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通气会议总理学舌

8月4日晚，根据主席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通气会”，几位中央常委向新来参加会议的人们介绍前一段会议的情况。
会上，周恩来奉命按照主席的调子批判彭德怀。他说：
“常委会找彭德怀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对党中央、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彭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冷言冷语，大家也未在意。他的意见是逐步形成的，到下面找缺点，搜集材料。”
“在主席处两次汇报关于公社问题，主席顶了他，说，当然公社不办，迟几年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办了，就应该办下去。别人也有同他争的。”
“他觉得他的话总是有人听，所以在西北小组放了一些暗箭，也俘虏了一些人。他觉得他的话有市场，有影响。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就跟着走了。”
“毛主席说的军事俱乐部，首先是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总是密切合作的了。”
“黄克诚同志是同林彪同志一起上山的。17日下午我们一起谈时，林彪同志驳了‘得不偿失’。”
“黄也感到信中有刺，但他第二天在小组会上发言，就是批‘左’的东西，支持彭，还气势汹汹，跟谭震林同志吵架。”
“张闻天同志急于表态，7月10日以后，找粮食部、银行和商业部同志了解情况。他讲了三个钟头。‘武文合璧，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
“省上有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
“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所谓问题不少，不是这些问题了，变成松劲、泄气、悲观这类东西。”
“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 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
“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为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问题的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关于彭德怀同志错误的根源。彭作过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这要肯定。”
“首先是思想根源。这方面自觉性很低，常从实际利益中认识，不是从思想上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
“凡是党内发生路线错误时，他几乎都跟着走一段，然后又分开。分开常常是突然的分开，不是从痛苦的认识中，把思想弄清，以避免不犯或少犯。”
“拿我来说，也犯过两次比较大的路线错误：一次王明‘左’倾路线，一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延安整风时很痛苦，深刻地反省，长期地检查，认识了思想根源。”
“主席上山，第一条让我们读书。彭是从利害关系看，没从思想上挖根。”
“抗战初王明的右倾路线，他在华北是宣传了的。一到1938年，在桥儿沟六中全会时，他一上台就反王明，话讲得最尖锐。主席那时觉得不必要那么尖锐。”
“他的经验主义根深蒂固，还有二元论思想，认为主客观可以并列。如对毛主席、对领袖、对党，他说思想通了，感情不通。”
“思想、意识与感情总是统一的。他说他逐步服了主席，但不盲从。他对主席讲，他就是反对对主席个人的崇拜，说偶像崇拜不对。”
“他在政治局说，不要唱《东方红》。他没有领袖观点，他自己说有无政府主义。”
“华北座谈会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他骂娘，不服。说操了他40天娘，他现在要操30天。主席说，好，予以满足，咱们也来个40天。”
“他没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他对待群众，也是二元论思想，群众起来之后，站在外面，指手画脚。”
“关于历史根源。彭德怀同志自己承认，入党前有个人英雄主义，入党后改了。”
“他说在旧社会敢于犯上，在党内也敢于犯上，不是无政府嘛。他把犯上叫有党性。”
“他对别人说，你们不敢写信，没有骨气，没有党性。他要把旧社会的骨气带到党内，犯上作乱。”
“主席自己说得很感慨：‘我现在66岁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谁还管得住你？’主席说这话时，他是不动声色的，不受感动的。”
“他说他孤僻、刚直，有离群索居的味道，这是反集体主义的。说他欣赏彭玉麟，别号为彭刚直。对党刚，而不是训，这些根子要挖，否则难改造。”
“彭德怀同志承认了四点：思想体系经验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同主席关系三七开；这次动摇总路线。”
“但有四个不承认：不承认要拿他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不承认是野心家；不承认是伪君子；不承认这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我们认为前四个承认和后四个不承认是相关联的。”

第四十六章 主席连发机枪迫击炮

八届八中全会的大部分时间，是举行分组会议，由各个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周小舟等人进行揭发批判，追逼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问题。
主席照例不参加小组会议，他坐在美庐的凉藤椅上，运筹帷幄，遥控指挥：
一方面命胡乔木等人起草会议文件；
一方面听汇报、看简报，掌握会议情况；
一方面通过开会讲话、批示印发文件、材料等，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揭发批判彭德怀等人，提供了“机关枪”和“迫击炮”。
7月31日，在印发鞍山市委的一个文件时，主席写批语道：“反右倾、鼓干劲，现在是时候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看不到这一点，是瞎子。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
8月7日，主席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文件明确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在一些干部中，右倾思想又开始抬头和滋长起来。
他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动摇军心、瓦解士气，妨碍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妨碍大跃进，妨碍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
文件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8、9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思想，厉行增产节约。对右倾思想和右倾情绪，加以检查和克服。
8月10日，批发《安徽省委关于张凯帆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
主席在批语中写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里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凯帆。”
“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
8月11日上午，召开全体会议，主席讲话。从哲学的角度，从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方面，对彭德怀等人做分析、批判。
主席说：他们是“经验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都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意解决。这些人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的。”
他甚至说：“犯错误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领袖，比如彭德怀同志，他这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变动过。”
主席历数了彭德怀历史上的一些“问题”，挖彭德怀“错误”的历史根源。
他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他们是参加的，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
“到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就发生变化，他们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的。”
“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同盟者。这就是彭德怀同志迫不及待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的由来。”
主席批判说：“高饶联盟，有的保护过关，实是彭高联盟。政治上一贯右倾机会主义。”
“这次认为庐山气候适宜，抓了根稻草，就挂帅发难，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向党进攻。”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
“说‘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至少国防部、外交部、湖南省三地未吹遍！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大可教育全党全民。”
“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马列主义！”
主席批判说：“你讨厌第一书记挂帅，我却高兴。你挂帅，不如我挂帅。”
“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没有民主自由’。以后一个月开一次中央全会，天天开，免得老说没有民主、个人独裁。”
“你那个军委会有无民主集中制？是不是你挂帅？要求民主自由，同右派章罗联盟一个性质。”
“说华北座谈会操你40天娘，你操20天不行。这次给你40天，再加5天，听你操，满足操娘欲望！”
“说我在钓鱼，搞阴谋，今天我就大鱼、小鱼、吃人鲨鱼一起钓！”
“说我转了180度的弯，是的，我是蝙蝠，开头属俱乐部，7月23日变了。”
“想把秀才们挖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
最后，主席提出，这个会“要用团结合作收场”，“要实行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他说：“我和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30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不，不应当决裂，我们要合作。他们继续敌对，我们继续批判，批判从严。”
8月15日，主席给与会者写了一封信，建议读哲学、经济学方面的书，批判经验主义。信中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同日，又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的文件。
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主席的有关言论摘编的。
席在8月15日和16日先后写下两个长篇批语，分别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和《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
在第一个批语中写道：“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听见炮声了吗？打中了你们的要害没有呢？”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偏听偏信’，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子’，‘一转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
“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
主席的恼怒之情，跃然纸上。
第二个批语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
“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
“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以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1953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又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
这是毛主席对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理论概括。他以为是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地扩大化了。
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这种新观点，不仅混淆了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界限，而且也违反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正确论断。
同时，也埋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是主席对阶级斗争理论的“伟大贡献”，这就把两年前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进一步延伸到党内，最终导致了党内的灾难。
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这里。

