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晓《无梦楼随笔·拾荒集》：“人的性格并不是一个数学上的固定的已知数，而是具有极大的可塑性，它是环境、教育和机遇影响的结果。但是，如果环境、教育和机遇已经形成了一个性格，那么这性格就有了巩固性和稳定性，而且，一般很难变化。”

初闻克隆，有人担心，怕会克隆出个希特勒来。我却不以为然，即使克隆出一个形貌酷似希特勒的人，还得克隆出整个希特勒置身过的那个历史阶段的那个社会，把这个人放里头，却还得看这个人有没有那个意愿有没有那个本事成为一个希特勒，否则他也就是形象酷肖的另一个人。

可是，如果环境、教育、机遇、社会、文化、体制乃至地位、意识形态相似，人的性格或许也会相似。

《史记》卷四《周本纪》：“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二月，至长安。萧何治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上见其壮丽，甚怒，谓何曰：‘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上说。自栎阳徙都长安。”

《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十一月壬戌，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

《礼·曲礼》：“君天下曰天子。”《后汉书》卷四十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作《白虎通德论》，令固撰集其事。”《白虎通·爵》：“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书》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后汉书》卷三《章帝纪》：“诏曰：‘乃者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见，及白乌、神雀、甘露屡臻。祖宗旧事，或班恩施。”又：“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凤皇仍集，麒麟并臻，甘露宵降，嘉谷滋生，芝草之类，岁月不绝。”

三国曹植《登台赋》：“扬仁化于宇内兮，尽肃恭于上京。虽桓文之为盛兮，岂足方乎圣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

《晋书》卷三《武帝纪》：“诏曰：‘昔朕皇祖宣王，圣哲钦明，诞应期运，熙帝之载，肇启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缉熙诸夏。至于皇考文王，睿哲光远，允协灵祗，应天顺时，受兹明命。仁济于宇宙，功格于上下。肆魏氏弘鉴于古训，仪刑于唐虞，畴咨群后，爰辑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违。惟朕寡德，负荷洪烈，托于王公之上，以君临四海，惴惴惟惧，罔知所济。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

《剑桥插图中国史》第四章《佛教、门阀政治与外族统治者：分裂时代（公元220年-589年）》载：“为主宰整个中国，他们向汉族的有识之士学习管理国家的方法。北魏朝廷任用汉人为官并采纳其建议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因为在他们建立的政权内，鲜卑人和其他北方部落的人不及两百万，而鲜卑人企图在军事上控制的汉族人口却超过二三千万。”史仲文、胡晓林主编《中国全史》第七册《魏晋南北朝》载：“太和十四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后，孝文帝才获得了一个皇帝的全部权力，由于冯氏长期的熏陶，这个鲜卑族人的皇帝对汉族文化典籍和儒教礼仪异常熟悉和热心，极其鄙视本民族的种种旧俗……太和十五年正月，议定北魏在五行中的位次，将东晋、南朝宋、齐及十六国政权定为僭伪，北魏远承西晋金德为水德，为中华正统。”《魏书》卷七上《高祖纪（上）》：“诏曰：‘朕夙承宝业，惧不堪荷，而天贶具臻，地瑞并应，风和气晼，天人交协。岂朕冲昧所能致哉？实赖神祗七庙降福之助。今三正告初，祗感交切，宜因阳始，协典革元，其改今号为太和元年。’”《魏书》卷八《世宗纪》：“江海方同，车书宜一，诸州轨辙南北不等。今可申敕四方，使远近无二。”

《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载《大观舞》：“帝业皇皇，圣明盛兴。广统四方，受天明命。居上不怠，临下惟敬。行无违则，动不失正。物从其本，人遂其性。彰传九功，法度齐整。宽厚惠民，仁德施政。瑞鸟三足，日月辉映。渡壑忘阻，攀山无穷。如日有恒，与天无终。铭载金石。流布舞咏。《咸》《英》《韶》《夏》，从此并盛。”《隋书》卷十四《音乐志（中）》：“皇帝升坛，奏《皇夏》：七星是仰，八陛有凭。就阳之位，如日之升。思虔肃肃，施敬绳绳。祝史陈信，玄象斯格。惟类之典，惟灵之泽。幽显对扬，人神咫尺。”《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

