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战史评话之武昌首义 下篇 阳夏之战（1）



按照计划，起义成功之后各方面负责人都要到省咨议局汇合，商讨成立政府的大事。十月十一日清晨，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浩、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不顾一夜激战的疲惫，齐集咨议局。
因为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孙武等至今仍下落不明，眼下最要紧的是必须推选出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来统筹全局。接下来的成立政府，编练部队，抵御清军的反攻都至关重要。首义诸君虽然功勋赫赫，但是无论是资望能力都无法胜任。蔡济民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为一己私利。”与会者提议通知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
下午首义革命党人及谘议局委员士绅代表等召开联席会议，商讨推戴都督人选。有士绅提议推举议长汤化龙为都督。汤抵死谦让，说：“革命事业，兄弟一向赞成。现在武昌起义，各省还无所知，须先通电各省，吁请一致响应，革命大功才能告成。再者瑞澂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派兵来打湖北，同我们为难。兄弟一介书生，军事非所长，其他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言外之意就是他想主抓民政。正嘈杂之际，革命军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和一大群将士簇拥着一个人走进来。不用猜大家都知道——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这个关键人物终于出场了。接下来就更不用细表了，几乎是全员通过，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大都督。尽管他当时极不情愿，甚至有被威逼的嫌疑，到底还是坐上了。汤化龙也如愿的当上了民政长。
这个事件后世的一些史家甚不以为然，批评革命者幼稚、无知，把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以至于革命不彻底云云。其实大可不必。今夕何夕？不能总拿阶级斗争的眼光看问题：汤化龙是立宪派老官僚，黎元洪是满清旧军官，等等。当时的首义诸君不过是普通士兵，下级军官，在他们眼里黎、汤二人是湖北人望之所系，他们出来领导能稳定大局，使各阶层对起义行为能充分理解、支持。而且二人都很有能力，以处理当前纷繁复杂的各类事务。再者，起义领导人蒋翊武、孙武等人在起义之前曾经提出过将来成功之后推戴黎元洪为都督。其实他们很有自知之明，当时武汉三镇的新军一镇一混成协，大约一万七八千人，为巩固政权还要扩军。懂军事的朋友 明白数万大军是个什么概念。部队的吃喝拉撒睡，粮草、辎重、军械，等等等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想指挥裕如，发挥他们的战斗力，岂止是几个下级军官班长排长辈所能应付的？所以他们的做法无可厚非。声明：我没有贬低首义诸君的意思，就事论事。我内心是非常崇敬他们的，恨不能早生八十年，追随他们一道革命。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黎都督的简历：
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
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投海遇救，即得清廷官吏之青睐，山东巡抚送其至南洋侯差，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派充自强军翻译并监修南京狮子山炮台，炮台建成后兼任教官。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调黎充湖北护军马队营帮带，遂派往日本见习。
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
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
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
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湖北是当时东南各省中编练新军最早的。不管是外国人还是铁良来参观，都称赞这支部队练得不错。正因为如此，黎元洪在整个新军中名声也很大。因而当时湖北变成江南练兵的中心，安徽、湖南、广西、贵州都派人来湖北学习训练，这些人只或多或少都受过黎元洪的教育。这样一来，黎元洪的影响就不局限于湖北，而是扩大到了大江南北。黎元洪从1896年调到湖北之后，一直到1911年，除了三次到日本考察之外，主要的活动就是在湖北摸爬滚打，编练新军。除了陆军之外，因为他还学过水师，张之洞在练新军时曾组建了一个舰队，有六条以“楚”字开头的军舰，有四只以“湖”为首的炮艇，也是委托黎元洪管理，用来保卫湖北的长江。在武昌首义之前，应该说，黎元洪在新军中的影响力和地位都是比较高的。
