营溪，“解放”了黄桥。歼灭了何克谦保安四旅2000余人（主动进攻）。之后立即以黄桥为中心，猛烈地扩大控制地区，建立了泰县、如皋、江都、靖江、泰兴五个县的政权。建立了4个税卡，5天收税6000元、、、、、、（《粟裕传》第七章）

我不敢评论新四军做得对不对，我只想问：换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包括当时已经实现了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属下的红军有以上任何一条行为，他能容忍？

9月3月，江苏省 韩德勤命令117师和独立六旅加保安1旅从营溪向新四军进攻。（被动应战）

9月13日。新四军围攻姜堰。歼灭了保安九旅一千多人，新四军进入了姜堰。（主动进攻）

1940年9月30日，韩德勤纠集了26个团共三万多兵力分三路进攻黄桥。新四军歼灭韩德勤部一万余人。（被动应战）

11月29日，经延安批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第2纵队和八路军第5纵队一部约10个团的兵力，分3路向曹甸地区韩德勤部发起进攻。但没一鼓作气拿下，而是长期围困了近一个月。（主动进攻）

以上的行动与战斗，新四军并非执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军令，而是执行延安发出的指示与方针政策。延安曾经在1940年5月4日发电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

黄桥战役后，10月19日，中国军队最负责人蒋阿拉命令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正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皓电”。“、、、、、、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竟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总计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者、、、、、、然而中央为顾全抗战之大局，统帅为爱护抗战之实力，对于兄等部队种种违令干纪之行动，不惟迄今大度包容，不加罪谴，而且始终顾全，期以精诚相感，始则改划作战地区，屡将被兄等攻击之国军，设法他调，以避免摩擦、、、、、、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

此电系要求新四军接电报后迅即将全部撤到旧黄河以北的命令。11月19日，延安答覆：“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部调往长江以北。”何、白先后于1940年10月19日和12月7日发出皓电、齐电，勒令新四军限一月时间移向江北，最后的期限确定为12月31日。可新四军部与延安的电文往返商量的结果，却是过了这个期限才走。这一拖，便拖出悲剧来。

11月19日，新四军江北部发起对曹甸的进攻序幕。正筹备北渡长江的新四军军部，叶挺军长、副军长项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报复。于11月29日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后至我安全北渡之后？迟日，毛给叶项复电云：“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等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蒋对我等无甚办法，而且你们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

11月30日，延安再至电周恩来：“蒋、白、顾串通一气，（对新四军）调兵、停响、制造坚张空气。全为了吓我们。无其它法宝、、、、、、他们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人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等流氓手法，他是一筹莫展、、、、、、这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这是延安误判国际形势的结果。1940年夏，法国战败，英法联军狼狈不堪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其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形被人窥破，在国际间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但不可能再在国际外交场合压制苏联，同时也失去干预东方事务权威，苏联在中国抗战外交的地位立即提高。延安由此断定：蒋阿拉的英法靠山倒台，自己靠山的苏联牛起来的情况下，即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进一步自由行动，甚至歼灭国民党部分杂牌军队，蒋阿拉也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忍让，绝不敢限制报复。

延安关于国际与国内的情况都严重判断失误。最主要的失误是对蒋阿拉个性的误判，蒋不是容易妥协的人，对自身的尊严及权威维护向来及为注重。因此国民党面对共产党一系列的政治军事进攻，并没有因为苏联的大宗军事援助而妥协。皖南事变在事发之初，便被国民党顺势利用，以解曹甸之围；另一方面因为新四军军部行动迟缓，本应北渡却向南行，给国民党借口解决“叛乱”落下口实。

广东十虎之——无牙虎：叶挺(十）


11、皖南事变经过

皖南事变的经过很简单，复杂的是前因与后果，事变中各种历史迷团扑朔迷离我早有所闻，但一直知之不详，为了写叶将军没办法不去仔细研读，过程却是相当痛苦。看了一些态度比较中肯的文章，感觉作者仍然在规避一些东西，如杨奎松的《皖南事变的发生、善后及结果》，他还是不敢深入谈“黄桥战役”、“曹甸战役”与“皖南事变”之间的联系。这个关键性的枢纽问题，绕过去不谈，所有关于“皖南事变”的研究都是流于表面的隔靴搔痒。

