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季布逃过一劫更多缘于当时社会环境较为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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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一段时间，刘邦关注的重点就两件事，一是大张旗鼓搜捕参与敌对分子，通令全国、统一行动。田横事件和娄敬谈话结合一起，他确实警觉了。二是快意恩仇。大半辈子了，人生路上哪能没有磕磕绊绊？！如今大权在握，立即大张旗鼓，有仇报仇、有恩报恩，甚至给人睚眦必报的感觉。粗看起来，两件事情像是一回事，都是报仇。（本小节引文出自《汉书·季布传》的不一一加注。）
当亭长时有一小段时间，他经常带着手下到大嫂家里混饭。大哥早年去世，大嫂一个人带着俩孩子过日子不容易，开始还高高兴兴、客客气气。可他那个乡镇长兼派出所长权力有限，有点好处可能都给了外室曹氏了，到嫂子家来是真的白吃。次数多了，嫂子就不受不了了，客人一到，便故意敲锅——咣咣咣咣。妇道人家，不知道这办法伤人，不如有话直说。刘邦大丢面子，将白吃过多次丢在脑后、敲锅一次记在了心上。赐封刘氏家人的时候，就把大哥的孩子剩在一边了。老爹刘太公出面讲情，居然又封为羹颉侯——敲锅侯。大嫂和俩孩子或不明白什么意思，明白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当这个敲锅侯。
对嫡亲侄子尚且如此，遑论他人！这是刘邦称帝之后的一个侧面。在他自己自然理所应当，在别人至少也是心胸狭小、有点拎不清。
在大张旗鼓搜捕敌对分子一面，他最先想到的是季布。
季布乃项羽手下顶级大将，以重信守诺、行侠仗义闻名天下，文武兼备型人才。此人是个直肠子，办事情不知道留余地，在两军相逢的战场上就更是如此。楚汉两军相持中原时，多次打得刘邦狼狈不堪、岌岌可危。如今自然成为第一重点搜捕对象，悬赏千金、敢于藏匿者诛三族。
声势太大了，人心惶惶。季布辗转逃至濮阳，藏在大户周氏家中。
周氏觉得自己兜不住这件事情，就先把话讲在当面，说：“汉购将军急，迹且至臣家，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即不能，愿先自刭。”季布同意。周氏便将他乔装为家奴，藏在丧葬队伍的棺材车里、混出城去，又跑到山东、混在奴役当中卖给了大侠朱家。
朱家知道是季布，吩咐儿子善待、高待，自己则前往洛阳去找夏侯婴。
夏侯婴已经位列九卿，当然也还兼着刘邦的车把式。
二人是老交情，置酒高会的同时，有一番围绕季布的谈话。
朱家问：“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
夏侯婴答：“布数为项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
朱家又问：“君视季布何如人也？”
夏侯婴又答：“贤者也。”认为季布是个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好人。
朱家于是讲了一番大道理：“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 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
夏侯婴郑重其事允诺，一定把这番话说给刘邦。
夏侯婴和季布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当头对面、你死我活拼杀过，又是长期和刘邦同车共济的，政治立场无可怀疑。这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自然不同。
刘邦当即表示赦免季布，但也要召见。这可能是他对待重大异己分子的基本策略，目的也不尽然是体会胜利者的喜悦。
《史记》和《汉书》对于刘邦召见季布都只有一个“谢”字。这时汉语——抱歉，此时咱们的语言还不称汉语——中的谢主要不是感谢的意思，而是表示谢罪。谁谢谁呢？只能是季布如皇帝所愿，亦步亦趋、毕恭毕敬来到丹陛之下，三拜九叩、向皇帝谢罪。然后，被用为郎中，后来又用为郡守。