黎元洪1898年首次从日本考察回国之后，便向张之洞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张之洞很快答应他的建议，最初计划是湖南、湖北各派一百人，但由于经费不足，最后只派了20人，从此开了留学日本的新风。到1906年时，湖北留日学生有1360人，约占全国留日学生的1/4，因此，辛亥革命后仍有人说：“至今军界学界人如此之盛，皆当日元洪一言之力也。”
黎元洪为官清廉，平易近人，能够与士兵同甘共苦，赢得广大士兵的爱戴。这可能和黎元洪出身贫苦有关，平时他对士兵比较体恤，作风开明，没有什么架子。对入营当兵的知识分子常常免去劳役，给予特别关照；在治军方面，则宽严适度，以身作则。这一点和张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张彪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逢年过节，他经常勒令各营送礼，但他不直接收钱，而是要人送“字”。送字分为福、禄、寿三等，其中福字代表8两，禄字代表4两，寿字2两。每个人至少要送一个字，然后直接从军饷中扣去。
黎元洪在处理革命党人的活动时比较宽容。从1903年开始，革命党人就不断地到部队当兵，做士兵的思想转化工作。这些行为被黎元洪多次发现，但他多宽大处理。
正因为如此，因缘时会黎元洪成了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倘若他也如张彪一般与革命党为敌，生死怕也难料了，后来的民国史也将改写。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著名立宪派人士。清朝光绪进士，授法部主事。后任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1906年自请资送留学日本，入日本法政大学专门部学习法律，曾与同学组织留日教育学会，出版《教育杂志》。1908年秋毕业回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次年当选为谘议局副议长，复被举另议长，积极参与发动请愿速开国会运动。1910年赴北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被推为会议主席，参加各界代表第三次请愿。后与谭延闿、蒲殿俊等谋作第四次请愿，未果。翌年6月再次晋京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猛烈抨击“皇族内阁”，参与发起组织“宪友会”。
看看吧，舍此二人，湖北孰出其右？
军民两政长官既然已经确定，接下来着手组织政府。当然了争权夺利是免不了的，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至关重要。然后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委任各部部长，张贴告示，发出通电等等。革命者热情无私，任劳任怨，一扫旧官场之颓风。
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扩编军队。10月14日，军务部以军政府都督的名义，发出募兵告示，规定能募得三、四十人者任排长，百人上下可任队长。招募事宜，指定老兵执行。告示原文如下：
本都督议定暂编步兵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辎各
一营，军乐队、宪兵队各一队。为与满政府对敌施行之准备。将
来节次扩充，本都督自应随时规划进行，凡我同胞，皆宜本尚武
精神，抱汉人立国思想，踊跃应募。凡往日具有军事阅历、军人
资格或留学东西各国者，均可即时亲来编练处报名，听候依次查
验，以便编列入伍，按给军饷，一切优待，自与满政府刻待汉族r> 军民大异。为此剀切晓谕，俾我同胞合众周知。
革命军兴，人心振奋，招兵旗所至之处，工农商学和退伍军人，争先恐后报名。秀才、教师，奋起从军。父子兄弟同时参军的也不少。四协之众，不三日即超额完成。10月16日又成立第五协和工、辎各一营。11月中旬又成立六、七、八三协和马、炮各一标。
第一协以原第二标第一、二营为基础；协统宋锡全，前队官。第二协以原第二十九标，第一、二营为基础；协统何锡藩，前管带。第三协以原第四十一标留守部队为基础；协统林翼支，前排长。第四协以原第三十标第二、三营为基础；协统张庭辅，前排长。第五协以原程第八营一部份及原第三十标第三营为基础；协统熊秉坤，前正目。第六协以原第四十一标一部份及第三十二标一部份为基础；协统杨载雄，前士兵。第七协以原第三十二标一部份及炮八标一部分为基础；协统邓玉麟，前士兵。第八协以原第四十一标一部份及混成协炮、工各队一部分为基础。协统罗洪生，前队官。马队第一、二两标，以原马八标及马十一标合编而成；炮队协则纯为原炮八标之扩大。工程、辎重各营，均就原营队扩编者。所有步、骑、炮、工、辎各部队，较之起义前扩大编制一倍以上，人数则达到三万，而组织尤其松懈。由于部队急剧扩充，军官和军士犹感缺乏，首义诸君一下子连升数级，虽说革命不是为了当官，但实在是无奈之举。然而其指挥能力的欠缺，以及新兵对军事常识的严重缺乏成为革命军战斗力低下的致命伤。
武昌起义以后，武汉三镇的军事形势曾十分有利于革命军。当时，清廷中央军（北洋六镇）多集结于直隶，一时未能进入湖北境内；而武汉一带，由于瑞澂、张彪等军政要员逃离省城，忠于清廷的军队多作鸟兽散，仅在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一带龟缩着从武昌仓皇逃出的第八镇统制张彪所率辎重第八营、教练队及其他残余部队；此外，10月 10日接瑞澂电令的湖南岳州夏占魁巡防营乘轮船于12日抵达汉口，集结在刘家庙。13日奉调抵汉的河南混成协协统张锡元所部两营及巡防营一营也抵达刘家庙。这些部队不仅军力单薄（总数二千多人），而且兵无斗志。10月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致书张彪劝降，张彪踌躇未允。此时，瑞澂因奉上谕严责，拼凑所带残部和湘、豫援师，亟图反攻，但所部均不敢动作。。张锡元听说武汉有革命党人暴乱，本来是打算平叛立功的，可是一到前线发觉势头不对，居然假装请降，还得到革命军不少犒赏。
