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
【讨论】
客观的看，料罗湾胜利与其说是明廷的政治胜利，倒不如说是民营“企业”的优势体现。欧洲人在大航海时代的扩张，是通过英荷“东印度公司”这样的军政商结合、海军海盗海商三位一体的“近代企业”来推进的。海外华商的海盗-海商集团野蛮生长，在海上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证明了假如有宽松的土壤，中国人同样能够在大航海时代，爆发巨大的潜力。【】

厦门、金门、料罗湾

（15）
**郑芝龙集团
随着隆庆开关，中国海商又再次发展壮大起来，其中著名的有杨禄、杨策、颜思齐、郑芝龙、李魁奇、钟斌、刘香等集团。这些海商跟嘉靖年间的差不多，基本都属于海上武装集团，在对抗官军的同时，也相互吞并。在群雄逐鹿中，郑芝龙独操胜券，称霸整个南中国海。郑氏“一门声势，旭赫东南”。中外海商一律俯首称臣。
郑芝龙（1604-1661年），字飞皇，小名一官（福建传统是家中老大叫一官，老二叫二官，以此类推），出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安平镇。泉州自宋代起就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历来海外贸易发达，为了谋生，很多人一生漂泊海上。郑芝龙的父亲郑绍祖是泉州知府衙门的库吏，他的舅舅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大海商，名叫黄程，从事澳门与日本、澳门与马尼拉的远程贸易。
郑芝龙自幼不喜读书，喜欢舞刀弄剑。清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和彭孙贻的《靖海志》给我们讲了一个他幼年时代的故事：当时郑芝龙10岁，应该是5、6月间，也就是荔枝成熟的季节。郑家兄弟一伙在其父亲工作的府库大院里调皮捣蛋，看到一串荔枝挂在一根长出知府衙门围墙外的树枝上，便开始投掷石块，想打下那串荔枝分享。不料一颗石头飞越围墙，击中了知府大人蔡善继的头，知府派人将一哄而散的男孩们都抓了回来。知府大人本要大发雷霆，看到郑芝龙之后却笑着说：“你今后必将大富大贵，封侯拜相”。于是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天启元年（1621年）郑芝龙离开家乡前往澳门投靠舅舅黄程。郑芝龙和他的弟弟芝虎跳上一条海船，来到了澳门。
澳门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处，郑芝龙在澳门学会了葡萄牙语，也受洗皈依了天主教，他的教名为尼古拉（Nicolas）。因此西方史料中叫郑芝龙为Nicolas Iquan，即尼古拉▪一官。
他的舅舅派他经营对日贸易，因此郑芝龙来到了日本的平户。这个王直海商集团曾经的殖民地，现在仍然充斥着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中国、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海商，他在此处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大海商李旦（有的史料称为李习）。
李旦也是福建泉州人，曾经是马尼拉的华商首领，后因西班牙人的排挤，来到日本经商，利用江户幕府初期对中国商人的优待政策，在平户定居，建立起了一个往返福建、澎湖与日本（平户、长崎）的海上贸易集团。
郑芝龙得到了李旦的赏识。他还结识并迎娶了一位日本新娘——田川松。他们婚后生下了一个男婴，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姓爷郑成功。郑芝龙没有留在家里等待儿子的诞生，而是抛下怀孕的妻子，和李旦一起执行一项对荷兰的外交任务。
原来荷兰人来到亚洲后，和葡萄牙发生冲突。他们于1622年攻击澳门失败后，登上了澎湖，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城堡，希望能成为对华贸易的基地。但明政府很快在城堡工地附近集结了数千人的部队，准备将这群“红毛番”赶出澎湖。
李旦与郑芝龙就是在双方即将开战之际，被邀请介入调停。在李旦的调停下，1624年荷兰人同意了明政府的条件，拆除了澎湖的城堡，航行至台湾，在台湾南岸外海兴建了另一座城堡，称为热兰遮城堡。郑芝龙亦是在1624年抵达台湾，并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授予通事之职。
在李旦与荷兰人的支持下，郑芝龙的海商兼海盗事业逐渐发展起来。1625年李旦去世，其资产、舰队和部众都落到郑芝龙手里，至于其继承过程是否顺利，期间有没有阴谋与斗争，各史料记载不一。反正郑芝龙是继承了庞大的遗产。
不久，郑芝龙辞去了翻译的工作，开始了亦商亦盗的生涯。荷兰人认为他只是个平庸的翻译，没想到他还是个杰出的海盗。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福建巡抚朱一冯命都司洪先春率水军出击郑芝龙。鏖战一整天，胜负未分。入夜后，海潮大起，郑芝龙亲自带领一支船队，化妆成地方民团武装，潜至明军后方，发动进攻，使明军腹背受敌，大败而归，连洪先春本人也身中数刀。明军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惨败告终。
