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太和九年



1．



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是一个山雨欲来的年份，从春明景和的日子开始，敏感的人便总能从都城长安飘满牡丹花粉的空气中嗅到阴谋的气息。

在这个王纲解纽、天理沦丧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毫无悬念地沦为禽兽，在仁义道德的旗帜下秉持着丛林法则，众暴寡、强凌弱、尔虞我诈、机关算尽。都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道理其实更适合如此一个喧嚣污浊的权力场；而最悲哀的是，有时候你仅仅为了自保，便不得不去害人，没有任何明哲可以保身。

这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一切人在算计着一切人。皇帝密谋着诛除当权的宦官，宦官密谋着诛除碍眼的朝臣，朝臣密谋着将政敌排挤出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密谋着瓦解那些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节度使们则彼此暗通款曲，秘密地缔结同盟与中央对抗……

于是，就是在这一年里，李德裕，中晚唐历史上最有才干的宰相，被诬谋逆，虽然侥幸保住了性命，却被愤怒的唐文宗贬出长安，到东都洛阳任一个闲职。

长安的喧腾并未随李德裕的东行而结束，市井中忽然风传：唐文宗服食以求长生的金丹，竟是用小孩子娇嫩的心肝炼成。这样的金丹配方岂止残忍，简直邪恶。整个城市转瞬陷入了空前的恐慌。

当然，明眼人都能看出金丹用儿童心肝之说过于荒唐，如此谣言一定是某个阴谋家的手笔，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这桩阴谋究竟针对谁，以及指向怎样的目的。但这就是长安，唐帝国的政治中心，无论你是否愿意，或是否参与其中，总会有一个又一个的阴谋盘旋在你头顶，或明或暗地影响甚至操控你的生活。但是，长安的锦绣繁华也好，阴谋诡计也罢，都与李德裕暂时无关了。

2.



洛阳，李德裕东行的目的地，是一个兼具清心寡欲与纸醉金迷两种矛盾特质的城市。

在洛阳，一个闲官可以赏花，可以醉酒，可以呼朋唤友，可以吟诗作赋，可以在余生里挥霍着国家俸禄，尽拥任何与政治无关的享乐。政治理想被打磨殆尽的白居易，不就正在这洛阳城里用“处处花相引，时时酒一倾”的方式乐享着晚年吗？与诗友刘禹锡诗酒逍遥，不亦快哉。对此种生活，白居易深深慨叹：“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有闲适，更有隐痛。

洛阳的闲官生活，被白居易笑称为中隐。中隐介于大隐、小隐之间，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名利场中人，若能甘心放弃政治上的追求与理想，大可优哉游哉地享受余生：朝廷愿意花钱买你的不做事，政敌也愿意花钱买你的不生事。不必问钱从何处来，根本无人在意这等琐事，你的退出，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但从来鲜有人会像白居易这般领情，李德裕也不例外。对于那些满怀政治理想的人，抑或是那些恋栈权力的人，烦恼即菩提，乱局即机遇。西都长安波浪兼天，东都洛阳古井不波，李德裕渴慕的，却是前者。渴慕前者却不得不背西面东而行，一路春草萋萋，渐行渐远。





3．



早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时代，东都洛阳曾经烜赫一时，太和年间的洛阳人依然津津乐道着往昔的浩荡仪仗。

那时候，整个中央官署都会随着翠华羽盖下的帝王一起，从长安来到洛阳，把洛阳当作帝国的第二座都城。同行的甚至还有御用乐团，和今天一样，艺术圈中人总是潮流先锋，正是御用乐团，将最前卫的娱乐、最璀璨的歌舞以及最大胆的衣饰带到了古老的洛阳。再因着洛阳人的嬉游天性与开放精神，这里简直取代长安，一时间成为无可争议的时尚之都。当时的洛阳城之于东方，相当于今天的米兰、巴黎之于全世界。

但这绚烂光景终于还是散了，吹在风里，变作尘埃。新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却谁也没了东巡的兴致。安史之乱以后，泱泱帝国蹒跚着走向没落，这是每一位官僚、每一个百姓都看在眼里的事。洛阳的官署一年年闲置着，就像被抛弃在这里的失意政客们一样，在一年年的希望中一年年地耗尽希望，终于老态龙钟，不堪再用。

李德裕策马东行，是否也在忧心着自己的命运与唐王朝的国运呢，是否在盘算着什么重返长安、重夺权柄的计划呢？

对于这位失势名相即将到来的消息，洛阳人波澜不惊。这里早已不是政治的舞台、权力的中心，唯有城中名满天下的牡丹，能调动洛阳人灵魂底处的热情。所谓升沉荣辱，对于洛阳人来说，尽可以消解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样极尽伤感却不失豁达的诗句里。

泯灭了政治锋芒的洛阳已是一座市井趣味过度充盈的城市——富商大贾们在这里置宅安家，闲官们也抛洒着半世积攒下来的或合法或非法的收入关注着最新的房产交易信息。“求田问舍”这种平民百姓一辈子最大的梦想，对于真正的梦想家来说却是最可鄙的，野心家也同样不屑于这般行径；但是，一旦你身陷洛阳，就不妨把那些未曾烧尽的梦想与野心都消歇了吧。

购一所赏得见清风朗月的宅邸，买几名红颜绿鬓的歌姬，去白马寺烧烧香，用金泥工工整整地抄写几部佛经，尝一尝上菜如行云流水般的洛阳水席，淘几株珍稀牡丹，便是东都洛阳城里标准的富贵闲人的日子了。

李德裕接到贬往洛阳的任命时，正值牡丹的花期。满城花开欲燃，不是不美的。只是，洛阳以鲜花盛开的姿态迎接这位失势颓丧的名相，想来多少有点讽刺。

4.



