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张闻天偏向虎山行(1)

7月21日，中共元老、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在第二组作了长达3个多小时的发言。
他对彭德怀的信给予了坚决的支持，对那些指责、批判彭德怀意见的言论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事前，他曾接到胡乔木的电话，关照他“少讲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
他未听从忠告，依然义无返顾、慷慨陈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张闻天的发言共分13个部分：
1、大跃进的成绩；
2、缺点；
3、缺点的后果；
4、对缺点的估计；
5、产生缺点的原因；
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7、政治和经济；
8、三种所有制的关系；
9、民主和集中；
10、缺点讲透很必要；
11、光明前途问题；
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
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
张闻天对反对讲缺点的“护短”现象进行了批评。
他说：“成绩讲够，我赞成。同时，缺点讲透也很必要。说缺点已经或正在改正，就可以不必讲了，这种看法不对。”
“现在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问题看得更清楚了，事后诸葛亮嘛。这一段有痛切的经验，应该严肃研究、认真总结，这样才可以得到深刻的教育。”
“至于讲缺点会泄气，会打击积极性，我看不会。相反地，光讲成绩、不讲缺点，是否会保持积极性？我看也不会，因为人家不服。”
“合乎马列主义的气要鼓，但是不合乎马列主义的气，就是要泄。虚气泄掉，实气才会上升。”
“至于说了缺点，就认为是对成绩的怀疑，对总路线怎么样，这种现象我看不会有。如果有，就要防止。”
“何况总路线本身也是发展的，正如马列主义也是发展的一样。不断修正补充，达到完整。所以拥护总路线也要批评缺点，这不是同哪个人算账。”
张闻天用大量篇幅列举了“三面红旗”的缺点，分析了这些缺点所产生的严重后果。
他说：“由于指标过高、求成过急，引起比例失调，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首先是钢铁指标过高，其它指标也被迫跟着上。对钢铁的作用强调过分，所谓元帅升帐，其它让路，结果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对发展钢铁生产的客观条件估计不足，同当时的实际可能不相符。以致产量指标被迫一压再压，至今还没有完全扭转，还在背这个包袱，各个部门还在动荡。”
“1958年的粮食产量也估计过高，今年粮食生产指标高达10500亿斤，也造成了损失，使吃、用都发生了问题。”
“应该怎样看全民炼钢这个局部问题的得失？问题不单是赔了50亿元。”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7000万至9000万人上山，抽去了农村中的主要劳动力，打乱了工农业劳动力之间的正常比例关系，使农副业生产遭受很大的损失。”
“粮食收割粗糙，棉花质量很差，对手工业、各项副业生产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在这一具体问题上的得失如何，现在还难以断定。”
“全民炼钢的口号本身是不妥当的。干什么都是全民，相互间势必发生冲突，有些事势必要被挤掉。”
接着，他进一步分析了高指标在工业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基建战线过长，新增工人太多，许多企业设备不配套，原材料缺乏，产品质量低劣，技术水平下降，等等。
张闻天分析了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所产生的恶果。
他说：“对粮食产量估计过高，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而且还闹了一阵‘放开肚皮吃饭’；加之‘一平二调’打击了农民积极性。”
“杀鸡宰猪，牲畜的损失很大。共产风在物质上造成巨大的损失，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供应紧张。”
“粮食紧张只剩下一点后备，食油紧张城市定量供应降低，农村根本不供应。”
“肉紧张，上海减少到每人每月6两。由于物资缺乏，人民拿货币买不到东西，引起物价上涨，出现了黑市。”
“反映到财政金融上，1958年的节余用光了，今年上半年多收了37亿元，也用掉了。”
“货币不能回笼，只好靠银行曾发钞票。由于财政金融不平衡，又对各方面产生影响，一个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就很危险。”
张闻天说：“虚报浮夸、强迫命令，情况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使我们党在人民中、在国内外失去了信用，还造成很不好的风气。”
“群众中有不同意见，不允许讲话，不允许怀疑，否则就给扣帽子，怀疑派、观潮派。你要退出公共食堂，就不给你粮食吃，而且还要开会斗你。”
张闻天批评了不懂经济瞎指挥的现象。
他说：“有的人搞经济工作，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他们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了。”
“他们说不用算经济账，只算政治账。‘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是在经济建设中正是要找出相对平衡，利用相对平衡，按照相对平衡办事。”
“在经济上运用相对平衡，要考虑到计划可能被突破，遇到某一方面被突破，便及时平衡，这就是积极平衡。”
“主张经济核算，主张算账，并不是算账派。不算账，社会主义是建设不起来的。”
“有一个时期，我们的建设有不计成本、破釜沉舟的现象。大少爷作风，满不在乎，以为只要从政治上算个大账就行了。”

第二十五章 张闻天偏向虎山行（2）

张闻天批评了“急过渡”和供给制。
他说：“集体所有制的历史使命在我国农村还没有完成，他还有生命力。”
“目前是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将来发展到基本公社所有制，也还是集体所有制。要发展到全民所有制，时间还相当长，现在不要强调改变所有制。”
“我建议取消‘吃饭不要钱’，改为实行社会保险。对少数丧失劳动力的人，实行‘吃饭不要钱’可以，但对多数人这样做就不对了。”
“我们不能搞平均主义，不缩小供给部分，按劳分配的原则就贯彻不了。”
“现在有人把供给制和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了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公共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
“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贯彻按劳分配，就要保护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现在农村里，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一些，如自留地、小农具。”
“至于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到共产主义也是存在的。我们对于穷和富的观念要慢慢改变，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就要多得，劳动好对国家贡献大，所得的报酬就多，生活就富裕。”
“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结合的，不能否定个人利益。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就没有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就建设不起来。”
“现在干部的认识上，仍想来一个拉平，用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贡献大、生活富裕的农民，批判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农民，硬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
张闻天表示了对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怀疑。
他说：“许多事情，要等待时间来证明。毛主席就讲，要证明总路线正确与否，需要十年时间。我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到底怎样，还要做起来看，要等待事实来证明，现在不要吹。”
张闻天尖锐地强调了党内民主的问题。
他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光要求不怕杀头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要遗臭万年。”
“所以问题的另一方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
“是否提错了意见，就一定是观潮派、机会主义右派？这也不一定。经过长期观察其言论、行动，证明他确实是右派或观潮派，再扣帽子也来得及。”
“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
“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培养起这种风气不容易。”
张闻天对彭德怀的信表示了全面的支持。
他说：“彭总的信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是肯定成绩的。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
“如说‘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话是对的。主席说总路线正确与否要看十年，彭总说一年就基本上证实了总路线是正确的，这估计就很高，没有什么不足。”
“至于各方面关系的紧张具有政治性的说法，要看怎么讲。在刮共产风时，各方面的关系确实紧张。”
“他讲浮夸风，是从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估产过高说起的。说它吹遍了各地区、各部门，是说它的普遍性。”
“当然各地区、各部门的情况不平衡，对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来说，他讲的话可能严重了一些。但是，浮夸风确实是严重的，是很大的问题，现在也并不是已经完全解决。”
“彭德怀同志说，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
“究竟怎样，可以考虑。但是刮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关于纠正‘左’的偏向，是否比纠正右的偏向更加困难的问题，有人说容易，有人说困难。是否一定那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样。”
张闻天这一长篇发言，既指出了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各种缺点、错误，又分析了出现这些问题的主客观原因，而且，还从中总结出多方面的经验教训。
虽然是口语发言，但是分析全面，论证有力，结构严谨，言辞犀利。
其对“大跃进”等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说，达到了当时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特别是对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要进行经济核算、要学点科学技术知识、社会主义要满足个人物质文化需要，不能让各省区都搞自己的工业体系、企业要保证厂长对生产的指挥权、群众运动要适应生产的要求、党内要造成使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空气等问题的论述，言人所未言，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会后，秘书向张闻天表示了发言可能要遭到批评的担心。张闻天非常自信，他说：“可能有，但也不一定。我的发言组织得相当严密，无懈可击，不好攻。”
当天晚饭后，他让秘书把发言提纲送给彭德怀看。彭德怀看了很佩服，说：“讲得很全面，有理有据。”
他们都没有想到，一场突然而猛烈的风暴正向他们袭来，这篇“蕴涵真理、组织严密、无懈可击”的发言，竟成了他的“反党罪证”。

