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明末清初是中国文艺辉煌的一段时期，众星璀璨。
能和张岱扳手腕的人物寥若星辰，黄宗羲就是其中一位。

二人是绍兴同乡，年龄相差仅仅13岁。都交友广泛，但似乎没有过交往。
张岱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黄宗羲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两人同处一个时代，从人生经历、政治主张、情志爱好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没有直接交往的记录，但仍值得比较一番。

看张岱撰写的《夜航船》，可知余姚的文化遗脉：“余因想吾八越(指绍兴府八县：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新昌)，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

附——
绍兴是人文荟萃之地，其中，山阴、余姚更是代表。余姚自唐宋以来的进士、状元、杰出人物的数量，高居全国各城市前列，光明朝就有400多名进士，其中不乏严子陵、虞番、虞喜、虞世南、王阳明、谢迁、黄宗羲、朱舜水、邵晋涵、蒋梦麟、余秋雨这样的大家。故有“姚江人物甲天下”和“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美誉，梁启超对余姚的评价极高。
绍兴的历史沿革，可上溯至远古。夏禹治水，勾践复国，口碑传递，家喻户晓。天地钟灵，山川毓秀，非常之境，引来非常之人。秦谪吏民，汉徙强宗，晋移豪族，宋迁士人。政治变革，文治武功，经济繁荣，名士云集。民尚贵士，士重仕途，耕读世家，激励上进，绵延承续，历久不衰。高能为核，众星捧月，师承家教，人才链环。文化积淀，源远流长。书山画海，耳濡目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一代宗师，群伦表率；义行美德，各领风骚。
绍兴历史名人有大禹、勾践、西施、虞姬、文种、范蠡、王充、贺知章、王羲之 陆游、唐宛、朱买臣、王冕、马臻、虞世南、徐渭、陈洪绶、章学诚、赵之谦、王阳明、张岱、黄宗羲、王思任、祁彪佳、曹娥、元稹、蔡元培、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邵力子、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竺可桢、许寿裳、夏眄尊等。

百度简介——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90年左右），初字维城，后字宗子，又字天孙，因著《石匮书》，人称“石公”，于是又字石公，号陶庵，晚号六休居士、蝶庵、古剑老人（一作古剑陶庵老人）、渴旦庐等，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祖籍四川剑门（故其自称“蜀人”），明清之际史学家、文学家，史学方面与谈迁、万斯同、查继佐并称“浙东四大史家”，文学创作方面以小品文见长，以“小品圣手”名世。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年患有痰疾而长住外祖父家养病，除了因聪颖善对而被舅父陶虎溪称为“今之江淹”外，还提出过“若以有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诗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等灼见；在天启年间和崇祯初年则悠游自在，留下大量诗文；崇祯八年（1635年）参加乡试而不第，因而未入仕；明亡后先是避兵灾于剡中，兵灾结束后隐居四明山中，坚守贫困，开始潜心著述，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石匮书》等；康熙四年（1665年）撰写《自为墓志铭》，颇有向死而生之意；后约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约八十四岁，逝后被安葬于山阴项里。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之一黄尊素长子。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其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他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相同点1：张岱和黄宗羲都是心学传人，是徐渭粉丝。
其中，对心学之“再传弟子”徐渭（王阳明——季本、王幾——徐渭）的评价都非常高。
张岱被称作“文长后身”，师法徐渭之金瓶梅，著不朽名著《红楼梦》。
黄宗羲则作诗评价徐渭“既无中郎岂肯坠”。


文长宗子二则——
琅嬛诗集自序
张岱
余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喜文长之中郎诗。文长、中郎以前无学也。后喜钟谭诗，复欲学運诗，而鹿鹿无暇，伯敬、友夏虽好之，而未及学也。张毅孺好钟谭者也，以钟谭手眼选明诗，遂以钟谭手眼选余之好钟谭而不及学钟谭之明诗，其去取故有在也。
张毅需言余诗酷似文长，以其似文长者姑置之，而选及余之稍似钟谭者。余乃始自悔，举向所为似文长者悉烧之，而涤骨刮肠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乃问所为学钟谭者，又复不似。盖语出胞胎，即略有改移，亦不过头面，而求其骨格，则仍一文长也。余于是知人之诗文如天生草木花卉，其色之红黄、瓣之疏密，如印板一一印出，无纤毫稍错。世人即以他木接之，虽形状少异，其六不能尽改也。余既取其似文长者而烧之矣，今又取其稍似钟谭而终似文长者又烧之，则余诗无不当烧者矣。余今乃大悟，简余所欲烧而不及烧者悉存之，得若干首，钞付儿辈，使儿辈知其父少年亦曾学诗，亦曾学文长之诗，亦曾烧诗之似文长者，而今又复存其似文长之诗。存其似者，则存其似文长之宗子；存其似之者，则并存其宗子所似之文长矣。宗子存而文长不得存，宗子文长存而烧文长，文长之毅需，亦不得不存矣。
向年余老友吴系曾梦文长，说余是其后身，此来专为收其佚稿。及余选佚稿，而其所刻诸诗，实不及文长以前所刻之诗，则是文长生前已遂不及文长矣。今日举不及文长之文长，乃欲以笼络不必学文长而似文长之宗子，则宗子肯复受哉？古人日：“我与我周旋久，则宁学我。”
甲午八月望日，陶庵老人张岱书于快园之渴旦庐。

柱铭抄自序
昔人未有以柱对传者，传之，自文长始。昔人未有以柱对专而刻之文集者，刻之，自余刻文长之《逸稿》始。自《逸稿》刻柱对，而越之文人竞作柱对。然越之文人之竟作柱对，未作时先有一文长横据于其胸中，既作时，又有一文长遮盖于其面上。故用学问者多失之板实，用俚语者多失之轻佻。文人之学文长者，实多为文长所误；然学文长而全学文长之恶套者；则文长又为学文长者所误。
余故学文长而不及文长，今又不敢复学文长，则伥伥乎，其可适从耶？我越中崛强，断不学文长一字者，惟鸿宝倪太史。而倪太史之柱对有妙过文长者，而寥寥数对，惜其不及文长之多。则余之学文长而不及文长者，又何取乎其多过文长耶？乃友人不以宗子为不及文长，而欲效宗子之刻文长，每取文长以夸称宗子。余自知地步远甚，其比拟故不得其伦，即使予果似文长乃使人曰“文长之后，复有文长”，则又何贵于有宗子也？余且无面目见鸿宝太史，何况后之文人。
评:张岱的人生感悟是:我学我，强调自出手眼。红楼梦贾宝玉的作文法则是自出手眼，不落窠臼。
学习徐渭，学得再像，也只能是一个亦步亦趋没有主见的人。张岱超越了徐渭，所以红楼梦才能超越金瓶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青藤歌
黄宗羲
文长曾自号青藤，青藤今在城隅处。
离奇轮囷岁月长，犹见当年读书意。
忆昔元美主文盟，一捧珠盘同受记。
七子五子广且续，不放他人一头地。
踽踽穷巷一老生，倔强不肯从世议。
破帽青衫拜孝陵，科名艺苑皆失位。
叔考院本供排场，伯良红闺咏丽事。
弟子亦可长黄池，不救师门之憔悴。
岂知文章有定价，未及百年见真伪。
光芒夜半惊鬼神，即无中郎岂肯坠？
余尝山行入深谷，如此青藤亦累累。
此藤苟不遇文长，篱落粪土谁人视？
斯世乃忍弃文长，文长不忍一藤弃。
吾友胜吉加护持，还见文章如昔比。

相同点2:张岱和黄宗羲都是汤显祖和王羲之的粉丝。

二人喜欢牡丹亭:
黄宗羲的牡丹情——
听唱《牡丹亭》（丙寅八月十八）
黄宗羲
作者以诗论曲，评论汤显祖的《牡丹亭》，涉及该剧的艺术构思、人物、语言、音乐等方面，对这艺术杰作备加赞赏。诗句华美绮丽，在黄氏作品
守别具一格。

掩窗试按牡丹亭，不比红牙闹残伶。
莺隔花间还历历，蕉抽雪底自惺惺。
远山时阁三更雨，冷骨难销一线灵。
都为情深每入破，等闲难与俗人听。

关上窗试按《牡丹亭》，
不比牙板声中闹贱伶。
莺隔花间还啼声呖呖，
蕉抽雪底仍自惜惺惺。
蹙眉时时滴下三更泪，
冷骨往往难销一线灵。
都为了情深每入破，
等闲难让俗人来聆听。


张岱的临川情——
说起临川，众所周知有临川四梦。临川笔，联系着王羲之、谢灵运、王勃、汤显祖等先贤。张岱心中认为自己是笔仙授临川笔仙丹而诞生的。难怪宗子笔携风霜。
逍遥楼
张岱
先君言，乩仙供余家寿芝楼，悬笔挂壁间，有事辄自动，扶下书之，有奇验。娠祈子，病祈药，赐丹，诏取某处，立应。先君祈嗣，诏取丹于某簏临川笔内，簏失钥闭久，先君简视之，横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即娠余。
张岱的父亲曾经对张岱说，扶乩的仙人像被供奉在他们家的寿芝楼，把笔挂在墙壁上，有事的时候那笔就自己动开了，如果拿起笔来写字，事情都极准。怀孕了祈求生子，生病了祈求良药，请求赐予丹药，说是到某地去取，马上应验。张岱的父亲也曾求子，回答说到某个箱子的临川笔中去取丹药。那个箱子因为丢失了钥匙被关闭很久了，张岱的父亲打开检视，果然发现一粒丹药。张岱母亲吃过后，就怀了张岱。

游鱼啖花影次曹峨雪韵 （其十）
张岱
应该是这些波臣去吃食吧，就像红尘中的一骑快马带着荔枝跑过。一切到头来，衣食反而成为心累，而那些繁华也是过眼即空。一片秋水中，芙蓉轻轻地冒上岸来，傍晚烟云中弱弱的杨柳临风而立。人间的兴与废都是闲事，愿意告别风波来向茧翁汤显祖学习。


二人崇敬王羲之:
黄宗羲的兰亭情结——
九日寻古兰亭
黄宗羲
本诗系怀古之作。作者于康熙二十七年重阳寻访古兰亭，缅怀王羲之，对他的道德文章十分崇敬，对他的不幸遭遇满怀同情，诗中渲染兰亭荒凉的景象，直叙羲之功业未就，文章不入《文选》等，并由此发抒感慨。
古兰亭在崇山下，去今亭里许，有华表，为万历间徐贞明所立，虽垦之成田，流觞之迹犹在。余重九登高于此，士人张敬吾导之，始得其地。
来寻内史流觞地，重九何如上巳游。
禾黍虽然吞古迹，茂林依旧叫钩辀。
文章不入昭明选，功业空为殷浩谋。
从古英雄多袖手，流传恨事与千秋。
古兰亭在崇山脚下，离现在的兰亭约有一里路，有华表，是万历年间徐贞明所建立，虽然巳被开垦成田，流觞的遺迹还在。我于重九日在这里登高，当地人张敬吾作向导，才找到这地方。
来寻找内史流觞之地，
重九登高怎可比上已之游。
禾黍虽然已吞没古迹，
茂林依旧有叫声钩辀。
文章没有被昭昉所选，
功业空为失败的殷浩谋。
从古以来英雄多袖手，
恨事流传付之千秋。

张岱的兰亭情——
癸丑暮春兰亭后集寻得旧址有作
其一：每到癸丑这一年的时候，总会想到永和年间的事。荒草把兰蕙都埋住了，青山之中杜鹃在悲泣。墨花不再重发了，只有曲水空自在那儿回旋。放眼看去，一切都让人感慨，这种感情就像过往时代的圣贤一样。
其二：新亭那里的事就像儿戏，越华丽越显得荒凉。把田中的水曲折地引过来，蛮夷之人打开了邮表疆（田间茅屋名邮表畴）。两个池塘隔着牛背一样的山，有一条羊肠路相通。修禊的时候车马很多，谁来在道边休息呢？
其三：王羲之是百代人士，选择地方怎么会茫然呢？修长的竹子应该会有种子留下，高山难道就变成烟了吗？登上山巅看气色，沿着山岫听水声潺潺的声音。鳞次栉比的建筑中寻找遗址，吃惊地看到别有一番天地。
其四：兰亭是美丽的胜地，真的近于天章。溪水流淌，曲水还在，山崖宽阔。按图索骥，景色就要活过来了，读到相关记述，高兴地发狂。哪里料到渔人到了之后，桃源就在路边。