第四十七章 没人敢讲公道话

参加全会的大员们听了主席的讲话、总理的学舌，看了主席的批示和写给张闻天的信，就知道了“风向”：主席决意要打倒彭德怀，彭德怀等人在劫难逃。
“墙倒众人推，鼓破万人捶”，许多人便无所顾忌地猛揭狠批彭德怀等人，随着主席的指挥棒追逼所谓的“军事俱乐部”问题。
衮衮诸公成了以势压人、审讯逼供的“打手”，堂堂的党中央全会，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公堂”。
见此情景，李锐悲观失望，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在心里慨叹：“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竟没有一个人敢讲半句公道话！”
在主席的坐镇指挥下，各个小组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一步步升级。
8月6日，彭、黄、张、周做了第二次检查。没能让主席满意。
为了集中火力揭发批判，从7日起，把原来的6个小组合并成3个大组，每组50人左右。
彭德怀被认为是“主帅”，自然是被批判追逼的重点。追逼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去国外“取经”问题，另一个是“军事俱乐部”问题。
参加中央全会的大员们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向彭、黄、张、周。
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
如有人说彭德怀同志伪装“爽直”和“朴素”，诬陷彭德怀对待人可以概括成“压、打、拉、推、赖、装”。等等。
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虽然大家口头上都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则重复了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批判者连喊带叫，拍桌子、瞪眼睛。彭德怀进行分辩解释，就被呵斥为“不老实”、“狡猾”、“软磨硬抗”、“欺骗党”、“妄图蒙混过关”。
他们非得让彭德怀承认，这些活动的目的，是想把主席赶下台，由他取而代之。
彭德怀8月7日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很能说明这次会议的气氛。
彭德怀被逼急了，吼道：“现在如果把主席赶下台，我上台，你们能举手吗？你说我是野心家，想把主席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
有人指责他发脾气。他说：“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
在这种气氛下，是很难客观地讲清事实，分清是非的。

第四十八章 会议就像开了锅

对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主要追逼7月23日晚上的“阴谋活动”问题。
8月10日，罗瑞卿把李锐带到黄克诚所在的小组，欺骗威胁黄克诚：“李锐已经交代了23日晚上的要害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你更应该对党忠诚老实，难道还让李锐和你对质吗？”
紧跟着，一群人追逼上来：“快坦白交代！”“你想自绝于党吗？”“妈的！快坦白！”
他早已把那晚的事情说过多遍，只是隐瞒了“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直折磨着他：说吧，他怕给说这话的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不说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中央委员，应该对党忠诚，不该隐瞒任何事情。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他彻夜难眠，加倍吃安眠药。现在，既然李锐交代了，他再隐瞒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他哪里知道，李锐其实没有交代这个问题，这是罗瑞卿使的“敲山震虎”之计。
“那天晚上，有个人说主席像‘斯大林晚年’。”黄克诚终于把这块折磨他的心病疙瘩吐了出来，心情反倒轻松了。
“是谁说的？”
“可能是李锐吧，记不准了。其实，他只是一时的冲动。”黄克诚当时确实没有注意是谁说的。看到了面前的李锐，就脱口而出。
“斯大林晚年”的问题一出来，会议就像烧开了水一样，沸腾起来。
不久，张闻天也交代了他也议论过这个问题。
与会人员极度愤慨，这就是“彭德怀组织派别，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铁证”，再也没有人怀疑“军事俱乐部”的存在。
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八中全会上批判彭德怀等人的一些情景：
“自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三个大组，李井泉组对彭德怀，张德生组对黄克诚，柯庆施组对张闻天和周小舟。”
“大组会采取了批评质问的方法，没有长篇大论，但都很尖锐。这样尖锐的斗争终于迫使彭、黄、张不得不承认一些错误。”
“特别是八号以后张闻天说出了‘斯大林晚年’的话以后，形势急转直下。”
“周惠、李锐交代出他们私下攻击主席的一些言论，彭德怀和周小舟也不得不承认了。”
“从十三号开始大会，也是采取了面对面短促突击的方法。”
若干年后，黄克诚回忆说：“这个‘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了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
“我前一段在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地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
“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可是还得开会，还得检讨，一次又一次，总是被认为不老实。”
“其他几个人也和我处于同样境地。听说彭德怀和张闻天也这么议论过毛主席，同样被揭露了。这就使参加会的同志都愤慨起来。”
“毛主席这时已确认我们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常委也同意这个判断。”
“于是，在做决议之前，主要任务就是要我们认罪。”
其实，庐山的事情发展到后来，主要问题已经不在那封信上面了，而是集中火力逼迫彭德怀等人承认反党集团和反主席的同盟，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彻底的把彭德怀搞臭。
在定调子的八月五日，陶铸以老战友的身份给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的高级领导人的思想状况。
陶铸信中说道：
“你我(指的是黄和他)都是读了一些所谓圣贤之书的人，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究一些操守是很可悲的。”
“尤其我们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给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贞洁’。”
陶铸后面直接劝说黄克诚就军事俱乐部问题向中央妥协，按照中央的意思办。
黄克诚最后回忆说：“一生最难过的就是在那个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好难签啊。”
在会议的巨大压力下，彭、黄、张、周等人不得不承认“错误”。8月13、14、15日三天，连续召开大会，由他们做检查。
彭德怀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尽力接近主席定的批判调子。
但是，他不承认是野心家、阴谋家和伪君子，也不承认主观故意分裂党、反对主席。
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成员，也只限于他们四个人。因而，招致了诸如“避重就轻”、“蒙混过关”、“死不悔改”之类的谴责和声讨。
不过，彭德怀等人毕竟基本承认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进攻”这个结论。下一步，就可以给他们正式定案了。

