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塔寺里谈萨班：话说“自古以来”】（下）


扎巴迥乃推荐的这个人，正是调查报告中“学问最好”的萨迦班智达。萨迦派创建于十一世纪后期，主寺萨迦寺位于今天日喀则的萨迦县，远离西藏权力中心。该派首脑一向由昆氏家族世袭，最初的五位领袖被尊称为“萨迦五祖”，其中第四祖名叫贡嘎坚赞，他也是五祖中第一位真正的僧侣，此前的三祖严格来讲皆为在家居士，并没有正式剃度。

做为当时西藏的顶级学霸，除佛学老本行外，贡嘎坚赞还在文学、史学、医学、历算甚至工艺美术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因此人们称其“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为“萨迦派的大师”——“班智达”是印度佛教中对精通五明的大学者的尊称。

除了鼓动蒙古人找萨班替代自己，扎巴迥乃还偷偷给萨班去了一封信，撺掇他“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不过，尽管扎巴迥乃两头忙活，但多达那波仍然犹豫难定，最后决定还是请示阔端再说。

公元1244年，阔端终于决定选择萨迦班智达，理由是“今世间的力量和威望没有超过成吉思汗的，对来世有益的是教法，这最为紧要，因此应迎请萨迦班智达”。他派人给去一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信，史称《西凉王阔端致萨班邀请书》，要求对方前来凉州与自己会面，内容写的极为霸道，充满了威胁意味：

“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指引迷津的上师并选中了你，故望你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我处。如果你以年迈为借口拒绝，那就想想从前释迦牟尼为众生做出了多少牺牲？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带领大军前来问罪，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

当然，在黄金家族宫廷斗争中浸染多时的阔端并非只凭蛮横，也适时抛出了诱饵：“因此，你如果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土之僧众！”

最后，阔端王给萨班送了礼物，计有“白银五大锭，镶缀有六千二百粒珍珠的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袜两双包括环纹缎缝制的一双以及团锦缎缝制的一双，五色锦缎二十匹。"

无奈之下，莫名其妙被推出顶缸的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只能答应前往凉州。为了让他尽快出发，扎巴迥乃专门将萨班一行请到止贡寺，献上诸多礼物，他还不惜自掏腰包，赞助了萨班等人去凉州的路费，总之就是催他赶紧启程以免夜长梦多。

史载当时止贡噶举、蔡巴噶举、达隆噶举等各派首脑以及地方贵族们汇聚一堂，与萨班商量这次凉州之行的对策，最后决定由贡嘎坚赞全权代表西藏与蒙古人谈判，尽量为藏人争取权益。

临行前，贡嘎坚赞对人们说：“如果我不去的话，蒙古军队就会杀过来，就会 给西藏带来灭顶之灾，我是为了雪域众生而决定前去的，即使要抛弃自己的身体性命，也别无选择！”听起来颇为悲壮，大概他自己也不清楚以后会发生什么，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公元1246年，经过数千里的艰难跋涉，年已六十四岁的贡嘎坚赞带着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终于到达凉州。但是当时阔端并不在，因为其父窝阔台大汗已经驾崩，按照传统，这位西凉王要回蒙古参加选举下一任大汗的忽里勒台即王公大会。



萨班不得不逗留凉州，不过他并没有闲着，而是借着这个机会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尤其是他借助自己精湛的医术，到处治病救人，解决了不少疑难杂症，很快被凉州官民奉若神明。相传他曾在当地海藏寺掘了一口井，井中涌出神水，专治皮肤病，遗迹至今犹存。

在此次忽里勒台大会上，阔端的哥哥贵由当选为第三任大汗，使得这位西凉王的地位更加巩固，而托雷系则再次遭到压制，术赤系的金帐汗国也对贵由极为不满。等到阔端回到凉州，萨班已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大伙儿对他无不交口称赞。

据说就连阔端本人，也受益于萨班的医学造诣，相传西凉王患了重病，多方医治无效，最后是萨班用医术加灌顶，把他从病魔手中拯救出来，阔端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皈依佛教。

闲篇儿扯完了，该谈正事儿了，阔端和萨班终于凑在一块儿开了个会，会议的规模应该不大，很可能就是两个人的碰头会，但这场会议在后人眼中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史称“凉州会盟”，而凉州会盟的地点，据说就在今天的白塔寺。



会议进行得出乎意料地顺利。萨班与阔端十分谈得来，后者佩服前者的勇气与智慧，前者也更深入了解了蒙古铁骑的恐怖实力。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西藏归顺蒙古，遵从蒙古法令，向大汗进贡纳税；蒙古则任命萨迦派领袖为西藏地方政府首脑，西藏各教派和各地首领都必须服从其领导，同时允许西藏高度自治。

