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与乱循环的怪圈

在错谬的传统教育之下，很多人都相信，历朝历代的兴亡，都与君主的英明与否息息相关。如果帝国多出几个明君，体恤百姓，那王朝就能欣欣向荣；而如果皇帝昏庸无道，不理朝政，那百姓就会民不聊生，帝国也就离崩塌不远了。儒家做为最重要的辅政者，也非常赞同这种逻辑，并据此力劝帝王施行仁政。
然而历史事实却与之恰恰相反：一个王朝昏君越多，越能长治久安；而如果碰到杨坚这样的英明君主，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那多半没几年就要亡国了。
纵观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王朝史，便能发现历朝历代无不陷入兴衰交替的怪圈，无一不是从开国之初的生机勃勃，走向终结时的民不聊生。其实出现这种规律的交替并不奇怪，核心原因就在于两者：人口变化和财富兼并。新王朝在战乱中诞生，人口在战争中锐减，而土地又刚刚被重新分配，比较平均合理，所以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但随着时间流逝，人口在和平年间急剧增长，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等到人均耕地突破了让大多数百姓还能勉强活下去的临界点，就是末世民不聊生之局，义军蜂起和改朝换代随之而来。然后又是人口锐减，土地资源重新平均分配，富富有余，新王朝重现盛世新貌，便开始了下一个新的循环……


二、土地承载的极限

用宏观的视角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组令人深思的数据：

文景之治（人口1400万）、光武中兴（2100万）、太康之治（1600万）、贞观之治（1300万）……
秦末大乱（4000万）、绿林赤眉之乱（6000万）、黄巾之乱（5600万）、隋末大乱（4600万）……

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人口只有一千多万时，就是“大治”、“盛世”；而一旦人口恢复到五千万左右，就是“大乱”、”农民起义蜂起“。其实这种规律出现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总量向来有限，所以在明清两代对江南进行充分开发之前，五六千万人口便是这中华大地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一旦突破五千万大关，耕地就不足以支撑人口，哪怕君明臣贤，土地分配绝对平均合理，也肯定会有人要饿肚子。更何况封建王朝的土地兼并根本就无可避免，一旦大量土地聚集到少数人手中，贫富差距加大，上层社会奢侈浪费，社会现状严重不公，往往不到五千万人口时，百姓就已痛苦不堪。等到改朝换代，战火消灭了大量人口，人均耕地再次宽裕，前朝土地兼并被一扫而空，资源被相对平均分配后，百姓就再次可以吃饱肚皮。
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一不是浪得虚名。其实统治层根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英明神武，他们无非是碰上了好时代，拜战乱所赐而人口大幅消减。在人少地多的情况下，让百姓安居
乐业根本没有任何难度。即使此时的统治者是夏桀与蔡京的完美组合，"盛世"想必也不会爽约。
以隋朝为例，人口的数量已经决定了大隋的灭亡不过是时间问题。大运河、三征高丽劳民伤财等因素都只是加速了它的灭亡而已。如果没有犯这些错误，或许4600万人口时百姓还能支撑，大隋还能再挺上几十年，等人口增长到五千六百万再亡国。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开国的几任皇帝越是英明神武，爱民如子，让百姓休养生息，人口的恢复就会越快，帝国的灭亡就会越早到来。杨坚治国有方，百姓生活幸福，人口就迅速从3000万增加到4600万，这无疑是在自掘大隋的坟墓。如果他再昏聩一些，那隋朝也未必会两世而亡。杨坚死前看似交给杨广一个国富兵强的盛世国家，其实这锅里的水已经烧到了八九十度，杨广登基没几日就已经沸腾。
一个帝国就如同一支蜡烛，而皇帝就像是烛芯。君主越施仁政，人口恢复就越快；帝王越是英明能干，雄心勃勃地想要做大事，建立千秋基业、文治武功，国力损耗得就越多。烛光越明亮，蜡烛就烧得越快。而皇帝越昏庸，不问国事，帝国这支蜡烛烧得昏昏暗暗，半死不活，自然就能够燃得更久一些。