唐代以前，牡丹籍籍无名，不见于史册经传。桃李梅兰纷纷入诗书，唯有牡丹，人们似乎对其视而不见。多么不可思议：与雍容富丽的牡丹比起来，桃李梅兰像极了怯生生的小丫鬟，但在唐代之前，牡丹得到的关注不及这帮小丫鬟的百分之一。

任一审美观都不是永恒真理，将随时代精神速速流变。恢弘的时代喜欢恢弘的建筑、服饰、绘画以及恢弘的一切，如同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时代举国迷恋磅礴的巴洛克风格，大气雄伟的唐王朝怎会欣赏色薄花小的桃李梅兰？浓墨重彩的牡丹，注定成为唐人的心头好。

唐玄宗开元末年，郎官裴士淹在汾州众香寺取得了一棵白牡丹，移植于长安家中。就是从这个小小的契机开始，唐帝国上上下下掀起了对牡丹的迷狂。

牡丹仿佛也昭示着世道人心的奇幻与诡谲。自裴士淹那株白牡丹一枝独秀之后，仿佛只在弹指之间，便姹紫嫣红开遍，奇花异朵各擅胜场。在达官显贵的宅邸里，异种牡丹压倒字画古玩，成为第一风雅与时尚炫富佳品。每到花季，在纯洁的花前本该自惭形秽的龌龊政客们，纷纷以赏花的名义将公卿将相们邀集私邸，在吟诗作赋的闲情逸致里暗暗进行着拉拢感情、结党营私的勾当。在政治的中心地带，一切都是政治，哪怕是无心、无事亦无辜的花朵。

上流社会的污浊习气不断改变人们对牡丹的审美趣味，白牡丹渐渐乏人问津，原因是如此简单：白色在唐朝是低贱的颜色，是平民的颜色，那些渴望赢得功名的人是多想脱掉身上这一袭不得不穿的素衣啊。而黄色和紫色的牡丹，尤其是深紫色，毫无悬念地成为世俗新宠。因为黄色是皇家的颜色，而深紫色是高级官员的规定服色，达不到相应品级的人就算再如何富有也不能穿这种颜色的衣服，否则便是僭礼，是对皇权秩序的大不敬。黄与紫的得宠，正是人心向往权贵的明证。

及至皇帝由玄宗换到代宗，年号由天宝换到大历，裴士淹宅中的白牡丹虽然冷艳不改往昔，赏花者的车马却再也不会于此停驻了。诗人卢纶写诗吟咏其事：“长安豪贵惜春残，争玩街西紫牡丹。别有玉盘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那白牡丹纵然是牡丹狂潮的渊薮，纵然如盛着露水的玉盘一般晶莹而高洁，但时代毕竟不属于她了。从一花中见一世界，抚今追昔，不由得令人生出世态炎凉的感喟。

在李德裕被贬洛阳的六年之前，他的政敌令狐楚也曾从长安被逐至洛阳。当时令狐楚辞家东行，最舍不得的正是家中的牡丹：“十年不见小庭花，紫萼临开又别家。上马出门回首望，何时更得到京华。”但细细玩味诗意，可知诗人舍不得的并非牡丹。“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洛阳的土壤比长安的土壤更适于牡丹生长，洛阳的牡丹远比长安的牡丹硕大鲜亮，若令狐楚犯的果真是牡丹痴，那他应火速赶往牡丹天堂洛阳。真真让令狐楚舍不得的，是长安，能实现光荣与梦想的长安。

洛阳的牡丹纵然比长安的更蓬勃张扬，但看在政客的眼里，终归乏味。在波诡云谲的名利场上，怎可能出现一个可与鸥盟、可与鸟兽同群的天真烂漫的赏花人呢？

@朱亥辛 9楼 2013-11-24 12:54:04
小樱确属女性，而且是有一定阅历的中年女子，鉴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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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需要鉴定吧，我从没隐瞒过啊

4．



在平民百姓里其实也找不出几个真正的赏花人来。他们每天挣扎在柴米油盐里，他们浑浑噩噩，寡有主见。当他们在花季里向着牡丹花丛蜂拥而去的时候，他们中的大多数何尝是真心诚意的？不过是不由自主地追逐着上流社会的审美风潮罢了。在时代的浪潮里，他们是泥沙、落叶、浮萍，是上流社会眼中的群氓。

