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庐山悲剧（长篇连载）
怀旧隐士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1959年夏季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上书毛主席，委婉指出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的缺点错误。结果，他和他的支持者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从此，纠“左”转为反右倾，引发了三年大饥荒。彭黄张周罢官后，历尽坎坷（彭德怀惨死、周小舟自杀），文革后平反昭雪。


第一卷 庐山反右

第一章 彭德怀调研回故乡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主席主持下，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两个文件，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主席作长篇讲话。他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是农业革命的方向。
所谓“三三制”是指对耕地的利用，即种粮、植树、休闲种草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主席一直极力主张的，他一直到现在还认为产的粮食多得吃不完。
六中全会期间，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报告称：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8500亿斤，棉花8500万担。其他秋收的油料作物、经济作物也都获得了丰收。（这是吹牛，后来经过核实，粮食不到4000亿斤，棉花3600万担）。
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力争人均2000斤。（这是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吹牛皮）。
农业要开展大面积丰产田运动，推行土地利用的“三三制”。1959年农业要继续大跃进。
彭德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他是主席的老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他参加了武昌会议，在西北组参加讨论。
在小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棉花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有1万亿斤以上；有的人说，粮食有9千亿斤；也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
彭德怀表示怀疑，说：“我看粮食没有那么多。”
谭震林说：“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彭德怀说：“公布的数字少些，将来追加数字，比较主动；公布多了，将来被动。”
后来主席拍板，说公布7千5百亿斤。彭德怀没再说什么，但是心中不以为然。
中央在12月7日，批准了谭震林的报告。
1959年1月2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开幕。
会议规定：1959年粮食产量计划指标是13000亿斤，棉花为12000万担。
这比六中全会确定的指标又提高了2500亿斤和2000万担。会议提出，要继续同观潮派、右倾保守思想做斗争。
对粮食的高指标，彭德怀一直怀疑。他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
八届六中全会闭幕后，他即于1958年12月16日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进行调查研究。

彭德怀在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坐汽车向他的故乡——湘潭县乌石寨奔来。
周小舟和彭德怀、主席是同乡，也是湘潭人。抗日战争前给主席当过秘书，小舟的名字就是由主席叫他“小周”叫出来的。
周小舟告诉彭德怀：在省常委会会上，大家都不同意把当年的产量估计得那么高。所以，近几个月湖南老是挨批评，还被拔了“白旗”。
谈到土法炼钢，周小舟说：全省共建起5万多个“小土炉”，生了火的还不到一半，出了铁的就更少。
谈到公共食堂，周说：公共食堂没有给群众带来什么方便，反而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供给制是鼓励懒人，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
彭德怀听到周小舟的介绍，感到湖南的情况和他走过的其他省份差不多。
汽车在路上飞驰着，车窗外是冬日的原野，收割后的大田空荡荡的，一层浅浅的积水覆盖着禾蔸。
禾蔸一蔸紧挨一蔸，密得不能再密了，根根细如香棍。田里收割得很粗糙，谷撒满地，有的已经发了芽。番薯地里，番薯叶子枯了、烂了，番薯却还没挖出来……。
彭德怀默默地“欣赏”“大跃进”的遗迹。

第二章 满目荒谬满耳怨
到达乌石后，当地的一个大队干部兴冲冲地跑来，向彭德怀“报喜”：大队粮食放了个大卫星，平均亩产达到三千斤！……
彭德怀皱着眉头听着“报喜”，同时打量着周围群众的表情。
他待干部说完之后，便问大家道：“想不到家乡的产量翻了几番。真有平均亩产三千斤的的卫星吗？”大家轰然一笑。
彭德怀转过头来，严厉地对那个干部说：“你莫瞎吹了！我看过田里了，你们的禾苗插的是板板寸，一蔸禾只有拇指粗，能打三千斤？有三百斤就不错！”
接着，他又邀大家一起算一笔账：照亩产三千斤算，除去种子、公粮和超产粮，社员平均口粮应该是一千多斤。“你们去翻仓盘底，看还有这么多粮食没有？”
农民本来就对“大跃进”不满，但慑于干部的淫威，都不敢讲话。他们听了彭德怀一席话，便都放大胆子讲起真心话来。
“彭老总，我们心里早就有数，这是吹牛皮的卫星呀，牛皮吹破了，来年免不了饿肚子。”
“彭元帅，田里谷 还没搬回来，又喊这个大办，那个卫星，不搞还挨打挨骂。难道这就是搞共产主义？”
“彭总，这如今硬要我们打掉小灶吃大锅饭，敞开肚皮胀，只怕明年又要闹春荒。”
“哪个敢说真话？辩论会连打带骂，受不了呀！”
……
那个干部坐立不安了。彭德怀把他拉到一边，说道：“我们共产党人靠实事求是吃饭。大跃进要搞，可不能搞假跃进。强迫命令搞不得，群众会造反的呀！”
那天下午，彭德怀又到大队的炼铁厂去参观。
炼铁炉前，摆了一堆砸烂了的铁锅、炉灶……，这是从各家各户强搜来的。社员吃食堂，小锅小灶没用了，拿来炼铁放“卫星”。
为炼铁，砍光了树林来烧炭。炉前工一天要干20来个小时，比解放前给地主扛活还累。炼出来的，却是一堆没用的铁石混合的灰疙瘩。
彭德怀望着那冒着呛人黑烟的“小土炉”，听着原始风箱的沉重喘息，他再三压抑自己的火气.
他对工厂负责人说：“搞农业的要办工业，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可就是胡闹了。照这种办法炼铁，用俗话说，是黄瓜打锣——丢了一长爽。用文雅的话说，是得不偿失！”
从炼铁厂出来，彭德怀又去看了村里的“大队幸福院”。
那“幸福院”里住的都是老头子、老太婆。有几个是彭德怀儿童时代的好朋友。少小知己，久别重逢，分外亲热，便无拘无束地聊起来。
老人们发牢骚说：“我们这帮老家伙骨头敲得鼓响了，还要过军事化生活，吃集体食堂，只怕不是毛主席的人民公社政策。”
“拆掉民房去搞村庄化，建万头猪场，办卫星工厂，恐怕是吃多了狗肉——发高烧。莫说万头猪，连鸡鸭都没有地方喂了！”
彭德怀听了，连连点头，称赞老伙计们“直言上谏，是难得美谈”。
他又摸摸每个老人身上的衣裳，看看每人床上的被褥。发现老人们的被褥都很单薄，垫着的只是一张草席。
彭德怀当即拿出100元钱来，要大队给每个老人买一床毯子。
临走的时候，彭德怀对老朋友们说：“这个幸福院现在还只能叫做吃饱饭院，不饿肚子院。以后人民公社发展了，你们就能够过上真正的幸福晚年了。只要我还没去见马克思，也会进幸福院，跟你们作伴的。”
“每天才吃三两粮，是个饿肚子院。”
那天晚上，有几位乡亲偷偷来找彭德怀告状。
有的说，公社说要搞居民点，过“共产主义生活”，就拆了社员的房。结果居民点没有建起来，民房的砖石却用来修了炼铁炉，木料让食堂烧火了；
有的说，干部强迫命令，动不动就辩论，连打带骂。最厉害的是“卡饭”，让你全家饿肚子；
有的说，干部上报的粮食产量都是吹牛皮，谁吹的大，就插“红旗”，实际上粮食产量远没有那样高；
有的说，青壮年都炼铁去了，好多粮食都烂在了地里。前段又“敞开肚皮吃”，浪费了不少粮食。现在生产队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等缴完征购，非闹春荒不可。……
夜深沉，月光清冷，北风呼呼。彭德怀和周小舟都没有睡意，就在庭院中散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思考着问题。
彭德怀回忆着乡亲们的诉苦；回忆着最近看到的一系列荒谬现实：什么军事化、集体化、水利化、电气化……，也不知怎么“化”法。
工地上就像演戏，老头子用黄泥抹脸当“黄忠”；小伙子要涂红脸做“杨宗保”、“小罗成”；姑娘嫂子武旦打扮，扮“穆桂英”、“花木兰”；干部们脸上抹一把锅底灰，化装成“楚霸王”。
还规定挖土挑担，不论男女一律得打赤膊。似乎这就是共产主义精神，谁要是反对，就给扣上“资本主义”帽子，轻则罚跪，重则挨打。
这样搞，要搞到什么地方去呢？彭德怀忧心忡忡地问周小舟：“北戴河会议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很难说呀！”周小舟叹一口气答道。
彭德怀连连摇头，忧虑重重，说道：
“浮夸风遍地刮，人们头脑发热到了疯狂的地步。想一步登天，不按经济法则和客观规律办事。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而且，看来现在浮夸风并没有刹住，还在滋长蔓延。长此以往，如何得了啊！”
“必须如实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省委也要采取坚决措施。”
“好！”周小舟说。

第三章 老红军吁请鼓喉胡

在自己的家乡考察完后，彭德怀又来到附近的主席的家乡——韶山。
在那浮夸成风、虚报为荣的年代里，韶山公社把自己的粮食产量吹得很高，有人很欣赏，彭德怀则一直不相信。这次，他要去作实地考察。
彭德怀到韶山之后，即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发现了韶山公社实际上只增产了16%，可是却虚报了很高。
他又询问周小舟，周小舟说，那个公社实际连16%都不到，只有14%，而且还是国家给了很多帮助和贷款后，才勉强达到的。

