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从龙门到龙州
——隋末唐初龙州建置沿革探谜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在总纂《平武县志》时，其“建置沿革”篇系直接以曾维益先生编纂的《平武县建置沿革志》为底本改编。该志稿较为清晰地疏理出了今平武县境域内建置沿革的主要脉络，其最大的贡献是考证清楚了江油戍及广武县的设置时间和地点，并把南宋以后的土司建置纳入平武历史沿革体系，对其传承进行了初步的整理。但同时，也还存在很多未解之谜。比如，平武境内首个县级政区刚氐道的具体设置时间问题，南朝梁代杨杰、李龙迁、李文智割据称藩问题，江油郡、江油县以及龙州的具体设置时间问题，史书记载隋末唐初设置龙门郡、西龙门郡和龙门州的问题，明朝前期龙州土司建置名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当时虽已有所发现，但限于笔者的学识水平，以及资料缺失的现实，确实难以厘清史实，故在县志总纂时作了模糊处理。对此，本人一直“耿耿于怀”，一直没有停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最近阅读《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周振鹤主编，郭声波著）以后，对隋末唐初龙州建置沿革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故将相关线索再次进行整理，期望能够在现有资料基础之上，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
一、历史背景与史书记载
南北朝后期，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制度已混乱到了极点。《北齐书・文宣帝纪》称，“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隋书・杨尚希传》说，“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有的州只领二、三郡甚至一郡，很多郡都只领一县，郡一级形同虚设。当时龙州所属江油郡领江油、平武二县，马盘郡仅领马盘一县，静龙郡仅领阴平一县。隋朝建立后，隋文帝面对这种混乱局面，于开皇三年（583年）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改革，“罢天下郡”，实行以州领县的两级行政区划制度。龙州罢所领江油、马盘、静龙三郡，直领江油、平武、马盘三县（原静龙郡所属阴平县改隶始州）。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又省并了部分州、县，龙州增领原沙州之方维县。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恢复秦制，复改州为郡，以郡统县。改龙州为平武郡（以境内有平武县而命名），仍领平武、江油、马盘、方维四县。大约相当于今平武、青川二县全部，加上今江油市、北川县及松潘县部分地区。
隋朝末年，群雄并起，天下版荡。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唐国公、太原留守李渊在儿子李世民等怂恿下，以匡扶隋室为名起兵参与争雄。同年十一月，李渊率军攻克隋朝京城大兴城，拥立隋炀帝之孙代王杨侑为恭帝，改年号为义宁元年，遥尊正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李渊自己以唐王、大丞相的身份掌握军国大政。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被杀。五月，李渊受禅登基，正式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改大兴城为长安，作为唐朝都城，改年号为武德元年。也就是说，处于隋唐交替之际的公元618年，以旧历五月为界，五月前为隋义宁二年（站在隋炀帝的角度，也可以说是大业十四年），五月后为唐武德元年。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之事就发生在这一年。
关于隋末唐初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之事，一直是平武建置沿革史上的疑案之一。史书对隋末唐初龙州建置沿革的记载含混不清，矛盾重重，有些问题一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比如，隋朝末年为什么要改平武郡为龙门郡？为什么很快又改称西龙门郡？唐初在朝廷明令“罢郡置州”、周边地区都已改郡为州的情况下，为什么按史书记载依然存在龙门郡、西龙门郡？龙门郡或西龙门郡什么时候改为龙州？是否曾改为龙门州？由于《隋书・地理志》所记的是大业五年（609年）以前的行政区划，故未载其事。但《元和郡县志》及两《唐书》均有记载。《元和郡县志・卷第三十三》：“龙州江油，下都督府。至西魏禅帝二年平蜀，于此立龙州。隋末陷贼。武德元年陇蜀平定，改为龙门郡。其年加‘西’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龙州，下。隋平武郡。武德元年，改为龙门郡，其年加‘西’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新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龙州应灵郡，中都督府。本平武郡西龙州，义宁二年曰龙门郡，又曰西龙门郡。贞观元年曰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天宝元年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更郡名，乾元元年更州名。”
