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彼朔方”考证
（四）
古人早就知道“城彼朔方”是建筑长城
宁夏周兴华
周宣王（前827～782年）派大将南仲“城彼朔方”“往城于方”，古代学者早就知道《诗经》的这两句话是去朔方（今宁夏固原及其毗邻的陕甘地带）建筑长城，而不是罗哲文先生解释的是去筑造什么“小城”“城堡”“城邑”“列城”。由于罗哲文的错误解释，中国最早的长城始筑于西周的这一举世辉煌就被埋没了。

古人早就知道“城彼朔方”“往城于方”是建筑长城。《文献通考·四裔考》载：北魏皇兴中（公元467～471年），蠕蠕犯塞，北魏征南将军刁雍给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上表说：“历代为边患者，良由倏忽无常故也。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违逼，难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君王之雄杰，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今宜依故，於六镇之北筑长城。”
刁雍表章中所列举的四代君王防御北狄的战略：
第一代君王是西周的周宣王，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诗经·小雅·出车》）。
第二代君王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赵武灵王，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史记·匈奴列传》）。
第三代君王是秦始皇，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造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史记·匈奴列传》）。
第四代君王是汉武帝，他防御北狄的办法是筑长城，“於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史记·匈奴列传》），“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后汉书·西羌传》）。
北魏征南将军刁雍说周宣王“城彼朔方”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修筑长城都是“皆同此役”，即都是修筑长城。这也就是说，周宣王“城彼朔方”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干得都是修筑长城的工程（“皆同此役”）。所以周宣王“城彼朔方”的含义就是周宣王与赵武灵王、秦始皇、汉武帝一样地修筑了长城。刁雍请求“今宜依故，於六镇之北筑长城，”这里的“故”就是前四代君王修筑长城的“故”，所以，刁雍请求依照前四代君王修筑长城的“故”例，在北魏“六镇之北筑长城”。
《册府元龟·卷990》载：“太和中（公元477年—499年），北魏尚书中书监高闾上表曰：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赵灵、秦始，长城是筑；汉之孝武， 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杰，所以同此役者，非智术之不长，兵众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称天险不可升，地险山川丘陵，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长城之谓欤！” 北魏尚书、中书监高闾与征南将军刁雍的说法完全一样，周宣王“城彼朔方”是指建筑长城（“长城之谓欤！”）。所以，南北朝时期，人们就知道周宣王“城彼朔方”是指在朔方地区筑造了一道长城，而不是罗哲文说的是建筑了一座“小城”“城堡”“城邑”“列城”。
《文献通考·卷二十四下·四裔考》载：“杜氏通典傅奕(555年～639年) 曰：易称王候设险以固其国，筑长城、修障塞，易之设险也。今朔塞上多古长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国分争，国有长城。赵简子起长城以备胡，燕秦亦筑长城以限中外，则长城之作其来远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壍，城全国灭，人归咎焉。”以上引文中“城全国灭”“益理城壍”中的“城”字，其含义即为长城。傅奕是唐初大学者，曾拜唐太史丞，迁太史令。
所以，以上古籍中的“城”字，均与《诗经》“往城于方”“城彼朔方”中的“城”字是同样的用法与含义。因此，“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说周宣王派南仲去北方建筑长城；“天子命我，城彼朔方”，是说周宣王命令我（南仲）去朔方建筑长城（详见周兴华、周晓宇著《从宁夏寻找长城源流》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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