真正的赏花人或许会是某个与众不同的少女，她可能出身于富家，在溺爱中长大。她从不曾见过污秽，眷恋书本里的幻象，却看不透世界的真如实相，她只听过高高围墙里的丝竹与管弦，却听不到围墙外的嘶吼与刀兵。当她望着一株牡丹的时候，这株牡丹与令狐楚、李德裕眼里的牡丹一定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在太和九年的洛阳城里，她和牡丹正处于同样的花季。她叫柳枝——或者只是被无心泄露她芳名的诗人称作柳枝罢了，是洛阳一名富商的女儿。她就是那样无知无觉、无忧无虑地生活在洛阳的花香月色里，对这里络绎往来的迁客骚人们无动于衷，不了解长安宫廷的龃龉，亦没想过有多少藩镇节度使已经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这些与她有何相干呢？她每天挂念的，不过是诗读到了哪一卷、点心够不够甜、未完成的信以及花开的时间。

她全不曾感觉到大唐帝国此时此刻的风雨飘摇。这个男权社会里的小女子，这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幸或不幸地，她的世界里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其他。

就这样，在东都洛阳太和九年的花季里，美丽的柳枝心无旁骛。

@Lancer2 13楼 2013-11-25 18:07:38
越来越小资了，难道著书只为稻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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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稻粱没有谋到。终于还是不小心写高了，读者锐减。

5.



柳枝的父亲死于经商旅途中的风波，母亲在所有子女中独独关爱柳枝。也许是母亲的溺爱造就了柳枝任性的脾气，在这太和九年的洛阳花季里，十七岁的柳枝依然不知道婚嫁为何事。她常常等不及梳洗完毕便不耐烦地离开妆台，吹叶嚼蕊，用自己的音乐让自己着迷。那不是小女子的悠悠乐歌，而是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非世俗的耳朵所能领会。

邻居们的耳朵恰恰从不曾超出世俗之外，这倒正是任何社会里的标准格局。他们疑惑柳枝为何迟迟还不谈婚论嫁，为何活得疯癫癫的如同醉梦一般？除了一桩及时而体面的婚姻之外，碌碌的大多数从不晓得对一名适婚年龄的少女还有哪些方面值得议论。

柳枝浑然不以为意，毕竟她不是为他们活着。这条里巷中能引她动心的事情并不很多。直到这一天，当一位近邻，年轻的李让山，在柳枝家旁吟诵诗句的时候，那悠扬的音律与幻彩的意象竟然令一向都无忧无虑的柳枝陷入了忧伤。

“风光冉冉东西陌，几日娇魂寻不得”，在流溢并闪动着的春光里，在春天的阡陌上，是谁在连日里追寻着一颗娇柔的魂魄呢？“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只是一只蜜蜂，或蜜蜂一般执拗的人，寻遍了每一朵花、每一片叶，然后仿佛看见“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那是一直寻到黄昏了，当黄昏的光影暖暖地笼在桃树的西边时，朦胧中她就立在桃树之下，不知是桃花遮在了她的发上，还是她的发髻上缀满了桃花。

但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他终归寻不到她，她亦终归寻不到他。路途山一程、水一程，愁绪剪不断，理还乱，索性到醉乡里暂避好了。而醉乡里他就能忘记她吗，我就能忘记你吗？

“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醉梦中微微欠身，恍惚那夕阳的余光正是清晨的曙光，带来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新的希望，而那帘上的光影是你刚刚离去的身影吗？抑或只是梦境的残余，我的耳边还依稀残留着你方才的话语？

这样的诗句，交杂着迷狂的爱与沉滞的痛，尤其是痛到如斯的地步：“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你知道怎样从海底捞取珊瑚吗？海边的人会先打造一张铁网，将它沉入海底，等待珊瑚慢慢地从铁网的空隙里生长出来，然后将铁网绞出水面，珊瑚便被完整地打捞出来了。是的，这是怎样一种耗时耗力的工程啊，可如果你就是海中的珊瑚，我又何惜这区区的气力与时日。但悲哀的是，纵使我持着一张铁网，这茫茫无际的海面啊，我不知该将铁网抛向哪里。

于是“衣带无情有宽窄，春烟自碧秋霜白”我只有在无望的相思里日渐消瘦，而渐宽的衣带为何这般无情，分明在每一刻里提醒着我的僝僽，任我在春天的烟景里、在秋天的霜寒里、在一季季的刻骨无望里思念你。

“研丹擘石天不知，愿得天牢锁冤魄”，你可知道丹砂与石，丹砂可以被研磨成粉，终归不失其赤；岩石纵然被利斧劈开，终归不改其坚。你可知道我的心亦如丹砂，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研磨成齑粉；你可知我的心亦如坚石，在追寻你的日子里被劈裂成碎块？我只余这一缕魂魄，愿上天将它锁入牢狱吧，其实除了你的身边，哪里不是暗无天日的监牢呢？

季节流转，光阴荏苒，又一个由春入夏的时候了，“夹罗委箧单绡起，香肌冷衬琤琤佩”，你把春天的夹衣收拾起来，换上了夏天的单衣，琤琤作响的玉佩衬得你的肌肤那般的美。而始终不曾寻到你的我，在你的世界里仿佛不曾存在过一般，看那“今日东风自不胜，化作幽光入西海”，春尽了，春风弱了，化作幽光沉入海面，一如我的幽恨被锁入了天帝的牢狱里。