以上三则史料，是接近于隋末唐初时代的初始史料。其后的史志著述多有引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三《四川八・龙安府》：“大业初，又改州为平武郡。义宁初，改曰龙门郡，寻曰西龙门郡。唐曰龙门州〔武德初，仍曰西龙门州。贞观初，始去西字。〕天宝初，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改应灵郡。乾元初，复为龙州。”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建置沿革・龙安府》：“大业初，改州为平武郡。义宁二年，改龙门郡，寻曰西龙门郡。唐武德初，曰西龙门州。贞观元年，为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天宝元年，复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改灵应郡。乾元元年，复曰龙州，属剑南道。”
平武本地史料极少，仅康熙、道光两部《龙安府志》存世。康熙《龙安府志》为残本，其《建置沿革》部分有相关记载，但错讹较多：“隋罢郡存州，后废州为平武郡，又改龙门郡。唐贞观初改龙门州，垂拱中改正州。天宝初复为江油郡，领江油、青川二县。至德初改灵应郡，属剑南道，寻升都督府。乾元初复为龙州。”道光《龙安府志・建置沿革》也有相关记载，并作了一些考证：“大业初改州为平武郡。义宁初改为龙门郡，寻曰西龙门郡。唐贞观元年改龙门州〔《唐书・地理志》：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据《唐书・地理志》：贞观元年曰龙门州，至乾元元年始更名龙州。疑系《郡县志》之讹〕。天宝元年复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改灵应郡。”
二、平武郡改置龙门郡的时间界定
关于平武郡改置龙门郡的时间，《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地理志》记为“武德元年”，《新唐书・地理志》记为“义宁二年”。如前所述，隋义宁、唐武德两个年号其实都在一年，即公元618年，以当年五月为界，五月前为隋义宁二年，五月后为唐武德元年。虽然都在同一年，但称隋义宁或唐武德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其一，可以表明具体时间是当年五月前还是五月后。其二，可以表明事件行为的不同主体。也就是说，如果称“义宁二年”，表明其事发生在618年五月之前，是隋朝的行为；称“武德元年”，则表明其事发生在618年五月之后，是唐朝的行为。关于改平武郡为龙门郡其事，《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地理志》均记为“武德元年”，说明其编纂者认为这件事发生在公元618年五月之后，是唐朝的行为。而《新唐书・地理志》记为“义宁二年”，表明其编纂者认为这件事发生在618年五月之前，是隋朝的行为。
《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硬伤，即违背了唐初唐朝中央政府“罢郡置州”的行政区划政策。《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义宁二年五月）甲子，高祖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命刑部尚书萧造兼太尉，告于南郊，大赦天下，改隋义宁二年为唐武德元年……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罢郡置州，是唐朝立国之初的新政之一，应是全国统一遵照执行。巴蜀地区早在唐朝正式建立之前，就已归附李氏集团，更应是在第一时间执行了这一新政。其时，蜀地中心蜀郡改为益州，平武郡东面的义城郡改为利州，东南的普安郡改为始州，南面的金山郡改为绵州，西南的汶山郡改为会州，西面以扶州之嘉诚、会州之交川新置松州，西北的同昌郡改为扶州，北面的武都郡改为武州，东北的阴平郡改为文州。在这种背景之下，平武不可能还单独保留郡的建置。也就是说，改平武郡为龙门郡之事，不可能发生在唐朝正式建立之后，只能在此之前。
《新唐书・地理志》似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予以纠正。它把平武郡改置龙门郡的时间由“武德元年”改为“义宁二年”，纠正了《旧唐书》武德元年仍然设郡的错误记载。也就是说，平武郡改置龙门郡这件事，应该是发生在义宁二年，即公元618年五月以前，是隋朝的行为。虽然当时唐王、大丞相李渊已经实际掌握军政大权，恭帝杨侑仅为傀儡皇帝，但至少在名义上，当时天下还属于隋朝。