会后，萨班整理了会议纪要，将会谈成果写了一封信发给翘首以待的西藏僧俗首脑们，这就是赫赫有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在信中，萨班将蒙古人提出的要求转达给他们，认为这些条件已经相当优厚，劝说大家识时务者为俊杰，没有必要玩命死磕。史载收到信后，藏人并无异议，很快达成了归顺协议，这意味着西藏从此加入了蒙古汗国。

萨班之后一直在河西走廊传教，再也没有回返故乡，直到五年后的公元1251年于凉州圆寂。他被葬在白塔寺，今天寺内还残存一座规模颇为宏伟的包砖大土堆，便是萨迦班智达灵骨塔的塔基，也是那场影响深远的会盟留下的唯一遗迹。



萨班临终前，指定十七岁的侄子八思巴继任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也成为萨迦五祖中的最后一位。又过了一年，少年八思巴应诏觐见忽必烈亲王，并从此开始了追随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历程，直至成为大元帝国的国师并统领天下释教。

元朝成立后，八思巴以藏文为基础创建了新蒙文即俗称的“八思巴文”，成功取代了以畏吾儿文为基础的旧蒙文，深得皇帝赏识，由国师晋升为帝师。期间，他返回西藏创建了萨迦政权，将西藏本土划分为十三个万户辖区并设置官员管理，西藏在行政上也正式归入了中国版图。

天涯不经常上，有兴趣的朋友可关注微信公众号：

@我是长发短发 2017-10-11 22:42:03
《东山顶上的酥油茶》只有淘宝在卖，怎样区分是不是盗版？很想买一本看看，但是京东和当当都无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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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盗版的吧，有朋友问过，淘宝上都是自己影印的......


作者：岁月似剪刀Lv 7 时间：2017-09-13 12:24:07
楼主能否谈谈热振活佛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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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吧，先在文章先在微信更新，天涯很少上了


作者：bluewind666 时间：2017-09-15 17:44:47
想不到LZ又更新了，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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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支持！

新年清清草，好久没来了

《尴尬的教主——班禅系统是怎么江河日下的》



这还要从第一位班禅额尔德尼——五世班禅说起。

五世班禅生于公元1663年，出世后就被扎什伦布寺认为可能是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接到寺内居住，扎寺随即向西藏统治者五世达赖喇嘛请求指示，但后者却未置可否，仅仅说好好照顾这孩子了事。

要知道，当年四世达赖死后曾出现不止一位候选灵童，正是四世班禅最后拍板，五世达赖才脱颖而出。做为四世班禅的弟子，西藏神王在师父圆寂时曾大张旗鼓宣称要寻访转世灵童，但现在真有了眉目，达赖却又显得不怎么热心了，其态度颇让人玩味。

由于未确认身份，僧人们议论纷纷，小灵童在寺内待得异常尴尬，只住了四个月就被送回家。扎寺随后又一次请示如何处理，这次达赖答应先考察一下再说，据说这个孩子每次都正确辨认出了其前世使用过的物品，从而使得扎寺下定决心第三次请示，最后达赖喇嘛总算承认了灵童的身份。

八岁时，小班禅前往拉萨正式由五世达赖授沙弥戒。按当时惯例，师父将自己名字罗桑嘉措的一部分赐予弟子，为他取法名罗桑益希。此后双方来往很少，直到1683年，班禅年满二十一岁，再到拉萨受比丘戒时，才被西藏摄政桑结嘉措——他们同是五世达赖的弟子——告知师父已经闭关入定，不见任何人，也不能给他授戒。

年轻的班禅不得不失望而归，最后只能由扎什伦布本寺活佛授戒。其实，达赖喇嘛已圆寂一年了，但消息却被桑结严密封锁，不仅黄教二号活佛班禅，就连清朝皇帝也不知道。

公元1697年，班禅突然接到桑结嘉措来信，说师父业已圆寂多年，我因奉其遗嘱故秘而未宣，现在他的灵童已经找到，并将迎接到布达拉宫坐床等云云，一直蒙在鼓里的班禅大惊。

原来就在一年前，康熙亲率大军深入外蒙讨伐准噶尔大汗噶尔丹。从擒获的准噶尔俘虏口中，皇帝震惊地得知五世达赖竟早已不在人世，十多年间黄教教廷以达赖名义发布的那些法旨，其实都是桑结嘉措矫诏而为。

由于桑结在战争中明显偏袒噶尔丹，清廷早看他不顺眼。此时新仇旧恨涌上心头，愤怒的康熙立即西藏摄政下了一道措辞极其严厉的圣旨，并特别声明，如果得不到合理解释，将不惜开战。

