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兵子兄贴出的一篇文章，觉得写的极好，解决了我困扰很久的一个疑问。所以把我的一篇旧文也贴一下，因为这么长的帖子跟在他后面恐怕不礼貌。周作人背后的一个中国文化现象真是很有特点，方孝儒死后，天下读书种子真的绝了。

很少有像周作人先生这样会写文章的人了，依我看，一是性格和修养使然，二是书读得多。我曾经阅读过周的绝大多数作品，只能用颜回对孔子的马屁来形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周崇尚理性，对世间万物都表现着兴趣，谈什么事都从容不迫，特别是津津有味地谈论草木虫鱼，反映了他对世界的善意和深刻的爱，但后来竟至于附逆，令人十分黯然。周作人的作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又重新流行，可以用一句老话：“书终究不是女人，老了便不行。”下面就说说周作人先生的文章、道德和他这个人。
艾子浮于海，夜泊岛峙中。夜闻水下有人哭声，复如人言，逐听之，其言曰：“昨日龙王有令：应水族有尾者斩。吾鳄也，故惧诛而哭。汝蛤蟆无尾，何哭？”复若闻有言曰：“吾今幸无尾，但恐更理会蝌蚪时事也。”
——《艾子杂说》
我们每一个人或长或短都有自己的尾巴，全仗平日里夹得紧或暗自割了，无人追究。然而作为周作人，一个“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的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 （1），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优秀的散文作家，（2）在翻译、文艺理论、民俗学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的大学者，有一条“特大尾巴”——在汪伪政府担任六年伪职，就很难令人释怀了。二十年来对于他的批评，都聚焦于此，且一致以为有他名字的一天，汉奸（佞人）（3）就是他的蜗牛背上的重物，永远不能背弃。即使对他有所偏爱的学人，或避而不谈，或主张文品与人品分离。但是，周作人走上汉奸的道路所反映出的一个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的穷途末路，所暴露出的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的阴暗无奈，和社会环境对于人的巨大作用，人们似乎尚未加以深刻的体察和阐述。人们仿佛只能钦佩成就之余啐上一口，欣慰地发觉自己委实不坏。然而在于事实，成就与缺点往往就是物的正反、剑的双刃，互相包含，缺一不存，甚至可以说，人的成就往往隐含着他的缺点。
在中外历史上，我们发见有些英才俊杰，常常站错了队，走错了路。一个是非非常清楚的问题，他们偏偏出人意表，而受到人们的指责。特别是表现在气节方面的人士。而在一个民族主义情绪非常强烈的国家（一般是比较落后的国家），爱国主义（4）可以一俊遮百丑，也能一丑遮百俊。作为道德问题的气节，被人如此看重，倒让人想起黑格尔说的“道德问题不过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嫉妒罢了”，或者说是道德的双重标准。在这个斗争激烈、标榜是非的世界上，人们总自以为自己是清白的、是不幸社会的受害者，总以自己的标准衡量世界。公正和宽容成为鲜见的美德，但是，一个人是否真能够凭着自己的内在道德而以为比别人胜上一筹？这种偏袒自我的意识难道不是一种荒谬的蒙蔽？而纯洁究竟是洗尽肮脏还是自身的无视肮脏？看看我们的周围，言行不一弥漫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口是心非弥漫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严以待人、宽以律已成为当代的一大特色，而我们对此进行批评同样是缺乏力量和自信的。
本文希望从周的作品中能够体察周作人“昏”的理由（5），进而观照中国的文化精神（特别是国家观念）。相对来说，周作人是文章与行为统一的较好的少数作家之一，这于鲁迅有些不同（6）。所以我相信，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道德而羞愧。
二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后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系，朝夕会面，逐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念到他。我在浙东住了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三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了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故乡。
