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的绝对起止年代，在距今三千七百三十余年到距今三千五百三十年间。这是一个夏朝中晚期到商朝早期的时代。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城址，面积达三百万平方米，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属于绝对的翘楚；她的青铜冶炼也很发达，有专门的青铜冶炼作坊。但是，由于在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域内都没有发现大量的和成熟的文字，所以西方甚至国内的一些考古人士，根据所谓的“文字、城市、金属”文明三要素，重新拾起否认中华文明自夏朝开始的论调。又由于没有发现夏朝早中期的王城，国内外部分研究人士继而否认了整个夏朝的存在。他们都对中国古籍中关于夏朝的记载选择性失明。且不论这些论调的居心如何，其机械、片面的思维方式，就不配做一名古史学人，更愧以学者而自居。笔者毋须引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亦能从两个大的方面来予以驳斥。

第一个大的方面，从所谓的“文明三要素”说起。

先说文字。我国史前文字与后世文字是有着深远的渊源的，最早可追溯到贾湖遗址的契刻文字（前文有述），那是距今九千年的事了。并且，在贾湖文化区域内，圭表与龟甲、石子经常组合在一起，它们象征着“卦”字。那么后世“卦”字的产生，应该距离这一时期不远。同样地，猪也是这一时期开始较大面积地进行家庭饲养的，尤其在距今八千年左右，我国从北到南的各处史前文化区，都发生了这种家庭蓄养猪的生活习惯。猪对一个家庭中的人员摄取肉食很重要，人们的墓葬中也常陪葬猪下颌骨。那么“家”字的产生，还会距离这一时期很远吗？另外，我国的姓氏研究，已经确认了“上古八大姓”，她们是：姬、姜、姒、赢、妘、妫、姚、姞（又说姞为妊）。后世的姓氏，绝大多数由她们衍生出来。她们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取“女”字边，各代表着某一个母系族群，而我 系社会进入衰落期，是在距今六千年左右。这些姓的产生，肯定要早于距今六千年，因为那样才能显示出母系的威权。

全世界各个地区文字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国也是如此。至少在距今六千年前，我国史前文化区（应该主要在黄河中游和下游）已经产生了部分文字，世界上其他史前文化区，都没有这么早的记录。现在，人们常以为“历史最悠久”的苏美尔文明，有着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但来自西方的研究成果表明，楔形文字的早期形式，是距今五千五百年以后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展了约一千年，才有了成熟的楔形文字。而当楔形文字成熟时，我国的史前人民使用的是什么文字呢？它们就是前文说过的、龙山时代的骨刻文。骨刻文，已经摆脱了象形文字的窠臼，是商朝甲骨文造字的先驱，现在已发现了约三千个字符。与之相比，成熟的楔形文字，才仅有约五百个字符，表达意思是存在某种困难的。所以说，无论从产生的历史悠久程度上来看，还是文字的成熟程度上来看，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都无法望中国史前文字之项背。楔形文字“世界最早”的名号，可以休矣！
楔形文字，大约在公元纪年开始的时候，消亡在两河流域反复犁耕的战火之中。这时的中国文字，早已从甲骨文和其后继者篆书中脱胎而出，发展到以隶书为主、草书兼有和行楷萌芽的阶段。中国书法门类渐全，成长为一门修身养性的艺术。

骨刻文与商朝甲骨文，正隔着一个夏朝，这中间的四百七十余年，骨刻文是跳过去的吗？当然不是。她必定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只不过夏朝用以书写文字的载体，可能转换成了绢麻布匹、难以长久保存而已。夏朝是有生产大量布匹的能力的，因为自仰韶时代起，麻纺织品就相当普及了，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还发现了丝绸包。夏朝也不是没有发现成熟的文字，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文”和“尧”，在甲骨文中能找到同一书写方式的文字。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经磁力仪、探地雷达物探、环境考古、动物考古、人骨、DNA、天文学和碳十四等诸多技术分析，在距今四千三百年到三千九百年之间。不错，距今四千三百年超出了夏朝的时间上限，但是距今三千九百年可在夏朝的时间范围内啊。彼时，夏朝已经建立了一百七十年，难道夏朝人看不懂陶寺陶片上的“文”和“尧”吗？除了“文”和“尧”，夏朝人就不会书写其他同类的文字了吗？

