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墓碑》读后感（1）

刘放先生作：沉重的墓碑——读杨继绳《墓碑》，转录如下：
一

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的新著《墓碑》于今年五月在香港出版（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这是一部长篇调查报告，约一百万字，详细记述了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大 饥 荒的史实。
对于这场大 饥 荒，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1962年刘少奇又对毛泽东说：“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但大 饥 荒过去四十多年了，中国还没有这样一本书出来。这一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杨继绳义不容辞肩此重任，决意将这一旷世历史灾难写下来，以警后世。
为写此书，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走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的大小官员、饥荒的幸存者、及见证人。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文件、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
经十多年辛劳，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终于写成了这部巨著，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
必须指出，在这场大 饥 荒中，大量的死亡发生在农村。中国的城乡双轨制下，当时占百分十几的城市人口仍能得到有限的粮油供应，城市饿死人不多。故话语资源稀缺而苦难深沉的农民往往被时代所忽略。
杨继绳出身农村，父亲也死于这场饥荒，有切肤之痛，由他完成此一历史使命实在也是某种必然。
先前读到过香港作家倪匡对此书的介绍，他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读这部书，以了解历史真相。但又劝谕人们不要轻易去读此书，因怕一般读者在心理上难于承受。
虽然有倪匡“预警”，当我真正读到此书时，还是难于承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
饥饿而死是一种漫长的痛苦过程，它对人的肉体、心灵是极其残忍的折磨，摧毁的是人的理性、道德、人伦、良知和尊严，然后才是生命的死亡。
老实说，在看到此书之前，我对当年大 饥 荒的认知还是相当有限的。尤其对饥民相食的事，以为是极其个别的现象。但此书记述的大量事实，说明当年吃人的事件相当多。
作者引述毛泽东前秘书李锐的话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作者采访纪录的此类事件，资料详实，证据充分，时间、地点、当事人姓名一应俱全。读来令人毛骨悚然。
当然，因为这一历史事件本身的悲剧性、严肃性，作者只能以极其严谨的笔法，作冷静客观的记述，文字辞藻尽可能朴实简洁。故不能写得文彩飞扬，是写史的另一笔法。
作者在上篇着重介绍了全国大 饥 荒中其中十二个省的情况，是为详写。这十二个省是他一一实地考察过，并详细阅读过档案资料的，写得相当具体。
对他没有实地考察的其他省份，则根据通过各种渠道查阅的资料，在书中作了介绍。对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实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真实可信，无可质疑。
作者在前言中说，书取名《墓碑》，一是为他那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 饥 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四是如果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他说，我立的这块碑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相当明确，就是要让世世代代记住这场灾难，永远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119、《墓碑》读后感（2）

二

这场大 饥 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由于主要当事人已离世，原始统计资料已销毁，应该说难于得出完全准确的数字。
中外人口专家们计算出来的数字有所差别。作者参照了各种资料，认为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
作者曾采访了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及其时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
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
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
因此，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大 饥 荒中与人口死亡相关的统计资料。但现在看来，就是此一份统计资料也未必完全准确。因为当时各级官员害怕承担政治责任，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
后来的人口学者、人口专家们用以研究的资料，主要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的《中国人口》丛书等。
这种计算方法涉及到统计学等多种专业，复杂而繁琐。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的统计表和各类图表。一般读者要完全了解较为困难。只能看看他们的计算结果。
大体上，他们是以1959年至1961年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与1959年前三年，及1961年后三年的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作比照。因为死亡率包括自然死亡与非正常死亡，所以要从中相对科学的计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即饿死人口），有一定的难度，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也会出现偏差。
作者自己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中国学者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1993年出版）、曹树基（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王维志（见《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的计算结果，认定死亡人数约为三千六百万。
这也只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如果以一些中国官员自己作的统计，三千六百万这个数字显然是偏低的。
如前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著文说，四川省在大 饥 荒中饿死一千二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是约八百万人。
原毛泽东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下放安徽劳动，认为安徽饿死五百万人，而专家们的计算结果为两百六十万人。
薄一波曾说山东省饿死三百万人，而专家们计算的结果为一百八十四万人。
或许这些官员们提供的数字有他们的根据，但专家们只能以手头的资料为依据，计算出比官员们所说低得多的死亡数字。
尽管专家们知道这些资料并不那么准确（如上所述，地方官员们怕承担政治责任，往往隐瞒或少报死亡人口）。
这些数字都是中国体制内的专家学者统计出来的。一直以来许多人总是有个误会，以为60年代大 饥 荒的死亡人数都是“西方敌对势力”或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
三千六百万个生命意味着什么？这相当于几年前两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数。是1945年美国投放到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口的四百五十倍；或相当于日本在中国南京大屠杀中杀害人口的一百二十倍。
这个数字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死亡人数（一千多万），接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死亡人数（约四千多万）。
也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灾荒都望尘莫及的数字。中国近代史上记载的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1928――1930年，全国22个省受灾，死亡人数为一千万人，已经是历史最高纪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写道：（中国60年代）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纪录以来最大的一次饥馑。
这还不包括在大 饥 荒三年间全国减少生育的三、四千万人口。
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堆数字。我知道有许多人对这样的数字早已无动于衷。然而这堆数字背后是多少惨绝人寰的悲剧，多少个人及家庭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多少千万堆的森森白骨。
今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八万多人罹难。中华举国悲痛，全民哀悼。但有几人记起大 饥 荒死去的三千六百万生命？有多少人为他们恸哭流泪？