第二十六章 进谗言煽风点火

讨论彭德怀《意见书》这六天里，主席一直在忙于找人谈话、看会议《简报》，了解会议情况，考虑下一步的部署。
张闻天的发言之后，柯某某立即命人把张闻天的发言纪录稿整理好，送给主席。
主席对张闻天的发言特别注意，带上眼镜仔细看起张闻天的发言稿来。看罢，他又惊又怒。
张闻天的发言，事实确凿、分析深刻、有理有据，他没有办法驳倒，这使他吃惊；
张闻天的发言，有很多地方明显地在批评他，尤其是关于党内民主生活的论述，简直就是在教训他。这使他非常恼怒。
特别令他又惊又怒的，是张闻天坚定地支持彭德怀。他俩文武合璧，一唱一和，下面还有一大群人呼应……。
主席深深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自己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7月22日，主席找康某、柯某某、李政委等人谈话。
柯某某说：“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的发言，是对着主席的，是想砍倒‘三面红旗’。不少人都被他们拉过去啦！现在急需要主席出面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啦！”
李政委也说：“黄克诚、周小舟等一群人都跟着彭德怀闹，指着我们这些人的鼻子训我们。主席快想个办法镇住他们吧！让他们再闹下去，这‘三面红旗’就没办法举啦！”
康某跟着说：“彭德怀多年来怀有异心，反对主席。他写这封信不是偶然的，他利用我们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大做文章，实质上是对主席‘逼宫’，妄图篡党夺权！主席不能再姑息他啦，以免养虎遗患。”
主席铁青着脸，说道：“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庐山也不会被炸平！”
吃晚饭时，江青见主席虎着脸、闷闷不乐，就问道：“又怎么啦？”主席没吭声。
江青接着说道：“去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大家都举了手的。出了问题，现在都往你身上推。‘炒豆大家吃，炸锅你一个人赔’。让人家指着鼻子训你！你这个主席当得够窝囊的！”
主席听得不耐烦，皱着眉头说：“别叨咕了，快吃你的饭吧！”
“在外受了气，回家训老婆。我看你就有这么点能耐！”江青喋喋不休，“康老早就说过，那个彭德怀脑后有反骨，是个魏延式的人物。你偏不信，说什么是‘张飞’、是‘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现在怎么样？那大刀向你砍来了！”
当年在延安，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彭德怀是为贺子珍鸣不平、坚决反对者之一，他特别看不起这个“上海滩的三流影星”。江青一直恨他却又无可奈何。
当晚，主席在院子后面的竹林里徘徊，一只接一只地吸烟。历史上几次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形，三十年来和彭德怀的恩恩怨怨，都一幕幕地在他脑际掠过；
他又把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省市的大员们逐个分析一遍，根据他们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与自己的私人关系，按左、中、右排一下队；他估计了和彭德怀的斗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后果。
“弄不好，我就重回井冈山！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他走！！”主席几乎喊了出来。
深夜12点，主席吩咐秘书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位在山上的常委打电话，让他们立即来美庐开会，“人在不在，来不来，立即回话！”
刘少奇吃完安眠药已经睡熟，还是被王光美喊醒，由人搀扶着来到美庐……

第二十七章 主席反击彭总

1959年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上午召开全体会。这一反常举动让与会者十分惊诧——因为“神仙会”开始以来，上午从不召开议会。
会场静悄悄地，大家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刘少奇宣布开会，只见主席从容不迫地走到讲台，环视了一下会场，讲起话来：
“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纪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我感到有两种倾向，在这里讲讲。”
“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意听坏话。”
“我劝这些同志们要听。好坏话都是话，都要听。话有三种：一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完全不正确的。”
“现在党内党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了？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江西党校的反映是党内的代表 ，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也认为一塌糊涂，如广东军区所反映的。”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我和这些同志们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
“为什么不让人家讲呢？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掉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
“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太少，没有头发夹子，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什么都紧张，以至搞得人心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
主席接着说：“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我看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
“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
“我到遂平详细谈了两个钟头，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三千人参观，三个月三十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
“这些人都是县、社、队干部，也有地、省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和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
“三个月当中，三个三十万，九十万人朝山进香，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
“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
听到此处，人们明白了：主席讲话的锋芒是对着彭德怀那封信的。彭德怀绷着脸，听着主席继续讲。
“……我在少年和中年时火气很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我现在也不放弃。”
听的人都为彭德怀捏着一把汗。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个方面讲的。”
“这一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
一些人在对号入座，考虑自己是否是这一类人。
“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
“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
“这次他们不讲冒了，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如果戴帽子，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大家都听出来，这是指的彭德怀，而且和历史上的路线斗争联系起来。都感到了事态严重。
彭德怀听到“‘得’放在后边，是经过斟酌的”这句话，几乎要吼起来，为自己辩解。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组织红军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
会场气氛紧张起来。彭德怀喘了口粗气。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
“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
“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
看见主席又举起“右派”这顶大帽子，不少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彭德怀心里说：“你拿大帽子吓唬人，难道我怕你不成！”
“食堂是好事，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主席瞟了一眼朱德，朱德咽了口唾液。
“1958年、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说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
“我有两条罪状：一个是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始作俑者是我。我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他说华东搞六百万吨。以后我找大家谈话，有王鹤寿，也觉得可行。”
“我六月讲1070万吨，北戴河会议有同志建议写到公报上。从此，闯下了大祸。”
“还有一条罪状是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见了碴岈山公社章程，我如获至宝。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就登报了。北戴河会议决议是我建议写的。”
“如果讲责任，李富春、王鹤寿，有点责任，农业部、谭震林有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有没有责任？（柯庆施大声回答：“有！”）
主席巧妙地把责任大部分推给了部下。
主席激动起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是始作俑者，我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应该断子绝孙！”
会场鸦雀无声，有人在抹眼泪。彭德怀想起了朝鲜战争时牺牲的毛岸英，沉重地叹了口气。
……
主席讲了三个多小时，讲完，就宣布散会。

第二十八章 忿忿不平

人们从会场里静静地走了出来，低头沉步，没人谈笑交谈，决大多数人心情沉重。
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好心好意写给主席参考的信，竟引起了主席这么大的误会！
这封信是供你参考的私人信件，你为什么印发给大会？有什么不妥之处可以找我谈谈么，为什么搞突然袭击，在全体大会上批判我？
他不解，他难过，他委屈，他不平。他要找主席问个明白。
彭德怀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了会场，整个陷入迷惑、委屈和不平的情绪之中。
他看到主席从会场走了出来，立即迎了上去，僵硬地问道：“主席，那封信是我写给你作参考的，为什么把它印发了？”
主席怔了一下，冷冷地回答说：“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说完，扭身便走。
这时，周总理派人来找彭德怀开会，彭德怀只好离开。
来庐山后，周恩来一直忙着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做调整计划、落实指标的工作。
这项工作本来应该由党中央书记处管，因为邓小平打桌球大腿受伤，没来庐山，主席就让周恩来替邓小平抓这项工作。
散会后，周恩来想和彭德怀谈谈。因为主席派人来找周恩来开会，没能谈成。
当日黄昏，彭德怀带着沉重的心情散步时，迎面碰到了聂荣臻元帅。聂帅叫了声：“老彭，今天上午主席的讲话，考虑好了没有？”
彭德怀说：“是非曲直由人断，事久自然明吧。”
聂帅严肃地说：“老彭，不要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主席上午的讲话，从政治上、组织上、路线上已经提到了高度原则，你应当考虑对党对人民如何有利的问题，写成书面发言。”
彭德怀说：“现在很疲劳，一时写不出来，也写不清楚。”
聂帅说：“你讲意思，叫秘书纪录并加以整理，然后你自己再去斟酌，这样比较严密，也比较深刻些。”
彭德怀说；“我没带秘书，只带来一个管军事电报的大尉参谋，他写不来这类文章。”说罢，即分别而归。
彭德怀回到住所，王参谋送来军委转西藏军区电报，是要求增派运输车辆。
彭德怀即拿着电报来找黄克诚，想商量一下这个问题。
推开黄的房门时，听到黄克诚说：“你们不要激动，事情会弄清楚的，主席是不会错的。”
进到室内，见到在座的有周小舟、周惠和李锐三人，三人立即起身让座。
周小舟激动地对彭德怀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不远啦！”
彭德怀说：“不远也不要着急，把一些模糊观点弄清楚也是好的。”
三人见彭总商量工作，即告辞出来。
周小舟、李锐、周惠等听完主席讲话，情绪非常激动。周小舟满腹的意见要发泄，就想找他的老首长黄克诚（黄是前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打电话给黄，黄不同意他来，说：“这种时候要谨慎，怕有人看见犯嫌疑。”
周小舟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犟劲发作起来，硬是来到黄克诚处。
周小舟见到黄克诚，激愤之话脱口而出：“这样专横跋扈，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这样下去，党员还有民主权利吗！谁还敢讲话！这是一手遮天呀！”
李锐也激愤地说：“这样搞法和1957年反右的搞法一样，是在钓鱼呀！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不是帮会，他不能这样一手遮天！”
周惠也说：“袁世凯称帝时，几个佞臣专门办一种报纸给袁世凯看，都是歌功颂德的话。袁世凯很喜欢。他现在有些像袁世凯。”
黄克诚对主席的讲话也是思想不通，心情沉重。他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给三个人火上加油。就急忙劝大家：“要冷静，事情早晚会弄清的，要相信主席不会错”。
这时，恰好彭德怀走了进来。
彭德怀和黄克诚商量完工作，即回到自己住处。他们没有议论主席的讲话，他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议论此事，只能相视无语，避免交谈。