《全唐诗》卷七十三介绍诗人苏颋：“苏颋，字廷硕，瑰之子。幼敏悟，一览至千言，辄覆诵。擢进士第，调乌程尉，举贤良方正，历监察御史。神龙中，迁给事中、修文馆学士、中书舍人。明皇爱其文，由工部侍郎进紫微侍郎，知政事，与李乂对掌书命。帝曰：‘前世李峤、苏味道，文擅当时，号“苏李”。今朕得颋及乂，何愧前人。’袭父封爵，号小许公。后罢为益州长史，复入知吏部选事。卒，谥文宪。颋以文章显，与燕国公张说称望略等，世称燕许。”苏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舞筵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歌声入管弦。”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唐后主李煜是个没有什么政治才干的，然而，李煜当了皇帝，也有过皇帝脾气。《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南唐世家·李煜》：“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六年，内史舍人潘佑上书极谏，煜收下狱，佑自缢死。”据传李煜有一首《后庭花破子》词：“玉树后庭前，瑶草妆镜边。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莫教偏，和月和花，天教长少年。”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吕蒙正传》：“尝灯夕设宴，蒙正侍，上语之曰：‘五代之际，生灵凋丧，周太祖自邺南归，士庶皆罹剽掠，下则火灾，上则彗孛，观者恐惧，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上变色不言。”《宋史》卷二十《徽宗本纪（二）》：“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宫。乙酉，诣宫酌献。辛卯，赐新乐名《大晟》，置府建官。”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道宗的妻子萧观音（1040-1075），即懿德皇后。是用汉语写作的辽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个。由于统治集团间的内部倾轧，她被诬为与伶官赵唯一有私情而处死（‘赐’自尽）。”辽王鼎《〈焚椒录〉序》：“鼎于咸太之际，方侍禁近。会有懿德皇后之变，一时南北面官，悉以异说赴权，互为证足，遂使懿德蒙被淫丑，不可湔浣。嗟嗟，大墨蔽天，白日不照，其能户说以相白乎？”在另一位辽人笔下，却是另一种气象。辽沙门海山《天安节题松鹤图》：“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此无变，愿与吾皇圣寿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五编《宋代文学》第七章《辽金文学的发展》第一节《辽的文学》：“清宁元年（1055）定道宗（1055—1100在位）生日为天安节，诗当作于道宗时。”《辽史》卷二十六《道宗本纪（六）》：“赞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访治道，劝农兴学，救灾恤患，粲然可观。及夫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寝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尚足兴论治哉。”

看《金史·章宗本纪》，金章宗好像特别喜欢打猎：“八月辛未，猎于近郊。癸酉，猎于香山。戊寅，如万宁宫。庚辰，以护卫石和尚为押军万户，率亲军八百人、武卫军千六百人戍西北路……九月丙申朔，天寿节，宋、夏遣使来贺。以中都路都转运使孙铎等为贺宋生日使。乙巳，猎于近郊。冬十月庚午，猎于近郊……十一月……甲寅，冬猎。十二月甲子朔，猎于酸枣林。”半年时间，大猎五次，这也许可以诏示天下国运昌盛吧。《金史·章宗本纪》：“戊寅，幸太极宫。诏定前代帝王合致祭者。尚书省奏：‘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礼。若夏太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汉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一十七君致祭为宜。’从之。”这又好像把自己与中原正统弄一块去了。