平江，是彭德怀考察的第三个地方。
三十年前，彭德怀曾在此领导过平江起义，当时他只有三十岁。
此次故地重游，他感慨万千。
当他在天岳书院（当时起义的指挥部）看到自己曾栓过战马的枫树已经长成参天大树时，不禁抚摸着树身说道：“弹指之间过了三十年，树长高了，我也老了。平江起义那年我三十岁，至今又长了三十岁。我是三十年‘求索’，三十年革命。”
“求索？”有人不解地问。
彭元帅说：“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真理嘛！”
在平江的普爱医院（当年平江县委秘密活动场所），彭德怀又回忆起一件往事。
当年平江县委书记是一位女同志，名叫胡筠，她也参加了平江起义。当年她写在墙壁上的“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利归苏维埃”的标语至今仍依稀可见。
胡筠因出身地主家庭，在王明路线统治时期被怀疑为AB团（特务组织）。没有任何调查，没有任何证据，没经任何审问，就被枪毙了。
彭德怀回忆此事时，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他愤愤地说：“‘左倾’路线害死人，再也不能搞‘左倾’了！”
彭德怀参观平江县农业展览馆时，发现照片上的番薯、稻穗、肥猪等按比例看都超常地大。
讲解员滔滔不绝地介绍，番薯卫星十几万斤、水稻卫星一万多斤、肥猪卫星一千多斤云云。
事后，彭德怀问县委王书记：“这都是真的吗？”
王书记苦笑着回答：“那些照片都是搞的特技，卫星都是假的。这么做是给上级和外地参观的看，以显示我们‘大跃进’的成绩，免得被拔‘白旗’。这是不得以而为之呀。”
王书记还说：“展出的1958年的粮食生产数字，实际上没有那么多，那是1957年的高产数字。而把1958年的低产数字算作1957年的了。”
彭德怀问：“你们今年亩产实际有多少斤？”
“少数高产田亩产才八百斤。”王书记老老实实地回答。
“最高才只有八百斤？”彭德怀有点吃惊。
“是的，最高只有八百斤。”老王有点痛心。
“你好！说了老实话。别的地方一报就是八千、上万、几万斤呐。我就不相信。亩产几万斤，稻谷堆在地里一尺厚，长得出来吗？”
“虚报数字都是上边层层加码压出来的。”老王说，“不管你能不能办到，粮棉加番、钢铁加番，什么事都要放卫星，连吃饭都不要钱了。动不动就说你‘右倾’，认为一步就能登上共产主义天堂啦！”
彭德怀沉痛地说：“什么加码，这是逼人说假话！共产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天堂是饿肚子的天堂，喝西北风的天堂，不是我们的理想。”
当天晚上，彭德怀邀请平江起义的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座谈。老同志们热烈发言：
“彭总，报纸上登亩产万斤、十几万斤，那才是哄鬼子的，毛主席知道么？”
“浮夸风不刹车，群众就要饿肚子啦！”
“大炼钢铁砸锅毁林，是劳民伤财呀！”
“彭总，你要向党中央、毛主席说话呀！”
一位红军老人悄悄给彭德怀一张纸，上面是一首诗：“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呀！彭德怀心情激荡：“我一定把群众的呼声汇报给党中央、毛主席！”他把那张纸小心地夹在笔记本里。
在株洲，彭德怀遇到了副总理、计委主任薄一波。
他对薄一波说：“通过调查，我觉得实产粮食数字没有估计那么多，今年征购1200亿斤粮食是很勉强的。如果征了过头粮，不仅将来返运困难，而且会影响农民的生产情绪。估计征购900亿斤为宜。”
薄一波建议彭德怀给中央发个电报。于是，彭德怀给中央发了电报，扼要汇报了农村所见所闻，建议把当年的征购粮减为为900亿斤。
对农村如此严重的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发觉了么？

第四章 毛主席庐山赋诗

1959年6月29日下午，主席到达武昌，登上了轮船，准备去庐山开会。
在轮船上，他召集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华东的柯庆施、西南的李井泉、中南的王任重、西北的张德生、东北的欧阳钦、华北的林铁等。
会上，主席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14个：
（1）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
（2）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
（3）今年的工作任务。
（4）明年的工作任务。
（5）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
（6）当前的宣传问题。
（7）食堂问题。
（8）综合平衡。
（9）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
（10）国际形势。
（11）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
（12）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13）粮食三定政策。
（14）如何过日子。
6月30日下午，主席一行乘船离开武昌，到达庐山脚下的九江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
第二天（七月一日）一大早，乘车上了庐山。
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附近，傍依长江。古称匡庐,为世界十大自
然、文化遗产之一。因在殷周时期,有匡俗七兄弟上山结庐修道而得名。
庐山有四美：一是险峰峡谷，悬崖怪石，可称峻伟奇特；二是银泉飞瀑，激石穿云，堪称奔雷堆雪；三是云雾飘渺，瞬息万变，咏为奇绝无双；四是苍松古道,曲径通幽，可谓妙冠天下。
连日来，庐山一直是阴雨天，这天早上突然放晴。一路上，主席欣赏着庐山美景，心情格外轻松。
他下了车，登上庐山顶颠，居高眺望。红日方生，朝霞灿烂，千峦竞秀，万壑争奇，渺渺鄱阳湖、滚滚扬子江尽收眼底。
他向长江中游极目望去，白云横在江水之上，黄鹤楼隐隐约约的浮现在那里；
他又转向了长江下游，目光随着波浪一直东去，水天相交处，一片迷蒙的乳白色的烟雾。
江山如此多娇，引发了主席的豪情和遐想。
他想到，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显示出人民群众的冲天干劲和迅速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决心。
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已经和正在克服。“三面红旗”就像那滚滚奔流的长江，是不可阻挡的！
东晋诗人陶渊明所构想的人间天堂——“桃花源”，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实现！
那些渺小的可怜的国内外反华反共的小丑们，你们叫嚣吧，伟大的党和中国人民根本不把你们放在眼里！
主席当天住进牯岭的美庐，立即挥毫写诗一首，抒发自己的豪情和感受。
《七律 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原有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后接受周小舟的建议，将《序》删去。
本诗气度恢宏，境界辽阔，彰现出诗人胸襟的博大，气度的轩昂。
作者以登高望远所见所思的艺术构思描述山河壮观，歌颂“大跃进”热气腾腾的大好形势，抒发了作者高举“三面红旗”巍然屹立、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和向共产主义奋进的决心。
首联“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开篇一个“飞”字，气势磅礴，让人体味到那由运动造成的动态美——劲力妩媚，神采飞扬。
在诗人笔下，庐山仿佛天外飞来，巍峨耸立在大江之滨，依然保持一种凌空欲飞的雄姿，似乎暂留此地，稍事休息，以再展宏图。
以“大江”与“飞峙”的庐山相映衬，庐山的雄姿更加鲜明突出。
“葱茏”代指庐山，同时又顺手补描了山色的郁郁葱葱。“四百旋”是写盘山公路之曲折回环，亦见庐山之高峻，而着以“跃上”二字，则如此高峻的山，轻轻巧巧就被诗人踩在了脚下，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
所特有的那一种豪迈之气。
接着“冷眼向洋看世界”，诗人直抒胸臆及现实处境。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诗人担负着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此时此刻，他屹立在时空交织的“制高点”上，冷静地审时度势，同时又冷对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所形成的反华包围圈。
就像早年诗人在《西江月?井冈山》中所写的那样：“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如今，诗人同样以这样早已化入血液中的井冈山精神再次激励自己，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领导中国人民改天换地。
“热风吹雨洒江天”，诗人又把目光从国际（“向洋”）拉回了国内（“江天”）。
这里的“热风”虽是实写夏日之风，但可引申为热情之风，热烈之风，再往前就可引申为那时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干快上，力争上游，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巨大情怀。
这股巨大的“热风”已从这里，从诗人屹立的庐山之巅洒向祖国万里江天。
诗人的巨大热情也在感召着祖国，感召着亿万人民同心协力创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多、快、好、省”的“热风”旋起来的，在空中若骄阳朗照神州大地。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这两句工仗、典丽，“横、浮、下、起”连环动感，虚实相间，形成立体画面。
“云”本阴柔纤弱，而冠一“横”以饰之，它便有了力度，有了性格，显现出一种厚实的阳刚之美。“九派”系指江河，但方圆九州亦映带其
中。
诗人在此西望武汉上空，江河之上，黄鹤浮空欲飞；接着又东眺江东（及古时三吴地区），但见长江顺势而下，一泻千里，在三吴上空，烟霞蒸腾、飘渺壮美。
这两句，亦雄奇，亦空朦，一片诗意的深沉，既是写景，也是抒
情。写祖国江山的辽阔壮美，抒发了诗人对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的赞美之情。
尾联“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这里巧用了一个与
庐山有着密切联系的历史文化名人——陶渊明的典故。
“陶令”当官之处彭泽县（今江西湖口县）和辞官以后躬耕所在地
他的家乡浔阳柴桑，这两地都在庐山附近。
作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位曾在庐山脚下生活过的著名诗人和他
的《桃花源诗并记》这篇作品里所描述的乌托邦。
“桃花源”是陶渊明描述的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自由平等、人人劳动、自得其乐、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这里喻指诗人孜孜以求的“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
这两句的含义是陶渊明不知去了哪里，共产主义一定能在中国实现！
1959年9月，作者《致诗刊编辑部》信中说：“……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回答那些王八蛋的”。“我这两首诗”即《七律到韶山》和本篇。
当日，周小舟还将主席这首诗的原稿拿给李锐看，其文字与后来公开发表的有几处不同。
原作最后两句为“陶潜不受元嘉禄，只为当年不向前”。这里指的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元嘉四年辞官，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
改后为“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点明陶渊明的理想已变成现实，增添了抚今追昔的内容。
另外，“跃上葱茏四百旋”一句后三字原作为“四百盘”；“冷眼向洋看世界”一句中后三字原作为“望世界”；“热风吹雨”原作为“热肤挥汗”。
这几处是主席征询他人意见后作改动的。显然，“旋”比“盘”更有升腾感；“看”比“望”更富动感和力度；“热风吹雨”比“热肤挥汗”境界更开阔。这正印证了“好诗不厌百回改”的古训。