第二十九章 彭总忍屈听忠告

当晚，彭德怀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
信上明白写了是给你“做参考的，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怎么竟成了意见书呢？
我的信真有那样严重的错误？你要印发、讨论，也可以事先和我谈谈吧？
我信里写的问题，是对具体工作讲的，怎么能联系到路线问题呢？
我好心好意地写了个信，就惹起你这样大张挞伐，以后谁还敢讲话？
你提出解放军跟谁走的问题是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我要带领军队政变吗？
聂总说的虽然对，但是怎样才是对党对人民有利呢？是保留自己的意见呢，还是违心检讨呢？……
他想到了平江起义，想到了上井冈山，想到了开辟革命根据地，想到了反围剿，想到了长征，想到了百团大战，想到了保卫延安、转战西北，想到了抗美援朝……
他产生了一种埋怨情绪：咱俩相处三十多年，虽然有些恩恩怨怨，但是毕竟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呀！为什么这样翻脸无情呢？
联想到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诛杀功臣的故事，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当天晚上，彭德怀在笔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
“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
“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
“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
后来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彭德怀的忧虑。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和贺龙来到彭德怀的住处。
“老彭，对主席的批评，是不是有点想不开？”周恩来关心地问。
彭德怀满腹委屈地说：
“我写的是供他参考的信，为什么要印发大会讨论？为什么要在全体会上批评？”
“我信里明明写着：‘特给你做参考。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我俩共事30多年了，既然这封信有如此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不找我谈一谈呢？”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提出一些当前存在的问题，以期引起他的重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这也正是为了维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没有什么和右派联合‘内外夹攻’、带领解放军反对他的目的。”
“他说我‘距右派还有30公里’，他说他要‘另外组织解放军’，他又翻起过去‘路线斗争’的旧账。这是什么意思？我的问题真有这么严重吗？”
“我承认，由于信写得仓促，有些言辞不够妥当，过了火，有些意思也没能说清楚。但是，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呀！我想不通！”
彭德怀一向敬重周恩来，就把满腹的委屈和牢骚倾吐出来。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开导道：
“老彭呀，你确实是‘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呀。你为什么没能从我身上吸取点教训？”
“1956年反冒进，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结果犯了错误，被批判了一年多。”
“这次，你是走了我犯错误的老路呀。如果你‘有其细’，就不会走到这一步。现在，你应该从我身上吸取点经验了。”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吸取什么！”彭德怀粗声粗气地说，他觉得他已经“船到江心补漏迟”。
“能吸取呀！这就是‘认真检讨’！”周恩来在“认真检讨”四个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我小会大会检讨了七八次，不等别人逼，自己就上纲上线。主席消了气，我也就过关了。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嘛。你现在就别死钻牛犄角了，要向我学习，‘认真检讨’！我当年是离右派只有‘五十步’，比你这‘三十公里’近得多，你是比我容易过关的。”
“我的信说的都是实话，除了有的言辞有些不妥外，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让我检讨什么！”彭德怀面露难色。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劝道：
“你不要总考虑你的信对与不对，你要抛开你的信，从大局来考虑问题。”
“什么是大局？就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主席已经不是井冈山上的老毛，他现在是党和国家的主席。”
“主席是党和国家的象征，维护主席的权威和形象，就是维护党和国家的权威和形象，就是维护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主席不仅在我国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各国的民主民族解放运动中，都享有崇高的威望。”
“现在，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联合反华，攻击我们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维护主席的权威和形象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的意思你明白吗？老彭。”
“嗯！”彭德怀点点头，思想开始明朗。
周恩来继续耐心地说服、开导：
“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你坚持和主席辩论，你能够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主席是错误的。你大获全胜，主席连连向你认错。”
“这对主席的权威和形象是否有利？是否能提高主席在国际上的威望？从根本上讲，对党和人民是否有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将持什么态度？把这些想通了，你就知道怎么检查了。”
周恩来现身说法：“当年主席批评我‘反冒进’，我就是这样想的。因此，无论主席如何批评我，我都能心态平和地接受；无论作多少次检查，我都觉得应该，什么委屈、冤枉等情绪都一扫而光。”
“唔。”彭德怀点点头，心情开朗多了。
周恩来帮助彭德怀总结教训：
“提意见要讲究方法，一不能太急，二不能太直，三要选择时机。太急，容易给人以‘逼迫’之感；太直，容易伤害别人自尊心；时机不对，容易造成误会。”
“你的信就犯了‘太急、太直、时机不对’三大忌。这次在庐山，我讲话是时时刻刻警惕犯忌的。”
“你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彭德怀面露苦笑。
“不是老奸巨猾，是‘吃一堑长一智’。”周恩来也苦笑了，“回去好好想一想，尽快写出较深刻的检查吧。”
“老彭，你写这封信事先和别的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贺龙问。
“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和我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对他说想给主席写信，但也没说写什么。和其他同志没有谈过写信的情况。”彭德怀回答。
“张闻天知道你要写信吗？”贺龙问。
“不知道。我们谈过几次，都是谈的全国性经济建设问题，从没有谈过写信的问题。信是我自己在13日夜里匆忙写的，让参谋誊清后既送给主席了。咳！他把底稿上的‘有得有失’错抄成了‘有失有得’，我也没看出来。”彭德怀面露懊恼之色。
“没和别人商量就好，就好！”贺龙站起身来。
周总理也站起身来，动情地说：“老彭，一句话，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做检讨。主席会原谅你的。你好自为之，我们告辞了。”
彭德怀深为感动，热泪盈眶。他已经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做：放弃自己意见，深刻检讨，哪怕是违心的检讨，主席要什么就给什么。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把个人的荣辱得失完全置之度外。
25日，彭德怀向大会请了假，“闭门思过”，打电话让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上山，帮助自己写检查。

第三十章 “纠左”变反右

7月23日上午，主席讲完话散会后，胡乔木跟随刘少奇来到刘的住处。
胡乔木是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文件的负责人，主席批判彭德怀，会议气氛风云突变，由“纠左”转向反右，他是来向刘少奇请示下一步怎么办。
刘少奇留他吃午饭，他们就边吃边谈起来。
刘少奇说：“文件你们还是接着写。”
胡乔木为难地说：“现在这种气氛，不好写。是不是您同主席谈一下。”
刘少奇果断地说：“你写吧！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
胡乔木又去找彭真，彭真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党内排位是第8名，仅在邓小平之下。
他向彭真谈了写文件的难处和可能出现的后果，请彭真找刘少奇谈，不要再写下去了。
这个“纠左”的文件就这样被搁置起来，作废了。会议主题，完全由“纠左”转到了反右。
从7月24日下午开始，六个小组即分别举行会议，讨论主席的讲话，批评彭德怀等人，纠“左”的《议定纪录》再也没人问津。
李政委等一些“护短”的“左派”们，得到主席的支持，上山时的提心吊胆的忧心烟消云散，更加理直气壮起来。他们批判彭德怀冲锋陷阵，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有的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本质上的错误，是没有站在3亿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在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群众性的两件大事（一是大炼钢铁运动，一是公社化运动），是历史上空前没有过的，而彭德怀同志的信中批评的锋芒恰好针对着这方面。”
有的说：“主席讲‘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话，我听了心里特别难过。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这是我们的责任，账不能算到主席身上。”
“主席说的三句话中，有人衷心高兴‘问题不少’这一句，到处扩大缺点；有人说‘成绩伟大’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并没有这种感受，我认为成绩说的得还很不够。”
“彭德怀同志的信整个是肯定错误的，实质上是否定了大跃进，否定了总路线。”
“从党的历史上看，只要路线错误，就非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不可，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
“所以，彭德怀同志写信的目的，让人觉得是要改变现在的党中央，是要毛主席下台。”
有人说：“主席讲话是给几百万干部和几亿人民撑了腰，给党内少数不坚定分子敲了警钟。当前资产阶级动摇性，其实质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保守是主要倾向，要长期和右倾保守作斗争。”
有人说：“彭德怀同志的信，属于大是大非、路线之争的重大问题。彭德怀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是一味批评责难，有意夸大缺点错误的程度和性质。”
“彭德怀不止一次地说，主席也热过。就是说，主席也有资产阶级狂热性。”
“这就必然得出结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是群众自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上而下依靠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人为地搞起来的。”
有人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些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是肯定成绩、纠正错误、巩固胜利、继续跃进呢？还是泼冷水？”
“他们对炼钢铁补贴40亿很心疼，他们只看到40个亿，看到黑暗那么多。而看不到积极的后果。”等等。
这些批判，虽然有的人把信的问题上纲到路线问题，但是对彭德怀的问题也仅仅限于信的本身，并没有人扯到所谓的“里通外国”、“反党纲领”等莫须有的罪状上去。
不少原来对彭德怀的信持同意态度的人，听了主席的讲话后，不得不检讨以前的言论，纷纷反戈一击。
多数人的发言，语气是比较和缓的，只能算作一种转弯子的表态。
他们说：“对于彭总的信，开始只当作一般文件看待，并未引起重视，只看出一些错误提法。听了主席报告以后，越看问题越多。”
“对彭总意见书的认识，有个变化过程。初读，觉得过火，但大胆指出缺点，精神是好的。听了主席讲话以后，才认识到这个意见书是方向问题。”等等。
还有人在发言中，虽然不同意彭德怀等人的意见，但对他们写信和发言的动机，给予了积极肯定。
有人说：“上次发言我已说过，彭总的信不是词句问题，而是总的精神有问题。不同意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当然，彭总的信，对于此次会议有贡献，推动了讨论。提出意见还是为了搞好工作的。虽然提问题的方法不对，他的某些错误思想应该检讨。但他还是好意，是为了积极解决问题。”
有人说：“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劳。这些，是谁都无法否定的。”
“他的为人也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写这封信，引起争论，这是一件大好事。”
“但是，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不影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影响我尊重他在将来再做出贡献。”