但郑芝龙与其他海盗不同，对明军没有穷追猛打，对俘获的明军将领也不杀害。对沿海百姓更是秋毫无犯，遇到贫苦人民还会给些钱粮，对群众的接济品从不白取，而是高价购买。他成功为自己树立起劫富济贫的“海上罗宾汉”形象。因此当他竖旗招兵，从者可达数千人。
郑芝龙的队伍发展特别快，天启六年（1626年）他的舰队扩大到120余艘船只，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时，已有700多艘船，崇祯元年（1628年）时已有海船1000多艘与数万名水手。郑芝龙集团舰队的装备也很先进，两广总督曾上书朝廷，说郑氏集团“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朦幢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铳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
当时明廷在辽东与后金作战频频失利，内地农民又屡屡发动叛乱，明廷已经无力大举镇压东南海商。因此，明廷对郑芝龙已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招抚的手段对付郑芝龙。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皇帝正式下诏，纳降郑芝龙。当年九月，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投降，被授予海上游击的官衔。当然明廷招降郑芝龙的目的在于利用郑氏集团的军事力量剿灭东南沿海的其他海商，甚至希望郑氏的舰队能北上辽东，抗击后金。而郑芝龙也想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一统南中国海，称霸海疆。
归顺朝廷后，郑芝龙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消灭海盗李魁奇。这个李魁奇本是郑芝龙的手下，由于不同意投降，而独立门户，现在他已经发展到400多艘船、部众数千人。
郑芝龙向荷兰人请求协助。此时在台湾热兰遮城堡的荷兰最高长官叫普特曼斯（Hans Putmans）。普特曼斯急切地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海商能到台湾南部荷兰殖民地发展贸易，需要更多的中国帆船、丝织品与瓷器。郑芝龙利用普特曼斯的这一心理，对他说如果荷兰人能帮助剿灭海盗，就能在中国打响名号，届时中国官员也将允许更多的中国海商前往台湾贸易。于是普特曼斯同意了。
崇祯三年（1630年）二月，普特曼斯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大陆，并与李魁奇的前手下钟斌结盟合作。普特曼斯对李魁奇的舰队正面开火，钟斌则绕道后面。这支中荷联合舰队干净利落地采用典型的夹攻战术消灭了李魁奇的舰队。

（16）
打赢这场战役之后，普特曼斯迫切地希望郑芝龙履行诺言，开放对台湾的自由贸易。但由于福建来了一位不喜欢红毛番的新巡抚邹维琏，郑芝龙不得不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只是保证每年发放8份许可，让满载丝织品、瓷器的中国船只前往台湾。普特曼斯当然不会买账，自由贸易的许诺变成了区区8份许可，自此他对郑芝龙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随时随地伺机报复。
崇祯六年（1633年），郑芝龙在厦门建造了一支新舰队，该舰队由30艘欧式巨型船只组成，每一艘都有两层经过强化的大炮甲板，可以架设30或36门大型火炮，与荷兰战舰一样多，而其他中式帆船只能架设6至8门火炮。这些新式战舰都有欧式炮门及滑动炮架，上面装有环钉与绳子，能拉向后方以装填炮弹。
当普特曼斯侦知这一情报时，认为自己复仇的机会到了。1633年的一个黎明，天空晴朗，月朗星稀，能见度非常好。普特曼斯将他的舰队分成两股分别进击，一股绕过鼓浪屿东侧，另一股绕过西侧，防止郑芝龙的舰队逃跑。结果他发现根本不必这么费心。他完全没有遭到抵抗，船只直接驶入了郑芝龙的舰队中。数以百计的中国人在新造的船只上往来奔忙，对来敌毫无戒心，因为他们认为荷兰人是友善的。
普特曼斯下令旗舰率先开火。震耳欲聋的炮声震荡着海湾。接着，荷兰船只降下国旗，升上红色战旗，全体舰队开火。中国舰队上的工人与水手纷纷跳入海中，游泳上岸。30艘崭新的战舰就只有3只逃过一劫，整个行动荷兰舰队只损失了1人。
同时，普特曼斯派人上岸劫掠财物，更重要的是他想封锁海岸，以迫使明朝和郑芝龙同意他的要求：与中国自由通商、在鼓浪屿建立贸易基地、在福州市派驻永久大使。普特曼斯的抢劫行动可谓十分成功，最丰富的收获是他们劫持了一艘从马尼拉回航的中国商船，这艘商船载运了27994枚银币，价值相当于今天的600万美元。在偷袭后的6周内，普特曼斯估计掠夺了价值64017枚银币的现金和商品，约等于今天的1300万美元！
但普特曼斯的偷袭与劫掠激怒了中国人，使原本不和的巡抚邹维琏与郑芝龙联合了起来。郑芝龙负责重新建造战舰，而邹维琏则负责召集人手。沿海各地的将领也陆续赶到福建，发誓打败荷兰人，面对红毛番，他们绝不退却。
大多数欧式战舰被普特曼斯的偷袭击沉了，郑芝龙决定改用火攻战术，通常的火攻船都是无甚价值的小艇，但为了迷惑荷兰人他决定将最大的战舰作为火攻船，而且船上还布置了大炮和水兵，使得这些火攻船看上去像是威力巨大的主力战舰。