《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地理志》将平武郡改置龙门郡这件事记在“武德元年”，可能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两个年号都在同一年，而两书编纂者又对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是在五月前还是五月后认识不清，所以随意将其记为“武德元年”；其二，与平武郡改置龙门郡的原因（下文将详细说明）有关。《元和郡县志》编纂者认为此事发生在“陇蜀平定”之后，而他们又主观认定，“陇蜀平定”的时间应该是在唐朝正式建立之后，故将其事记在“武德元年”。但实际上，“陇蜀平定”的时间却是在公元618年五月以前，当时还是隋朝的“义宁二年”，而不是唐朝的“武德元年”。平定陇蜀、改平武郡为龙门郡之事，虽是由李氏集团实际操作，但从时间上来说，还在隋朝时期，故理论上还是隋朝的行为。而《旧唐书・地理志》编纂者则继承了这一说法。其三，两书编纂者站在唐朝本位的立场上，把把唐朝开国的武德元年自动扩展到公元618年全年，直接忽视了当年五月以前还属于隋朝义宁二年的事实，从而把当年全年的事都记在武德元年。
三、平武郡改置龙门郡的原因分析
设置州郡，可谓国之大事，没有特殊原因，一般不会轻易变动。根据史书记载，我们认为隋朝末年确实存在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这一事实，并界定这一事件发生在隋朝末年的义宁二年（618年）年初。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以致需要改置平武郡为龙门郡？对此，两《唐书》未作交代，但《元和郡县志》则说明了其中原委：“隋末陷贼，武德元年陇蜀平定，改为龙门郡。”即隋朝末年平武郡曾被“寇贼”占据，在李氏集团控制隋朝中央，平定陇西、巴蜀地区以后，遂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抛开其时间记载上的错误，这一史料明确指出了隋朝末年改平武郡为龙门郡的直接原因，包括“隋末陷贼”和“陇蜀平定”两个方面。
（一）关于“隋末陷贼”
如前所述，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当时的“群雄”，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农民起义军所形成的三大势力。包括翟让、李密领导的中原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二是割据地方的上层势力。除太原李氏集团攻占京城、立隋恭帝为傀儡皇帝把持朝政外，罗艺据涿郡，梁师都据朔方，刘武周据马邑，薛举据金城（后迁秦州），李轨据武威，萧铣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沈法兴据湖州武康。三是隋炀帝死后，隋朝旧势力分化出来的宇文化及集团，和在东都洛阳扶持杨侗为帝的王世充集团。群雄逐鹿，最终李氏集团取得胜利，建立了唐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当初群起反抗隋朝的所谓“十八路反王”，以及后来与李氏集团争夺天下的各方势力，在后来的史书中都被称为“寇”、“贼”。翻检《旧唐书》等正史和《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此类记载比比皆是。如《旧唐书・地理志》晋州汾西县：“隋末陷贼。武德初，权于今城南五十里申村堡置。”苏州：“隋吴郡。隋末陷贼。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苏州。”《元和郡县志・卷第二十五》文州（阴平郡）：“至后魏平蜀，始于此置文州，理阴平郡。隋大业二年，罢州，县属武都。隋末，又陷寇贼。至武徳元年，陇蜀平，复为文州。”《元和郡县志・卷第三十三》松州（交川郡）：“大业三年，改扶州为同昌郡，领嘉诚县。隋末陷于寇贼。武德元年，陇蜀平定，改置松州。”
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隋末，平武郡西面的同昌郡嘉诚县（今松潘县）、北面的原文州阴平郡（今文县）都“陷于寇贼”，但对于这些“寇贼”的身份却未明言。根据隋末群雄割据的形势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占据陇西、以秦州（天水）为都的西秦薛举势力或其追随者。隋末的巴蜀地区，局势相对较为平稳，除与陇西较为接近的蜀北、陇南地区外，都没有“陷于寇贼”的记录，说明陷没平武、文县、松潘一带的“寇贼”，应该来自于北方。薛举称帝以后，迁都秦州，“岷山羌钟利俗率众二万人归降”。薛秦势力是距平武郡最近，且与李唐势力敌对的地方割据势力。从地望来看，平武郡距离秦州不算太远。西晋时期，平武就曾隶属于秦州。而陇南、蜀北一带，正是氐羌民族活动的核心地区，当地氐羌首领像“岷山羌钟利俗”一样率众归附薛举的可能性很大。但有研究者认为，至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的时候，薛秦已控制的地区大致为：金城郡（兰州）、枹罕郡（河州）、西平郡（鄯州）、浇河郡（廓州）、天水郡（秦州）、陇西郡（渭州）共计六郡，外加扶风郡一部（汧源县），可能要再加上临洮郡一部。