惶恐的桑结嘉措不得不低声下气，说匿丧乃迫不得已，为的是维护西藏的长治久安，避免因达赖喇嘛去世而引发局势动荡。桑结保证，其实早就寻访到了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马上就安排他坐床继位。鉴于进军西藏的难度实在太大，而桑结又服了软，皇帝最后相信或装作相信了他的说明。

不久，应桑结嘉措要求，五世班禅来到羊卓雍措湖畔的浪卡子，为达赖灵童剃度后授予沙弥戒，将自己名字中的“罗桑”赐予弟子，取法名罗桑仁钦仓央嘉措，简称仓央嘉措。

据五世班禅传记，仓央嘉措坐床后，对宗教与众生安宁不甚关心，有不少违反戒律的行为，班禅听到这些传说后，特意写信给达赖和摄政，苦口婆心地希望仓央嘉措努力钻研经典，参加僧众辩沦，继承五世达赖创立的伟大事业，切勿自暴自弃。

桑结嘉措回复老同学，仓央嘉措学习佛经不甚用功，我也曾对他一再规劝，但未蒙采纳。希望班禅做为师父，多多去信指教，同时小达赖也快二十岁了，按规矩应授比丘戒，请班禅届时授戒。仓央嘉措则回信说自己生性不喜辩经，他愿意与师父会晤，但不肯再受戒，搞得班禅很不高兴。

终于那一天，扎什伦布寺中的日光殿，放浪形骸的六世达赖跪在其师五世班禅面前，声嘶力竭地反复哭述：“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惭愧……但若上师不收回先前授给我的沙弥戒，还我自由，我将面向扎什伦布自杀！二者当中，请上师自择其一！”

这是发生在公元1702年的事情，当时预定由班禅给达赖授具足戒——即前面说的“比丘戒”， 只有受过此戒才能成为比丘也就是正式的僧侣。仓央嘉措来到扎什伦布寺，可年青的神王不仅拒绝师父给自己授具足戒，甚至连此前授过的沙弥戒也不想要了。

五世班禅反复劝说都毫无效果，面对态度如此坚定的弟子，无可奈何的上师只有徒然叹息。最后，仓央嘉措给班禅重重磕了三个头，哭着希望师父原谅他，不要生气，然后毅然决然地返回拉萨。

班禅在他的自传中详细记下了这段尴尬的经历，而陪同仓央嘉措来扎寺的达赖经师嘉木样协巴，也留下了类似的记录，因此该情景很可能真实发生过。嘉木样后来到甘青藏区传教，在那里创建黄教六大寺之一的拉卜楞寺。

西藏的天下是来自新疆的和硕特蒙古人为黄教打下的，蒙古汗王一直掌握着军权，与藏人主导的西藏地方政府勾心斗角冲突不断。公元1705年，五世班禅多次调解无效后，摄政王桑结嘉措和蒙古首脑拉藏汗终于火并，桑结兵败被杀，他扶持的仓央嘉措也失去依靠，被蒙古人囚禁起来。

拉藏汗也是五世班禅的弟子，他决定借关系好的班禅系统压制敌对的达赖系统，对师父表现出十足的尊敬，陆续赠送大量土地和庄园，这种慷慨的馈赠伴随着蒙古人的耀武扬威和藏人仇恨的目光，使五世班禅显得越发尴尬。

班禅系统和蒙古人的关系很有意思。当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拿下西藏，宣布将这片土地供养给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采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行动，他拜扎什伦布寺主持罗桑曲结为师，后者是黄教最德高望重的僧侣，四世和五世达赖的师父，人们普遍认为，四世达赖去世到五世达赖成年的二十来年间，他是黄教事实的最高领袖。

固始汗赠予师父“班禅博克多”尊号，该词梵藏蒙合一，意为“智勇兼备的大学者”。黄教集团宣称罗桑曲结是第四世班禅喇嘛，又追认了三位前世，而西方学者则直接将罗桑曲结称作一世班禅，罗桑益希等后世活佛则从二世排序，这也导致班禅世系有中外两种不同计算。

有种说法认为，因为五世达赖当时太年青，固始汗才选择年老的班禅为师，但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黄教拜师看重学问而非年龄，宗喀巴的弟子中就有不少人岁数大于老师。

睿智的蒙古汗王无疑是想在黄教内部形成合理的均衡，避免达赖一家独大。到了固始汗的曾孙拉藏汗，蒙古人终于和达赖系统火并，鉴于被杀的桑结嘉措在民间享有崇高威望，拉藏汗想彻底搞臭对手，到处散布前摄政王的丑闻，不仅说仓央嘉措其实是桑结私生子，还上奏清廷，怀疑仓央嘉措是否真是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要求皇帝派专人鉴定。