如果从军事角度来看，革命军应该乘胜收复刘家庙，驱逐瑞澂的残兵，并且派有力之一部北上占领武胜关。武胜关扼南北冲要，是清军南下的咽喉之地，守住武胜关，便可进退裕如，不至于后来阳夏糜烂。若不是袁世凯手下留情，养寇自重，武昌是无论如何也坚守不住的。革命党人也意识到这一点，谭人凤就曾经向黎元洪建议，进兵武胜关。但黎元洪以领事团禁止在租界十里内交战为理由，拒绝向盘踞刘家庙的张彪部及豫军进攻，北上扼守武胜关之议也被搁置下来。其时黎元洪也有自己的苦衷。首先万事草创，三镇尚未完全平靖，根本无力北顾。还有就是刚刚扩充起来的部队未及训练，许多人甚至是平生第一次摸枪，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最后黎本人的思想还不能彻彻底底与清廷一刀两断，他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也不甚高，对于部队更是不能绝对掌握。所以主动出击之议暂时无从谈起。好在清军主力南下之后也未曾大力进攻，给了他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的机会。
武昌起义的消息于10月11日下午传到北京，清廷上下顿时一片慌乱。当时主理朝政的是摄政王醇亲王载沣，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载沣暗弱优柔，气量狭小。奕劻老迈昏聩，颟顸贪婪，一帮子年轻亲贵诸如载涛、载振、载洵等更是不学无术，只会享乐。国家交给这些人，大清不亡，是无天理了。但是活儿还得有人干，12日即下旨着陆军大臣荫昌亲率近畿两镇北洋军南下平乱，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即日赴援。13日又有旨意：起用已罢黜两年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同时兼办剿抚事宜，作为是荫昌的副手。岂知这一举措实在是臭的不能再臭的一步棋。当然，平乱必须依靠北洋军，而北洋军是袁世凯一手缔造的，统兵大员皆是他一手提拔，私恩甚重，“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也就是说用北洋军就得起复袁世凯。可当初老袁是怎么被罢黜的呢？曾经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入军机处，权倾天下的袁世凯会看中小小的湖广总督？而且屈居荫昌之下？没办法，这事还得从新军和袁世凯说起。
先说新军和北洋军。当年满洲人入关之时，八旗劲旅是何等的骁勇善战，凭籍二十万铁骑扫平中原，一统天下。然而只过了短短的几十年便意气消磨，战力尽失，八旗军制名存实亡。以后的战事只能靠汉人军队了。因为他们的旗帜是绿色的，俗称绿营兵。又过去近百年，绿营兵也渐渐腐化堕落，不堪一战了。到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八旗、绿营都指望不上了。于是勇营团练又成了清军的主力。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大出风头，消灭了太平天国，镇压了捻军，甚至中法之战中，在镇南关大败法军，扬威异域。可是到了甲午之战，湘淮军却一败涂地，与现代化的日军相比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再后来，也购置了洋枪洋炮，编练了武卫军，似乎像点样子了。然而庚子年上万大军围攻东交民巷，人家只有几百人，半个月竟然毫无进展。等到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唉……，提都懒得提了。
究其根源主要有三点：一，千年相习的儒家思想重文轻武，国家一旦承平，武备必然松弛。而且明清的科举制度禁锢了人的头脑，八股制艺成了进身之路，能有几个人去潜心研究国防、武备？最多有一班所谓的知兵书生，夸夸其谈，误人误国。这是主观思想上的原因。二，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火药是中国人发明的，然而被利用并发挥到极致的却不是中国人。当我们拿它做鞭炮的时候，欧洲人却研制出了火炮。早在明朝时火器已然在军队中广泛使用，并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大显神威。可是到了清朝仍旧停留在火铳的水平上。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但就是没人涉足这个领域。一下子我们落后了！等到挨了打，知道疼了才想起办洋务，买枪买炮，着实晚啦！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三，愚昧，腐败。一种单一的教育模式（读圣贤书），加上妄自尊大，坐井观天，能造就出一群什么样的人物来呢？清末大多数官吏可以用“三无”来形容：腐败无能，愚昧无知，贪得无厌。据说当年开平矿务局修完唐胥铁路，却不准用火车头，没办法只好用马拉着车皮在铁轨上跑。别以为这是笑话，真事啊！尽管国家已有累卵之危，可上到王公大臣，下至微末小吏，贪渎之风丝毫不减。别人不说，慈禧太后为了修建颐和园，竟然挪用海军经费。以至于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水下忠魂，死不瞑目啊！