古兰亭辨
张岱
会稽佳山水，甲于天下，而霞蔚云蒸，尤聚于山阴道上。故随足所至，皆胜地名山。王右军ト居兹土，于千岩万壑中独取兰亭一席地，其景物风华，定当妙绝千古。且余少时见兰亭墨刻，岩峦奇峭，亭榭巍峨，曲水流觞，浴鹅涤砚，开卷视之
不禁神往。
万历癸丑，余年十七，以是岁为右军修禊之年，拉伴往游。及至天章寺左，颓基荒砌，云是兰亭旧址。余伫立观望，竹石溪山，毫无足取，与图中景象相去天渊。大失所望，哽咽久之。故凡方外游人欲到兰亭者，必多方阻之，以为兰亭藏拙。因此裹足不到又六十年所矣。
今年又值癸丑。自永和至今，凡二十二癸丑，余两际之不胜欣幸。因檄同志，于三月上已会于兰亭，仿古修禊。是日天气晴和，偕吾弟登子，轻身济胜，陟岭登岩。坐天章方丈，寻览古碑。始知旧日兰亭与天章古寺，元末火焚，基址尽失。今之所谓兰亭者，乃永乐二十七年郡伯沈公择地建造。因其地有二池，乃构亭其上，甃石为沟，引田水灌入，摹仿曲水流觞尤为儿戏。盖此地撇却崇山，推开修竹，制度椎朴，景色荒凉，不过田畴中一邮表畷耳！且地方湫隘，亭榭卑污，兰亭图上四十二人大会于此，舆马冠盖，驺从多人，黑子弹丸，于何驻足？其为影射，不问可知。寺僧言此原非故址，半里外尚有古兰亭焉。余与登子乱踏荆棘，急往视之。及至其地，偏颇僻仄，愈不足观。傍有石门，勒“古兰亭”三字。余细视之，乃是入兰亭之古道，盖路也，而非亭也。还至方丈，复检阅吏部碑文，言万历三年，西蜀刘见嵩、王松屏诸公，得地于崇山之麓，溯流曲折，稍存永和之旧。捐金若干，委寺僧修葺。有亭翼然，匾曰“兰亭遗迹”。后建厅事五间以供宴会。曾不多时，寺复摧残，亭亦旋废，其基址亦无所考矣。
余谓登子日：“右军，文人也，韵人也，其所定亭址必有可观。盍于荒草丛木中栉比寻之？”乃于天章寺之前得一平壤，右军所谓“祟山峻岭”者有之，所谓“清流激湍”者有之，所谓“茂林修竹”者有之。山如屏环，水皆曲抱。登子招手呼日：“是矣是矣。”乃席地铺毡，解衣盘礴，幽赏许久，日晡方归。余谓兰亭古迹，埋没千年，一如《兰亭》真本，辨才死守什袭藏之，不许人见。后被萧翼赚出，走至半途，袖中偷看遍地花开。此是寺中故典。余急欲于此地建一草亭，还其故址。为兰亭吐气，一为右军解嘲，亦犹梁上《兰亭》，被余、登子等闲赚出之也。亭名“墨花”，窃附萧翼。

王右军
张岱
此诗述王羲之。张岱认为王羲之是晋代风流的代表人物，然后重点说他兰亭修禊的事情。“笔飞在空，鹅浴于水”，既说明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又说明王羲之爱鹅之事。“丝竹山川，终以情死”，正是对山川的热爱，造成了王羲之过于深情而死。张岱应该有自况的意思在里面。

墨池
梅福在南昌县，水竹幽蔚，王右军典临川郡日，每过此盘礡不能去，因号墨池。先是，福种莲花池中，叹曰：“生为我酷，身为我梏，形为我辱，妻为我毒。”遂弃妻，入洪厓山。

张氏声伎
谢太傅不畜声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军曰：“老年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曰“解”，曰“觉”，古人用字深确。盖声音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则自不能已，一觉则自不能禁也。
读《张氏声伎》
张岱谈起关于戏班的典故，提到了谢安和王羲之。谢安不蓄声伎，在于“畏解”；王羲之则怕晚辈“觉”。张岱觉得，声音之道最能直入人心，最是左右心情，摇曳神智，一解，一觉，就不能自己控制自己了。他们张家，以前是没有声伎的。只是到了他祖父的时候，才与交往的若干名士一起置办，对于张家来说，这就是破天荒了。其中有“可餐班”，有“武陵班”，有“梯仙班”，有“吴郡班”，有“苏小小班”，还有他族弟张平子的“茂苑班”，每个班里都有支撑戏班的台柱子若干人。正是因为拥有了戏班，作为主人的张家人对戏曲角色行当演技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都成了内行；而戏子们的演技也是越来越精，越来越奇。张岱自叙，他活了半百，曾经看到戏子们年青的变成了年老的，年老了退休后又有了年青的，而这样年青的又渐渐变老，戏班的人员前后有过五次更换。五十多岁的张岱回看自己，自己也是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了。不过，他鉴别戏曲好坏的眼光还在。只是回首昨日，颇有山中人从海上归来的世事沧桑之感。

红楼梦片段:
黛玉见宝玉去了，听见众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外，只听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虽未留心去听，偶然两句吹到耳朵内，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来是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步侧耳细听。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再听时，恰唱到：“只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评:张岱把家里的戏班挪到红楼梦里了。俺猜测一下，张家戏班一定排练演唱过汤显祖的牡丹亭。

相同点3:张岱和黄宗羲都是柳敬亭的听众。

二人的传记一个是特写，一个是纵览。一个灵动活现，有现代文的风格；一个正统端庄，有传统的精髓。各有千秋。
黄宗羲对吴梅村的柳敬亭传不满意，认为是倒却文章家架子，失轻重,使后生知文章体式。很显然，黄宗羲看到了吴梅村的柳敬亭传，而且不满意。至于是否看到过张岱的柳敬亭传，不得而知。至于吴梅村，也非泛泛之辈。还有不少人支持他是红楼梦的作者呢。其水平也可见一斑。其代表作《圆圆曲》很有水平。

柳敬亭说书
张岱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槃，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勃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倾耳听之，彼方掉舌。稍见下人呫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齚舌死也。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柳敬亭传
黄宗羲
余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①，当时演史小说者数十人。自此以来，其姓名不可得闻。乃近年共称柳敬亭之说书。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本姓曹。年十五，犷悍无赖，犯法当死，变姓柳，之盱眙市中为人说书，已能倾动其市人。久之，过江，云间有儒生莫后光见之，曰：“此子机变，可使以其技鸣。”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句性情，习方俗，如优孟②摇头而歌，而后可以得志。”敬亭退而凝神定气，简练揣摩，期月而诣莫生。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欢咍嗢噱矣。”又期月，生曰：“子之说，能使人慷慨涕泣矣。”又期月，生喟然曰：“子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使人之性情不能自主，盖进乎技矣。”由是之扬，之杭，之金陵，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宁南南下，皖帅欲结欢宁南，致敬亭于幕府。宁南以为相见之晚，使参机密。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宁南不知书，所有文檄，幕下儒生设意修词，援古证今，极力为之，宁南皆不悦。而敬亭耳剽口熟，从委巷活套中来者，无不与宁南意合。尝奉命至金陵，是时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其市井小人昔与敬亭尔汝者，从道旁私语：“此故吾侪同说书者也，今富贵若此！”
亡何国变，宁南死。敬亭丧失其资略尽，贫困如故时，始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身亲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
注：①《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记》：两部宋人笔记。②优孟：楚国的老歌舞艺人，善于讽谏。

我读了《东京梦华录》和《武林旧事记》两部宋人笔记，（知道）两宋说书艺人多达数十人。从那以后，说书艺人的姓名，就不为人们所知了。只是近几年来，人们才异口同声称赞柳敬亭的说书技艺。
柳敬亭是扬州府泰州人，原姓曹。十五岁时，（因为）蛮横凶悍，刁钻不讲道理，触犯刑法，应当处死刑，（因此他）改姓柳，逃到盱眙城里，给人们说书。那时（他说书）已经能使市民佩服、感动。很久以后，到了江南，松江府有个叫莫后光的读书人见了他，说：“这人机智灵活，可以帮助他，用他的演技出名。”于是对柳敬亭说：“说书虽是低微的技艺，但也必须勾画出（故事中人物的）性格情态，熟悉各地方的风土人情。要象春秋时楚国优孟那样以隐言和唱歌讽谏，而后才能达到目的。”柳敬亭回到家里，聚精会神，专心致志，用心练习，反复推求。过去一个月，（他）前往莫后光处，莫（对他）说：“你说书，能够使人欢乐喜悦，大笑不止了。”又过了一个月，莫（对他）说：“你说书，能使人感慨悲叹，痛哭流涕了。”又过了一个月，莫后光不禁赞叹地说：“你说书，还没有开口，哀伤、欢乐的感情就先表现出来了，使听众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你）说书的技艺达到了精妙的程度。”于是柳敬亭就到扬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去说书），名声显扬于达宫贵人之中。在豪华大厅的盛大集会之上，在悠闲亭榭的独坐之中，（人们）争着请柳敬亭表演他的技艺，没有不从内心感到满足，说他演得好的。
宁南侯左良玉渡江南下时，安徽提督社宏域想结交左良玉，介绍柳敬亭到（左良玉的）府署。左良玉惋惜与柳敬亭相见太晚，让柳敬亭参与决定重要秘密军务。军中官员也不敢以说书人的身份来看待柳敬亭。左良玉没有读过书，所有公文，都是部下文人立意谋篇，炼字炼句，引古证今，努力写成，（可是）左良玉都不满意。而柳敬亭耳朵经常听到的，口里经常说的，从僻陋里巷俗语常谈中得来的，倒没有不合左良玉之意的。（柳敬亭）曾奉命到南京，当时南明朝中群臣都敬畏左良玉，听说他派人来，上下没有谁不以恭敬之礼接待（他），宰相以下的官吏都让柳敬亭坐在向南的尊位上，称呼他柳将军，柳敬亭也没有什么不安的表现。那些街市上往日和柳敬亭很亲近互称你我的市民，在路边私下说：“这人是过去和我们一起说书的，如今他竟这样飞黄腾达了！”
不久，南明朝庭覆灭，左良玉也死了。柳敬亭的资财差不多花光，又象昔日一样贫困，于是又开始走上街头，重操旧业。柳敬亭既然在军队里的时间很长，那些蛮横狡诈、不守法纪的人，杀人犯法、改名换姓、逃亡在外的人，流离失所、悲欢离合、国破家亡的事，（他）都亲眼见过，而且各地的方言，大众的爱好和崇尚，都是他所熟悉的。（因此他）每讲一词一语，让人听起来，有的象刀枪剑戟碰撞，带甲骑兵突然冲出，飒飒作响，腾空而起；有的象狂风怒号，苦雨泣诉；有的象鸟鹊悲鸣，群兽惊骇，使人立即产生亡国之恨，听不清伴奏的乐声。（他的艺术造诣）已大大超过了莫后光所说的那种境界了。