康熙哭笑不得，为了照顾他册封的蒙古可汗面子，只好派了个据说是精通相术的家伙来西藏。在皇帝特使要求下，仓央嘉措脱得一丝不挂，被上下左右仔仔细细打量个遍，心中的羞辱可想而知。做为黄教高层和拉藏汗的上师，达赖尴尬的师父班禅或其派出的代表，很可能也被安排在现场以做人证。

随后，拉藏汗宣布废黜仓央嘉措，他事先曾去征求老师的看法，不过班禅没发表意见，而是推说应该请护法降神才妥当，估计是想避免不得不正面回答的难堪吧。

上师的窘迫并没结束，不久，拉藏汗将仓央嘉措押送京师（途中死于青海），又宣布一个青年僧人才是真正的六世达赖喇嘛，但民间一直有传闻说这个小喇嘛其实是拉藏汗的私生子。

在拉藏汗请求下，五世班禅不得不第二次为“六世达赖喇嘛”授沙弥戒，这回是将自己名字中的“益希”赐予徒弟，取法名益希嘉措。由于蒙藏僧俗对仓央嘉措念念不忘，康熙皇帝专门派人询问班禅“六世达赖喇嘛”真伪，班禅不得不出面为新学生辩解，说益希嘉措绝非冒牌货。这事造成了相当大争议，也给班禅名声带来了负面影响。

差不多同时，黄教集团宣布在理塘找到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噶桑嘉措，一时两个达赖喇嘛并行。达赖系统大多数人支持噶桑嘉措，而班禅系统及达赖系统少数人如嘉木样等则支持益希嘉措，黄教内部一片混乱。

公元1713年，为稳定动荡的西藏局势，康熙正式册封罗桑益希为“班禅额尔德尼”——这个梵藏满一的头衔意为“珍宝般的大学者”——并且宣布，班禅额尔德尼的宗教地位和待遇，与达赖喇嘛等同。

这标志着班禅系统正式获得帝国当局认可，“班禅额尔德尼”也代替“班禅博克多”，成为以后历代班禅的法定尊号。清廷无疑想在达赖之外再扶持一个平等的活佛体系，必要时实行对冲，一定程度上抵消达赖独大带来的不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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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教主——班禅系统是怎么江河日下的》【续完】


公元1717年，准噶尔名将大策零突袭拉萨，拉藏汗被杀，和硕特蒙古政权崩溃。不久后，准噶尔人又在西藏那曲全歼前来讨伐的清朝远征军，天下震惊，风烛残年的康熙不得不强打精神，以皇十四子为总司令大将军王，倾举国之力组建大军，准备收复西藏。

据记载，在准噶尔占领期间，五世班禅曾用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过许多西藏官员和各派僧侣，使他们免遭杀害。当年清朝远征军战败后，幸存的几百名俘虏正是在班禅的斡旋下才得以获释，因此朝廷方面对班禅也颇为感激。

班禅之所以有这么做的资本，是因为大策零曾在扎什伦布寺出家，是他的徒弟，两人关系不错。后来，准噶尔占领军把拉萨三大寺洗劫一空，财宝全运往新疆伊犁老家，却对扎什伦布寺秋毫无犯，还将大量庄园和百姓赠送给班禅。

为彻底消除和硕特人影响，大策零仿效拉藏汗故智，将藏地首脑召集到布达拉宫，又搞了场达赖鉴定会，要求与会者就益希嘉措的身份真伪给出意见，结果可想而知，这个可怜青年被宣布为“伪达赖”并赶下宝座。身为伪达赖之师，班禅虽不在场但也难逃尴尬，不过在他的斡旋下，这个徒弟总算逃过一死，只被囚禁起来了事。

一些资料显示，大策零曾想把班禅劫持到准噶尔另立黄教中心，因此屡次请师父来拉萨，其实是为了方便控制。可黄教二号活佛虽然老实但却不傻，找各种理由推脱搪塞，死活就是不去，顾及形像的大策零不便撕破脸皮，最后只得放弃。

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清朝大军终于挺进西藏，赶走了准噶尔人，大策零率残部逃回老家。农历九月十四日即阳历10月15日，在清军浩浩荡荡护送下，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一行抵达拉萨。仅仅一天后的农历九月十五日，黄教高层就迫不及待地在布达拉宫举行了隆重的达赖坐床典礼。

清朝将领和蒙藏王公们随即组建了西藏临时军政府。为了稳定西藏局势，必须找出一尊众人都认可的大神，来为出身康区根基尚浅的新达赖喇嘛保驾护航，军政府高层认为，只有一个人适合。