第三十一章 彭黄张周作检讨

1959年7月25日，彭、黄、张、周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彭德怀检讨说：
“由于我的思想方法有片面性，表现在信中对于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和正确研究经验教训的看法是有错误的。
“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参考用的，信中不合逻辑、字句不妥之处甚多，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没有交代清楚。”
“如信中的‘有失有得’、‘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各方面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都是不妥当或错误的。”
“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对我教育很大。现在会议快要结束了，建议会后请中央办公厅收回我7月14日给主席的信，存入中央档案，作为我今后检查的资料。”
张闻天检讨说：“我的发言片面地强调了或夸大了缺点，使人得到的印象是问题很多，成绩不大。事实上，许多问题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正要去解决。”
“主席说到立场问题、动摇问题，我是有这个问题的。我认为主席在这方面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愿意撤回上次带有错误偏向的发言。”
黄克诚检讨说：自己19日发言的缺点，还不在于多讲了已经过去了的缺点，而在于对当前党内思想的主要危险完全没有涉及，根本原因是嗅觉不灵。
周小舟检讨说：对彭总的信，原来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只是认为某些提法、语句可以斟酌。听了主席讲话，才认识到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才感到这封信是不对的。我上次发言是错误的。
至此，主席批评、指责的几位主要对象，均已作了检讨，程度不同地承认了各自的“错误”。
按照常规，仅仅因为认识上与最高领导人存在分歧，在服输认错后，批评和斗争也就可以结束了。
彭德怀等人也是这么想的。他们没有料到，一场更猛烈的风暴正在向他们袭来。

第三十二章 听谗言决意倒彭

7月23日晚9点半，公安部长罗某来到美庐求见主席。他对主席说：“主席，刚才我看到一个重大可疑情况。”
“哦？什么可疑情况？说。”主席有点惊疑。
“刚才，9点左右，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个人从黄克诚房间出来。过了约20分钟，彭德怀又从黄克诚的房间走出来。他们会不会在搞什么名堂？”罗某汇报说。
“谁说的？确实吗？”主席警觉起来。
“我散步时亲眼所见。”罗某口气特别肯定。
“嗯，果然不出我所料。”主席点着头，像似自言自语，“怪道他们配合得这么紧密默契呢。”然后抬起头来严肃地指示罗某：“庐山可能要发生一场严重的斗争，你要提高警惕！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深夜，康某又来到美庐。他把几份材料递给主席，说：“主席，这是刚搞到的几份材料，是赫鲁晓夫和苏联报纸攻击我们的言论。”
主席接过去看了一下封面，见有一份材料的封面上写着《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
康某进谗说：
“主席，我一直在想这样几个问题：彭德怀意见书的观点和某些言辞，为什么和赫鲁晓夫等人攻击我们的言论这样相似？”
“彭德怀去苏联和东欧访问，为什么受到那样隆重热烈的欢迎？彭德怀在出国访问前参加过那么多会议，却很少发言，为什么偏偏在现在写出了‘万言意见书’？他会不会像高岗那样，和国外有什么勾勾搭搭？”
“你想的问题很好。我们确实不能书生气十足，凡事都要想一想，问个为什么。透过现象看本质嘛！”主席慢慢地吐出一口烟。
康某接着进谗：
“主席，彭德怀在历史上就多次反对你，延安整风批评了他，他把你恨得要死。他一直反对唱《东方红》，反对群众喊你的‘万岁’。他和高岗关系密切，对高岗的反党活动纵容包庇。”
“把他的意见书和他的历史联系起来看，我觉得他写信名为总结经验教训，实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不是张飞，而是魏延。请主席多加他的小心，别被他表面的‘粗鲁’、‘耿直’、‘朴素’所迷惑。”
延安整风时，康某曾主管过审干工作，对彭德怀的历史很熟悉。
“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要从历史的联系中看。你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席点点头，表扬康某。
7月24日晚上，柯某、李政委等来美庐汇报小组讨论情况。
柯某说：
“我觉得不少人口头批判，心里却同情。说他写的信虽然有错误，但动机是好的。”
“有人竟说‘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些谁都无法否定的’。”
“他的‘耿直’、‘坦率’和‘朴素’，迷惑了很多人。应该想办法把这部分人的思想感情转变过来，批判才能深入下去。”
李政委说：
“有人揭发彭德怀在西北组发言时曾骂主席。彭说‘华北会议操了我40天娘，我操他20天娘还不行！’情绪很大。”
“很多人佩服他是敢骂皇帝的海瑞。我看他这次写意见书，来头不善！”
柯某又说：
“有人揭发，他写信前，曾和张闻天、周小舟有过密切交往；黄克诚是他的老部下，苏区肃反时他救过黄克诚，两个人情同‘父子’。”
“《意见书》印发后，黄、张、周立即呼应。这让人怀疑，彭德怀写信是否是他们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
李政委说：
“我同意柯老的分析。我看，以彭德怀为首的一伙人是想砍倒‘三面红旗’，矛头是指向主席的。”
“这《意见书》是他们争取人、拉队伍的旗帜！是他们讨伐主席的檄文！是向主席下的战书！”
主席听了一些人的“小报告”和汇报，看了一些材料。他的头脑里进行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的加工，透过现象渐渐地看清了彭德怀《意见书》的“本质”，萌生了打倒彭德怀的念头。

第三十三章 对事也要对人

7月26日，主席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四位常委召集到美庐，研究讨论彭德怀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如何办。
朱德看着主席说：
“从井冈山开始，咱们就和老彭在一个锅里吃饭，枪林弹雨里共事二十多年。他的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虽然说话粗鲁，但是忠心耿耿。你就曾说过他像张飞嘛。”
“他写这封信是供你参考的，有些话虽然走了火，但是动机是好的，是想把事情办好。”
“现在，你批也批了，他也认错检讨了。我看这事也就完了。下一步把胡乔木写的那份《议定纪录》讨论通过一下，散会。”
周恩来说：“对老彭的评价，总的看应该是‘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样看是否合适？”
刘少奇说：“我同意总司令和总理的意见。主席领导全党经过九个多月的纠‘左’，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我想，应该尽快修改好《议定纪录》，统一全党思想，为继续大跃进创造良好的条件。”
主席听罢，意味深长地说：“看来，我不得不再上井冈山了。”
大家一楞，不知道主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听主席接着说：
“我们的同志经常说马列主义是指导思想，等到需要马列主义指导的时候，却又把马列主义忘掉了。马列主义告诉我们：事物是普遍联系的，看问题不能孤立地看。”
“彭德怀同志的问题应该怎样看？我以为应该把他放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中联系起来看，应该放到我党的整个历史中，特别是几次路线斗争中联系起来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嘛。”
大家侧耳聆听。
“我这里有几份赫鲁晓夫和苏联报刊批评我们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大家可以把它们和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比较一下，他们的观点和有些言辞是多么相似，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同志出国访问前参加了多次会议，很少发言，偏偏在这次会议上又是积极发言，又是写万言书。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同志写信前和张闻天、周小舟等人频繁接触，信件印发后，张、黄、周等立即呼应、支持，23日我讲话批评信件后，当晚，彭、黄、张、周，还有李锐、周惠，一齐集合在黄克诚的住处密谋。这是为什么？”
“从他们发言和信件的内容看，否定成绩、夸大缺点，公然攻击中央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犯了‘左’的错误，‘具有政治性’。把这些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攻击我们联系起来看，这是为什么？”
“彭德怀在几次路线斗争中，开始都站在错误路线一边，受到批评，却一直对党怀恨在心，公然说：‘华北会议操了我40天娘，我才操他20天娘就不行么！’把这些联系起来看，说明了什么？”
林彪插话：“53年高饶搞反党阴谋活动期间，彭德怀同志和高岗勾勾搭搭，黄克诚、张闻天也参合了进去。”
主席接着说：
“透过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到彭德怀同志问题的本质：他在党内非法组织派别，利用党的工作失误和国内外反动势力攻击‘三面红旗’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目的地从右的方面向党中央发动了进攻，彭德怀的信就是他们的纲领。”
“他们的目的就是砍倒‘三面红旗’，迫使党中央承认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从而迫使中央下台，由他们另组中央，实行他们那一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用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他们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所以，这次和彭德怀等人的斗争，是一次严重的路线斗争，是和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继续！”
主席话刚讲完，林彪说话了：“彭德怀在搞非组织活动，搞阴谋；他多次反对主席，想篡党夺权，有野心；他伪装成廉洁朴素、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样子，欺骗人、拉拢人，是个伪君子，是冯玉祥。”
刘、周、朱终于明白了，主席是决意要打倒彭德怀，彻底清除这个他一直骨鲠在喉的“海瑞”。
主席已经向他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跟着他主席一起打倒彭德怀，他就“再回井冈山！”
当年在延安，党中央劝阻主席和江青结婚时，主席就曾闹过要“回韶山”。
这表明主席决心已经下定，他要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到他的目的——打倒彭德怀！
根据主席的意见，常委会决定：要深入揭发批判彭德怀及其“反党集团”，调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
当天，主席又召开了各小组组长会议，做了四点指示：
（1）会议继续进行，深入揭发批判彭德怀及其小集团；
（2）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
（3）要和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4）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右倾抬头了。