1633年10月的一天，郑芝龙的舰队与普特曼斯的舰队在金门南部的料罗湾一带遭遇。郑芝龙的舰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驶向荷兰舰队。普特曼斯原本打算开往深水区，却意识到他根本来不及起锚。中国的火攻船撞上荷兰舰船后，立即被点燃，瞬间化为一道火墙，与荷兰船只同归于尽。这时候普特曼斯才意识到整支中国舰队其实是一批火攻船，但已为时过晚。近百名荷兰人被俘，数十人遭到杀害。普特曼斯侥幸捡回一条命，突围而逃。这就是著名的料罗湾海战。
从郑芝龙受抚以来，自崇祯二年（1629年）至崇祯八年（1635年）先后灭掉了中国海商兼海盗李芝奇、李魁奇、钟斌、刘香等集团。再加上又战胜了荷兰人，名声大震。他不仅设法让朝廷撤换了与其不和的邹维琏，官职也从游击升为总兵，到南明唐王政权时得封平国公。
郑芝龙的权势已无人能敌，要为自己打下一个庞大的海上帝国。第一步就是与荷兰人开展自由贸易。有时候郑芝龙会允许荷兰船只到福建沿海来通商，但更多时候他是派遣中国商船前往台湾，每艘船都悬挂着绣有“郑”字的旗帜，他完全控制着荷兰人能获得的丝织品、瓷器的数量与价格。
到了1640年代，出入福建各港口的船只几乎都悬挂郑芝龙的旗帜，他的船队拥有各类船只上千艘，有的材料说他拥有1000艘船，有的材料讲他拥有3000艘船，反正数量惊人。
郑芝龙亦官亦商，以官护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海商集团达到郑芝龙的规模，也没有一个海商像郑芝龙这样得到官方的支持。他俨然是称霸整个南中国海的一方诸侯，他的舰队遍及日本、东南亚各地，几乎完全控制了福建和东南亚海外贸易。郑氏海商集团拥有大量的资本、商船、武装、战舰，而且完全商业化运作，还得到了官方的支持，与当时欧洲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非常相像，可谓之为中国的东印度公司！
他向南中国海的每艘远洋船只每年收取过路费3000两白银，包括荷兰、英国等西欧商船，只有交完了过路费，悬挂上“郑”字令旗，才能顺利贸易，否则随时可能被铲灭。单是一项过路费每年收入就可能高达1000万两！如果这些数字记载无误，那么每年光是过路费的收入就已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年收益——从日本到香料群岛，乃至印度、非洲、阿姆斯特丹。
同时，郑芝龙还从对日本、东南亚的直接贸易中获利。据杨彦杰估计，当时郑芝龙集团年利润可达2000万或300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他还有租金、土地收益及贿赂等其他收入来源，我们对此知之甚少，但金额也必定非常可观。看起来郑芝龙集团的年收入很可能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三至四倍。

（17）
郑芝龙与荷兰人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利用，但郑氏集团一直压制着荷兰人，无论在商业竞争上，还是武力争夺上，郑氏集团都是完胜荷兰人。
早在料罗湾海战之前，荷兰人就巴结郑芝龙。1630年，普特曼斯长官到中国大陆去找郑芝龙，与他探讨有关采购商品、销售胡椒，以及签订交付广东货物的契约等等事情。如果没有取得郑芝龙的同意，荷兰船是很难到中国海岸进行贸易的。同时，荷兰人也很希望郑氏集团能载货到巴达维亚（雅加达）。这样一来，他们不仅能在巴达维亚买到中国货，还能增加关税、人头税和其他收入。因此，荷兰人也不敢轻易冒犯郑氏集团，他们知道如果与郑芝龙发生冲突，就算打赢了，这一年的贸易也将被迫关闭。荷兰人能买到什么中国产品完全掌握在郑芝龙手里，而中国的商品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利润的重要源泉。
据荷兰人《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早在1629年初，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纳茨到漳州湾购买生丝时，郑芝龙就阻止其他商人与荷人进行交易。纳茨因此与郑芝龙发生争执，郑芝龙遂令荷人于次日离开，否则将用火船对付他们。1633年9月，中国商人Jockiay告诉普特曼斯，郑芝龙总是自己包揽所有对荷事务，未经他的同意，任何商人都不准到台湾大员来；他只用两个商人来与大员的荷人通商贸易，其他商人若要到大员来，就必须支付生丝5%，布、糖、瓷器及其他粗货7% 给他，许多商人因此都无法前来大员贸易。1634年10月，一个商人在写给荷兰人的信里也埋怨郑芝龙的心腹亲信排挤他，与他抢生意，致使商人不愿再去申请通行证（通行证必须每三个月更换一次）。他还告诉荷人，商人们大多乐于乘坐郑芝龙的商船，因为这样无需在中国大陆纳税，而搭乘其他人的商船，则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
郑芝龙对中国大陆海外贸易的垄断行为还表现在，他有时会故意拖延某些船只，而让另一些对他有利的船只先行出航，举几个例子来说，1635年，他让欠自己钱的Jocksion先到大员出售货物，而把其他船拦住；1638年，他又让船主Sualiangh先出海，其他装有相同货物的船则被留下来。1640年，郑芝龙把两条准备出发的帆船扣下来，然后忙着先将两条葡萄牙船上的货物整理后发往日本。