形势严峻到再不改革就要亡国了。于是新建陆军应运而生。光绪十九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最先开始编练自强军。聘用德、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都是购置于国外。后调任湖广总督，自强军也到了湖北。后改称定武军。这是一支完全仿照西方军制的部队，接近现代化的陆军。此军分步、马、炮、工程，四营。以后陆续增添，至二十营。称湖北常备军。光绪二十九年，扩充为两镇，由张彪、黎元洪分统。三十一年，陆军部奏准全国成立三十六镇新军，湖北应成立两镇。即第八镇，第十一镇。但因军械饷相一时难以筹备，只好于翌年编成一镇一混成协。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而正是这支部队，决定了清王朝的最终命运。
自强军成立不久，同年冬在北方由长芦盐运使胡燏棻到天津小站练兵，这支军队命名“定武军”，聘请德国人汉纳根担任教官。几个月后，胡燏棻迁调为芦汉铁路督办，于是满清政府改派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头衔，留在小站接统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定武军原有四千余人，袁接统后便扩充为七千人，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 袁世凯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从此开始了他灿烂的一生。
再说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出生于咸丰九年八月二十，可谓是将门之后。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后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也在家乡办团练。他自幼过继给叔父袁保庆为嗣。袁保庆一直跟随袁甲三带兵，后官至江南盐巡道。因此上袁世凯从小就被娇生惯养，是有名的纨绔子弟。不过他很聪明，博闻强记，悟性极高，只可惜不用功。八岁时便跟着养父在任上读书，经常逃学，十二三岁就敢骑烈马，舞枪弄棒。同治十二年（1874年）五月袁保庆卒于江南盐巡道任内，他生前好友刘铭传、吴长庆来给他治丧，并把袁世凯送回原籍项城。光绪二年袁世凯乡试落第，回乡娶亲。是年十八岁，仍旧游手好闲。世凯好谈兵，他曾经对一位老朋友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他的书房中摆满了六韬三略，阴符，兵经新旧各版，搜罗颇富。光绪五年，世凯结识了落魄举人徐世昌，二人堪称莫逆。徐欲入京应试，因阮囊羞涩，无法启程，袁素轻财尚侠，且自命和徐是道义之交，于是到处张罗，替他筹到一笔资金，以壮其行色。徐晋京，果然一试而酬。光绪六年，袁世凯终于结束了无所事事的生活，养父的生前袍泽庆军统领吴长庆将他招至军中，驻守山东海防。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光绪八年，朝鲜发成了“壬午之变”，朝局混乱。直隶总督张树声于是派遣吴长庆率军入朝平叛。在那里袁世凯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可谓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吴长庆放手让他去做，很快叛乱平复朝局稳定。后来他还替朝鲜王室训练军队，一时声名鹊起。光绪十年，由于中法战争之故，吴长庆被调回国，袁世凯留下统率驻朝清军，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时年二十五岁。其时刚刚兴起的日本正觊觎朝鲜半岛，在朝鲜上层中扶植亲日人员。袁世凯折冲撙俎，使日人未占到便宜。李鸿章对于袁的应变之才大为赏识，袁之获李特别提拔，便是由此开始的。他驻朝鲜十二年，直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才回国。开战后协助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战争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清军一败涂地，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而袁世凯在实战中得到了锻炼，并表现出沉稳老练，眼光独到。袁在朝鲜十二年，替朝鲜练新兵，安定朝鲜的乱局，重振清廷的声威，他的表现处处都显得他出人头地，高瞻远瞩。七十三岁高龄的李鸿章也很看得起这个后辈，并不因袁受人推崇，自己却受人攻击而对袁不好，相反地更赏识袁，处处提携袁，想培植这个比自己儿子还年轻的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这就替袁世凯开辟了北洋之路的一条大道。当时的北洋大臣实际是清廷中央的实力人物，李鸿章是那个时期清廷最重要的人物，袁世凯在他的卵翼下一步一步往上爬。对袁来说，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不止是多采多姿，而且也得心应手。
在黯淡的甲午战败后的清廷，最当务之急的，莫如重新整军经武了。因此，就在《马关和约》签署后的六个月，清廷的五个最重要的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军机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荣禄等会商练建新军工作，而袁世凯也被受命负责起草计划和规章。不久他受任主持训练新军事宜，这位曾在朝鲜督练新军的中年人，便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小站练兵。