第五章 彭德怀庐山赴会（1）
彭德怀是1959年6月29日登上庐山开会的。
1958年底的故乡之行，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牢记着老红军写给他的“请为人民鼓咙胡”那句话。
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彭德怀向主席反映了农村的严重问题，力主降低粮棉指标和粮食征购数字，主席没有表态。
在研究提交人大会议的人事安排时，彭德怀提出不想再担任国防部长，希望搞搞经济建设。
他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就曾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主席不高兴，说：“给你个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当，你是嫌官小吗？”
彭德怀瞪起双眼刚要顶撞，周恩来急忙打圆场：“老彭，这是组织决定，不要再说了。”
事后，主席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指名批评彭德怀：“彭德怀这个人刚愎自用，目空一切，他把农村形势看得漆黑一团。我没有听他的意见，他就要挟中央，恨我恨得要死。这个人就是魏延，我死后他非造反不可。”
主席对彭德怀的误会和成见太深了。
这时，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叛乱，彭德怀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叛上，无瑕顾及研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况。
他就把这方面的工作交给了参谋王承光，他向王参谋交代的任务是：
（1）将关于“大跃进”方面的中央文件、简报等收集整理好；
（2）收集整理材料要把成绩记全，缺点错误也不能漏掉。他想继续向主席反映问题、陈述意见。
4月24日，他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各国。出国前，他叮嘱王承光：文件汇编和整理好的材料，待他回国后马上送给他看。他时刻记着“为人民鼓咙胡”。
6月13日，彭德怀出国访问归来。第二天一早，他就来到国防部办公楼。首先找到军委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了解他出国期间国内及军内的情况。
王克诚说：“四月开上海会议时，甘肃还说是余粮省，现在已经成了严重的缺粮省，饿死了不少人。中央调粮救济，但是运输力缺乏，运粮很困难。”
彭德怀叹了口气，沉重地说：“我早说了，要充分估计粮食产量的虚假成分，减少征购粮数量，可就是不听。现在怎么样？问题来了。唉！有些人就是不碰墙壁不回头呀！军队中还能抽出点运输力吗？”
黄克诚面露难色，说：“凡能抽出的已经全部抽出了，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也都抽出了一部分。西藏平叛虽然胜利，但是运输车辆还不能减少。现在油的储备也有问题，如果再抽调就会影响战备。”
彭德怀说：“老百姓正在挨饿，救荒如救火。还是想想办法抽出一点运输力帮助地方吧。”
彭德怀想到了他到甘肃武威步兵学校视察的情况，他发现全校官兵一齐在炼钢，无一人在搞军事训练。
在他所住的招待所里，服务员们向他诉苦：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树被砍，木料全部都炼钢烧了，连家里的铁锅也被收走砸掉炼了“钢”。
他回京的火车路过河南省时，正值夜晚，处处炉火冲天，车流不断。他伏在车窗口看了许久，自言自语地说：“不行！这一把火会把我们的家底烧光！”于是他决定回乡调查一番。
年底他回到湖南老家，发现村子里也有“炼铁厂”，不过除了从老百姓家里强行收来、已经砸碎的铁锅外，所见只是一堆堆的铁疙瘩。 随后，彭德怀又找到王承光。当他从王承光手里接过厚厚的一大本汇编材料时，他微笑着握住承光的手说：“王参谋，你辛苦了，你真是帮了我大忙了。要是当年打仗，我给你记功。”
几天后，彭德怀又将材料交给王承光：“王参谋，把这份材料立即呈送主席，请主席一阅。我要说的话也都写在了这里面。”
王承光犹豫片刻，说：“主席处恐怕已有了整理的材料。是否不必送了？”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不！一定要送！这会引起主席的重视。立即送去，有回音立即告诉我。”
三天后，主席将材料退了回来。材料封面仅用红铅笔圈了个圈，再没有任何批示或批语。
彭德怀逐页翻阅查找一遍，也没有见到主席写的一个字。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主席重视这份材料。他失望地叹了口气。

第六章 彭德怀庐山赴会（2）

彭德怀出访回国后，政治局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曾到家看望彭德怀。
张闻天，又名洛甫，江苏南汇人，1900年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 产 党，1930年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
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 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
他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和彭德怀是党内的老同志，对“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看法相近，谈得来，有时就到彭德怀家里聊聊。
彭德怀简要谈了出访情况，说：“苏联和东欧各国领导人对我国的‘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很冷淡，除了罗马尼亚同志问了几句外，没有人问及这方面的问题。”
张闻天说：“我驻苏联使馆报告，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都批评我们的‘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说我们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说我国老百姓正在挨饿。”
彭德怀说：“建国后取得的一连串胜利，老毛骄傲了，头脑发热，想一口吃个胖子。结果导致今天这样被动，让赫秃子（赫鲁晓夫）奚落我们。”
张闻天说：“‘想一口吃个胖子’，你这句话说到了要害。主席想急于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急于求成，就忽视或者不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的客观规律，做出了许多拔苗助长，超越历史阶段的蠢事。”
“高指标和浮夸风的风源在哪里？就是‘大 跃 进’！人民公社实质上是超阶段空想的产物，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的风源就是人民公社。”
彭德怀说：“纠‘左’纠了半年多，也没有纠到要害上。老毛紧抱着‘三面红旗’不放手，别人碰不得，一触即跳！这个‘左’怎么纠？”
张闻天说：“不是没有人看到问题的要害，看见主席护短，就没有人说破。有的人不便说，有的人不能说，有的人不想说，有的人不敢说，有的人迎合着主席的心理不说真话尽瞎说。”
彭德怀叹了口气，说：“唉！现在的主席也不是当年的老毛啦！过去的老毛，平易近人，谦虚谨慎。现在，他很难听取不同的意见，找他说话也很难了。”
“上海会议我提了点不同意见，他就批了我一顿；前几天，我整理了一份材料向他反映一些问题，他只画了个圈就退给我了，一个屁也没放！”
张闻天说：“是呀。主席越来越欣赏个人迷信，树立个人，搞‘一言堂’了。他以个人名义写《党内通信》发布指示，饶过政治局、书记处，这就很不正常。”
彭德怀说：“这样不行！有机会我还是要说，要刺激他猛然醒悟。否则，党和国家将会发生一场大灾难！”
6月下旬，彭德怀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参加7月2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他对黄克诚说：“七月一日中央在庐山召集工作会议，我现在很疲劳，想休息一下。庐山会议请你参加，因你是书记处书记，地方和军队情况都比较熟悉。”
黄克诚说：“庐山会议还是你自己去的好。我留在军委管家。”
彭德怀不便过于勉强，就只好自己去。这正是“为人民鼓咙胡”的大好机会啊！
6月29日，彭德怀和贺龙、张闻天、康某等从北京出发，乘专列到达武汉，换乘轮船到九江，7月1日登上庐山。
途中，他看到车站护栏外面的衣服破烂、面黄肌瘦的灾民，心情十分沉重。
他对贺龙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40多斤肉，还不满意政府，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请苏联红军镇压。咱们中国的工人、农民太好了，不然的话，闹起事来可没有那么多的红军。”
7月2日下午，主席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彭德怀也参加了。庐山会议拉开了帷幕。

第八章 彭总西北组“放炮”

9月3日，会议印发了19个讨论题目和主席的讲话纪录，按大区分成六个组开座谈会进行讨论。
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晚上看戏跳舞，星期日休息。开会余暇，有人游览风景名胜，有人填词赋诗。
整个会议气氛比较轻松，称此会为“神仙会”。
会议讨论发言，决大多数人开始都小心翼翼，不敢超越主席定下的基调。
四川李政委、河南吴书记等“大跃进”的急先锋，在发言时强调“大跃进”的伟大成绩。
虽然也承认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但认为问题并不大，出问题的责任也不在主席和党中央，而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以至基层单位，而且，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纠“左”过了头，泄了干部和群众的气。因此，现在应该强调鼓足干劲，继续跃进，不应该老提过去的错误。
唯独朱德和彭德怀的发言一针见血，比较尖锐。
7月6日，朱德参加中南组讨论时说：“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食堂即使全部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
这显然与主席定的食堂要“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基调不同。
彭德怀参加了西北组讨论，他从7月3日到10日的八天时间里，做了7次发言，主要内容是：
“解放以来，一连串的胜利，党的威信提高了，一些人就得意忘形，头脑发热。容易看不见、听不进反面的东西。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只讲可能和有利的因素。要把这些经验教训总结一下，不要丢了。”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一份，包括主席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上海会议他做了自我批评，说他脑子也热了一下。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人民公社搞早了。高级社的优越性刚发挥，还没有充分发挥，就公社化，而且未经过试验。如果试上一年再搞就好了。”
“主席与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是滥用这种威信是不行的。去年乱传主席意见，问题不少。过日子，国家也要注意。风景区、人工湖可以慢点，浪费很大。好多省都给毛主席修建别墅，这总不是毛主席让搞的。”
“现在是不管党委集体领导的决定，而是个人决定；什么都是第一书记挂帅，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的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以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一讲话，什么‘算账派’、‘观潮派’、‘怀疑派’等帽子都来了，这对广开言路有影响。有些人不说真话，摸领导人的心理。”
“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嘛。我去了解了，实际只增产了13%。我又问了周小舟，他说那个公社增产只有14%，国家还给了不少贷款和帮助。主席也去过那个公社，我问他谈过这个问题没有？他说没谈过。我看他是谈过。”
彭德怀的发言直闯主席设定的“禁区”，并且还夹杂着一些粗俗的言辞、直呼主席的名字。听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印发《简报》时，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田家英出于一片好心，把彭德怀发言中那些最尖锐的言辞，特别是直接涉及主席的一些话，都删掉了。彭德怀发现后，很不满意。
此期间，彭德怀还在主席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上，作过两次插话。
一次是在谈到全国的粮食紧张的情况时，他说：“要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东欧各兄弟国家，除阿尔巴尼亚外，其他各国人民生活水平都比中国高，可是还出了匈牙利事件。民以食为天，老百姓饿肚子会造反的！”
还有一次是谈到全民炼铁，地方已经补贴20多亿元，国家还需要补贴20多亿元时，彭德怀说：“这个数字很大，比一年的国防开支还要多。用这笔款购买消费物资，堆起来恐怕要有庐山这样高。”
主席说：“不会有这样高。”
彭德怀说：“那就矮一点吧，总而言之不少！”
彭德怀在庐山住的别墅，恰好和张闻天相邻，他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对主席讲话定的基调，他俩都不满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猛烈的“五风”，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给国民经济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使成万上亿的农民挨饿……，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指头”呢？
发生如此严重的错误，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经验吗？现在，李政委等几个“大跃进的急先锋”一直护短，竭力掩盖错误；决大多数人感到有压力，不敢谈问题。
这样下去，怎么能够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能够很好地纠“左”？
彭德怀忧心忡忡地说：“这样下去，这次会议恐怕要走过场。”
张闻天感慨地说：“人们都感到会议压力很大。他越来越像斯大林的晚年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整人整得厉害，连总理都不放过，谁还敢讲话！”
彭德怀有点激动地说：“可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国家和民族，总得有人讲呀！难道我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连封建社会的海瑞还不如吗！”
张闻天叹口气说：“少奇同志刚当了国家主席，不好讲话；总理和陈云同志因为‘反冒进’挨过批评，不敢讲话；朱老总年岁老了，看问题不够清楚，讲不好话；林彪同志长期养病，情况不熟，不能讲话；小平同志是总书记，不便讲话。你看，党中央、政治局里还有谁能出面讲话？”
彭德怀奋然道：“我来出面讲话！我想了几天了，想来想去，政治局里可以出面讲话的只有我了。讲话惹恼了他，大不了撤我的职。我被撤职，黄克诚还可以当国防部长。”
彭德怀的眼前浮现出“五风”给农村造成的悲惨凄凉景象，他的耳畔响起了农民的忿怨呼声，他想起了老红军写给他的那首诗……，他下定决心要“为人民鼓咙胡”，找主席面陈意见。