此前无论桑结嘉措、拉藏汗还是大策零当政，地位超然的班禅都与他们相处得不错，数十年间始终屹立不倒，成为西藏朝野势力以及清政府都十分倚重的稳定阀和润滑油，各种难解的纠纷，都要请他调停。

不久，五世班禅奉圣旨来到拉萨，西藏军政府举行隆重欢迎仪式，将班禅迎至布达拉宫，和达赖喇嘛相会于日光殿。据说两尊佛爷相见甚欢，按照皇帝的上谕，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正式成为七世达赖喇嘛的上师。五十八岁的老班禅为十三岁的小达赖授了沙弥戒，并将自己名字中的“罗桑”赐予徒弟，从此七世达赖的法名成了罗桑噶桑嘉措。

由于康熙始终不承认仓央嘉措，因此噶桑嘉措的封号仍是六世而非七世达赖，这意味着清廷认为他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继承人，与“伪达赖”仓央嘉措毫无关系。一直到乾隆时，在六世班禅的斡旋下，清廷才默认了仓央嘉措的身份。

至于另一个“伪达赖”益希嘉措，关了两年多后终于出狱，但并没获得自由，清军将他押送京师。据说临别时，忠厚的师父送给无依无靠的弟子许多沿途需要的生活物品，祝他一路平安。抵京后，益希嘉措被送往热河（今承德）监禁，大概于1725年死在那里。

清朝从西藏撤军没多久，西藏高层就爆发严重内讧，代表前藏（今拉萨、山南及林芝西部，古称‘卫’）利益的阿尔布巴等几名噶伦谋杀了首席噶伦康济鼐，后者盟友颇罗鼐在后藏（今日喀则，古称‘藏’）起兵复仇，联合康济鼐家族的阿里驻军向拉萨挺进，这场噶伦间的内斗史称“卫藏之战”，最后颇罗鼐赢得胜利。

由于七世达赖家族参与了阿尔布巴的阴谋，清廷极为不满。战后达赖遭到冷落，雍正除了让颇罗鼐掌握西藏地方政权，还下令将金沙江以东藏区全部划归四川和云南，青藏交界的玉树那曲等地则由西宁办事大臣和驻藏大臣直辖。

皇帝甚至动了拆分西藏本土的念头，打算把扎什伦布寺以西，日喀则和阿里的全部土地，都赏赐给班禅管理。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实施，那么达赖系统或者说西藏地方政府的基本盘，就只剩下前藏和昌都了，而无论领地还是人口，班禅系统都将完全能与前者分庭抗礼。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信心满满的清朝大臣来藏宣读圣旨时，面对这千载难得的机遇，五世班禅竟然想也不想就拒绝了。尽管对方软硬兼施，甚至以“这是皇帝本人的意思，您可别违背圣意”来威胁，可老活佛油盐不进，死活就是不干。最后，没法向皇帝交差的大臣们再三恳求，班禅终于勉强答应接受拉孜、昂仁、彭措林三个宗（相当于县），其余则坚决婉拒。

其实以前就有大臣建议，达赖亲属惹事生非是个祸根，不如把这家人迁出西藏，让班禅转驻拉萨，以后黄教便由班禅主持。但是，雍正对前一部分予以采纳，将达赖喇嘛迁到四川藏区暂住，而对后一部分，这位深谙人心的皇帝却批示道，当年达赖的宝座实际空了好多年，如果班禅想取而代之的话早就坐上去了，何必等到现在，此事以后就不要再提了。

很显然，雍正对五世班禅与世无争的性格颇为了解，也不想强人所难，后来当他得知班禅拒绝接受封赐的领地，想必也在其意料之中，因而也没有追究老活佛抗旨之罪。

从此，班禅系统的基本地盘便仅限于日喀则一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有从达赖划来的那三个宗（县），事实上没过多久，为了表达善意，班禅从自己地盘里另划了三个宗送给达赖，其领地相当于没增没减。

除这三个宗外，班禅还有先前固始汗、拉藏汗以及大策零等赠予的五个相当于宗的大型庄园、六十八个中等庄园以及二十六处牧场，总共相当于十余个宗。而根据清朝史料，当时西藏有一百二十多个宗，也就是说班禅的地盘仅相当于达赖的十分之一。

尽管在清廷指示下，犯了错误的七世达赖被藏王颇罗鼐当做宗教象征高高供起，并没有多少实际权力，而颇罗鼐也仿效固始汗等和硕特汗王，实行亲班禅远达赖的宗教政策，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班禅系统其实已无法与达赖系统抗衡。