和田横相比，自是不同。田横是刘邦主动召见，并开出高价、做出让步，田横却宁死不屈。季布是走后门求见，见面后还得谢罪，堂堂项羽麾下一流大将，充当了刘邦帐前郎中。当然，郎中大都也是战将。
不必求全责备季布。虽然都是贵族，客观条件不同的，底线也就可能不同。根据唯物主义，精神层面的追求应该是从相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成长起来的。不能排除主观引导，但主观引导形成的缺乏相应基础，容易虚幻并趋向两个极端，或极坚强，或极脆弱；群体时易坚强，个体时易脆弱。
刘邦似乎没有意识到季布和田横的不同。皇帝还是个刚刚出现的新职业，就赢正当了十余年，然后就是他了，也是新手，无甚经验，也无可借鉴。他还不明白，当皇帝，不能当真要求普天下所有人都折腰为臣；后来的高手皇帝，都是有所臣、有所不臣，否则就当不好、当不住。刘邦如果能明白，田横就另是一种结局了，西汉功臣的故事也就另是一派景象了。可惜，他得到晚年、到临终时才能明白过来。
至于当时社会普遍赞誉季布“能摧刚为柔”，是说他能将皇帝的刚化为柔，恐是说错了。还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比较宽松。远古中国思想上、法律上都比较宽松，所以都受不了秦的严苛。秦被推翻后，就更为宽松。皇帝已经明诏天下、悬赏缉捕了，季布还能由楚至卫、又由卫至鲁。一路上所遇到的人，商家周氏、大侠朱家、高官滕公，还都认为他是个好人，还都愿意违反皇帝诏令、也还敢于违反皇帝诏令一再帮助他。显然，他们对人的评价和态度，还都是游离于政治斗争的。不像后来中国，一切都和政治紧密相连，一旦政治上出问题、皇帝认为你不是自己人，就走投无路了。这是远古中国、上古中国和后来中国的重要不同之一。
至于刘邦，放季布一条生路只是给夏侯婴面子，快意恩仇毫无收敛。直到后来汉军诸将在南宫广场集体耦语表示抗议，张良当面提醒他事关重大、问题严重，才开始注意。

11 燕王臧荼可能是社会制度转换期间的第一个枉死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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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可能没有人能预料得到，和平时期的、刘邦和功臣之间的战争，居然从燕王臧荼开始了。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五年“十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
《汉书·高帝纪》载：汉五年“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
两处记载时间有差不是问题，一为开始、一为结束。有问题的是臧荼造反这件事情。
臧荼（？—前202），秦时为上谷郡小吏韩广的手下。大起义之初，陈胜派武臣经略燕赵，武臣便和当地人士联手自称赵王；武臣又派韩广经略燕地，韩广亦和燕地权贵联手自称燕王。臧荼即为韩广手下将领。项羽在巨鹿和秦军决战时，奉韩广命率军参战，后又随楚军入关。项羽大分封时，将燕地一分为二，命韩广东移、称辽东王，封臧荼为燕王。
很显然，这是武臣学陈胜、韩广学武臣、臧荼学韩广。这真的是秦末社会一大特色。公允而论，在这样的社会中当皇帝比后来要困难得多。
臧荼回到燕地，见韩广不给让地方，便轻松攻杀老上司，以燕王兼领辽东。此后安居燕地为燕王，倒也未再生事。韩信占领赵地后，凭借一路打出来的战无不胜的军威，用李左车先声夺人之计，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臧荼应声而降。此后继续安居燕地为燕王，仍然未再生事。
臧荼虽然参与了推翻秦皇朝和楚汉战争的全过程，并没有表现出特殊的军事才能和问鼎中原的政治野心。代地，秦皇朝被推翻后由陈余控制。汉三年十月，韩信东出井陉、战胜陈余后，汉军占领代地设置代郡。臧荼对韩信望风而降，韩信后来更威震天下，他应该不至于主动挑战。可能性较大的是，长期楚汉战争中，西汉的控制可能已经名存实亡，有点像是无主之地了。臧荼发现这个空档，借机扩大地盘。如是，他自己肯定不认为是造反，不过是沿袭春秋战国的风气，乘机兼并、扩大地盘而已。没有意识到他们虽然推翻了一个皇帝、但又拥戴了一个皇帝。天子尚且要垄断礼乐征伐，有皇帝和没有皇帝岂能一样行事？！