第九章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1）

7月8日晚上，彭德怀来到牯岭美庐别墅，想找主席面陈意见。走到门前，卫士挡驾：“主席正在休息。”
彭德怀说：“主席从来都是晚上工作上午休息，你怎敢骗我！”说着就要往里闯。
几名卫士慌忙拦住，恳求说：“彭总，主席正在会见一位特殊客人，吩咐我们：任何人都不许进来！您就体谅一下我们的难处吧。”
“什么鸟客人，搞得这么神秘！”彭德怀嘟囔着，离去。
这位特殊客人不是别人，正是主席的第三任妻子贺子珍。
贺子珍是湖南省永新县南乡黄竹岭人，1909年9月生，乳名桂圆。祖父辈是永新的望族，拥有很多田地和房屋。
父亲贺换文是清末举人，曾作过县长；母亲杜秀，生得异常美丽，读过四书五经，是个很有修养的大家闺秀。
桂圆有兄弟姐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银圆（贺怡）后来都参加了革命。
桂圆小时候家境富足，生活温馨。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因受一场官司的牵连，被捕入狱。为赎父亲出狱，几乎变卖了全部家产，从此家道中落。
父母送桂圆上了小学堂，取学名“自珍”，意为善自珍重。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
贺子珍长成少女，秉承了母亲的美丽和气质：中等身材，亭亭玉立，皮肤白皙红润；秀气的瓜子脸，又长又弯又黑的眉毛两端微挑，一双丹风眼明亮照人，眼波如秋水横流；整个身姿及鼻梁、嘴唇、眼角，无不透出匀称秀丽。
不仅外表漂亮，气质也脱俗不凡，既不矜持娇气，也不羞涩腼腆，呈现出一种古典美而又不乏现代气息的风韵。
她是永新县远近闻名的“美人”，被誉为“永新一枝花”。
贺子珍性格开朗、豁达、坚强。她从小就喜欢听英雄好汉抱打不平、杀富济贫的故事，还爱看武侠小说，为英雄们的行侠仗义所感动。
在她幼小的心灵里，深深刻下了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思想观念。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她深深被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学说所吸引。
1925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贺子珍入党后，参加了中共永新党组织开办的政治夜校。
北伐军来到永新，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贺子珍受党的指派，又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县党部委员，担任县妇女部长和共青团县委副书记，成为永新县工农运动领导人之一。那时她才16岁。
贺子珍以她秀丽超群的容貌气质和文武双全的才干，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赞赏，闻名全县，妇孺皆知。
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在永新一时传为美谈，被称为“永新三贺”。
蒋介石和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永新遭到反动势力的围剿。井冈山的农民武装领导人王佐和袁文才便邀请永新的同志到井冈山的宁冈住上一段时间。贺子珍也随着来到宁冈。
1927年10月，主席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宁冈。经过两次谈判，王佐和袁文才邀请主席上井冈山，共商大计。
约定会见的地点在步云山一座庙宇里。那天，王佐、袁文才与住在山上的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一早就来到步云山，准备迎接主席。贺子珍是迎接队伍里唯一的女性。
主席来了，他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的领导人。主席和王、袁握手，互相介绍各自的战友。
主席见到贺子珍时，眼睛一亮，十分惊讶。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袁文才介绍道。
主席爽朗地笑了，说：“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那位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大笑起来：“别看她只有十七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是老革命啦！”
贺子珍满脸涨得通红，不知说什么好。主席赶紧迎上去，握住贺子珍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1927年11月，主席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把贺子珍调到前委机关工作，俩人的接触就多了起来。
主席发现，贺子珍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善于鼓动人心，还写得一手娟秀端丽的毛笔字。
尤其使主席钦羡的是，贺子珍工作起来风风火火，洋溢着一股泼辣利落的劲头，而坐下来则是一个温柔闲静的姑娘。
贺子珍的容貌和才能像磁石般吸引着主席。
1928年2月，主席撰写《井冈山调查》，贺子珍帮助抄写。工作之余，俩人就到田里抓泥鳅，上山采蘑菇。
回来后，一个烧火，一个做菜，边干边谈，情趣盎然。不知不觉中，正值豆蔻年华的贺子珍也爱上了主席。

第十章 “永新一枝花”贺子珍（2）

1928年5月下旬，经王佐和袁文才介绍，主席和贺子珍结了婚。贺子珍精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赠送给主席。
这时，主席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正带着主席的三个儿子东躲西藏，逃避反动派的抓捕。
主席娶了“永新一枝花”，妻子比自己小16岁，夫妻恩爱可想而知。婚后，贺子珍调任主席的生活秘书。
此后，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时期，在和王明的“左”倾路线斗争中，在万里长征中，贺子珍在生活上对丈夫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工作上给予丈夫全力的支持和帮助。
结婚10年，贺子珍为主席生了6个孩子。贺子珍把自己美丽的青春全部献给了主席。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主席进驻延安，这对患难夫妻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
那时的延安成了革命的圣地，有许多来自城市的男女知识青年，唱歌、演戏、跳舞、聚会，给长期的战争生活注入了新鲜的生活气息。
主席喜欢戏剧，也爱和这群朝气蓬勃的青年知识分子交往，不免冷落了贺子珍。
这时的贺子珍虽然还不到30岁，但是由于长征的折磨、频繁地生孩子，而且负过重伤，已经是“人未老，珠已黄”，“永新一枝花”已经凋谢了。
主席的行为、态度引起了贺子珍的误会和不满，夫妻吵架的次数开始增多。
1937年初，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来延安，多次访问主席。史沫莱特带来一个女翻译，名叫吴莉莉，年轻漂亮，风骚妖娆，曾当过演员。
每次采访时，主席都谈笑风生，吴莉莉还教主席跳舞。贺子珍更加看不惯。
8月，从上海又来个电影女演员，名字叫江青（蓝萍），年轻风骚，皮肤白皙，身段苗条，唱一口好京戏。
她在京戏《打渔杀家》中扮演旦角萧桂英，扮相俊美，唱腔清脆，主席每演必看，赞不绝口。
看着主席那种痴迷的样子，贺子珍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无论主席如何解释，贺子珍对主席的误会始终不能消除。
贺子珍和主席大吵了几场，主席依然如故。贺子珍渐渐产生了心里障碍。眼不见，心不烦，贺子珍决心离开主席。
1937年10月，怀孕的贺子珍以治疗伤病（取出体内弹片）为名，带着唯一存活的刚满1岁的女儿娇娇离开延安，先到西安，后去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准备去苏联。
主席多次写信和托人劝说贺子珍回延安，贺子珍心已铁定，终于在1937年12月乘飞机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入了东方大学学习。
1938年11月，贺子珍出生不到10个月的儿子生肺炎病死。就在她沉浸在丧子之痛时，从延安又传来她一直担心的消息——主席和上海那个女电影演员结婚了。
后来，她又因为女儿娇娇生病的护理问题和苏联官员发生了争吵，被送入疯人院。
1946年，王稼祥治病，和夫人朱仲丽来到苏联。他们是贺子珍的老战友，几经周折，把贺子珍从疯人院营救出来。
他们向主席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并说贺子珍想回国。主席回电报：“同意贺子珍回国”。
1948年初，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回到祖国。安排在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书记，后又调到哈尔滨总工会。娇娇被主席接到身边。
1949年初，主席从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迁到北平香山，遇到了贺子珍的胞妹贺怡（主席三弟毛泽覃的妻子）。俩人谈起了贺子珍的情况。
主席说：“你把贺子珍接到这里来。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了，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
按照主席的意见，贺怡到东北接姐姐来京。当她们乘坐的火车到达山海关车站时，上来两个人，是中央办公厅的。
他们说：“中央决定：贺子珍同志不能进京，先去上海你哥哥贺敏学那里，听候组织安排。”
贺怡力争，无济于事。贺子珍只好先到上海，后来到杭州任浙江省妇联副主席。
1950年春，贺子珍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谈及她的工作安排。主席很快来了回信，写到：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新中国的建设。
贺子珍看信后明白了：她已经不可能回到主席的身边。她大病一场。
以后的岁月，主席和贺子珍通过几封信，互道思念之情。主席嘱咐贺子珍保重身体，贺子珍叮嘱主席要提防像王明那样的人害他。
娇娇在北京上学，学名李敏。每逢假期，李敏就来看妈妈，她成了父母的联系人。
主席送给贺子珍钱、药、收音机，贺子珍送给主席爱吃的湖南小菜、耳挖子。“盈盈一水间，脉脉不能见”。