从没人写过这样的诗，诗句里有光怪陆离的意象，有扑朔迷离的意涵，有缠绵悱恻而一往无前的爱。也许以前那位李贺，那位早夭的鬼才，也可以写得如此斑斓，但这定不是李贺的诗，因为李贺从不曾把爱写得这样深，这样狠。其他人呢，无论早年间的李杜也好，晚近的大历十才子也罢，都不是，这样的诗从来没有任何人写过，从来没有。

6．



李让山在南柳之下吟咏的诗句惊动了柳枝，她沉睡十七年的青春猛然苏醒，轻问：“谁人有此？谁人为是？”那种激动，好似某个穷其一生皆在寻访知音的人，不经意间觅到了知音人雪泥鸿爪的消息。李让山答道：“这是我同里中一个叔辈的少年写的。”

诗人居然近在咫尺，柳枝当即拜托李让山回去向这位叔辈的少年乞诗。许是怕他应许得不由衷，柳枝匆忙间扯断自己的衣带，紧紧结在李让山的臂上。“请你务必记得我的嘱托”，这就是那半截衣带要说的话。

第二天，那位“叔辈少年”，二十三岁的诗人李商隐与李让山并马而行，行过柳枝家所在的里巷。他或许并不在意自己创作的《燕台四首》是否将在中国诗歌史上成为朦胧诗的真正滥觞，倒是眼下一名少女所表现出的欣赏和理解更加令他狂喜。

柳枝正在原地等候。她环抱双臂立于树下，一脸骄傲。但精致纤巧的双鬟泄露了她的秘密，她显然认真打扮过。远远瞥见李商隐，她抬起手来指向诗人，故作漫不经心：“写诗的那个人就是你吗？”

年轻时，我们总爱扮演漫不经心，来掩饰自己的殷切与在意。等到年岁增长、激情褪去，对大多数人与事失却兴趣，又爱扮演殷切与在意，来掩饰自己的漫不经心。

少女俏皮又傲慢的神情令李商隐忍俊不禁，笑过，他点头称是，长长的一揖既有谦恭，亦有对知音人柳枝的感激。

那一刻，春风沿着柳枝抬起的手指灌满她的衣袖，一股突如其来的热切一下子鼓足了她的勇气。柳枝稍作犹豫，旋即发出大胆的邀请，说自己将于三天之后湔裙水上，以博山香相待。

这是唐朝开放风气下特有的浪漫。而柳枝芬芳饱满的面颊，与唇边似有还无的笑意，令诗人再无拒绝之理。

湔裙水上，顾名思义是在水边浣洗衣裙，这是三月三日上巳节的特殊风俗，家家户户的女人们齐聚水边洗衣，认为这可以祓除全年的晦气。其实到了唐代，祓除的意涵几乎已消隐无迹，上巳节紧接清明，所有接连起来的这些日子全被用来满足人们游春踏青的热情。那一天里“长堤十里转香车，两岸烟花锦不如”，会有“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连”，会有各种杂耍、美食、竞技和歌舞，会有少年男女的一见钟情，会有九州豪客的一醉方休。除了烦恼和孤独，那一天的水滨定是应有尽有。

上巳那天，在水滨的踏青盛事上，在东都洛阳所有的嬉游者中间，柳枝将要持着博山香炉，与那个写出了令她心荡神驰的句子的男子，完成一场蓄谋不久的约会。李商隐已经以绝世的才华展示过自己，柳枝亦将以刻意而为的妆容来展示自己。无论她听到他，抑或他看到她，都会在一瞬间惊觉，知晓对方就是知己，彼此能够毫无阻碍地窥见对方的灵魂，正如能够毫无阻碍地窥知自己心底最深处的隐秘。

博山炉对于柳枝，正是这样一个灵魂的符号。

除此之外，博山炉，亦是一句示爱的密语。

7.



博山，是道教传说中的一座东海仙山。汉朝的能工巧匠想象出了博山的奇幻与瑰丽，以山势铸于铜炉，夹杂以鎏金或错金的工艺。当香料在山形的炉体中缓慢而恣意地燃烧，烟雾便从铜铸的层峦叠嶂、奇峰怪石间氤氲而出，仿佛云蒸霞蔚。

博山炉的出现甚至改变了汉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人们因为大爱博山炉，熏香便因此而大行其道。置一尊博山炉在卧室闺阁间，在熏染被褥与衣物的同时看着并嗅着弥蒙的烟霭，怎让人不生出飘飘欲仙的幻觉呢？

但柳枝持以相待李商隐的应该不是这样的博山炉，而是它的一种变体，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变体。汉成帝年间，名匠丁缓发明出了球型的转轴熏炉，将博山图案镂刻在大、中、小三个或铜制或银质的空心圆球上，三个圆球依次套在一起，每一只球都悬在外面那只球的转轴上，最里边的小球里挂着焚香的钵盂。这样一来，当钵盂里的香薰点燃之后，无论这个球型的博山炉如何转动，钵盂始终能够保持水平，使火星和香灰不至外溢。如此博山炉，既可以放在被褥里，也可以随身携带。