这个变化，韩信还没有意识到，臧荼大概更加没有意识到。不仅他们，诸侯王、功臣群体程度不同都是如此。后来，兼并确实成为伴随西汉始终的老大难问题，随后会说到。
但当下都还顾不上兼并。正是要出事的时候，又不知会出什么事，先从谁哪里出，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大家都全神贯注、互相紧盯着。
臧荼应该是有点二，无心问鼎中原又有点不自量力，说不定是想成为地区小霸，以为是时机，抢下下手了。人可往，吾亦可往。春秋战国的兼并，大都可能就是如此。西汉的兼并，根据历史记载，他是第一个。
这个事情原本很好解决。刘邦下一道皇帝诏令，明确告诉他，这事情就是只许皇帝放火、不许诸侯王点灯。臧荼一定乖乖退出。当初面对韩信大军他选择望风而降，如今面对已经成为皇帝的刘邦他怎么可能有其他选择！
为何没有想到就事论事、用行政命令和平解决？刘邦已经是皇帝了、先入为主了，认定是谋反。潜意识中，他一直在等着有人造反。当然也没有想到第一个会是臧荼。但臧荼自己冒出来了，他也觉得很像。
一则，此人才是真正曾经和他一起南面称王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项羽封的王。后边或会说到。虽然早已归入刘邦麾下，始终没有成为自己人，刘邦还是不放心得多。
再则，如果从战略层面看臧荼占领代地，问题就严重了。刘邦战胜项羽，基本战略是自己带少部分兵力在中原和项羽相持，韩信带汉军主力占领三晋、代地、燕赵、齐鲁，形成战略夹击之势。现在的局面是，韩信刚刚由齐王而成为楚王，长期经营齐鲁又控制吴楚；臧荼长期经营燕地又占领代地，又是韩信一手收降。只要韩信登高一呼、臧荼起而相应，他刘邦不就是第二个项羽了吗？！
三则，便是甚事没有，你也不能想占就占。那还要我这个皇帝干什么？！只要成为皇帝，就希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这一点上，刘邦和嬴政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燕王臧荼可能是社会制度转换期间的第一个枉死鬼。
谁想造反固然重要，谁具备造反条件更加重要。麾下各路将领中，最具备造反条件的就是韩信。自垓下胜利之后，刘邦就全神贯注盯着韩信。这一阵子因为报仇有点分神，臧荼无意之中等于提醒了他。
臧荼刚有动作，刘邦毫不迟疑、立即亲自带兵动手，以免将来腹背受敌。
刘邦打臧荼，用人标准变化了。没有再使用既往冲杀在第一线、战功累累的诸将，韩信手下的没有用，自己常用的也没有用，而是自己挂帅，卢绾、郦商、刘贾等为将。估计是将要分封时意识到了需要搞搞平衡，从这个角度选的将。
卢绾，和他是发小、同乡、同学、又是通家之好，兴兵以来，和他的小弟弟刘交一样，相当于他的秘书长。郦商，独立起义早期加入汉军的，多数时间和萧何一起经营根据地，资格很老，战功可能不大够。刘贾，是刘氏一族中唯一真正能够带点兵的。之外，便是秦军旧将，例如陶舍；还有项羽旧将，例如项梁的小弟弟项襄。
公开讲，是分一份功劳给别人，也是让长期拼杀的诸将休息。还有一点他就只是埋在心底、不会告诉任何人了，这些人大都没有在韩信手下待过，万一到了和韩信刀兵相见的时候，相对放心。
卢绾这帮人也还算争气。尤其郦商，老当益壮、快六十的人了，还能带着部下抢先登上燕国城头。
臧荼部队的战斗力可能也一般，更缺乏准备。汉军七月出发，九月便大获全胜。就时间看，应该全部是一战而下。相关记载的简略也表明，战事非常顺利。
臧荼应该完全没有想到，习以为常地占了块地盘——你不让占退回去就是了，怎么会丢了性命？！一家子只剩一子逃亡匈奴、一孙女被俘为奴，其余都被杀了。（臧荼这个孙女在长安嫁于王姓某人，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嫁入宫中成为汉景帝刘启的美人，王美人和刘启生有一子，小名刘彘。就是这个兼有刘邦和臧荼血缘的小子，差点把西汉政权折腾垮。造化奇妙啊。）
不待班师回朝，刘邦就下诏诸侯王推荐新燕王。又是韩信牵头、又是诸侯王一致推荐，“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汉书·卢绾传》）。在战功赫赫的汉军将领中，卢绾那点功劳哪里能算得多！这显然是顺着他的心思说话。问题是，他在定陶就想给卢绾封王，大家都不同意、还怪话连篇，现在怎么就一致同意了？还不够一年！