第十一章 贺子珍美庐会丈夫

1959年7月，主席来庐山开会。此时，贺子珍正在南昌养病。江青正在杭州游西湖。
会议初期是“神仙会”，气氛轻松，主席想趁江青不在见见离别20多年的患难妻子贺子珍。
他亲自给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打电话，让杨尚奎把贺子珍接到山上来，并叮嘱：“要绝对秘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7月6日，杨尚奎的夫人水静来见贺子珍，寒暄过后，水静说：“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省委特地派我来接你。”
贺子珍欣然同意，感谢省委关心。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水静说，“明天下午三点来接你，好吗？”
7月7日，水静把贺子珍接到庐山牯岭，住到一处特地为贺子珍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28号房。
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个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安排好贺子珍，水静给主席打电话。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在电话里问，声音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水静回答。
7月8日中午，水静趁贺子珍午睡的机会，急忙乘车来见主 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候水静。
水静简要汇报了贺子珍的情况，然后说：“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还可以，能回忆起许多往事。”
“这就好。”主席点点头，“今天晚上九点钟，你用尚奎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有事都下山去了，只有小封值班。门卫认识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水静问。朱旦华是主席二弟毛泽民的夫人，毛泽民牺牲后，改嫁方志纯。
“不用了，你一个人陪就可以了。”主席说。显然，他很谨慎，想尽量缩小知情面。
“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水静起身告辞。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吸着烟，心事重重。他没有回答水静，自言自语地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当天晚9点，按照主席的安排，水静带贺子珍来到主席的住处——美庐。
水静坐在值班室，秘书小封把贺子珍领进了小客厅，旋即退了出来。
透过迷蒙的泪水，贺子珍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向她迎过来，啊！这正是她20多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又恨又爱又怨又想的薄情郎啊！
她情不自禁地喊了声：“润之！……”哽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主席急忙搀扶住贺子珍，动情地说道：“子珍，让你受苦了！”眼泪也流了出来。
面前这个老妇人头发花白，面容枯瘦，昔日“永新一枝花”的倩影已经荡然无存。
“你在苏联那几年，是怎样熬的呀？”
“我到苏联没多久，咱们的小儿子就诞生了。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很像你，可爱极了。可是，刚10个月，就由感冒转成肺炎，病……病死了。”贺子珍又哭起来。
接着，她又哭诉自己被迫害入疯人院的经过。主席也跟着流泪。
“咱们的毛毛，没找到。可怜的儿啊！……”贺子珍泪流满面，又想起了丢失的儿子毛毛。
毛毛在长征时寄养在农民家，解放后，妹妹贺怡去寻找，没找到。贺怡却因为找毛毛，车祸遇难。
“子珍，别再想过去那些难过的事了，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呀！”
“润之，你要防备王明一伙害你呀！”贺子珍想起了过去王明路线对主席的打击迫害。
“你放心吧。现在不比过去，我已经把他们下放的下放，送去学习的学习。我身边已经没有王明一伙的人啦！”
“这我就放心啦！”贺子珍擦擦泪，露出欣慰的笑容。
“子珍，当年你为什么硬要离开我呢？我又托人又去信请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回来呢？我为你哭过好多次呀！”主席伤感地说。
“这个原因你最清楚，怎么来问我！”贺子珍激动起来。
“子珍啊，当年你误会我啦！”
“没有误会！我看你能看到你骨子里。喜新厌旧、薄情寡义、停妻再娶，你就是陈世美！”贺子珍眼里冒着火，吼了起来，“那个江青那点好？她是个养汉精！论到你这里找了四个汉子啦，野汉子不知道还有多少呢！你要找，也要找个好人呀！找个烂货，你也不怕别人笑话！”
“子珍，快别瞎说！”主席不知所措。
“江青是个狐狸精，是妲己，专会迷人。早晚你要被她害死！”贺子珍越说越激动，眼冒火花，面露怒容，声音都变了调。
“你冷静点，冷静点！”主席以为贺子珍又犯了精神病。
“在最艰苦的革命岁月，我协助你工作，照料你生活，为你生儿育女。十年的夫妻恩爱情，现在又在哪里？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贺子珍说罢，放声大哭。
主席唯恐外人听到，急忙劝慰。哪里劝得住！他知道没办法再谈下去了，就按铃叫人。
小封赶紧走了进来。主席示意把贺子珍搀扶出去。贺子珍边走兀自喊着：“那个江青是个狐狸精，是妲己，早晚要害死你！”
小封扶贺子珍在值班室里坐好，对水静说：“主席让你去一下。”
水静走进小客厅，见主席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胡说乱道。”主席像是自言自语。水静看着主席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主席夹着烟的手向水静点了一下，“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20多年来盼望的相逢就这样结束了。贺子珍再也经不起这种感情上的起落和折磨，下山后又病倒了。病中她曾在台历上写下几句诗，抒发抑郁的情怀：

欲上青天揽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伧然而涕下。

1976年9月9日，贺子珍听到主席逝世的消息，凄楚万分。她对着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说：“你们没有好好照顾爸爸，他果然被江青害死了！”此是后话。
送走了贺子珍，主席一只接一只地吸着烟，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忽然卫士报告：“陈伯达有急事求见。”

第十二章 回忆外婆贺子珍（1）
庐山会议之后，外公与外婆再未见面，书信不通，只有妈妈一年一度联系着二老的精神世界。
后来，妈妈搬出了中南海，见到外公的机会越来越少，越来越难。外公在想些什么，她已经无从得知了。
而另一方面，外婆一直住在上海，却能安然无恙，又不能不发人深思。
外婆对外公发动的这场“文革”一开始持什么态度，已经不得而知。这些年来，她已经习惯置身事外，静观世变。
但可以肯定的是，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她想工作，想看看首都，想看看毛主席。
“文革”开始了，就连深居简出的外婆也发现一切似乎都变了样。她甚至觉得：机会来了。
1966年，“大串联”流行全国，年轻人都不想错过这个免费走遍全国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可以上北京见毛主席！
1966年下半年的一天，一身草绿军装的小平姨来到外婆家，兴高采烈地向亲友们谈起准备参加“大串联”上北京的计划。
一直在旁倾听的外婆突然开口了：小平，我也要去。
大家愣了。确实，负责外婆生活的市委接待处找不到人了，上海市委也不运转了、国家主席都出事了。
可是，外婆不能去北京的那条纪律并没有取消呀！然而不管大家怎么劝阻，外婆信心十足。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火车上全是“大串联”的，可没有卧铺！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也和你们一样坐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北京住满了红卫兵，你没地方呆呀！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我可以住李敏那里呀。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现在外面可乱了，你要注意安全！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解放那么多年了，怕什么。
大家劝道：您不能去，姨妈。你去北京，主席还没同意呐！
外婆反问：为什么不能去？他当他的主席，我又不去找他。
最后，外婆几乎以哀求的口气说：长征我都走过来了。小平，让我去吧！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可怜的小平姨眼里已经噙满泪水，又不想让外婆发现，只好咬着牙扔出一句话：姨妈，组织上不会同意你去的！
她不想让亲爱的姨妈因为上北京受处分。只是面对外婆眼巴巴的期盼，自己这个“恶人”太难当了。
外婆沉默了。17年来，第一次有那样一个机会，仿佛自己可以自由了，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还可以去北京。
运气好的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上远远望主席一眼。不过，机会已不属于她了。
外婆一生服从组织，她是模范的共产党员。而且毕竟她老了，已经不是1937年不顾一切西行的时候了。去北京，见毛主席，那是年轻人的事情了。
外婆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我在问我自己。
命运往往是不公的，承受这不公的，外婆不是第一个。但我希望她老人家是最后一个，也许这能使我们后人的心情好受些，起码说明外婆一生的苦没有白受。
外婆的晚年是在上海徐汇区湖南路262号度过的。1966年她设想的北京之行受阻，1967年大病一场。到1969年中秋，外婆已年届花甲了。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到上海的时候，外婆在庭院里(大概在溧阳路)种过菜，甚至还养过猪。
外婆在泰安路一直住到1962年。庐山相会后的1961年，外婆病势日渐沉重，瘦得很厉害。
泰安路房子住着舅公一家人，对外婆治疗和休息多有不便。妈妈只好出面跟外公说，跟汪东兴(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说，跟柯庆施(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说，使外婆得以搬进湖南路这座上海条件最好的花园洋房之一。
应该说，上海市委当时给外婆提供的生活条件是很优厚的。
湖南路住所可比溧阳路大多了，但20年过去，外婆毕竟老了。她能做的就是和妈妈一起在玉兰树下拔去杂草，在花坛前闻闻花香。
这样一所特殊人物居住的特殊宅院，在“文革”期间，会不会像上海其它名人故居那样被洗劫一空呢？
据说湖南路及其邻近的武康路一带曾是抄家风潮最盛的地区，因为那里的花园洋房和“黑帮分子”最集中。
妈妈说：抄家的来过一次，没拿什么东西，而且很快就原物退还了。工作人员骗他们说这是外宾的房子，不许乱来。大概那天外婆不在，没有受到惊吓。
还有更奇怪的——妈妈听说一天花园里假山落下一条电褥子，据说是有人得知这所房子里面住了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太太，很可怜，就从墙外扔进来的。
电褥子还是新的。湖南路也许是安静的，但仅仅是湖南路而已。在“文革”的风浪中，贺家首当其冲的是时任福建省副省长的舅公贺敏学。
1967年初的一个深夜，舅公被福建造反派从家中带走，关押起来，家也被抄了。
舅婆和小平姨急忙托人给我妈妈捎话，告急求救，让她报告毛主席。
妈妈果真去找外公，把舅公被抓的消息告诉他。外公听到后，“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妈妈急了：“舅舅的事……？”
“这事你是管不了的”——外公又说：“你的舅舅是个好同志。”
最后还是外公嘱咐周恩来指示福建方面放人，舅公在狱中度过83天后终于回家了。30多年来，舅公这是第二次坐自己人的监狱。
原来，1930年底苏区发生“富田事变”，外公的妻兄，我的舅公贺敏学被抓了起来。
狱中的舅公怕外公不了解情况，便说服看守给他送去一张条子，报告了危急形势。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外公怀着感情讲到这段史实。也许，正因为与舅公有着亲戚关系，外公才不好表态。正如外公说过的：作我家的亲戚，太难了！
作为井冈山时期的团党委书记，中央苏区时期的红军师长，军史上“三个第一”(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江战役第一)的拥有者，舅公的资历和功绩都是骄人的。
他在解放后在部队长期担任副军职，转业到福建后还一度降职为厅局级。
有人认为他的职务与其资历、功绩不相称，便说：何不向毛主席说说，请主席出面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
舅公批评了这种说法。他说：不能这样搞关系。我正因为有这个关系，更不能去搞关系。