这种特殊款式的博山炉不仅精巧、便捷，更有特殊寓意的。南朝民歌里有这样的句子：“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欢”是“你”的昵称，“侬”是“我”的昵称，这是情人间的密约，一如沉水香燃烧在博山炉里，你燃烧在我深深的心底。熏香与香炉，生来就是彼此不可或缺的一体。

寓意还不止于此。元稹有诗说：“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侧，犹讶火长烧。”这球型的博山炉仿佛是一个理想中的士人，外圆内方，一颗心永远不会欹侧，心中的热情亦终久长燃而不熄；又仿佛是一个理想中的恋人，温柔却坚贞，一颗心永远不会动摇，炽热的恋火亦生生死死陪伴着你。

只可惜诗人的话从来出自激情，未可尽信。写出这般诗句的元稹，其品格——无论爱情的品格还是政治的品格——都配不上自己的诗，更配不上诗句里那只如君子或淑女一般的博山炉。在当时的朋党之争里，元稹作为李德裕一党的干将，对政敌令狐楚极尽倾轧之能事，这纷纷扰扰的高层政坛的斗争余波，将给李商隐的一生带来无尽的磨难。而这一切，都不是此时这位欲赴柳枝上巳之约、年仅二十三岁的天真诗人所能逆料的。

柳枝更无法逆料。十七岁的她尚不能想象诗与人其实未必如一，她笃信李商隐真如“愁将铁网罥珊瑚，海阔天翻迷处所”那般是一个深情至死的人。这个笃信兴许没有错，但柳枝永远不会知道了，她失去了了解李商隐最初及最后的机会。只因诗人并未赴约，留她一个人在喧闹的湔裙水岸，在漫长的等候中冷掉了博山香炉。

三月三，河水共春风悠长，杂花生树，葳蕤摇扬，再加上一炉沉香，本是一段好时光。本是一段好时光呵，柳枝深深叹息。长河的清波在柳枝的脚畔不断涌动，柳枝的心情却从巨浪变成死水。当最后一缕香消散在空气里，这段故事尚未开始，便已走到了结局。

8.



唐文宗太和九年，二十三岁的李商隐赴京都长安参加科举考试，途经东都洛阳，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邂逅了十七岁的洛阳女子柳枝，定下了一个湔裙水岸的约会。

但约会在此戛然而止，因为同赴长安应试的同伴恶作剧地窃走了李商隐的行装先行西去，逼得他无法在洛阳逗留。三日后的邀约再美丽，他也不能等，只有匆忙地追赴长安去了。

春去秋来不相待，转眼间秋天也逝去了。这一年冬天，长安大雪，李让山从雪中带来了柳枝的消息：她已被一名藩镇节度使聘为姬妾。

那位有着柳枝般柔嫩青春的姑娘，此时在雪海的哪个方向？她唇边温软的笑意，是否依然如初见时那样，稍一恍神便不可捉摸？罢了，罢了，前尘旧事总是幽寒，唯有酒能暖肠。

翌年，李让山返回洛阳。李商隐恋恋不舍，直送他到戏水驿上。末了，写下一组五言短诗，总题为《柳枝》，托他将诗带回洛阳，带回自己与柳枝相遇的地方。

那相遇的地方花开依旧，但早已没有爱情在等待或游荡。往事不可追，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做的，不过是纪念。李商隐一样，也没有能力做纪念之外的事。

“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更相思。”花房形容花苞，蜜脾形容花粉，在鲜花盛开的季节，一只雄蜂与一只雌蝶被同一朵花吸引了过来。他们有同样的性情与喜好，同样能够欣赏花苞的美与花粉的香，但他们不是同类，命中注定不能相属。这是命运的必然，微不足道的人力又能奈何，彼此的思念又能带来怎样的结果？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柳枝一如春天刚刚生花的丁香，心如束缚的花苞郁结着懵懂不明的情愫，而那珍贵的、本该得到珍重的第一次期待，第一次恋爱，却无疾而终，且不给对方、亦不给自己以第二次机会。看那玉石雕琢的弹棋的棋枰，中心处为何要有覆盂状的隆起呢？那不是棋枰，分明是一颗不平的心。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有伤残。”井口上盘曲的柳枝枯萎了，水泽中断折的莲叶干枯了，世间美丽的事物莫不如此，无论天上的鸟抑或水底的鱼，秀丽的羽毛会被北风、烈日和弓箭所伤，绚烂的鳞片会被激流、水草和泥沙所毁，而那个被藩镇节度使娶为姬妾的少女，她那明媚的心和容颜，正在那片锦绣淖湴里以流星坠落的速度熄灭了熠熠的光彩吧？





9.