第三十四章 李云仲上万言书

李云仲，河北丰润县人。1945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共。曾任国际计划委员会副局长。1959年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
1959年6月9日，李云仲上书主席，反映“大跃进”运动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全面批评了“大跃进”中党的左倾指导路线问题。
上书提出，“大跃进”运动,党的指导思想，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他认为，大办水利，急于求成，不仅造成巨大浪费，以钢为纲，全民大搞土法炼铁，国家经济损失巨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离开生产力物质基础，主观急于搞所有制过渡，结果造成“一平、二调、三抽款”，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
“大跃进”大上项目，盲目大办各种工业，浪费惊人。实际上是党的指导路线离开了实事求是原则。
他认为，整风反右，造成“左倾”冒险主义和机会主义抬头。因而主张总结教训，按照“八大”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前进。
上书提出，在各级干部中要确立八大制定的方针、路线、政策、反对主观主义。
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防止党内独断专行作风。反对投机逢迎，坚持党的原则。
关于工农问题，上书提出，工农业比例失调，消费和积累比例失调，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
大跃进对农民的剥夺太厉害，造成社会生活紧张。他主张、加强计划工作的综合平衡和科学依据性，反对主观盲干。
关于体制问题，应该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适当增加中央统筹权力，以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
关于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上书提出，根据国家经济实力薄弱的情况，应该限制豪华壮阔的非生产性建设。
会议伙食标准过高，请客送礼吃喝风甚行，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在目前人民生活紧张情况下，实属不该。
1959年7月26日，庐山会议上，主席就此上书，联系彭德怀上书事件，写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作为大会文件下发全体与会者。
主席认为，这封上书专门收集了我们经济工作中的缺点，否定一切，观点是错误的。
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由大办水利引起。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
主席在“肯定”上书者敢于直陈己见精神同时判断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右倾情绪思想、右倾活动，大有猖狂进攻社会主义之势，这种性质是资产阶级防级右派的进攻。
庐山会议后，李云仲因上书而大受冲击。先是定性为“右倾反党”撤职查办，又下放农村。
平反后，李云仲到北京找到李锐，述说及被迫害的情况。李云仲说，自己当年被关进劳改队，强迫下煤矿挖煤时，几次死里逃生。

第三十六章 万言书摘录（2）

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行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够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决不能与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相提并论。
这是主观主义也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
这里可以根据我个人经历过的大量事实中的几件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

一九五八年六月，我曾到国家计委下放干部劳动锻炼地点——河北省丰润县扒齿港去了一次，当时看到该县正筹备挖一条一百多里长的大灌渠，这项工程既未经过勘察、设计，又未与当地群众好好商量过；
同时，渠道经过的约有一万亩小麦再过一个月就要收割了，而且又是农忙季节。
我再三和该县一位组织部长建议：可否等到秋后再动工？否则，挖掉这样多麦子太可惜，而且确无把握能把水引过来。
但他和我讲：“县委已做决议，两个月全县实现水利化。”
我又和当时工作组提出再向县委提出建议，但无一人愿意提这件事。
结果还是挖了，八万人干了两个月，挖掉了就要成熟的麦子近万亩，但水渠由于未经勘察、设计，土质不好在雨季全淤死了。
也是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开下放干部和村支部书记的大会，县委组织部王部长讲了话，布置工作，要求苦干十天。
这十天的任务是：养猪要增加一倍；十天到二十天内要消灭青壮年文盲；要除掉四害；要完成麦田管理；大田庄稼要锄完二遍……，一共讲了十六、七条。
我在当时和事后想的是，不是能否完成这些“任务”的问题；而是在这种情况下，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倒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六、七月，我当时还在国家计委工作。当中央提出取消一切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时，计划工作中的一些陈腐的规章制度取消了，这当然是对的。
但当看到各省、市地区不经中央各部、委审批计划、设计任务书就大量进行限额以上建设项目施工时，我在基本建设局的局委会议上几次都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建设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
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上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中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
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本建设项目、规模的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对当前的紧张情况来说，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

去年第四季度大搞钢铁运动时，我们都参加了小高炉炼铁，也看了不少小土炉炼铁。
回来后和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的讲了几次：“矿石、焦碳、煤消耗的确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
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帐”。
当然，这个问题早已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帐？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一九五九年计划，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会经在多次的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
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但却受到领导上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
为此事长时间难过极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位领导同志自己怎么说的，有一次他从北京开会（一月定计划的会）回来在会上和我们说：
“在北京时XXX问题我差口这么大，怎么办？我当时和他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
请看！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人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
我回到宿舍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呀？
您在一篇文章中讲的很对：“确实的，现在我们队伍中确有许多同志被这种作风带坏了”。这是党性严重不纯的表现。

例子已经举多了。我谈这些事例只是想用来说明主观主义、机会主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为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多大的危害。
因此，在党内，必须反对这种只想主观、想热情，不重视客观事物规律的思想作风；树立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风；反对投机逢迎、不坚持原则的坏作风，树立坚持党的原则、向不合理现象做斗争、真正对党负责的思想作风。
对不同的意见因该认真的研究，正确的应大力支持和采纳。使党更能够朝气勃勃地前进。

第三十七章 万言书摘录（3）

三、关于农民问题和工农关系问题。
我记得黑龙江省委一位同志传达您在去年十一月是日在郑州会议的讲话中谈到商品生产问题时，全部问题的中心是讲农民问题。
我是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只想从这方面提出一些意见；
第一，有一位同志讲的对：“国民经济中一般性的比例失调，倒没有什么可怕；最危险的是那种会引起阶级关系尖锐化的比例关系失调，因为这会造成全面紧张。工、农业的比例关系、还有消费和积累的比例关系就是属于这一种。
去年下半年以来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生产资料的生产，确实象您有一次讲的那种“钻天杨”似的长的很快；不能否认这是一件好事。但农业方面的力量调动得太大了。
去年增加的二千一百万人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些劳动力过去主要生产吃、穿、用的产品和原料，现在一下连他们的家属（恐怕有五、六千万人）由生产农产品而一变为消费农产品的人口，这在农业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不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呀？
前一时期我到过一些农村，看到农村中的骨干劳动力几乎已抽光了，这对今年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在六级干部会议以后，农民的情绪算基本上是稳定下来了；但还有些问题，有些地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未完全的调动起来，农民对一些具体问题还有顾虑，主要是大平、大调、大抽虽然没有了，但还是“小平、小调、小抽”。林、牧、副、渔生产经营的所有制形式问题也未完全解决。
第三，最近一个时期工业品的价格有些提高，但很多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未动，因此，农村中部分农民把部分林、牧、副、渔的产品自己用掉了；部分则拿到黑市上去卖了。
目前各地都有这种黑市，鸡蛋收购价还是七、八角钱一斤，他在黑市上卖二角钱一个。
长春市的黑市，商业管理人员去干涉时，有的农民甚至以棍子相见，以后也就只好不管。因此，一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不上来。
第四，农村中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在很多地区不能保证供应。肥皂、纸张、日用百货农村不易买到。
东北三省七、八、九、十月农村不供给食油，油料又要全收上来。农民生产的油料但一点油也不供应叫他积极生产大豆是困难的。
第五，农业生产计划制度要研究。过去常说农业计划是间接计划，实际上比直接计划还要死，农民自己毫无机动。在这种情况下要安排好多种多样的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是困难的。

