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从不相信神的存在，在第三次精神病发作后，我得到神的启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每个人的全部思维都是神的创造主宰。从此我的命运发生改变。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日，一年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也是最寒冷的“大寒”降临，我出生在武汉一个教师家庭，家住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

我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整夜睡不着觉。父母为了让我换个环境，就让我到二姨家去住几天再回来，谁也未料到，此时的我已到精神崩溃前夜。

二姨家在武昌文明路，住在一楼，有三间单独的、每间大约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晚上我一人睡一间小房。我依然睡不着觉，回想当晚在二姨、二姨爹房间闲谈时，进来一位邻居家的小女孩，长得漂亮，我还朝她多看了一眼。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怀疑这是否是有意安排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成天纠缠在如何处理与两派同学的关系。

产生怀疑的念头，可能就是我思想崩溃的临界点，我开始将现实生活怀疑成是一种安排。当然，事实是这位邻居小女孩到我二姨家来玩一玩，恰巧我也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安排。

此时我睡在床上，各种过去的经历、各种事情，不论是记住的还是早已忘记的，纷纷在脑海里涌现，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地快速闪过。

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的思想，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了，只隐瞒我一个人。学校里的各位同学、各派学生组织、我与各派同学的关系、家里的父母弟妹、亲戚朋友、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毕业分配、推荐选拔等等，都是经过事先排演，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每一个人都按照分工，扮演各自的角色各负其责，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我还以为我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以此进一步联想和推测，那么父母亲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弟弟妹妹呢？也可能是父母亲生的，也可能是挑选来扮演我的弟妹的。我的那些亲戚呢？可能他们就是我父亲、母亲家里的亲人，也有可能是挑选来扮演亲戚的角色。我的同学、老师、与我打交道的一切人都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思索着，想啊，想啊，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可能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电影导演，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为了使我能够亲身体验以后剧本中所需要的真情实感，而专门设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长大后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为什么要我到二姨家来住呢？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在培养我的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期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主管这件事的上级领导，早就开始区分和追究是我家里人的责任，还是学校同学的责任。难怪最近我的父母看到我时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说父母才是为我好，要我脱离学校那种环境，不要到学校去。

看来家里父母和学校同学之间为推卸责任已有矛盾。现在要我到武昌二姨家来，一定是对我的培养已经失败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级已经分清了责任，要在汉口处罚我父母弟妹才要我避开来到武昌。

想到这，我焦急万分，即使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妹妹，我与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生死牌》故事的情节，在这次惩罚中，我的父母弟妹都得到了“死牌”，已必死无疑。

我听到室外自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在暗示我，我的父母弟妹现在都被捆着，身上正在流血，因为我的原因，他们都要被杀害。我深深爱我的父母弟妹，我越爱他们，我的心就越难受，我的心好像被刀割一般，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去救我的父母弟妹全家人。这时已经是半夜，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我住的房门穿过走道，到对面敲二姨和二姨爹的房门，并大声喊：“我要回家！”二姨和二姨爹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对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过江回汉口？”我说：“我都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也不是我的二姨。”我看到二姨和二姨爹听到后大惊失色，一脸惊恐的神情，二姨连声喊道：“我是你二姨！我是你二姨！”

我想往外走，自己回汉口。二姨爹一把抱住我，我的表弟、邻居也有人闻声起来，阻拦我出去，并一起把我拉回我住的房间。我认为那些负责培养我及有权处理我全家命运的上级领导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想要他们出来，听取我的意见，不要杀害我的全家。为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引出来，我抓住房间垂吊电灯灯泡的电线，将电线、灯头一把扯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房间的人一起把我拉住，按在床上。此时并没有发生我认为的所谓负责人走出来，我只得顺从躺在床上。二姨、二姨爹等人看到我平静些，就离开我睡觉的小房间，可能就在屋外守着怕我再跑出去。

我躺在床上，头脑的思维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又冒出许多想法。我刚才说父母不是我的父母，二姨也不是我的二姨这话时，二姨怎么那么惊恐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这种不让我察觉，在看似平常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将我培养成为导演的安排，最大的失败就是穿帮。如果被培养者感觉到并识破了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是为了培养自己而设计和实施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培养工程就彻底失败，不可能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刚才我跳出来，亲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为这样可以救自己全家人，反而是我不打自招，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培养工程宣布失败，也就是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部判了死刑。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处死了，他们是死在我的手里，都是我的过错。那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惨遭灭门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使我生不如死。