大家越是这样，刘邦越是不放心。回朝将到洛阳时，通令此前赐封的列侯前往见面。颍川侯利几突然造反了。他只得又带着讨伐臧荼的军队前往平定。
西汉功臣中第一个真正造反的，是此人。一个降将、芝麻绿豆大的小侯、在朝中没有任何职务，竟然也敢造反，这不是找死吗？可他为什么要找死呢？！
此人原为项羽旧部，以为刘邦通令见面是要借机抓人；去见面是死，造反也是死，遂仓惶造反。
平定利己造反的记载和时间表明，更是非常顺利、一战而下。利己也完全没有准备，只是不愿意坐以待毙而已。
刘邦和功臣集团之间，从互相怀疑、互不信任迅速进入两怕局面。这是至为糟糕的内部关系状态。但他还沉浸在称帝以来的亢奋之中，没有想到应该找找原因，只是带着必胜的信念全力以赴往前赶，要赶在韩信万一动手之前尽可能做好准备。至于其他人造反，他都不在乎。
当时的战争准备，主要就是征发兵役、征集粮食。大量刚刚回到家的汉军士卒，又得上战场了；刚刚实行的二十税一，又恢复为什一而税甚至更高。
短暂的和平又结束了。自秦末以来，中原社会先是从推翻秦皇朝的长期战争状态直接进入楚汉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这又从楚汉之间的长期战争状态直接进入了西汉内部的长期战争状态。老百姓的日子不知会到何种程度！

找不到臧荼的图片。网上有一张，将臧荼雕塑成了秦俑的模样，这在逻辑上说不通。臧荼应该是汉军将士模样。

12 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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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此人，从后往前看，能说是最先屠戮功臣的；从前往后看，也能说是最先面对功臣难题并备受煎熬的；从上往下看、将随后两千年联系起来看，能说是最先陷入了君臣之间的博弈、搏杀；从下往上看，自然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小人一个。
汉五年后九月，刘邦带部队赶回临时首都栎阳过年。第二个月、汉六年十月，就接到了韩信谋反的变事。不知是证明了他的英明还是因为他的英明。
六年十月在当时是六年一月，是正月、大过年，是西汉作为全国性政权的第一个大过年。距离韩信指挥汉军将士十面埋伏彻底击败项羽10个月，距离韩信领衔诸侯王拥戴刘邦称皇帝8个月。而韩信能够领衔全体诸侯王拥戴刘邦称皇帝，因为名列诸侯王第一，无论名义还是实际，都是无可比拟的第一。如果将诸侯王和诸列侯、全体功臣搁在一起论，他才是西汉第一功臣。后世长期将萧何当作第一功臣，那是明明白白被刘邦忽悠了。无论以当时名义地位还是实际地位排队，刘邦下来就是韩信。这是事实。
这个时间、这个人物和事情的性质连在一起，好似开国大典刚刚结束，下边就举报第二把手造反，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拐不过弯，和刚刚经过十多年苦战而艰难胜出的欢欣鼓舞反差太大，和大家身心疲惫、“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心理状态更不相吻合。
但举报变事的原文却从始至终未见记载，相关史籍都就是下边这样一句大同小异的话：
《史记·高祖本纪》：“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
《汉书·高帝纪》：“人告楚王信谋反。”
《史记·陈丞相世家》：“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
《汉书·陈平传》：“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
《史记·淮阴侯列传》：“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
《汉书·韩信传》：“有变告信欲反。”
这份变事的原件似只有刘邦曾经见到。其他人，事前事后、都未曾见过，所有人都只是听刘邦转述。而举报者又不知姓甚名谁，来去全无踪影。这在事实上，就是刘邦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刘邦贵为天子，涉嫌无中生有、弄虚作假。尽管已经过去两千余年，也还是值得讨论。