第四十九章 黄克诚宁折不弯（1）
庐山会议，原本并未安排黄克诚出席。
1959年7月中旬,已经开了半个月的庐山会议，按原定日期即将结束。
这时，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召他上山。
他当时的感觉是：会议上有事了,一是分歧意见很大，二是彭德怀可能要受到批评。
而他当时的思想状态是：面对当时国内经济情况的混乱，河南、山东都有饥馑发生，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向缅甸的人相当多……他感到问题严重，心里非常不安，希望能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场合说出自己的看法。
因而，黄克诚把上山看成是一次讲问题，说真话的机会。
上山的第二天，与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
在接触谭之前，他先拜访了李先念，谈了一些情况，李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随后在拜访谭震林时，谭听说黄在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有些不太高兴，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地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受到影响，两个人就争论起来。
争论中谭无法说服黄，就有些急不择言，直接向黄兜出了底细：“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让你支持我们的。”
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
就想也没想地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就是这朋友间不经意的一句话，最后也成了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明。
但是，既然要搬救兵，这就说明，彭德怀的观点，在庐山并非形成一边倒的反对与批判。
黄克诚于7月17日上山，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
小组会的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彭德怀给主 的那封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
黄也在19日的发言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的意见。
当时小组里除了罗某某、谭震林之外，都对黄的发言表示认同。这似乎可以说明，大部分与会高级干部感到了问题的严重，纠“左”是多数人的愿望，而彭德怀的信正好说出了他们心里话。
对这种局面，主席是不满意的。
为扭转这种局面，7月23日，主席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讲话以闲谈方式，进入正题，立场鲜明地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目的是把更多的人从彭德怀那一边拉过来，扭转会议方向。
主席的有些话说得很重，很有敲山震虎的味儿。
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天不会塌下来，神州不会陆沉。”
“现在，有的同志动摇了，他们不是右派，却滑到右派边缘了，离右派只有30公里了。”
从主席的讲话中，大家意识到风向变了。毛主席已经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来看待了。
既然性质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一些人首先考虑的问题，放弃或否定原先的观点，也就成了一些人趋利避害的首要选择。
那么，黄克诚又是什么态度呢？
黄克诚不是一个容易改变的人，“警告”对他没有作用。
主席的讲话让他惊诧，更让他忧虑：难道就因彭德怀的一封“意见书”，与大多数人对“大跃进”的看法不合己意，就要来个180度大转弯，把一个原本“纠左”的大会，变成一个“反右”的大会呢？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怎么能说变就变？
这天晚上，周小舟打电话给黄克诚，说他与周惠、李锐要过来谈谈。
黄不同意他们来，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一些，但周坚持要来，黄也就同意了。
几个人来后，表现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说主席支持左的，也不会不要右的。
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
黄说：“我认为不会。”
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黄说：“我认为不会。”
黄克诚这样说，也许并不表示他的真正判断，他只是觉得在这种时候，应该给周小舟降温息怒，不然就会坏事。
他还劝周，有意见还是应直接向主席提出，我们现在这样议论不好，这才让周平静下来。
大家接着又谈了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又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
彭随口说了一句：“着急有什么用。”
李锐大概觉得还是早点离开这里为好，就说太晚了，催着周小舟走。只有处事谨慎的周惠，一直没说什么话。
这就是几个人这天晚上会面的情况。
按常理说，二周一李与黄克诚同是湖南人，都先后在湖南工作过，对“大跃进”刮起来的“五风”，同样都持批判态度，希望尽早结束极“左”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想在一块谈谈，听听老领导的意见，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可是，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了罗某某，罗持反“右”的观点，自然也就注意了这件事。
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第五十章 黄克诚宁折不弯（2）
主席23日讲话，预期目的似乎并未达到。
主席讲话后，大家的发言依然不太激烈，对彭的批判也还是就事论事，没有离开信的内容。
主席26日又下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
于是，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彭德怀以外，所谓“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都出来了。
“左”派柯某某等人气势很凶，温和派也被迫提高了调子。就在很多人调头转舵，纷纷发言表态时，黄克诚也作了检讨，言辞虽变得缓和，但基本观点并未改变。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上，他说：“自已思想方法上有多考虑困难和不利因素的老毛病”；
在对彭的“意见书”的认识上，他说：“自已只认为彭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时，对黄克诚的劝说工作也开始了。
7月30日，主席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谈话。这次谈话，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毛的话说得很重，但显得火气不大，空气不紧张，几个人也较敢讲真话。
主席一上来就给黄戴了几顶很具威慑力的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
还说黄与彭的基本观点一致，与彭是“父子关系”。
黄没有屈从，逐条答辩：
“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
“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
“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在逐条答辩中，黄的有些话说得很不客气：“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
“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
“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
“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
黄克诚最不客气的话，当属与主席争论四平保卫战的往事。
四平保卫战时，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也在东北战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曾多次电告林彪，建议从四平撤退，林不回电，也不撤兵。
黄无奈，只好电告中央，还是不见回复。最后的结果是，我军伤亡惨重，才不得不被迫放弃阵地，撤离四平。
主席此时反问黄：“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
黄答：“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我们打他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
主席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
黄跟上来一句很有些犯上的话：“是你决定的也是不对的。”
主席也只得自下台阶：“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
主席最后又把话头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等，这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但他们的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又都是不会作伪的人，他们的态度可能让主席失望了。
在主席找黄克诚谈话前，作为党内第二把手的刘少奇、第三把手的周恩来，都曾找他谈过话，要他与彭德怀划清界限。
也许，还是因为“划清界限”的理由难以服人，黄的“执迷不悟”，才有主席的这次谈话。
对于主席来说，这是一次毫无效果的谈话，但对于黄来说，却不无收获——虽然主席对他的指责颇重，但他到底有个机会，把想说的话直接向主席说了。
这里还需要补充交代一件事，看看彭黄之间是否有像主席说的那种关系。
就在黄克诚7月17日上山刚住下，彭德怀拿着那份“意见书”给他看。
他看过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
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黄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
由此看来，彭写信的善意，黄待人的坦诚，党性人品，确是白玉无瑕。
而主席确有些过敏了，一从党内斗争想问题，难免疑窦丛生，冤枉好人。
对黄的劝说并未就此停止。
7月31日和8月1日，主席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特通知黄克诚与二周一李列席。
会上主要由主席讲话，讲话特别令人惊愕的是那些上纲定性之言。
谈到彭的“意见书”，主席说：你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锋芒是向着党中央，你是反中央，攻击中央。你的信是准备发表的，目的是用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
谈到历史上的几次路线斗争，主席说彭与他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过去挨了批评，心里怀恨，颇有些旧恶新怨一齐算的意思。
主席的那些最厉害的话，已不仅是针对彭，同时也针对黄等，讲话中的“你”，不时地变成“你们”。
主席说：你们这回是站在右倾的立场上，有组织、有准备的进攻，其目的是动摇总路线，攻击中央领导。
在这个会上，彭也不断插话，以事实对主席的话进行反驳，对主席不无激怒。
黄克诚也说了几句表态的话，他既劝说彭冷静听取批评，也毫不避嫌地继续为彭说公道话，说在中央苏区后期，主席被夺去领导权后，彭说过还是要请主席来领导，证明彭不是一个不能辨别正确和错误的人。
会后，主席又把他们四人留下，还是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
主席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
对黄克诚，主席似乎也还有争取他回头的意思。可是，依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的几个人，再一次让主席失望了。
劝说既无效果，那就要用批斗解决问题了。

