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明代中国水师进行了六次海战。分别是：
屯门海战：1521年（正德十六年）的8月，打败葡萄牙人；
西草湾海战：1523年（嘉靖二年），打败葡萄牙人
露梁海战：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朝和朝鲜水师联合，在朝鲜露梁海域大胜日本水师
澎湖之战：1622年（天启二年），明水师赶走荷兰人收复澎湖
料罗湾海战：1633年7月，荷兰十三艘战舰，突然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妄图籍此迫使中国给予直接贸易的特权。明朝拒绝，命郑芝龙水师出战，双方激战于料罗湾。荷兰人遭到在远东的空前惨败，舰队9艘以及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船被击沉。
收复台湾：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郑成功率兵从金门出发。跨越台湾海峡，经澎湖直取台湾。第二年1662年收复台湾。
【讨论】
不可否认，明代几次海战，中国确实是胜利者。可是并不说明中国水师强大。欧洲人有远洋作战能力，可以在全球海域打仗。而中国水师只能在沿岸海域活动。中国在海战的战略、战术和装备等方面已经比欧洲落后一大截了。而仅仅一百多年前，郑和下西洋（1405-1433年）在各方面都是先进的。中国落后得太快了。
与欧洲人的冲突，很大程度是明朝海禁政策引发的。海禁使得中国闭塞保守，拒绝了解急剧变化的外部世界，延误了中国的进步。
在中国沿海的欧洲舰队，并不是海军主力，而是海商海盗海军三位一体的小型舰队。那个时代的欧洲都是身兼三职，没有清晰界限。郑芝龙父子集团也是如此。
这些战役中，屯门之战、西草湾战役和料罗湾海战，都是在近岸海域。明朝在战船数量和兵力有压倒优势，而损失颇大。收复澎湖可算是跨海作战了，不过没有大规模海战，以陆战为主。
露梁海战算得上大规模了，同样是在沿岸水域作战。而且是明军装备较优、主动伏击。露梁之战是明朝抗日援朝战争的收官之战，对东北亚大局影响不大。当时日军已陆续撤离朝鲜，胜负早已定局。
料罗湾和收复台湾，起重要作用的不是正规明朝水师，而是受招安的海商-海盗集团。当然硬要说是明军也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海商-海盗在海战中远比正规军厉害！
这几次表面的胜利，除了澎湖和台湾之外，对中国没有大的意义。相反，加固了保守停滞的趋势。那时西欧刚开始超越中华，三千年大变局刚开始。假如中华及时惊醒，以变应变，有希望跟上欧洲的步伐。起码可以称雄亚洲而不至于被小小日本欺凌。
【】

（01）
*海战过程：
第一战：屯门海战。此战是中国第一次抗击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战役。
1517年正德十二年七月，一支葡萄牙小型舰队抵达珠江口，侵占屯门岛。他们“剽掠行旅”“掠买良民，筑屋立寨，为久居计”。 1521年（正德十六年）的8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奉命驱逐葡萄牙人。
汪鋐组织了50艘战船，包括水师和招募的乡勇和民船。葡军战船共有6艘，包括3艘中国式帆船。明水师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精心准备，了解敌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他配备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剩余3艘船突围出去，利用风暴突破封锁，逃回马六甲。
第二战：西草湾之战。嘉靖二年（1523年），明朝水师与葡萄牙海军在广东西草湾发生海战，明水师大胜。
1523年，一支由5艘桨帆船和1艘中国式帆船组成的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并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在遭到地方官员拒绝后，船队经过屯门，一路来到西草湾。早就严阵以待的96艘明朝战舰一路上不停的尾随与挑衅。到夜里，明朝水师再次以火船为先锋，对葡人的船队进行袭击。双方爆发战斗。葡萄牙人在损失了2艘船后，再次突围而去。42人被杀或被俘，明朝守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
在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了20门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并将之大量仿制。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
第三战：露梁海战。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1598年），在明朝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对日本水师，在朝鲜半岛露梁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中朝联军大胜。
明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伏击增援的日本水师。日军共有17000人，约500-700艘战船，除了水军之外还搭载了大量乘船撤退的陆军。
明军水师只有600艘战船，不过，明朝水师船只大火力猛占有优势。朝鲜水师约100艘战船。
注意这不是鸣梁海战，鸣梁海战发生在1597年，是朝鲜名将李舜臣帅兵大败日本。鸣梁海战又称鸣梁大捷，是1597年3月，朝鲜与日本水师在鸣梁海峡的一次战役。朝鲜名将李舜臣巧妙利用潮水和海流的变化，以少胜多，大败日军。
第四战：澎湖之战。
万历三十年（1602年），荷兰建立东印度公司，开始争夺东方殖民地。天启二年（1622年），荷兰舰队侵占澎湖。
福建巡抚南居益奉命收复澎湖。但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明朝水师无法出动。
天启三年（1623年）11月，南居益故意邀请荷兰人前往厦门谈判，在宴会上囚禁荷兰代表团，并乘机袭击烧毁了入侵明朝沿海的荷兰战舰。天启四年（1624年）2月，福建巡抚南居益亲自乘船到金门，下令明军渡海出击收复澎湖。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7月，南居益又派出火铳部队支援，明军发动总攻，一直打到风柜仔的红毛城下，然后双方又形成僵持的局面。8月，明军再次兵分三路，直逼夷城，荷兰人势穷力孤，不得不撤离占领了两年的澎湖。明朝收复澎湖。
撤离澎湖的荷兰人转移到台湾，建筑城堡建立基地。
第五战：料罗湾海战
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突然对明朝沿海发起了进攻。荷兰人妄图通过海盗劫掠迫使明朝接受他们垄断贸易的要求。此无理要求遭到明朝拒绝，命水师出战，双方激战于料罗湾。荷兰人遭到在远东的空前惨败，舰队9艘以及招揽的50多艘海盗船被击沉。此战中被招安的海商-海盗郑芝龙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第六战：郑成功收复台湾
公元1661年（南明永历十五年）三月，南明抗清名将郑成功率2.5万名兵将，分乘百艘战船，从金门出发。跨越台湾海峡，经澎湖直取台湾。荷兰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被迫于公元1662年（南明永历十六年），签订投降书撤出台湾。