第十四章 对彭总直言很恼火

陈伯达拿着彭德怀在西北组的发言纪录，来见主席。他把纪录递给主席，说：“主席，你看看纪录吧，老彭又骂娘哩！”
主席看着看着，眉毛就拧在了一起，恼怒地说：“从去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大会小会开了六、七次，我是每会必检讨。彭德怀咋就这样得理不饶人呢！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陈伯达说：“印发《简报》时，田家英把老彭的发言都润色了。你劝劝家英，别让他跟着老彭跑。”
主席虎着脸，没有吭声。陈伯达见主席情绪不好，就告辞走了。
主席又翻阅起《简报》来。
7月4日，刘少奇在中南组会上说：
“去年大跃进，吃了前年的库存，预支了今年。”
“去年的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决不可小视。”
“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
“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的教训”。
“要有办法使人不说假话。去年一股风，批右倾保守，拔白旗，老在帽子的威胁下。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
“去年二类苗比一类好。红旗队低产，白旗队高产。”
推广双轮双铧犁，批“右倾保守”，“插红旗、拔白旗”等都是主席提出来的，主席看了这些发言，心里很不是滋味。
董必武在发言中也强调：要在党内造成说老实话的空气。
周恩来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比例失调的不平衡现象一直是不安的，但是他已经被排斥出经济决策圈子之外，所以不好说话。
这次来庐山开会，委婉地说出了自己的不安问题。他说：“经济建设，看似简单，其实并不简单，必须学会综合平衡。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主要出在破坏了综合平衡，造成了严重的比例失调。”
主席当年批判周恩来，主要是批周所主张的综合平衡。周恩来还驳斥了“落实指标就是泄气”的论调。
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原来是积极“大跃进”的，严酷的事实教育了他。
他发言沉痛检讨说：“湖北的灾情比1954年的水灾更严重，500多万人每天几两粮食，连稀饭都喝不饱。食堂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追求密植、高指标、放卫星，瞪着眼睛说假话。教训是深刻的。”
……
主席仔细地翻阅着会议《简报》。他发现，除了李政委等少数几个人外，大多数人都与他定的基调不和谐，给“三面红旗”提意见的人越来越多。
位居第二、三把手的刘少奇、周恩来的态度也让他不痛快；特别是彭德怀、朱德的发言，更是毫不掩饰地和他唱反调；
尤其令他恼怒的是这个彭德怀，竟敢指名道姓地冲他而来。这样下去，“三面红旗”还能站住脚么？他这个主席的话还有人听么？他感到，他的权威正在受到严重的挑战。
主席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无数次各种挑战，他怕过谁！

第十五章 主席发警告

主席要对咄咄逼人的彭德怀等人发出警告，要他们不要太过分。
于是，他在7月10日下午召开会议并做了长篇讲话。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李富春、彭德怀、谭震林和大区负责人等。
主席先讲了一下会议的后段安排，说安排到15日，是否延长到时候再定。
接着，他着重讲了对形势的看法，对党内越来越多的不同意见表现出不满，并提出了警告。
主席把不同意见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党外右派否定一切，说我们‘人心丧尽了’，‘修天安门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说‘过去历代开创的时候，减税薄赋，现在共产党年年加重负担’。”
“所谓丧尽了，就是不仅资产阶级、地主，而且农民、工人都不赞成了。”
“天津有些局长、科长议论，去年大跃进是‘得不偿失’。是不是这样？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帮助他们认识。”
“现在我们有些被动，但也不是完全被动，不会因此垮台。我不相信公社会垮，可能垮一部分，以后再办。”
“食堂即使垮了三分之一，也是好事。食堂准备留它一半，也是好事。垮了和坚持下来，我都赞成，两边都支持。其实，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
谈到总路线，主席说：“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
主席评价人民公社说：“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总是说农业合作化以后要减产，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减产。”
对于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主席认为总的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他说：“我们把道理讲清楚，把问题摆开，也不戴帽子，什么‘观潮派’、‘怀疑派’、‘算账派’、‘保守派’等等，都不戴。”
“总可以有百分之七十的人在总路线下面。世界上的将军没有一个没打过败仗的。在三仗中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好的、有威信。两败一胜就差一些。”
“打了败仗，可以取得经验。要承认缺点错误。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
“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要找问题，可以找几千几万件不对头的。但是从总的形势来说，就是这样：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算总账不能说得不偿失。”
主席认为，党的领导干部开始抓经济工作了，这就是大跃进的一个“伟大成绩”。
他说：“党的领导干部真正搞经济工作，搞建设，还是从去年北戴河会议以后。过去不过是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现在是大家担当起来。”
“过去省一级的同志没有抓工业，去年起都抓了。过去大家干革命，经济建设委托一部分同志做，书记处、政治局不大讨论，走过场，四时八节，照样签字。”
“从去年起，虽然出了些乱子，但大家都抓工业了。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
“有的省的钢产量已超过蒋介石时代全国的钢产量。这样看，还就是成绩是伟大的。”
“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主席承认搞经济建设没有经验，大跃进造成的损失等于付了学费。
他说：“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我们过去建国的十年中，第九年在北戴河开会，第十年在庐山开会。”
“这一年经过了许多会议，我们总是把问题加以分析，加以解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党内有些同志不了解整个形势，要向他们说明。从具体事实来说，确实有些得不偿失的事。但是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出了学费。”
主席的讲话特别强调了“成绩是伟大的”，成绩和问题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出现问题只是由于“没有经验”。
他担心大家全盘否定他亲手制定并高举的“三面红旗”，他希望他的这个讲话能够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观点上来，继续鼓劲，不要在挫折面前丧失信心。
他发出警告：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党内就不能团结。这是关系到全党全民的问题。
当天，主席指定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一个文件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主席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可超过五千字。”
很显然，主席是想尽快把会议文件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思想，早一点结束会议。

散会后，主席一个人坐在藤椅上吸着烟，思索着。
七个常委，陈云、林彪、邓小平因病没有上山，上山的只有他和刘、周、朱四人。
朱德是一直和他别扭的“老右派”，周恩来曾经是“反冒进”的主帅，刘少奇左右摇摆、阴晴不定，这次会议的发言和他的基调显然不同。
政治局委员们，大多数态度不明朗，彭德怀的发言咄咄逼人，大有“逼宫”之势。
去年，他亲自发起并亲自指挥的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战役，损失惨重，天怒人怨。
尽管他一再讲“成绩伟大”，可是听他的话的能有几个人？他感到前途凶险，党有分裂的可能。
在这场党内斗争中，他所操的胜算能有几分？没有人向他说心里话，他的心里话也无处说。
他忽然感到十分的孤独。“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他想起可以倾吐心里话的旧人来。

第十六章 周小舟进忠言（1）

主席想起可以倾吐心里话的旧人是谁呢？就是曾经跟随他多年的、担任过他的秘书的周小舟、周惠和兼职秘书李锐。
周小舟（1912-1966），原名怀求，字元诚，湖南湘潭黄荆坪人，和主席是老乡。
他生于一个诗书之家，受过良好的基础教育。1928年考入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学生时期就担任了中共北平临委宣传部长。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
1936年1月,年仅24岁的他，更名为周小舟，与历史学家吕振羽一起，作为中共代表赴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联合抗日，初露锋芒。
同年8月，周小舟到延安向党中央和主席汇报南京谈判情况。主席发现他是个人才，便将他调到中央军委，任自己的联络秘书。
革命大本营初定陕北，主席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即使是成篇的文章，也要征询部属的意见。
周小舟毫无顾虑，对于文稿的写法和语句，直陈己见。主席很重视他的意见，有时整段采纳他修改的文字，对他很是赏识。
有时，主席与周小舟这位“老乡”秘书，也聊聊湘潭的乡俗民情，谈谈故乡的名人轶事，说说家乡的革命斗争。
此时，两人无拘无束，乡音未改，都感到愉快莫名，常常发出爽朗的笑声。
1937年4月，主席派他的秘书周小舟代表党赴山西，与阎锡山进行联络，做艰巨复杂而又危险的统战工作，以争取和平民主权力。
此间，主席与周小舟之间电讯不断，周承担了党和主席“特使”的重任。
1938年秋，周小舟担任中共冀中区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部长。此间，他与主席之间的联系依然密切。
他常常致信汇报工作和思想，问候主席安康。主席尽管日理万机，还是尽量给周小舟回信，多是鼓励和爱护。
1948年冬，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１９５３年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兼任湖南省政府副省长、湖南省政协主席，并兼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南军区党委常务委员等职务。
从1953年起，主席几乎每年都来湖南，每次都是由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陪伴，精心安排起居、安全、文娱活动。主席很满意。但他一次都没有回过故乡韶山。
1959年6月，主席在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之后，于下旬到达长沙，准备回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看看。
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周小舟说：我是回老家看望父老乡亲，请你们一不要派部队护卫，二不要派公安人员跟随，给我行动自由。
为了主席的安全，周小舟他们还是暗中布置了安全保卫。6月25日傍晚，主席一行抵达韶山。
就是这次韶山之行，主席写了著名的诗篇《七律·到韶山》。周小舟等陪行的人员成了最早的读者。
6月28日中午，主席又请来几家亲戚，一起吃了一顿饭，之后便乘车离开韶山，经长沙到了武昌。
1959年6月28日，主席一行乘船离开武昌，晚11点半抵达九江。
29日，乘车上庐山。故乡之行的喜悦还在胸中回荡，心境轻松愉快。西方说“愤怒出诗人”，其实，愉快也能够催生诗作，“言之不足，故咏歌之”。
加上连日来庐山的阴雨天，这天突然放晴，阳光满山，景色迷人。主席乘兴写了《七律·登庐山》。几天内连写两首诗，这在主席的诗词创作中，并不多见。
周小舟作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也上山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主席将新作《七律·登庐山》，先给身边的人看，以听取意见修改之。
周小舟也看到了这首诗，表明主席对他的信赖，以及陪同回韶山的感谢之意。
《七律·登庐山》原来有个小序：“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登庐山，望鄱阳湖、扬子江，千峦竞秀，万壑争流，红日方升，成诗八句。”
周小舟看了认为，这个小序可有可无，建议删去。主席斟酌后觉得建议有理，便删去这个小序，并将创作日期改定为“1959年7月1日”。
当日，周小舟还将主席这首诗的原稿拿给李锐看。