第五十一章 黄克诚宁折不弯（3）

其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就摆开了阵势。
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
慢慢地他就意识到，在这种场合，摆事实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检讨总是过不了关。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他谈话，谈了一次不行，又谈一次，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以摆脱困境。
但是，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已的事，在黄克诚是绝对不会做的，因而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
他终于也没有在自已的交代中，揭发出彭德怀的什么问题，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困境。
可以说，庐山会议最考验黄克诚的，是他的诚实。
而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如果这也算错误的话，也还是他的诚实。
小组批判会上，有人穷追7月23日晚，他与二周一李谈些什么。他经过思想斗争，觉得有一句话是说不得的，说了会加害无辜；不说呢，又是对党组织隐瞒，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中央委员，良心上会不安。
他只好如实说出了那晚的前后经过，把“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那句话说了。
正好，彭德怀与张闻天也曾如此议论过主席，此时也被揭露出来。这一下，大会就像投进一枚炸弹，一片哗然。
一切有理由的辩解，在这时都没用了。那些在批“右倾”时还有些同情他们的人，改变了态度；原先还以为“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定谳是空穴来风，有了确证；
什么“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等大帽子，也就随便往黄克诚头上戴了。
前些时，主席只把批判重点放在彭德怀的右倾上，还想争取他们几个，到这时也就完全确认，除周惠是沾了点边以外，其他几人确乎是“反党集团”成员了。
主席的确认，常委同意，一个“反党集团”就这样产生了。
但是，在要当事人签字划押认罪时，却遭到黄克诚的拒绝。
为此，陶某奉命三次找他谈话，不说他有罪，只说会议开这么长时间了，大会决议总得公布，不能让大家都拖在这里，劝他还是要多为党和国家大局着想。
最后，黄克诚也意识到，主席的性格之强，中央全体又都站在主席的一边，也只有自己受委屈、背冤枉、“顾大局”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黄克诚没有因免官戴罪而痛苦，他“无日得安”的痛苦是，不该因“顾大局”而违心地认罪，违心地作检查，违心地同意大会的“决议草案”。
所以会如此，他找出的深层原因是：
“许多年来，在内战、长征中，主席的英明、正确已为全党所公认。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更使全党钦服主席的领导高明。”
“他不时力排众议，而结果常常证明他正确。所以我们已习惯于认为：主席比我们都高明，习惯于服从主席的决定，习惯于接受主席的批评，尽管心里有不同意见，也接受了。”
“虽然这一次实在不能接受，也不应该接受，也强迫自己接受了。”
其实，黄克诚这一次并没有“服从主席的决定”，也没有“接受主席的批评”，否则他就不会遭此一劫。
他只是在接受处理决定时缺少坚持，有悖他一惯性格。他的自责与痛苦，说明他的诚实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
黄克诚从参加革命开始，他就对极“左”的做法十分反感，由反感到怀疑，由怀疑到抵制。
为此，他曾一次又一次被划入“右倾”之列，遭到整肃，陷入险境，最终又都化险为夷，恢复清白，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他确实是一个无私无畏者。
而庐山这一次，他就没有这种幸运了。对于那顶“右倾”帽子，他还可以接受，比起那些原本就是“极左”的人，或被政治风浪逼上“极左”的人，他确实是右倾了。
对于“反党”这顶帽子，他就不能认同了。他承认，在他心里从没有赞成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的“三面红旗”。
但因此把他打入“反党集团”,硬要他承认反党，而且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党，并写进党的决议，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了。
然而谁又能想得通呢？如果黄克诚反党，那谁又是热爱党的人呢？
黄克诚一生所受到的委屈太多，惟以庐山会议受到的委屈为最重。
那么，受了委屈的黄克诚，又是如何看待庐山会议的呢？他认为庐山会议这一场悲剧，不是他一个人或他们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黄克诚在回忆庐山会议时对主席，他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出来，
黄说：
“当时毛主席叫我临时上山开会是给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凑班子，既然叫反党集团，总不能只有一个人，彭德怀搞反党集团，你们想想，没有黄克诚参加谁能相信？”
如果再往深处想，黄克诚被安排在彭的隔壁居住，同是河东路176号，那么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了。
八届八中全会上本来有一个《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然而被主席扣住没有发出来，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上批判谭政时，才把这个决议发了出来，和谭政被撤职的一起发表的，以致于很多人以为组织处理黄克诚是在一九六二年而非一九五九年。
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待遇明显比彭强的多，林彪手下的干将没有几个人特殊的难为黄，除了吴某某以外。

第五十二章 彭黄张周被诬“反党集团”

1959年8月16日，全会举行闭幕大会。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四份决议和《会议公报》。
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写道：
“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漆黑一团。”
“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既‘政治挂帅’。”
“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决议》写道：“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写道：“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军队。”
“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人民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最后，《决议》宣布了对彭德怀等人的处理：
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是，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是准备发至全党学习的。没有点出彭德怀等人的名字，只是说在党内出现了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四个人。
决议列举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和“罪状”，分析了他们“犯错误”的根源。
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通过决议后，让彭德怀等人签字画押。然后，大会发言。
发言都颂扬了主席的英明伟大，谴责了“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祝贺全会取得了击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伟大胜利。
最后，主席讲话。他说：
“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这样总结法才好，就是锋芒对着右倾！”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第一，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第二，搞清楚了当前的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
他估计在党内传达后，会有不少人难以理解和接受。他说：“在党内一宣布，一定有人觉得惊奇，觉得突如其来，不理解。昨日功臣，今天为什么是祸首？”
“人们觉得不好懂，是因为人们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彭德怀等同志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同志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
“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然感到惊奇，这点要讲清楚。”
主席转向周小舟，说：“你这个人，我跟你讲过，你是民主人士，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民主人士。”
接着，又提起了海瑞。他说：“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市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做斗争。”
“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司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我们是提倡左派海瑞，海瑞历来是左派，你们去看《明史 海瑞传》。”
“讲我提倡海瑞，又不愿意看见海瑞，对于右派海瑞来说，千真万确。但不是左派海瑞，左派海瑞是欢迎的。”
“如果不欢迎左派海瑞，不喜欢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批评我们的缺点错误的这种人，这种同志，那么，就是错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了。”
“决议案上有一句说：对于那一些站在正确的立场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的，这是完全应该保护的，应该支持的。这就是指的左派海瑞。”
主席强调：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近一年时间内，他一直致力于纠“左”，这方面的“问题都解决了，或者剩下尾巴，情况好转了。再过几个月，时局更好转。”
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反右倾、鼓干劲”。
主席还表示，希望彭德怀等人能转变过来，要关怀、帮助他们，给他们出路。
最后，主席用林彪发言中的两句话，结束了他的讲话：庐山会议“避免了一个大马鞍形，避免了一次党的分裂。”
8月17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任命罗瑞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第五十三章 《反党集团决议》全文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转录如下：
一
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这个进攻，正出现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运动中的某些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加紧进攻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时机，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为危险。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坚决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二
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
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前期，即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书，和他在整个庐山会议期间的一些发言和谈话，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
它们尽管表面上也装作拥护总路线和拥护毛泽东同志，但是实质上却在煽动党内的有右倾思想的分子、对党不满的分子、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起来响应国内外反动派的污蔑，向党的总路线、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
彭德怀同志把那些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点收集起来，并且加以极端夸大，把我国目前形势描写成为漆黑一团。
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
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
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
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
张闻天同志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在反对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中，党中央已经知道了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参与这一反党联盟的若干事实，给了他们以严肃的批评，希望他们得到教训，从此悔悟，并没有加以深究。
但是彭德怀同志和黄克诚同志虽然表面上作了检讨，实则不但没有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长期对党隐瞒他们参加这一反党联盟活动的某些重要事实，并且继续发展他们的反党的分裂活动。
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
他对于党和党的中央从来是不尊重的，极少传达中央的指示，应该请示的事情极少向中央请示，把他所领导的部门看成是一 个独立王国。
他常常向中央要求“民主”，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是最不民主的，最专制的，只顾个人的“小局”而不顾党的大局的。
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在军事工作中的军阀主义的思想和作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造。
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工作期间，由于违背中央的指示，他还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
为了实现他的个人野心，他早就在党内和军队内恶毒地攻击和污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采用封官许愿、拉拉扯扯、先打后拉、挑拨离间、造谣扯谎、散布流言蜚语等等方法，进行宗派主义的、分裂党的活动。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后，全党全民团结一致，积极工作，而他却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中央的领导，进行反党活动，准备寻找适当的机会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向党和毛泽东同志进攻。庐山会议就被他看作一个适当的机会。
由于彭德怀同志过去曾经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由于他在党中央和在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也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对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前途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
正因这样，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制止他的反党的分裂活动，就不能不成为党和所有忠于党、忠于人民解放军、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重要任务。

四
彭德怀同志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
彭德怀同志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彭德怀同志虽然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实质上一脑子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资产阶级的极端虚伪的所谓“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并且还有某些封建残余思想。
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是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和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思想方法。
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
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
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在很多方面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在党的历史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 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以后，他在大部分时期仍然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并且在党内和军队内进行分裂活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所负责主持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当成他向党中央闹独立的资本。
虽然党已经坚决地批判和纠正第二次王明路线的错误，他仍然坚持执行王明路线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并且发扬。
八届八中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在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在党中央和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一致，领导全国勇敢勤劳的六亿五千万人民，毫不动摇地奋勇前进，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和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而斗争到底。