（02）
<背景资料>
*屯门海战和西草湾海战始末
#葡萄牙来到东南亚
1511年，葡萄牙名将阿尔布柯尔克带领一支由17艘战船和1800人组成的远征军攻占贸易枢纽马六甲。马六甲信奉一枝兰。在那里，葡萄牙人接触到了停泊在马六甲港的中国商船。
当时明朝禁止民间下海贸易。但是广东等南方沿海还是有不少人冒险去海外做生意。后来这种走私贸易得到地方官府默许。身居广州的官员也顺应形势，部分松动了海禁政策，为地方经济和自己的腰包赚取红利。
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基地，陆续向南探索了摩鹿加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属于明王朝的藩属国，可以与明朝进行合法的贸易往来。并且由于地方官的逐渐纵容，已经可以不按明朝规定时间朝贡，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殖民当局便派出了几个商人搭乘泰国的船第一次抵达了中国。在完成贸易赢取暴利之余，也传回了关于中国的初步报告。
虽然没能直接进入广州，葡萄牙人却已见识到繁华的东莞和作为船只驻泊地的屯门岛。前者因聚集了大量来自泰国的商贩而被描述为暹罗港。后者则因更多船只云集，被冠以贸易岛的形象称呼。这趟旅程也让欧洲人了解到与中国贸易利润丰厚。
#葡萄牙来到中国
按照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的命令，马六甲总督派出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e Andrade）率领一支四艘船的船队去往中国，护送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中国大使托梅*皮雷斯（Tome Pires），试图与明朝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由于船只紧张，葡萄牙人在印度洋地区到南洋，往往还只能保有25-30艘左右的主力远洋船只。
皮雷斯原本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随着阿尔布克尔的船来到亚洲，原本的任务是为国王寻找香料产地。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之夏》的书，成为了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
船队于正德十二年七月1517年抵达珠江口屯门。船队在珠江口与明朝水师的船队打了照面后，随即在靠近广州城时，出于善意鸣炮示意，惊动了当地官员。之后皮雷斯大使及属下便在地方官的安排下，在广州住下。一方面需要让他们学习中国礼仪，一方面也是要向远在北京的朝廷禀报，等待明朝皇帝的接见。
葡萄牙之前与明朝素无来往，不属于朝贡国，所以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人大量滞留在广州。于是船队及大部分人退到了珠江口的屯门岛，并且在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据点。完成任务的安德拉德便率领精锐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马六甲，只在岛上留下了数量不多的葡萄牙人。
正德十五年初1520年1月，驻华大使皮雷斯通过多方贿赂买通镇守太监，终于获准带着自己的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及若干随从由广州出发，并于5月赶到了陪都南京。当时的明朝皇帝明武宗--朱厚照，为平定江西宁王叛乱亲临南京。关于新来的葡萄牙人的报告一直从帝国的南方官员那边不断传来，各种反对葡萄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后曾经鸣炮示意，此为当时在南洋地区都已经人人皆知的示好礼仪。但在明朝地方官的报告中，却成为了彻头彻尾的好战挑衅。而包括先皮雷斯一步被皇帝接见的马六甲使者在内的众多南洋来使，也一再向明武宗打小报告，痛批葡萄牙人的种种不是。
自从1514年以来，明朝在广东的地方官违反了帝国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许南洋藩属国商人来华贸易，引来了众多穆斯林、泰国人和琉球的商人。葡萄牙人在珠江口站住脚，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而葡萄牙征服马六甲，也让自以为是宗主国的明朝大臣们恼羞成怒。
不过明武宗并没有理会这些控诉，相反他示意让皮雷斯等人跟随自己一同返回北京，并在帝国的正式首都进行接见。由此，两国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开始了。
明武宗本人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绝对属于思想活跃的异类。虽然因为贪图玩乐与女色，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却喜好不走寻常路。这位皇帝对于非汉族的异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能够与各路奇人异士以外语交流。新来的葡萄牙人正好迎合了这位皇帝的好奇心。皮雷斯的中文翻译火者亚三原始祖籍湖南的汉人，因为家道中落而流落南洋，于是便成为了第一位学会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教授皇帝葡萄牙语的老师。
皮雷斯等人为了受到皇帝的接见，还向明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行贿，这位弄臣也在皇帝面前极力美化葡萄牙人。正是这些机缘巧合，让明武宗对这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人产生了好感，并接受了皮雷斯带来的礼物。无论朝中大臣与藩属国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不予理会。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这层薄弱基础上的。

早期欧洲帆船

葡萄牙进攻马六甲

（03）
明武宗在年底回到北京，然而仅仅三个月却患重病，在1521年因病而死，没有接见使团。中葡蜜月期戛然而止。大臣们早就视江彬为眼中钉，联合杨太后将其赐死，接着又处死了火者亚三。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下令逮捕，押解回广州关押。他们的存在早就让南洋地区的诸多藩属国非常不满，亲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众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在这些儒家正统观信徒的眼里，火者亚三这样的三教九流根本就是不习教化的化外之民，却能接触皇帝，实在是难以符合传统礼数，是必须除之而后快的对象。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擅自来华，又是对天朝正统观念下的朝贡体系的挑战。所以无论从何角度来看，火者亚三的被杀都不会让人意外。
此时，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经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挥，他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的海盗而在屯门岛上建立了小规模的防御工事。西蒙.安德拉德残暴凶狠，占据屯门“剽掠行旅”“掠买良民，筑屋立寨，为久居计”
这些事情在明朝官员看来，更加难以接受。随后，几艘载有葡萄牙人的泰国船陆续从南洋赶来，又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激化的边缘。新继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信奉传统礼教的皇帝。在满朝愤怒大臣的怂恿下，新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禁止他们继续来华贸易，并要求他们退出马六甲。
广州当地守军也已经开始组织水军进攻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不过他们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对港口内搭载着葡人的南洋船只进行了突袭。不仅将船上的葡人抓捕、杀害，还将这些船上无辜的南洋商人大量击毙，幸存者被悉数卖为奴隶。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本地官员中饱私囊。