在利润最为丰厚的对日贸易中，郑荷竞争最为激烈。1640年双方达成协议，郑芝龙表面上同意把对日贸易出让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营，同时还要阻止其他中国商人到日本做生意。由他向荷兰人提供丝织品、瓷器等畅销日本市场的中国商品，他分得最终利润的四成。
然而，极具商业头脑的郑芝龙是决不会轻易地把利润极高的日本市场拱手让给荷兰人的。郑芝龙并不想真正遵守与荷兰人的协议。1641年，他开辟了一条从安海直达长崎的贸易新航线，把中国的丝货等物产销往日本。郑氏集团对日贸易的另一优势还在于，荷兰人转贩日本的中国产品基本上都是靠郑氏集团提供的，一旦郑芝龙停止供应中国商品给台湾之荷兰商馆，荷兰在日本的贸易便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1644年当长崎奉行责问为何荷兰船仅装有少量生丝时，商馆长只好如实回答: 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战乱和郑芝龙的贸易垄断，致使荷兰人无法买到足够的生丝。164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的贸易甚至出现了中断。郑氏海商集团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可怕的竞争对手。1641年到1646年间，出入日本的中国商船数比荷兰商船多出7 -11 倍，其中大多数是郑氏海商集团的。在1646年8月作出的决定中，荷兰台湾长官和评议会不得不承认：“……中国商人已在日本贸易中获得巨利，并非用武力能轻易截断……”
不但在日本，在东南亚许多地方，郑氏海商集团也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构成了威胁。举一例来说，荷兰人在得不到中国丝织品的情况下，只好转向越南北部丝织业发达的东京（Tonkin）地区订货。但很快郑氏集团也开始大肆购买东京的丝织品及其他商品转销日本。恼羞成怒的荷兰殖民者对郑氏海商集团进行了报复，在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各处劫掠郑氏集团的商船。荷兰人的野蛮行径并没有吓倒郑氏集团，他们相应地采取了反击措施。1655年，郑成功下令封闭港口，不许中国商船开往台湾，给荷兰人以很大的打击。顺治十四年（1657）六月，荷兰台湾长官揆一（F.Coyet） 只好“遣通事何斌，送外国宝物，来求通商，愿年输饷五千两，箭十万枝，硫黄一千担”，郑成功这才下令取消禁令。但荷兰人的台湾贸易已大不如前，在中国人的激烈角逐下，台湾逐渐丧失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贸易的重要地位。至1662年被郑成功收回，荷兰东印度公司彻底地败给了郑氏海商集团。
17世纪正是荷兰人称霸海上的顶峰时期，从阿姆斯特丹到马六甲，到巴达维亚，再到日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可谓无往不胜，可为什么就单单败于郑氏集团呢？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全球经济大趋势及中国、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来找答案。荷兰人与其他欧人东来的目的一样，在于购买中国丝织品、瓷器等商品，再转卖到欧洲、日本等其他地区赚钱。而当时的世界上，优质丝织品、瓷器的生产工艺与技术基本上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在欧洲市场需求面前，荷兰人只能向垄断优质丝织品、瓷器生产的中国人俯首称臣。中国的东印度公司——郑氏集团正是利用了中国的技术垄断、强大的生产能力及欧洲市场对中国商品的巨大需求，战胜了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对中国的技术垄断优势、郑氏集团纯熟的商业运作及强大的武力后盾，荷兰东印度公司不败才叫奇迹呢！

（18）
由于海禁，欧洲市场的巨额利润，相当部分都流入了中国东南民间资本手中。由此产生的一个后果，就是以闽南为核心的中国东南民间海上武装集团，实力发生了质的飞跃。
商人定位的荷兰人对华政策务实，为了生意愿意与中国人打交道。很多中国海盗船甚至直接受雇于荷兰人，袭击前往日本和中国的西班牙商船。在16后半叶-17世纪初，各种力量交织东亚海域。没有政府为后盾的中国民间海上力量，在做出选择时是非常务实的。任何力量，包括明朝政府都可以是合作对象。不同的海上力量，在具体事项上的选择，并不会天然保持一致。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有可能雇佣中国船。
很多人会认为，那些与外夷尤其荷兰人合作的中国人不爱国，但在明朝封禁海疆，而东南沿海地区山多地少，不得向海谋生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并不能被简单视为卖国行为，而更多只是一种经济活动。如果中央皇朝能够在政治上给予认可的话，那么这股力量是非常乐于将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后来郑芝龙的被招安，以及郑成功在大明王朝即将崩溃之际的坚持，便是这种价值观取向的证明。