因此确认，夏朝有文字，并且有成熟的文字！

再说金属，其实指的是青铜。在距今五千年前，世界各地史前文化的人们，都不知道在灼热的铜液中加入锡或铅以增加其强度。当时的铜制品，不是硬度较强的青铜，而是以原生的红铜和黄铜为主，仅能加工成装饰品或者小型容器，无法作为工具和武器使用，对提高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都没有什么用处。也许苏美尔或其他文明，有着比中国史前文明更早的使用铜制品的记录，但无论七千年前的苏美尔，还是五千五百年到五千三百年的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其使用铜的本质，无非是从自然界中找到一种物质，经加工后用来装点自己和服务于生活。中国领先于世界任何史前文化的使用陶器的历史，和加工玉器的历史，在表象上，都属于这种性质的行为，且更为古老。

距今五千年前，中国的马家窑文化区，和苏美尔文明区，几乎同时出现了铜合金产品，并且都遗留了一些冶炼铜合金的残迹。中国马家窑文化区发现的是一把双范铸成的单刃刀，主要成分是铜，锡次之。马家窑人也没有因此扫荡了周边的史前文化区，反而越来越往西和西南方向的高原迁徙，说明那时大规模使用玉器（包括玉制兵器）的东方族群——炎黄和蚩尤，武力水平在马家窑人之上。若是对照一下矿石和金属的硬度表，人们便会发现，玉，就算是软玉，如和田玉等类型，硬度也比青铜器要高。所以，不要以为会冶炼青铜，就能与其他文明拉开代差，还需要达到一定的冶炼规模和熟练程度，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军事战斗力，才算真正进入了青铜时代。数百年后，中国的龙山时代，与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文明区，大致同时进入了青铜时代。

以上铜器发展史表明，在青铜文明方面，中国不比哪一个史前文明落后。中国的青铜文明还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文化内涵，一经问世，便被赋予礼的象征意义，在祭祀、宴飨、征伐和丧葬等重大活动中，代表着等级和道德秩序，起着巩固王权、沟通人神、敬天悯人的作用。中国的青铜器制作，其品类之丰富，工艺之精美，也是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所无法相比的。

最后说一下城市。在史前文化遗址的面积和数量上，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无法与中国相比。前文将距裴李岗文化的唐户遗址与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城做了对比，前者距今约八千年，面积三十万平方米；后者距今约六千年，面积二十四万平方米。且不论两者的面积大小，仅年代就相差了两千年，也就是说，两者没有可比性。距今六千年以后的仰韶文化后期，黄河中游和下游，面积超过百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层出不穷，更不用说面积超过三十万平方米的了，其他史前文明早已被甩得很远。当中国和苏美尔两个史前文明又发展了一千多年后，乌尔城有所扩大，它呈叶形，南北最长一千米、东西最宽约六百米，那么它的面积不会超过五十万平方米；而同时期的石峁古城、芦山峁古城和陶寺古城，哪个面积不在二百万平方米以上呢？夏朝早中期的古城也不是没有，中原地区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了王城岗遗址，面积约三十万平方米，本世纪初又发掘和揭示了新砦古城，面积约百万平方米。所以，要说世界上最早的城市，肯定出在中国；世界上数量最为庞大的史前城市群，也是在中国。

综合一下：中国的龙山时代，完全符合“文明三要素”的要求，“世界最早”的苏美尔文明，也是在这一时期，才完全达到“三要素”的标准的。中国的龙山时代，文字和城市的历史，还比世界上其他史前文明区，都要悠久。既然龙山时代的文明要素已经齐备，又何必深究以后的夏朝呢？