120、《墓碑》读后感（3）

三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得到的资讯都认为，这场大 饥 荒的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加上当时的“苏修”逼债。连《墓碑》作者本人对此也曾经深信不疑。
但作者后来经深入调查研究，查看了这些年间的大量原始资料，发现以上这些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
先看看所谓的自然灾害。作者曾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经他们帮助，找到了许多相关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有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1993年），及金辉的《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
高素华的这本图集是中国农业气象学家根据1951――1990年间分布在全国350个气象点站资料作出的分析。其中当然也就包括1958年至1961年间的详细气象资料。
而金辉先生提供的资料图表，是国内许多著名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详细纪录了1895年以来80年间全国各地的旱涝情况。
作者在《墓碑》一书中大量列举了这些资料。同样，这都是些相当复杂繁琐的图表、数字和专业用语。而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1958年――1962年间根本没有出现特别的灾害性天气。如果与别的年份作比较的话，这几年堪称是风调雨顺。
当然，中国幅员辽阔，地理气象条件复杂，每一年中，总会有某些区域出现程度不同自然灾害。可以说是无一年无之。
而在资料中显示，以大 饥 荒三年间所遇自然灾害作比照，则1956年、1957年、1962年、1963年、1977年、1978年等等年间的受灾面积都超过这三年。
再说，在通常情况下，即使局部地方出现灾害粮食歉收，以中国地方之大，一般都能自行调适，以丰补歉。
中国有俗语说是“湖广熟，天下足”。又说是“四川熟，天下足”。可见这种调适余地是很大的。历史上，除非出现特别严重、遍及全国而又持续时间特别长的自然灾害，否则都不会大量饿死人。
再看看所谓“苏修”逼债的情况。作者对此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证明根本没有苏联逼债的纪录。
研究中苏关系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沈志华也在其著作中指出，他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记载苏联曾经向中国逼债（见《援助与控制：1950年代苏联与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历史研究》2004年第三期）。
中苏间的关系是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逐步恶化的。一直到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才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并陆续撤走他们的专家。
而苏联撕毁的这些专家合同与科技合同，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更主要的是，此时中国的大 饥 荒已经持续了一年半，大量的民众已经饿死。将大 饥 荒的责任推给苏联逼债，毫无事实根据。
相反，沈志华教授还在资料中发现，苏联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主动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食糖。但中国政府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总额为66亿旧卢布（折为14亿新卢布），中国是在1964年自己主动提前一年还清的。提前还清是我们为了面子，并非是由于苏联的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三年大 饥 荒期间，中国政府还拿出大量的资金和物资，支援别的“兄弟友好”国家。
1964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自豪地宣布：在困难时期，我们不仅基本还清了外债，“我们还拿出比这个时期偿还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
在大 饥 荒最严重的1960年，国家成立了专门的外援机构，数额也在这一年激增。其中1961年至1964年的外援总额为35·5亿元。
事情非常清楚，造成这场大 饥 荒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苏联逼债，而是人祸。是中国政府1957年以来的大 跃 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食堂化等等一系列违反自然规律、违反人民意志的错误方针政策（包括对农民超限度的强征粮食），造成了这场大劫难。
不幸的是，在赳偏救灾的过程中，又一错再错，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及时扭转错误路线，饥荒遂继续恶化。
而在全国实行的专制统治也阻断了民间自救之路，各地基层干部派民兵持枪拦截饥民逃荒要饭，认为这是给社会主义抹黑。这也加剧了死亡。
当时执行的封闭政策，更对外部世界封锁消息，拒绝国际社会救灾。可以想象，如果能象现在的北朝鲜那样接受国际救援，情况将会缓解很多。
对这场人祸，刘少奇在1962年毛泽东中央七千人会议上，承认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也被迫在会议上勉强做了检讨。
刘少奇处在当时的位置上，不能不顾及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考虑到毛泽东的面子，他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保留，打了折扣的。实际情况全是人祸。
但刘少奇因为这句话，得罪了毛泽东，惹下了大祸，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惨遭整死。至少，这是个关键的起因。
据毛泽东在文革中透露，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肚子气。也就在此时开始，毛泽东决定除掉刘少奇。
据许多专家考证，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动因之一。