三、昏君奸臣，多多益善

其实一个国家根本不怕有昏君和奸臣，这种珍贵资源其实越多越好，就怕没有。皇帝修宫殿，选美女，不理朝政这都是好事，甚至整个统治层都尸位素餐、贪污腐败也不打紧，因为这些根本就不是亡国的关键。统治层再骄奢淫逸，铺张浪费，对民力的压榨也十分有限，尚不至于剥夺走百姓手中最后的那粒米。历朝历代，因为上层社会享乐而对农民们征收的苛捐杂税，都远远比战争给这些农家带来的负担要轻得多。
在一个农耕帝国中，百姓造不造反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有没有耕地。只要土地兼并还不太严重，大多数农民还出产粮食，他们就不会铤而走险，国家就能处于稳定之中。在此前提之下，帝王越不贤明，百姓就越不能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就越不能大肆繁衍生育，人口增长速度就会越慢，帝国就能多挺几年。


四、雪上加霜

在封建社会，最怕的就是出现所谓的“英主”。这些人号称“明君”，实则恰是扰乱天下的根源所在。像汉武帝、隋炀帝、始皇帝这些雄主，出一个就会搞得天下民怨沸腾，百姓流离失所。中原王朝一直施行重农抑商的国策，这让百姓的收入被局限在农业之上，对土地太过依赖，一旦失去土地，再加上点天灾人祸，大规模的死亡和暴乱根本无法避免。如果百姓再不幸遇到汉武帝这种所谓的明君，整日琢磨着开疆扩土，建功立业，那可算是倒足了血霉。随着战争兴起，赋税必定激增，沉重的徭役也会摊派到每个人头上。其实这和在单位上班是一个道理，如果领导雄心勃勃地要开创一番事业，那底下的员工肯定累死累活，不堪重负。如果领导尸位素餐混日子，那自然就可以上行下效，人人轻松愉快。
此时我们已经能推测出一个帝国所面临的最为可怖的场景：前面几位皇帝都是无为而治的明君，人口迅速增长，逼近五千万的临界点，此时看似国家强盛，实则危机四伏。这时再跳出一个胸怀大志，气度非凡，希望大有作为的英主，偏偏又没有眼光看破这历史的迷障，还自以为帝国根基雄厚，统治稳固如山，便不恤民力，四处开疆扩土，扬中华国威。于是百姓的境遇雪上加霜，帝国的崩塌也就指日可待。
秦始皇修长城，汉武帝封狼居胥，隋炀帝修大运河、征高丽……这些一代英主做的事，其实件件都是功在千秋的壮举，然而付出的却也都是当代百姓的血泪。后人幸福地躺在树下乘凉，那树坑里埋着的自然就是种树人累累的白骨。由于中国一向奉行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模式，每年利润稀薄，这令百姓家中的积存财产和粮食储备必然十分有限。一旦遇上天灾人祸，农民们的抵抗力很低。战争一启，徭役繁重，税赋激增，无米下锅的绝不只是一家一户。
刘彻北逐匈奴，“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大汉朝威风赫赫，可很多人却不知道，在这千古功业和强大的民族自豪感背后，却是汉朝百姓“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样惨不忍闻的代价，不知道有多少好好的家庭卖儿卖女，流离失所，饿毙街头。杨广南征北战，攻无不克，打下大隋赫赫威名，被尊为“圣人可汗”，中原百姓一千五百余年的“天朝上国”意识自此而生。然而在万国来朝的虚荣之后，却是无数百姓生不堪重负的疲惫面孔。于是才会有一朝惨败于高丽，就义军蜂起，身死国灭之事。煌煌大隋，竟然两世而终。
汉武帝和隋炀帝都是劳师远征，以倾国之力供养大军孤注一掷，要建立武功，扫清边患；都是不恤民力，将前朝积累的国力损耗殆尽；也都让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死走逃亡。所不同的是，穷奢极欲、暴虐凶残的汉武帝才干略高，而文、景二帝数十年间休养生息的积累也在隋朝之上。穷奢极欲、温和善良的隋炀帝却底子较薄，大隋只是国家富强，民间积蓄却并不丰厚，比不得文、景二帝藏富于民， 结果高句丽还没拿下，大隋自己就被战争拖垮。
其实杨广和刘彻都把自己的虚荣置于百姓的安乐之上，都是孤注一掷的战争赌徒，也都令百姓民不聊生。他们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对外战争的成与败。隋朝劳民伤财的三次远征无功而返，所以隋炀帝威望尽失，为天下所弃；而汉武帝却成功击败了匈奴，开拓疆土，百姓的生活水准虽然一样剧降，但受到国家胜利的鼓舞，怨言也就小了很多。其实这二人都是赌徒，最终汉武帝赌赢了，所以他虽然把原本富强的汉朝搞得民生凋敝，奄奄一息，却仍然是千古明君；隋炀帝赌输了，所以尽管他开凿了功在千秋的大运河，却仍然亡了国，还成为了昏君的代表。这一幕鲜明的对比，其实也恰是对“成败论英雄”这五个字的最佳注解。
正因为开疆扩土、劳师远征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于是谁也无法承担这劳民伤财还战败的严重后果，哪位皇帝都担心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身败名裂。所以历代大多君王才甘于守成，把稳固内部统治作为统治重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五、无为而治