到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清朝管理蒙藏事务的理藩院向皇帝提交了一个有关西藏黄教发展情况的评估报告，其中提到截止当时，达赖系统有3150座寺庙，班禅系统为327座；达赖系统有约三十万名僧侣，班禅系统为十三万多；达赖系统有十二万户农奴，班禅系统则为不到七千户。

从中我们不难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比如按照这个比例关系，无论达赖还是班禅，他们的一户农奴平均都要养两名以上的僧人，而当时西藏一共不过百万人，因而即使算上自由民，平均每三个藏人中也有一个是黄教僧侣。鉴于黄教戒律森严——尽管具体执行起来仍有诸多问题——僧尼严禁嫁娶，当三分之一左右的人不再繁衍的时候，西藏人口数量始终停滞甚至后退，也就是一个可以想像的事实了。

此外我们更能看出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势力的对比：寺院方面，两者的比例接近10：1；农奴方面，两者的比例提升到了18：1；而在最为重要的指标——僧侣数量方面，两者比例竟然高达22：1！也就是说，这根本不是两个势力对等的集团，达赖的力量无可置疑地远远强于班禅。

如此情形不由让人感慨万千，因为仅仅十年前的康熙三十三年（即公元1694年，五世达赖和他的师父四世班禅都在世），据统计黄教僧侣当时一共只有三万五千人左右，其中约两万六千人属于达赖系统，九千人属于班禅系统，双方数量对比还不到三比一，虽称不上势均力敌，但起码是分庭抗礼。

短短十年间，黄教整体增长高达900％，而其中班禅系统却只涨了50％。黄教内部，达赖份额由74％提升到超过95％，而班禅则由26％下降为不到5％。很显然，如果统计无误的话（事实上，鉴于该统计是由达赖控制的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并上报的，出于可以想像的原因，达赖方面很可能隐瞒了己方的部分力量），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份报告产生时，七十岁的五世班禅喇嘛已是风烛残年，进入了其生命中最后的五个年头。做为佛学家，这位老人不仅合格而且成绩十分优秀，但做为一个政治家，他的表现却离及格线很远很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班禅系统的发展之所以大大落后于达赖，其根子就出在五世班禅身上。用今天流行的一句话说，他输在了起跑线上。

从个人性格来看，也许是师父五世达赖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五世班禅凡事忍让很少出头。废黜仓央嘉措后，拉藏汗本想让班禅顶替达赖，因而处处刻意凸显抬高他的地位，但班禅对此却模棱两可，重大事项从来不主动表态，对弟子过于丰厚的赠予也婉言谢绝，搞得拉藏汗很是无奈。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班禅系统在离权力渐行渐远的同时，也并非没有收获，历代活佛高寿者颇多，除了六世和八世，其余都超过五十岁，其中四世班禅竟然活了九十多岁，在青藏高原堪称奇迹，相比之下，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神王后大多短寿，只有五世和十三世活过了五十岁，九、十、十一、十二这四世达赖甚至没熬到亲政，皆年少夭折。

五世班禅死于乾隆二年即公元1737年，活了七十五岁，虽比不上他的前世，但仍属高寿。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清廷推出修改后的《藏内善后章程》，开头便说“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班禅额尔德尼平等”，试图再次以法律形式确定达赖与班禅的对等地位，人为拔高班禅，但事实上，班禅与达赖的实力差距却越拉越大。

尽管此后仍有班禅额尔徳尼利用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与皇帝建立了良好关系，甚至凌驾于达赖之上，可是做为一个整体来看，一直到清朝灭亡，班禅系统始终被达赖系统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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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清清草，天涯竟然还活着

《一度到理塘——丁真老家的故事》


蹭蹭热点。想必许多人已经知道，藏族小伙丁真——其实就是藏语的丹增——并非西藏人，而是来自四川，他的家乡在甘孜州的理塘县。

理塘早期的历史没人追究，因为对藏族人来说，如果与佛教无关，一切将毫无意义，也就懒得关注。直到明朝中叶，随着佛教在这里生根发芽，记载才逐渐多了起来。

与康巴地区多由土司统治不同，理塘旧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权力体系，其统治中心是理塘寺，尽管也有土司，但往往受制于当地最大寺院——理塘寺的黄教僧侣集团。

理塘寺在藏语叫“长青春科尔林”，“长青”即“绛钦”的异译，“大慈”之意，是弥勒菩萨的尊称，“春科尔”则是“法轮”，“林”为“寺院”，合起来就是“弥勒法轮寺”。长青春科尔寺位于理塘县城北山坡，原为当地一座历史悠久的苯教寺院，明万历八年（1580年），一个大人物路过这里，它的命运从此改变。