这是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的第一段，集中体现出一个学者的“家园情结”。这个家园不是狭义的出生地，而是“来源与归属”。从理性而言，故乡是一个偶然的地点，与异地无异，但人生根本疑问的跟随，“来源与归属”的探求，使人无法摆脱故乡的影子。理智的周作人、虚无感很强的周作人要上述文章中极力淡化对于故乡的眷念，却在另一面常常表现着对故乡的草木、风土熟悉至入微的境地，凸现着感情的丰腴沉着，显示出一腔深情。在他的极大一部分作品，他频频描述故乡的乡土风情，创作出一批代表作，如《苦雨》、《乌篷船》、《北京茶食》……他童年的生活、故乡的点点滴滴，有着说不尽的话题。人的最初存在境，总是较深的渗透于人的思想、观念、道德、乃至心理结构、思维方式中去。故乡像肉体上一道擦不去的符咒，不时闪耀的灵光，如影随形。
周作人出生于有着长期文化传统、人物辈出的绍兴。自吴越以来，绍兴像一架出产文化名人的机器（可以发现，其中的名人以时代叛逆者和独立人格者居多，也许伟人就是对传统社会的反动而成其大名的），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生命力极强的文化氛围，该地人性格坚韧，理智发达，善于生存，杰出之士更多是特立独行。幼年的周作人未必能意识于此，但他一成熟就主动地从绍兴人物中汲取营养。他几乎收罗到三千年来会稽、山阴人的所有著作，亲自编注，连野语村言的“徐文长的故事”也自己撰写。他的整个文艺观（创作观、神话观、歌谣观、民俗观等），甚至人生态度、世界观，都处处有出典与来历，几乎都可追究于绍兴，成了思想的库藏和结构基架。
林语堂回忆道：“……我上文说作人冷而鲁迅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7）
周作人说：“……二、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种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都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有志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为浙人，则我亦随便而已耳。”（8）
绍兴的环境据说是山水相应，峰壑竞秀，（9）一般表现于人方面是心思慎密，俊丽深远。我们不能判定某个地域只会产生某种类型的人，但可以经过归纳得出粗线条的结论，绍兴的士人（知识分子）务实，深刻，思想趋于偏激，常露锋芒。周作人不是例外，可能主观上还以此为归属。（10）
周作人在绍兴的童年生活并不是美好如意的。他天性内向温和，不好玩乐。家庭的巨变给他留下尖锐的创伤（一如鲁迅），他对于童年生活津津乐道不过是经过滤后的记忆。他对故乡的人事之浇薄很不以为然，在晚年他屡次引用古句“五月杨梅三月笋，为何人不住山阴”。兴旺时捧场献花，衰败时落井下石，是常人的本能，并非绍兴的特产，却被鲁迅称为“这时别人的心肝也似乎有此了然”（11），周作人自然也看得真切仔细(12)。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指出，作家的创作总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抑制的经验的回忆。回忆恢复了过去被潜抑的经验的动力，从而产生了要求补偿实现它的愿望。童年的阴影深远而沉痛。我相信，成年后的周作人一回忆从前，胸臆间会立刻充满对世事炎凉的失望对他人势利的本能反感，无论后来的他摆出何等平和的姿态，都无法压制心头的憎恶和对人生的狰狞阴暗的刻骨铭心的失望。
形式影响内容,语言影响思想。周作人讲到：
“故乡的山水风物，因为熟习亲近的缘故，的确可以令人流连记忆，不过这如隔绝了便愈久愈疏，即使或者会形诸梦寐，事实上总没有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给予我们一个极大的影响，就相要摆脱也无法摆脱的，那就是语言。普通提起的方言似乎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诚实地表现自己。”（13）
文章即思想，人的性格差异与语言特点有着一定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周作人、鲁迅最惯用、最擅长的表达是皮里阳秋、正话反说，这与绍兴方言以刚为主，刚柔兼济的特点相一致。无论鲁迅的时刚时柔、周作人的表面和气从容，从根本而言，都有根针在心间，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倔强刚硬,不在时俗下就范。兄弟失和至死不解，鲁迅的“我一个也不宽恕”都是充分的体现，这是极可能与社会发生冲突的，只要有一点契机。事实上，生活里不会缺少火星和炸药。
命运之神总带些恶意。一个激烈的出生地，大起大落的童年，动荡变幻的社会，终于把周氏兄弟逼至“出走”，并形成“叛徒”的个性，（14）再无法真实面对，只能暂且努力刻画景致尚算不差的故地。记忆的筛子把灿烂的展示给别人，而留给自己的总是黑暗的颗粒。而这些颗粒,就是强烈的隐痛。
三
日本文化，善于学习和吸收，近代以来体现出很强的生命力。由于国情和人种、地域的类似，在二十世纪前叶，每一个试图富强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在日本身上学习强国之道。
在革命电影中，汉奸的形象代表大抵是伪翻译官。如果周作人作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儿子留学欧美，至多与胡适相当。然而他去了日本，在那里接受了西方文化（以希腊文化为代表）和日本文化，并且认同了，于是有了当“伪翻译官”的机会。（在汪精卫伪政府中，欧美留学生极少，留日学生极多。）