第十七章 周小舟进忠言（2）

7月11日夜，主席把曾经担任过他的秘书的周小舟、周惠和兼职秘书李锐找来，做彻夜长谈。
主席对他们说：“1958年有些事我有责任，提倡敢想敢敢干，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大家哄堂大笑。主席也笑。
主席接着说：“钢铁翻番是受了柯庆施和王鹤寿的影响。王鹤寿1958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
李锐问：“主席，你是农家出身，又长期生活在农村，你这么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呢？”
主席苦笑道：“钱学森的文章说，只要多利用一点太阳能，就能亩产万斤或更多。我就相信了。后来，我对1958年的粮食是否增产三成也很怀疑。增产、减产与低产填平补齐，增产三成很不容易。”
周小舟说：“刮‘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去年传主席的话，有些乱传，造成了混乱。”
主席笑了，说：“我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同意高指标，下半夜反对高指标，自己同自己打架。”
李锐说：“陈云同志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云出来主管经济为好。”二周也都说是。
主席说：“这个建议很好，我也在考虑让陈云同志当总指挥。陈云同志在建国初期解决金融风潮、1953年解决粮食问题和近来对钢铁指标的远见卓识，说明他对经济确实有过人之处。他的短处就是过于谨小慎微，肚里有话，不敢对我讲。不如你这个‘李鬼’敢给我骨头吃。”说完，哈哈大笑。
主席由此谈起了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谋臣郭嘉的故事，叹道：“真是‘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呀！我现在就有如是感。”
主席又谈起自己40岁以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他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我大发脾气，要动手打他。他说：‘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你不能打人！’”大家又都哈哈大笑。
主席又谈起了人民公社。他说：“在河南七里营，有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报了：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
周小舟说：“这次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没有彻底揭出来。应该进一步摆开谈，这样才能弄清是非、统一思想。”李锐和周惠也说“是这样”。
主席说：“怕什么，有屎就拉，有屁就放嘛！不扣‘观潮派’、‘算账派’、‘右倾保守’的帽子。”
周惠建议说：“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唱一个调子。”小舟、李锐也说这样好。主席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又谈起说假话的问题。主席说：“转告大家，说过假话也不要那么沉重，改了就好嘛。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打麻将13张牌，基本靠手气，没有弄清客观规律。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注意客观规律了。”
周小舟说：“1958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作的一年。‘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口号不科学，不能再提了。”李锐和周惠也有同感。
主席同意不再提这些口号了。
李锐把当年第九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主席翻看。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比如：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周小舟很得意，对李锐和周惠说：“咱们终于把要说的话讲完了，看来主席还能听得进去。主席现在是‘国难思良将’了，这是党和国家之福啊！”李锐和周惠也都欢喜。
李锐兴冲冲地把这次和主席谈话的情景告诉了好友田家英。田家英听完之后说：
“你别太乐观。主席的脾气你还不晓得，他很任性，反复无常。有时一个想法早上这样想，晚上就变卦了。今天你跟上去，也许明天就挨批。”
“他说他‘上半夜和下半夜自己和自己打架’，再确切不过了。变化太快，易生反复，很难伺候。和他说话，你要多加小心，‘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一席话，说得李锐瞠目结舌，做声不得。

第十八章 彭德怀上书

彭德怀听了主席10日下午的讲话，心里非常焦躁。这并不是因为主席发出的警告，而是因为主席想在15日就结束会议。
彭德怀从《简报》上看到，小组会中对经验教训探讨得很不够，许多“左”的东西还有人护短，空气很沉闷。
他认为，如果这些“左”的问题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如果主席能深刻认识这些问题，并出面在大会上进行纠正，这些问题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
但是，主席好像以为这些“左”的问题已经得到纠正，想要尽快结束会议草草收兵了。
这怎么行！他必须把他的这些看法告诉主席，给主席提个醒，让主席充分注意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
他把个人荣辱置之度外，决心尽快地向主席反映他的这些看法。
11日夜，彭德怀辗转反侧，不能入睡。他打着腹稿，思考着如何向主席反映问题。
12日清早，周小舟来访。周小舟兴冲冲地向彭德怀透露了他和李锐、周惠三个人在昨晚和主席聚谈的情况。
“主席贤明豁达、虚怀纳谏，我们几个小人物提的许多意见，包括对他的批评，他都接受了，毫无愠色。”周小舟信心十足地说，“彭总，我建议你找主席谈谈。你比我们身份重，你的话主席会更重视的。”
“8日晚上，我去找主席，吃了闭门羹。说主席正在接见什么‘特殊客人’。”彭德怀叹了口气，“现在是‘侯门深似海’呀，找他很不容易哩！”
“那就写信吧。写信能够斟酌篇章词句，容易把事情说清楚，措词还能够委婉。”周小舟具体建议，“我看，你就整理一下你在西北组的发言，再补充上你没有说完的意见，送给主席参考。”
“哈哈！说得好！你当了我的参谋长了。”彭德怀笑了，“我是个粗人，说话总是言辞生硬，谈不完全。找主席谈，怕一时说话走火，引起主席的误会。还是你的建议好。”
吃过早饭，彭德怀对参谋王承光说：“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可是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呀！我想说的话也没有讲完。我想给主席写封信，谈谈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供主席参考。我说个提纲，请你帮我写个初稿。你看怎样？”
王参谋建议说：“彭总，这些问题还是和主席当面谈为好。你和主席是老战友，在一起谈谈心、聊聊天，有来回话。既亲切，又随便，有误会还能立刻当面谈清楚。”
“你们住处离得这样近还要写信，就显得生分，过于郑重，有公事公办的意味，怕主席产生什么想法。况且，白纸黑字，如果主席万一有什么误会，不容易说清楚。您说呢？”
彭德怀一琢磨，觉得王参谋说得有理，便道：“好，我这就去找主席。”迈步向美庐别墅走来。
然而不巧，美庐的警卫人员告诉彭德怀：“主席一夜没睡，刚吃过安眠药躺下。”
彭德怀知道，主席睡眠不好，常常是吃几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央领导曾多次嘱咐警卫人员，一定要使主席睡好觉，“保证主席睡好觉，就是保证革命胜利。”
现在，他怎么好打扰已经一夜未睡的66岁的老人的休息呢！彭德怀只好怅然而回。

没有机会找主席面谈，时间又这样紧迫，只好给主席写信。王参谋请彭德怀再考虑一下。
彭德怀斩钉截铁地说：“我考虑好了，你就写吧，明天交给我！”
彭德怀此时下定了决心，下达了命令。
王承光按彭德怀口授的内容，动笔起草信件。他写过不少文字材料，却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艰难。他字斟句酌，改了又改，尽量写得温和委婉。
13日下午，他把信的草稿交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接过信，表情沉稳、庄重，仔细地看起来。他边看边改，整整一个通宵未睡。
7月14日中午，彭德怀又将信修改两遍，让王参谋誊写清楚，签上自己的名字。
下午5点半左右，王参谋去美庐，把信交给了主席的秘书高智。
《彭德怀自述》写道：“从七月一日起，除参加会议外，就是坐在室内看中央部门有关财经的文件、群众来信、会议简报。”
“到七月十二日晚，在我的思想上已形成目前国家计划工作严重比例失调，毛主席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中去的看法。”
“这也就是我七月十四日那封信的主要内容。本决定十三日晨向主席反映。去时，警卫员说，主席刚睡。我就去西北小组参加会议去了。”
“十三日晚饭后，就开始写那封信(实际上，七月十二日晚腹稿已成)，七月十四日晨将写成的信，送给主席亲收。”

第十九章 彭德怀上书全文

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做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
……
在全民炼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的损失。
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补贴20余亿），即在这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 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
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
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很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1958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
如同我们党三十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现实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评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有18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衩）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善现状。
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
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
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
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安排等等。
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
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
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相。
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
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
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
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
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
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十五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稳妥的基础上。
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
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
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
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防开肚皮吃饭，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贸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
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
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
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经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
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
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
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
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
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
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
今年明年和今后四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四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
1959年7月14日

