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亦喜亦悲费思量
——读司徒允：《林纾晚年的“遗老癖”》

以“遗民”身份效忠前朝，本来不应算是“另类”，上自不食周黍、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下到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史不绝书，且大都被当作正人君子。但这个林纾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过是前清的一个举人，以教书鬻文为业，并没有做过一官半职。早年有人向清王朝推荐他时，他还自称“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而在致友人书中，他也说：“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可见其对当朝厌恶之至、失望之深。可是，自民国二年起，他先后11次哭谒崇陵（光绪皇帝葬身地），公然吟诗谓“老来早备遗民传，分定宁为感遇诗”，俨然以前清遗老自命；临死之前还撰《御书记》，说是“臣之生死，固与吾大清相始终”，真是泼死忘生，愚忠之态可掬。司徒允分析道：“当人们尚难清晰瞩望未来前景之时，有些人往往不自觉地将已逝的岁月中的温馨记忆主观扩大为一片梦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展玩、追念”，作为对林纾此举的一种分析，自是言之有理。
对林纾的乖张之举，当时就有人说是“布衣谒陵，沽名作伪”；司徒允虽对林颇有理解，但也认为“今人看来多少带些喜剧的滑稽色彩”。悬揣当今世情，恐怕多数人的评价也不外乎“不满现实、进身无望、穷途末路、冥顽不灵”之类。但是，民国年间的苏雪林则认为：“他把尊君思想当做旧文化的象征。不顾举世的讥嘲讪笑，抱着这五千年僵尸，同入墟墓，那情绪的凄凉悲壮，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林的福建同乡辜鸿铭更褒奖说，林“之忠于清室，乃忠于中国之政教，即系忠于中国的文明”，并将其与投湖而死的王国维相提并论，认为也是一幕献身于传统文化的悲剧。那么，林纾之“遗老癖”，悲剧欤？闹剧欤？
晚清以来，清流误国，改良遗笑，“求新”和“进步”成了世人追捧的普遍价值，一度甚至是“举国之论，唯革命之马首是瞻”（钱穆）；改革开放以后，更是提倡“向前看”——于此潮流中，颇有“怀旧就是落伍，回头就是冥顽”之势。我于林纾，所知甚少，要比较上述诸论的得失短长，既无心，也无力。但是，在多元化的价值观越来越显现其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时代，面对重单一价值取向的本土世风近来的变本加厉，借着司徒允这篇理解多于评判的文字，让我们注意到对一种世相的多角度审视，应该是有益的吧？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从东汉末年敢于抚哭董卓的蔡邕，到自明末起默默替袁崇焕守墓坚持至今的佘家后人，一脉相承，幽香不绝，但确实，太少了些吧？

四、 恩爱夫妻也可悲？
——读李廷华：《沈从文的小说情结》

今天，谁要是说沈从文于文学创作是外行，需要向1960年代的中国 “社会主义作家”们的新小说借鉴，需要向那种“为世界革命呐喊”的诗歌学习，恐怕会遗笑大方。但李廷华在此文中告诉我们，在四十年前，这是沈夫人张兆和女士——这位与沈从文先生相爱了一生、被他比作“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的美丽、聪慧的女性——真诚的意见。
当时的张兆和，在《人民文学》当编辑，这是那个年代最权威的文学刊物，毫无争议地代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代表着“党和政府对文学的舆论导向”。李兆忠写道：张“比沈从文对文艺形势和政策了解得多，她既是沈从文的第一读者，也为他的作品‘把关’。在夫人的影响和关照下，沈从文的写作就必须向现实标杆看齐，而不能由他信笔由之”；“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既希望沈从文能够在文学上东山再起，又不能不随时警惕他的文学进入带着过多个人情绪’的‘自由主义’状态。张夫人不断帮助竭力追赶时代而力不从心的沈从文……这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印记，每一个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不必嘲笑，但这样的‘药方’，对沈从文来说，只能是夏虫语冰。”
我不敢嘲笑，但我感到了悲哀。兆和女士只顾了“帮助”她敬爱的丈夫，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文学创作的殿堂里，她比她的丈夫幼弱得太多了，她的伸手相援，在这个神圣的领域里，实际上成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一种累赘，而她秉持的标准，又刚好是一个时代对文学的扭曲，这种累赘和扭曲的叠加，窒息了一个文学大师最后的创作梦。
这个梦的破灭，沈先生当然也有自己的责任。他明明知道“那时的文学创作走火入魔了，” 巴金“不从容”；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希望看……累人得很！”“好些刊物都毫无有性格有生气的好文章”；他也曾执着地认定“《湘行散记》的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这么一只好手笔”，但他却听从了他的“三三”、“小妈妈”、 那个令他“愿意自己作她的奴隶”的女人的意见，努力想写些“与现在的操作不矛盾”的东西。这其间，究竟有多少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底蕴的欠缺，多少是他个人的性格弱点，又有多少是受了爱妻的影响呢？
李文如题，意不在此，我也无意就此指责张兆和女士。事实上，在沈从文坎坷曲折的生活长路上，作为妻子，兆和女士几乎无可挑剔。我的悲哀来自兆和女士信中言词的背后，那就是所谓“时代的力量”，亦即“主流”的力量、“正统”的力量。兆和女士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丈夫进行提醒，恐怕是在她的下意识中，沈从文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实在是太“另类”了吧？
当一个人无力审视时代，无力鉴别主流，不能对流行的价值观和各种标尺作更深刻的追究和评估，不能包容和理解当下的“另类”时，他的行为，有时候是多么可……怜？悲？叹？我不忍措词。

回小爪子：
这样打一趣也行。不过，关键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思考，被一时的潮流和时髦牵着鼻子走——无论那些东西打着多神圣、多伟光正大旗号。

回夏虫语冰钦：
关于林纾的心理，君所言极是。
至于沈、张夫妇，我觉得遗憾处是一个太趋时而乱了方寸，一个太听话而失了主见。审视主流，并不一定就要“大胆直言、痛陈时事”，悄悄在心里另藏一个标准，为什么不可以呢？所谓“另类”们对主流的“逃逸、怀疑和不驯”，都不是激烈的抗争，一抗争就该是异端了吧？

回ernie：
看来你跟夏虫JJ有同感？

回我本一笑：
我意与君相似——以“帮助”肯定张的良苦用心，用悲哀分析她这份苦心的客观效果，两者虽有联系，毕竟不是一回事。

回马汉三：
人心之可叹，就在于既能忍辱偷生，也往往要得寸进尺。然而正如马斯洛所说，人在较低的需求满足后总会产生较高的需求，焦虑和不满就没有止境的。人类进步的根源也在这里，生活的改善动力也在这里。

回孟庆德：
正如兄所言。所谓“奋身孤往”，正因为不容易，所以尤可贵。
所以，如果有了稍异常规的念想，随他多么善意、好心的规劝、教导，总是该仔细斟酌过再定取舍的。

回深圳一石：
“苟活”有时是一种明智，但国人的这种明智较之他族是特别发达。我也与君有同一叹。

回漫漫自由路：
初次相见，谢谢关注！

回海边之人：
谢谢你配的图！

回漫漫自由路：
当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以为“另类”们根本就没从“合作”或“不合作”的角度想问题，他们只对自己的思考和感觉负责，是把它当成自己采取什么态度的出发点的。

回真阿瓦：
也许你说的是另一种“另类”？

回素心人语：
谢谢老朋友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