“皖南事变” 到今天为止，依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也好，清楚不了就糊涂着，历史本来就是一笔陈年烂帐，再高明的会计也得搔首问天。原本我也试图理个清楚明白，但根本接触不到原始文献资料，也没电文档案资料调阅，所以只能在别人的研究成果上研判，实在不敢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悬案上有过多的个人诠释演绎。

官方的说辞是：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9000余人，由泾县的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起程，向茂林前进。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这里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对新四军实行包围袭击。新四军经七昼夜血战，除傅秋涛等率领3千余人突围外，大部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亲赴敌108师师部谈判，竟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皆遇难。

面对上面这段文字，我有无从谈起的感觉。

其一，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延安方面的作战区域和军队的核准与规模。会议上你来我往，吵成一团，没有达成协议。实质上，国民党企图向延安让步，以承认中共对山西控制的地区，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占取的地区。共产党人则坚持他们有发展的权利，并对政府法权的道德价值提出质疑。

11月底至12月上旬，延安批准了江北新四军发起曹甸战役，试图全歼韩德勤部。枪声一响，何应钦就于12月3曰提议，皖南新四军不能再走苏南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围攻。”蒋随即也于10曰批准了何的提议，并转令顾祝同要叶挺遵命原地北渡或由顾另择路线。因顾并无其他路线可供选择，只能要求皖南新四军就地12月底以前，于铜陵、繁昌间渡江，经皖北北上。明年1月底移至黄河以北。

11月19日，延安方面答复同意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长江以北，但过黄河的事情没说明白，军委会也没追问。估计双方各有潜台词，国民党方面意思是：先把你这个大麻烦从江南弄走再说；延安方面的打算大约是：过江北正中下怀，过黄河就不必了，赖在苏北有本事你就来咬我。

其二， 蒋阿拉具体指定了新四军军部的北移路线。从铜陵、繁昌之间渡江后，在无为附近地区集结，尔后沿巢县、定远、怀远、涡河以东睢州之线，北渡黄河，遵照前令进入指定地区，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而延安方面却有另外一条线路设计，就是走苏南，从镇江过江，与江北陈粟部夹击国民党在江苏的敌后军队韩德勤部。这便是12月29日，延安电告项英，同意按蒋介石指定的路线过江；但又在次日30号命令他们走苏南的原因。

至于野史说延安负责人毛泽东，出于个人与项英的历史恩怨，突然命令改变北进线路，就是阴谋搞死桀骜不驯的项英，同时把他的部队与干部断送掉。扯谈！即使毛泽东能算定新四军走苏南，必然会与国民党冲突，也不能料定游击老手项英就一定会在冲突中被打死吧？如果这也能规划好，那只有诸葛亮与刘伯温才能陪毛泽东玩了。可万一项英没死呢？以他的老资格身份，跑去延安吵闹或苏联告洋状，那麻烦岂不更大？事实上这个老游击队员，还是很有经验地逃出了“埋伏圈”，在高山之巅找到了一个山洞，躲到事变两个月后，才在睡梦中被副官见财起意，临时性抢钱杀人。唉！谁叫项英将军那么有钱，又是黄金又是国币的，还不肯匀点给同志们携带，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

至于说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在茂林地区布置了由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约8万余人)，对新四军实行包围袭击。这个说法更加是匪夷所思，国民党已经规定好线路给新四军走，要埋伏也在他布置的线路上埋伏。走苏南是临时的秘密命令，本来向北行却出其不意向南走，结果还要说自己中了埋伏。莫非在延安眼里一直愚蠢的国民党，突然吃了聪明药，变得醒目起来，早就预算好新四军会走南线，埋伏了大军蓄意袭击，如果这样，那么证明北上的路线没有伏兵，是安全的。可这样一来，新四军就是因为违抗军令中了埋伏，这冤还有什么好伸的？除非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新四军爱上那上那，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有绝对行动自由的权力。“皖南事变”的主要责任人，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顾墨三的绰号是“军中圣人”，可不是“军中刘伯温”，我谅他也没那么醒目聪明，如果换小诸葛白崇禧上阵暗算新四军，我还有一两分相信小诸葛能挖好这个坑。

其三，8万人预设阵地埋伏围攻9000人，还给逃过江3000余人，开什么玩笑？这个数字只能说明两个问题，要么围攻的兵力没有8万，要么突围的人数没有3000。两个数字，请立场各异的人自己选一个。两个数字你都相信？恭喜，那您一定是要求进步、思想纯洁的少先队员，在政治上很有前途，不过我对你智商表示忧虑。