小站距离天津七十里，原名新农镇，是天津到大沽火车站中间的一个小站，本来很荒凉，只因铁路修筑后，新农镇成为一个小站，是铁路必经之地，所以渐趋热闹，小站这个新地名也逐渐代替了新农镇这个旧地名。这个地方早先曾由李鸿章所辖的一部分淮军驻扎。淮军们曾仿古屯田法，凿川引水以种禾稻，屯军前后历时二十年，淮军散后，小站的军营便变成了废垒。这一年袁世凯只有三十七岁，清廷建练新军的工作，给他制造了一条呼风唤雨、腾云驾雾，培植自己势力，取清朝江山而代之的捷径。
新建陆军的基本武力包括步队八营，共八千人；炮队两营，共两千人；马队两营，每营五百人，共一千人；工程队一营，计一千人。合共一万两千人。以步队为主，炮队为辅，马队巡护，工程队供临时调遣。
在编制上分为两翼，设统领二人，下设分统、分领训练，每分统统辖步队二千，炮队二千，马队一千。
新建陆军步队营，设统带官兼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带官一员，管带领官四员，哨官十二员，哨长二十四员，督排哨长四员。每营四队，每队三哨，每哨六棚，每棚共兵八名，每兵配曼利夏步枪一枝，子弹五十发。
新建陆军炮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兼左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各管重炮二尊。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右翼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十二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帮统兼接应马炮队领官一员，管辖三哨。副领官兼哨官三员。哨长九员。管查炮马哨长一员。全营共大炮六十尊，都是由德国克鲁伯或格鲁森厂生产的过山炮和快炮。另挽马三百七十四匹。
新建陆军马队营，设统带官一员，管辖全营。帮统官一员，领官兼一哨官四员，哨官八员，哨长十二员。
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官一员，帮带官一员，委员一员，管理桥梁司队官一员，木工四队，铁工一队，水工二队。管理地垒司队官一员，筑工四队，石工一队，筐工二队，土工二队。管理电雷司队官一员，雷兵三队，管理修械司队官一员，修炮铁工一队，修枪铁匠二队，修械木工一队。管理测绘司队官一员，测绘一队，印化兵一队。管理电报司队官一员，工匠一队。
新建陆军督练处，督练官一员，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官一员，执法营务官一员，督操营务处一员，督队稽查先锋官十四员。另教习处洋教官十三员，翻译十三员，粮饷局总办委员一员，管理采买制造委员二员，军械局总办委员一员，收发军械委员二员，军医局正医官一员，副医官一员，还有转运局、侦探局等。
新建陆军配备帐篷两千四百个，全部用外国帆布制造，每一名士兵均备洋制雨衣、雨帽和洋毯，每哨有洋表，双筒望远镜和指南针。每二营有行军电台。每官长有督队腰刀一把，手枪一只。这就是小站练兵时的军队组织。已经初具现代化的雏形。
新建陆军督办 袁世凯
参谋营务处总办 徐世昌
执法营务处总办 王英楷
督操营务处帮办 冯国璋
提调 陆建章
中军 张勋
文案 阮忠枢 田文烈
左翼翼长 姜桂题
步兵第一营统带 姜桂题 帮统 陆建章
步兵第二营统带 段芝贵 队官 王金镜 何宗莲
炮兵第三营统带 段祺瑞 左翼重炮兵队官 商德全
右翼快炮队队官 田中玉
过山炮队队官 张怀芝
右翼翼长 龚元友
步兵第一营统带 龚元友 帮统 曹锟
步兵第二营统带 杨荣泰 队官 杨善德
步兵第三营统带 徐邦杰 帮统王士珍
工程营管带 刘洁春 队官 王占元 赵国贤 雷震春
骑兵第六营统带 任永春 队官 孟恩远 吴凤岭
从这份名单上不难看出此时袁世凯的麾下可谓人才济济，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民国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光绪二十四年，由荣禄奏请建立武卫军，分中、前、后、左、右五军。由于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十分出色，武卫军的军制饷章完全仿照新建陆军。荣禄担任武卫军的统帅并兼统武卫中军，以马玉昆统武卫前军，聂士成统武卫左军，袁世凯统武卫右军，董福祥统武卫后军，每军九千余人。武卫右军即由新建陆军改编而成，是武卫军中最完整，最精锐的部队。武卫中军则是重新招募，以旗丁为主，一切规模俱参照新建陆军，所以人数也有1万人，而且都是年轻精壮的。武卫前军，武卫后军，武卫左军这三支部队则是以燕陇旧军改编，如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就是由甘军改编，所以旧勇营的习气和组织仍然存在，非常散漫。荣禄虽然限令他们就地整编，可是整编工作却很迟慢。到了庚子之乱，除了武卫右军随袁世凯到山东平定义和团，其余几乎全被八国联军打垮。
袁世凯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在戊戌政变中选对了立场，深得荣禄和慈禧太后的赏识。光绪二十七年，李鸿章病故后他接任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使其个人威望接近巅峰，近代史上的北洋时代拉开序幕。