当时，黄教重要首脑、拉萨哲蚌寺的寺主索南嘉措应邀与蒙古最强大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湖相会，获得后者所赠“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达赖喇嘛活佛系统从此诞生，索南嘉措自称第三世活佛，并追认了两位前世。返藏途中，三世达赖在康巴地区传教，看上了理塘这块宝地，遂决定建寺。

此前，理塘所在的康南地区已归入云南丽江的木氏土司治下。宋末，木氏先祖归附经丽江征讨大理国的忽必烈，在蒙古帮助下于当地建立了土官统治。该家族后来又得到明朝大力支持并赐姓为“木”，势力范围不断壮大。

从明朝中期开始，木氏对邻近的藏族地区展开了军事征服，占据了川滇藏大片地盘，最盛时包括现在云南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和大理州部分地区、西藏昌都及四川甘孜州部分地区，理塘也在其中。随着木氏的扩张，在藏语中产生了一个新词——“姜”地，专指纳西族统治地区，土司也得到了一个威风凛凛的绰号——“木天王”。

1580年，崇尚佛教的木氏土司邀请声名远扬的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前往自己的辖地理塘说法讲经。在木氏支持下，索南嘉措将理塘城南古老的苯教寺庙帮根寺改宗佛教，并亲自主持了该寺的开光仪式，这就是现在这座长青春科尔寺，它也是黄教在康区金沙江以东的第一座寺庙。

尽管木氏曾迎请三世达赖喇嘛建寺，甚至还想请三世达赖到自己的根据地丽江（最后没有成行），可这个土司家族却并非黄教徒，他们信仰的是以噶玛巴活佛为领袖的噶举噶玛派（白教的一支）。不过黄教发展初期很少涉及政治，加之与其他教派比较，其戒律森严颇得民心，因此各地领主虽然信仰各异，但都对黄教并不排斥反而欣赏有加。

但理塘寺建成后，从三世达赖到五世达赖期间至少五十年，寺院却每况愈下日渐衰落。这是因为黄教后来越来越热衷政治，与噶玛噶举派等势力的矛盾日趋激化，自然也受到木氏土司冷遇。直到明末清初，支持黄教的和硕特蒙古人在固始汗率领下从新疆杀入青藏，狂飙般横扫一切反对者，木氏战败后不得不退回丽江，理塘寺才得到发展机遇，最终成为康区南部最大的黄教寺庙。

历代木氏土司对推进藏传佛教不遗余力。1608年起，他们开始组织刻印《甘珠尔》（即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分），历经十三年方才完成，史称丽江版大藏经。信奉黄教的蒙古军队击败木氏攻入丽江，将《甘珠尔》经版强行迎到理塘寺供养，所以它又被称为“理塘版”，后来许多版本的大藏经都以丽江-理塘版为母本，据考证该套经版目前分存在理塘寺以及拉萨的大昭、哲蚌二寺。目前，还有一整套当年印刷的理塘版《甘珠尔》经书保存在拉萨大昭寺，是国宝级文物。

到了康熙末期，理塘又诞生了一位大人物。那时，理塘早不属木天王所有，而是由统治青藏的和硕特汗国管辖。和硕特汗王拉藏与西藏摄政桑杰嘉措为了争夺权力闹得不可开交，最后终于火并，桑杰兵败被杀，他所扶立的六世达赖喇嘛、著名诗人仓央嘉措也被拉藏汗奏请清廷废除封号，随后解送北京。

通常认为，这位在政治斗争中被剥夺了统治权的西藏神王途中被政敌处死，年仅23岁的生命终结在青海湖畔。据说最后时刻，拉藏汗派来执行死亡任务的刽子手问仓央嘉措是否有什么遗言要留下，他于是吟诵了那首生命的绝唱：

“求汝云间鹤，借翼一高翔。飞行不在远，一度到理塘。”

相传，黄教僧侣们正是根据这首绝命诗的指示，终于在理塘境内找到了他的转世灵童，即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噶桑嘉措的父亲曾是理塘寺的僧官，还俗娶妻生下了他，达赖长大后登上西藏神王宝座，自然对理塘寺极为照顾，后来他被清廷迁移至道孚的惠远寺暂住，途中又到理塘寺讲经说法。

因为这些关系，此后历代达赖喇嘛都对该寺都礼遇有加，清廷也特别关照。理塘寺不断壮大，到雍正时已发展到近两千僧众，乾隆时更是多达三千，章嘉国师甚至称其为康巴地区最为殊胜的黄教大寺。

正是在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1726年，雍正皇帝以金沙江为准绳划定了川、滇、藏三地的边界，金沙江东岸的理塘从此以后就正式划归了四川省管辖，并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藏族小伙丁真的祖先也就成了四川人。