第五十四章 历史是公正的

历史是公正的。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1980年4月1日，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
“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5页)
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前期，主席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
“但是，庐山会议后期，主席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这个被颠倒了几十年的黑白，终于被纠正过来。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不愧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勇敢地站出来讲真话，为民请命。他们将万古流芳！
作者将他们的简历叙述如下，让我们的后代永远记住这四位忠良。
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
出身贫农，当过矿工。
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领导发动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军长。
12月率部上井冈山与主席会合。后任红四军副军长（军长朱德、政委主席）、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三军团司令、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
参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一到第五次反围剿等斗争。
参加长征，任陕甘支队司令员、一方面军司令员，参加指挥东征和西征。
抗日战争期间，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委员兼军分会副主任。参加创建华北根据地，指挥百团大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转战陕甘宁，解放大西北。
建国后，历任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国六、七、八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批判，被撤职罢官，隐居北京西郊。
1962年主席批所谓“翻案风”时，又遭批判。1965年赴成都任西南三线建设副指挥。
1966年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残酷迫害。1974年11月含冤去世。
遗著有《彭德怀自述》。1978年11月，平反昭雪。
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
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随朱德上井冈山。历任团、师、军级干部，参加历次反围剿作战。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旅级干部、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天津市军管会主任、天津市委书记。
建国后，历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59年庐山会议被批判罢官后，隐居家中，闭门思过。
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77年复出工作，任中央纪律委员会常务书记。1986年病逝。
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人，又名洛甫。
早年曾留学日本、美国，1924年回国后参加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先后在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
1930年回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
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参加长征。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支持主席的正确主张，起草了会议决议。会后任党中央总书记，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42年整风运动在延安受到批判后，辞掉总书记职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辽东省委书记。
他是是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
建国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受批判罢官。1962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文化大革命中，遭残酷迫害。1976年7月含冤去世。1978年8月26日，平反昭雪。
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
1931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宣传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参加并领导北平学生运动，对12-9运动作出了贡献。
1936年8月到陕北，先在中央军委工作，后任主席秘书。
1938年前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历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冀西北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
建国后，历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政委，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
1958年被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被批判撤职，下放到大瑶公社任党委副书记。
1962年4月，调到广州，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不参加党组。
文化大革命开始即遭到严重迫害，1966年12月25日，含冤自杀，年仅53岁。1979年5月30日，平反昭雪。

【罢官后的彭黄张周】

第一章 彭元帅被罢官

1959年７月２日～８月16日，中央召开了庐山会议。
７月２～15日，会议的议题是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着重讨论毛主席提出的19个问题，包括形势、任务、体制、宣传、综合平衡、群众路线、协作区关系、公共食堂、农村初级市场、以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等问题。
７月14日，彭德怀针对当时客观存在的问题，给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
７月23日，主席在大会上讲话，认为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
因而在会议后期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
８月１日，中央常委会上，算了彭德怀的历史旧帐。
８月２日～16日召集了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公报。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张闻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被撤职罢官。
八届八中全会开完之后，主席说政治处理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彭黄张周四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保留，具体职务没有了，会上通过的决议号召和彭等人作斗争，口号喊的震天响。
彭德怀从会场出来，没有一个人和他说过一句话，主席尽管表示还要继续帮助彭，可是大家都已经看的十分的明白了，彭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主席鼓动人们不要怕沾了彭德怀的边，也是应者寥寥，值的一提的是张爱萍同志。
彭德怀从庐山飞回北京的飞机上除了自己的妻子、秘书、参谋以外，再无一人愿意和彭同机，有的人宁可晚回北京也要等下一班，只有张爱萍一人表示不在乎。
于是飞机上始终就是彭德怀和张爱萍两位领导人，飞机到济南临时停靠，张爱萍办事另走。
彭德怀在济南宾馆吃饭，其他饭桌上人气十足，只有彭德怀这个饭桌上唯彭一人，没有任何人过来和彭说一句话，哪怕是礼节性的寒暄。
八月十九日，主席布置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的任务是开足火力反击彭黄张周，在报纸上彻底的批臭他们的观点。
张闻天还书生气十足的给主席写信，要求和主席谈一谈，主席把信批发给与会者，便再无回音了。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阶段，不但社会上存在阶级斗争，党内也存在阶级斗争，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
这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最终导致了中国大地上浩劫十年的“文革”大悲剧。
庐山会议后，狠反“右倾”，直接造成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大灾难。
1959年全国人口净增1113万，而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了1100万，1961年又继续减少了348万。
就是说，这一场灾难导致了大约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四川、广西、河南等省不仅大批饿死人，造成整村、整户死绝的惨剧，还出现了人吃人的可怕景象。
从1959年8月到1978年末，全党全国“共诛”、“共讨”彭德怀近20年之久，最后把彭元帅迫害死。其起因乃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的一封信。
这封信究竟写了些什么而使毛泽东如此这般地震怒呢?可叹的是，除当时的与会者和省市一级领导人外，全党全国并无缘得见。
直到1979年6月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元帅事迹展”时，这封“信件”才第一次公布于世，以致每日都有许多参观者挤在“信件”抄件前阅读、议论、摘抄。
1982年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将“信件”作为附录刊载，这份历史性的文献才得以举世共读之。
当人们终于得睹“信件”的庐山真面之后，又不禁产生了几许困惑：
以1979年以后的眼光来看，这份惹下大祸的信，它对当时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并不彻底，它是在肯定“三面红旗”成绩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
“信件”认为：公社化中的问题基本已得到纠正，而基建项目过多过急了，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当前主要问题是由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多方面的紧张，就其发展看，已具有政治性。
“信件”认为：产生问题的原因是我们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没有像处理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浮夸风普遍滋长，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易犯“左”的错误，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
在“信件”的最后，彭德怀提到：政治挂帅不能代替经济法则和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左”一般比反右要困难一些。
这是一番心平气和但又切中时弊的意见，又是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写信给主席作参考。
结果，这位忧国忧民、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却遭到批判和罢官，直至被折磨迫害死。

第二章 军委会众将保元帅 （1）

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回到北京，立即参加军委扩大会议，接受批判。
八月十八日，庐山的会议没有结束，林彪就给北京的军委留守大员们打招呼，要开一个规模庞大的军委扩大会议，准备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
大军区领导除了留一人看家外，必须全部参加，省军区、野战军、军一级的全部参加，西藏、新疆正在防御敌人，不过也要派一个部队的一把手参加，至少政委要来。
这样会议组织到最后有了508人参加，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军委扩大会议。
林彪给贺龙、萧华、罗瑞卿等人传达的口信就是：“彻底批臭彭德怀、完全肃清彭在军队的影响。”这一指示和主席此前的交待是基本符合的。
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 日，在北京举行军委扩大会议，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
参加会议的有师级以上军官1500多人。会议由林彪主持，罗瑞卿为大会秘书长。
8月18到21日，分14个小组传达和讨论庐山会议文件；
8月22日至27日，以小组为单位对彭德怀、黄克诚进行揭发批判；
8月28至9月4日，将4个小组合并为两个大组，彭德怀和黄克诚各在一组，接受批判和追逼。
其间，8月24开全体会，周恩来奉主席之命来讲彭德怀的历史问题。
9月5日至7日，分四个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和受他们牵连的邓华、万毅、洪学智、钟伟等人进行揭发、批判。
9月8日至12日，召开大会，对彭德怀、黄克诚等人进行批判。最后通过《决议》。
其间，9月9日，刘少奇奉主席之命，做《关于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报告，批判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鼓吹对主席的崇拜。