以上都是按照西方的所谓“文明三要素”，所做的研究和对比。中国拥有世界上最早和最成熟的文明，还有什么异议呢？

第二个大的方面。文明的涵义，不能完全由西方人来确定。中国文明，有着自身的发展风貌，那就是本土性、多元性、连续性、向心性、辐射性和生命力；她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即兼收并蓄、仁和礼乐与自强不息。这些，又岂止“三要素”所能概括？！文明之于中国，才真正实至而名归，才是独一无二的匹配。西方有西方的文明标准，中国有中国的文明标准，我们以自己的文明标准而自豪，不会趋同于别人。我们欢迎别人来比较，至于他们比较后的落寞，我们只能给以安慰。

中国的史前文化，分布在纵横数千里的地域内，山川不同，物候各异，其广大和多姿，无与伦比。早期中国各地的史前文化，相对于域外较为独立，但发展并不均衡，面貌差别较大。两万八千年前山西峙峪人的木弓石箭，两万年前江西“仙人洞”的陶器，一万四千年到一万八千年湖南道县“玉蟾岩”的栽培稻，一万年前河北南庄头的家猪，九千年前乌苏里江左岸小南山的真玉器，九千年前河南贾湖的圭表和龟卜、契刻文字、骨笛，八千年前内蒙古兴隆洼的堆彻石龙，八千年前河北磁山的粟，七千多年前浙江跨湖桥的榫卯和草药，七千多前年内蒙古赵宝沟的玉钺和玉琥，七千多年前陕西半坡的陶埙……这些标志性的文化产物，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各史前文化区的人们，具有先驱性。弓箭让史前中国人的狩猎技能大为提高；使用陶器说明他们善于盛放和贮存；栽培稻让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早的把农作物纳入食谱的一群人，拉开了人类摆脱狩猎和采集的序幕；家猪让他们有了较稳定的肉食来源；他们只用最美的石头做成饰品来打扮自己，后又制作成工具，进而认识到其灵性发展为礼器；他们总结了深奥的天文历法知识，结合龟卜以断吉凶未来，发明了文字；他们创造了龙的形象以融合不同的族群，共同发展；他们挖掘了木材的潜力建成榫卯结构的房屋，又发现了某些草类可以治愈人体疾病而专门收集和熬制……

约在距今七千年到距今四千五百年间，是中国各地史前文化的深度交流和融合期，文明自此孕育和发展。石、陶、骨、角、玉质的箭头，都大量出现。陶器在不同文化区，呈现出不同的器型和纹样，有东部地区的釜鼎和三足器系列、中西部地区的彩陶尖底瓶和鼓腹罐系列、东北和华北地区的筒形罐和豆系列、中南部地区的白陶盘和簋系列等。它们都进行着广泛的交流和传播，某一文化区的遗址中，常发现其他文化区的个别器物，就是明证。并且，尽管各个文化区陶器的器型和纹样有差别，但是最为精美的陶制品，都被作为礼器而使用，反映了史前中国人从生活中阐发礼仪道德的思想共性，也是一种期盼美好生活的精神升华。稻作生产，在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推广；稻、粟和黍的组合，还进入到黄河流域以南、南岭山脉以北的中国各个史前文化区，太湖流域除外，因为那里有足够的平原湖沼用以稻作生产，而不用粟和黍这两种旱地农作物作为补充；家猪则早已普及于从东北到江南各地。对它们的长期食用，潜移默化地让史前中国人的性格，变得平和、安静和理性。史前中国人的气质，和域外人们的差异，日渐明显。这一时期，玉器逐渐普及到不同的史前文化区。与陶器相似，各文化区玉器的器型不尽相同，璜、璧、琮、圭等各有突出，工艺水平也有高有低，但玉器除了装饰外，作为工具和兵器的越来越少，玉礼器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玉礼器的器型都有重合的部分。这一点和陶礼器所反映出的史前中国人的道德和精神特点相一致。龙的形象出现在很多中国史前文化区内。龙的形象并不相同，但都是多种动物图腾的结合体，都象征着一个能呼风唤雨、上天入海的灵兽，能为人们带来风调雨顺、能驱除邪恶。人们向往着龙的威猛、刚健和进取精神。圭表和龟卜所代表的历法知识和太极八卦文化，在中国各个史前文化区内大同小异，被那里的上层群体所普遍接受，有形成文化垄断的迹象。太极八卦的遗迹，多有出现。陕北黄帝陵，是易学风水的经典之作，为后世帝王所效仿。榫卯式木制建筑和宫殿的形制，从南往北、由西向东，有统一之势。经分子人类学证实的、中国人的三个“超级祖先”：神农、太昊和黄帝，都诞生在这一时期，汉语也形成于这一时期。太昊、黄帝和少昊，曾建立过基于文化融合和制度管理下的威权统治，有“以龙纪”、“以云纪”和“以鸟纪”之说。蚩尤首开刑法的先河。自神农至黄帝，其文明前后相继、不断进步的轨迹，有考古、史料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佐证。