到了道光朝，又一个理塘孩子幸运地被选为达赖喇嘛灵童，这便是十世达赖，其父是一个村里的头人。乾隆时的外蒙最高活佛三世哲布尊丹巴也是理塘人，当时二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外蒙各王公为了让自家孩子成为灵童而闹得不可开交，一直警惕蒙古政教合流的皇帝遂下令让哲布尊丹巴在藏区转世，之后遂成定例。此外，甘南拉卜楞寺主嘉木样、昌都强巴林寺主帕巴拉等次级大活佛也曾转世于理塘。

做为理塘最大寺院的寺主，长青春科尔寺的香根活佛一般称为理塘香根，以区别于其他几个香根活佛，比如木里香根和察雅香根——在藏语里，“香根”意为“救主”。

香根活佛的产生往往与达赖转世有关，比如初代理塘香根就曾差点儿当上了十一世达赖喇嘛。当时西藏僧俗官员们寻访到几个十世达赖转世灵童的侯选儿童，其中之一就是他，虽然在金瓶掣签时落选，但按照惯例，落选灵童一般都会被册封为稍低等级的活佛，并在幼年时陪伴年龄相仿的小达赖一起读书，这便是理塘香根的由来。除了香根活佛，理塘寺里还有夏坝、阿扎等几个活佛系统，他们多担任堪布，即大寺院中各僧院的首脑。

二世香根（1908年－1949年）时，理塘寺达到鼎盛。这位活佛很有意思，在西藏地方政府看来，他与十一世达赖喇嘛有转世渊源，更是十三世达赖喇嘛亲授管理康南地区教务的最高活佛，那他肯定是自己人；在中央国民政府看来，他不仅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是区党部主任，那他肯定也是自己人。

这些身份使得香根在国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左右逢源，周围的土司头人们都承认该寺在这里的政教首脑地位，并对其大量布施。他治下的长青春科尔寺也发展到鼎盛，寺院僧人曾达七千人之多，几与拉萨三大寺规模相当，成为康巴地区最大的寺院。

虽说势力没有长青春科尔寺大，但理塘也有土司，而且还是级别很高的宣抚司（从四品）。也许因为地处川藏交通要道过于重要，理塘土司并不是像康巴其他土司那样家族世袭，而是从当地豪族中遴选，另一个特点则是有正副两个土司，虽然级别有异，可相互并无隶属。他们先是归附于和硕特蒙古汗王，和硕特汗国灭亡后，则由清廷任命。

清末，赵尔丰在川藏大力推进改土归流，引起当地土司激烈反应，战火从理塘向南越烧越旺。理塘土司逃到今天旅游胜地稻城，与再往南的乡城桑披寺遥相呼应，负隅顽抗。在清军强力镇压下，桑披寺被彻底摧毁，孤立无援的土司只得弃守稻城逃入西藏。理塘随后被改名为顺化县，民国时又改名理化县，直到1950年方更名理塘县。


理塘土司下面还有诸多小土司和头人，其中就包括统治大小毛垭草原的毛垭土司，后者为正六品的长官司，管辖着近四千平方公里的广大辖区，这片川西高寒草原的中心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草原头名。赵尔丰打到毛垭时，自知无力抵抗的土司躲到了山里，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东山再起，据说当年只要革命再稍晚一点儿，土司制度也就不复存在了。

解放前，毛垭土司管着37个大头人和73个小头人，下面有四五千人口（其中僧尼就占四分之一以上），在地广人稀的康藏牧区，这个数据已经相当高了。据记载他对待属民农奴十分残酷，常施以挖眼砍手等酷刑，被穷人视为避之不及的魔鬼。

传说这里和平解放时，末代土司曾质问政府卫生队的医生：“穷人天生就穷，你们为什么要给他们看病？中央政府凭什么给穷人发放农具和生活品？你们是毛 派来的，他大还是我大？”

藏区和平解放后的1956年，康巴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叛乱，理塘地区成为康巴高级僧侣、土司、头人叛乱的主战场。狂妄的毛垭土司当仁不让地成了叛乱主力，美丽的毛垭草原也变成血腥战场。最后的结果毫无悬念，旧势力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被平乱的解放军全歼，横挑强梁的毛垭土司本人也在理塘寺附近被击毙，他的尸体则被俘虏们抬着在理塘城内示众，土司制度从此一去不返。

“白色的仙鹤呀，请你借我翅膀；不去遥远的北方，一到理塘便回。”俱往矣，三百多年来，仓央嘉措那优美的诗篇，仿佛仍随着理塘印版下的《甘珠尔》经文，在这里飘荡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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