至于临洮郡再向南，还有同昌郡（扶州）、宕昌郡（宕州）、武都郡（武州）、汉阳郡（成州）、河池郡（凤州）等郡，除同昌郡嘉诚县、常芬县，以及当时属于武都郡的原阴平郡地域（今文县）外，这五郡均无曾“陷于寇贼”的记录。据此推断，薛秦势力当时应该还没有完全控制这五郡。而曾祸乱山南地区江汉一带的“吃人恶魔”迦楼罗王朱粲的势力，似乎也未到达平武郡一带。另外，如果是陷于蛮夷，史书一般是要明确记载的。如《旧唐书・地理志》保州定廉县：“隋置定廉镇。隋末陷羌。”因此，在此五郡更南的平武郡及周边的同昌郡嘉诚县（今松潘），武都郡曲水、长松、正西三县（旧阴平郡）的“寇贼”，其身份就很难确认了。但综合分析判断，最有可能的还是西秦薛举势力，或是像“岷山羌钟利俗”一样追随薛举的氐羌部落，这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时间上看，薛举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四月起兵反隋，自称西秦霸王，年号秦兴。同年七月称帝，并迁都秦州（天水）。如果说占据平武郡及其周边地区的“寇贼”就是薛举势力，或与薛举势力有关，那么“隋末陷贼”的具体时间就应该是在大业十三年（617年）七月以后。
（二）关于“陇蜀平定”
李氏代隋立唐，巴蜀地区系和平归附，且时间很早。李渊在夺取长安后即开始着手经略梁、益地区。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李渊派长道县公姜謩安抚陇右。姜謩与窦轨出散关，下河池、汉阳二郡。又遣赵郡公李孝恭招慰山南地区。此时的山南地区新遭朱粲之乱，元气大伤，李渊势力进军山南的过程颇为顺利。《旧唐书・高祖纪》记载：“大业十三年十二月……遣赵郡公孝恭招慰山南，所至皆下。”山南己定，至迟在义宁二年（618年）初，李渊便兵分两路，展开了对巴蜀地区的经营。东路继续由山南招慰大使李孝恭负责，由金州经略巴地。西路则以隋朝旧臣为主帅，授隋冠军府司兵、山南豪族李袭誉“蜀汉道招慰大使”之职，并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等协助其经略以益州为中心的蜀地。随即又由段纶（李渊第四女高密公主之夫）代替李袭誉为益州总管，继续招慰蜀地的其他州县。
《册府元龟》卷一三三《帝王部・褒功第二》记载：“李袭誉，少通敏，有识度，隋末为冠军府司兵。时阴世师辅代王为京师留守，所在多盗贼。世师遣袭誉募山南士马，以援京师。袭誉既至汉中，会帝（指唐高祖李渊）已定长安，遣使授袭誉蜀汉道招慰大使，仍令承制封拜。袭誉率汉川之众，西指成都。属段纶为益州总管，代袭誉招抚，袭誉乃入拜右光禄大夫、太府少卿。”《旧唐书》卷五九《李袭志传附李袭誉传》所载与此略同，但漏记了非常重要的李袭誉招抚蜀地之事。《旧唐书・高祖纪》载大业十三年十二月：“丙午，遣云阳令詹俊、武功县正李仲衮循巴蜀，下之。”《新唐书・高祖纪》载：大业十三年十二月“甲辰，云阳令詹俊徇巴、蜀。”
上述史料证明，公元617年底到618年初在梁、益地区的带兵招抚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三记载：“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蜀汉及氐羌所在诸郡雄豪并守长等，奉帝书感悦，竞遣子弟献款，络绎而至。所司报答，日有百余，梁、益之间，晏如也。”
在“陇蜀平定”的过程中，巴蜀地区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事。包括“隋末陷贼”的蜀北平武郡等地，也没有大战的记载。也许陷没龙州等地的“寇贼”，在李渊势力进入时已经溃败，或在李袭誉、段纶等的招慰过程中，已经归附于李氏集团。按《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其时间应该是在“义宁二年春正月。”于是，由李氏集团实际掌控下的隋朝政府进行了“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的行政区划调整。至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唐朝建立，改元武德元年，又按照朝廷“罢郡置州”的命令改郡为州。因此，龙门郡、西龙门郡存在的时间段就在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至夏五月之间。
隋末与平武郡同时“陷于寇贼”的同昌郡嘉诚县（今松潘）建置无变化，至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改隶新设之松州并为州治。时属武都郡的原阴平郡曲水、长松、正西三县于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陇蜀平定后，复设阴平郡，至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改阴平郡为文州。《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文州，隋武都郡之曲水县。义宁二年，置阴平郡，领曲水、长松、正西三县。武德改文州。”隋末唐初，平武地区与文县地区经历一致，其历史可互为印证。《旧唐书・地理志》对文县地区这段历史记载脉络清楚：隋末陷贼。义宁二年（618年）初陇蜀平定后，复置阴平郡。武德元年（618年）五月罢郡置州，改阴平郡为文州。这完全可以作为平武地区隋末唐初建置沿革的标准模板。