在郑芝龙之前，明朝政府所招安成功的多股海上势力，都被分化瓦解了。被招安的强人急于洗白身份上岸，就此融入帝国官僚体系。不过，大明王朝的风雨飘摇，给了这些民间海上武装另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就是与官府达成事实的合作关系。
这种合作关系，一方面接受朝廷所授予的官职，并在政治上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则在军队招募、粮饷供给上完全自主。换句话说，被招安之前的私人武装及其所维持的海上贸易体系，在招安后并无变化。在以“公司”模式开拓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欧洲人看来，上述模式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明朝政府之所以最终选择和郑芝龙合作，包括实际允许其拥有私人属性的军队，在于经营海洋与陆地实有很大的不同。在海洋之上，经济收入并非如陆地上那般，由固定的田产计算出来，而是通过贸易通路的垄断来实现的。劫掠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并非是海上经营的常规手段。为过往商船提供武装保护，并收到一定比例的“保护费”，才具有可持续性。一旦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保护甚至不需要具体落实到每一次航行上。由郑氏发出的令旗成为了环中国海商船的护身符。一旦因受到其它势力攻击而遭遇损失后，护身符的发放者甚至会第一时间对船主给予经济补偿，以维护自己的信誉。
郑芝龙的身份转变后，仍然是自立为王。他所渴望的，是台湾海峡乃至环中国海贸易的主导权。至于与明朝政府、荷兰人，以及其它势力的关系，都只不过是商业合作，本质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目标来进行选择的。在这一原则之下，郑芝龙在被招安前，既与明朝方面合力封锁过在澎湖的的荷兰人；又曾经受雇于荷兰人，袭击过西班牙船队；甚至还曾主动攻击厦门等地的明军，以彰显自己的实力。

（19）
【讨论】
大航海时代完成伟大事业的许多英雄人物，如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并非道德高尚的模范，而是贪婪残忍的海盗。同样为中华开辟海洋的风云豪杰，如陈祖义、王直、林凤、郑芝龙等，也不是遵循孔孟之道的儒生。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道德评判，而是要着重他们对历史的实际作用。
大航海对欧洲、对中华都是千年一遇的极大机遇，也是很大的挑战。欧洲抓住机会成为地球霸主。而中国实行了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的禁海，彻底打断了自行率先向新一代文明转化、扩大民族生存空间的希望。这一伤痛至今仍未痊愈。
本来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中华有很大优势。中华的生产能力尤其是手工业制作是地表最强，压倒优势。中华三千年一直是重要的海洋大国。蒙元证印尼、郑和下西洋，以及大批华人迁移南洋，都比欧洲早一个多世纪，而且规模大得多。在东亚海域，中华具有压倒优势！海商海盗也是率先学习西欧文化、接受欧洲火器的先锋，即使在欧洲殖民势力来到东亚，他们在得不到中华大地支持的险恶环境下，依然可以抗衡欧洲人！可是在中原皇朝和殖民势力双重打击下，中华彻底失去了东亚海域。通彻五百年啊！！
代表历史新方向的海盗海商是中华文明内部产生的力量，不是外来影响引发的。而代表地主阶级的守旧势力更是内生力量。这说明中华文明内可以产生创新力量，但无法克服守旧势力。直白地说，如果没有巨大的外来冲击，中华文明本身不可能自行进步到新一代文明。
【】

（20）
*收复台湾
1661年4月21日，郑芝龙之子郑成功（1624—1662）从厦门发起了收复台湾战争。他率领部众约2.5万人，乘坐400余艘舰船从金门出发，经澎湖登陆台湾。荷兰人早已与明朝方面达成协议，完全放弃澎湖列岛，因此郑成功军队入驻澎湖并没有遇到阻碍。
驻守台湾的荷军总兵力为1500余人。从人数上来说，攻台的郑军占据着绝对优势。武器是荷兰好一些，可是明郑也购买了不少欧洲火器。在最后的决战之前，郑成功就从金厦调运了45门大炮赶赴台湾前线。这些大炮都是从澳门购买，葡萄牙人乐于帮助中国人打击竞争对手荷兰。
荷兰人在台湾构筑了两座主要城堡：热兰遮城和赤嵌城。两城的直线距离为4公里，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范围。在攻台之役中，这两座城堡成为了胜负的节点。
在明郑攻台之际，荷兰人在台湾并没有驻守大型主力战舰，整个台江内海的荷兰船只有七艘（加上若干小舢板），其中能够参与战斗的中型武装船只仅有三艘（吨位在600吨左右）。荷兰人的唯一优势，在于单舰的体量和火力更为强大些。不过在单舰火力不及对手的情况下，中国人用数量和战术弥补了这一差距。在中华水师的战术中，接弦战和火攻是最为常用的手段。通过上述战术，在开战第二天（5月1日），明郑水师便击沉了对手的一艘主力战舰（并且是最大的那艘）。
登陆后的郑军包围了普罗汶蒂亚城（赤坎城）。郑成功派人向热兰遮城的荷兰驻台湾长官揆一送去一封招降书，要求荷兰退兵，撤离台湾岛，拒绝任何其他方案。