所谓“变事”，不是一般的上书、告状信。
“变事”一词，《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竹书纪年》、《逸周书》中均未见到。唯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策》中出现一处，文曰：“犹不知变事以攻宋也”。这一概念有可能是战国后期才开始出现。
《史记》中出现“变事”、“变告”10处。9处指专门报告制度。其中淮南王英布谋反前，怀疑手下中大夫贲赫和王宫姬妾私通，“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史记·黥布列传》）。朝廷似乎有专门规定，声称上言变事者即可乘驿站传车前往长安。
《汉书》中出现“变事”、“变告”14处。13处指专门报告制度。其中刘向在汉元帝时和宦官、外戚斗争中“使其外亲上变事”，遂被指斥为“叫令人言变事，诬罔不道”（《汉书·刘向传》），被免为庶人。这是在政治斗争中利用变事制度。
《张家山汉简》中最少出现“变事”2处：
郡守两千石官、县道官言边变事急者，及吏迁徙、新为官属尉、佐以上毋乘马者，皆得为驾传……丞相、御史及诸两千石官使人，若遣吏、新为官及属尉、佐以上征若迁徙者，及军吏、县道有尤急言变事，皆得为传食。（《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这是关于上言变事者免费乘车、免费食宿的规定。
《居延汉简》中最少出现“变事”4处，其中内容相近的是：
肩水候官令史觻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憙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转引自：（英）鲁惟一著，于振波、车今花译：《西汉行政记录》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31页。）
肩水，居延（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一带）边境线上一处汉军边防哨所。候官令史，相当于哨所首长的文书。觻得敬老里，此人籍贯。公乘，此人爵位。粪土臣，小吏自谦。憙，此人名字。昧死再拜，行文起始习惯自谦语。上言变事书，上书性质。这片竹简可能是变事送出后、按照规定留下的发文登记。
这一记载的主要价值在于：是候官令史具名上书，而不是令史代为书写、候官具名上书。这应该是有明文规定的，按照规定，这件事情属于令史的职责，候官虽然是首长可能无权干预。
综合推断，变事可能是西汉建立伊始就已经存在的、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直通皇帝的上书制度的一部分，是针对谋反、入侵等重大突发事件的专门报告制度。必须强调，这显然是公开的、正式的朝廷工作制度，而不是偷偷摸摸的特务制度，更千万不要以为古代中国历代皇朝都有特务机构。真没有那么回事，秦可能就没有，西汉则可以肯定没有。此后历朝有的也都不甚要紧，真正泛滥成灾是明朝朱元璋的事情。不要为了吸引读者而牵强附会、硬把中国古代政治一律解读成为特务政治，真的不是那么回事。
中国历史主要是咱们自己抹黑的，别人极少；主要是官方抹黑的，民间一般没有这种能力。每一次朝代更迭都是一次大规模全方位抹黑，每一个新朝都毫不留情地抹黑前朝，忽略了那就是中国历史。前赴后继、继往开来，中国历史终于落得个通体污渍斑斑。说哪里不好，人们很容易相信；说哪里好，人们很不容易相信。日积月累，便渐渐感觉民族自信出了问题。不是说咱们这个民族就没有毛病，而是无论优点、缺点都不能客观清醒看待，一说优点就狂妄自大、一说缺点就妄自菲薄，从而影响了对自身认识的客观和公正。人贵有自知之明，民族也贵有自知之明。

上边图片就是居延汉简的照片，两千年了，有些字还很好认

13 韩信谋反可能是一桩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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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变事的形成，分析刘邦收到的、举报韩信谋反的变事：