附——
明末清初，在江南一带，有一个著名的说书人，柳敬亭，人称“柳麻子”，一个井市之间的说唱艺人，却在那个时代很多文豪为其立传，周容，张岱等都有专门为其写过传记体文章，孔尚任在《桃花扇》中也其机智，勇敢与侠义的民族主义意味内容描写。因此柳麻子的故事，常见于明末清初的笔记小说中。
吴梅村的《柳敬亭传》——
其文还被涨潮收录在其编篡的《虞初新志》。其文如此：
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盖曹姓。年十五，犷猂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挟稗官一册，非所习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则已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缘手尽。有老人，日为醵百钱，从寄食。久之，过江，休大柳下，生攀条泫然。已抚其树，顾同行数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闻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
后二十年，金陵有善谈论柳生，衣冠怀之，辐辏门，车常接毂，所到坐中皆惊。有识之者，曰：“此固向年过江时休树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后江湖间者，广陵张樵、陈思，姑苏吴逸，与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独以能著。或问生何师，生曰：“吾无师也。吾之师乃儒者云间莫君后光。”莫君言之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绎之欲其安，进而止之欲其留，整而归之欲其洁。非天下至精者，其孰与于斯矣？”柳生乃退就舍，养气定词，审音辨物，以为揣摩。期月而后请莫君。莫君曰：“子之说未也。闻子说者，欢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之说几矣。闻子说者，危坐变色，毛发尽悚，舌桥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见惊起曰：“子得之矣！目之所视、手之所倚，足之所跂，言未发而哀乐具乎其前，此说之全矣！”于是听者傥然若有见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虽以行天下莫能难也！”
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所至与其豪长者相结，人人昵就生。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通显，敖弄无所诎。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淡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
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侨金陵者万家。大司马吴桥范公，以本兵开府，名好士；相国何文瑞，阖门避造请。两家引生为上客。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竟亲见之乎！”生闻其语慨然。属与吴人张燕筑、沈公宪俱。张、沈以歌，生以谈。三人者，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
未几而有左兵之事。左兵者，宁南伯良玉军。噪而南，寻奉诏守楚，驻皖城待发。守皖者，杜将军弘域，于生为故人。宁南尝奏酒，思得一异客，杜既已泄之矣。会两人用军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进之，左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用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居数日，左沉吟不乐，熟视生曰：“生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将军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将军不敢以专也。生请衔命矣。”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斩数人，乃定。
左幕府多儒生，所为文檄，不甚中窾会。生故不知书，口画便宜辄合。左起卒伍，少孤贫，与母相失，请貤封，不能得其姓，泪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闻天子赐姓事乎？此吾说书中故实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为知古今、识大体矣。
阮司马怀宁，生旧识也，与左郄而新用事。生还南中，请左曰：“见阮云何？”左无文书，即令口报阮，以捐弃故嫌，图国事于司马也。生归，对如宁南旨，且约结还报。及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后果如其虑焉。
左丧过龙江关，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则其爱将陈秀也。秀尝有急，生活之。具为予言救秀状。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榰梧，乃设之以事曰：“今日饮酒不乐，君侯有奇物玩好，请一观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画己像二，其一“关陇破贼图”也，揽镜自照，叹曰：“良玉，天下健儿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贼后，将入山，此图所以志也。”见衲而杖者数童子，从其负瓢笠，且近，则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为谁，左语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负恩当死，顾君侯以亲信，即入山且令相从，而杀之，即此图为不全矣！”左颔之。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
初，生从武昌归，以客将新道军所来，朝贵皆倾动；顾自安旧节，起居故人无所改。逮江上之变，生所携及留军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贫困而意气自如。或问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藁卧，屝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此。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乃复来吴中，每被酒，常为人说故宁南时事，则欷歔洒泣。既在军中久，其所谈益习，而无聊不平之气无所用，益发之于书，故晚节尤进云o
旧史氏曰：予从金陵识柳生。同时有杨生季蘅，故医也，亦客于左，奏摄武昌守，拜为真。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杨今去官，仍故业，在南中亦纵横士，与予善。
[张山来曰：戊申之冬，予于金陵友人席间与柳生同饮。予初不识柳生，询之同侪，或曰：“此即《梅村集》中所谓柳某者是也。”滑稽善谈，风生四座，惜未聆其说稗官家言为恨。今读此传，可以想见其掀髯鼓掌时也。](《虞初新志·柳敬亭传·吴梅村》)

由于吴梅村把《柳敬亭传》写得像小说，觉得这样的立传，简直是坏了规矩，不但体例有悖传统，更多是觉得吴梅村不必为一个卑微井市之人挥毫泼墨，于是自己也写了一篇《柳敬亭传》，意欲作为范本，让后世人写传记，不要随便夸张或拔高。
类似黄宗羲眼光，王世禛也对柳敬亭表示不过如此的态度。他在《分甘余话》卷二中列了“柳敬亭”一款，其文为： 左良玉自武昌称兵东下，破九江、安庆诸属邑，杀掠甚于流贼，东林诸公快其以讨马、阮为名，而并讳其作贼。左幕下有柳敬亭、苏昆生者，一善说评话，一善度曲，良玉死，二人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遗老，左袒良玉者，赋诗张之，且为作传。余曾识柳于金陵，试其技，与市井之辈无异，而所至逢迎恐后，预为设几焚香，瀹介片，置壶一、杯一；比至，径踞右席，说评话才一段而止，人亦不复强之也。爱及屋上之乌，憎及储胥，噫，亦愚矣！

张岱的柳敬亭与黄宗羲的柳敬亭，分别代表了现代和传统的文学手法。但共同点都是实事求是。不像吴梅村的小说虚构化，即不搞无中生有。

从《柳敬亭说书》谈起
作者 : 崔逸飞
《柳敬亭说书》一文收录在苏教版高中语文辅助教材《传记选读》中，它选自张岱的《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一文在中国文学史中是以小品文的身份出现的。小品一说，与今之流行的综艺形式大不相同。明代王纳谏在《叙苏长公小品》中提及“小品”一词时认为：“人于万物，大者取大，小者取小。诗文亦然……余读古文辞诸舂容大篇者，辙览弗竞去之。噫嘻，此小品之所辑也！，，故而，“小品”的概念是与古人庄重古板的“高文大册”相对立的。
故而《柳敬亭说书》一文篇幅短小，用词凝练，却情趣盎然。张岱单单浓墨勾勒了柳敬亭说书的精彩场景，便足令人啧啧称奇。《柳敬亭说书》一文被《传记选读》收录，实际上并非志人，而仅仅是截取了柳敬亭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瞬间，与柳敬亭传奇的一生相比可谓芥子微尘。根据清初黄宗羲《柳敬亭传》中所言，柳敬亭生活的时代背景是明末，正是明朝将灭未灭、世事动荡乱离之时。故而本为泰州“犷悍无赖”的曹敬亭，十五岁失手杀人后，改换姓氏，流寓金陵。为宁南伯左良玉赏识，纳入军中为职。左良玉战死后，柳敬亭又重回南京，依旧说书为业。
与一般游走江湖的卖艺人不同，柳敬亭的军旅经历已经让他被明末金陵一代文人士子接纳，柳麻子说书固然精彩，但其声名离不开士族阶层的提携。例如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就曾赠诗于他：“忆昔孤军鄂渚秋，武昌城外战云愁。如今衰白谁相问，独对西风哭故侯。”冒襄在诗后注解为“赠敬亭，并吊宁南，可作羽声歌之”。
而名噪一时的大儒钱谦益更有《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此诗讲述了柳敬亭感左良玉知遇之恩，在其死后，柳敬亭作画纪念之事。所谓“白衣残客哭江天，画象提携诉九泉。舌端有锷肠堪断，泣下无珠血可怜。柳生柳生吾语尔：欲报恩门仗牙齿。凭将玉帐三年事，编作金陀一家史。此时笑噱比传奇，他日应同汗竹垂。从来百战青磷血，不博三条红烛词。千载沉埋国史传，院本弹词万人羡。盲翁负鼓赵家庄，宁南重为开生面”。盖因柳敬亭浪迹金陵时，正是中原战乱，大批士族官绅南下避难之时。吴梅村的《柳敬亭传》较黄宗羲之文对此记载更为详细：“当是时，士大夫避寇南下，乔金陵者万家。”而这些避难的士大夫，因柳敬亭所说多为“豪滑大侠草泽亡命”的其人其事，加上柳敬亭本身多慷慨悲歌之气，谈吐进退无一不当，故而常有知音之赏。而柳敬亭少年豪侠，故而在左良玉军中，也并非总以口舌逞能。如吴梅村记载，他曾为了调停杜弘域军与左良玉军的矛盾，单人独骑至杜氏军营中斩杀数人。这就不是一般江湖艺人或者文人幕僚可以完成的工作。
左良玉死后，柳敬亭重回草莽之身，立志反清的气节，又被当时遗民文人激赏。明清易代之际，当许多士子文人犹在仕清还是殉明的泥淖中徘徊不定时，柳敬亭却丝毫不介意生计落魄，俨然是“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写照。只是柳敬亭死后，一贫如洗乃至无钱下葬，钱谦益的《为柳敬亭募葬地疏》就是为他筹钱购买归葬地而作。这也是钱谦益位列贰臣、毁誉交加的矛盾之处：一方面他出仕清朝，在民族气节上甚至不如爱妾柳如是；另一方面又愿意积极利用自己的声望，为那些因为守节不仕的遗民隐士筹划募款，雪中送炭。如此作为又当值得人们重视。
实际上，人生立场的复杂并非钱谦益一人独有。柳敬亭本人亦然。他的人生伯乐左良玉曾在崇祯元年参与宁远兵变，袁崇焕赶至宁远镇压叛乱后，左良玉被撤职，只因崇祯朝局动荡，才被重新启用，于崇祯十七年（1644）封宁南伯。崇祯帝死后，左良玉加入南明朝廷，弘光元年举兵传檄马士英，兵败而亡，其子左梦庚率军投降清廷。而柳敬亭在左良玉帐下任职期间，曾为其引荐阿附阉党、谗害士子、与马士英狼狈为奸的阮大铖。可见与柳敬亭往来交游者，除了左良玉、钱谦益这样毁誉参半的人物，还有阮大铖这样声名狼藉、德行不堪之徒。盖因柳敬亭本为江湖客，三教九流，权贵士族，都在他的交友范围内。而阮大铖本就有一定艺术造诣，寓居南京时，阮府中的歌伎班子就极为有名。《桃花扇》中就描写了复社众士子们先邀阮家乐班演出，借阮家伶人之面，将怒斥阮大铖的事实展露无疑。而柳敬亭本为说书人，故而与阮大铖的往来，也是情有可原。
“咄汝青衫叟。阅浮生繁花萧瑟，白衣苍狗。六代风流归抵掌，舌下涛飞山走。似易水歌声听久。试问于今真姓氏，但回头笑指芜城柳。休暂住，谭天口。当年处仲东来后。断江流、楼船铁锁，落星如斗。七十九年尘土梦，才向青门沽酒。更谁是、嘉荣旧友。天宝琵琶宫监在，诉江潭、憔悴人知否？今昔恨，一搔首。”在曹贞吉写给柳敬亭的《贺新郎》一词中，千古兴亡事，但教后人说的意绪展露无疑。明末的局势风云诡谲，故而无论是甘于贫贱的隐士遗民，还是再入仕途的贰臣降将，都有些许难言之隐。贫贱不能移者，必须面对家族的没落、学术的失传。而耽于富贵者，虽衣食无虞，却饱受良心的折磨与道德上的痛苦。今日是，明日非，应该说，正是这样的乱世既带给柳敬亭这样的小人物诸多不幸，却也成就了他创造一番奇遇、留下一段传奇的人生际遇。

柳敬亭，这个人物实在不简单。众多名士都为他作传留诗，实在是一个红人了。
这种走红，也可以说是众人捧起来的。比如张岱、吴梅村、冒辟疆等等，这几位可都是红楼梦的候选作者啊。
但是对柳敬亭这种人，即使说书水平再高，也无需拔高神话他的其他方面——