（04）
#屯门岛之战与广州葡囚
1521年的8月，驱逐葡萄牙人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东海道副使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然没有军事履历，却也尽心尽力的开展准备工作。他一面集中了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部队，又从附近的乡村招募了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水师部队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
由于葡萄牙本土人口不多，海军部队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所以能派往中国的人数非常稀少。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只好在马六甲和印度等地建造适合近海航行的桨帆船，并且雇佣东南亚和印度的土著作为划桨手。又或者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使用，雇佣南洋本地人甚至华人作为船员。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人往往在几个到十多个之间不等。在开战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让葡军的船数达到了5艘。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就成为了近代第一次中西方海战中的西方海军战舰。很多人联想的先进西式帆船与传统中国船舶较量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屯门之战中。
汪鋐指挥明军水师对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进行了第一作战，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最大的原因在于葡萄牙人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性能远比明朝火器先进。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也胜于明军武器一筹。葡萄牙人惊讶的发现，明朝水师的火炮竟然大都由木头和竹子制成，反复多次的发射就容易因温度过高而自己炸裂。何况经历漫长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可谓身经百战。而明朝水师则缺乏历练，经常连自己沿海的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去管。明朝水军成员的战斗力显然无法同葡人的精锐海员相提并论。于是，明朝水师只能依靠数量将屯门岛包围起来，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下来，都损失惨重。这是，又有1艘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葡军战船数量上升到了6艘。
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汪鋐组织明军进行了精心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了为葡萄牙人工作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同时精心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40天的围困后，明军发起了总攻。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弹药告急。在明军最后一次总共开始后，葡萄牙人损失了1艘帆船，于是决定将剩余船上的葡人集合在3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最后他们利用风暴，突破了明朝水师的封锁，逃回马六甲。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葡萄牙人，明朝地方官火冒三丈。押解到广州的使团成员皮雷斯等人就成了发泄对象，被关押在大牢里。皮雷斯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 1524年病死在牢里。而其他人有些死于酷刑和虐待，其余的被作为海盗予以处决。进献给皇帝的礼物被退还后，连同私人财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
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正式派驻中国的大使死在牢里。也为中欧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接触，划上了句号。
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腐败无比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葡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了明朝地方守军的毒手。

（05）
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但明朝赢得并不轻松。屯门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亚洲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理打击。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实在是自欺欺人。
表面上，中西方文化冲突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皮雷斯在北京向明武宗敬献曼诺埃尔国王写的国书后就发现，明朝官员翻译的版本被篡改的面目全非。当大使质问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的确，在当时，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以儒学世界观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那么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皇帝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义不容辞的义务，去提醒皇帝下令驱逐葡萄牙人，维护实际上已经日渐瓦解的朝贡体系。
而在广州的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彻头彻尾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保护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谋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四次下令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难以执行。由于这类行当带有不法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了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了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之时，与之相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武宗曾下令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武宗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怀柔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不仅是因为葡萄牙人在南洋地区的扩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的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一艘搭载有葡人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规定，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遭到了葡人的严重抗议。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诱因。无疑，具有官方背景的华侨商人，有开后门的权利。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开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面却纵容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将当时的东莞形象的称为暹罗港。
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沿海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仇视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海禁制度的压迫，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维护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遭遇海盗。
至于这条灰色垄断链的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庇护他们为非作歹的广州地方官员。在他们的润色与修饰下，葡萄牙人礼节性的鸣炮成为了挑衅，尽管这种习俗对于长期涉外的官员来说，不可能毫不听闻。当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以绞刑处决了一名触犯法律的船员后，发往北京的奏折又变成了葡萄牙人滥用私刑。丝毫不顾唐宋时代，外商来华就已经享受有一定的内部治外法权。
也是他们编造故事，称葡萄牙人专门偷盗当地儿童，用以食用，以今人眼光来看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在他们凶残的策划实施了对数艘泰国船只的抢劫杀人后，又将这些恶行的责任全部推倒了葡萄牙人头上，诱使朝廷颁布全面绞杀来华葡萄牙人的命令。于是，在明朝中央进一步的指示下，这些广州地方官员此后得到了对任何来华葡萄牙船只“杀无赦”的权利。
至于那些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究竟有没有因为这条灰色垄断链牟利，则需要更多更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一直坚持的儒家世界观与体系，恰恰是造成这种中央与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广东地方官吏的铤而走险与沿海百姓的冒死出海，都是对违背人性与经济规律的海禁制度的严正抗议。

（06）
#西草湾海战
1522年，葡萄牙驻印度总督派遣梅洛-库蒂尼奥（Mello Coutinho）即“哥丁霍”为司令，率领6艘舰船（其中包括2艘大型卡拉克、2艘小型卡拉克、2艘中国帆船junk）驶往中国。意在与明朝政府重新交涉，询问大使皮雷斯的下落，并开启与中国的贸易（从这支舰队甚至还有主力舰来看，不能说完全没有备战的准备）。
1523年，船队遭到广州地方官的拒绝后，经过屯门，一路来到西草湾。在今香港大屿山附近的茜草湾遭到柯荣、王应恩率领的“大队明朝水师船只”拦截，并遭到明军开火。明军有96艘战船。
库蒂尼奥不知道，在其航行之前，皮雷斯（Pires）使团已经遭到灾难性的失败，新即位的嘉靖皇帝已经下令驱逐葡萄牙人，而广州当局更是下达了命令，看到葡萄牙船只就将其击沉。
为了补充水源，随后葡萄牙舰队停泊在附近的一座小岛上，结果被明船只包围了。更倒霉的是，葡萄牙人并没有在这座小岛上发现多少淡水。库蒂尼奥试图与明军谈判议和，结果却遭到了拒绝。
到夜里，明水师以火船为先锋，袭击葡萄牙船队，爆发了著名的西草湾之战。库蒂尼奥下令全军突围。葡军的突围起初非常顺利，2艘大型卡拉克和紧随其后的2艘中国帆船都突破了明军船只的包围，并挫败了明军一切企图接舷登船的企图。但是殿后的2艘小型卡拉克却被明军再度重重围困。其中的一艘在激战中，舰上的火药桶（gunpowder barrel）突因不明原因被引爆，船上顿时燃起熊熊大火，另外一艘则被明军接舷成功并登船，潘丁苟首先冲上葡舰，其余士兵也蜂拥而至，最终船长Homem力战阵亡，而这艘卡拉克的几乎所有船员都被明军杀死或俘虏。
在西草湾之战中，葡军6艘船中的4艘最终得以突围回到马六甲，1艘被明军完全缴获，另1艘被火药爆炸重创的小卡拉克被炸沉。总得来说，此战葡萄牙一共损失了2艘小型卡拉克，79人战死，41人被俘虏。明军以海盗罪的罪名将俘虏悉数绞死。
此战葡方资料声称此战明军共动用大小船只300艘，其中中国帆船80艘，不敢说这个数据是没有水分的。不过明军应该也不是完全没有损失，尤其是对葡军另外4艘船登船失败的过程中。明军副将百户王应恩也在战斗中阵亡。从明方对屯门和茜草湾战役的说法来看，确实有葡人火炮猛烈之类的记载，由此看这两战的葡军确实都动用了相当数量的佛郎机火炮。
卡拉克主要武器是短炮和投石器，原为地中海贸易而设计的大型商船，因能搭载火炮也被作为武装商船。因为成本高适航性不佳后为盖伦式淘汰。根据萄葡牙海军的数据，卡拉克船的平均寿命是四年，从欧洲到印度往返2次就要报废。
不过明军的损失显然得到了很大的弥补——在战斗中明军几乎完整的缴获了一艘小型卡拉克帆船，船上共有各类火炮20多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葡萄牙印度洋舰队的主力炮佛郎机火炮（berços）。考虑到葡萄牙还有一艘小型卡拉克被击沉，茜草湾海战葡萄牙估计损失了大约40多门舰炮。
此后，明朝大量仿制佛郎机炮并用之装备明军。此类型火炮从此成为了明朝军队中的制胜利器，替大明王朝又把守了几十年海疆。对于葡萄牙人的这种火炮，明朝上下赞不绝口。明朝水师甚至找到曾经在葡人船上帮工的华人，在他们的指导下仿造了葡萄牙人的帆船战舰，因两侧众多木桨，命名为蜈蚣船。不过最后因为觉得太耗费木料而不再建造。