——是规范的、制度化的公文。报告人可能也是个“粪土臣”，可能是汉廷公开派驻诸侯王和方面大员身边的，负责汉王和诸侯王、方面大员之间的上传下达，甚至可能就是驿站制度的一部分。通过驿站这个官方的、公开的渠道传递上来，发文机关和收文机关都应该有登记。所以，史家能够知道曾经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但原件，刘邦之外似再无人见到。
——有说“反”、有说“谋反”、有说“欲反”，三者不是一回事，变事不可能同时使用这三个概念，史家更不可能如此随意。《史记》用了“谋反”、“反”，《汉书》又增加了“欲反”，都应该有根据。史家记事、论事，不能生事、造事。司马迁和班固在不同原始记录中见到的可能就是不同定性，也就使用在了相应的传记中。亦即，虽然他们都未曾见过原件，但原始记录的定性还是留下来了，且本就不一致。
——内容，应该就是两件事：主要是说韩信收留了项羽麾下主要将领钟离眛，刘邦命令把人抓起来，他还当贵宾养着。其次是“信初之国，行县邑，陈兵出入”（《汉书·韩信传》），说他作为楚王第一次巡视郡县时，带着军容严正的队伍。后一件极可能只是报告韩信活动顺便提及。若作为举报内容，就有悖常识。韩信的封国原为项羽封国，韩信初次之国有点像是占领者进城的意思，不陈兵出入难道还能单枪匹马？！
——变事应该不是明确怀疑韩信谋反，更不是明确说已经造反，而是就事论事，报告上边这两件事。因为，韩信后来和陈豨联手谋反时，举报者重赏为两千户侯，并有名有姓记录在功臣表中。这个“粪土臣”如果明确举报或明确怀疑韩信谋反，那更是大功一件，应该同样封两千户侯，最少也应该和后来的举报者分享两千户，而且也应该载于功臣表。但此人姓甚名谁一概不知、踪迹全无，更没有受赏。这于事理不通，破绽明显。
——不是变事明确举报韩信谋反，那就只能是刘邦根据变事内容认为韩信谋反。但随后的兴师动众又并未坐实韩信谋反，只好按下不提，变事因而成为一桩无头公案。法律规定，举报失实应该反坐；举报证实应该重赏。这一举报者先应该重赏后应该反坐，结果却是黑不提白不提，轻松凌驾于王法之上了。谁有这般权力？
——切勿因此就认为是刘邦故意作假、蓄意陷害。如同努力模仿贵族一样，刘邦有的时候也故意学坏，但还是有底线的，不至于此。这件事情，更可能缘于看法不同。同样事情，韩信认为是正常行使诸侯国王的权力；举报者认为有问题、应该报告；刘邦则认为是谋反、甚至是造反。
韩信可以肯定不是“反”，甚至也不是“谋反”或“欲反”。打遍天下无敌手、手握数十万大军、由三晋而燕赵而齐鲁而吴楚、坐断大半天下的汉军前方统帅，哪里能是这般造反？！这两件事情都是公开的，不是秘密行动。带军队巡行郡县也好、收留钟离眛也好，他都认为是诸侯王权力范围内的事情，无需背着刘邦，也无需报告刘邦。若在战争年代，更是寻常事。而在战后，汉初各诸侯国的丞相都是诸侯王自己任命，收留一个钟离眛他可能根本没有当回事。且项羽垓下大败后的楚军将士，大多应该是成为了韩信所部的俘虏，其中将领应该不止钟离眛一人，数量应该很大。所以，刘邦能知道韩信收留了钟离眛。这样一来，所谓问题，充其量是没有及时执行刘邦命令把人抓起来。
刘邦却认为这两件事都是自己这个皇帝权力范围内的事情。不仅不能背着他，而且应该事先请示报告；在战争年代或不得不容忍，在和平年代则无论如何不能再容忍了。可是否需要报告，并无相应规定，又如何能视为谋反根据？！显然，刘邦并不相信韩信。这是导致他错误认定的直接原因。
深层原因，二人对于皇帝权力范围的认识距离太大。韩信虽然是牵头拥戴刘邦登基称帝的，并没有准备让刘邦成为秦始皇那样乾纲独断、一言九鼎的皇帝；刘邦虽然是在韩信牵头拥戴下成为皇帝的，更没有准备当一个韩信满意的、周天子或春秋五霸那样盟主式的皇帝。还是那句话，韩信并没有真的将刘邦当（dàng）皇帝，而刘邦却是要真的当（dāng）皇帝。后世熟悉的皇帝制度和皇权至上的理念，还没有成为社会现实和社会共识。即将发生在韩信和刘邦之间、进而扩展至西汉功臣和刘邦之间的故事，本质上还真的是实行什么制度的博弈，或也类似后世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斗争。
共识很重要。有了共识，往往心领神会；没有共识，不免无事生非。

作者：板桥渔翁Lv 12 时间：2021-04-08 00:58:44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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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板桥渔翁