柳敬亭的人生伯乐左良玉，曾在崇祯元年参与宁远兵变，袁崇焕赶至宁远镇压叛乱后，左良玉被撤职，只因崇祯朝局动荡，才被重新启用，于崇祯十七年（1644）封宁南伯。崇祯帝死后，左良玉加入南明朝廷，弘光元年举兵传檄马士英，兵败而亡，其子左梦庚率军投降清廷。而柳敬亭在左良玉帐下任职期间，曾为其引荐阿附阉党、谗害士子、与马士英狼狈为奸的阮大铖。可见与柳敬亭往来交游者，除了左良玉、钱谦益这样毁誉参半的人物，还有阮大铖这样声名狼藉、德行不堪之徒。盖因柳敬亭本为江湖客，三教九流，权贵士族，都在他的交友范围内。

相同点4:张岱和黄宗羲都有民族气节。

这是二人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张岱的《石匮书》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痛心于“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于是决心修史，还历史本来面目。在明末清初遗民“爱红”、“恋朱”、“忆明”的普遍情结中，张岱堪称其中典型。

黄宗羲父黄尊素，东林党中重要人物，因揭露魏忠贤罪恶，为阉党诬陷，冤死狱中。黄宗羲深受家庭影响，重气节，轻生死，严操守，辨是非，磨砺风节，疾恶如仇；反对宦官和权贵，成为东林子弟的著名领袖。清兵南下,黄宗羲组织同志,起兵抗击，不利，走入四明山，结寨自固，又依鲁王于海上。抗清斗争失败后，从事著述。他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的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清廷多次企图罗致他，威逼利诱，终不为所动，坚不赴征，表现了坚定的民族气节。他为保存史料而编选的《明文海》，600卷，未及刊行。
甲午之变后，黄宗羲高扬民族气节，投身于武装抗清的斗争，并表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黄宗羲以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


张岱有可能是《红楼梦》的真正作者

一、此“曹雪芹”非彼“曹雪芹”
要推翻《红楼梦》为曹寅家族人所写的论断，就必须要证明在清人笔记中流传的作《红楼梦》的“曹雪芹”并不是曹寅家族的“曹雪芹”。
历史上最先明确记载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的是永忠，他在1768年写了一篇《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明义在《题<红楼梦>组诗》中说到“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知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他这个记载后来被袁枚引用。后来的裕瑞在《枣窗闲笔》中也写有关于《红楼梦》及曹雪芹之事，据他自己说源于他的前辈姻戚，包括明义、墨香等人。如此看来，从永忠、明义、袁枚再到裕瑞，他们的信息来源基本是同源的，就是来自“墨香”其人。而据红学家考证，墨香是乾隆年间敦敏、敦诚兄弟的叔父，敦氏兄弟在笔记中记载了他们和“曹雪芹”交往的事情，但却从未记载过“曹雪芹”撰写《红楼梦》之事，这就很奇怪了，按说《红楼梦》一书应当是这个“曹雪芹”最大的成就，敦氏兄弟与曹雪芹有一定交情，却闭口不谈此事。
更奇怪的是，在高鹗与程伟元于1791年排印《绣像红楼梦》时，却在序中写道：“《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可见，高鹗、程伟元所依据的信息，似乎与永忠等人并不一致。而且他们所依据的版本，也并非现存最早的甲戌本（1754年脂批版），因为在他们刊印的《红楼梦》中并无丝毫提起脂砚斋、畸笏叟批语。
永忠、明义等人言之凿凿，认为曹家有个“曹雪芹”，可曹家家谱和关于曹家的历史记载上却明确查无此人。在曹家家族中，唯一符合敦氏兄弟记载的“曹雪芹”年龄的，就是曹寅的孙子曹天佑。但曹天佑不可能是“曹雪芹”，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五庆堂辽东曹氏总谱》记载，曹天佑在乾隆九年（1744年）“现任州同”，也就是说乾隆初年曹天佑乃有明确记载的清廷官员，但“曹雪芹”的生前好友们却没有一个记载他任过何种官职，反而是说他“以老贡生槁死牖下”，也就是说到死都是个贡生，未曾出任任何官职。再者，众所周知，曹寅家族败落于雍正五年（1727年），彼时曹天佑只有12-13岁，年龄这么小，如何能够清晰记得家族繁华？又哪来的那么多“秦淮风月”？
有人认为，脂批可以证明“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但却无法考据出“曹雪芹”有个叫“棠村”的弟弟。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认为的“脂砚斋批语”，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脂砚斋”所加，也不是一个时期的批语。涉及“芹溪”的批语都是真正的“脂砚斋”所为，批语时间在康熙中期；而涉及“雪芹”的批语，则是与“曹雪芹”同时的一个不知名的批书者所为，批语的时间在乾隆中期。因此，“芹溪”和“雪芹”并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涉及“芹溪”的批语一般都同《红楼梦》创作素材有关，暗示书中描写内容是“芹溪”的真实生活经历，而涉及“雪芹”的批语，一般只同该书的修改、增删有关，基本没有把“雪芹”的生活经历与书中内容加以比附的批语。
综上所述，《红楼梦》书中的“曹雪芹”，敦氏兄弟记载的“曹雪芹”，和曹家的曹天佑，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书中的“曹雪芹”，乃是该书的“批阅增删”者，也即编辑者、修改者，而根据脂批来看，不能排除他是作者之一的可能性。敦氏兄弟所记载的“曹雪芹”，则应该只是传抄者。至于曹家的曹天佑，则和《红楼梦》毫无关系。
所谓“曹雪芹”即“抄写勤”之谐音，这位“曹雪芹”丝毫没有将《红楼梦》据为己有之意，而是在序言中非常明白的告诉世人，他只是“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奈何世人硬要将原作者之名安给他，还说他是为了隐藏身份而“故弄玄虚”，可这根本说不通，“曹雪芹”既然要隐藏身份，又何苦虚构出石头兄、空空道人、东鲁孔梅溪等三个与该书创作有关的人物？虚构一个作者也就罢了，一下就虚构出三个作者来，而且既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何必还明确写上自己的名字，并如此详细的列出自己的具体工作？我想这位“曹雪芹”九泉之下也只好苦笑。

二、对“嫌疑人”进行一个描绘
《红楼梦》是一本假托“风月”之事，实写“血泪”之史的自传性小说，这一点已经得到公认。要想找到一本自传性质小说的真正作者，最好的办法无疑是对小说男主角进行一个全方位描绘，然后根据这个描绘出的形象，按图索骥，从而找到“嫌疑人”。

一、作者家庭状况很好，前半生纨绔半生一事无成，后半生潦倒贫困发奋著书。“当此时，则自欲将以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归训之德，已至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故不能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
二、作者颇为自负，有志“补天”而无机会，故自叹“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按：此处也可证《红楼梦》绝非曹寅家族之人所写，作者自比女娲补天的灵石，何事能当得起“补天”之说？曹家要补谁的天？大清如日中天，需要他家来补？）
三、作者容貌英俊。书中第三回说宝玉“色如春晓之花”，北静王也说宝玉“名不虚传，果然如宝似玉”。
四、作者“有才纨绔”，乃大才、全才之人。作者“专能对对联”，能够将“血泪之史”隐写入“风月之事”中，可见其拥有历史学家功底。而且作者精通戏剧、传奇，写作中经常带入戏剧笔法。此外，作者深谙茶道，又是个美食家，略通医学、深谙园林艺术，简直堪称“不世出之大才”。
五、作者家族代代念书，但他却反对科举。
六、作者有爱“红”情结，书中的宝玉、黛玉都爱红、哭红，书中也多次点明“红楼梦”即“朱楼梦”，如第五回“红粉朱楼春色阑”、二十三回“卷帘朱楼罢晚妆”、五十二回著名的“昨夜朱楼梦”，还有“怡红院”、“悼红轩”等等。
七、作者有贵族情结。作者不仅仅出身贵族，而且他具有贵族精神和贵族的审美品位。
八、作者有梦幻情结。这一点不用再过多赘述。
九、作者有玉石情结。书名《石头记》，以“石头”代指宝玉和作者，宝玉“衔玉而生”，佩戴“通灵宝玉”。
十、作者还具有真情情结、出世情结、金陵情结、美女情结、补天情结、惭恨情结、末世情结、悲剧情结、痴癖情结、同性恋情结、女性崇拜及平等情结和自贬情结，同时具有如此众多之心理特征，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是很多。
以上便是对《红楼梦》作者形象的全方位描绘，而《红楼梦》此书的写作时间限制则当定为1526年至1754年之间，因为书中提到的最晚人物为祝枝山，死于1526年，则《红楼梦》写作不可能早于1526年（那些认为《红楼梦》乃建文帝朱允炆所作之人，可以休矣）；现存最早版本的甲戌本《红楼梦》刊行于1754年，则《红楼梦》写作不可能晚于1754年。在这228年间，唯一一个符合上述全部特征的人，就是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岱。
至此，本人认为张岱极有可能是《红楼梦》一书的原始作者（因《红楼梦》一书的最终定本极有可能来自集体创作而非一人之功，但一定是有一个最初作者的）。
三、张岱其人
张岱(1597年10月5日-1680年 )，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晚明文学家、史学家，还是一位精于茶艺鉴赏的行家，崇老庄之道，喜清雅幽静。不事科举，不求仕进，著述终老。精小品文，工诗词。是公认成就最高的明代文学家之一，其最擅散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著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琅嬛文集》《快园道古》等绝代文学名著。另有史学名著《石匮书》亦为其代表作，时人李长祥以为"当今史学，无逾陶庵"。
张岱出身仕宦家庭，早岁生活优裕，久居杭州。明亡，避居剡溪山，悲愤之情悉注于文字之中，晚年避居山中，穷愁潦倒坚持著述。一生落拓不羁，淡泊功名，具有广泛的爱好和审美情趣。他喜游历山水，深谙园林布置之法;懂音乐，能弹琴制曲;善品茗，茶道功夫颇深;好收藏，具备非凡的鉴赏水平;精戏曲，编导评论追求至善至美。前人评价说:"吾越有明一代，才人称徐文长、张陶庵，徐以奇警胜，先生以雄浑胜。其文学创作以小品文见长，文笔清新，饶有情趣，风格独特，"其小品文声誉尤高，多描写江南山水风光、民风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文笔丰神绰约，富有诗意，有"小品圣手"之誉。

那么，张岱是否能符合对《红楼梦》作者形象的描绘呢？我们一一来看一看。
一、张岱前半生家庭状况极好，是有名的纨绔子弟，后半生参加南明鲁王政权从事抗清运动，失败后终生不仕，晚年潦倒贫困、发奋著书，他在《自为墓志铭》中说，“蜀人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幸存者，破床破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艺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
二、张岱出生于浙江书香门第之家，祖上五代仕宦，但张岱却极不喜欢读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因此一生从未中举。他批判科举制度“有人于此，一习八股，则心不得不细，气不得不卑，眼界不得不小，意味不得不酸，形状不得不寒，肚肠不得不腐”。张岱小时还很“顽劣”，极厌恶读“正经书”，因此青年时代就放弃科举，立志修史著述。
三、张岱有浓郁的“补天”情结，他在《琅环文集.越山五佚记》中说自己“张子志在补天”，然而辅助鲁王政权的失败，让他感到“臣志欲补天，到手石自碎”（《和祁世培绝命词》），他自叹“无材补天”，悔自己不能出力，挽救国家的大灾难，这也可看出张岱的“惭恨”情结其来有自。
四、张岱少年时容貌英俊。张岱《古今义烈传》中刘荣嗣有一篇序言，说张岱少时“望其风采，轩轩若朝霞举；商论古今，如数家珍”。