121、《墓碑》读后感（4）
四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
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 饥 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
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 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 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 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
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 饥 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 的产物。
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
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
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 饥 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
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 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22、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

2005年9月12日，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
惨痛的记录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便是著名的“三年大 饥 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3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 饥 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 饥 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上世纪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4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3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沉重的回忆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
“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青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
“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之下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我家就多领了一份口粮。
“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青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的，饿的时候想逃回去。
“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 饥 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
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全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 饥 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人口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65万公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 跃 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
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
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就是一点旱灾，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
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
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
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
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让社员在一个山坳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
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
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
“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黏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
“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说：
“1961年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
“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121、《墓碑》读后感（4）
四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中国的变化，足可以“天翻地覆”来形容。不管存在多少社会问题，不管贫富如何悬殊，社会已经进步，物质生活水平更是大大提高了。要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无论人们拥有多或寡的财富，肚子已可以吃饱了。在城市，已出现肥胖问题。有的农村也出现卖粮难现象。
同是这片天，同是这片地。而现在的耕地面积已比60年代减少很多，人口却增加了近一倍。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松开农民的手脚！
这就从反向证实了四十多年前那一场饥荒悲剧，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历史事实证明，以中国土地的肥沃，自然条件的得天独厚，以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只要有十把年休生养息，没有横征暴敛，没有战争，没有特别超常的自然灾害，不管谁当皇帝，神州就会富足，人民就有温饱。
就是在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生产技术落后的封建时代，中国也出现过经济繁荣、歌舞升平的一个个“盛世”。
所谓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其中的贞观之治，史载长安斗米三文钱，“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道德风气，这种走到哪里都可以免费吃饭的物质条件，让任何一个古今中外强国都自愧不如。
中国走到了今天，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作更为深入的思考。作者并非只是为写史而写史。
《墓碑》一书以相当的篇幅对这场大 饥 荒作了深刻客观分析。对产生这一悲剧的社会历史背景作透视扫瞄。并以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一场历史， 指出其起因、过程、及结果的必然联系，对历史人物该褒的褒，该贬的贬。
并以强有力的证据印证了产生这种悲剧的根源是 政制。这其实也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
当然， 体制确也能创造许多奇迹，如我们今天看到的繁荣和五光十色。但由于缺乏起码的监督与制约， 体制更大的可能是出现失误，且往往是重大的致命失误。
而一旦出现失误，又因机制的缺失很难得到纠正。60年代的大 饥 荒、文化大革命都是此种 的产物。
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的考证，世界饥馑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民主、自由、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如此重大的饥荒。包括人口众多的印度在内（《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
三千六百万条人命，天大的罪孽。如何清算？历史有时很无奈。一经岁月淘洗，再大的恩恩怨怨也随风而逝。
岳飞的《满江红》有“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名句。但后来连南宋王朝都灭亡了，靖康耻如何雪？臣子恨如何灭？
清兵入关后，杀人如麻。“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血海深仇。但两百多年后，满人汉化，八旗子弟成为街坊，这些事也就只能不了了之。
大 饥 荒的当事人、主要责任者都已离世。如今的领导人也都是当年饥荒的受害者。只不过因为他们是城市人口，有低定量的粮食供应，不至饿毙。他们都不是这场大灾难的直接责任人。
以暴易暴，冤冤相报，使我们民族千百年来的苦难循环往复。而现代文明社会已为人们提供了和平理性的发展路径。
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主动自觉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尽量减少社会震荡，实现政治民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但记住历史，记住这场灾难，给一个说法，吸取教训，则是必须的。
作者在前言的最后写道：在 制度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122、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

2005年9月12日，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也反映了我们正在有条不紊地融入现代国际社会。
惨痛的记录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便是著名的“三年大 饥 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3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 饥 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 饥 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上世纪50年代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4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3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沉重的回忆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
“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青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
“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之下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我家就多领了一份口粮。
“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青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的，饿的时候想逃回去。
“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 饥 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
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全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 饥 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人口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年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65万公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 跃 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
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
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就是一点旱灾，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
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
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
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
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让社员在一个山坳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
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
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
“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黏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
“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人，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销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说：
“1961年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
“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123、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1）

丁抒所著《从“大 跃 进”到大饥 荒》，比较全面的叙说了大饥 荒的情况，他所引用的资料也比较多。此文摘编如下。

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问题是，它的来龙去脉如何？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大 跃 进期间中国饿死了多少人？
文革前，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如今，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终于说出了真话：
“一九五八年的‘大 跃 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 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 跃 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 倾’运动造成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另一位中 共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主席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
“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文革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 荒一直是碰不得的禁区，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至今未有定论。直到现在，这个数字仍然是个禁区。 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
“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予深入探讨。
迄今为止，认真研究这个数字的学者仍然不多。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
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四千○四十万。”
但是刊登了此一研究成果的上海《社会》杂志却受到党的干预，金辉受到处分，该期杂志被勒令停止发售，杂志社遭“整顿”。大饥馑中的死亡人数再次成为学术讨论的禁区。
本文作者以中国政府近年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国人口作了仔细的计算，结论是：非正常死亡数在三千五百万左右。除非中国政府更改一九六○年年代人口统计资料，这个数字将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纵观中国历史，一九四九年中 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
而一个“大 跃 进”，饿死的人就多于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数的总和，这是怎样的一场浩劫！且让我们看看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吧。