热兰遮城是“荷兰总督府”所在地，是荷兰人的防御重心，大部分军力和物资亦囤积于此。赤嵌城只有大约400人（其中士兵仅百人），热兰遮城守军虽然试图派出一支200人的援军增援，但受到阻击，只有大约50人进入了城内。赤嵌城内只有5、6天的粮食储备，并且很快被切断了通往城内的水源。在这种情况下，仅仅坚守了4天，5月4日，赤嵌城守军便不得不出城投降。至此，热兰遮城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
郑成功军队随即攻打热兰遮城。守城的荷兰军队拒绝投降，并抵御住了郑军的强攻。热兰遮城物资储备较为充分，并且守备更强。荷兰人指望争取更多的时间等待增援。
郑成功只得采用长期包围的战略。可是要为25000人的军队提供给养，是十分困难的。粮食其实一直是郑成功军队最大的短板，毕竟金门、厦门这两个小岛，完全没有能力养活数万军队。在抗清过程中，郑军的很多军事行动，本质都是围绕着获取给养这一目标来进行的。因此在攻台一役中，郑成功本希望能够通过奇袭鹿耳门，迫使荷兰人尽早投降。
热兰遮城的顽强抵抗，还是让战役时间大大超出了郑成功的预计。在遭受攻击之后，荷兰人尽力焚毁了囤积于城外市镇各处的粮食。不过郑成功的部下仍然在赤嵌城外得到了半个月的口粮。郑成功除了从台湾腹地、大陆沿海购买、征收粮食以外，甚至还必须在未能将荷兰人赶出台南之前，就提前开始执行屯垦计划。
台南地区经过三十余年的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农业基础。在整个攻台期间，数千大陆移民自发前往前线支援。很多原本接受荷兰人统治的原住民部落（包括皈依基督教），也站到了明郑一边。然而即使是播种成熟期较短的蕃薯等作物，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获。粮食紧张不可避免的引发了明郑军队与台湾居民，尤其是原住民部落之间的一些矛盾。
现在，时间对于双方来说都异常宝贵。荷兰人原本应该寄希望于他们的海上实力的。不过在台海风云变化的关节眼，荷兰的海上霸权正面临着强有力的挑战。在欧洲，英荷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战事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急速扩张了它的海上实力。主力战舰由40艘扩张到了120艘。当在台湾的荷兰人开始构筑赤嵌城时，英国舰队则开始在欧洲海域攻击荷兰商船。
公元1652-1653年，英、荷之间正式爆发 “第一次英荷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不甘失败的荷兰，则于1664年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并取得了胜利。明郑攻台之役便是发生于这两次英荷战争之间。很显然，相比事关国家生死的欧洲战场，远在万里之外的台湾，并不足以引起荷兰高层的关注。
对于海洋航行来说，气候变化十分紧要。郑成功在3年前的第二次北伐行动中，就因为突遇台风而一次性损失了8000多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台风季横跨每年的5-12月份，7、8月则是台风活动的高峰期。郑军的那次重大损失，也是在台风高峰期。人力控制不了气象活动，但还是可以通过对规律的摸索，来增加成功机率。象郑成功选择在西南季风骤起，台风季又将来未来，且同时有天文大潮的4月30日攻台，就是经过精心计算的。
明郑方面判断，西南季风将大大延缓巴达维亚收到消息的时间。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逆风航行对于熟练的荷兰水手来说，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仅仅用了54天（1662年6月24日），热兰遮城派出的通讯船就抵达巴达维亚。要知道，即使是顺风航行，走完这段3600公里的航程，也需要超过1个月的时间。
收到消息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几乎立即作出了增援决定，并组织远征舰队启航。8月12日，东印度公司的援军抵达台湾。舰队总计有十艘船，其中大半为战舰，士兵数量则为700余人。然而大员水道糟糕的航道状况，大大阻碍了荷兰舰队的行动。这条在低潮期只有一米多深的水道，无法帮助远道而来的荷兰舰队快速进入台江内海，以至于用来补给热兰遮城的火药和粮食，都只能先用小船转运至大员岛。在等待水位上升的过程中，台风来临了。在强大风浪的冲击下，荷兰人被迫前往澎湖躲避，其中一艘舰船被风吹向距鹿耳门水道之北，约20公里的海岸处搁浅，并被明郑守军俘获。这一意外暴露了荷兰援军的实力和意图。
知晓了荷兰援军的数量，让明郑方面松了一口气。700多名士兵加上十艘船，并不能改变实力的天平。更何况因为台风的关系，这支生力军失去了奇袭的机会。
驻守澎湖的郑军并没有尝试阻击荷兰舰队（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荷兰人在澎湖修整了三周时间，于9月初重返台湾。利用这段时间，郑成功及时调整了部署，将主力调集回了赤嵌城及台江水域，同时加固防御工事、整肃军备。