王参谋在抄写此信时，把两个字抄错了次序，彭德怀也没有检查出来。因此，造成主席的误会，酿成大祸。

第二十章 江青上山撒娇

在主席会见贺子珍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就从杭州打来电话，说要来庐山。
主席说：“我现在很忙，会议也快结束了，你就不要来了！”
“我知道你很忙，你在忙着叙旧。我来庐山也不打扰你，我是来摄影。”江青在电话里酸酸地说。
主席一楞：她从哪里听到了贺子珍上山的消息呢？对这个比他小21岁的娇妻撒娇怄气，他没有丝毫办法。只好说：“得，得！你想来就来吧。”
13日，江青来到庐山，还带来几个帮他摄影的摄影师。
第二天，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杨尚奎夫人水静和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夫人余淑都来看望江青。大家说说笑笑，还照了张合影。
不一会儿，有人给江青打来电话，说仙人洞天上的云彩过来了，请她快去摄影。
原来她已经在仙人洞选好了景，派人在那里等着，云彩一来就去照。
江青抛下客人走了，主席就带着王光美等到水库游泳。主席关切地问王光美：“少奇同志身体怎么样？”
王光美回答：“少奇同志犯了肩周炎，还没有好。他感到身体很疲劳。”
主席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游完泳已经晌午，主席留王光美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回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
主席说：“不等她了，咱们一起吃饭吧。”
王光美等三个人说：“请主席先用餐吧，好早一点休息。我们等等江青同志。”
主席说：“别等了，还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大家刚坐好，江青就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剜了主席一眼，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主席尴尬地哈哈一笑，不好说什么。王光美等装作没听见，忙着给江青让座，问她摄影的情况，江青才平静下来。

第二十一章 主席决心应战

这天午休，主席怎么也不能入睡。一会儿，哀婉怨忿的贺子珍浮现在眼前；一会儿，撒娇发泼的江青浮现在眼前；一会儿，彭德怀那刺耳的声音又在耳畔嗡嗡响。……
他索性起床，坐在藤椅上。他点着烟，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猛地把烟喷出来。
你彭德怀在小组会上放炮，不会炸平庐山的，不理你。他伸手拿过来胡乔木送来的《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纪录》草稿，审阅起来。
他想在15日讨论通过这个纠“左”文件，尽快结束会议。
5点多种，秘书高智送来一个厚信封，说：“主席，这是彭总派人送来的写给您的信。”
主席吃了一惊，心里想：“离得这样近，什么事情不可以面谈，怎么还要写信？”
他接过信封，拆开，仔细看了起来，秘书退了出去。
“大炼钢铁‘有失有得’。把‘失’放在前面，这是经过仔细斟酌的哟！这意思就是‘得不偿失’哟，你还拐这么大的弯干什么？”主席皱了皱眉。
“‘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紧张’。哼，耸人听闻！不就是少吃几两猪肉，买不到头发卡子么！哦？还‘具有政治性’？这帽子扣得不小呀！”主席不满起来。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象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哼，这是贬斥我不懂经济，不会搞经济建设呀！”主席生了气，“过去你彭德怀就曾几次贬斥我这不行，那不对。现在竟敢还这样瞧不起我！”
彭德怀在信中列举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主语虽然是“我们”、“大家”，但事实上这些都是主席提出的、支持的，主席是“始作俑者”。
有些问题，主席曾几次作过自我批评。但是，自我批评可以，由别人来批评，特别是由彭德怀来批评，主席感到不能容忍。
他觉得这是彭德怀给他列出的“罪状”，是在指着他的鼻子奚落他。他不禁勃然大怒。
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句话，令主席怒极。
列宁曾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指责过犯“左”倾幼稚病的人们，主席也曾以次此批判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并最终迫使他们下台。
现在，彭德怀居然影射他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了“左”倾错误。
这是指责他主席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一样，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呀！这是要逼他下台呀！
“这哪里是给我‘作参考’的信！这分明是讨伐我的‘檄文’！是给我下的‘战书’！怎么办？”主席强压怒气，闭上眼睛，慢慢思索起来。
主席想：“把信压下不理？不行！这样做是在向彭德怀示弱，他一定不依不饶，还会要纠缠不休。‘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找他谈谈？也不行！一谈必顶牛，谈不通；”
“没有退路，只能坚决应战，把信印发大会讨论！我倒要看看，究竟有哪些人支持他彭德怀！我就不信，他们能把庐山炸平！”
主席决心下定，睁开了眼睛，心里反倒平静了许多。
15日上午，主席把彭德怀的信标了一个醒目的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作了“印发各同志参考”的批示，让中央办公厅抓紧印出，准备发给与会人员讨论。
下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在山上的常委开会，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
根据主席的意见，常委会决定：会议延期，时间看情况再定；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和《庐山会议诸问题议定纪录》，让大家把意见都讲出来。
另外，通知政治局常委林彪，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薄一波、黄克诚以及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等上山。

第二十二章 讨论彭总《意见书》

7月16日，根据主席的意见重新分组，将原来按大区分的六个组，改为混编的六个组。
第一组组长华北区林铁，第二组组长华东区柯庆施，第三组组长中南区陶铸，第四组组长西南区李井泉，第五组组长西北区张德生，第六组组长东北区欧阳钦。
7月17日，彭德怀的信发给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开始讨论《意见》并结合讨论《议定纪录（草稿）》。
《意见书》这个鱼饵投下去，平静的“神仙会”立即动荡起来。人们会上讨论、会下议论都集中在《意见书》上。
彭德怀想不明白：我给主席的个人信件，怎么变成了《意见书》？这样专门讨论《意见书》目的是什么？
他想去问问主席。又一想，主席已经这样决定了，问也没有用，听其自然吧。
黄克诚是7月17日早晨到达庐山的，和彭德怀同住176号别墅，一个住东头，一个住西头。
俩人在庐山第一次见面时，彭德怀就问黄克诚：“我给主席写的信你看见了吗？你觉得写得怎么样？
黄克诚坦率地说：“我看了，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容易引起主席的误会。”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也来看望黄克诚，说起会议有压力，有人护短等情况。
黄克诚有同感。他说：“我在书记处会议上说过，现在讲话很难，只能讲好话，不能讲缺点。我黄克诚总还算个敢于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讲话了。”
他们还来到田家英的住处私下议论彭德怀的信，都觉得彭德怀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佩服彭德怀“赤胆忠心”“是当代的海瑞”，这封信一定会打破会议的沉闷空气。
周小舟等欢欣鼓舞，只有胡乔木忧心忡忡，他说：“这封信可能出乱子。”
刘少奇的秘书们见到彭德怀的信，都赞同、佩服。他们和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交流看法。
王光美说：“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给中央主席写信，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也基本属实，但是写信的时机不合适，有些言辞也过火了些。他和主席住得这么近，为什么不和主席当面谈呢？为什么要写信？”
李锐在一天晚上跳舞时，恰好坐在总理身边。他问总理：“彭总这封信你觉得怎么样？”
总理说：“也没什么。”刚说这一句，就有人来邀请总理跳舞。
小组讨论中，赞同和基本赞同彭德怀信中意见的人是很多的。认为彭德怀赤胆忠心，值得学习。
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
只有李政委、吴书记等少数几个“大跃进”干将如坐针毡，怕追究责任。
他们以攻为守，揪住“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词句大做文章，批评《意见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矛头指向主席和党中央”，等等。
7月16日，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秘书胡乔木发言，他针对一些人对《议定纪录》的意见，作了解释。
然后说：“会议已经开了十八天，但是看来真正客观地、系统地、冷静地研究经验的空气，还是不很浓厚。”
“在这次会上，需要认真地总结一些经验，为此就要有有利于总结经验的空气，让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不要感觉拘束，不要一提出问题，好像就在怀疑成绩，是在把缺点夸大了。”
“应该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戴帽子。说浮夸风已经过去了，我不能同意。在长期实际中形成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现在应该恢复这个传统。”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在17日印发大会后，胡乔木再也没发言。
7月19日，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的意见，他说：
“庐山会议是高级干部会议，在肯定成绩之后，应该着重总结经验得失问题。我赞成少奇同志所说的‘把成绩讲够，把缺点讲透’。”
“基层干部的强迫命令、浮夸作风，与我们上面的计划偏高偏大是有很大关系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我认为彭总给主席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我同意。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
7月19日，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黄克诚发言说：“我同意主席讲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这三句话和少奇同志所说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
“现在争论的主要点是中间‘问题不少’这句话，两头是一致的。我认为，检查缺点会使我们前进，不会使我们后退。”
“毛主席教育我们天天扫地、洗脸，检讨了缺点，我们就会更加健康，就会干劲更足、更踏实。”
黄克诚同意《议定纪录》中提出的三条缺点，另外他又补充了三条：
（1）对农业生产成绩估计过高；
（2）经济各部门比例失调；
（3）1959年计划指标过大。
他认为，思想作风上的主要问题是：只讲成绩，不讲缺点；讲好的高兴，讲坏的不愉快。工作中的缺点造成的严重后果是：
（1）紧张。粮食紧张是解放以来没有过的，基建原材料、市场副食品也紧张；
（2）党与群众的关系受到了影响；
（3）党在国际上的威信也受到影响。
对人民公社，他说：“公社制度是优越的，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好形式。但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对不对请大家研究，去年搞公社好还是不好？我想搞也好，不搞也可以。从长远说，搞了好；从短期说，不搞更主动些。”
他的发言，是对彭德怀信件的支持和补充。
7月20日，水电部副部长、主席兼职秘书李锐发言说：
“大跃进的成绩是极其伟大的，成绩是根本的。缺点虽然是一个指头，但有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对缺点和问题要讲透，不能讳言，目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跃进。”
“去年6月到今年年初，确实有些反面意见很难提出来，很难展开讨论。”
“这次庐山会议仍有不愿谈缺点、不愿听缺点的情况。一谈缺点，怕被认为是否定成绩。这种压力还多少存在。”
“彭总的信把一些意见提出来作为对立面，引起大家深入讨论，这种精神是好的。”
7月19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给主席的信作了解释。
他说：“信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
“对总路线的正确性我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我认为我们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我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
“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
“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21日，他再次解释，并建议会后把信收回来，中央留下几份存档。
薄一波等人上山后，读了彭德怀的信，心里赞同、佩服，但是没有看准风向，没敢拿出事先准备的发言稿发言。
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步黄、周、李锐之后，旗帜鲜明地支持彭德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