四、龙门郡郡名由来及改称西龙门郡的原因分析
前文已述，隋末义宁二年（618年）春正月，实际控制隋朝的李氏集团派李袭誉、段纶等招慰蜀地，收复平武郡后，改平武郡为龙门郡，显然是以境内龙门山为郡名。中国之山，名为龙门者甚多，平武境内亦有之。今平武县境就位于岷山山脉东南、龙门山脉西北和摩天岭山脉以南的涪江上游地区。狭义的龙门山位于今平武县境东南与今江油市交界处。《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卷第一百四十一记载：“龙州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镇）东二十里有龙门山。”《宋会要辑稿・礼二〇》记载：“龙门山龙洞神祠，在龙州江油县。高宗绍兴十九年十月赐额灵渊。”因此，改平武郡为龙门郡，在郡名问题上乃顺理成章，并无疑义。但改平武郡为龙门郡后，随即又加一“西”字，称西龙门郡，却令人费解。
一般来说，州郡名而加方位词者，多半是因为另有同名州郡存在，故加方位词以示区别。经查，平武以东的另一龙门郡系东魏所置，属南汾州。初治西太平县（其地无考），北齐移治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市东南）。辖境约当今山西省河津市地。北周属绛州。隋开皇初郡废，龙门县仍存。龙门县系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改皮氏县置，治今山西省河津市西，因龙门山为名，属高凉郡。东魏改属北乡郡。北齐天保时为龙门郡治。北周因之。隋先后属蒲州、河东郡。唐武德初为泰州治。此龙门郡与龙门县地理位置在平武以东，当时龙门郡虽废，然龙门县犹存，故在由平武郡改置之龙门郡前加一“西”字，称“西龙门郡”。
至于改西龙门郡的具体时间，由于龙门郡加西龙门郡一共才存在了不到半年时间，在没有确凿依据的情况下，就无法也无必要再作进一步划分了。对龙门郡与西龙门郡的关系，应理解为义宁二年（618年）正月改平武郡为龙门郡，后因其东方另有以“龙门”为名的政区建置，为了以示区别，故加一“西”字，称西龙门郡，而不是又改龙门郡为西龙门郡。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连续改动政区建置也是不现实的，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但是，既然加了这个“西”字，对此郡的称谓，还是以“西龙门郡”为宜。因此，平武境内隋末义宁二年（618年）正月至五月这小半年的建置沿革，可以表述为：义宁二年（618年）正月，陇蜀平定，改平武郡为龙门郡，以境内龙门山为名。因其东方早先已有北魏龙门县及东魏龙门郡，故又加一“西”字，称西龙门郡。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改西龙门郡为龙州。仍领江油、平武、马盘、方维四县，治江油。
五、隋末西龙门郡唐初政区建置沿革辨析
前已辨明，隋末平武郡于义宁二年（618年）正月，由在李氏集团实际掌控下的隋朝朝廷改置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而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朝正式建立以后，西龙门郡理应遵照朝廷“罢郡置州”的命令，改郡为州，龙门郡或西龙门郡之名，在唐初不应继续存在。但事实上，在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朝正式建立以后，西龙门郡的建置变化，依然扑朔迷离。综合各种史料，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唐武德元年改隋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改称西龙门郡，唐初建置未变，仍为西龙门郡，贞观元年改西龙门郡为龙州
此说以《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为代表。《元和郡县志・卷第三十三》记龙州：“隋末陷贼，武德元年陇蜀平定，改为龙门郡，其年加‘西’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旧唐书・地理志》记龙州：“隋平武郡。武德元年，改为龙门郡，其年加‘西’字。贞观元年，改为龙州。”也就是说，两书编纂者都认为，隋末的平武郡改置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这件事，不是隋末义宁二年（618年）五月前隋朝朝廷所为，而是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后唐朝正式建立以后唐朝朝廷所为，到贞观元年（627年）才改西龙门郡为龙州。所以《旧唐书・地理志》在追述其隋代建置时，称“隋平武郡”，而不是“隋龙门郡”或“隋西龙门郡”。《元和郡县志》和《旧唐书・地理志》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唐初的一级政区通名应该是州，它记成了郡，与朝廷“罢郡置州”的行政区划政策相冲突，且周边各郡均于武德元年改郡为州，龙门郡或西龙门郡不可能作为特例而独存。