年轻的李商隐尚不曾想到，当他以哀怨的诗句伤悼柳枝的时候，其实也是为自己今后的人生写下谶语。他自己即将变成柳枝的化身，体验一次又一次的失遇之苦，依附一位又一位的藩镇节度使，而那一副歌咏过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的歌喉终归却只用来或歌功颂德，或迎来送往，在繁缛的政府文牍里将毕生的热情与才华耗费殆尽。

于是，《柳枝》组诗中的意象还将在李商隐的诗歌中不停映现，仿佛是命运之神镌在诗人灵魂上的烙印一般。譬如“红露花房白蜜脾，黄蜂紫蝶两参差。春风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袍不得知”，这首七绝题为《闺情》，实则是以闺情暗示僚属生涯，蜜蜂与蛱蝶不再象征着两情相悦的男女，却象征着同僚们各自奔忙，在同一屋檐下同床异梦。

再如一首《无题》：“照梁初有情，出水旧知名。裙钗芙蓉小，钗茸翡翠轻。锦长书郑重，眉细恨分明。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诗句以美人初嫁比喻自己初入仕途，说自己早负才名却因才见妒，以至于寥落不偶，心中愤懑难平。

诗句里用到的意象还是原来的意象，只是当意象背后的爱情隐喻随着柳枝的远去而消隐，那些意象便只余忧愤，甜蜜消失殆尽。

10.



李商隐错失柳枝，赶赴长安应考，却只赢得再一次的落第。设若他在洛阳的春季便预知这样的结果，不知道会否留在东都，赴那个湔裙水上的美丽邀约呢？

这是唐文宗太和九年，是李商隐功名挫折、恋情不偶的一年，但这只是大事件里一则微不足道的插曲，是远在九重宫阙里的权力斗争在动荡着唐帝国的国运之余，毫无怜惜地左右着他这样一个小小诗人的小小命运罢了。

事情仍要从李德裕说起。名相李德裕被贬出长安，赴洛阳任闲官，这并非什么孤立的事件，而是某个宏大阴谋里的必要一环。贬谪李德裕的唐文宗是一个胸怀大志的皇帝，他处心积虑地想在自己的任上解决掉困扰唐王朝已久的三大难题：宦官干政、藩镇割据和朋党之争。

三者之中，宦官干政是当之无愧的头号难题。宦官干预朝政，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现象。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觉得这不可理喻，国家大事，岂容几个没文化的阉人插嘴？但细细分析起来，这种现象的产生极为自然，毕竟宦官是皇帝的身边人，皇帝的饮食起居皆由他们照顾料理，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怎能不亲近宦官？因此，宦官对内便于蒙蔽皇帝，对外便于狐假虎威。但是，一旦皇帝觉悟过来，除掉宦官一般都不是什么难事。譬如明朝最著名的权阉魏忠贤，以九千岁之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但崇祯帝才一即位便轻易地除掉了他，他的毕生经营也随之毁于一旦。魏忠贤其实就有这么脆弱，因为他所有的威权都是狐假虎威的结果，一旦老虎不肯再给狐狸机会，狐狸的下场便也可想而知了。

但是，唐朝的宦官不同，在京都长安，他们掌握着卫戍部队神策军的军权；在京城之外，他们因为常常以监军或使者的身份与藩镇节度使多所往来，因之与后者或多或少地形成了某种勾结。他们并不仰赖皇帝的信任，恰恰相反，他们因着军权，不仅操控着一众朝臣的升沉荣辱，甚至可以谋杀或废立皇帝。彼时的长安城中，人们宁可得罪皇帝，也不愿得罪宦官。

而对于皇帝来说，藩镇割据不过是减损了帝国的领土和财政收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尚且看不到哪个藩镇有谋朝篡位的企图与能力；至于朋党之争，虽然朝臣们拉帮结派、勾心斗角，使朝廷内外遍布倾轧与阴谋，但毕竟都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不致有翻天之虞；所以，相较藩镇与朋党的腠理之疾，宦官之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腹大患。

而诛除宦官，就仿佛在虎狼环伺之下图谋诛除虎狼，稍有不慎便会反受其噬。所以唐文宗不动声色地起用了两个地位卑贱的人，李训和郑注，因他们都是被宦官集团引介上来的，若反用这二人秘密地对付宦官，当不致引起后者的警觉。

于是，李训和郑注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朋党，得不到党派力量的任何支持，却因为取得了唐文宗的信任而一路飞升，很快成为朝廷上两大朋党之外的第三股势力。

中晚唐的朋党之争史称“牛李党争”，绵延四十余年，牛党以牛僧孺、李宗闵为党魁，李党以李德裕为领袖，从政治方针到派系利益，每每斗得水火不容。而当李训、郑注异军突起之后，就在太和九年这一年里，不惮以雷霆手段整肃异己。两位新贵打着清除朋党的旗号，先是将两党领袖贬出长安，继而将自己所厌恶的朝官纷纷指斥为牛党或李党，以至于每天都有人遭到贬逐，百官朝列几乎为之一空。

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唐文宗御临紫宸殿视朝，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奏，称左金吾厅后的石榴树上夜降甘露，是上天赐予的祥瑞。唐文宗派仇士良和鱼志弘，两名执掌神策军兵权的宦官，前往验查甘露的真伪。仇、鱼二人才到左金吾厅，发现早有伏兵相候，惊骇之下迅疾奔出，并劫夺了唐文宗退还宫中。李训带兵追击，但良机转瞬即逝，仇士良立即支会神策军将领统兵一千人冲进宫中，逢人辄杀，死者愈千。