124、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2）

“大 跃 进”引发的灾难
主席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 跃 进”运动，到年底时，中 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 跃 进。从此“大 跃 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中 共的看家法宝“三面红旗”，“大 跃 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大 跃 进”，对于落后挨打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来说，本是个美妙的字眼。“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
主席这样说当然不错。问题是他个人的功名欲压倒一切，他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役就改变中国二百年的落后，在他有生之年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早在一九五七年，党外人士张奚若（时任教育部部长）和陈铭枢（前国民党政府广东省省长）就曾批评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他反驳道：“什么好大喜功啊，是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还是反动派的好大喜功？”他声称他就是“要好大喜功”。
超英赶美，这并非不可能。可是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宣布的“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却是大谬。
当时的中 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军队总参谋长黄克诚说：主席“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之内办到”。此评语可谓一针见血。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 跃 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副总理薄一波所说：
“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 跃 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 跃 进么？”
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一○七○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
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正是大实话。
那一年刚好老天爷帮忙，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百分之三点四，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百分之三点八还略少一些。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 跃 进”。
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 跃 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中南海，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 跃 进就是这么来的。
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 r>　　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又因中 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
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
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地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
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
所以饥 荒的到来只比大 跃 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譬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五百多人。
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
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
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主席写了一封信，对大 跃 进提出质疑。
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主席就势发动“反右 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１５），形势极度恐怖。
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１６）
因此中 共各级干部唯恐“右 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只有三千四百亿斤，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
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 跃 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如广西上林县，秋收一结束县委就将各公社、生产大队的干部集中开会，要下面报告产量，凡虚报高产的得奖，如实报告的则扣以“右 倾”、“反三面红旗”的帽子，报不到县委要求的数字就不散会。
基层小吏敌不过县大人，只好乱报产量。结果全县本实收一点四四亿斤，却报了二点五七亿斤。这样，汇总到政府总理周恩来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 跃 进”！（未完待续）

125、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3）

饿死人与反瞒产同步发生
于是继续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
“反瞒产”！
早在一九五九年初，主席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
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
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
对挤了农民的口粮这一点，主席十分清楚。他下达指示：“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
“糠菜半年粮”饿不死人，但实际情况是，“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十一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反瞒产私分”是导致大饥馑、数千万人饿死的关键一步。农民成百成千万地饿死的惨剧与“反瞒产私分”同步发生。

126、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4）
（4）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当时人口七千万的全国第一大省四川是个典型。
本来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一五八二万吨，可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撤换了大批坚持实报粮食产量的干部……‘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三千五百万吨，结果国家征购数高达百分之四十九（一九五八年以前平均每年仅征购百分之三十一）。
剩下给每个农民的粮食只有一百三十九公斤，比全国农民平均留粮数低四分之一以上。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饿死人是注定的了！
宜宾市委在“反瞒产”运动中斗争、捆打了两千五百多名基层干部，将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的平均年口粮压得只剩一百余斤。结果三万八千人农民冤死，差不多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成了大 跃 进的牺牲品。
仁寿县，县委书记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
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交出去后，便只有饿死了。四川省委书记阎红彦带领工作组前去处理，并发放了五百万斤救济粮，可是一百一十万人按人头分，一人不足五斤，制止不了死亡潮。
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寿县人口比大 跃 进前的一九五七年少了二十六万，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个人民公社六万余人划给威远县以及少数外流者不算，多数饿死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主席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 跃 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
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四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三万五千人。
从重庆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那里八点七万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成了名符其实的鬼城。
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闻名的巫山县，因“大炼钢铁”使“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饿死人；先后饿死了五万七千人，每六个半人中死了一个。
大邑县，死亡率更高，每五个人里就死了一个！井研县，每八个人里死了一个。新编《井研县志》说，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
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 跃 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 跃 进的积极分子。主席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
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
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 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
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128、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6）
（6）安徽饿死人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
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 倾”、“反瞒产私分”。
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
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主席写的信中说：
“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
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安徽死人如此严重，震惊了北京。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当局力图封锁消息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但最后中南海还是知道了。但问题究竟到什么程度，中 共中央却不十分清楚。
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大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 “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但很可能他始终没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字。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129、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7）