在北洋大臣任内袁世凯积极扩充完善新军。将其更名为“常备军”，并将从前的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设常备、续备，后备三种任务性质不同的军种。兵丁由民间“计丁抽练”，民丁视此为正常当差。应征条件为：“土著良民，年十八九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身长四尺八寸，素无嗜好，不带暗疾。”这是中国军制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常备军镇辖两协，协辖两标，标辖三营，营辖四队，队辖三棚。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一营，辎重一营。全镇计官长司书七百四十八名，弁目兵丁一万零四百三十六名，夫役一千三百二十八名。合计一万两千五百三十名。按编制员额，装备数量来说，这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了。
在以后的四五年间，袁世凯相继建立了六镇北洋新军。号称“北洋六镇”。不论是从人员素质，还是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当时全国最为精锐的部队。而其中的大小将领绝大多数出自小站练兵时的人员。其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最为优秀，号称“北洋三杰”。此时的袁世凯位极人臣，并且成为继吴三桂，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满清王朝实力最为强大的汉族官员。尽管他竭力收敛，处事低调，仍摆脱不了满族亲贵的嫉恨。尤其是在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死后，宣统帝即位，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之后，甚至有了性命之忧。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决心为哥哥报戊戌之仇，诛杀袁世凯。只可惜这位王爷志大才疏，性格懦弱，再加上有庆亲王奕劻，老友徐世昌从中斡旋，还是保住了一条命。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蒙先朝擢用，朕登极之后，复与殊赏，正以其才可用，使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朝廷体恤之意。”权势烜赫的袁宫保，竟在几天之内变成了丧家之犬，仓皇地告别了北京城，临行前他把在北京价值卅万元新购置的府学胡同私宅赠给了段祺瑞。这时北洋六镇统制名单是：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第二镇统制马龙标，第三镇统制曹锟，第四镇统制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张怀芝，第六镇统制段祺瑞。
袁世凯从北京回到项城，先已在项城的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故留居于此。宣统元年五月移居彰德府北门外的洹上村。洹上村有天津何氏的别墅，予以购置添修，题名养寿园，自号洹上钓叟，一付闲云野鹤的姿态，每天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借以消除清廷满人对他的注意。其实京中动静，朝廷消息，他了若指掌，北洋派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和其他将领都经常轻车简从来彰德，向袁报告情况，请示做法，袁则用非常亲密的态度接待这些干部，临别时还要赠送丰厚的路费。
在政治上，他的老友徐世昌红极一时，并未因袁失势而受影响，时而外放总督，时而内调尚书。袁归隐后，徐竟升任内阁协理大臣（就是副内阁总理的地位）；袁一手提拔的赵秉钧则任民政部侍郎，掌理全国警察和特务；袁的长子克定仍在邮传部任丞参，他们都负责京中联络工作。内阁总理大臣奕劻，陆军大臣荫昌也和袁保持密切关系；而各省督抚大员中，袁仍有不少的亲戚和故旧。因此，袁虽然在洹上隐居，可是却拥有极大的政治潜势力。
接到起复的上谕，袁世凯上折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出山。此时的袁宫保已非昔日的袁大人，以他几十年宦海浮沉的眼光早已看出腐朽的老大帝国大厦将倾，而武昌起义等于是抽走了支撑大厦的最后一根柱子。是继续为清廷卖命，然后兔死狗烹，还是挺身而出，舍我其谁？所以必须慎之又慎。
荫昌此时正踌躇满志，以为小小暴乱，不难一股荡平。于是从正在永平参加秋操（军事演习）的北洋军抽调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代理统制兼第七协统领王遇甲，第八协统领陈光远），第二镇第三混成协（统领王占元），第六镇第十一混成协（统领李纯），组成第一军，亲自率领；同时命军咨使冯国璋将第五镇，第三镇之第五混成协，第二十镇之第三十九混成协编为第二军随后南下。贝勒载涛将禁卫军和北洋第一镇编为第三军，拱卫京畿。
荫昌，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早年出自国子监官学生，同治十一年（1872）入北京同文馆内德文馆为学生。光绪三年（1877）出任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官；十年（1884）入德国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操作技术一年，毕业后出任北洋武备学堂翻译，继补道员，历升武备学堂监督、帮办、总办。