五、张岱“有才纨绔”，而且是公认的“大才”“全才”之人。张岱小时善于对联，陈继儒曾经考他：“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张岱马上对道：“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令陈继儒非常赞赏。
张岱会作戏剧传奇，他一生爱戏成痴，“每观一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他自己也作了《乔坐衙》、《冰山记》等戏剧。
张岱更是知名的历史学家，他所作《石匮书》乃记录明代历史的经典著作。
张岱深谙茶道，著有《茶史》一书。而且张岱是个美食家，有专著《老饕集》，详细记录自己所创、所见的美食。
张岱略通医学，著有《陶庵肘后方》一书。
张岱深谙园林艺术，在《西湖梦寻》、《陶庵梦忆》中都详细描写了杭州等地的园林历史、设计和布局。
由此观之，张岱真乃“不世出”之“全才”。
六、张岱有痴癖、情痴的特征。他在《陶庵梦忆》中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可见张岱和贾宝玉一样，也是个“情种”。在《湖心亭看雪》一文中，张岱更有“莫道人痴，更有痴似相公者”一语，更与贾宝玉有异曲同工之妙。
七、张岱学佛学道，喜好庄子，自号“蝶庵居士”就是化用庄子的“梦蝶”典故，晚年又学佛参禅，但“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虽如此，但张岱有出世情结，则可证明。
八、《红楼梦》作者的“爱红”情结，事实上可以置换为“爱朱”情结，也即“思明”情结，这是明末清初之时明朝遗民们的普遍情结。张岱也不例外，他的《石匮书》寄寓故国情怀和民族气节，他痛心于“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于是决心修史，还历史本来面目。在明末清初遗民“爱红”、“恋朱”、“忆明”的普遍情结中，张岱堪称其中典型。

九、张岱有贵族情结，因其出身显贵，台静农为《陶庵梦忆》作序时说“宗子的家世，颇为显贵的，高祖天复嘉靖廿六年进士，官至太仆卿；曾祖元汴，隆庆五年状元；祖汝霖，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父耀芳，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可见张岱家族真乃“世代簪缨”之家。
十、张岱的梦幻情结更不必赘述，《陶庵梦忆》“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堪称《红楼梦》写作总纲。
张岱又有玉石情结，他极爱石头，“人称‘石公’，即字石公”。在《天砚》一文中，他作铭记说“女娲炼天，不分玉石；鳌血芦灰，烹霞铸日；星河溷扰，参横其翕”，与《红楼梦》开篇是否有相似处呢？
张岱金陵情结也很重，他的《陶庵梦忆》中多次描述金陵人物、景致。张岱又有美女情结，他为许多著名女子作过小传，如王月生、朱楚生、苏小小等。张岱对于才女是非常推崇的，这一点他受到了李贽“童心说”和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影响，不承认女性天赋低劣，认为女人才德不比男人差，一些优秀的女人是“真男子”。
张岱自称“好婢女”、“好娈童”，可见他不仅有美女情结，也有同性恋情结，这很符合明末社会的奢靡景象。
“末世”情结更不必提，他在《陶庵梦忆》中说“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故旧见之，如毒药猛兽，愕窒不敢与接，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他誓死不为清民，其末世情结当为明末遗民之典型。正因为他的家国之痛，因此其作品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和悲剧情结。
综上所述，张岱的个人经历和心理、性格特征，竟然和《红楼梦》作者几乎完全符合！除了张岱之外，我们无法在这228年中找到另一个具备以上所有特点的人物！这难道是巧合吗？

四、《红楼梦》中隐藏有张岱信息
李明鸟先生在《<石头记>作者是张岱论》中认为作者张岱将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隐藏在了《红楼梦》中，下面引用他的考证：
《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巧姐和贾母得遇花神、送祟、因巧姐生日为七月七日故取名为“巧姐”，其中祟书名为《玉匣记》，上写“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这句话中隐藏了作者的生日。“花神”当指“绛洞花王”贾宝玉，而“玉匣记”即“石匮书”，“玉”在《红楼梦》中的真实形态就是“石”，“匣”即是“匮”，“记”即是“书”。古代以干支系统记录时日，“四十张”指年干支设置，“张”即是“设置”，“四”指天干第四天“丁”，“十”指地支第十支“酉”，二者合成“丁酉年”；“四十步”则指时辰，“步”即为“推算”，“四十”指第四时辰，即“卯”时。综合起来，“花王”贾宝玉的出生日期为：丁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而根据《张子文批》，张岱恰恰生于丁酉年（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八月二十五日卯时，贾宝玉的生日竟然与张岱的生日完全吻合！
《红楼梦》第一回，讲述了通灵石头转世投胎的故事，批语中用了“张子房与黄石公”的典故，“惜子房后谒黄石公，惟见一石，子房当时恨不能随此石去，余亦恨不能随此石去也，聊供阅者一笑”。石头以人身现于世间，石头宝玉即年轻时的“石公”。通灵成仙的“黄石头”以老人之身现于世间，被称为“黄石公”，张子房极崇拜“黄石公”，“谒黄石公，惟见一石”，恨不能“随此石去”，意即将“黄石公”的“黄”去掉，惟留“一石”，而张子“随此石”，故而组成“张石”，但仍在世为人，并未“去”，故“张石”被还原为世间之“张石公”。批注者在这里利用张子姓氏、通灵黄石的石公名字，点明投胎入世后之贾（假）宝玉乃是真实的张岱，“石头”即“石公”，《石头记》即《张石公记》。
李明鸟先生的这一段考证、索隐很有意思，虽不能说没有牵强之处，但的确无法证伪，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结语
通过上文的简单论述，我个人越来越倾向《红楼梦》极有可能是张岱所作这一推断。当然，后世成为定本的《红楼梦》，在张岱原作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其他许多人的创作心血，这其中也包括那个“批阅增删”的“曹雪芹”。张岱的所有人生经历和心理特征，都与《红楼梦》作者应该具有的人生经历和心理特征若合符节，而张岱年少时经历过大富大贵之人生，成年时又经历国破家亡之“大毁灭”，追随鲁王政权抗清又惨遭失败，恨自己“无力补天”，于是夺入山中潜心著述。《石匮书》乃国史，且主要涉及的是明代崇祯以前史事，故基本不需隐写；但《红楼梦》却乃家史，且故事背景主要发生于为清廷所忌讳的南明时期，因此张岱不得不“隐写”其事，作“假语村言”。《红楼梦》乃记录江南诗礼簪缨之家在时代中的衰亡和幻灭、为末世红妆哀泣作传、最终归于一片“空无”的悲悯“血泪”史。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互联网科技的愈发发达，《红楼梦》作者之迷迟早有一天会被揭破，而我认为，张岱是《红楼梦》真正作者的推论，有其很大的合理性，也许在未来某一天，会成为最终的真相。

相同点5：张岱和黄宗羲都反对封建君权制度，反对封建礼教、取士制度。深刻反思明亡原因。

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他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其纵横恣肆、宏伟浑朴散文风格的鲜明表现。书中突出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带有鲜明的民主思想色彩。书中明确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揭露封建皇帝以天下为私产，“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并“视为当然”。


张岱：
张岱在《四书遇》中也指出，天下不应该是～ 家一姓之天下，古代的圣人为了天下苍生奉献自己，而今之人君却是牺牲天下人 的利益来供奉自己。他说：“舜禹不与，非敝屣天下之谓也。舜忧勤，禹胼胝，上 为君父，下为苍生，未尝视为己之天下，而以己与焉者也。……饥溺由己，正是 以己与天下，不是以天下与己。鹿台、钜桥，克剥天下以奉己者，是以天下与己 也。”。古人之所以能够推贤让能，就是因为“看得‘位’是公家的”。。他又引贾 谊的话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 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盖言民心之公不可欺，三代所以是其是、非其非” ，“圣人看得安人安百姓，是我己中一件吃紧之事”。可以看出，张岱在这里已 经对民本思想有所探讨。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和批判，切中 时弊，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 综上所述，明清之际，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思想家自觉对秦汉以来的文化传 统和价值观念进行深刻反省和理性批判的时代，是社会面临着一系列令人瞩目的 价值冲突和社会转向的时代，这一时期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和人文启蒙思潮是明 清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重要的时代特征之一，它象征着中国思想文化开始 了走出中世纪、走出理学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用嵇文甫先生的一段话来对晚明 作一总结：“晚明时代，是一个动荡时代，是一个斑驳陆离的过渡时代。照耀着这 时代的，不是一轮赫然当空的太阳，而是许多道光彩纷披的明霞。你尽可以说它 ‘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 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它把～个旧时代送终，却 又使一个新时代开始。它在超现实主义的云雾中，透露出现实主义的曙光。”。 张岱正是在经世致用和启蒙思潮两大潮流的交汇中出现的一颗明星，他对《四 书》的阐发以及在《石匮书》与《石匮书后集》中所体现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无 不体现着两种思潮对他的影响。
张岱有感于明季积贫积弱的现实,对程朱以来,包括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俗儒非常反感,多次指出“儒者全无实用”,“吾儒大而无用,只为倚门傍户,体既不真,用亦不实”四书遇,,十分鄙视那些只会抠书本,不通经济世务的“章句之儒”,“两脚书橱”,鄙薄那些“将相大臣,事权在握,安危倚之,乃临事一无所恃,而徒以鼠首为殉者,君子弗为也,’《石匮书后集》如倪元璐者。张岱主张积极用世,怀抱高度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的“仔肩宇宙”精神,推崇弘毅负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仁人。他说“君子以天下为心,至是邦即欲有为,危可以安,乱可使治,不入不居者,势不可为,故见机而作也”《四书遇》。他赞扬“舜禹不与，非敝屣天下之谓也。舜忧勤，禹胼胝，上 为君父，下为苍生，未尝视为己之天下，而以己与焉者也”的君主,反对把“轻视天下”的巢由之辈吹捧为什么高士,赞赏范仲淹“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祟尚讲究民族气节的仁人,推崇脚踏实地的有为精神。他青年时代就编纂了《古今义烈传》,写下了歌咏荆柯,高渐离、伍孚、段秀实、唐琦、景清、江天一等“慷慨负气,肉视虎狼”的英雄行为的乐府诗篇。晚年又编撰了《于越三不朽图赞》,“望于后之读是书者”继承先贤遗志。张岱从坚持民族气节的精神出发,歌颂了忠臣义士义无反顾万死不辞的精神,同时又认为“占今死忠义与立功业大臣,犬略务名者什之七,务实者什之三。务名者出于意气,其发扬尚浅务实者本之性情,其蕴酿甚深”《琅姐文集·孙忠烈公世乘序》,尤其是推崇“务实”的忠义之士。张岱虽为布衣,却关心现实,优愤时事,慨然以整顿天下为己任,他破家举义兵抵抗清兵进驻绍兴,上书鲁监国要求立斩上表请朝的奸按马士英,与祁彪佳一起娠济灾民,上呈子疏通市河等等。

张岱敢爱、敢恨、敢直言、不为乡愿,不作媚上相,有着深切的忧患意识和执着的爱国热情,对当时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间题热切关注。对万历至天启年间皇帝昏庸,债道享乐,朝政窥败,大权旁落,民不聊生的社会政治痛心疾首,作了深刻揭露,他认为“我朝天下不亡于正德,应亡于天启”（造衅开端实在宁）。对于崇祯“焦于求治,吁衣宵食,恭俭辛勤,万机无旷,即古之中兴主无以过之”,其“勤俭精明,锐意图治”精神,张岱充分肯定对他“刻于理财”,“骤于行法”,“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至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复,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石匾书后集》卷丁的急躁,恐惧、刚惶自用的本性,也作了深刻批判。张岱对于南明诸王“但得居民拥戴,有一城一旅,便意得自满,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自图身享旦夕之乐”,“东奔西走,暮楚朝秦,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弃便倚作郭李”的行为非常失望,他沉痛指出“如此庸碌,欲与图成,真万万不可得也,数也”’《石匾书后集》卷。