其二，把隋末改平武郡为龙门郡、西龙门郡之事记在了唐初。尽管是在同一年内，只是月份不同，但在改朝换代之际，两个年号性质迥然有别。按现代话语来说，那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不容有错。也就是说，隋末的平武郡在唐武德元年（618年）改置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到贞观元年（627年）才改为龙州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二）唐武德元年改隋西龙门郡为西龙门州，贞观元年去“西”字，改为龙门州，天宝元年改龙门州为江油郡，至德二载改为江油郡应灵郡，乾元元年改应灵郡为龙州
此说以《新唐书》为代表，且后世流传最广。《新唐书・地理志》：“龙州应灵郡，中都督府。本平武郡西龙州。义宁二年曰龙门郡，又曰西龙门郡。贞观元年，曰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天宝元年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更郡名，乾元元年更州名。”《新唐书・地理志》对龙州的记载，确实部分地纠正了《元和郡县志》与《旧唐书・地理志》所犯张冠李戴，将隋末义宁二年改平武郡为龙门郡之事记录在唐初武德元年的错误，但又产生了“西龙州”、“龙门州”等概念上的混乱。其“本平武郡西龙州”一语尤其让人费解。如果不断句，那么以“西龙州”附于“平武郡”，于理不合。如断为“本平武郡，西龙州。”则其“西龙州”一词不知所谓。疑其前后有脱文，且顺序有错乱。如果“西龙州”是“西魏置龙州”之误，中脱“魏置”二字，似乎说得通。但通观《新唐书・地理志》行文体例，均无隔代追述前朝沿革之例，且其后文也缺乏关联。如果“西龙州”是“西龙门州”之误，中脱一“门”字，似乎合情合理，但又缺少设置时间（根据其上下文推测，似乎应该是“武德元年”），且与后面记述顺序颠倒混乱。我们按其内在逻辑疏理这段话，补足其缺字，并调整顺序，正确的记述似乎应该是这样：“龙州应灵郡，中都督府。本〔隋〕平武郡。义宁二年曰龙门郡，又曰西龙门郡。〔武德元年〕，〔曰〕西龙〔门〕州。贞观元年，曰龙门州。”《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龙州，本来是隋朝时的平武郡，隋末义宁二年（618年）初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改称西龙门郡。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罢郡置州”，改西龙门郡为西龙门州（在后来的传承过程中，掉了一个“门”字，讹为“西龙州”）。贞观元年（627年），始去“西”字，改为龙门州。
《新唐书・地理志》这一观点在后世流传甚广。《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三和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在记述龙安府建置沿革时，就充分理解了《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的真实意思，作出了忠实于《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原意的表述。《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义宁初，改曰龙门郡，寻曰西龙门郡。唐曰龙门州〔武德初仍曰西龙门州，贞观初始去‘西’字〕。天宝初，曰江油郡。至德二载，改应灵郡。乾元初，复为龙州。”雍正《四川通志》记载：“大业初，改州为平武郡。义宁二年，改龙门郡，寻曰西龙门郡。唐武德初，曰西龙门州。贞观元年，为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
总而言之，《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认为：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改隋末的西龙门郡为西龙门州。贞观元年（627年），去“西”字，改西龙门州为龙门州。天宝元年（742年），改龙门州为江油郡。至德二载（757年），改江油郡为应灵郡。乾元元年（758年），改应灵郡为龙州。后来的《明一统志》《四川通志》《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等史志著作，在记述龙州建置沿革时，大都沿袭这一观点。但综合《旧唐书・地理志》等相关史料，这一说法也不正确。其唐武德元年（618年）改隋西龙门郡为西龙门州，贞观元年（627年）去年“西”字改为龙门州，至天宝元年（742年）改为江油郡的说法，显然是一种缺乏确切依据的貌似合理的推测。