总参谋部和军委办公厅编为一个小组，这个小组是批判彭、黄的重点小组，由中央候补委员、总参计划装备部部长万毅任组长。
万毅是东北人，豪爽仗义，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40军军长，是林彪的部下。
小组讨论后，没人发言。林彪找万毅谈话、派人督战，仍是没有人发言。
万毅见此，说道：“咱们总不发言不行，我看，咱把彭总的意见书拿来研究一下，有错误就批判，没有就不批判。我向上面好有个交代。大家看行不行？”
大家一致说“行”。
读完意见书，人们就热烈讨论起来了。
有人说：
“彭总说的浮夸风，是实话。去年我们军委机关去参观天津的卫星田，一看，稻子长得密密麻麻的，上面挂着许多大电灯泡照，下面有几部吹风机吹，稻子穗上还坐着一个小孩。”
“当地负责人介绍，这块稻子亩产少说也能达到2万斤。我从小就在稻田里爬，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吹牛皮。”
“我当场问他成本怎么核算，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正在这时，小孩闹着要回家，我上前去抱小孩，才发现小孩是坐在一个特制的高板凳上。”
“一细看，这些稻子都是从别的地里移栽过来的。我说，这稻子好像不全是这块地里的。那位负责人红了脸，说不出话来。”
大家听了，一阵哈哈大笑。
另一个人接着说：
“去年我们去河北徐水参观人民公社的‘军事化’。男民兵都大炼钢铁走了，只剩下‘黄忠连’和‘穆桂英连’来接受检阅。”
“还没有开始检阅呢，几个‘老黄忠’就坐倒地上，几位穆桂英就尿了裤子。我们急忙转身便走——人家妇女要换裤子。”
“后来，我们参观他们的公共食堂，才知道‘穆桂英’尿裤子的原因。原来食堂里只有一大锅稀稀的玉米面粥，看样子还是专门给参观的看的。喝这样的稀粥，还能不尿裤子！”
另个人抢着说：
“热闹还在后面呢。我们参观完了，回到车上正要吃饭，一看，带来的干粮早就被人拿得干干净净。”
“没办法，我们只好到食堂喝了一碗稀粥。当然是交了粮票和钱的。回来的路上，一个女大尉一咳嗽，那尿就顺着裤腿流下来了。”大家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议论起来，议论了半天，实在看不出意见书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万毅说：“我看，大家对意见书表决一下，有意见的举手！”万毅环视了一下没有人举手。
万毅又说：“没意见的举手！”呼啦一下子都举起了手。万毅见状，说：“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批判个蛋！我宣布：小组解散，个人自由学习。”
早有人把万毅解散小组的事报告给林彪，林彪大怒，立即派武装军警把万毅拘留起来，另派组长整顿。
在揭发彭德怀历史“罪恶”时，有的人望风扑影，进行诬陷。彭德怀耐心解释说明。
突然，一个人大声叫道：“彭德怀，你不要狡辩啦！我要向你讨还血债！”
大家吃了一惊。一看，叫喊的原来是空军副政委吴某某。
“1935年，在长征路上，彭德怀亲手枪毙了一军团的一名连长！”吴某某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一军团是毛主席从秋收起义亲自培养起来的队伍。他处处和一军团作对，想搞垮一军团！”
“胡说！”犹如一声暴雷爆炸，众人一看，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
只见他圆睁虎目，指着吴某某的鼻子，喝道：
“你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这件事我最清楚，当时我在现场。那是攻打娄山关的时候，一、三军团协同作战。”
“那个一军团的连长临阵叛变，带着几个人投敌，被我后续部队捉住。正在审讯的时候，一军团追捕人员也赶到了。”
“经审讯，一军团追捕人员决定处决他，彭总表示同意。这样的临阵投敌分子，人人都可以杀他。难道彭总同意错了吗！？”
会场哗然。
林彪大怒，喝道：“大胆钟伟，竟敢阻挠对彭德怀的揭发批判、搅闹会场！警卫组，把钟伟给我押出会场！”
几个武装士兵在军官带领下，给钟伟带上了手铐，押出会场。众人见此情景，冒出一身冷汗。

第三章 军委会众将保元帅（2）

这事发生的第二天，海军副政委李某某又诬陷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你不听毛主席命令，显摆个人英雄主义，不注意隐蔽指挥部，导致指挥部被敌人飞机轰炸，致使毛岸英等同志牺牲。”
没等彭德怀回答，原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上将拍案而起，喝道：
“不许诬陷好人！你去过朝鲜战场吗？你知道当时战争打得多么艰苦吗？我们没有任何空军掩护，美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怎么能诬陷彭总不隐蔽？简直是胡说八道！”
原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上将接着说话了：
“当年抗美援朝，不少人畏惧美帝国主义，胆战心惊。最后是主席做出了决策，彭总坚决支持主席的决策，并自动请缨，去朝鲜战场。”
“正是由于彭总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发挥了他杰出的指挥才能，才打赢了这场战争。这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大长了我国的国威。这是有目共睹的，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怎么能说彭总不听主席的命令？难道不听主席的命令就能打赢这场战争吗？”
“这，这，……”李某某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年，主席曾打算让林彪带兵去朝鲜的，林彪畏敌如虎，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拒绝去朝鲜。
洪学智的一席话，恰如揭了林彪的疮疤，打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林彪涨红着脸，拍着桌子怒喝道：“给我住口！不准为反党集团头子歌功颂德！我怀疑，你俩就是军事俱乐部的骨干分子。我宣布：对你俩实行隔离审查！”
警卫组立即把两位将军押出会场。
批判彭德怀，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追逼“军事俱乐部”的成员、纲领、目的和阴谋活动情况；一个是追逼“里通外国”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彭德怀耐心解释道：“这是毛主席8月2日在给张闻天同志的信中首先提出来的。信中说：‘怎么搞的，你跑到军事俱乐部去了。’其实，这是主席的一个比喻，军事俱乐部是根本不存在的。”
“你不老实！”
“不许你狡辩！”
“你赶快坦白交代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和名单！”
一些人吼叫起来。有的人竟走上前来要打彭德怀。
在一再追逼之下，彭德怀气愤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说有这个俱乐部的话，他的成员就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四个人，其他再没有了！”
“你狡辩抵赖，决没有好下场！”
“你不要再欺骗我们啦！”
“决不容许你蒙混过关！”
“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不要再顽固啦！”
“快坦白交代！！”
彭德怀被逼得急了，怒吼道：“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报名吧！”
对“里通外国”的诬陷，彭德怀的心里是坦然的，“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不厌其详地讲了国外出访的经过，与赫鲁晓夫等人的会见时间、地点和翻译陪同人员的名单。
他说：“我根本不懂外语，同外国人任何谈话都要经过翻译，我无法密谈。”
但是，这样的凭空诬陷，使他感到悲哀和痛苦。他心里想：“为了把我搞臭，竟然使用这样卑鄙的手段、把这样丑恶的罪名硬往我头上扣，真令人既悲哀又痛苦。”
会议对所谓“里通外国”的批判，采用会上揭发与会外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向有关人员和驻外使馆或派人面谈，或电话、电报询问，调查工作做得极其深入、细致、周密、快速，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一无所获。
军委扩大会议从8.18日到9.12日结束，几乎开了一个月，先是十四个组，后来编成两个组，集中批斗，语言和手脚并用。
8月22日，黄克诚在妻子唐棣华以“离婚”相要挟的情况之下也写出了检讨，然而这次军委会议上黄没有受到比庐山更为严厉的批判。
大会揪出了洪学智、万毅、钟伟、邓华，林彪在庐山讲话说：“我反复想了一晚上，睡不着，邓华留在军队我不放心。”邓华因为受了这个关照，结局自然好不了。
9月2日，军委扩大会议胜利结束。发了《决议》，把邓华、洪学智、钟伟等同情彭德怀的将军们也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职降级。
彭德怀后来回忆说：
“在会议发展过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我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实际的夸大的检讨。”
“唯有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期间就有追逼现象，特别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不供出所谓‘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就给加上不老实、不坦白、狡猾等罪名。”
“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三十年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做，对保证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巩固，是有好处的。”
“我就是持着这个态度，赶回北京来做检讨的。但是，我不能乱供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等，那样做，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我只能毁灭自己，决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9月9日，彭德怀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违心地说：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进行了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清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
“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
并表示：今后好好反省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
他请求：要去农村，一面学习，一面劳动。
主席接到信，立即通电话，表示欢迎。
9月12日，在主席欢迎彭德怀信的同时，中央通过决议，正式称呼彭德怀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三个副词之前一律加上十足的字眼，这是林彪在庐山给彭戴的帽子，除了冯玉祥一词外，其他的完全引用。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给彭德怀做的决议直到八十年代才被推翻。
批判彭德怀最厉害的几个人林彪、贺某、罗某某、萧某、谭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扬。
9月26日，中央改组军委组成人员，林彪为第一副主席，主持全面工作。贺某任第二副主席(常务副主席)，谭某、罗某某再度被选为常委。
而洪学智、钟伟、邓华、万毅四人都被下放，他们被称之为小“彭黄张周”。