（7）贵州人口1960年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
贵州山区地势偏远，贫穷落后，俗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一九五九年仅生产了七十亿斤粮食，可是省委上报说产了一百五十亿斤，并要在十月前完成征购任务三十八亿斤。
农村严重缺粮，粮食收不上来，省委认为基层干部一定隐瞒了产量。为逼迫他们认为隐瞒了粮食的基层干部就范，省委通知各县“先吃自己的，后吃国家的”，规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不得发粮食给公社食堂。
同时提出一条别出新裁的口号“捉鬼拿粮”，对基层干部审讯拷打，逼迫他们交出粮食。结果造成“贵州死人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遵义地区、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
遵义是所谓“革命圣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 共在此地开会、主席夺得领导权而闻名。
但主席革命成功十年后，遵义却成了人间地狱，农民成批成批饿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绝，成堆成堆的埋人。本书作者朋友的一位亲戚，全家八、九口仅一人活了下来。
一九六○年春，贵州省检察院将遵义分院报告的饿死人、人吃人的情况写进简报，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
省委闻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还是知道了“遵义事件”。四月间，中 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帅孟奇打电话要贵州省委监委汇报遵义死人的情况。
可是省委书记李景膺却将监委写的报告收去，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汇报“遵义事件”，说遵义地委“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可是李亲去遵义处理事件时，只将几个县委书记撤职了事，而将地委书记李苏波上调到省里当了计委副主任。
毕节地区也成了活地狱。“地委书记孟子明是个土皇帝……一九五九年在毕节地区大搞所谓‘捉鬼拿粮’……，制造了全省闻名的‘金沙事件’（金沙县严重死人事件），使无数贫、下中农家破人亡。”
一九六八年，本书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县工作，当地人告诉他：一九六○年几乎家家死人，全县死了大约四分之一。
一九六○年六月，李景膺亲自到金沙县，把六个区委书记逮捕了五个。其中一个杨金伦原是县委书记，因坚持向上级说本县缺粮而被撤职下去当区委书记的；如今也成为坏人被捕。但孟子明却因祸得福，丢掉地委书记职位不久就升官，成了省文教办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铜仁地区思南、余庆、印江三县相继断粮，农民成万成万地死去。
活下来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当年天旱，夏收无着，更多的饥民死去了。
一九七○年，笔者一位朋友到那里一家工厂工作，车间党支部书记告诉他：书记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数家，都是全家死于那场饥馑，无人幸存！
和遵义、毕节地区一样，省委丢车保帅，仅处理了几个县委书记，而被老百姓称为“制造铜仁严重死人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地委书记周国玺却升到省里，当了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
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
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但那些“革命圣地”的冤魂却再也不能复生了！

130、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8）
（8）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一九五八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
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
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 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
“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
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陇中大自然条件较差，但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也没能逃脱大 跃 进人祸。
武山县位于兰州和天水之间的铁路线上，渭河从中穿过，渭河两岸的北山和南山之间，是几十里宽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浇灌土地，在饱受乾旱威胁的甘肃省，属于丰饶地带。
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肃省委表彰的“红旗县”，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饿殍的鬼域。
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为例，从一九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开肚子随便吃饭。
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公社食堂突然开始限量，不能放开肚子吃饭了。大家开始勒紧裤腰带。开头每人每天六两粮食，一周后改为五两；十一月上旬改为四两，下旬改为二两。
到了五九年底，粮食没有了，仅剩下大白菜充饥。队里死了驴，肉被队长们瓜分了，社员们没份。社员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粮食全部没收归食堂。
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烂土豆。社员虽然多少还藏了一些粮，但坚持到六○年二、三月间，就完全没有吃的了。
一九五八年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队劳动改造的兰州大学右 派学生何之明这时已被调到县办工厂，有“城镇居民”的口粮，无饿死之虞，回村看望老乡时还能接济他们一点。
可惜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老乡成批饿死。百泉大队（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饿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东。
甘肃饿死人的严重情形传到北京，震动了中南海。中 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率工作组前往调查。了解到真实情况后，她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
中 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于一九六○年十二月初在兰州召开会议，改组甘肃省委，并号召全省“紧急行动起来抢救人命”。
赈济饥民的粮食是运去了，驻军也则配合地方，挨家挨户送救济粮。虽说“来迟了”，许多农民已经死去，死亡潮终于停止蔓延。
大 跃 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
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
当时，由于刘澜涛被打倒，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
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青海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
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未完待续）

困难时期的笑话

由于“大 跃 进”的瞎折腾，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物质奇缺，市场萧条，全国闹粮荒，连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以芋头代餐。这就是史称的“三年困难时期”，在此期间闹了很多笑话。