张岱对明王朝的灭亡一方面怀有无限眷恋之情,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对南明诸王的“庸碌”,难以承担复国的重任大为感慨,怒其不争。有明一代朋党之祸与国家衰亡相终始。张岱痛心疾首地指出“我明二百八十二年金贩无缺之天下,平心论之,实实葬送于朋党诸君子之手。”石厦书后集》愤怒鞭挞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残之如囚徒”、“轻之如狗盘”,“扑灭如蚊蛇”石厦书》卷的残酷罪行痛惜扬涟,左光斗等“刺虎不毙,断蛇不死,其伤人愈多”四书遇》除恶不尽,反受其害切齿痛恨魏党徐孽马士英、阮大锻祸国殃民,恨不得立斩好质。同时他又痛斥否定东林党人,认为东林党尽管以“声气”、‘“道学”相标榜,干的却是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勾当,实质与阉党没有什么两样。张岱将东林党反对阉竖擅权,要求肃清吏治的正义之举与马士英、阮大诚之流等量齐观,表现了他的偏激和片面性,但其对“东林首事者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来者亦有君子”琅媛文集·与李现翁》,取具休分析的态度无疑是正确的。
张岱祟尚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决绝斗争精神,赞扬“握拳攘臂”,“迷欲与之同日死者”古今义烈传序》的义勇之士,主张“直性”,他说“直是何物,《乾》卦刚中一画,竖将起来,顶天立地,此人之所以为生。人而直,浩然充塞,死犹生也,人不直,无信不立,生犹死也。”《四书遇》光明磊落,敢于牺牲后来他又认为“石笋斜出,屈曲委蛇,总不碍其直性”同上,反对无谓牺牲,主张死必须有一定代价,应有益于“国家社樱”,“事之不成,以臣头为殉,直一鼠首耳,何益于国家社稷”《四书遇》提倡忍耐,“忍之一字,原是英雄大作用处”,’“做事第一要耐烦心肠,一切跌磕蹭蹬,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到底结果有限”四书遇。张岱为族兄张公瑰《博浪锥》传奇作序,称扬“子房用气而卒能不为气用,取其深情远识,以提醒英雄豪杰,为功大矣”,并联系剧作解剖自己,认为过去“纯用气性用事”,如一只“怒蛙”,表示要把《博浪锥》传奇置于床头,时时提醒自己。张岱随着经历的丰富和逆境的磨炼,处世更为老练,不仅重视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政策的灵活性,灵活性是为实现原则,目的服务的,在权衡是否“有益于国家社视”的前提下,讲究行动的效果,显示了他求实的思想。
明代中后期,城市经济空前繁荣,市井平民阶层亦空前活跃,工商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日益增长,坊主商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中古社会严格的等级秩序,单一的自然经济开始松动,顺应这一时代的王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的李蛰,冲破了传统的“士农工商”的“本末”之见,大胆地肯认商人、坊主日益提高的社会伦理地位,榆扬平民意识,在伦理关系上否定圣凡之分,政治关系上否定贵贱之别,对封建社会禁严的等级秩序展开了全面批判。张岱深受这一思潮影响,他透过“竹与漆与铜与窑,贱工也。嘉兴之腊竹、王二之漆竹、苏州姜华雨之毒袋竹,嘉兴洪漆之漆,张铜之铜,徽州吴明之窑,以竹与漆与铜与窑名家起家,而其人且与络绅先生列坐抗礼焉”陶庵梦忆诸工变化的社会现象,提出了人的社会价值及地位,完全取决子他们生产的产品,产品质量的高低、工艺精粗与生产者的社会价值是成正比例的说法。社会上的各行各业,行行都能使人出名,间题在于生产者能否具有神功妙手,娴熟高超的技巧,生产出“厚薄浅深,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对”,“盖技也而进乎道矣”陶庵梦忆·吴中绝技的产品。这也正是一些能工巧匠比一般工匠的高明之处。张岱认为,人的价值取决于自身的智慧、才能,以及他生产的实绩一产品,这种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发现体认,极大地丰富了启蒙思想。


评：张岱评价事之不成,以臣头为殉,直一鼠首耳,何益于国家社授、占今死忠义与立功业大臣,犬略务名者什之七,务实者什之三。与贾宝玉批判文死战武死谏如出一辙。

张岱和黄宗羲把矛头都直指皇帝老儿。是很有深度的。

黄宗羲：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张岱：崇祯先帝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至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复,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但得居民拥戴,有一城一旅,便意得自满,不知其身为旦夕之人,亦自图身享旦夕之乐

相同点6：张岱和黄宗羲都是著述鸿儒。

明亡后，两位遗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立言。虽然未能立德、立功，但是已经是高山仰止的存在了。两人的著作卷帙浩繁。张岱的石匮书、红楼梦都是呕心沥血之作。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也是辉煌制作。

黄宗羲全集估计很少有人能够完整看完。
张岱借朋友李研斋为自己墓穴题词：“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自我定位是“著述鸿儒”。

附——
晚明才子张岱杂说
一　痴人说梦梦难醒
说起明末清初的文人张岱，不能不提及他的两部以“梦”为书名的代表作，一曰《陶庵梦忆》，一曰《西湖寻梦》。二书均作于明亡之后。这两本书，不仅以“梦”为名，在书名上与梦结缘；且在两篇《自序》中，幽幽说梦，难离梦境。
在《陶庵梦忆·自序》中，张岱引了关梦的寓言两则。一日：“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其瓮，念无所偿，痴坐伫想曰：‘得是梦便好!’”破瓮尽失其酒而但愿是梦，其关键词语是“念无所偿”——脚夫拿什么赔偿主人呢?若是梦中破瓮，比之现实“失酒”当然幸运百倍，故其企愿之“梦”，乃为取代(或补偿)现实之“失”也。二曰：“一寒士乡试中式，方赴鹿鸣宴，恍然犹意非真，自啮其臂曰：‘莫是梦否?”’自啮其臂得其痛觉，方知非梦，疑窦顿失，幡然而喜。其幻觉之梦境，乃回复现实之“实”也。前者，“唯恐其非梦”；后者，“惟恐其是梦”。二者均为避难而求安，避险而求夷，则是同一理也。
在《西湖寻梦·自序》中，张岱开篇便直言：“阔别西湖二十八载，然西湖无日不入吾梦中，而梦中之西湖，未尝一日别余也。”留在张岱梦境中的西湖印象，应是明亡前的绮丽之景。这实际上解释了“梦寻”之梦，乃昔日西湖之繁华丽景，即“前朝之景”。碰巧的是，随着“前朝”幻灭、国破家亡，而西湖亦破败凋敝．“一带湖庄，仅存瓦砾”，“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矣。”于是，作者才有这场“梦忆”，“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张岱还将他的西湖之梦与李太白的“天姥之梦”(即《梦游天姥吟留别》)作了一番对比，指李白之梦乃“梦所未见，其梦也幻”；而己梦乃“梦所故有，其梦也真”，故而“惟吾旧梦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犹端然未动也。”犹言纨绔当年的他，对西湖一草一木之稔熟与情深。这便是他的题旨所在——“因作《梦寻》七十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于是，文分五卷，一一道来，不仅以惊人的记忆力描景摩状，而且有绝好的心情记游抒怀，其间显示出作者广博的知识、丰盈的文采、浓厚的意趣与悠远的情思。需知那时作者历经明亡之乱早已垂垂老矣，而且早已“披发入山”，穷愁潦倒，到了“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绝境。虽临此绝境，仍有此番情致，确乎世所罕见，人难匹敌也。
由是观之，面临国破家亡，穷愁绝境，“作自挽诗，每欲引决”，早已痛不欲生的晚年张岱，犹能生活在昔日的繁华梦中，以“痴人说梦梦难醒”的沉醉，以一种精神的虚幻维持着生命的延续，寄托着生存的希望，其精神层面的意志与力量，不仅在晚明文人中堪称代表，即便在古今文人中，亦实属难能可贵。
二由奢入俭与安贫著述
古人有云：“三穷三富不到老”，意即人的一生，贫富奢俭变幻无穷。古人又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似乎道出了先富后穷者难以承受的生活的窘况与潦倒的处境。
张岱便是历经明亡之痛，破灭了青壮年时期繁华之梦而陷入穷愁潦倒凄凉晚境的典型文人之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陶庵梦忆》自序)“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下同乞丐，如此则贵贱离矣”(《自为墓志铭》)。
善于自我解嘲的张岱，将这种“由奢入俭”的贫富悬异解释为一种因果“报应”，于是便有了《陶庵梦忆·自序》中奢俭相对、贫富殊异的一段“奇文”。文中，他一口气罗列了七段“罹此果报”的异事，令人称奇。
一曰：“以笠报颅，以蒉报踵，仇簪履也。”——如今的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这是对过去戴簪穿履的报应。二曰：“以衲报裘，以苎报烯，仇轻暖也。”——如今身穿衲衣，身披麻布，这是对过去身着裘皮轻缎的报应。三曰：“以藿报肉，以粝报枨，仇甘旨也。”——如今以豆叶为食，以粗糠为粮，这是对过去吃肉食享佳肴的报应。四曰：“以荐报床，以石报枕，仇温柔也。”——如今睡草垫、枕石头，这是对过去睡暖褥寝软枕的报应。五曰：“以绳报枢，以瓮报牖，仇爽垲也。”——如今的结绳作门，瓦洞作窗，这是对过去住高爽居室的报应。六曰：“以烟报目，以粪报鼻，仇香艳也。”——如今的烟熏双眼，粪臭塞鼻，这是对过去享受香艳的报应。七曰“以途报足，以囊报肩，仇舆从也。”——如今的步行跋涉长途，肩负沉重行囊，这是对过去使用车轿仆役的报应。
你看!张岱“排比式”地一口气罗列出七贵七贱、七富七贫这些生活境遇方面的鲜明对比，并且得出“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之”的结论，试图将全方位的“由奢入俭”、“由富及贫”，用因果报应的宿命论加以诠释。其实，此番沧桑变故，贫富迥异，岂一个“因果”解得!又岂一个“报应”能诠?时移世变，百思莫解，“果报”二字亦仅是书生自嘲而已!
不过，读罢这篇奇异的《序》文再接下来读他的《陶庵梦忆》，兴味盎然地咀嚼这位前朝遗老如数家珍的娓娓讲述，你便不能不惊叹他那落魄才子神清气闲的淡定自如、处变不惊的士绅做派与贫贱难移的缙绅气质了。你也会渐次明白，张岱何以能在“国破家亡”、“瓶粟屡罄、不能举火”的贫穷潦倒之时，而仍能“饥饿之余，好弄笔墨”，而仍能“大梦将寤，犹事雕虫”，练就这种安贫著述、“煮字疗饥”的落魄士大夫的独特本领；你便能相信某种精神的力量，相信张岱所言“慧业文人，名心难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
三　墓志铭：自嘲与自赞
古之“墓志铭”一类文章，多为应酬之作，往往于盖棺定论之时，作者为几个“润笔”酬金而为逝者铺陈出一番锦绣文字，多为谀墓之词，很难免俗于程式化、概念化。张岱此文之不同于凡俗者，乃为自作墓志，自我评价，自嘲自讽自赞，相杂其间，率意为之，似可当做真性情的文章来读。
第一是他的直率坦诚。他开篇自报家门后，便坦率地承认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接下来毫不掩饰地坦诚自己的“平生十二所好”(加上后面的茶、橘、书、诗实为“十六所好”)，不仅将鲜衣、关食、古董、花鸟等列于其中，就连自己喜好美婢、娈童这样伤风败俗的丑事也直言无忌，实可谓坦率之至。张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在晚明文人中具有相当典型的代表性，而他的直率坦诚、不矫饰遮掩则可见其真性情。这也是晚明文学的重要特征。
第二是他对“自我”的准确评价与清醒认识。这集中体现在墓志铭中那一段“七不可解”的奇文。这是他的平生总结，也是他的自省自评。概括起来，叫做贵贱紊矣，富贵舛矣，文武错矣，尊卑溷也，宽猛背矣，缓急谬矣，智愚杂矣，总其七而达其“全”，几乎涉及到精神层面的所有方面。其间免不了游戏文字与自嘲口吻，然更多则是严肃的自我总结与深刻的自我解剖。其结论则是“末世文人何堪造就”．“百无一用是书生”。这要联系他下文所说“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有了这“七不解”与“八不成”，故而“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而已矣”，一连给自己戴了六顶“帽子”。这与他在《自题小像》中所说“功名邪落空，富贵邪如梦，忠臣邪怕痛，锄头邪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壅。之人邪有用没有?”是同一“调子”。彻底的自嘲自讽，完全的自我否定，反倒显现出这位落魄文人的清醒。
第三，自嘲中不忘自赞。至少有三处文字，流露出作者情不自禁的自我欣赏。一处是“好著书，其所成者，有《石匮书》……”而后依序开列十五种“行世”的著作。这可看做他对自己“学术成就”的自我标榜。二处是张岱记叙他本人六岁时随祖父在武林遏眉公先生，眉公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考他：“太白骑鲸，采石江边捞夜月”，他应对下联曰：“眉公跨鹿，钱塘县里打秋风”，深得眉公赞许。这可看做张岱对自己幼时聪慧的沾沾自喜。三处是借朋友李研斋为自己墓穴题词：“有明著述鸿儒陶庵张长公之圹”，大大咧咧地肯定自己是“著述鸿儒”。这可看做张岱借他人之口的一种“自赞”。这三处“自赞”与前面的多处自损，看似自相矛盾，实则殊途归一。通览全篇，则知其脱俗于历朝历代的《墓志铭》，其间袒露的是作者清醒的自我认识。
四　《夜航船》与《石匮书》
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不讳言自己“好著书”，并开列自己平生“其所成者”十五种书目，依序道来，看来是极为认真的。然而阅检所列书目，却发现张岱将史学著作《石匮书》列为第一，足见其重视程度；而将另一部重要著作《夜航船》漏列。奇耶?怪耶?
先说漏列的《夜航船》，这是一部颇费时日、广涉知识的“宝典式”著作。兹沿引青年学者冉云飞为《夜航船》所撰序言中的话：“《夜航船》在他的著述中算得上是别具一格的，其内容几乎是包罗万有，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事到典章沿革，旁采博收，共计二十大类，四千多个条目，涉及学科很广泛，是比较有规模的一部分类百科全书。”既是“百科全书”，当然关涉知识，关涉学问，关涉典故。为了得其概略，不妨先读张岱自撰的《夜航船·序》这篇趣文。张岱开篇便说：“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立论之后，他讲了一个(也许是杜撰的)故事作为佐证：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中。听那士子高谈阔论，似有满腹经纶，吓得那僧人深感“畏慑”，只好“拳足(弯足曲腿)而寝”。“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来，且待小僧伸伸脚。’”实际上，澹台乃为复性，春秋鲁国的澹台灭明(公元前512－?)字子羽，乃孔子学生，以貌丑不为孔子所重，退而修行，得弟子三百人，名闻诸侯。孔子闻之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见于《论语·雍也》)这里的子羽与那位姓氏古怪的“澹台灭明”，显然是同一人无疑，而“士子”却将澹台灭明(即子羽)说成“是两个人”；反之，尧舜(唐尧、虞舜)本是两人，士子却想当然回答“自然是一个人”，足见其学问之虚妄而不踏实。于是初初被“士子”的貌似学问吓得“畏慑”的僧人，顿时轻松下来遂改“拳足”为“伸伸脚”了。张岱讲述“夜航船”中这段故事，并将他这本学术性著作取名为《夜航船》，意在“但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浅显的趣话之中，自有深意在焉。翻检这本洋洋数十万字的《夜航船》，分卷列部，按词排类，引经据典，诠释有据，称之为“百科全书”实无愧也。应当说，写一部这样卷帙浩繁的知识性、学术性著作，而又要做到严谨有据，实则难之又难也。所以当代学者余秋雨先生说《夜航船》“是一部许多学人查访终身而不得的书”。诚哉斯言!而张岱本人在《自为墓志铭》中谈到平生著作时，却偏偏漏列此书。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应当视为重大的遗漏和缺失。
至于史学著作《石匮书》，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开列的生平十五种著作书目中，将其列为首部，足见其看重程度。另从《张岱年谱简编》(冉云飞辑)得知，张岱从明崇祯元年(1628年)三十二岁开始写作这部史书，至1654年(五十八岁)初成，历时二十七载。可谓历经治乱亡国之变。竭尽皓首穷经之功。他在《陶庵梦忆·自序》中坦陈其“国破家亡”披发入山之时，“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足见这是一部令他魂牵梦系、视若生命的重要著作。关于这本书的书名，据《辞源》：“以石为室，以金为匮，为朝廷藏书之处”，看来作者是要完成一部奉藏与朝廷的正宗史书。据《古文鉴赏大辞典》“张岱”条载，“著《石匮书》二百二十卷，记洪武至天启史事，崇祯以后不全备。历二十七年始成书，可见其志向所在。”张岱对《石匮书》的没齿不忘，似可视为对明王朝的情有独钟。他在自述书目时，将《金匮书》列为首部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惜由于该书的散佚，使后人难以一睹张岱作为史家治史的风采，终为一憾。