周作人在日本生活了六年（二十一岁至二十七岁），迥乎于其兄鲁迅的“东京也无非是这样……”(15),他很快适应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并对此赞赏不已。
“日本国民天生有一种艺术的感受性，对于天物之美，别能领会，引起优美的感情。”（16）
“我们在日本的感受，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17）
“日本人最爱美。”（18）
“吾乡穷苦，人民努力自吃三顿饭，唯以腌菜臭豆腐螺蛳为菜，故不怕咸与臭，亦不嗜油如命，到日本去吃，无论什么都不成问题……”(19)
一个青年就这样定型了，在他睁眼看世界时，他正好看到了他眼里的理想世界--简洁、自然、含蓄的世界。那才是他的“故乡”。爱，至于一切，于是也以苦为乐了。
吃日本菜,娶日本太太,过日本生活,歌颂日本文明,真是“中日一体”、“和平演变”了、“全盘日化”了, 后来鲁迅叫他回来，他赖着不走，要鲁迅去接回来。若是现在，早是华裔日人了。在《我的杂学》中，周作人总结一生学识，数列有日本的乡土研究、民艺研究，日本的杂地志和浮世绘，日本的川柳、落语、滑稽本，日本的戏剧、歌谣、玩具图咏，日文和日本的明治大正文学，仿佛把汉赋晋文、唐诗宋词等家传宝贝忘在一边。洋枪洋炮好，“无论何等国粹”的拳脚剑戟都不要也罢。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的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20）
文章平淡冲和，含蓄曲折，有着冷意苦味，光从意义上我们很难分辨这是永井荷风还这是周作人的作品（当然在周作人的作品很少用排比），因为两者的情绪是如此的一致。黯淡的抒情，平淡的感伤，这是他领会最深的。鲁迅的绝望有着日本生活的刺激，周作人的悲观虚无有着日本文学的浓厚影响，他的人生观也受到日本文化的作用。悲伤者以心血写文字，远甚于堂皇的“完人”之作品。“完人”永远无资格指点别人之生活。(21)
周作人一生讨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主要是不喜欢夸张、矜持作态。他喜欢和谐宽阔，主张发展人的本能，尊重理性，这些正是希腊文明的特点。当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世“显学”时，周作人仍高举“个性解放和自由”，要求思想和文艺的宽容，不干涉信仰。他信奉希腊哲人的格言“知道你自己”，以为是“最好的教训”，以为“我们想念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22）。按时髦的说法，是“生存权”是第一位的，再按照理性的生活。他一直坚信自己的理性，在晚年他认为“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识之”（23），他以为他的成就就是理性的成就，这也是他学识广博的依据。他一生佩服的王充、李贽、俞樾，就以为他们的理性发达，在那个时代是鹤立鸡群。终于周作人也像他们一样不容于时代，也“鹤立鸡群”了。
四
原始社会至于奴隶社会，奴隶社会至于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至于资本社会，都是个人得到发展、得以解放的前进过程，甚至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定义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人与自由是一切词语中最可贵的，是无数人用血与火争取的权利。
佛教用了浩如烟海的典籍来证明生命存在的荒诞与不真实。凡有影响之宗教，莫不是宣扬虚无思想。我们每个人都是莫名糊涂的被推向这个世界，人生的空洞无奈植根于心灵深处，谁也回答不好生存的问题。自称“半是儒家半释家”的在家和尚周作人更显得迷茫
“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稣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都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堆在里头，真是乡产的杂货一料店了。”（24）
这里周作人二十年代时的自评。在这里他还是不悲观的，但他与鲁迅闹反以后，曾写到：
“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路的方向。
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单独意识着罢了。
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也不得不挣扎着。”（25）
这种话不可谓不透彻，不实在，但话已至此，那么人无论做什么也不会让他人惊奇了。
1936年，举世都以鲁迅为“旗手”、“斗士”、“民族魂”追悼时，周作人评论道：
“说道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最深，就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很悲观……对于中国的前途，看的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格外深刻。”（26）