据《旧唐书・地理志》“山南道利州条”记载，武德二年（619年），山南道之利州置总管府，所管六州中即有“龙州”，而不是“西龙门州”或“龙门州”。此外，据《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松州都督府”记载，早在贞观年间，龙州之名就已赫然出现在松州都督府所辖十二州之内。所以，《新唐书・地理志》所主张的，从贞观元年（627年）至天宝元年（742年），长达115年的“龙门州”的历史就无从立足了。当然，也许有人也会置疑《旧唐书・地理志》的这些支持“龙州”说、否定“西龙门州—龙门州”说的证据，因为《旧唐书・地理志》本身在记述龙州历史沿革时也是自相矛盾的。但《新唐书・地理志》所主张的“西龙门州—龙门州”观点，却是只此一家的孤证，且其本身的记述颠倒混乱，是由后来的《读史方舆纪要》《四川通志》等史志著作编纂者通过分析整理才得以还原的。因此，隋末的西龙门郡在唐初改置为西龙门州，后又改为龙门州并传承一百多年的说法，虽然流传甚广，却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三）唐武德元年改隋西龙门郡为西龙州，贞观元年改西龙州为龙州
此说出现于当代，仅为《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一家之言。郭声波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认为，《新唐书・地理志》中的“西龙州”就是隋末西龙门郡在唐初所改置的政区名称，至贞观元年（627年），方去“西”字，改西龙州为龙州。他首先认定，唐初的政区名称是“州”而不是“郡”，所以《旧唐书・地理志》所记的“龙门郡”或“西龙门郡”肯定是错误的。但《新唐书・地理志》记为“西龙门州”或“龙门州”也不对。正确的名称应该是“西龙州”（亦称“龙州”），以与陕东道行台邢州总管府“东龙州”相别。郭先生此说似乎有些道理，但他对自己这一结论显然也不够自信，所以给自己留了一个后门：在“西龙州”后面加括号标明“亦称龙州”。〔笔者当年在《平武县志》总纂过程中，就是这样处理“龙门州”与“龙州”的关系的。〕如前所述，隋末改平武郡为龙门郡，随即又因今山西省河津市境内龙门郡、龙门县的存在，故加一“西”字，改称“西龙门郡”。但此时情况又有所不同：山西之龙门郡、县 设置在先，平武郡改置龙门郡在后，故需要在后改之龙门郡前加一“西”字以示区别。而邢州总管府管下之“东龙州”设置于武德元年，即与所谓“西龙州”设置于同一年，而其设置的具体时间完全可能是在所谓“西龙州”之后。因为前文已说明，巴蜀地区归附李唐很早。因此，其之所以叫“东龙州”，完全可能是因为在其设置之时，位于其西方的西龙门郡已改为“龙州”，故其自身再改为“龙州”时，需加一“东”字以示区别，一如由平武郡改置而来的“龙门郡”改称“西龙门郡”。所以我认为，郭声波先生此说较为牵强。且经查阅史料，称“西龙州”者仅此一处，属于孤证，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所谓“西龙州”，其实就是《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的一处笔误。实际上，《新唐书・地理志》编纂者想要表述的应该是“西龙门州”，以与其后文“贞观元年曰龙门州”相呼应。不知是在撰写过程中，还是在后世的传抄过程中，掉了一个“门”字，于是成了“西龙州”。对此，前文已有详细辨析。郭声波先生《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以“西龙州”为隋末西龙门郡在唐初所改置之州名，显然不够审慎。
六、历史真相是，武德元年直接改隋末西龙门郡为龙州
综上所述，隋末西龙门郡在唐初改置的政区名称，《旧唐书・地理志》称“龙门郡”、“西龙门郡”是绝对错误的，《新唐书・地理志》称“西龙门州”、“龙门州”也不正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称“西龙州”则缺乏依据。其实，隋末西龙门郡在唐初改置的政区名称就叫“龙州”。武德元年（618年）五月唐朝正式建立之后，即宣布了“罢郡置州”的行政区划政策，这是唐朝立国之初的新政之一，应是全国统一遵照执行。其时，蜀地中心蜀郡改为益州，平武郡东面的义城郡改为利州，东南的普安郡改为始州，南面的金山郡改为绵州，西南的汶山郡改为会州，西面以扶州之嘉诚、会州之交川新置松州，西北的同昌郡改为扶州，北面的武都郡改为武州，东北的阴平郡改为文州。除新设之松州之外，都是使用了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州为郡之前的旧州名。此时重新启用龙州旧名，直接改隋末的西龙门郡为龙州，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而且，说隋末西龙门郡在唐初改置的政区名称就是龙州，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而是有确凿证据支撑的。最直接的证据就来自《旧唐书・地理志》。其“山南道利州条”下记载：“利州下。隋义城郡。武德元年，改为利州，领绵谷、葭萌、益昌、义清、岐坪、嘉川、景谷七县。二年，置总管府，管利、龙、隆、始、蓬、静六州。三年，割绵谷之东界置南安州。四年，割景谷县置沙州。七年，又割岐坪、义清二县置南平州。其年，改总管府为都督府，督利、龙、隆、始、沙、南安、南平、静八州。利州领绵谷、葭萌、益昌、嘉川四县。”“景谷。汉白水县地。宋置平兴县，隋改为景谷。武德四年，置沙州，割龙州之方维来属。沙州领景谷、方维二县。贞观元年，废沙州，以景谷属利州，仍省方维县并入。”武德二年（619），山南道之利州置总管府，所管六州中即有“龙州”，而不是“西龙门州”或“龙门州”，也不是“西龙州”，更不是“龙门郡”或“西龙门郡”。这充分说明，在唐武德初“罢郡置州”之时，隋末的西龙门郡已经改置为龙州，与周边各州一样恢复了旧时州名。