佛郎机火炮。第一张是明朝仿制

（07）
16世纪的葡萄牙海军已经具备了远洋作战的能力，在本土几千公里外作战并取得了重大战果，这在当时无疑领先于时代。其舰炮的威力一度横扫印度洋。但是佛郎机虽然对付传统的桨帆小船有相当威力，对大船的破坏力仍显不足。第乌之战的新资料证明，马木鲁克、古杰拉特的大船大多数是葡军用接舷战缴获的，仅有2艘大船和大部分卡利卡特小船是被击沉的。这就解释了为何西班牙无敌舰队一直以接舷战为主，直到伊丽莎白时代的舰炮（就是红衣大炮）投入使用之后才进入了炮战时代。而明军即便是没有准备的水师也拥有大量福船，接舷战更是完全不惧，在近岸作战中有相对的优势。
在与葡人开通贸易方面，明朝从中央到地方依然墨守成规，毫不作为。西草湾之战后，葡萄牙官方暂时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贸易追求，只有其民间力量以私人身份，先后转战福建和浙江沿海，逐渐与沿海的本土海盗商人们形成合作关系。但明朝中央朝廷又屡次以极端暴力手段，将他们赶出沿海。
正是朝贡思维与海禁政策，让中央反对民间与海外进行贸易。而地方上又往往出于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纵容海商与海盗进行走私贸易。中央朝廷在嘉靖朝不断紧缩海禁政策，这些人又不得不与葡萄牙人合作，最后甚至发展到与日本浪人抱团，形成了祸害沿海地区几十年的倭寇风暴。明朝政府不但不能依靠贸易获得税收，反而需要耗费无数力量来镇压倭寇。今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能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海禁这种不合时宜的强制政策，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历史潮流发展的开倒车终究无法永久性的维持下去。迫于沿海倭寇等私人海商集团的膨胀，明朝从地方到中央，又开始寻求与葡萄牙人合作。作为近代世界关系体系建立者之一的葡萄牙人，虽然在海外扩展时带有明显的殖民者色彩，却也是非常务实的经营者。无论在非洲还是印度，都不会放弃与当地势力的有效合作，达到双赢目的。于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终于利用包括向广州地方官行贿在内的各种手段，取得了澳门的留居权。西方近代在中国沿海的第一个长期据点，这才稳定下来。一直到1840年，英国取得香港之前，澳门都是中国沿海联通外面的世界的最重要渠道。

（07-2）
【链接】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船长苏萨通过贿赂获准“通市”。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澳门本来就是外贸港口，民间船只在此验货抽盘。葡萄牙人在此聚居，官府未予驱除。万历元年1573年广东官府在澳门北设关建闸。万历十年两广总督陈瑞允许葡萄牙人租澳门，地租每年五百两银。后增加了，在明末一度增至每年十万两。
明朝急需大量的火炮，因此与窃据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了长期的火炮交易。澳门有当时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就有部分来自这个炮厂，一部分来自其他渠道购买。【】

（08）
**露梁海战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1598年），在万历抗倭援朝战争中中朝两国水师对日本水师作战，在朝鲜半岛露梁以西海域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海战。中朝联军获胜。
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了侵朝战争，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为“壬辰倭乱”以及“丁酉再乱”。
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二月，李如松率领明军入朝参战。翌年初，连克平壤、开城。四月二十日，收复汉城。日军退据南部诸道，并提出议和。不久双方停战。万历二十五年正月（1597年），日军再次侵略朝鲜，明军再次赴朝，接连打击日军。侵朝日军被压缩在东南沿海的顺天、泗川、南海一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七月，丰臣秀吉病死，遗命从朝鲜撤军。十月，丰臣秀吉死讯传至朝鲜，日军全线撤退。
十一月，小西行长率领的倭军第一军团在顺天城被明军包围无法逃脱。小西行长撤离的军队在猫岛遭到联军的截击，损失惨重，多次强行突围都未能得逞，不得不向外求援。
这时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明军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法，先将猫岛附近港口的小西行长死死围住，引诱日军水师主力前来救援，最后将其歼灭在露梁海上。
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水师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
驻扎在泗川的岛津义弘接到小西行长求救信，率部前往顺天救援。岛津义弘（1535—1619年）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的岛津家大名。途中遇到从固城赶来的立花宗茂、从南海赶来的宗义智，在岛津义弘率领下一道前去救援小西行长。三支部队会合后，共有17000人，约500艘（也有说700艘）战船，除了水军之外还搭载了大量撤退的陆军。
陈璘、李舜臣早就分兵埋伏于露梁海峡西口的浦屿间，等待日军通过。陈璘率明军19400人，战舰600余艘，埋伏于昆阳之竹岛与水门洞港湾内。李舜臣率朝鲜水师7000余人，战舰100余艘，埋伏于观音浦。
明朝水师有很多高大坚固的福船和楼船，且配备佛朗机炮、虎蹲炮等重武器，而日军的船相比较起来大小、火力、防护等性能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
十八日午夜，日舰队乘夜潮经过露梁海峡。十九日丑时，岛津义弘（即石曼子）率军万余、战船500只西上，进入露梁海明军预伏地，遭陈璘部阻击，调头南下。天亮，日军发现前有伏兵，又向北回师，遭到北岸邓子龙部截击。联军三面合围，在露梁海与日军展开激战。
此时，“月挂西山，山影倒海，半边微明，我船无数，从阴影中来，将近贼船，前锋放火炮，呐喊直驶向贼，诸船皆应之。贼知我来，一时鸟铳齐发，声震海中，飞丸落于水中者如雨。”（《柳成龙惩毖录》卷二第六十八页）
联军驾船逼近日舰，跃上敌船，短兵肉搏。北岸邓子龙率士卒300登上朝鲜船，奋勇冲杀。“子龙素慷慨，年逾七十，意气弥厉，欲得首功，急携壮士二百，跃上朝鲜船，直前奋击，贼死伤无数。他舟误掷火器入子龙舟。舟中火，贼乘之，子龙战死。”（《明史•邓子龙传》）
战至中午，陈璘派水师副将陈蚕、游击季金率部来援。与此同时，中朝联军水师左右两路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向大岛以东海面之日船队主力，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朝鲜李忠武公行述》对这场战斗作了生动的描述：“两军突发，左右掩击，炮鼓齐鸣，矢石交下，柴火乱投，杀喊之声，山海同撼。许多倭船，大半延燃，贼兵殊死血战，势不能支，乃进入观音浦，日已明矣。”
陈璘率主力与李舜臣夹击日舰，施放喷火筒，焚毁日军大部分战船。日军跳水登岸，又遭陆上明军截杀，死伤大半。
日军且战且退，大批日军焚溺而亡。部分日军逃脱登岸亦为明军所歼。陈璘乘胜挥师西进，焚毁日军准备撤退的船只百余艘，并与陆路刘綎军夹攻顺天日军。小西行长余部从南海岛另一端跑掉了。
李舜臣率朝鲜水师跟踪追击，进入观音浦，再度与日军血战。日军垂死挣扎，李舜臣率龟甲船冲入敌阵，却被日军包围，结果不幸身中流弹而亡，他死前叮嘱侄子李莞：“战方急，慎勿言我死，毋令惊军。”李莞秘不发丧，鸣鼓挥旗，代叔父指挥，继续战斗。
陈璘也率中国水师赶来支援，用虎蹲炮连续轰击，日船纷纷起火。在一片混乱之中，岛津义弘仅率50余只战船溃逃。中朝联军以一百多艘的代价歼灭日军四百多艘战船。