这可算当时最实在、最透彻的观点了。因为他了解鲁迅一如了解自己。而悲观和虚无，主张个人主义，同样是周作人看待一切事物的眼光。
“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27）
“过去处决人犯，用敞车载着，现在用汽车载，快得未免太残酷了。”（28）
看穿了生死，就无所谓得失荣辱，都齐物了。
周作人作为“五四”号手的代表作是《人的文学》、《人性的文学》，提出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是人类根本的共通点，是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人类的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利己不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
“倘若用了什么大名义，强迫人牺牲了个性去侍奉白痴的社会，--美其名曰迎合社会心理，--那简直与借伦常之名强人忠君，借国家之名强人战争一样的不合理了。”（29）
“……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的人间本位主义。
……一切价值的重估，这就是我对人类最高自我认识行动的公式，这种行动已成为我的血肉和天才。”
我想，用肯定的人生审美精神取代浅薄的科学精神和虚伪的道德精神，都地无可厚非、值得致敬的。
爱因斯坦说过：伟大的人是孤独的。也许思想家也都是孤独者。
“我们说话作文，听别人的话，读别人的文，以为互相理解了，这是一个聊以自娱的梦，好到连自己也还不肯承认，知道是梦却还想在梦里多流连一刻”（30），“盖据我多年的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都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31），这本生活的大书周作人已经读透了，再有人大教他如何生活不过是自讨没趣。
一个臻于完善的人，所处的往往一边是顶点，一边是深渊。这一脚踏向何方，就看时代的推动力于何方了。
五
自近代以来，中国与列强发生了巨大的碰撞。内外因素的结合，从整体而言，有着自给自足、封闭性的农业文明的中国一直处于非常的劣势。天朝帝国的炎言，近代知识分子已说不出口。扪心自问：中国的出路，个人的价值，往往是一个不着边际的梦。知识阶层中，自信绝大部分被碰碎，疑虑和惘然滋生，像一群走到十字路口的迷路儿童，无所适从。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风云际会，沧海横流。在“国统区”台上表演的大都是流氓小人和绿林好汉，知识分子很难产生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之即倒的壮志。周作人尊重个人，不会当陈天华、王国维，大约想过陶渊明、苏武。他的历史循环论得出“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我恐怕也是明末什么社的人”（32），他恐怕还是想当陈子龙，结果却成了侯方域、吴梅村之流，在历史上，侯、吴也算不得什么反面人物。周作人有着对历史的独特认识，他和鲁迅一样，不屑喊口号、说空话（胸脯拍得最响，誓死为党国效忠的，十之八九是一有机会就拿它开涮），他对秦桧与岳飞有自己的看法：“秦桧主和，保留了半壁江山，总比做金人的奴皇帝刘豫张邦昌为佳，而世人独骂秦桧……则固有《精忠岳传》之宣传也”，（33）“国人的喜怒全凭几本小说为定，岂非天下的大笑话”。（34）他从不以旧道德为是，一生抗拒挑战旧伦理，提出“我却不相信！”（35）“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36）终于在抗日问题上，他有了真正贯彻表现他一生主张的行动，做到言行一致。我不知道放弃信念与坚持信念哪个让人鄙弃？
文章道德，置于兵戈监狱，只能节节败退；思想精神，在暴力专政之下，本没有申述的能力。在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独立之精神，那么投靠哪一方呢？他是否有选择的权利呢？天下是否真的唯德者居之？
我们喜欢看平时比自己高的人突然掉下来，最好掉得比自己更低，心里就有了一点优越，一点自得。于是有那么十六位作家发表宣言：“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忽速离平，问路南来，参加搞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的过去功绩，而今后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37）周作人前些年表现得太好,现在总是个有缺点的人,“完美的苍蝇们”终于有当周作人“教父”的机会，也最终抑制了周作人回头的可能。
三十年代周作人已厌闻时事，大谈草木鱼虫，把苍蝇，虱子谈得娓娓动听：人世已不可信任，让他们去争夺这黑暗的统治权吧！
其他人投靠日本，大都是变节投机，周作人却在早期就埋下伏笔。他曾说：中国所痛恨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38）他大约以真正的“亲日派”自居。鲁迅熟知其弟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叫周建人转告他：“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39）
