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报纸上讨论过一个问题：笔墨官司是笔墨打还是法院打；那时我写过一文参加讨论，说，还有第三种方法。举的例是抗战期中，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引论》在报上发表，引起巨大的社会关注，赞许的有，反对的也有，反对的有用笔墨批评攻击的，也有扬言要法律解决的。但是钱先生当时，并没有应战反驳，只是继续自己的工作，很快把《国史大纲》全书完成推出。几十年后，李埏先生一篇回忆纪念文里谈到这件事，他说当年先生说，一篇文章能引起人注意，应当说是好事，，如果文章发出，没有什么反应，那才不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也是正常事，不需要一一回复一一辨明的，还举了王安石劝杜醇的话来说明。王安石他这样说：夫圣与贤，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已矣。不适于义而唯谤是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这样劝杜醇不要太计较别人的谤，不要花很多精力去和别人争个不休。

中华书局近出版《钱穆致徐复观信札》一种，其中有一封信就也谈到这个问题。那是一九五五年的一封信，信中讲到徐先生写了一篇驳殷海光先生的信，钱先生信里这样说“兄驳殷海光一函尚未见到。弟意最好省去此等闲争论，只求在自己一面更深入，更广大，别人的暂置不理，静待第三者来批判。我们必信及社会自有公论一真理，然后才能安身立命。若果信得及此一真理，则真可百世以俟而不惑，又何必急待争辩乎？”就是劝徐先生不要急于去争一日之短长，可以信及社会自有公论这一真理。 。

进一步，钱先生还说道“苟从反面说，则真有索解不得之苦。弟在此教书，亦深感其苦。学生笔记总怕看，看了便减少上堂兴趣，因所讲深处，学生总不领会，便上堂有索然扫兴之心情，只有少看学生笔记，反而觉得自己讲得有精彩”。同样道理，对别人意见与我相异，亦只有置之一旁，不闻不问，此非深闭固拒，能多看古今大著作，自能日有长进，何必理会薄俗妄论乎！ 以上例子，都是说学者对自己的观点和著作，若自有信心，就不必多和别人争辩，乃至可以对他人看法不闻不问，置之一旁。钱先生自己这样做了，还用以劝人。

《钱穆致徐复观信札》此书才出，恐怕不易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