最使人担心的是，今年的农业生产能否争取到比去年好一些？劳动力减少了很多，机械化又少；前一时期北方有些旱，最近有些地方有涝象；加上有些地方的春荒、夏荒……要早些准备。

因此，在农业方面，可否考虑：除尽可能动员进城的农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外，应适当增加一些机械化、化学肥料，这主要是明年；
在“大集体、小自由”的前提下，除粮、棉、油料以及重要技术作物用“大集体”方法组织生产、收购以外，其他林、牧、副、渔可否尽量发挥队、组、个人的积极性进行生产；
在商业方面这些东西可否叫市场交易，价值法则多发挥一些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应适当做些调整，或者把农产品价格适当提一些，或者工业品价格适当降一些；
农村中用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尽可能安排好一些。农业计划制度问题要研究改善。
四、关于计划工作问题，几年来是大家意见最多、也最不满意的一件事。
只要和省、市计委的工作人员，各部、各厅局的计划工作人员，各厂矿的计划工作人员，管理干部、工人……，认真的谈一谈，很少有对计划工作不牢骚满腹的。
今年这个多了，明年那个少了；今天变过来，明天变过去；今天生产这种产品，明天生产那种产品；今年这个项目施工，明年那个项目停工……，总之是：“左右摇摆，进退维谷”，真是“进也忧，退也忧”。
有一位同志和我说：“今天很多问题，计划部门更负百分百的责任”。
这样说可能有些过分，但是做为综合性的国民经济计划机关，未给中央当好“参谋部”却是事实。
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做为综合性的经济计划机关，应全面地了解、掌握情况，要做好综合平衡，这个道理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几年来的实际情况一直是：
顾了工业，顾不了农业、商业；
顾了重工业，顾不了轻工业；
顾了钢铁中的高炉、平炉，顾不了矿石、焦碳、耐火材料……；
顾了机械工业中的主机，顾不了配套；
顾了加工，顾不了原材料；
顾了採煤，顾不了掘进、剥离；
顾了生产，顾不了基本建设；
顾了年度，顾不了长期……，
有数字而无措施；有计划而缺少检查。
这就是计划工作中大家都讲过多次的问题。
第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归咎于缺乏经验，这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很严重。
几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对整个国民经济情况，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各方面、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
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的意见、厂矿企业的意思，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都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
向中央提出的所谓方案，往往是三千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二千二百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二千、一千八百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
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的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按一千三百万吨，比去年增加五百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个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用消极平衡、或机械平衡的方法去安排计划；而是要真正的积极平衡。
第三、计划工作的另一问题是：往往在大的运动中，不能正确的坚持党的原则。
各部门、地区冷时也冷；热时也热，只是程度上稍有不同而已。苏联计划工作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特别强调计划工作的党性，和计划工作中的党的原则，这是计划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计划机关在与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能够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在这方面由于站不稳定而吃大亏。
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的不够。
我讲这些，绝不是想否定计划机关的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是正确的；不管怎样也已初步建立了计划体系；培养了大批工作人员……，而是希望我们的计划工作水平更高。
因此，必须加强计划机关的工作；加强综合平衡；反掉计划工作中的主观主义。
计划工作当前另一迫切的问题是，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

第三十八章 万言书摘录（4）

五、关于体制问题。
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体制下放了一些；着对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有一些作用；今年在工业、物资方面又收回去一些；但现在看起来问题很多。
比如在工业方面，沈阳市的一个有色金属选矿剂工厂，他的原料品种很多，要十几个地方来供应，而他的产品又为二十几个省市所需要。
体制下放后，年初由于大家都先本地区平衡，结果他原有的原料供应关系大部分中断了，因而对生产影响很大，但他反过来又影响对二十几省区的选矿剂的供应；
又如在商业方面，过去很多商品向由商业部统一挑拨，但体制下放后由于各地都先地区平衡，结果外区的供应就大受影响，如东北向来要上海、天津等地供日用百货、针织品等，今年就减少了很多、对市场影响很大，而津、沪则好的多。
又如黑龙江有糖厂，年初市场上糖、糖果供应就好的多，而辽宁无糖厂，市场这些商品就紧张；反过来辽宁产肥皂、香皂，前一时期当地居民就可以随便买，而哈市则每人一月半块到一块。
又如在财政体制放了一些以后，地方和企业的自筹资金多了，就大搞建设项目，材料无来源就挤计划内的，结果进度都很慢。
这些问题例子多的很。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我们常想：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关内少不了东北的钢铁、机械、煤炭、木材，东北也少不了关内供应的轻化工产品……
每个地区没个厂矿企业都与全国各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各地区在短期内、至少在第二个五年内又都不能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集中一些对国家建设有利呢？还是分散一些有利？
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至少这些事情必须集中在中央：计划；财政；与全国有关的物资；与全国有关的重要商品；限额以上建设项目的审批。
六、关于树立节俭、朴实的风气问题。
自党的七界二中全会以来，中央会三令五申地号召力戒铺张、浪费；三反五反后在短期内好了一些。但最近时期有发展。

第一、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的太多了。
就以黑龙江省哈市来说吧，这里原有可以招待外宾和领导同志的高级宾馆、饭店有：国际旅行社可容纳二、三百人；中山路一零七号（一栋大的、一栋别墅式的）也可容一、二百人；体育场旁有两栋别墅式的高级宾馆，听说主席在这里住过；
此外还有龙江饭店，哈尔滨饭店，设备也都不错。但今年又化了两千多万投资，正在建设一个五万平方公尺、九层高楼的高级宾馆，大家都叫国庆工程；
此外也建了一些展览馆。辽宁和吉林也有类似情况。很多新建的厂矿企业都因材料不足而停工，而用大量的钢材、水泥来建这些工程，这真使人难以理解。
最使人气愤的是：当大家对这些工程开始建设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一位领导同志再三和我们说：“咱们可不能提这些事。”真是使人莫解。

北京，做为首都，在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少建一些是可以的。但这次到北京去看了一下这几大工程，觉得也有些过分，这样豪华、壮丽的大规模非生产性建设，我看是古今中外所没有过的。这和国家目前的经济情况实在不相称。
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的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三百万吨的钢铁企业或一千六百至一千八百万平方公尺职工住宅。

第二、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动辄日食二元以上；不论大、小会议都有“便宴”；晚会、影剧太多，大连的一次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就花掉三万多元，相当于一个生产队的全年收入。
更不好的是请客送礼的风气还不少，凡是司局以上的负责人特别是随同部长走的很少有不请吃饭的，我就在一天内“沾过两次光”。在目前副食紧张的情况下，实在不该这样。

第三、过分悬殊的风气有些地方未取消。
黑龙江哈市搞了一套电视广播，目前只给省长、书记们每家由公家装了一台电视机，就为这十几台接收机也搞了一套播送、管理、修理人员、设备，不觉得过分？
有一次大家到省委农场去参加劳动，到农场去大家都乘卡车，但几位副部长坐卧车，中午大家都在一起吃饭，副部长们在这里吃小伙。
难道和本机关的同志就不能共同生活一天？上海生产了一种英雄一百号新笔，办公厅马上为每位领导人买送一枝，这些同志会没有笔用？这些事情难怪大家议论纷纷。

写的太多了，说了很多我不应该说的话，也实在很冒昧。因为在脑子里一直想了很久，不讲实在闷的慌。
但可以向您说明的是：绝没有一点想否定党的成就或对党不满的意思；只是想通过这些问题能吸取一些经验以便在党的领导下更好的前进。
当然，其中会有错误思想认识的，很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正。

祝您健康

东北协作区办公厅 李云仲

1959年6月9日

第三十九章 《对一封信的评论》

7月26日，各组传达了主席的四点指示。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主席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这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
主席对“李云仲的信”批语的题目是《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主席的批语，先是肯定李云仲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然后把笔锋转到反右。他说：
“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
“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1957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他接着写道：
“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上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
“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面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
“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
“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
主席最后指出：“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第四十章 主席《评信》全文