1661年9月16日，大员海战正式打响。仅仅在第一天的战斗中，荷兰人就付出了两艘主力战舰、3艘小船，以及100多名士兵阵亡的代价。这一胜利大大鼓舞了郑军的士气，在其后的台江内海海战中，他们越战越勇，击沉了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数艘船只。荷军丧失了主动出击的能力。此后，除了小规模的偷袭活动，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海战。
不过很难快速结束战争。饱受粮草问题困扰的郑成功大军，仍然不得不分兵台湾各种屯垦及征集粮草，并应对由此引发的反抗活动（主要是原住民）。至于荷兰人，期望就只能落在新的援军身上了。

（21）
荷兰人的顽强抵抗，使得这场战争成为了一场跨年之战。不过对于以月亮运行周期来计算年份的中国人来说，战争还是在当年结束了。公元166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初七），最后的决战打响。这天距离中国新年还有23天时间。在这场最后的战斗中，海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看起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取决于明郑的炮弹何时能够击垮热兰堡的城墙。一个事关军事地理的细节，在于决战胜负手，其实并不系于热兰遮城主城之上。一如长城并不仅仅是一道墙，而是一整套由城墙、墩堡、营城、卫所等军事设施，相互配合而成的防御体系一样，西方人在设计棱堡时，同样会有辅助设计。在主城周围布设一些小型堡垒互为依托，是一种常规手段。利用城堡间的交叉火力，对手将更加难以逼迫城墙之下。
在热兰遮城的西南方向存在一个制高点，上面修筑了一座堡垒，名为“乌特勒支”（Utrecht）。　　兵力匮乏的荷兰人，原本在战前准备放弃乌特勒支堡，并削平这个制高点。悲剧的是，荷属台湾当局却没有足够的预算来削平乌勒支堡所在的山丘。最终，乌特勒支堡和它所在的制高点，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最后的决战中，乌特勒支堡成为了明郑军队的主攻目标，80%的炮火被倾泄在这个制高点之上。在开战的当天傍晚，荷兰人便不得不放弃已经被轰击得千疮百孔的堡垒。明郑军队很快在堡垒遗址上构筑工事、布设重炮，至此热兰遮城的陷落已成定局。
2天之后，荷兰人决定投降，并遣使与明郑方面沟通投降的细节。公元1662年2月1日，中国历十二月二十三日，荷属台湾总督揆一以荷兰文书写的降约18条，中方郑成功以中文书写的条约16条，由双方代表正式换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接受西方降书。根据条约要求，荷兰人于1662年2月17日撤离台湾沿海。至此，荷兰对台湾4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终结，台湾正式进入中央之国的地缘政治版图。
尽管双方兵戎相见，但总得来说，荷兰方面还是认可并尊重郑成功这位对手的。在荷兰人看来，熟悉西方游戏规则的郑成功，比那些野蛮的鞑靼人更为值得信任。这一点，也体现在最后的谈判上。荷兰人按照西方战争法则提出的条件，几乎完全被对手接受，只是做了些许无关紧要的修改。比如荷兰人在条约中提出郑方应交还“所有的公司职员、自由民、妇女、儿童、男奴、女奴”（荷方文本第9条），但明郑方面修改过的条款中，只是言明“所有的荷兰人，男的、女的、孩童、黑人”，以至于在最后受降时，荷兰人索要他们所有的奴隶时（奴隶并不止于黑人），被对方严辞拒绝了。这一细节，反过来证明了，在海洋贸易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郑氏家族，的确具备欧洲人所尊崇的契约精神。
公元1662年2月17日，幸存的荷兰人带上被允许带走的私人财产，离开了台湾。在这场战争中，荷兰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上援军在内的2200余名士兵中，有半数再无机会回到荷兰了。
然而当时北台湾的“鸡笼”（基隆）依然在荷兰人手中。淡水的“红毛城”被正式修复（1664年），并成为荷兰人在台湾的新基地。一直到1668年，荷兰人主动放弃淡水的据点。彻底退出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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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员水道和鹿耳门水道
数百年来，台南沿海的地形地貌变化很大。昔日的热兰遮城（今称“安平古堡”）之北，现在是“台江国家公园”，一座沿海湿地公园。而在荷兰人刚来地时候，这里还是属于内海。被后人称之为“台江内海”。
在17世纪初，这片内海靠近台湾海峡一侧的外围，是由总数为11个的一系列沙洲所围就，由北至南分别被中国人命名为：海翁线、加荖湾、隙仔、北线尾、大鲲身、二鲲身……直至七鲲身。沙洲的形成，是因为内陆河流携带的泥沙，在遇到海水阻力之后，沉淀在海岸线附近。沙洲的形态实际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中。
台江外沿沙洲的存在，能够一定程度帮助阻挡了外海的恶劣气候，使得台江内海成为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湾。台江外沿沙洲从水下形态来说，都属于相互连接的同一沙洲。每两片沙洲之间水道的深浅不一，并不都具备通航条件。