新四军的前卫部队是在攻击前进的命令中，与国民党税警团改编的40师侦搜队相遇火拼起来的。当时天刚麻麻亮，40师没接到新四军路过的通知，还以为自己变成了顽固派，又被新四军突然袭击。恼火之余，立即开枪。而新四军这边却误会是中了埋伏，猛烈还击，双方稀里糊涂的立时打成一锅粥。

被黄桥、曹甸事件剃了眼眉的顾祝同，又接到叶挺来“挑衅”的报告后，顿时抓狂。新四军这几年挂靠在他的单位里，“乞衣挺”除了腆着脸管他这个保定六期的同学敲诈勒索军需弹药之外，一点面子都不给他这个老同学。于是连“军中圣人”的匪号也顾不上了，立即令所属军队驰援泾县。1月6日，国军的增援部队全部到位，把不到一万人的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顾祝同、上官云相两个家伙趁叶挺同学落了单大打出手，一报当年在保定被广东帮群殴之仇。而叶军长的兄弟都在南边带兵，驰援不及，他能不吃亏么？

这也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保定六期广东帮的大佬土匪张，就是不肯通电支持国民党中央的原因之一。在土匪张的逻辑里，除了政治原因，他更愿意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两个北佬打他兄弟一个，而且消灭的还是他的部属。其实他这个人象很多憨老军头一样，对自己过去光荣的历史极度自恋，自作多情地以为四军不论新旧，只要挂了四军这个名字，与他都有一份香火情，在这面旗帜下的兵，都是他的人马。

在粤系的军旗下集结——征集粤系军人史料


也许你的先人，为了四万万同胞有饭食，曾经追随一面光荣的旗帜。

百年前，也许你的先人，为了收拾我中华大地上破碎的山河，听从了一面旗帜召唤。便从山野丛林里走出来，从稻田阡陌中洗脚上田，从书房学堂里翻墙出逃，跟随孙文、陈炯明、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等革命先驱，鼓风潮于庚子，发难于辛亥，怀揣利刃，身藏炸弹，踬踣跌宕，手创共和，黄花碧血，含笑成仁。

在这面旗帜下，也许你的祖辈，只为了来自天际间的一声戎角，便头顶雨笠，脚穿草鞋，紧握一杆低劣的步枪，聚集在邓铿、张发奎、薛岳、蔡廷锴等百粤先烈诸贤的麾下战斗，在祖国宽广辽阔的大地上，忍受了风霜雪雨、饥饿寒冷和疾病的折磨。他那一生中，有说不完东征、北伐与抗战的故事，有数不尽一身光荣的伤疤，他在血肉横飞的战斗中受伤，在炮火连天的恶战中倒下，但他从来没有做过衰仔。为了为了祖国光荣的独立，为了人间遍种自由花，那怕白了少年头，那怕浩然捐生，你先人祖辈报国的心意，永远都象一朵不凋零的鲜花。

他是你的先人祖辈，也是我的乡贤。他们英灵不远，往事可追。朝阳已常照我土，莫忘祖辈曾经鲜血满地。何不将其光荣一生中的书信、日记与遗照，成书一册，于清明还乡割草时，祭于坟前？



附注：

常常感怀于中国的近代革命，风潮起于岭南，发难于武昌。世人谈辛亥谈革命，多言其他行省遗事，而忘我岭表英雄，艰难险巇，踬踣者屡，死事之惨，史书难尽。

先贤的身影已经慢慢淡去，百年之后，英风犹自扑面生寒，让后生晚辈如我者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恨无人会。

本人致力于辛亥至民国时期粤军资料整理与粤系军政名人写传，即将出版《闲谈民国将领之——广东十虎》（文汇出版社），写作时深感原始资料残缺及收集不易，现求书江湖大野，望辛亥以来粤系军政名人之后人亲属，向在下提供最原始的历史田野资料，如书信、日记、自传，遗照，甚至文革初期的交代材料。在下不胜感激，代全体“丢那妈部队”（粤军）向你鞠躬致谢，资料上剩者，原件复制归还后，在下略致薄酬，以表心意。有意替先人祖辈修书作传者，若不嫌区区在下文笔粗拙，可委托不才捉刀铭记，详情另谈。



连阳标统

二零一零年正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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