第四章 彭元帅贬谪挂甲屯

195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前夕，已被撤去国防部长职务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举家从中南海迁出。
没有人驱赶他，但他很清楚，被毛泽东视为“党内隐患”的他，虽然名义上还保留着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今天，只有退出政治舞台才能了结问题。
彭德怀埋头大步跨出永福堂，径直上了那部吉姆黑色轿车，和他一起离开永福堂的有妻子浦安修。
没有人前来送行，他也不需要和任何人告别。
汽车驶出西门，直驶西郊，新的住处是颐和园附近挂甲屯的吴家花园。
前几日，彭德怀自己动手和工作人员一起收拾什物，室内器具全部上交，崭新的蔚蓝色元帅服，上交，狐皮军大衣、绿呢军服，上交，毕生征战的荣誉：一枚枚金光闪耀的勋章，上交。
警卫参谋把辛亥革命元老廖仲凯夫人何香凝绘赠志愿军司令员的一幅《猛虎图》卷起来，想要留下，彭德怀也是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上交”。
只留下20余箱的书和几件换洗衣服等随身用品。
司机赵风池皱着眉头说：“都交了，连穿的都没有了!”
彭德怀有他的想法，他不愿意让反党分子、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这些可耻的帽子和英勇的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志愿军的历史荣誉联系在一起。
临走的时刻，还是有几件东西深深牵系着他的感情：一枚中央苏区颁发的红星奖章，8块从红军时期分给他的伙食尾子中积攒下来、保存至今的银元，一支佩戴多年的左轮手枪，还有一包历史材料，这4件东西一直被他珍藏在小保险柜内。
他打开小柜，取出它们，一一检视，最后留下了小手枪和那包材料--里面是他在战争时期写的讲义、战斗总结，作为他毕生征战的纪念。
离开中南海前，彭德怀曾接到“十•一”登天安门城楼的通知，此时他还保留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他向秘书摆摆手，表示他不准备去。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毛泽东等许多人怎么见面呢?
10月1日一整天，彭德怀都在整理安顿他的书籍、文件。晚上，他和妻子一起漫步到吴家花园南门外，站在木椅上向东南方向眺望。
天际闪跃出一朵朵礼花，那是天安门的焰火，彭德怀不时指点着。他的心情很平静，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衷心为建国10周年高兴。
国庆节刚过，彭德怀就在吴家花园内翻土、挖塘、平沟。
从此，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元帅，在中央派来的警卫班的“保护”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吴家花园位于海淀区挂甲屯教养局胡同。除彭德怀之外，这里还住过很多名人。
传说宋朝的杨六郎曾经在这个小村挂甲休息过，吴家花园曾经是明末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的居所。
吴家花园地处挂甲屯，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暗合了彭德怀的政治命运。彭德怀在园中开辟了一块田地，大有挂甲归田的意味。
吴家花园最早是清代雍正年间果亲王的赐园。所谓赐园，即康熙年间肇建畅春园之后，皇帝经常来畅春园问政。
为了方便，就在畅春园周边建了许多小园林，分赐给王公大臣。赐园产权归清室内务府，园主只有使用权。
道光年间，这座花园名叫恩寿公主园。清末称为承泽园，园主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
袁世凯时期，总统府秘书长吴鼎昌从载沣手里买下了这个花园，此后承泽园改叫吴家花园。这“吴家”二字当是指吴鼎昌而言了。
解放后，此处做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专家招待所。
吴家花园，号称“花园”，虽有亭台，但大都残破，也早已荒芜。
彭德怀用自己的双手改变着它的面貌，地开出来了，树种上了。
吴家花园的中心是一座京式庭院，回廊四合，南北东西14间屋子，6座角亭，自成园中之院。
正室门外，廊柱上悬着一副木刻对联：“云山自绘天然景，月下闲观物外春”。门上匾额题为“怀馨堂”。
题的是哪一代园主的心情，已不得而知。院外园内有小桥流水、假山亭阁和一些副宅，占地约5亩，绕以乱石镶砌的围墙，是一个既不华丽也不寒陋，颇为幽雅的去处。
吴家花园所在的挂甲屯，坐落在西山山麓起界处一大片著名的皇家园林中，西边约二里之遥是颐和园，北隔大道与圆明园遗址相望，南面的承泽园、东邻的蔚秀园则已成为北京大学校园的一部分。
这个村落很奇特，分为东南西北四块，各有一个名称。西北角为虎城，原为圆明园的养虎所，东北角叫北门楼，东南角叫教养局，西南角才叫挂甲屯。
这些威武森严的名字把这个村落的历史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村人传说宋朝杨家将中的六郎曾在这里晾晒铠甲，因而得名。
彭德怀初进吴家花园，对着大门上的牌号仔细看了一眼，上面标着“教养局”几个小字。
当今的劳动教养所，是拘禁改造仅次于刑徒的犯罪分子的处所。这个门牌号对彭德怀当时的心情与处境来说，是太敏感，太难堪了。
他对左邻右舍说：我不是到这里受教养的，我这里不叫教养局，叫挂甲屯。
为避免这种不愉快的联想，住进吴家花园的人就用了彭德怀的说法。
这便是现今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罢官后住京郊挂甲屯，而不说教养局的由来。
彭德怀住进了“怀馨堂”。他的心情和那副“云山自绘”、“月下闲观”的楹联毫不沾边，他站在那里看了一遍，淡然一笑，就再没去注意它，然后，开始了读书兼务农的生活。
开始，他嫌这个院子太大，房子太多，住着浪费，四处查看之后，他又很满意，因为有空地可以种谷，有水塘可以养莲藕。
他笑着对妻子和侄女梅魁说：“改造它一下，我要让这个花园来为我们服务!”
这个农民的儿子，在园内转了一圈就用目测出院墙内空地约有1亩，污水塘约3分，院墙外还有属这里管辖的荒滩地两亩余。
虽然秋意已浓，自己也年过六十，已进入人生之秋，他仍然卷起裤腿，赤着脚跳下浸凉的水塘。
他用手抓起一把黑色的淤泥，放在鼻子前深深一嗅，连声称赞：“好泥，好泥!”仿佛嗅到了少年时在洞庭湖滨西林围筑堤时的泥土气息。
他把警卫排的战士调动起来，和他一起用柳条筐把挖出的黑泥抬到地里去，不减当年横刀立马的气概。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挥汗耕耘。