附——
《红楼梦》有可能是清初的明朝遗民写的

《红楼梦》真的是成书于乾隆年间吗？它反映的真的是清朝中叶的社会与历史吗？个人认为未必。

近来，有一股新思潮，认为所谓“红学”之所以越研究越糊涂，根本原因在于红学家们从一开始就钻进了牛角尖，千方百计地将《红楼梦》与康熙晚期至雍正年间的政局进行对应，而没有看出《红楼梦》事实上反映的是明亡清兴的社会历史，因此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

本人并不是红学研究者，也无意推翻什么“陈论”，只想就自己读《红楼梦》的感受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我认为，《红楼梦》毕竟是小说而不是史书，所有的将书中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对应的做法，都可以说是“穿凿附会”。小说体现的思想和情感是真挚的，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却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的虚构，是不可能与历史一一对应的，因此无论是支持“清中叶说”还是“明末清初说”，都不应当陷入“对应历史”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但同时，这种新思潮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红楼梦》其实真的有可能并不是在写清中叶的事情，而是在写明末清初、国破家亡的悲怆历史。我有这么几点理由：

首先，《红楼梦》整体充满了一种极为悲痛、忧伤、阴郁的悲怆气氛，而这种气氛是清中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乾隆时代不太可能出现的情绪。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这样的悲怆基调，不太像是只是一个家族的悲剧，而更像是一个时代行将破灭的悲剧，只有当一个王朝即将灭亡、一个群体国破家亡之时，才可能有如此“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悲气氛。只是一个家族的衰落，即便将它和康熙后期的“夺嫡之争”联系起来，恐怕仍然引不起如此巨大的悲情共鸣。一个太子的废立，一场宫廷政治斗争，和一个从五品官员“曹家”的兴衰，怎会让脂砚斋批语中频繁出现“各位看官怎能不放声一哭”、“读至此真令人哭死”这样激烈的情感呢？这些事件牵扯到的都只是极小范围的人，如果不是曹家或废太子家族之人，没有参与过这些争斗，又怎会有这样的感同身受？但批注者和作者似乎都很自信，认为他们写的这一段故事是能够让所有人“放声一哭”的，符合这种条件的事件，当不会只是政治斗争，而是一个改朝换代、无数人国破家亡的历史事件，才有可能激起所有经历过这一时代的人们的相同情感，那就是对“故国”的思念和眷恋。而当时符合这一基调的时代，只能是明清易代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乱世。

其次，《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末世”，如探春判词“身在末世运偏消”，王熙凤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书中一开头也多次提到故事发生在“末世”，而脂砚斋批语中也多次强调“末世”。一个具有如此强烈“末世”感的时代，会是乾隆年间吗？众所周知，乾隆年间，大清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四海升平，何来“末世”之感？难道作者提前几百年预感到了辛亥革命？恐怕不太可能。只是一个家族的败落，古人一般是不会用“末世”这个词的，顶多是“中衰”、“家道中落”，“末世”一般只会指代一个王朝行将灭亡、走向末路之时，因此从《红楼梦》众多的“末世”描写来看，似乎不像是乾隆年间该有的用词。

第三，《红楼梦》历来为名家所称赞的，就是它较为进步的“女性观念”，贾宝玉常说“男人是泥做的，女儿家是水做的”，而《红楼梦》书中也丝毫不吝对女性才学的欣赏，林黛玉、薛宝钗的文才，王熙凤、探春的治理之才，都被作者认为是“巾帼不让须眉”，王熙凤更是被称为“脂粉堆里的英雄”，这样一种对女性才学和人格独立性的称赞和激赏，有可能出自封建礼教日益严苛、文化专制无孔不入的雍正、乾隆时期吗？事实上，雍、乾时期不仅重新恢复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儒家伦理秩序，而且还进一步加强，朝廷表彰“贞洁烈妇”，民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整个清中叶，也没有出现什么著名的才女，更没有出现赞赏女性才学和人格的思想。一种思想能够出现，必然不能完全脱离它所处的时代，在雍正、乾隆那样一个礼教严苛的时代，真的有可能出现贾宝玉这样的反世俗思想吗？个人认为不太可能。

那么，什么时代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思想呢？恰恰是晚明至清初那个风云际会的动荡年代。晚明至清初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陈宝良先生认为“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早期，是中国思想史最具活力和多样性的时代”；陈梧桐先生也认为：“这股近代性启蒙思潮的兴起，对封建专制及传统理学的统治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起到了唤起人文觉醒、推动社会转型步伐的作用。但是，随着明清的易代，清朝更加专制的封建统治的建立，它便遭到残暴的扼杀而趋于泯灭了。”黄宗羲在明亡后甚至提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这样振聋发聩的思想，这个时代的自由奔放、开放活泼程度，是后世难以想象的。晚明思想家李贽就非常赞赏女性的才学，他曾经说：“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反对鄙薄妇女的传统偏见，他讲学时就非常欢迎女性也来听讲，而且还收了不少女学生。到了明末和南明时期，有才学、有气节的女性更是“巾帼不让须眉”，如秦淮才女柳如是、李香君等等，都令七尺男儿不得不由衷钦佩，沈虬《河东君传》就曾评价柳如是：“知书善诗律，分题步韵，顷刻立就；使事谐对，老宿不如。”而这样具有高超才学和高尚独立人格的女性，在明末清初的江南“诗书礼乐之地”，不仅柳如是一人，而是一个群体，《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等才女们形象的塑造，似乎多多少少从柳如是、李香君这些历史人物中汲取了灵感。而这样敢于突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只可能出现在社会控制力薄弱、封建礼教面临挑战和冲击的晚明清初，而不大可能出现在文化专制达于极端的清中叶。


综上所述，我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其所具有的文化思想、其超前的女性观，以及其所表现出的悲怆基调和“末世”氛围，只可能是产生于晚明至清初，即明亡清兴的动荡乱世之中。在国破家亡的“末世”，晚明繁华一时的江南地区“白骨遍野”，明朝的瞬间覆灭和关外民族的入关建权，让无数明朝遗民在感情上、思想上难以接受，充满了对“故国”的怀念，以及对晚明的繁华如一场大梦一般转瞬即逝的眷恋之情。明末清初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流露出了和《红楼梦》基调极为相似的情感，他说：“蜀人张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幸存者，破床破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艺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这段话简直和《红楼梦》的立意一模一样，只有经历过国破家亡之痛、感情上无法认同新朝、却又直到复明已经无望的绝望、悲怆之感，才有可能早就《红楼梦》这样一部“大悲”之书，只有经历过晚明“钟鸣鼎食”之家的富贵繁荣和明亡清兴那数十年战乱，才能体会到“繁华如云烟”、富贵如“红楼一梦”、“呼啦啦似大厦倾”、“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这样的悲悯情怀，而对于所有经历了明亡清兴时期的遗民们来说，也只有这段天崩地裂的历史，才能让他们“怎能不放声一哭”！