14 刘邦用人也疑、疑人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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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功臣中，功劳最大、权力最大、封地最大、影响最大的都是韩信，但却很难说是刘邦给的。（本小节引文出自《史记》、《汉书》韩信传记的不一一加注。）
二人原本不相识。韩信是刘邦被封为汉王、进入汉中之前投奔而来的。后来夏侯婴推荐，用为治粟都尉，也并没有真正进入刘邦视野。再后萧何又推荐、说才堪大用，刘邦仍未下决心。韩信遂逃离汉中。于是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韩信拜将的故事：
何闻信亡，不及以闻，自追之。
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且怒且喜，骂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谁也？”曰：“韩信。”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何曰：“诸将易得，至如信，国士无双。王必欲长王汉中，无所事信；必欲争天下，非信无可与计事者。顾王策安决。”王曰：“吾亦欲东耳，安能郁郁久居此乎？”何曰：“王计必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嫚无礼，今拜大将如召小儿，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王许之。
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拜官，乃夏商周三代古王朝以至春秋战国各级贵族领主任用官员的规定礼仪。国君拜将、拜相，要格外隆重一些，要专为设坛、择日斋戒、焚香沐浴、登坛以拜，向被任用的官员行拜礼，并授予符节印信等权力象征，目的在公开宣示被任用官员拥有自主决策、自主赏罚的充分权力，且国君也不居中牵制、干涉。追根寻源，是远古君臣双方社会地位平等的表现。具体礼仪已不可考，《西汉演义》的描写基本不可信，《六韬》中的一段或接近一些。唯有一点可以确认，拜官是国君向被任用的官员行拜礼，拜礼就是跪拜，但不叩首，所以又称空首。西汉时有皇后跪谢臣子，东晋时有皇帝对丞相行礼的正式规定，或都是痕迹。隋以后迅速绝迹，开始实行中央集权+科举的选举、任命，本质上已经不是拜官。再有类似说法，只是沿袭、借用而已。
汉军诸将中，韩信之外，再没有人享受过如此礼仪。萧何提议，缘于传统，更是为了还是汉军中的新人、只是一名中下级军官的韩信能够令行禁止。刘邦和韩信之间的矛盾，也并不是因为曾经向韩信行跪拜之礼。刘邦还真不是那般小心眼。
但是，刘邦对韩信的不放心还确实是登坛拜将、将兵符交给韩信那一刻就开始了。沉甸甸的兵符一离手，心就提到了半空。这其实很正常。好比一个人将自己寥寥无几的本钱全数交给别人掌管，如何能够放心？！
但又还不要紧，一直到再入关中、定三秦、进中原、合诸侯、下彭城，都不要紧。期间没有大规模、长时间分兵，他和韩信都和汉军主力待在一起，大将军就只是总参谋长，那是他比较放心、感觉舒畅的一段。旗下人马急剧膨胀到50余万，一路打到彭城、日日置酒高会，好不惬意。没料到被项羽3万精兵打得一败涂地，几乎丢了老命。
仓皇逃命途中，他反反复复想到了出关以来韩信反反复复的提醒，这才知晓这个年轻人真的厉害。但也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不放心。但又不甚要紧。他自己只顾一路逃命了，是韩信负责一路收拢人马，并带队到吕泽处和他汇合，并没有乘机脱离、自立旗号。
各路诸侯都反戈一击重归项羽旗下了，魏王豹占据河东、上党一带，他陷入严重的腹背受敌状态。当面的项羽是劲敌，这时还根本没敢想吃掉人家，每日操心的都是怎样能不被人家吃掉。不得已只得接受韩信意见，让韩信带领汉军主力先去吃掉魏王豹，以解腹背受敌之困。