正因百姓经受不起折腾，所以老子才竭力倡导要“无为而治”。这“无为”二字不仅是说帝王尽量不要开疆扩土，大动干戈，兼指统治层在日常管理中应该少操心，少做事，最好是上下昏昏，尸位素餐，啥事儿都别干。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皇帝越勤政，官员越负责，国家的经济就越落后，百姓的日子就越艰难；反倒是统治层和管理层什么都不做却能实现百姓富足的盛世。其实奥秘就在于一点，那就是一个集权国家，从来都很难管好自己的官员。所以与其让这些人在下面瞎指挥，利用做事的机会大肆盘剥压榨百姓，还不如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啥事儿也不许管。反正在简单的农耕社会中，农民们平日也根本无须决策者指挥协调。其实这就如我国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一样，让市场开放自由了，经济反倒会兴旺起来。在经济学中，政府少干预是商品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中国的历朝历代都管得太细，不肯稍稍放权，这也是大部分王朝的商品经济都不繁荣，最终也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南宋之所以能在风雨飘摇的危境中存续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赵构和秦桧等决策者比较理智，外交手腕高明，摒弃了无意义的穷兵黩武，断然促成了议和，停止了两败俱伤的消耗战。政治家不是愤青，不能逞一时之快。负责的政治家不能像隋炀帝和汉武帝一样，把自己的武功和面子摆在百姓的安乐之前，把国家和千万子民做为筹码推上赌桌，让百姓们用家破人亡的血泪为自己的帝王功业买单。然而对于嬴政、刘彻、杨广、李世民这些自私自利的英主来说，百姓的安乐在他们眼中远远不如靠劳民伤财堆砌出的“封狼居胥”重要。
其实能让治下百姓安乐的统治者，才是真正好的统治者。其它什么国家、主权、领土、尊严……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对于升斗小民们来说，主权和领土这些宽泛的东西是何等遥远，即使国家的君主和臣子们上下昏昏，国家对外羸弱受辱，但只要皇帝不折腾，能有一个和平的环境让他们种田养家，赋税和徭役因不打仗能稍轻一些，给他们留下一条活路，那就是这些社会底层的庄稼汉们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六、尾声

上文所述的“昏君利于长治久安”这条历史规律有很多的前提条件，它只适用于以农耕为主体的时代，所以商贸繁荣的两宋尽管人口突破了五千万这个门限，百姓却也照样丰衣足食。此外，明君迭出只会令天下大乱、民变四起的现象的提早出现，却未必会造成帝国的彻底崩溃。起义蜂起不一定就能将王朝推翻，大多时候，农民军都不是官军的对手，加上起义造成的战火会大量消减人口，让人均耕地再次变得充足，统治层剿抚并用后，民变多半都会被成功镇压。如果统治层趁机励精图治，接着这人口大减的机会，保不准还能在史书上混个“中兴盛世”。其实历代真正造成王朝更迭的，还是民族战争、外敌入侵、藩镇谋逆等因素。元朝虽然尽是昏君佞臣，却快速灭亡，就是因为民族仇恨充当了历史的推动力。而秦朝两世而亡，也与项羽等旧封建农奴主要倒退文明，复辟丑恶落后的农奴制有着重大关联。

太热女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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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jm676058 2020-11-25 22:05:34
有一定道理，
乾隆皇帝认为自己是十全老人，
马嘎尔尼在考察中国的报告里，
说中原地区他看见的老百姓毛草房，人民都是瘦骨嶙峋，一脸菜色。
老百姓抢他随从的剩饭吃。
乾隆认为自己多么好，
实际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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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史学界都把“康乾盛世”说成“欠糠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