血的漩涡迅速扩大，在随之而来的日子里，谋主李训、郑注先后被捕杀，与及其事的舒元舆、韩约等人亦无一人逃脱，对此事懵然不知的宰相王涯等一干朝廷重臣也被强诬以谋逆之罪，游街之后惨遭腰斩，家属无问亲疏老幼一并处死，妻女没为官婢，只有极少数人成功地逃过了追捕。

这场事变，史称“甘露之变”，长安城里先后有上万人死于宦官爪牙或刻意或随意的屠杀。自此之后，宦官集团气焰益盛，唐文宗的生活形同软禁，甚至常常遭到宦官喝骂。

无人胆敢关怀帝王的幽独，唐文宗似一名无辜而被远贬的文学小臣一般，在规行矩步中题诗以抒写寂寞：“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凭高无限意，无复侍臣知。”这怎会是一位帝王的诗作呢？帝王坐拥天下，威武尊贵，而诗中人却连一个可倾诉的对象都无法找到。

帝王也会在花前月下伤春悲秋么？那御花园里的牡丹曾见证过天宝年间的大唐盛世，但此时此刻，盛放的牡丹也好，含苞的牡丹也好，低垂的牡丹也好，仰首的牡丹也好，每一种姿态分明都表达着同一种忧愁。行走在牡丹丛中，唐文宗不觉低吟出声：“拆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才一吟罢，恍然省得这是舒元舆的诗句，而这位与李训、郑注一道谋诛权宦的臣子如今可得到真正的安息了么？一念及此，不觉叹息，泣下沾衣。

帝王形同幽禁，宰相更只有仰承宦官的鼻息小心度日。胜负已成定局，但杀戮远未结束，宦官们因痛恨李训、郑注，不断扩大着株连范围，无论是与二人沾亲带故者，还是受过二人推荐、提拔的人，纷纷遭到诛戮和贬逐。

11.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政治舞台上的翻云覆雨往往不是人们能够轻易看懂的。牛李二党的核心成员先后被李训、郑注排挤出朝，那时候的冤屈与失意而今反倒应该高呼侥幸。他们逃过了甘露之变这致命一劫，而随着事变的结束，两党骨干还会陆续返回朝廷，继续他们未竟的斗争。

牛李二党因祸得福，也有人因福得祸，其中最可悲亦可笑者莫过于宰相王涯的远房弟弟王沐。王沐家住江南，年老家贫，听说王涯当了宰相，便骑着瘦驴千里迢迢进京求见，想求一个主簿或县尉一类的小官。王沐在长安足足等了两年才见到王涯，但王涯对他十分冷淡。

王沐却不气馁，找一切能找的机会恳求自己这位显赫的远房兄长。王涯实在被磨折不过，勉强同意给他安排一个小官。从此以后，王沐经常到王涯的家里等待自己的任命消息。等王涯被抄家的时候，王沐恰恰又在王涯的家里，任命始终不曾等到，却被神策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捕去，和王涯一同腰斩。

这就是政治斗争，没人在意你是否罪有应得，甚至没人在意你是否无辜罹祸。在那场快速而巨大的杀戮中，谁听得见底层人物的哀鸣？他们顶多算这场悲剧的群众演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连演员表都登不上。

胜利者需要迅速巩固胜局，需要趁局面未稳的时候以霹雳手段借题发挥，最大化自家的战果。上行下效的是，神策军的兵士们也会在完成政治任务之余或抄家或勒索，逆党的头衔可以被随意安置在任何一个他们想要盘剥的富户头上。甚至就连长安城里的市井无赖们也纷纷弯弓持刀，趁火打劫，借着政治高层以铁与血完成政治目标的机会，完成自己卑微的经济目标。

就这样，在并无一骑敌军的长安城里，整日却有硝烟弥漫。

有的人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有的人恨不得用一根长绳将时间系住，有的人在掠食中发迹，有的人从云上跌落到食物链的底端。

十二月初九日，唐文宗忧心忡忡地询问新任宰相李石和郑覃，不知京城里的街坊和市集是否已经安定了下来。李石回答说：“渐渐安定了些，只是近日里天气异常冷冽，恐怕是杀人太多的缘故。”





12．



正是在这个因杀人太多而变得异常冷冽的冬天里，在这个冷冽冬天的一场大雪里，落第的李商隐在戏水驿上送别李让山，写诗缅怀那一段未曾开始便匆匆结束的爱情。

命运是多么讽刺，他错过柳枝之约以奔前程，却被前程抛弃；他抛弃了东都洛阳的繁花似锦，赢得的却是西京长安的血雨腥风。而那座血雨腥风的修罗场，岂不正是他以及每一个寒窗苦读的书生毕生追求的舞台吗？

在小径交错的命运花园里，接下来的路该往哪边走呢？那在不经意间错失了的天海风涛之曲，幽忆怨断之音，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聆听，亦不知她在另一座小径交错的命运花园里还能否找到第二个可以听懂的人？

【第一章 大时代的荣耀与颓唐】



1.