第五章 不再作违心检讨

彭德怀在吴家花园生活的第13天，10月13日的上午，毛泽东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去中南海一晤。
两个月前，在庐山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一面说彭德怀和他历来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为此，彭德怀和他争得面红耳赤；
另一面，毛泽东又向彭德怀说：“30年，难道就这样分手了吗?”
毛泽东的电话使彭德怀重新燃起希望，毛泽东还能排除意气，和他心平气和地谈谈，是毛泽东并不存心和他分手啊!
他马上命车出发，连早饭也顾不得吃。
汽车直驶入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住地，彭德怀快步进入室内，发现是一个严肃的场面。
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杨尚昆诸人在座，原来是以中央的名义找彭德怀谈话。
刚在庐山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剑拔弩张地斗争以后，谁也不知道该不该对彭德怀笑脸相迎。

彭德怀向在座的人一一注目致意，然后在侧面的一张沙发上默默落座。
毛泽东态度从容地开腔，对彭德怀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仔细听着，答：“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问：“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4年。”

毛泽东表示同意。转头让彭真、杨尚昆二人负责安排。又说：“不要那么长时间，两年就够了。”彭德怀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说下去，注视彭德怀，似在等待什么。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毛泽东常常引用这句古语。从庐山会议以来，批彭这根弦绷得够紧了，在座的人看出来，毛泽东是在等待彭德怀认错。
只要“病人”愿意就“医”，毛泽东“救”人的处方是十分灵活的。
然而，彭德怀始终默不作声。他也感觉到，他此时“认错”，就能打开僵局，他的处境会好得多。但他决心不再作违心的检讨。
庐山会议违心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已使他痛苦到“如万箭攒心”。现在，他还为什么呢?他认为，错在毛泽东，而不在自己。
空气凝固起来，在座的人既熟知彭德怀，又了解毛泽东，都不免暗暗着急。
毛泽东站起来，扬扬手说：“都在这里吃饭。”
大家看表已近12时，就都随着毛泽东走进饭厅。
席间，气氛依旧僵持。陈毅吃得快，放下碗筷，望望彭德怀，却似自言自语地说：“哎，过去我也反过毛主席的，现在还是和大家一样工作嘛!”
彭德怀也已经吃完，坐在那里没有开腔。陈毅那样说，显然是想促引彭德怀再次检讨，争取重新工作。但彭德怀还是不表态，毛泽东也没有表示。
饭毕，彭德怀起身告辞，感谢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关怀。
两个历史巨人和解的机会，在彼此的倔强和沉默中丧失。
20余年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向前来采访的彭德怀传记组人员回忆了这历史的一幕，不禁轻轻叹息。

第六章 彭德怀成为高级党校的学员

彭德怀离去后，毛泽东嘱咐杨尚昆每月至少两次去看望彭德怀，主要是了解彭德怀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11月9日，彭真和杨尚昆来到吴家花园，具体安排彭德怀学习的事。
彭真不无遗憾地和彭德怀谈起庐山会议，说：“庐山会议对你斗争过分了一些。”
这是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第一次听到党中央有人这样对他说，那天在毛泽东处，为什么没有人把这句话从心里说出来呢?
彭德怀心如浪击，却仍是默然不语。
彭真向随后来到的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艾思奇、赖若愚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与杨献珍直接联系。
自此，彭德怀成了党校的学员。
当一切都安顿下来之后，彭德怀才越来越真切地感觉到，他已从数十年为之奋斗的事业中被放逐出来。等待他的是看不到尽头的，与他整个战斗生涯格格不入的谪隐生活。
党校每周集体学习两次，他准时到达，不管组内的人对他另眼看待、敬而远之。他自学时认真读书，作笔记，讨论时认真准备，积极发言，成为一个十分勤勉，遵守纪律的学员。
他把自己的生活日程排得也很满，很早就起床打拳，到园子里干活；上午专心读书，写笔记；下午除去党校学习外，小睡后看文件、报纸、杂志，16时左右出门走走，稍事休息；晚上依然是看书，写笔记，只偶尔看看电视。
当高级党校的教员和他商量学习计划的时候，彭德怀决定先从哲学开始。
方案一定，他就开始，从10月到12月中，他一气读了杨献珍的《什么是唯物主义》，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主义纲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又重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
盾论》。
从12月中开始，他又把读过的几本书一一作了摘记，在摘要中加注上自己的一些评语和阐释，另外还写了学习的心得。到2月末，
共写下150页约7万字的摘要。
他不知道更不会想到，在他的身边，从生活到学习都有受命监视的眼睛。
包括原来跟随他多年，又随他住进吴家花园的工作人员，都由组织特别交代过，要向组织报告彭德怀的言行。
在不肯认罪的背后，他实际已沦为一个“囚徒”。
无奈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只是因为忧国、忧党、忧民。他胸怀坦坦荡荡，即使有人背地打报告，也报告不出个“里通外国”和“反党阴谋集团”来。
身边的人，也没有谁利用这个机会去损害他，反而因他的真诚而和他交往起来。
高级党校的周勤淑回忆说：
“组织上交代，我去吴家花园的任务，一方面帮助他学习，一方面反映他的学习、思想活动，对他的言论，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想法都要向党中央报告。”
“此事先是由杨献珍校长负责,但杨献珍又嘱咐我说：对彭德怀的谈话听听就行了，不要记(追记)，回来和我说说便可，又嘱咐说：最近没有事，可以随便些。”
周勤淑谈到他对彭德怀的印象：
“他非常热情、温和诚恳，对我们也没有戒备，所以我们和他很快就熟了。”
“他把他考虑的问题、看法都对我说，谈得多的是有计划按比例问题，说当时出现的问题就是没比例、失调。他认为人民公社应当先试点，没试点就在全国全面开花不好。”
周勤淑说，她在1958年到1959年曾下放山西，在农村，对人民公社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
周勤淑到吴家花园，看到彭德怀案头放着《毛泽东选集》，彭德怀诚服地对她说：“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是非常成熟的。”“我由衷佩服”，“就是靠毛主席这一套路线办法，才有新中国的胜利呀!”
但他也不掩饰自己的一个看法：“毛主席打仗行，搞经济建设还缺乏经验。”
他依然拒绝对毛泽东的迷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的贡献和不足。周勤淑不禁感叹：“那时我心里就想：要说彭总反对毛主席，真是太冤枉了!”
周勤淑还回忆说：
“根据领导的要求，我写过两三次书面报告，如实反映彭总的情况，但以后渐渐熟悉，他真诚地和我谈心，讲到庐山会议前有的人本和他有相同看法，后来又起来揭发批判，完全改变了以前的调子；谈到他家乡来信，因反右而造成更大的灾难等，我就不再写在报告里了。”
彭德怀在党校小组学习会上的发言内容也是要报告中央的，他的发言比较谨慎，他无意在这里再起波澜。
但不习惯隐瞒己见的彭德怀，还是在一次讨论会上小小“走”了一次“火”。
他说毛泽东：
“他反右比较猛，历次反右，包括庐山会议都比较猛，而反‘左’就比较慎重(指建国后)，因为‘左’在主观上是革命的。”
“‘共产风’就是‘左’的东西，因为反右，有的地方忽略了纠‘左’。”
“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