双蒸饭
机关干部的粮食供应指标越来越少，大家都吃不饱，于是有人“发明”了能让人吃饱的“双蒸饭”(即将大米先炒一下再放到盅里加水蒸煮，使大米吸收更多的水份增加饭量)。
这种饭的量多了，吃饭时令人有了“饱”的感觉，得到心理上的满足。但是这种饭容易消化，“饱”了片刻就没了，令人感觉饥饿的时间更长，又浪费人工和燃料，得不偿失。
蒸水肿病人
因为饥饿，出现了大量的水肿病人。药物奇缺，于是有人“发明”了蒸汽疗法：用木板造个特制的蒸汽室，架在一口盛着清水的大铁锅上，底层留有进汽洞，病人坐在室内，头从顶层伸出室外，用柴火把水煮沸取汽，但是当蒸汽上来后，病人即大呼救命。其实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胡闹。

猪肉佬选妻赛唐寅
困难时期有“三大宝”──医生、司机、猪肉佬。
医生手握开药、写疾病证明之权，谁能巴结上医生，自会得到好处。比方说：你若能让医生给你写个有肝炎病的证明，每月就可多供应一斤白糖；享受公费医疗的人，若能巴结上医生，不但能开好药，写病假证明，甚至可以让你小病大养，收你入院住疗，吃上一两个月的营养餐。
可见，医生是人们都想以“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送礼巴结的对象，是“一大宝”绝对没错。
司机手中操纵着先进的运输工具，跑的地方多，接触面广，那里有便宜的东西、有不凭票供应的农副产品、副食品，他都可以买到，运什么紧缺的物资，有时货主还“意思意思”(送点)，或者“长多个手”弄点。司机属“一大宝”也没错。
粗鲁邋遢的猪肉佬咋也成了“一大宝”呢？要知道，最馋红烧肉的领导人，都带头不吃猪肉的年代里，掌握着一把猪肉刀有多重要。
你若不巴结猪肉佬，你想凭票买点好些的肉，或想买点猪心、猪肺什么的配药，就算你通宵排队也无门，弄不好连你那些猪肉票都要作废；
反之，不但可以免去排队之苦，只要预先告诉一声，要什么给你留什么，甚至不收票。这就是猪肉佬也成了“一大宝”的道理。
由于猪肉佬也成了“宝”，便引出“猪肉佬选妻赛唐寅”的笑话来了。
笑话说的是，一个年过不惑的猪肉佬丧妻，扬言再娶，于是上门候选的妇人蜂拥而至，门庭若市，比戏台上演的“唐伯虎(唐寅)选秋香”还要热闹。
龙瑞丰以山歌嘲之曰：
笑死人咧---，
笑死人。
猪肉佬选妻，
门庭若市赛唐寅。
时势造“英雄”啰，
癞蛤蟆，
吃了天鹅肉哎～哩。

风威场长
困难时期，专署的机关饭堂有上千人吃饭，常常是以“无缝钢管和耐火砖”(通心菜和豆腐乳)下饭。
龙瑞丰从鹤地水库工地回到单位，又被调去筹建小农场，生产蔬菜和农副产品供应机关饭堂。
龙瑞丰以座落于赤坎游泳场旁，法国人建的“鬼楼仔”(碉堡)作大本营。
向百姓大队要了几亩农田种蔬菜；在海边搭建棚舍养鸡、鸭；还造了两艘渔船打鱼。小农场很快便给饭堂提供了可观的蔬菜、鸭蛋和鱼虾等副食品，改善了伙食，深受领导和干部们的赞许。
领导特批：下放到小农场劳动的干部，粮食供应指标从每人每月21斤提高到35斤，食油、食糖由每人每月半斤提高到一斤。
烟丝是渔民的特需品，当时也是奇缺的东西，凭票供应也常常买不到，一些大烟癮常以木瓜叶代之。有关领导要烟丝厂，按小农场参加捕鱼的人数，每人每月供应一斤。
其实再大的烟瘾一个月也用不了一斤，这一斤烟丝足可解决几个人的烟瘾了，所以大家都向龙瑞丰要求去捕鱼。
在小农场劳动的干部吃得饱吃得好，一些到期轮换的干部，向龙瑞丰苦苦要求让他们“超期服役”。
虽然没有谁正式任命龙瑞丰为场长，但他是小农场的负责人，大家都称他“场长”，龙瑞丰便当了一回风威“场长”。