1939年，周作人被人刺杀，很侥幸逃得一命。现在我们可以谈笑风生的分析谁派的，当做消磨口水的谈资。但对于一个珍重生命，主张个人的周作人而言，当然是暴力对他不合作态度的一次肉体解决（倘若解决成功，自然是文坛的一桩“佳话”）。要生存，于是得一步一步地后退。于是他跨越了气节，超越了时代。因为他有理性的盔甲。
耶稣在殿上弯腰用指头画字，对众人说：“你们中间谁要是没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在这个世界，一切都被可笑的允许了，一切都是赝品。高尚成了墓志铭，卑鄙才是通行证。逃在大后方大谈革命就是爱国吗？国民党腐败无能，汉奸的大帽子却给我周作人戴，什么东西！我无愧于自我。（40）
这样的心理，周作人至死尚存。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在晚年他经常表示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激赏不已，以此来表白自己。当然，他也许希望1939年那时被成功刺杀，因为他后来又经常说：“寿则多辱”，言下之意自己应该短命些。
周作人有个得意弟子废名，抗敌一始便与周作人脱离关系。但他说道：“知堂老简直是第一个爱国的人”，“知堂老一生最不屑的是一个俗字，他不跟我们一起逃了，他真有高士洗耳的精神，他要躲到理智的深山”，“他不喜欢说天下后世，倒是求有益于国家民族”。（41）
周作人的经历，他的文章道德，表明了一个完全生活在理性中的人，就像生活在纯氧中，难以存在。他应证了马丁.维纳在《骄傲与没落》中所说的：
“只有一个拥有庞大海军，雄厚的银行储蓄，而且有举世无敌手的力量，才能拥有人文主义和自由主义。绅士风度就是这些思想在世俗生活层次的实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像一个真正的读书人”（42），最具有绅士风度的周作人不生长在上述的社会环境之中，他的绅士风度终于被破坏，成了反面教材。也为此付出了屈辱的代价。
“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注释：
1.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
2.路元：《鲁迅同斯诺谈了些什么--访鲁迅与斯诺谈访录的发现者安危》。
3.有意思的是，周作人在文中常以不佞自称。
4.排外主义？愚民政策？英国作家约翰逊认为：“爱国主义是恶棍们的最后一个堡垒”。安布罗斯.比尔斯在《魔鬼辞典》中说：“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一个想要点亮他们名字的人轻轻一擦就可燃烧。”罗素在《我的信仰》中说：“义务这个概念是掌握权力的人用来诱使人们为他们的主人的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生存的一手段。”从历史上我们可以发见，在国灭之时，最高统治者坚贞不屈的，极为鲜见，就连较高层官吏，多数都是甘心受辱，甚至卖身投靠的。即使是著名的爱国英雄文天祥，被囚禁四年，坚贞不屈，但也不反对其弟仕元。（《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在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势力又有所抬头，成为文明社会极不和谐的音符。
5.鲁迅对周建人和许广平都说过：“启孟真昏”，在1932年回北京省亲时，给许广平写信到：“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外事大概指国事，或者可以说周作人“只知家事”。
6.鲁迅在《两地书》中讲：“其实，我的意见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会有许多矛盾……”鲁迅为文有时不免故意唱反调、高调，当不得真。
7.林语堂：《记周氏兄弟》。
8.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
9.《世说新语.言语》
10.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中说：“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讲地方主义，惟独在艺术上常感到其中区别。……所以固未必执守乡曲之见去做批评。但觉得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11.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12.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与废名说到:“凡怀乡怀国的以及怀古，所怀者无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讲事实一样没有可爱……所以在史迹上很负盛名的于越在我心中只想到毛笋杨梅以及老酒，觉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浅薄，天气之潮湿苦热等等，引起不快的追忆。”
13.周作人：《风雨谈.绍兴儿歌述路.序》