《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纪（二）》，“庚子，命阿荣、赵世安督造建康龙翔集庆寺”，“九月乙卯朔，作佛事于大明殿、兴圣、隆福诸宫。市故宋太后全氏田为大承天护圣寺永业”，“戊辰，敕翰林国史院官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著为《经世大典》”，“己卯，翰林国史院臣言：‘纂修《英宗实录》，请具倒剌沙款伏付史馆。’从之”。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至顺元年春正月丙辰，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经世大典》事。”韩儒林、陈得芝、邱树森、姚大力撰《东方文明史·元》：“文宗受制于燕铁木儿之时，元朝国势日趋衰微，处于迅速腐化之中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已难以振作。尽管文宗本人对中原封建文化比较熟悉和了解，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文治’来粉饰危机日益加深的统治。”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士向来有‘隐’的权利，而朱元璋钦定的《大诰》却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罪至抄劄’——抄没家产并诛杀（《明史·刑法志》），从而彻底取消了士大夫与政权游离的选择。高启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就是因为不愿与政权合作而被杀的。”互联网上有《严刑峻法治乱世——尘封档案解码明朝初年酷刑》：“见于《大诰》的酷刑，有族诛、凌迟、极刑〔凌迟本已是极刑，则这一极刑之残酷定甚于凌迟〕、枭令、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常枷号令〔至死而止〕、枷项游历〔遍九州之邑〕、免死发广西拿象、人口迁化外、充军、全家抄没、载罪还职、载罪充书吏等三十余种。”叶康乐《漫谈中国文字狱》：“朱先生这一路杀下来，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寒不已。直叫道：‘请给我们一个做奴隶的规矩吧。’圣明仁慈的朱先生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秘书长’们写此类文章时只要照抄即可。总算可以苟活下去了。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想当一个安稳的奴隶也不是唾手可得的，而是经过无数奴隶先辈们流血牺牲换来的。”但是，照抄成语也得小心，若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贺表“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陈州训导周冕《万寿贺表》“寿域千秋”那样哪怕一字惹得不高兴，也是要麻烦的。

作为他者的满人入主中原后，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所以也就总是异常敏感，惧纸缝里都藏着危险。见过一份《中国古代禁书书目》，秦始皇焚的那点书，跟满清禁毁书的数量简直没法比，而乾隆到底是个他者，祸害起中国文化来是一点不心疼，一点不手软。雷梦辰先生在为其《清代各省禁书汇聚考》一书所作序中说：“清代乾隆皇帝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舆论和加强思想统治的目的，通过纂修《四库全书》的手段发动了大规模的查办禁书运动。运动由乾隆三十九年发起，直至五十七年结止，共进行了十九年。在这十九年运动的初期，由中央至地方都系统的组织了大批检查人员，并建立了查办机构……办理四库全书处承办之员覆核之后，将各书内违碍之处，逐条写成黄签，贴在书眉，再详晰开单并汇摺奏明进呈，请旨销毁。经清弘历帝审批之后，即转知原办督抚令其将奏准之书目单咨文各省，通行查办。这次运动中查出大批诋触清室的违禁书籍，除了部分经过删削修改物书得以保存下来之外，其余多被销毁。”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第二章《寓禁于征之实际情形》第五节《禁毁书籍之统计》：“约计之，十余年所销毁之总数，至少当在十万部左右……故《四库全书》谓为清帝逞专制淫威之遗迹也可，谓为销毁书籍之残余也亦可，实不必以天壤瓌宝视之也。”章培恒先生在为《中国文学史新著》所作《增订本序》中写道：“本书关于引文的原则，是尽量保持或接近作品的原貌。因此，如确知其为已经改变了作品原貌的文本，即使在读者中已有很大影响，仍不采用；任意删改原文的《四库全书》，一律不作为引文的依据。”鲁迅曾怒而言道：“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之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乾隆的理由却冠冕堂皇，用的是儒家诗教，他在阅四库馆进呈书时发谕示说：“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着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一边敏感得一字一词都心惊肉跳，一边又爱弄大阵仗，这是要让天下看到他是个做大事有大作为的人吧。《清史稿·高宗本纪》：“十六年春正月庚子，以初次南巡，免江苏、安徽元年至十三年逋赋，浙江本年额赋，减直省缓决三次以上人犯罪。以上年巡幸嵩、洛，免河南十四年以前逋赋。辛丑，赈安徽宿州等州县上年水灾。癸卯，以江苏逋赋积至二百二十余万，谕釐革催徵积弊。丙午，免甘肃元年至十年逋赋……辛亥，上奉皇太后南巡。癸丑，免经过直隶、山东地方本年额赋十分之三。自是南巡皆如之。”又：“五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朔，以八旬万寿，颁诏覃恩有差。普免各直省钱粮。己丑，颁恩诏于朝鲜、安南、琉球、暹罗等国。壬辰，赏大学士和珅黄带、四开褉袍。赐安南国王阮光平金黄鞓带。乙巳，朝鲜国王李祘表贺万寿，贡方物。己酉，琉球国王尚穆进表谢恩，贡方物。”

主帖多了一个字，《清代各省禁书汇聚考》应是《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名下引文内“除了部分经过删削修改物书得以保存下来之外”一句中，“物”应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