“老鼠”偷食
为了纠正“大 跃 进”瞎闹造成的混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整顿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农业若干条”、“工业若干条”、“商业若干条”等整顿国民经济的政策纷纷出台。
农村开展“处理共产风”运动，把公社化时刮“共产风”刮走的东西退还给社员和生产队，“原壁归赵”。
龙瑞丰当了年多风威场长后，又被调到处理共产风工作队。龙瑞丰所在的工作队进驻海康县跃进公社，队长是地区人民银行的焦行长，龙瑞丰是资料员。
龙瑞丰与焦队长住在北家大队的田心村一户农民家里。跃进公社地处海康县著名的东洋产粮区，是“大 跃 进”的重灾区。
因为这里田多劳动力少，历来是直播种水稻，“大 跃 进”期间，强调彻底消灭直播，一律要插秧。该社是青年运河的受益区，主要劳动力已调去建筑鹤地水库，所以造成大片农田丢荒，产粮区变成严重的缺粮区，因饥饿导至水肿的病人最多。
工作队进村后算了一笔帐，库存粮食要吃到冬种蕃莳收成，平均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六钱米了(十六两秤)，只能喝上两碗稀粥。
野菜、香蕉头、蔗渣、海苔藓等都成了人们充饥的食物。水肿病人日渐增加，龙瑞丰也患了水肿。
春节，工作队放假回家过年，龙瑞丰夫妇回老家与母亲一起过年。母亲见儿子已饿到水肿，心疼，把藏着的两三斤黄豆炒熟交给龙瑞丰，要他带着每天吃一些。
龙瑞丰想：黄豆的蛋白质比鸡蛋还丰富，炒熟的黄豆可以存放很长时间，一天吃一两就能有效地补充体能，便藏在行李中带着归队。
龙瑞丰明白，这些黄豆必须秘密“处决”。因为，队里的老张偷偷喝了从单位带去的一点酒，整队时受到批评，说他搞特殊化。
白天没有机会“处决”这些黄豆，只好在夜里睡觉时盖着被子“执行”。
一天夜里龙瑞丰已睡下将近半个小时，以为同房的焦队长已睡熟了，便开始“执行处决黄豆的任务”。刚嚼了一口，焦队长发话了：“君仔，君仔，有老鼠啊。”
龙瑞丰诈睡不吱声，过了十多分钟，龙瑞丰以为焦队长睡熟了，又嚼了一口。
焦队长又喊道：“君仔，君仔，有老鼠！”
龙瑞丰忍不住一笑，把嘴里的黄豆喷了出来。
焦队长打亮手电筒一照：“君仔，你这家伙，吃啥？给点我吃呀。”
龙瑞丰笑着说：“不是不给你吃，我是怕你批评我搞特殊化呀。”
焦队长叹气道：“哎，老张喝酒被人看见了，不能不说他几句啊。”
于是两人共同偷享了几斤炒黄豆。

通宵排队买蔗渣饼
“处理共产风”运动结束，龙瑞丰回单位。一天夜里，他从南华酒店门前路过，看见几位婆婆铺着草蓆在那里排队，好奇地问：“阿婆，你们干啥呢？”
“排队买蔗渣饼。”一位婆婆答道。
“啥时候有得卖？”
“明天早晨。”
“为啥通宵排队？”
“怕买不到呀。”
“是不是很好吃？”
“不是好吃，是抵吃，一两粮票可买三只，孙子们都喜欢吃，闹着要买。”
原来南华酒店，每天向糖厂要了些蔗渣打成粉，拌上少量面粉制成饼。这种饼有点甜味，酥脆可口，又少收粮票，大家抢着买。但每天供应的数量不多，所以出现通宵排队的现象。

鱼头汤宴客
龙瑞丰到鹤地水库办事，买了条几斤重的大鳙鱼。有话道，鳙鱼头鲩鱼尾，鳙鱼头熬汤，好吃又补身子。
龙瑞丰弄个水桶把它生蹦活跳的带回家。第二天是星期天，他叫爱人一大早即带着票去排队买猪肉、豆腐和配料，熬鱼头汤。
龙瑞丰骑单车把在农场“攺造”的李珍珍接来，请张月娥大姐、群姨一起共享鱼头汤。(群姨──在“骨肉相逢不相识”一节中已作过介绍。她是龙瑞丰的亲生母，但时下大家都蒙在鼓里，真相大白还是二十多年后的事。)
“这个年头，没啥好东西考敬三位老革命大姐，昨天弄到条大头鳙，熬鱼头汤，请三位大姐来聚聚。”龙瑞丰说。
“这孩子老练了，学得口甜甜的了。”张月娥笑道。
“张老师(李珍珍一直这样称呼张月娥)、群姐，我借花敬佛、以汤代酒，敬你们一碗！”李珍珍说。
“我不会说话，敬各位老革命一碗汤。”龙瑞丰爱人少莲说。
“挺会说话的嘛。”三位大姐笑道。
“我也说句老话，祝你们小俩口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群姨说。
大家高兴地碰碗喝汤，边喝汤边叙旧，温馨的革命感情渗透心田。

（2008，3，27，上午8：50）

（2010年8月24日补充修改）
（2012年4月23日星期一定稿）







从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灾害”之外，中 共又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是造成中国经济严重困难的祸首。
理由是，苏联一方面“背信弃义”地单方面中止执行数百个援华合同，撤走在华专家，包括在中国核工业部门及其研究院协助中国研制原子弹的专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对中国“逼债”。中国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苏联去还债，以致食物短缺、发生饥 荒。
“好东西都运到苏联去了。”用民族主义蒙蔽人民往往奏效，主席成功地挑动起人民对“苏修”的仇恨，转移了人民的不满情绪。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主席访问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宫原沙俄女皇叶卡特林娜的寝宫里最豪华的房间。