而当代的红学家们，却有点先入为主，一开始就预设了《红楼梦》写于乾隆年间的前提，从而也就钻入了“《红楼梦》是曹家家史”的牛角尖。但事实上，康熙年间夺嫡斗争仅仅是一场清政府中央高层的宫廷政治斗争，并没有牵涉到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一个从五品官员曹寅家族的兴衰，和废太子胤扔的废立事件，真的能达到作者所想要达到的感染力吗？这些事件真的值得所有读者为之“放声一哭”吗？这种历代都有的普通的争权夺利，真的能够形成如此浓烈的“末世”情感吗？我认为，只有建立在一个能够刺激多数人脑海深处记忆的“时代兴衰”，而不是一个家族或一个皇室成员的兴衰，才可能有无比强大、历久弥新的强烈感染力，而《红楼梦》正是这样一部不朽的名著。如果仅仅将它看成曹家的家史，或清中叶的政治斗争史，恐怕都把作者的格局看的太小了。作者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真事隐”、“假语存”？为何一再提及“末世”？为何能够塑造出文化境界远远高于曹家应有水平的、只有江南文化中心的诗书礼乐钟鸣鼎食之家才可能具有的高雅奢侈生活？为何能够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极具个性与独立性的女性形象？又为何能有超越时代的、反对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思想特征？这种种线索，都指向了明末清初、明亡清兴、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代，一个悄悄来临却又被扼杀的、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的“启蒙时代”。本人的这些看法，希望与诸君讨论。

附——

再疑《红楼梦》时代及作者问题——几个无法回避的疑点
上次说了个人对《红楼梦》这部旷世奇书所反映时代的一些质疑，但上次的几点理由都只是宏观上的一些疑点，说服力还不够，今天本人将要提出六大微观的疑点，这些疑点是《红楼梦》“曹家家史说”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为何不避讳

避讳，在中国古代是所有文化人的常识，尤其在文字狱严厉的清代，但身为满清贵族的曹雪芹，竟然多处故意不避讳，就让人非常疑惑了。

首先，曹雪芹竟然不避康熙帝的“玄”字讳，甲戌本完全不避，其他版本有避有不避，有的缺末笔。顺治帝福临的名字更是完全不避。如果是雍乾时期的人所写，本朝之前两位帝王的名字是必须要避讳的，但曹雪芹却基本没管。

其次，没有避乾隆端慧皇太子永琏的讳，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乾隆三年，皇太子永琏去世，乾隆规定“宗室命名不得僭用内廷拟定字”，因此这个讳也是必须避的，但曹雪芹竟然取了“贾琏”这样一个名字，而且角色形象也并不好，丝毫不顾及永琏太子的避讳问题。

第三，曹雪芹居然没有避自己爷爷曹寅的讳。“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不避皇家的讳也就算了，连自己爷爷的讳都不避，就说不过去了。

那么，是作者不懂得避讳的问题吗？非也。作者专门写了黛玉避讳的事情，并借贾雨村之口说了出来，“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他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时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林黛玉的母亲叫贾敏，爹叫林如海，所以平常读书写字要尽量避开“敏”和“海”两个字。可见作者完全懂得避讳的问题。但他一不避顺治帝、康熙帝的讳，二不避永琏太子的讳，三不避曹寅的讳，说他是满清破落贵族曹雪芹，他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吗？


二、贾宝玉一段惊世骇俗的攻击“夷狄”之语

《红楼梦》中有一段贾宝玉说的话：“‘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所以凡历朝跳梁猖獗之小丑……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这段话中简直是犯了多处清朝君主的“大忌”，比如“匈奴”、“犬戎”。而且后面竟然还有，林黛玉说“故意装出个小骚鞑子来”，这些话哪里像一个世受大清皇恩的包衣贵族能说得出口的？

当然，也有解释认为，“骚鞑子”是指蒙古人而非满人，况且晚清满人经常自称“达子”，称蒙古人“骚达子”，但问题在于，此处写的是“鞑”而非“达”，“鞑”字是对少数民族带贬义和侮辱性质的，而“达”则相对中性许多，因此一般在清代，满人顶多自称“达子”而不会是“鞑子”。清朝皇帝警惕一切侮辱少数民族的文字，并不会因为涉及对象不是满族就没事了。雍正帝就曾下令修改除去一切书籍中原本带有反犬旁的“回”字，乾隆帝也曾经因魏塾以“五胡”类比“回族”而将其处斩。

《红楼梦》作者在这段话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汉族中心”观念，这是身为满清包衣的曹家人不可能写出的话语。


三、明朝人物竟然是“近日”的人物？

《红楼梦》前几回有一段话，堪称一个铁证，“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均为明代人，作者竟然说三人是“近日”人物！

那么我想请问：《红楼梦》若真的成书于1744年，则唐伯虎距作者写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二百二十年（唐伯虎卒于1523年），怎么还会是“近日”人物？而且作者在这段话中提到的人物，居然没有一个是清代的！是否非常奇怪？

尽管作者非常想要隐藏所写的年代，但在此处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露出了最大的马脚！


四、一段证明曹雪芹并非最初作者的话

清人裕瑞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红楼梦》的出处：“《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叙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书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

这段话非常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曹雪芹并非原作者，而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删改、抄录、传播者，而且这个“曹雪芹”将自己家的事情也“批阅增删”了进去。可见，《红楼梦》流传至今，也并非只经历了一个创作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书中插入了一些满文化因素，和一些清中叶才出现的戏曲名，因为这本书在原作者创作之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辗转多人之手，经过“曹雪芹”的增删、加工、添油加醋后，终于形成了最终的定本。曹雪芹并不是原作者，而只是润色者。这同时也可以解释，为何《红楼梦》各个版本，有的避讳，有的不避讳，因为最初的作者该避讳的都没避，但处在清代的其他传播者和润色者却不敢不避，因此做出了一些必要的改动，可惜他们毕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因此仍然有许多地方保存了原貌。


五、《红楼梦》提到清廷在东南海疆的战争史

《红楼梦》第114回提到“近来越寇猖獗，海疆一带小民不安，派了安国公征剿贼寇……结缡已经三载，因海口案内未清，继以海寇聚奸，所以音信不通”。

在清代，延续三年与“海寇”作战的大规模战争，只有一场，就是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二年（1663年），郑成功与清军展开了金门、厦门争夺战，以郑成功退守台湾结束。也就是说，这段话唯一可能指向的，就是清初清廷与郑成功的东南沿海战争。这段话的出现，完全可以说明《红楼梦》作者所写的时代背景就是清初、南明时期，否则无法解释为何清中叶之人会构思出“与海寇作战三载”这样清中叶并不存在的事情。


六、“昨夜朱楼梦，今宵水国吟”

《红楼梦》中薛宝琴的这句诗，已经被索隐派无数先辈解读过。尽管索隐派其他一些解读有时显得“过度”，但对于这句诗的解读，似乎没有更好的答案。“朱楼梦”和“水国吟”指代对象实在太明显，基本上只可能是对“前明”和“当朝”的影射，“在水国吟唱朱楼旧梦”，即“在大清吟唱前明旧梦”，除此之外似难有其他合理解释。


其实还有一个论据，在一本名为《何必西厢》（又名《梅花梦》）的戏本中，作序者“桐峰外史”写到其序言写于雍正甲寅年（1734年），其中提到“似《金瓶梅》《红楼梦》笔法”，也即是说《红楼梦》在1734年之前即以流传，并非成书于1744年。根据《红楼梦》作者“批阅十载”的自述，则其写作至少在1724年之前。不过《何必西厢》一书目前只有光绪年间的重刊本，并未找到雍正年间的原本，因此有可能是伪作。其真伪目前无法确定，只能秉持“孤证不立”原则，在此做一参考。


结语

《红楼梦》从诞生开始，就充满谜团，而上世纪经胡适先生“考证派”与蔡元培先生“索隐派”的大论战，最终“考证派”获胜，于是《红楼梦》被确定为成书于1744年的“贵族家史”。但胡适先生对作者“曹雪芹”乃曹寅之孙的考证过程很不严谨，其结论的得出更是非常牵强，现在看来，漏洞实在是太多。以上提出的六大疑点，还只是比较明显的，其他细微的漏洞，更是多不胜数。

《红楼梦》的主旨，绝非贵族家史，更不是什么“夺嫡斗争”，也不单单是封建礼教对女性的迫害。《红楼梦》是讲一个诗礼簪缨的江南大家族，在明末清初的“末世”中如何败亡的故事，“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字字读来皆是血”，这绝不是一个家族能够承担的悲哀，背后有着更加巨大的时代悲哀，《红楼梦》作者对礼教、伦理、官场、经典、科举都有全方位叛逆的言论，他对美好女性的热爱，与他对这个世界的叛逆，是想联系的，虽是为女子悲，却又不单单是为女子悲。《红楼梦》的叛逆是全方位的，只有经历了巨大毁灭的人才能体会到毁灭的力量，而《红楼梦》作者不仅仅在两性意识上觉醒，他的觉醒是全方位的，这种精神上的反思与突破实在是太深刻了，所以只有经历过那种一切旧秩序都无能为力的时刻的人，感受到了个人在国破家亡之时“无力补天”的愤懑，感受了无数世道的荒谬，才有了这些无比深刻的叛逆与反思，反思封建社会的可笑。这是一个普通满清破落贵族家庭子弟所不可能拥有的思想，只可能是经历过明末清初“末世”之人才可能拥有的觉醒意识。

红楼梦里的倪云林
《红楼梦》前几回有一段话，堪称一个铁证，“如前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近日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均为明代人，作者竟然说三人是“近日”人物！

倪云林，是张岱的偶像。张岱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云林秘阁”。为什么崇拜倪元璐？因为他是高逸之士。是张岱心中的理想人物:
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就像范蠡、张良等逸士一样。
而吴中四才子的唐伯虎、祝枝山也是这种风流隐逸人物。和阮籍、嵇康、徐渭、张岱是一样的类型。

百科——
倪瓒（1301-1374年），初名倪珽，字泰宇，别字元镇，号云林子、荆蛮民、幻霞子，江苏无锡人。元末明初画家、诗人，与黄公望、王蒙、吴镇合称"元四家"。 倪瓒家中富有，博学好古，四方名士常至其门。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尽家财，浪迹太湖一带。倪瓒擅画山水和墨竹，师法董源，受赵孟頫影响。早年画风清润，晚年变法，平淡天真。疏林坡岸，幽秀旷逸，笔简意远，惜墨如金。以侧锋干笔作皴，名为“折带皴”。墨竹偃仰有姿，寥寥数笔，逸气横生。书法从隶书入，有晋人风度，亦擅诗文 洪武七年，卒，时年七十四岁，存世作品有《渔庄秋霁图》《六君子图》《容膝斋图》等。著有《清閟阁集》。

范蠡:（公元前536年—公元前448年） ，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著《范蠡》二篇，今佚。[1]范蠡为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虽出身贫贱，但是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梅花书屋
张岱
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造书屋一大间。旁广耳室如纱幮，设卧榻。前后空地，后墙坛其趾，西瓜瓤大牡丹三株，花出墙上，岁满三百余朵。坛前西府二树，花时积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对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数峰。西溪梅骨古劲，滇茶数茎，妩媚其旁。梅根种西番莲，缠绕如缨络。窗外竹棚，密宝襄盖之。阶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疏疏杂入。前后明窗，宝襄西府，渐作绿暗。余坐卧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辄入。慕倪迂“清閟”，又以“云林秘阁”名之。

读《梅花书屋》（李尚飞）
梅花书屋是张岱的书房。它建在陔萼楼的后面原来倒塌了的老屋地基上。张岱在那儿筑基，造了一大间书屋。旁边修建了两所配房的小屋，设置了卧榻。书房前后的空地上，在墙根筑就了花坛。种植了三株大牡丹，牡丹花开得极为繁盛，从墙上露出头来，一年能开三百多朵。花坛前面有两棵西府海棠，花开的时候，形成起像香雪那样三尺高的盛景。前面的四堵墙稍高一些，张岱就在它们的对面砌了一个石台，安插了几峰太湖石。再加上风骨古雅有劲节的西溪梅，几茎云南茶花，在它的旁边妩媚地绽放。在梅的旁边，种植了西番莲，莲藤缠绕就像缨络一般。书房窗外有一架竹棚，被密密麻麻地遮盖住。台阶下翠绿的草有三尺那么高，中间稀疏地生长着秋海棠。前后的窗户本来很明亮，被西府海棠一遮蔽，环境显得又绿又暗。张岱自如地坐在其中，不是高士佳客，不能轻易进去。他还给书房起了一个“云林秘阁”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