（09）
#实力比较
日本水军在侵朝开战时，拥有1000余艘舰船，到战争末期已发展到3000艘左右，其中体型较小的关船居多，另有一部分体型较大的安宅船。数量虽然可观，但构造简单，性能较差。装备的武器为铳（即原始的滑膛枪炮）、枪、弓矢、倭刀等。
明朝在朝鲜战场投入的兵力约4.5万人。其中水师1.3万人，战船500余艘。战船的种类繁多，有福船、楼船、栢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战船的武器精良，除弓、弩、刀枪、矛等冷兵器外，还有大量火器，如佛郎机、虎蹲炮等。据史料记载，明军火炮的射程最远可达3000米，而日军的只有100—200米。
与当时朝鲜和日本水军不同，明朝舰船高大且武器装备先进、充足，仅仅一个水军营的舰船就装备有4门前装大炮，40门佛郎机炮和碗口铳。
朝鲜水军兵力约4.8万多人（占朝鲜总兵力的1/4），拥有船舶488艘，包括战船80艘（每船80人），辅助战船192艘（每船30—60人），勤务船26艘，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李舜臣创造的“龟船”——这是一种大型战船，甲板坚固，机动灵活，攻击和防护能力均较好。

今日屯门岛

露梁海战的位置和路线

（10）
*澎湖、台湾早期状况与荷兰入侵
台湾在历史上曾称“岛夷”、“夷洲”、“琉球”。
在东亚各地区中，台湾被发现和开发的非常晚。一直到17世纪，沿海的汉人才开始大规模移居台湾，而一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台湾岛内才有第一个汉人政权，至于中央朝廷首次收台湾为版图，那还是在康熙帝平明郑之后。
在古代大陆前往台湾是非常困难的，这主要和洋流有关，台湾海峡很难穿越。古代的东南沿海商人对于更远的琉球和吕宋颇为了解，但对于台湾则很陌生。
三国时期吴国的丹阳太守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约成书于264—280年）中记载，吴王孙权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军万人远征，到达夷洲。这是历史上有关台湾的最早记载。其后，隋炀帝也曾两次派人到过台湾。可是东吴时期的“夷洲”和隋朝攻打的“流求国”是台湾还是琉球，至今仍有争议。
澎湖位于大陆和台湾之间，所以大陆对于澎湖的开发要早很多。文献对澎湖最早的记载出现于南宋，楼钥《攻愧集》卷八十八泉州知府〈汪大猷行状〉：“乾道七年（1171年）四月，起知泉州，到郡……郡实临海，中有沙洲数万亩，号平湖……”
这个文献中说到，汪大猷为保护在平湖的汉人不被毗舍邪国人（传说是今菲律宾米沙鄢群岛上的原住民）所劫掠，乃在平湖造屋二百间遣将驻守。而这平湖，普遍被认为就是澎湖，此史料说明中国最晚在南宋时已派兵驻守，将澎湖收入版图。而南宋理宗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宗室赵汝适著“诸蕃志”中明确指出“泉有海岛曰彭湖，隶晋江县”。
1952年台大教授林朝棨在澎湖作地质调查时，发现北宋神宗时期的“熙宁元宝”铜钱和一些铁器及陶瓷残器；以及1965年宋文薰教授和林朝棨教授率领台大考古队在澎湖发掘出北宋徽宗时期的“政和通宝”铜钱及许多宋代青瓷残片。而2003年，竟然在澎湖发掘出“唐代花口矮圈足青瓷大碗”！
由此可见，福建汉人大规模移民澎湖的时间很早，很可能唐朝就有居民移居澎湖，而在宋代澎湖已经出现大规模汉人聚集点则是可以确定的！如果从北宋算起，那澎湖的开发比台湾早500年。
元朝设立了著名的澎湖寨巡检司，这是台湾地区首次出现中原王朝的官方统治机构。　　什么是巡检司呢？这个衙门的规格很低，巡检司源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期，两宋与金朝普及，在元明清时代为县级衙门底下的基层组织。配置于巡检司的官员称巡检，官位等级并不高；以清朝例，只是九品官。巡检司通常都是管理一些边缘地带，人烟稀少的地方，一般也是以军事功能为主。根据史料，1366年尚在任的澎湖寨巡检陈信惠是元朝首位驻澎官员。
明朝原本延续了元朝的行政，澎湖仍然设立有巡检司，但后来因为海禁政策，巡检司被废。明中叶后，移居台、澎的大陆人口多了，逐渐成为岛上的主要居民。1563年，考量沿海治安等因素，明朝复设澎湖寨巡检。
1661年郑成功自鹿耳门登陆台湾，驱逐荷兰人。之后，在澎湖设置安抚司。这是自明朝1622不再设置澎湖巡检司之后，时隔40年澎湖再次有了官署。
而在清代，澎湖仍然循明郑旧制，设置巡检司，隶属台湾县辖下单位。1727年（雍正5年），雍正应闽浙总督高其倬之请，在原附属于台湾县之澎湖设立澎湖厅（县级单位），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管辖。自此，澎湖有了独立的县级行政单位，延续至今。