在荷兰人登陆台湾之时，台江外围水道中，具备通航条件的水道只有一条，位置处在中部的“北线尾”与“大鲲身”之间。“大鲲身”沙洲也称“大员岛”，这条水道可称之为“大员”水道。郑成功攻台之时，大员岛与另外六个鲲身之间实际已经连为一条沙堤，并且与海岸相连。而且荷兰人到来后的30多年时间，大员水道也淤塞了。在低潮之时，水深只有一米多，无法通航大型船只。
赤嵌城与热兰遮城两座古堡所在地，今天都属于台南市区的一部分，二者间的直线距离仅4000多米。在明郑大军攻台之时，不仅以“大员岛”为首的七外鲲身已然连为一体，鲲身与大陆之间的沙洲，在低潮期时也已露出水面。这使得明郑大军除了强行在大员岛登陆以外，还能够沿陆路在热兰遮城与赤嵌城之间调遣兵力。在水师战船配合下，郑成功很快便完成了对整个热兰遮城包围工作。

公元1661年4月30日凌晨，明郑大军进抵台江内海外围。晨雾消散之后，驻守热兰遮城的荷兰人惊恐发现，大员水道之侧已是如森林般密布的船桅。仅仅过了半天时间，郑军主力便借由鹿耳门水道涨潮之际进入台江内海。鹿耳门水道位于北线尾岛之北，与“大员水道”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尽管荷兰人在此前，已经知晓这条水道有某些特定时间，可以通行小船，但从来没有意识到它能够成为正式航道，以供商船和战舰出入。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很多人相信，明郑大军是遇到了多少年一遇的特大潮水，才使得船队能够如此快速突破荷兰人的海上防线。然而，事情真的那么简单吗？
公元1683年7月，曾为郑成功部将而后来降清的施琅，以几乎与明郑攻台之役相当的兵力，再次经由澎湖发起渡海之役。明郑军队决定御敌于门外，集结主力（2万兵力）在经略多年的澎湖列岛进行海上决战。悲剧的是，在准备充分、战术得当的对手面前，明郑在澎湖海战中遭遇惨败，战损比例高达85%。顺利攻取澎湖的清军，修整之后于当年9月3日攻入台江内海。2日之后，郑成功之孙郑克爽向施琅递交降书，并于当年10月8日正式“剃发易服”。
事隔20多年，月份相差4个月，施琅也是借助潮水上涨之际，顺利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湾内海的。事实上，同样的事情在39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公元1722年4月，台湾爆发了“朱一贵起义”事件。号称明朝宗室后裔的起义者，以“大明重兴”为口号起事，一个月后便控制了整个台湾。然而民军的战斗力不强，及至6月便被渡海而来的清军镇压。这次清军水师依然是借涨潮之机，穿鹿耳门水道登陆台湾（领军者是施琅之子施世骠，亦是上次战役的参与者）。鹿耳门水道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选择，至少证明了两点：一是这条水道在涨潮时已具备通行大船的条件；二是足以让大船通行的潮水，并不是什么多年一遇，甚至百年一遇的奇事，而是在短时间会便会周期性出现的常态。
其实鹿耳门水道原来只能通行小艇。但是在大员水道逐渐淤塞之时，海洋力量在鹿耳门水道的却呈现出了相反的作用力。简单点说，鹿耳门水道被潮汐冲刷变深了。一旦某条水道被堵塞了，潮汐势必会另寻出入口。
在郑成功决心攻台之前，一名为荷兰人服务的中国官员，以“三年水朝东,三年水流西”的认知，对鹿耳港水道现状进行了实地勘测。这一情报并没有上报给荷兰人，而是和精心准确的其它情报一起，送给了郑成功。荷兰人在台湾的时间过短，没有认知到两条水道互为因果的特殊关系。
而且，每个月总有那么两天，太阳和月亮会和地球处在同一条线上，合二者之力将潮汐推至最大。这称之为“天文大潮”。至于日子，就更好记了。就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初一、十五（也有可能是十六）。
不过海洋实在太过广阔，海洋把天文大潮的力量推至海岸边，通常要花个一两天。也就是说，如果是太阳和月亮遥相呼应的日子是在初一的话，那么海边之人看到涨大潮的时间，则在初二或者初三。明郑大军抵达鹿耳门的那天，正是当年阴历四月初二凌晨。此时呈现在将士面前的，还是只能通行小船的狭窄水道。不过等到中午时分，情况就完全变化了。在两股强大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平时涨潮时只有7尺的水道，被推高至一丈有余。同时变化的，还有猛增数十倍的水面宽度。如此天差地别的视觉冲击，加上天堑变通途的实际效果，有如天助，对军心的提振作用可想而知。
在郑成功入台后不久，尤其进入清朝统治时期后，变得越来越通畅的鹿耳门水道，逐渐取代淤塞严重的大员水道，成为了进入台江内海的主通道。这一变化，甚至使得原来鹿耳门水道之南的“北线尾岛”，更名为 “鹿耳门岛”，水道之北的岛屿则变身成为新的“北线尾”。沧海桑田的是，曾经繁忙无比的鹿耳门水道，到了19世纪初同样淤塞至不堪大用。已经更名为“安平”的大员，重又成为了台南最重要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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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军与荷兰军交战形势

荷兰人盖的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