《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
收到一封信，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信的作者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搜集了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专门属于缺点方面的。
作者只对这一方面的材料有兴趣。而对另一方面的材料，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
他认为，从一九五八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的。
而其根源则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
作者李云仲同志（他是国家计委一个副局长，不久前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长）的基本观念是错误，他几乎否定。
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
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某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作者的这些结论性的观点放在（一）段，篇幅不多。
这个同志的好处是把自己的思想和盘托出。
这跟我们看见的另一些同志，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下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对前途信心不足，甚至丧失信心，但是不愿意讲出自己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讲一点留一点，而采取“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躲躲闪闪的态度，大不相同。
李云仲同志和这些人不同，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
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判，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
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
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因此，我建议：将此信在中央一级和地方一级（省、市、自治区）共两级的党组织中，特别是计划机关中，予以讨论，并且展开讨论。
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自己所做工作的长短大小，利害得失，加以正确的分析，以利统一的认识，团结同志，改善工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争取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文教卫生工作，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工作，工、青、妇工作）的新的伟大胜利。
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到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当前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这种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
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些泄气。
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
错误并不可怕，就怕不肯批评，不肯改正，就怕因批评而泄了气。必须顾到改错和鼓劲两个方面。
必须看到批评、整改虽然已经进行了九个月了，一切未完工作还必须坚持做完，不可留下尾巴。
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
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倾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另一种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基本相同上相同点。
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犯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则估计得过小了一些，他们作出了不适当的结论。
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不很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与右派的中间。
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他们在紧要关头不坚定，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不利于党和人民的团结，不利于全党一致地鼓足干劲、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我们相信，这些同志的态度是可能改变的。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他们，争取他们改变态度。
为要达此目的，必须对此种党内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
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只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
我们和人民中的大多数（工人、贫农、下中农，一部分上中农和革命知识分子）是团结一致的。
党的总路线和体现总路线的方针、政策、工作方法，是受到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的。
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
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
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
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于党于个人都不利。
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是没有争论，风平浪静的。
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解决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的已被历史证明有效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方法。
我的这些意见，大体已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讲了，但有些未讲完。作为那次讲话的补充，又写了这些话。

毛 泽 东
1959年7月26日

第四十一章 批判彭德怀升级

主席的四点指示的传达和《对一封信的评论》的印发，犹如火上浇油，使得对彭德怀的批判进一步升级。
众大员都是经过了党内斗争的大风大浪的，很会“观风”。他们从主席的举动上，已经嗅到了主席的意图，预感到彭德怀等人要在劫难逃。
因而，他们都随风一边倒，批判的内容由此前的只限于彭德怀的发言和信的本身，转变为包括算历史旧账的全面的揭发和批判。
过去多数批评彭德怀言辞和缓者，尽快改变自己的“摇摆”状态，摆脱“中间派”的嫌疑。
有人批判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不仅是个立场问题上的错误，而且还有个组织问题，其锋芒是指向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出的一个挑战书，是想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
有人批判说：“右倾机会主义者对党的猖狂进攻已经到来，彭德怀同志为主帅，张闻天同志为副帅。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纲，张闻天同志的发言是目。纲举目张，配合默契。”
有人批判说：“彭德怀同志的信通篇只讲缺点，不讲成绩；只讲反面教训，不讲正面经验；只讲冷，不讲热；把局部和暂时的东西说成是全面的长期的东西；把几亿干部和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其目的显然是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从而想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党中央的正确路线。”
有人批判说：“我让秘书作了一个统计：张闻天的发言分113个段落，9000余字。第一个问题谈成绩，共273个字；有10个问题专谈缺点错误，共8300余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但’字是‘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
“‘比例失调’13个，‘生产紧张’12个，‘损失和很大损失’108个。从这些统计数字看，张闻天同志的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有人批判说：“彭德怀同志这次反对总路线，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凡是紧要关头，他都是动摇的，总是站在错误路线方面。”
“抗战时期，他积极拥护第二次王明路线，从洛川会议到百团大战，在战略方针上与主席对立；闹独立王国，不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
“对群众运动泼冷水；宣传资产阶级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所谓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他是带着入股思想入党的。”
过去发言中曾说过彭德怀一些好话的人，一个劲检讨自己的“摇摆”错误，赶紧向“左派”靠拢。
有人检讨说：“在主席讲话和写评论之前，自己在政治上害了感冒病，没有觉察到目前我们正处于内外夹攻的紧急关头，没有看出彭德怀同志的信有严重的方向性错误。若不是主席及时敲起警钟，我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有人检讨说：“自己头脑里想的是大跃进、公社化运动中的具体问题，对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右倾思想的发展和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没有看到和感觉到。这表明自己的政治嗅觉不灵敏。”
有人郑重声明：“上次发言，我曾说过‘彭德怀同志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现在，我要收回这些讲话。听了主席的教导，经过思考，我看清了彭德怀同志的本质：他不像张飞，到很像魏延。”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主席一边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一边向会议批示印发各种文件材料，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7月27日，主席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
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 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这些材料，再加上先前印发的一些对“大跃进”以来国内政策批评，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气氛：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的意见，是和党内党外的所谓的右的势力在遥相呼应，对党进行“夹攻”。
7月29日，主席将新华社《内部参考》上刊登的《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及其它两篇报道印发与会人员。
主席写的批语说：“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把它抬出来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8月日，主席把这些材料连同批语送给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王稼祥，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
主席此举，显然是要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彭德怀的发言和意见书是有国际背景的。他想让人们心里起疑：彭德怀去苏联访问，是否从赫鲁晓夫那里“取了经”？
彭德怀见到主席的这些举动和批判的升级，就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了。他知道，主席对他的成见和疑忌由来已久。
他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一次，主席曾和他像是开玩笑地说：“老彭呀！请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死之后你别造反！”
现在，主席要对他下手了。他太了解主席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痛打落水狗”，这就是主席的名言。
这一次，主席定会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否则，不会收兵。
他已经作好了思想准备：维护主席的权威，搞臭自己，回到农村种地。
他清楚地知道，在国家面临这样严峻的困难形势下，如果再搞反右倾运动，那无异于雪上加霜！
他把自己的荣辱得失早已置之度外，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和民族，将会遭受一场浩劫啊！
“有什么办法呀！我有心救党、救民、救国，但是无力回天啊！”彭德怀流出了热泪。
彭德怀正在伤感之际，主席秘书电话通知他，主席要他去美庐谈话。

第四十二章 主席翻历史旧账

7月31日，彭德怀接到主席秘书的电话，通知他到主席的住处美庐开会。
彭德怀走进主席的会客室，不由愣住了。
靠窗的大沙发上坐着主席，左右的单人沙发上坐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贺龙、彭真。
主席对面的墙根旁的沙发是空的，显然是留给他的。原来不是主席一个人和他谈话，而是在山上的所有常委们。
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次专门为他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
彭德怀在空沙发上坐了下来，心里想：“由他们发落吧，我洗耳恭听。”他从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
“老彭，你怎么也抽烟啦？”主席的眼神里显露出惊异，他清楚地记得彭德怀多年前就戒烟了。
他指指茶几上的一罐“熊猫”牌香烟说：“抽我的，老彭。我这烟不呛人。”
这时，黄克诚、周小舟、李锐、周惠也来了。他们是主席指定列席会议的。
会议从上午10点50分开始，中午吃的包子，没休息，一直开到下午5时。主要由主席对彭德怀谈话，彭德怀答话，常委们偶尔插几句话。
主席首先批评彭德怀给群众泼冷水，他说：“要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胜败是兵家常事，尤其是打败仗之后，要鼓励，不能泼冷水，否则，官兵都不满。”
彭德怀解释说：“信中不是想泼冷水，是反映局部问题。我很担忧出乱子。”
接着，主席回顾了党内几次路线斗争情况，把一些陈芝麻烂谷子都翻腾出来，指责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动摇，都反对他。
他把某些具体工作问题上的意见分歧，都说成是路线问题，是彭德怀有野心，反对他。彭德怀不得不时时插话进行解释澄清。
对于执行立三“左”倾路线问题，彭德怀解释道：“对立三路线从政治、经济到军事都是一条完全冒险的错误路线，开始是没有认识的。”
“对党中央路线错误，下级党不容易开始就认识到的，需要有个过程；即使认识到了，也只能向中央提出建议，不能对抗。如果对抗，就是反党，就有分裂党的危险。”
“只能采取抵制态度。攻打武昌，我就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对中央发生的错误路线究竟应该采取怎样适当的办法，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对于执行第一次王明路线问题，彭德怀解释道：“1934年1月间，我就转变过来了。我同黄克诚说过：‘博古打仗不行，还是由老毛领导好。’后来的实践，遵义会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彭德怀是坚决支持主席的。
对于支持第二次次王明路线的指责，彭德怀澄清道：“我没有支持，只是开始时认识不清，没有明确反对。在华北，我是按照中央的宣传提纲宣传的，并没有宣传王明路线；”
“在实际工作中，我是一直坚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并没有执行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就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了。‘七大’期间，在枣园，你亲口对我说：‘华北抗战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
对于华北会议受到批判表示不满的问题，彭德怀回答道：“我是很不满。因为当时有些同志不顾事实，无限上纲，乱扣帽子。比如，百团大战是中央批准的，你当时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可是，一些人硬说百团大战是我‘擅自行动，不听中央的，搞独立王国’，是‘资产阶级的战略方针’，‘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统治’。”
“我承认，在指挥上我有过失误，而且作了检查。仍然不饶我，整了我40多天！现在想起来还生气。”
对和高岗的关系问题，彭德怀辩诬说：“我和高岗在抗美援朝时关系密切，合作得好。但是，那是工作关系，并没有搞什么‘反党联盟’、‘阴谋活动’。”
“1953年高岗找我只是议论少奇同志的问题，并没有议论主席。我当时只认为是他发牢骚，和少奇同志有疙瘩。没有认识到是反党阴谋活动。我的错误是见事迟，没有向中央报告。”
对主席翻腾出来的一些琐事，彭德怀确实记不起来了，只好说：“许多历史事件，我无笔记，文件全烧了。记不起来了。”
主席对彭德怀的回答，很不满意。他说：“老彭，我们现在是治病救人，你不要讳疾忌医嘛！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华北会议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你能改么？很难说。”
彭德怀说：“我61岁了，没有几天‘今后’啦。”
主席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31年来，是否如此？”
彭德怀回答：“在政治和感情上都和你结成一体，我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你政治上站得高，看得远，我跟不上，掉队远，这种分歧多。”
“但是，在问题认识上有分歧，不能说感情不融洽。从井冈山认识你开始，就一直敬佩你、拥护你的，感情一直是融洽的。不能说‘三七开’。”
主席坚持“三七开”。彭德怀不同意，他列举了一些历史事实来证明。主席还是坚持“三七开”。
彭德怀明白了：主席是想说明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一贯反对主席的。他以沉默表明了抗争。
主席又质问彭德怀：“你说印发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你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上万言书？”
彭德怀回答：“过去在江西，我就给中央写过万言书。这次写信，是因为两次找你谈，都被卫士挡住了。我的信虽然有错误，但是写信的动机就是想给你提个醒，希望有些问题能引起你的重视。从没有想过什么‘招兵买马、组织队伍’。”
主席还是一口咬定彭德怀写信的目的是“招兵买马、组织队伍”。彭德怀只好沉默。