（11）
#收复澎湖之役
荷兰原为西班牙的殖民地。1566年荷兰宣布独立成立荷兰共和国。1581年，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赢得国家独立。虽然当时并没有得到西班牙的承认，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行使独立的国家权力了。
独立后的荷兰也急于像葡萄牙、西班牙那样，发展自己的海外贸易。由于抢夺资源等贸易摩擦，荷兰同西班牙交恶，西班牙所有港口对荷兰人关闭。别无选择的荷兰人，只好自己重新寻找一条通往亚洲的新航路。
东方的贸易之路也不平坦，荷兰在爪哇和马六甲海峡两次打败葡萄牙舰队之后，就此垄断了东南亚的还是贸易。
1602年（万历三十年）3月20日，议会授权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这个公司虽然形式上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但它有自己的雇佣军，可以发行货币，也可以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具有对辖地实行殖民与统治的权力。
事实上，它是一个拥有各种权力的政治据点。其中，位于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远东分部负责东亚贸易和侵略。东印度远东分部开展非法贸易、强迫贸易、抢劫、武装入侵等非法活动，掠夺了东方国家的大量财富。
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荷兰人来到爪哇，数年后在此建立商馆。万历二十九年，荷兰人“驾大舰，携巨炮”来到澳门要求与明朝通商。被明朝地方官员拒绝。
万历三十一年，东印度公司派出一支十二艘帆船的舰队，带着荷兰国会和奥伦治亲王的信函，要求与明朝通商。万历三十二年，舰队司令韦麻郎率二舰抵达澳门，在再次受阻后进入澎湖列岛。其时澎湖并没有官兵驻扎。
澎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彭湖为漳、泉之门户，而北港(台湾)即彭湖之唇齿，失北港，则唇亡而齿寒，不特彭湖可虑，漳、泉亦可忧也。”（《读史方舆纪要》清•顾祖禹）而作为贸易中转基地，位置十分理想。
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的8月，荷兰武装舰队在韦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的指挥下，开始在澎湖岛“伐木造房”，准备长期占领澎湖。当时，福建官员上疏反对与荷兰人通商，并严加防范，禁止向他们供应粮食。福建都司沈有容得到命令驱逐荷兰人。他组织50艘战船，2000余人，于同年 11 月 18 日抵今日之澎湖马公市。沈有容在娘妈宫（今澎湖天后宫）会晤了荷兰的舰队司令韦麻朗，要求他们撤出澎湖。荷兰军队只有二三艘战船，兵力单薄且缺乏粮食，只得撤出澎湖，返回巴达维亚。
在相隔18年后，荷兰人又卷土重来了。1619年，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 燕*彼得逊*昆）出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此人行事专横独断，作风好勇斗狠。在他率队下，荷兰人攻下巴达维亚城，并打造成殖民帝国的政治中心。
1622年（天启二年）4月10日，顾恩一声令下，舰队司令雷约兹（Cornelis Reijersz；Cornelius Reyerez科纳里斯*雷约兹）率领一支舰队，由巴达维亚出发北上,向澳门进发。这支舰队共由14艘大小战舰，1000多士兵组成，内有英国两艘战船。
当时澳门约有700到800名葡萄牙人以及10000名中国人。在荷兰人到来之前，葡萄牙人已提前做了准备，配置了12门大炮，加强了澳门的防御工事。荷兰人对澳门的防御能力严重低估，登陆的士兵仅仅拉了两尊大炮上岸。没想到澳门的防御已升级，葡萄牙士兵一面以大炮还击，一面将黑奴、仆役等人组织起来作为敢死队，拼死抵抗。结果荷兰远征军惨败，阵亡136人，受伤126人，被俘40余人。

（12）
澳门战败后，荷兰舰队再一次驶往澎湖岛。1622年6月29日，东印度公司的17艘武装商船抵达澎湖岛的马公港。7月11日，荷兰殖民者在澎湖的马公红木埕登陆，并在澎湖风柜尾建城堡。
荷兰殖民者抢掠中国商船，掳掠华人作苦力筑城。据记载共有1150 多名华人，役死者571人，所剩下的579人被运送到巴达维亚，作为奴隶出售。
荷兰舰队驶至漳州海面，封锁漳州门户，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国同荷兰通商。在通商要求遭拒绝后大肆骚扰福建沿海。八月中，荷兰战船8艘进犯厦门，烧毁击沉数十艘中国战船和商船。并封锁漳州海口。
荷兰人船长威伊邦特库撰写的《东印度航海记》里头描绘当时的情形。
十月十八日， 荷兰人在漳州“烧毁中国帆船多至六七十艘”，并登陆洗劫；
二月十日，荷兰人又“纵火焚毁两个村庄”；
同时加紧修筑防御设施，碉堡也建起来了，舰队也扩大了，战舰达到18艘。
在此站稳脚跟以后，说话底气也足了，千总陈士瑛前来交涉时，荷方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允许荷兰人在中国沿海互市；
第二，割让澎湖予荷兰人；
第三，禁止中国与葡萄牙、西班牙二国进行贸易。
提出以上三个条件后，并以武力要挟：“若不允市（指通商），必动干戈”。
福建官方与荷兰人展开谈判，在澎湖问题上拉锯许久，其间发生了一些小的军事冲突。荷兰人因已在澎湖打下根基，不肯退让。与荷兰人
当年的九月初五，明熹宗下旨：“红夷狡诈，为患方深。巡抚官着督率将吏，悉心防御，作速驱除。”
福建巡抚南居益乃上奏驱荷，於1624年2月（天启四年)正月）开始进攻澎湖。南居益并亲自乘船到金门督战。
此次出征的，是200艘兵船。福建总兵俞咨皋、守备王梦熊，率领兵船至澎湖，登陆白沙岛，首先与荷军接火。但荷兰军队依仗坚固的工事与战舰顽抗，澎湖久攻不下。明军以兵船两百艘，拥众万人之势对付只有军舰十三艘，军队九百馀名的荷兰人却仍屡攻不下。鏖战八个月後，明朝因已支出军费十七万七千馀两，造成财政困难，而荷兰亦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境。
“（红木埕城要塞）炮楼坚致如铁，巡抚南宫益，遣兵攻之，贼首高文律拒守不下，官军以药轰之，楼倾下海。”（《澎湖厅志》）
海战情况更糟糕。此次明朝水师虽然出动了自己所有的家底，但都是可怜的中小型战船，和荷兰庞大的战舰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巡抚在后面督战，前线也不敢松劲，一下打不下来，那就慢慢啃吧，于是几乎天天发动攻击。后来更是改变战术，既然碉堡这么坚固，那就不强攻了。在荷兰人的炮火下，明军使出了巧劲，用堆满沙石的战车抵挡荷兰人的炮火，一步步完成对荷兰人的合围。同时还封锁海路，断绝荷兰人的外援。
等仗打到七月份时，南居益一看总这么耗着也不是回事，于是派出火铳部队支援征讨大军。明朝的火铳，属于热武器了；他们一上来，战斗力相当的惊人，一直把荷兰人打得最后龟缩在据点里拒城死守。战斗持续到8月（公历），明军已增至近万人，而荷兰兵不足一千。
据《巴达维亚日记》记载："白沙岛驻有中国军约四千人与兵船一百五十艘，以后兵数逐渐增加，至是月(指8月)中旬，增至一万，进出澎湖岛。荷兰人虽将台窝湾之砦破坏，调回其守备兵，然白人不过八百五十人，其中少年兵有一百十一人，病人亦属不少，到底难以对抗。"
七月初三（8月16），明军分三路齐攻.七月十一日，荷兰人屈服，同意拆城堡撤出澎湖。十三日，“（荷兰人）拆城，起运米下”（《明熹宗实录•卷47》）。
在双方激战七个月，耗费军资十七万七千余两之后，明军生擒荷军守将高文律（Kobenloet）等十二人，其余荷兰残兵仓皇逃往台湾南部。随后福建巡抚南居益献俘于北京，天启皇帝下令把他们全部斩首，传首九边以儆效尤。
这次战役虽然明军出动许多战船，却几乎没有海战，都是陆地作战。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一篇名为〈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统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明军实在无法正面与荷兰舰队对抗。

