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流文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是个舶来品。
中国古典小说，包括现代文学，基本都是重视故事情节，重视叙述，重视人与物质的关系，人与人的伦理关系的通俗性、故事性很强的作品，很少有深入探究到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追求的作品。
这主要是信仰和文化的差异导致的。西方人有宗教信仰，而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性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邃的精神活动，专门探究人与终极存在的关系，所以西方人发展出了精深的哲学和宗教神学，但中国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印度人的文化也是宗教文化，所以印度有泰戈尔，我们读泰戈尔的诗歌，觉得那么深邃，动人，就是因为里面有精神性的东西，宗教信仰。
俄罗斯文学如此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原因也是如此，这和东正教的罪孽与拯救有直接关系。
中国人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中国人的文学，没有对终极关怀的精神追问，人生的目的和结局，不是成为困囚于物欲的禽兽纵欲主义，比如《金瓶梅》，就是消解一切的彻底虚无主义，比如《红楼梦》。而且，文学的内容也基本是围绕着封建家庭的人际关系展开的，没什么精神含量，基本都是鸡毛蒜皮的琐碎家事。谩说心理分析，就是基本的心理描写也很少见。
近代意识流小说传入中国，也有人照瓢化葫芦，模拟学习西方的意识流小说艺术，但是因为没有深刻的精神追求，所以最后都没有什么成果出来。
为什么意识流小说会出现在西方？
简单地说，西方文学对于人性本质和精神世界的极端化追求，迫使西方人搞出这种东西来。
在经典意识流文学出世之前，《红与黑》已经是一部心理分析小说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心理分析已经接近意识流文学的边缘了，托尔斯泰的心灵辩证法被认为是意识流的前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已经深入到潜意识、下意识，被很多现代派当成意识流的鼻祖之一。
在此基础上，普鲁斯特、乔伊斯、福克纳相继出世，成为二十世纪意识流文学的三位大师，由此，意识流文学达到了顶峰，但同时也意味着终结，原因很简单，如果再继续下去，必然使得作品游戏化、碎片化成为琐碎、乏味、无意义的文字娱乐，最终走进死胡同。其实，乔伊斯和福克纳在《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中的文学试验已经有些故弄玄虚、自娱自乐的意味了！那些不分段落、不分标点的长篇心理“绵延”在大部分人眼里根本就是扯淡，就是买弄，毫无价值！
这就是形式脱离内容的恶果！
意识流文学之所以出现，是出于人类探索自身隐秘世界的艺术需要，其初衷是要更深刻地剖析人类精神层次的深度，而不是纯粹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买弄和实验。泰戈尔的小诗比如《飞鸟集》《流萤集》，简明、清新，深刻、优美，不见得就比长篇大论在拨动心灵的艺术成就上逊色。所有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形式主义最后都不免流于肤浅的炫耀，除了供给少数文人骚客在沙龙里做点缀之外，毫无用处，最后无不化为尘土。
同样的道理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曼》一书中的意识流分析，不是以前我们看到的中国人对于西方意识流文学生硬、蹩脚的模仿，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关于中国人内在精神的觉醒，因为这里面有精神的真谛：自由，自由的灵魂对于人生终极价值的深邃思考和“上穷碧落下黄泉”式的追问；在这里，自由的灵魂没有边界，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或宣传机器的附庸，而是直面人生的反思，对于存在本质的虚无和无意义的灵魂拷问，对于生存的悲剧性抒发出来的“真挚而热烈的心声”。
古希腊人指出，智慧源于痛苦。有大痛苦的人，才有大悲悯，大智慧，大思考，大感悟，大境界。人当然有很多痛苦，但最根本的痛苦，莫非有限的生命与无垠的宇宙之间不可弥合的永恒的鸿沟。死亡把一切一笔勾销，把一切创造价值的努力彻底抹杀，但人活着又不能不追求价值，这就是存在与虚无的悖论。
我们看看这种终极性的悲哀在文本中的反思：