曹参、灌婴等带着兵马跟韩信一走，他的心才是真正放不下了——韩信如果不回来了、像他刘邦一样自己干怎么办？想了想，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隔空痛骂一阵、只是多了个对手。韩信智取魏王豹后，又请求增兵3万，说要一鼓作气拿下代郡、燕赵，还提出了由燕赵而齐鲁、彻底战胜项羽的方略。韩信已经带走的、再加这3万人，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底。盘算再三，还是给了，却坐卧不安、饮食无味。韩信自己干怎么办？从此，这个念头就一直萦绕在心头了。
古人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或是现实，或是提倡，刘邦却是实实在在做不到。他是典型的用人也疑、疑人也用，《史记》、《汉书》中都明明白白记着。他自己宣扬能用人，后世也鼓吹他能用人。他的成功，可能正在用人也疑、疑人也用。他的三个主要重用对象——萧何、张良、韩信——都痛苦地、一再地感受到了这一点。
刘邦最早并始终重用的是萧何，最早并始终怀疑的也是萧何。
刘邦起家的沛县起义，从组织发动到起义成功的核心都是萧何。萧何原来是秦皇朝的沛县主吏掾。县一级的掾相当于县政府的科局长，主吏掾相当于县委组织部长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公门里边好修行，萧何人又精明，人缘超好。刘邦成为义军首领，是萧何带头推举的结果，有点像是由于胆大不怕死而被推选的董事长又兼职业经理人，萧何自己则主动退居大管家。
但最初起义的3千沛县子弟都知道萧何才是真正的创始人。这种格局，无法改变。刘邦不是无端疑心之人。在汉军内部，有力量轻松取代他的唯有萧何，甚至无需刀兵。汉军的核心、骨干、老本，就是沛县起义那3千人。而那3千人最初是萧何纠结起来的、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他刘邦的，更是萧何的。能一句话给了你，怎么不能一句话拿回去？！这让他如何放心！直到临终之时，刘邦始终不能放心的可能还是萧何。
对于张良，不是刘邦不怀疑，而是张良能让刘邦不怀疑。
张良在汉军中的角色是军师、总策划，基本没有自己的部队。没有人马，也就没有什么不放心的。第一次酝酿封功臣时，张良和萧何一样，都没有战斗功。刘邦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明确表态：“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择齐三万户。”张良似也早有考虑，立即表态：“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汉书·张良传》）需知，长沙王吴芮拢共才2.5万户。刘邦对张良确实大方，而萧何显然没有得到这个待遇。
不过，张良自己不放心、甚至很不放心，是极少数功成身退者之一，更是最早的、第一个功成身退者，等于刘邦称帝之后就隐居了，可谓第一个大隐隐于朝的。汉军进入临时首都栎阳、有了自己的宅子，就不再上班，除非刘邦找上门。
拉开一点距离就能看明白。张良出谋划策，是在推翻秦皇朝和楚汉战争阶段；进入刘邦和诸侯王之间的内战阶段之前，早早就已经抽身事外了。对于胜利之后刘邦和诸侯王之间的内战，他似乎有非常肯定的预见。
三位顶级大功臣中，和刘邦在一起时间最长的是张良，楚汉战争的五年基本没有分开过。对刘邦最为了解的是张良。他不仅早早功成身退，更是早早将刘邦当（dàng）皇帝对待的，看看上边那番话：说自己在留地加入刘邦一伙是“天以臣授陛下”；说自己的谋略见效是“幸而时中”；而“臣愿封留足矣”，那是将留地当成自己的革命纪念地了。这是向皇帝表忠心！这种意识得超前多少年啊！张良如此这般，显然是知道刘邦打算当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知道怎样才能让刘邦放心；但并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对张良最了解的可能也是刘邦，似乎也知道张良这个底线。和诸侯王的七年内战中，还真的没有硬要张良出谋划策。
这二人，有点知音的意思。
刘邦最为重用的、最不信任的都是韩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