在双方陆续展开的谈判中，明人已提议荷兰人退出澎湖迁往台湾来交换通商，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1923年2月23日由Batavia寄呈董事会之信件称："中国使节向荷兰人提议：荷兰人如愿放弃澎湖群岛。而迁往台湾，则可准其通商；该公使亦曾向我方提议，如我方愿往台湾，亦可同样通商"，
经和谈後，荷兰人撤至台湾，结束这场战役。明朝以荷军撤出澎湖为条件，同意荷兰占领台湾岛。就明朝官员来说，澎湖是其领土，但没有意识到台湾岛的主权问题，所以怂恿荷兰占领台湾岛。
关於这段历史，不少学者慨叹明人的颟顸无知，让荷兰人拥有先占台湾的机会而不自知，但大都语焉不详，或略而不谈，当时荷兰人写的资料有《巴达维亚城日记》及肯贝尔Campbell《荷兰人在福尔摩萨Formosa under the Dutch》，其中《巴城日记》的资料尤为可信。
《巴达维亚城日记》纪录当时由海寇李旦居中协调，达成退军的条件是：
(一) 荷兰从澎湖岛撤离
(二) 明朝对荷兰占领台湾不表异议
(三) 保障荷兰与中国通商
中国的文献虽然都只提到荷人撤军是南居益力战之功，但也留下默许荷军占领台湾的蜘丝马迹，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卷九十九提到“总兵俞咨皋者，用间移红夷於北港(台湾别名)，乃复得澎湖”说明双方约以荷兰如放弃澎湖，则明朝对其占领台湾不表异议。
此举反映出明人经长期闭关自守、实施海禁之後，不了解国际情势的转变，心目中仍只有澎湖。明初洪武帝实施海禁，裁撤澎湖巡检司，强迫澎湖居民迁往内地，与台湾联系的机会大为降低。明给事中何楷疏《春明梦馀录》的记载就反映了一般明朝官员的观念：“台湾在澎湖岛外，水路距漳、泉约两日夜。其地广衍高腴，可比一大县；中国版图所不载。”所以明朝统治阶层认为台湾既然不在版图之内，被荷兰人先占了也无关紧要。
李旦是当时最大的贸易走私业者，抵达澎湖后，先和荷兰人商定谈判条件，再与福建总兵俞咨皋谈判，他提出“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走，但当局应该允许荷兰人到台湾岛贸易”的意见。福建官员很快同意了这个方案，和荷兰签订《明荷议和》。李旦是泉州人，他在欧洲世界的知名度比在华人世界更高。李旦与荷兰人早在日本就建立了商务关系，在中国台湾、福建和日本的三角贸易中，也是一方之霸。
【讨论】
明朝的海禁，归根结底是害了中国。思想陈旧意识封闭，远远落后于大航海时代而不自知。【】