“可是，一旦在某个瞬间，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活着？一想到我会渐渐老去，最终化为尘土，这种可怕的虚幻感就会抽空我的身躯，让我变成一块轻巧、干枯的木乃伊。是啊！我为什么活着？一想到若干年后，我终将化为虚无，此时此刻的艰辛挣扎与无谓的奋斗，于我有何意义呢？我终将死去……我同时清楚地知道：人人都将衰老，最终死去。那么，我在今天死去，此刻死去，和以后的某个时刻，比如三、四十岁，或者乐观一点，六、七十岁死去，终究有何区别呢？”（《曼》一卷，一章）
这才是真正透彻骨髓的虚无与悲哀，也是真正让人反思和惊醒的终极难题。佛家讲，因为有“生老病死”，所以人生是苦。但人自生自灭，而天地宇宙恒常如故，这样，人就产生了深重的幻灭感，比如：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空虚、荒谬而毫无意义的世界上，这个冷漠的自然世界，从未关注过人类的理想、信仰、追求和价值。”（《曼》一卷，三章）
严格地讲，世界本身既不荒诞，也不冷漠，他只是一种无意义的、自然而然的存在。人之所以产生空虚、荒诞、无意义的感触，只是因为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被现实消解而产生的一种被异化、被排斥的自卑感。
人的精神世界的无限广阔来自理性赋予我们的认识能力。人知道地球是园的，知道地球围绕太阳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知道银河系之外的天体，因此，人迫切需要明确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要对现实生活进行整理，整理出秩序，价值，并把对价值的追求变成信仰，从而成为人的生存之根本。
思想者不断地反思固有的价值体系，批判，扬弃，并寻求新的价值，这是由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决定的。因此，人需要思考，人的精神世界无限广阔，人的内心无比深邃，只要我们去发掘他。
古人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伟大的思想者，能够通过对他所处时代的思考，进而超越这个时代，成为对“永恒、无限”的思考，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是高远而深邃的，因此，能够支撑起丰富、充沛的心理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雨果、托尔斯泰的作品，总是感觉他们说教太多，议论太多，其实，这是过度丰富的精神世界自然流溢的结果。他们不局限于对具体经验的描述，而是渴望表达关于永恒、无限的东西。
在《曼》一书中，关于各种哲学和宗教的思考很让人联想到雨果和托尔斯泰的那些充满长篇大论的作品，不仅如此，作品中还有诸多关于描述内在心理连绵的意识流。始读之下，感觉冗长，沉闷，但仔细阅读，却可以领悟到意识的饱满和充沛。意识的本质是精神，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丰富而充沛的意识流，正是这种反思的自由精神觉醒的直接显现，体现了精神生活的深度，这正是《曼》一书的价值所在。
“人必须思索终极关怀，但是思索之后才发现，这种思索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即使我们对人生，对世界，对一切存在的舞台——悠远、浩瀚的宇宙，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思辨、求索，条分缕析地剖析、总结，然而，对于这一切的一切为什么如此毫无理由地存在，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答案。如果我们领悟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我们就理解了上帝的精神。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上帝！就比如我在思索时空形式的时候所意识到的那样：人不能对自身的规定性进行解释，这是上帝的权利。正因为如此，人类才需要信仰，需要宗教，这也正是为什么所有的哲学思索在达到顶点之后，都必然导向宗教的原因。宗教是超越理性的，它企图用直觉去领悟在理性范围内无法分析的问题，它的最终结局就是保持沉默，在安宁的心境中仰望星空。”（《曼》三卷，十二章）
这既是一个人所能领悟到的宗教哲学的顶点，也是人类的终极思考最终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思考大概快接近佛教的“涅磐”了。难怪有人说，这作品的主人公或者说作者自身的最终结局，大概除了当僧侣、教士，估计再没有更好的职业适合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