1900年3月，调至山东佐赞军务，在山东巡抚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两宫西狩，派李鸿章赴北京和谈，荫昌回京协办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授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7月“清廷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惭悔之意’。并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同前往，参赞一切’”。同年出任驻德国钦差大臣，继兼驻荷兰钦差大臣。后以侍郎衔出使德国大臣，1904年12月任满，清廷命留任。光绪三十一年（1905）9月召回，以正白旗军副都统加兵部侍郎衔署江北提督，继而出任陆军部右侍郎兼署江北提督。三十二年（1906）8月，署陆军部尚书，改陆军大臣，训练近畿各镇新军大臣。三十四年（1908）9月，再任驻德国钦差大臣。宣统二年（1910）春授陆军部尚书，至夏时卸除钦差大臣职返国履任，并兼训练近畿陆军各镇大臣，同年底升陆军大臣。宣统三年（1911）四月十日，诏废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颁新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仍任为陆军大臣，旋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共设十三个大臣，内满人九人，内皇族又占五人，汉人仅有四人，时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就在这时，廕昌出任陆军大臣。七月兼弼德院顾问大臣。
鉴于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而且他对北洋军的驾驭也没有信心。荫昌在南下途中特意到洹上村拜会袁世凯，并咨询平乱方略。老袁看出老朋友的轻敌思想，客观的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并且盛赞黎元洪，结结实实给荫昌泼了一盆凉水。荫昌前脚走，后脚紧跟着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倪嗣冲等北洋旧将也急急赶来。
前线的北洋军更是磨磨蹭蹭，加上调度混乱，京汉线南段兵车拥堵，直到10月15日仍旧踟蹰于武胜关、孝感一带。前锋二十二标马继增部16日抵达刘家庙车站，但一闻革命军进攻，立即返回滠口，眼看着豫、鄂巡防营被革命军打的七零八落，拒不前进一步。荫昌驻在信阳，也观望不前。
10月18日载沣又谕袁世凯：“汉口事情紧迫，迅来调治，立即就道，勿负朝廷优加倚任之至意。”袁看出来朝廷是非他出山不可了，于是回电里也不再强硬，并且提出几项条件：征召原来退伍的北洋士兵组建湖北巡防军，开缺的老部下原江北提督、副都统王士珍回营听令襄赞军务，拨款400万两以备支用。尽管电信往来，袁世凯仍旧抱膝长吟，迟迟不南下视师。
这可急坏了力荐老袁出山的庆王奕劻，他索性派袁的老友现任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直接到洹上村催请。两个老朋友如此这般一番，徐就折返北京，装出一副又丧气又生气的样子对奕劻和满朝亲贵说：“真是不知好歹，他竟提出条件，他说：要我干未尝不可，可是必需得听我意见。我看还是叫荫督帅快赴前线去吧，没有袁世凯不见得就不能打仗。”奕劻问徐是些什么条件，徐支支吾吾说出了袁的六个条件：
（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六）保证粮糈的充分供给。
袁世凯和徐世昌串演的一幕双簧，袁的条件是真的，徐的气愤是假的，袁的用意是利用革命党对付清朝，再留着清朝对付革命党，自己有北洋军为本钱，坐收渔人之利。袁的条件等于把清朝的军事和政治大权都拿过来，在清朝政府不答应以前，他落得于“在黄鹤楼上看翻船”。袁敢这样自然是有恃而无恐，因为清廷在这时候，是非倚赖北洋军不可了。

民国战史评话之武昌首义 下篇 阳夏之战(2)


清廷和袁世凯讨价还价之时，湖北军政府已然决定先采取攻势。10月15日，以黎元洪名义下达攻击令。革命军第二协统领何锡蕃奉即令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率所部先行渡江，会同驻汉口的第一协第二标林翼支部准备向清军进攻。18日凌晨 3时，革命军姚金镛部和林翼支部自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朝歆生路（今江汉路）进发，向刘家庙发起进攻，揭开汉口之役的序幕。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二千人应战。据瑞澂致军谘府电文称，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退回不肯援应”，战事一起，即“向滠口退去”。但由于清军海军发炮轰击，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的大智门附近。下午三时，革命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军舰炮袭，革命军退却，清军出动火车追击，革命军埋伏于铁路两侧稻田，又有多名铁路工人毁路十余丈，清军火车倾覆，革命军和四周民众齐声喊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首战告捷。