《旧唐书・地理志》的编纂者显然并未发现自身这一矛盾之处。而包括郭声波先生在内的历代研究者，似乎也直接忽略了《旧唐书・地理志》“山南道利州”条下关于龙州的记载，而始终在其“剑南道龙州”条内纠缠不清。以至于郭声波先生在《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中叙述利州总管府、利州都督府沿革时，反而将其原文中原本正确的记载“龙州”改为依据不足的“西龙州”：“武德二年（619年），割中央直隶利、静、蓬、隆、始、西龙六州置利州总管府，仍直隶中央。……七年（624年），改为利州都督府，直隶中央。……贞观元年（627年），属关内道。二年（628年），割属山南道。改西龙州为龙州，废沙州。六年（632年），罢都督府，……龙州改隶陇右道松州都督府。”
七、唐初龙州隶属关系变迁及羁縻龙州概况
关于贞观六年（632年）龙州改隶陇右道松州都督府之事，郭声波先生认为“史志俱无记载”，《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遂根据《括地志》相关记载而补记之。据《括地志・序略》记载：“唐《贞观十三年大簿》，凡州府三百五十八。”其中陇右道部分有龙州之名，由此可知贞观六年（632年）利州都督府罢废后，龙州即改隶陇右道松州都督府。此说依据并不充分，因为《括地志・序略》仅仅记载了松州都督府和龙州州名，但二者序位相距甚远，并不能确定其隶属关系。查《旧唐书・地理志》，其剑南道松州都督府下记载：“据贞观初分十道：松、文、扶、当、悉、柘、静等属陇右道。永徽之后，据梁州之境，割属剑南道也。”此处所举七州中虽无龙州之名，但在其后的分州记述中，除上述七州外，还有龙、恭、保、真、霸五州。龙州之名，赫然出现在松州都督府所辖十二州之内。《旧唐书・地理志》其后又总结道：“已〔以〕上十二州，旧属陇右道，永徽已〔以〕后，割属松州都督，入剑南道。诸州隶松州都督，相继属剑南也。”此乃龙州隶属陇右道松州都督府的确凿证据。不是“史志俱无记载”，只是郭声波先生没有注意到而已。
《旧唐书・地理志》虽然将龙州误记为西龙门州、龙门州，却也记载了龙州曾为羁縻州的史实：“贞观元年，曰龙门州。初为羁縻，属茂州，垂拱中为正州。”曾有人据此言龙州曾改为“正州”（康熙《龙安府志》即是如此），可算是低级错误。这里的“正”不是州名，而是对州的性质的界定，即相对于“羁縻州”而言，是正式的州、常规的州。此“正州”与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改龙州为政州的“政州”完全是两个概念。
关于羁縻一词的意义，《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解释说：“羁，马络头也；縻，牛靷也。”引申为笼络、控制。自唐朝开始，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因其俗以为治，有别于一般州县，相当于现在的自治州县。前已辨明，“龙门州”应为“龙州”。此处未确定龙州降为羁縻州的具体时间，而是笼统地说“初为羁縻”。郭声波先生认为：武德、贞观间，龙州为正州，先后隶属利州总管府、利州都督府和松州都督府。根据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显庆、乾封间，龙州刺史仍为汉官。然《旧唐书・地理志》松州：“仪凤二年，复加整比，督文、扶、当、柘、静、翼六州”，已无龙州。由此推知，仪凤二年（677年），龙州方有可能降为羁縻州，改隶茂州都督府。垂拱三年（687年），茂州都督府所属羁縻维州升为正州。由此推断，羁縻龙州也有可能于同年升为正州，直属剑南道。因此，龙州为羁縻州的时间，起自仪凤二年（677年），止于垂拱三年（687年），共计10年。需要说明的是，郭声波先生上述看法以推测为主，尚无确凿证据，权作参考。
八、唐朝前期龙州建置沿革及“龙门”一名的历史影响
至此，今平武县境隋末唐初的建置沿革已疏理清楚，试以《新唐书・地理志》之体例整理修订如下：龙州，本隋平武郡。隋义宁二年（618年）正月，曰龙门郡，以境内龙门山为名。寻以其东方已有北魏龙门县、东魏龙门郡（隋开皇初郡废）之故，遂加一“西”字，曰西龙门郡。唐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曰龙州，以西魏旧州为名，直属中央，仍领江油、平武、马盘、方维四县，治江油县（今平武县南坝镇）。武德二年（619年），隶利州总管府。四年（621年），割龙州所属方维县与利州所属景谷县置沙州，龙州领江油、平武、马盘三县。七年（624年），隶利州都督府。贞观六年（632年），罢利州都督府，龙州改隶陇右道松州都督府。贞观八年（634年），省平武县入江油县，龙州领江油、马盘二县。仪凤二年（677年），降龙州为羁縻龙州，改隶茂州都督府。垂拱三年（687年），复升羁縻龙州为龙州，隶剑南道。天宝元年（742年），改龙州为江油郡，以北朝旧郡为名。同时，改马盘县为清川县。江油郡领江油、清川二县。至德二载（757年），改江油郡为应灵郡（亦称灵应郡）。乾元元年（758年），改应灵郡（灵应郡）为龙州。仍领江油、清川二县，治江油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