一支一百人的军队，为什么可以控制住一座拥有一万人口的城市？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吐露了人类历史上全部政治技术里最核心的一条秘密，即高度组织化的少数人有能力控制住无组织的多数人，组织化的程度越高，控制能力也就越强。谁说人多力量大？只要是各人单干，只要没组织，人再多也是徒劳。

所以，统治者们如果想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帝国，所有的统治技术归根结蒂就两条：第一秘诀，加强核心统治团队的组织化程度；第二秘诀，弱化被统治阶层的组织化程度。

历史上纷纷杂杂的制度变迁，无论是政治、军事、法律、财务，所有治象与乱象的背后莫不有着这两条原则在或隐或现，或明或暗。鲁迅先生曾经痛惜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其实这正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刻意打造的“理想局面”。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成为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儒学对政府结构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想，可以概括为虚君贤相。也就是说，皇帝不需要亲自处理政务。那么皇帝该做什么呢？他应当修身齐家，为天下人起一个表率作用，身修家齐的流风所及，自然会国治而天下平；宰相统领政府百官，是大政方针的真正决策人，百官臣僚去做具体而微的工作，对宰相负责。在法理上，皇帝对政府的唯一重任，就是选拔一名称职而优秀的宰相。

这种政治结构有一个很现实的好处：人非完人，做事难免出错，一旦出错就难免损害自己的威信。皇帝只要不做事，就永远不会出错，威信就永远不会受到损害，而皇帝的威信实在是维护天下臣民向心力的第一要素。那么，在虚君贤相的格局里，当政策出错，不需要皇帝退位或是以死谢天下，永远会有具体的某个大臣负责，只要处罚了相关的责任人，很容易就可以安定人心。

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建立在儒家性善学说的基础上的，然而人性未必本善，权力的滋味总可以轻而易举地腐化人心，使一个人建构多年的良知防线一溃千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于今日政治学里的这一条金科玉律，儒家学者们从来缺乏足够的认识。但是，只要是才智略过中人的皇帝，没有谁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更加清楚的是，权力不仅仅会带来腐败，更重要是它会迅速鼓励一个人的野心。

所以在皇帝看来，虚君贤相是行不得的，相权一旦过重，宰相难免会生出不臣之心，贤相会腐化为奸相，相权必定危及皇权。但既然宰相的工作必须有人来做，宰相的权力必须有人来掌握，那么唯一的可行之计就是将宰相的职能和权力分解成几份，交给不同的人，谁也不能独揽大权，彼此之间形成制衡。

大唐王朝的政府结构正是秉持着这一思路，以三省六部制取代了汉朝的三公九卿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主管拟定和发布皇帝诏令，最高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审核通过则交由尚书省发布执行，审核不通过则批注后退还中书省；尚书省只有执行权，并不参与决策。这三省长官的职权合起来，才约略相当于汉代一个宰相。

每有朝政大事，中书省和门下省的正副职长官都在政事堂召开联席会议，这几位长官都被唐人俗称为宰相。所以唐代的宰相经常同时有五六个人，而人数一多，难免又会分出亲疏轻重，于是与皇帝最亲、决策能力最强的那位宰相就成为当之无愧的首相——这就是“首相”一词的来历。

在常态运转下，三省六部制的确可以使大政决策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健：不但三省之间彼此制约，任一部门都不能随心所欲；三省与皇权之间也存在制约，最高统治者不能恣意发布诏令，皇帝们并不是想干嘛就能干嘛的。

这听上去很美，但人事总比制度复杂多变。举例而言，就在唐文宗太和八年，即甘露之变的前一年，皇帝想要提升李训，而李训和郑注作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新星，品格之低劣在朝野上下有口皆碑，所以当任命诏书从中书省送达门下省审核的时候，门下省的两名给事中郑肃、韩佽决定封还诏书，驳回对李训的任命。这时候首相李德裕刚要离开政事堂，对另一位宰相王涯说：“给事中封还诏令，真是令人欣慰啊。”谁知王涯趁李德裕刚走，刚忙召来那两位给事中说：“李德裕刚刚留下话来，让两位不要封还诏书。”李德裕是郑肃、韩佽素来敬重的顶头上司，二人对王涯的话信以为真，便署名通过了对李训的任命。直到第二天，当郑肃和韩佽向李德裕汇报此事之时，才知晓受了王涯的欺骗。但一切尘埃落定，后悔莫及。

王涯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李训背后既有宦官的支持，又有皇帝和牛党的支持，在私利大于公利的计较下，不惜得罪李德裕而卖给李训一个人情，为此获得宦官、皇帝和牛党的支持，这当然是再划算不过的事情。

追本溯源的话，三省六部制虽然避免不了朋党的出现，却不会与宦官发生任何关系。三省六部为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皇帝的家事则交由宦官打理，内务与外务泾渭分明。

三省六部的官署位于皇城南部，称为南衙；宦官的官署位于皇城北部，称为北司。宦官无论再如何等到皇帝的宠信，归根结蒂也只是皇帝的家奴，所以，在初唐开创的政治建制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宦官的位置。

而到了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南衙北司之争贯穿始终，北司俨然已从家奴跃升为国家大政的真正决策者。甘露之变中，权宦仇士良之所以借机诛杀宰相王涯等一干无辜重臣，正是为了使北司完全凌驾于南衙之上。

@三叶草F1 42楼 2013-12-24 18:32:34
@苏家小缨 怎么不更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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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太冷清了，有点兴味索然。弃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