131、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9）
（9）河南非正常死亡二百万
当时的中 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 跃 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
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
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 跃 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
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三十二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六十四亿斤。
省里要征购九点六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报奋勇，要为大 跃 进多作贡献，交了十点四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
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
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到达信阳。
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七户，息县五一三三户，固始县三四二四户。”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
对信阳事件，主席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主席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
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
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
河南省的问题刚暴露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想从下面找替死鬼，挑上了禹县县委书记刁文。
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禹县出过一阵风头，每当中央要员前去参观，吴芝圃必定风光满面地陪同。到饿死了人，事情闹大了，吴脸一变，下令枪毙刁文。但被中央发现制止，刁文才拣了一条命。
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一万二千斤，争取一万五千斤”的棉花高产奇迹。
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
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
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相邻的淅川等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唐河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先领着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妇及三名女儿死去。
（文革后，毕被平反，官方为他迁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叙述他的生平时，只说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县委第一书记，一九六○年十一月逝世，对大 跃 进和他的死因只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倒是与他一起跳井时年方十四岁、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的儿子毕剑增说了实话：“唐河当时饿死人多，我父亲身为父母官，他是有责任的。他既是浮夸风的执行者，也是一个受害者。”）
河南饿死人的惨剧被揭开后，大 跃 进的积极分子吴芝圃终于不得不认罪：
“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不过，他的官运并没到此结束。不仅中 共中央委员的头衔却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 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他死后，中 共为他作的传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六年……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六二年以后，任中 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去世”。
同毕可旦的墓碑一样，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吴芝圃的经历也是空白，似乎什么事也没有做；一个欠了老百姓二百万条生命的人物，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
中 共为吴芝圃开追悼会时，河南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甚至发了篇强奸民意的大块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怀念他》。那一天，在河南省会郑州的一处公共报栏，有人在这篇文章旁批了几个字：“河南人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人！”

32、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10）

（10）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
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 跃 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一九五九年老天爷帮忙，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老天爷白帮了忙，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
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 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七百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八百八十七万人。
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二百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但为了大 跃 进而土地抛荒，老天爷不肯再帮忙。饥饿的农民无力操持农活，一九六○年仅产了一百六十六亿斤。
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三十四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七十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一百多斤粮食。
结果有一千六百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一百四十二点七斤”。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
临朐县有个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
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
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
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
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
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临沂地区一位当时的中学生后来这样回忆道：“大概是（一九）六○年，……那时大食堂已经把许多人饿死了。（上学的路上）常见有被狗撕得乱七八糟的死孩子，我怕极了。”
一九六○年十月，罗荣桓元帅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在山东，农村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万降到二百万，许多土地荒掉了。”
罗没细谈山东农民饿死的详情，因在庐山会议上直言批评主席而被打倒的彭德怀元帅却多少知道一些。
当时他正被软禁在北京西郊吴家花园（今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俩到了彭蜗居的地方，她们是步行乞讨一个多月从山东来到京城的。
那母亲一见到彭的一位警卫战士就哭喊道：“儿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饿死了。全村人把树叶都吃光了，都逃出来了……”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
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
闯下大祸的舒同，省委书记当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去当县委第一书记，而活活饿死的几百万山东老百姓却再也没人提起。
此时北京朝廷还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样多，曾希圣便光荣地兼了山东的第一书记。
为了支持曾希圣，中央于十一、十二月间给山东调拨了十亿斤粮食。不过其中有四亿斤是“返还”的粮食，即本来就是山东农民的口粮，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给北京政府的。
换句话说，要是山东的各级干部当初不曾搜刮农民的口粮去向上邀功，许多农民是不会饿死的。

133、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11）


（11） 河北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
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
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
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
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
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
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
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

134、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12）

（12）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主席，毛指挥的大 跃 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为此，以紧跟主席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
周惠也作为“右 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
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
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
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
由于一九六○年上半年严重缺粮，农民顾不上农田管理，天气也不帮忙，一九六○年的夏收极差。不仅没有“余粮”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
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 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
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题外话：石臼湖是笔者当年“接受再教育”、并萌发写作《人祸》愿望之处。）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
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 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
庐山会议后，反右 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
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 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
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 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
饥 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高邮北边的兴化县，死的人数差不多，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了职。兴化北边的宝应县，情况更严重。
因为忙于各种“大干”，顾不上农活，一九五九年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还有的稻田干脆抛荒，结果大减产。
“当年粮食实产十七万吨，而县委主要负责人却坚持核定产量二十七点五万吨，以至征购过头，社员口粮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点五公斤，造成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问题。”
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死者长已矣”，再也不能复生了。
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

135、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祸 （13）

（13）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湖南也没因是主席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
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
向家垴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
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垴探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
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乾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
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13）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５１）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