@怎样走以后的路 2021-03-22 20:54:24
当时楼主年纪有多大也没交代一下？
-----------------------------
1968年，当年18岁。谢谢提醒和关注。

早晨，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小毛（我的小名），你怎么了？”母亲抚摸我的头时，她的手在发抖，说话时声音在颤抖。母亲注视我时，那满含泪水的眼睛、那悲伤的眼神、那凄惨的面容，是我从来未见过的，一下子母亲的眼泪全流下来。

父亲强打着精神，对我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们还要支撑着演这场戏，还要挽救培养我成为导演的这个败局，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好像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我忍着泪水，我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我却再也不能说出来，越是明白，就越意味着害了自己全家人。

面对我最深爱的父母亲，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我却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说：“我害怕。”父亲对我说：“你怕什么，什么人也不敢动你。”当然，我这个关系着那么多人生死的重要人物，肯定别人不敢动我。我当时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理解的。

@怎样走以后的路 2021-03-23 13:38:03
继续顶贴！我也快人到中年，但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人生，总觉得过得很失败。现在我依然没找到是不是一切都早已安排好的剧情的证据。还在瞎活着。
-----------------------------
我在未得到神的启示真理之前，一直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谁要是说有神存在，一切都是神安排好了，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我过得非常惨，后面要叙述。自从得到启示后，我的命运逆转了。

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后一辆三轮车，母亲的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她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双手紧紧抱着我。

三轮车缓缓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送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湖北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

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一个大厅，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是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

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

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像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她对我说：“找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中间，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了不少钱。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

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二姨和父母亲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怎样走以后的路 2021-03-25 12:24:24
顶
-----------------------------
谢谢

一九六八年底学校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根据有关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一元街。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母亲任教的一元路小学突然通知母亲，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任教的安静街中学联系好，我父母及全家一起下放农村。

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随学校下放在湖北随县农村外，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家6口人一起下放湖北枣阳县农村。

这下子全家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继续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武汉吗？

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来。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还有招工资格。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

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快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两头都落空。没有什么比全家在此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由于担心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妹插队的随县。

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货运火车运往农村。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乘火车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农村插队落户。

我们家住在村的另一头，住房是两户社员家先后腾出的两间小房屋。生产队长安排父亲、我与青壮年社员一起做农活，母亲与年龄大的妇女做一些较轻松的农事。

我坚持每天出工，体验到农忙时栽秧割谷的艰辛。我在农村不安心，为自己前途担忧。根据后来的政策，跟随父母下放的学生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我所在公社已经进行几次招工了。招工条件主要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有没有政治问题，特别是亲属有没有被“杀、关、管”。

远在随县的大弟毛弟、大妹毛妹都因父亲和祖父的问题未能招工。

我后来才知道，我祖父被划为地主，在土改中被镇压。父亲说他这一辈子政治上就是受祖父这件事情影响，一九五七年他的言论并不严重，但结合祖父问题，说他坚持反动立场，一九五八年被戴上反动份子帽子送去劳改。

我的社会关系成员中，祖父就属于“杀、关、管”中最严重的“杀”。我们与祖父关系又属于直系亲属，政治上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只是比父亲要轻一些，因为隔了一代，但仍属于严重的社会关系问题。有了祖父这个问题，招工等任何好事都不要想了。

家庭成员中父亲五八年被划为反动分子。我过去只知道有反革命份子，从未听说过有反动份子这个帽子，这肯定属于敌我矛盾是专政对象。父亲曾被劳改那是属于“管”还是“关”呢？或者两者皆有之。

当时十分强调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招工、参军、入团、入党时都要进行严格政审，凡是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重要成员中有“杀、关、管”问题的几乎都被拒之门外。

招工

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是个艰苦的建筑施工单位，好多知青为逃避招工跑回武汉。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注：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下放的农村。我退休后拿到个人档案，里面没有我的团员档案，并看到，我招工时没有经过外调政审，招工几个月后又补了，我父亲学校的回函写清楚了我祖父、父亲所有的问题。我也明白了，我开始是连里的基干民兵，后来未说原因，就没有我了），同意我填写招工表，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们到单位后才了解，这是一个最初由工程兵改制，后属建工部领导，在我国大陆广大范围内流动，从事工业土建工程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完成大庆石油城会战后，又转战到深山掩蔽之中的十堰车城。

我当上一名抹灰工，穿上新工作服，第一次领取了工资，当上新工人没高兴多久，又陷入新的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