第四十三章 常委会猛烈开火

8月1日上午10时开始，继续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是这些人。
主席让常委发言。朱德第一个开口，他说：“老彭，我知道你写信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信的内容不好，缺点讲得多，给人以追究个人责任的感觉；写信的时机也不对，你说的那些缺点错误，主席已经看到了，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和正在纠正，你还提他干什么？还有——”
主席抬起脚来，在鞋帮上挠了几下，说：“隔靴搔痒！”
朱德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身子往沙发背上一靠，半闭上眼，再也没有说话。
林彪干咳了两声，突然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你要抛掉个人的过分自信，要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别人谁也不要想当英雄。你我离得远的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彭德怀用右手的大拇指甲，使劲掐了一下左手的虎口，这个穴位能制怒。从北伐战争起，他就晓得这个中医知识。
但是，仍没有控制住。他愤怒地吼道：“胡说！这是诬蔑！”
主席严肃地说：“老彭，你要冷静。说你有野心、搞阴谋不对吗？长征到会理时，你让林彪给中央写信，让我交出军事指挥权，由你来上台指挥。这是怎么回事？”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会理，林彪自己写了那封信，既没有和彭德怀商量，彭德怀也不知情。
主席一直耿耿于怀，以为是彭德怀指使的。彭德怀后来知道了此事，也没给主席解释，他想，事久自然明。
今天，主席又提起此事，他不能不说话了。他刚要开口解释，就听到林彪说话：“那封信是我自己写的，没有和彭德怀同志商量。”
彭德怀很奇怪，这个善于跟风说假话整人的人，怎么居然说了真话，没有落井下石呢？。
他哪里知道，林彪之所以说了真话，是因为林彪经过权衡之后，觉得说真话比主席认为他曾经和彭德怀勾结在一起，性质要轻得多。
主席又从哲学的高度批判彭德怀。他说：“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经验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你有两面性，有革命的一面，也有反革命的一面。在民主革命阶段是积极的，但革命方法也有错误。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有了变化，要群众，又害怕群众。”
“9000万人上山炼铁的革命热情，看成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这次对时局估计错了，对自己威信估计过高了，对党内同志政治水平估计过低了。”
主席批判彭德怀的信，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是对着中央的，是攻击中央、反对中央的。
说成绩“毫无感情”，全部感情放在谈缺点上。是要修正总路线，另搞出一条路线来。
又再次说写信是准备发表的，用来争取群众、招兵买马、组织队伍。
还说，信是经过密谋的。讲到这里，主席严厉地说道：
“你这个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你要用你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过去因为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上取了点经，就发起难来。”
“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讲过，要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就是难对付你！”
主席的批判，使彭德怀难以容忍，他用力掐着左手的虎口，控制自己的感情，忍住了。
他喘了口气，尽力用平静的声音对两个问题作了解释。
对于“取经”问题，他说：“我出国，实在不想去，是奉命而行。出访期间，只是在罗马尼亚访问时，为回答对方的提问，就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作过一点解释。”
“除此之外，在其他国家访问时，从未谈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没有取什么‘经’。”
“我在国外谈话，都有人陪同。我不会外语，翻译一直在我身边。中央可以调查。”
对7月4日信的问题，他说：“信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提法不成熟，欠考虑，信的作用不好。但写信时，没有同任何人商量过。”
“信是给主席的私人信件，觉得会议快结束了，有些话想找主席谈。找两次，没找到。只好写个信，供主席参考。没有想过发表，更谈不上要‘招兵买马、组织队伍’。”
主席不满意彭德怀的解释。他说：“此话不真实，没交心。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到了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有道理。”
刘少奇接着发言：“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直爽、对同志、对友邻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也开展。”
“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你背地批评军委会，不守纪律。我看不下去了，建议你给军委打电报，说说你的意见。电报按照你的意见写好后，你却不签字。从那以后，觉得你不简单。”
主席插话：“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
林彪插话：“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
刘少奇接着批评：“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其实，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比如，召集华北座谈会。”
主席插话：“是我建议召开的。因为当时老彭要去党校做报告，我怕他做不好，对他不利，就想在小范围把一些事情扯清楚。而你（彭）却名之曰操40天娘。”
刘少奇继续批评：“还有一件事，和彭德怀同志同去看病中的关向应同志。关流着泪对彭德怀同志说：‘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我没发表意见，彭德怀同志就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很多对我不满的话，其实很多事情和我不沾边。”
主席插话：“关向应讲中了，你（彭）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
刘少奇接着说：“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
主席插话：“这是我的责任，好坏我都负责。”
刘少奇最后总结说：“感觉彭德怀同志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周恩来发言，批评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时，有大国沙文主义错误。
彭德怀听到“抗美援朝”这四个字，心里一阵难过。他沉痛地说：“我最大的错误是没有保护好岸英同志，深感万分愧疚，对不起主席。”
主席冷冷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命该如此，与你无关！”
接下来，主席严厉批判彭德怀，说彭是右倾机会主义，有右倾活动，拉拉扯扯，组织队伍搞派别，要分裂党。这次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最后他说：“今天就谈这些。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你可以保留意见，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
彭德怀现在更加明白：主席决意要彻底打倒他，这已毋庸置疑！他提出辞去国防部长的职务。主席说：“此事以后再说，现在还是你干。”
彭德怀最后表示：“不管中央对我做出什么结论，我保证作到三条：一、不会自杀；二、不会当反革命；三、不能工作了，可以回家种田。”
时间已经到达下午5点，主席宣布散会。
朱德第一个站起身来，深深地叹了口气，边走边叹息道：“唉！怎么能想象，当年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啊！”
人们都走了，主席把列席的四个人留了下来。

第四十四章 八中全会反右倾

主席把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留下，又谈了一阵。要他们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迷途知返。
又让杨尚昆向各组长打招呼，不要再提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的事情，要集中精力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
主席是要争取更多的人，最大限度地孤立彭德怀。
1959年8月2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7人，列席会议的15人。
这次会议是前一段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进入高潮。
主席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为会议定下基调。他首先说明这次全会的两个议题：改指标问题和路线问题。
他说：
“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
“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开了一个月了。初上庐山还不清楚。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没有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
“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路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这一年的工作。”
“对于去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间中央的这些工作（批评‘左’的倾向，‘共产风’不刮了，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制，指标逐步落实），他们看不到，他们看不进去，他们以为要重新议过。”
“他们感觉到需要有一种空气，需要有一种民主，并且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
“现在要求民主，又是1957年那个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这么一种形势。开头几天，我们摸不着头脑，现在看来，是这么一回事。”
他说：“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5月党代表大会上讲了的。”
“我当时说，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在国际上打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但是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了。”
他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想，这样的话总是可以的吧。”
“后来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不少问题。可见得问题不少。他们要改换题目。问题不少是可以的，看是什么问题。
“现在改换的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别的问题。……”
“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
“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主席的讲话明确的指出：党出现了分裂的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在猖狂进攻，八届八中全会的任务就是反右。
会前，主席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会议开始就印发给大会。信写得很挖苦，并且首次提出“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信中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那样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真是好宝贝！你是不是跑到东海龙王傲广那里取来的？不然，何其多也！然而一展览，尽是假的。”
“我认为你是旧病复发，你的老而又老的疟疾原虫远未去掉，现在又发寒热症了。”
“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你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
张闻天是党的元老，党内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曾留学美、日、苏，眼界宽，思路广，见识高。他与彭德怀搞到一起，是主席最忌讳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