14.周作人一向以叛徒和隐士自居，他在《泽泻集.序》中提到：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也提到“我爱绅士的态度和流氓的精神”，鲁迅也说自己从旧堡垒出来杀“回马枪”的。在当今意识形态中，做旧文化的“叛徒”可敬，做旧道德的“叛徒”就不妙了。
15.鲁迅：《朝花夕拾.记藤野先生》。
16.周作人：《艺术与生活.日本的诗歌》。
17.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
18.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管窥之四》。
19.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叶至善回忆起叶圣陶时说：“我的父亲一辈，对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情趣，都非常欣赏。”《读书.2000.5》P93
20.永井荷风：《江户艺术论》；周作人：《苦茶随笔.关于命运》译。
21.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中说: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学位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22.周作人：《谈虎集.妇女运动与常识》。
23.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希腊对话录指《卢安奇对话录》，是一部讽刺喜剧集，以嘲弄希腊的神灵和神话英雄为主。
24.周作人：《山中杂话》。
25.周作人：《寻路的人》。
26.周作人：《新民报.北平通讯》。他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写道：“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这让人想到鲁迅“庸众”的说法。
27.周作人：《雨天的书.笠翁与兼好法师》。
28.周作人：《寻路的人》。
29.周作人：《自己的园地》
30.周作人：《知堂文集.沉默》。在《雨天的书.与友人论性道德书》中又写道：“耶稣、孔丘、释迦、苏格拉底的话，究竟于世间有多大影响，我不能确说，其结果恐不过自己这样说了满足，后人读了觉得满足--或不满足，如是而已。”
31.周作人：《雨天的书.灯下读书论》。
32.周作人：《永日集.历史》。
33．34．周作人：《瓜豆集.再谈油炸鬼》。我们看岳飞和秦桧死后的地位，就等于看南宋政坛的晴雨表。主战派得势，就捧岳飞；主和派得势，就封秦桧，至于亡国，莫不如此。亡国了，岳飞的地位终于得到确立，秦桧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大汉奸。
35．36．周作人：《关于英雄崇拜》。
37．茅盾等：《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周作人一生除与鲁迅翻脸是“幡然”外，其他却总是一步步走的。他曾在《谈虎集.抱犊谷通信》中写道：“你们依仗自己在传统道德面前是个完人，相信在圣庙中有你的份，便骄傲地来侮蔑你的弟妹，说‘让我来裁判你’至多也总是说，‘让我来饶恕你’，……你们伪君子不知道自己也有弱点，只因或种种机缘所以未曾发露，却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的德性，更处处找寻人家的过失以衬贴自己的贤良，如把别人踏得愈低，则自己的身份也就抬得愈高，……这是如何可怜悯可嫌恶的东西！你们笑什么？你们也配笑吗？……”这可视为周作人的内心所做的答复。
38周作人：《日本管窥之三》。他在附逆后的政治言论未必是言不由衷,在这方面研究也很少见。
39周建人：《致周作人信》。鲁迅的“过于后退”耐人寻味。
40周作人的另一解释是家累太重。他被免去教育总署督办后，汪精卫欲任其为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他仍以“家事不克”辞，周作人的家事究竟何累至如此，十分令人费解。
41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奥托.柯克黑默在《政治公正》说：“比如说，为了管理百姓的日常事务而保持自己的官位，与含有认可入侵者权威意味的行为界限在哪里？那种既反映了对强权的屈从，但又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去把赤裸裸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的形式和做法是什么？许多当代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投敌行为常常是视人而定罪与非罪的。其罪一般是随着名气与官位递增而递增。但是发默在《维希的政治两难》中记载帕坦在最高法庭接受审判时说：“我把法国与我个人视同一体。在这种非常时刻，应该没有人怀疑我做出了自我牺牲。”言下之意是他同与德国抗战的爱国人物一样伟大。本文试图寻找其中的答案，但从政治家的言行中考察实在勉为其难，他们要么深不可测，要么混不可测。而从言行一致的周作人入手，则为可能。
42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