（13）
#澎湖之战的影响：
此战过后，朝廷才意识到澎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于是采取了以下补救措施：
一、在澎湖增加驻兵，着兵部“专设游击一员，驻扎澎湖，以为久经固圉之”。同时在原有兵员的基础上再增加兵力，最终使澎湖地区的驻兵增加到 2104 名。
二、加强福建沿海地区卫所同澎湖地区的联系。
三、提升澎湖驻军等级。澎湖地区原为“南路节制”，故而军事决定权较低。现今改为 “副总兵衙门兼协守职衔”，大大提高了澎湖守军的军事决定权。
四、增加兵饷。澎湖地区每到汛期，驻防人员便会撤防，而如今则增加兵饷，使驻兵常年死守，不许回撤。
五、屯田澎湖，开发渔业。
另外，在军事上也有所斩获。正是通过此战，明朝意识到新式火炮的巨大威力，在收复澎湖之后，开始着手仿制荷式火炮，用于装备自己的军队。
经过屡次改进，最终生产出后来令满洲人闻风丧胆的红夷大炮。
但荷兰人在退出澎湖后，转而侵入台湾。早在1622年7月，荷兰人就不断派兵去台湾沿海勘探，发现大员港（台南）可以停泊舰船。大员外海共有11个岛屿，由北向南组成天然屏障，形成可以同时停泊千余艘船只的大型良港。此外，这里还是进入台江的主要航道，易守难攻，具有较高的军事价值。1624年9月，荷兰武装船队在离开澎湖后来到今天的台南安平一带，在台江外一个无人岛上修建城堡。
荷兰在台湾大兴土木，修建“奥伦治城”。1632年底完工后定名为“热兰遮（Zeelandia）”，成为荷兰驻台湾的“总督府”。它是建立在台湾的第一个外国侵略者的据点。随后，荷兰人又在台江对面修建仓库、住宅、商业区，定名为普罗文查城，后改名为赤坎楼。并在台江口两侧修造了坚固的堡垒炮台。荷兰人不断扩张势力范围，逐步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天启六年，西班牙人也侵入台湾北部，在基隆和淡水建筑城堡炮台。崇祯十五年，荷兰人舰队进攻淡水，把西班牙人逐出台湾，进而占领全岛大部。
利用台湾的地理位置，荷兰人开始大肆走私中国商品，并获得巨大的利润，还劫掠过往商船。因为有福建当局的默许，荷兰人在台湾没有被驱离，他们便一直在台湾留了下来，这一呆就是38年。
他们抢夺的主要物品是台湾特产的鹿皮、樟脑、槟榔、米和砂糖等。据统计，仅在1638年，荷兰从台湾输往日本的鹿皮就达十五万张。而把东印远东分公司的香料、胡椒、琥珀、锡、铅、棉布、鸦片等，经台湾输往我国大陆，然后再把我国大陆的生丝、瓷器、丝织品、黄金等货物，从台湾运回他们的国家。在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中，荷兰人赚取了大量的财富。
当年在福建沿海的郑芝龙是海盗海商巨头，与明军和荷兰人发生军事冲突。崇祯元年1628朝廷改变政策，招抚郑芝龙为总兵官。
荷兰人主要都是依靠郑芝龙获得中国商品，再转售到日韩和欧洲。在整个明朝时期，尽管荷人多方努力，想与中国正式通商，但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荷人一直未能如愿。不仅如此，荷兰人也利用郑芝龙集团打击西班牙人，从福建到吕宋的商船屡屡被郑芝龙集团所截击。在这些行动中，郑芝龙可能获得了荷兰人在武器上的援助。

（14）
*料罗湾战役
福建巡抚邹维琏上任后再次发布了海禁令，只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两年时间内，福建才发布了6张许可证，福建的贸易陷入了瘫痪。而荷兰和中国的贸易也陷入了困境，对此，荷兰决定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1633年，荷兰在台湾的第四任长官汉斯•普特曼斯向荷兰在远东的中心雅加达汇报了情况。随后荷属东印度公司决定和中国来一次战争，目的为“对中国福建沿海进行掠劫活动逼使中国政府答应其贸易需求，并在掠劫途中尽量降低中国人民伤亡”。
崇祯六年1633年7月，荷兰台湾总督普特曼斯率领十三艘荷兰战舰，大举进攻福建沿海。7月5日，荷兰军舰在南澳发动了袭击，标志着海战正式爆发。在北上过程中遇到了26艘明朝战舰，明朝损失惨重。7月12日，荷兰舰队对厦门港发动了突然袭击，明朝25只以上的大型军舰和15到20艘小型军舰被击沉，并俘获了3艘大型军舰和1艘小型军舰，而荷兰仅战死1人。
荷兰人提出中国方面立即停止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贸易，只能与荷兰人单独贸易，遭到明朝拒绝。此后，荷兰又不断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劫掠，明朝损失严重。随后双方正式递交了宣战书
荷兰当时共准备了20艘军舰，其中有2艘提前撤退，2艘前往暹罗进行贸易，2艘前往日本进行贸易，1艘前往了雅加达参加战斗，2艘作为运输船，在航行过程中有3艘搁浅或者被风吹走，因此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军舰只有7艘。不过与荷兰勾结的海盗来了50艘海盗船，使得荷兰的总兵力人数达到了1300人。
荷兰的船只多为三桅帆船，装备了先进的加农炮，射程可达5公里左右。每一艘军舰装载10门以上的大炮，这是最大的优势。而明朝的海军使用的大船，长约100多米，宽度约50多米，最多装备两门大炮。明朝使用的大炮为自制铁火铳，最大射程不超过1.5公里，且有冒炸膛的危险。因此在单只船的战斗力上，荷兰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不过明朝和郑芝龙的船队数量多，可以用几十倍的数量来抗衡荷兰的船队。
针对荷兰的侵略，明朝和郑芝龙联合了起来，开始进行了战争准备。首先，调动沿海地区的百姓参战，大量征调民船和制造火船。郑芝龙并宣布：“烧掉荷兰船得200两赏银，取得一个荷兰人头颅得50两赏银”，使得士气高涨。其次，郑芝龙向英国购买加农炮，到决战之前明朝已经装备了50艘的炮舰。
1633年8月，海盗刘香及李国助派出战船协助荷兰人在漳州湾附近海面截击南航的船只，并派出50艘战船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刘、李两人亦率主力部队进发澎湖，战争一触即发。
八月十二日福建巡抚邹维琏赶到漳州，以郑芝龙为先锋出海攻剿。

据史料记载，1633年10月22日（崇祯六年九月二十日），郑芝龙与荷兰舰队激战于料罗湾。荷兰海军的战舰向北行驶至料罗湾，却不料处在了下风位，这给明朝和郑芝龙的舰队一个反攻的机会。郑军水师训练有素，骁勇善战。刘香、李国助等中国海盗的战船跟随荷兰的战舰驶向料罗湾，数量有50～60 艘，但是无心恋战，看到郑氏水军处于上风，便弃荷兰人于不顾，自行逃离战场，改赴南澳附近的海面截劫船只。
在海战中，郑芝龙率领150艘战船组成的舰队，其中50艘战舰（装备了英国加农炮），100艘小火船。而荷兰有8艘战舰，50艘海盗船。郑芝龙舰队排成菱形横队，为的是发扬船艏火炮优势，结果遭到荷兰战舰舷侧炮的猛烈轰击。郑芝龙利用清晨昏暗的天空作掩护发动突然袭击，并利用上风的有利条件实施火攻船攻击。
荷兰舰队在欧洲战场上从没有见过中国的火海战术，没有应对方法。小火船在炮舰的掩护下一拥而上，搭钩点火，荷兰人的两艘战舰瞬间被烧毁。另外两艘在与炮舰的对战下被击沉，剩下的那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帮助荷兰人的刘香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郑芝龙在料罗湾海战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抓获荷兰一百多人，烧毁荷兰人战舰五艘，俘获荷兰战船一艘。50艘海盗船全军覆没。
料罗湾海战是荷兰人在远东空前的惨败，郑芝龙的水师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
战争结束后，郑芝龙进一步垄断了东南地区的贸易，而荷兰人只能在1640年和郑芝龙单独签订四六开的贸易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