距今四千五百年后，中国史前文化出现了第一次向心汇聚和辐射周边的现象，那就是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中心的龙山文明的到来。稻、粟和黍的组合，已经传播到四川盆地、滇西洱海、藏南谷地、两广地区和台湾岛上，并进一步南扩中南半岛和菲律宾吕宋岛。尽管牛、羊更多地出现在家畜的行列中，家猪还是占据着传统汉族区域人们肉食的主要板块。彩陶衰落了，但其漩涡纹和花瓣纹，流传到了龙山时代的灰陶和黑陶上。三足鸟形容器得到了普及，鼎、鬲、斝、豆、甑是主要形制。之前各个史前文化区陶器上的纹样，被舍弃一部分后，其典型的纹样，如漩涡纹、勾云纹、云雷纹、几何纹、龙虎鸟纹等，被吸纳进玉器琢刻的手法中去。圆雕、线雕、浅浮雕的手段，被综合运用，并发展出减地阳刻法、镂空雕刻法等技法。伴有镂空成形的勾云和各种龙虎鸟图样的神面，地位崇高。出现了真玉和绿松石雕琢品的组合形式。玉礼器的形制，在统一和固定中有创新，特别是创新形制的玉璋和玉璇玑，充当了文化辐射的两个显著标识。统一的玉礼器在广泛的范围内被接受，意味着王权和神权的约束范围在扩大。《左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所描述的就是大禹在涂山会盟、成为天下共主时，各方诸侯都以美玉和丝帛来献的盛大场面。反映了龙山文明末期，玉文化的影响甚为广泛。早在龙山文明之初，颛顼就开启了王权至上的时代，王权凌驾于神权，神权服务于王权。在上层建筑的顶层设计方面，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分道扬镳，显示出中华先祖们的睿智、理性和前瞻。另外，龙山时代的骨刻文和蛋壳黑陶，也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中心，向四方扩散。陶寺遗址大量成组乐器的出现，代表着中国礼乐文化的初步形成。陕北芦山峁古城，建在一处呈“王”字形的山梁之上，其宫殿的四合院整体形制，以及宗庙的建筑布局，都在龙山时代晚期流行开来，并贯通夏、商、周三代。祭祀所用的建筑，也固定为黄帝明堂的样式。舜以德政而闻名，成为后世历代执政思想的主流。《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因为记载了大禹及其以前时代的历史信息，被认为是在大禹时代成书。其中有段描写凤凰的文字：“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同“纹”，下同）。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段文字把凤凰比作道德文化的集合体，喻示着祥瑞的到来。凤凰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文化，包括：德、义、礼、仁、信。其所反映的，正是龙山时代社会的价值认同和道德体系。当时的华夏族，尚在形成之中，但已有了凝聚人心的文化内核。这体现了史前的中国人，对人性中美好事物的整合与提炼能力，其先进性和传诸于后世的强大生命力，光耀千秋。

以上中华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所呈现出的波澜壮阔、前后接力、海纳百川、混同宇内和绵远悠长的特点，以及其睿智、理性和人性的思想内涵，域外的史前文化和文明哪一点具备了呢？我们为有这样的文明史而自豪。那些否定中华史前文化和为中华文明寻找域外源头——“找爹”的论调，是多么的无力、荒谬和渺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