10月19日清晨，革命军步、炮、工、骑兵共三千余人，再次进迫刘家庙。清舰继续对革命军开炮，但不如前日猛烈。后革命军青山炮队轰击清舰，清舰即向下游阳逻方向驶去。没有了海军的支援，清军陆军抵挡不住革命军的攻势，四散奔逃。下午三时左右，革命军完全占领刘家庙江岸车站。清军退至滠口，在刘家庙遗弃帐棚一百四十余顶，粮食六百余石及火车头一辆，货车约十辆并山炮弹药甚多，河南混成协骑兵损失马匹百余，丧失战斗力。民军在缴获的火车头上高悬旗帜，数辆货车满载战利品，开回市区，武汉三镇商民，皆手执红旗庆贺胜利。旅汉各国侨民，赞叹革命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亦纷至祝贺。各国领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并发出严守中立布告，即由此胜利而来。这便是汉口争夺战中的民军“刘家庙大捷”。是役民军阵亡一百四十八名，伤者三百余名。清军死者数百，伤者盈千。
刘家庙大捷后，湖北军政府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发布文告慰劳汉口商会和同胞。
刘家庙之战获胜，革命军乘胜前进，何锡蕃以敢死队徐兆斌部为前卫，其余各部跟进。从刘家庙到滠口的铁路线，有一窄长隘路，四面是湖水，中间有三座铁路桥，京汉铁路由此通过，为军事必争之地。革命军曾两次占领三道桥，却未坚固设防，终被清军占据。10月20日上午，徐兆斌率队猛攻，行至滠口附近铁路桥北，尚无动静，徐误认为敌未设防，继续麾众而前，不料清军埋伏的机枪齐发，徐兆斌中弹退至桥上落水而亡。何锡蕃则用手枪自击左臂，托言受伤，退回武昌 。前线战事由统带谢元恺代为指挥。谢虽出身旧军官，但作战十分勇敢。经过一番部署，他身先士卒，由铁路桥上纵列前进，因目标显著，损失甚大。两次进攻均告失败，前线革命军便决定筑工事坚守，兵力仍集中刘家庙一线。10月20日，革命军由武昌陆续增兵刘家庙，下午开始向刘家庙以北、滠口以南的沙口试攻，在三道桥附近，清军以玛克沁机枪扫射，革命军退回谌家矶造纸厂。10月21日，革命军越沙口铁桥。清军混成三协协统王占元收容部队，退至滠口。此时北来之清军第一军主力第四镇各标营也陆续抵达孝感——滠口一线。此时清军兵力日趋厚重，重武器也相继运至。
10月23日，清军推进至二道桥布设炮位，并以步兵两标进至造纸厂附近。革命军则于刘家庙江岸车站前挖掘战壕。当日清军发起进攻被革命军击退。
当时有一个怪现象，就是两军对垒厮杀，而不远处数万汉口居民和租界内的外国人饶有兴致地观战。当战局急迫时，很多人居民齐声为革命军呐喊助阵，有些性急者甚至赤膊上阵，协助革命军。
这一阶段革命军虽然新兵众多，缺乏训练，但凭借高昂的热情、斗志，在战场上丝毫不落下风。而清军方面主力刚刚到达，建制混乱，而且弹药、给养准备也不充分，士兵们虽然训练多年，但是绝大多数是初经战阵，而且高级军官们受袁世凯遥制，督战也不积极，因此一直采取守势。
革命军方面则攻守议论未定，而且一再临阵易将，优势逐渐丧失。何锡蕃回武昌后军政府派张景良任前线指挥官。张景良原系清第二十九标统带，武昌起义入军政府任职，旋因策反黎元洪被看管。10月中旬，张忽自请赴汉口前线杀敌，为民国立功。党人正因三道桥之役对何锡蕃不满，论旧有资历，张景良又在何锡蕃之上，见张有“报效革命”之热忱，以为可以一试。也有人怀疑张的可靠程度，最后由蔡济民出面担保。蔡在党人中威信很高，又是原二十九标的排长，大家见他出保，也就通过了。其实蔡济民对张景良并不了解，完全出于旧的上下级关系，结果铸成大错。
张景良行前，军政府颁发了简短作战命令，明文指定“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准备进攻滠口之敌”张景良奉命后即赴刘家庙成立司令部，所指挥的部队除原有的以外，新增加第五协熊秉坤部。刚成立的第六协杨载雄部则接防武昌。张景良作为指挥官，理应积极筹划军事，整饬营队，侦察敌情，准备用品，而他却全不理会，对上也不反映情况，军政府有什么指示，照转而已。这一人事任命为以后的战事埋下又一巨大隐患。
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宣布独立，焦达峰，陈作新任正副都督。随即派出两协部队北上支援武昌。
同日陕西独立，张凤翙被推为复汉军大统领，旋改称都督。
10月24日九江独立，新军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独立，新军标统阎锡山被推为都督。
10月30日云南独立，新军协统蔡锷被推为都督。
…………
这一连串的消息对于清廷来说犹如一声声霹雳，诸位满族亲贵哪还敢讨价还价？10日27日，内阁上谕，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湖北前线陆海军均归袁节制调遣；命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节制调遣。又应荫昌之请，清廷将大量弹药运往前线，并将装备最新德国造山炮的禁卫军炮营拨归第一军序列。隆裕太后还下懿旨，“着拨出宫中内帑银一百万两，由内务府拨给度支部，专作军中兵饷之用”。 就在新任命命发表的这一天，北洋各军奉到袁的秘密指示，要拿点颜色给革命军看看，于是汉口的革命军便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的进攻。
10月26日拂晓前，革命军青山炮队瞭望疏忽，清舰得以偷人谌家矶，炮袭革命军散兵战壕，革命军牺牲五百余人。清军在海军掩护下，攻占刘家庙。清舰退走后，革命军反攻，于当日下午收复刘家庙。
27月拂晓，清军王遇甲、王占元各部乘革命军尚未出动，分三路进攻：一由滠口向三道桥，一由代家山向造纸厂，一由长江舰队攻民军右侧。革命军亦分路迎击。双方射击至为猛烈。后谢元恺率革命军反攻。这时革命军中的新兵弱点暴露无遗，他们不善于利用地形，一味露身猛冲，被清方机关枪射杀多人。革命军大炮也不如清军新型管退炮威力巨大。双方人数大体相等，而革命军武器太差，相持全赖士气。战至下午，清军用大炮、机枪掩护前进，民军奋勇抵抗，第四协统领张廷辅受伤，所部伤亡过大，被迫后退。其左翼队伍，随之后撤。虽有敢死队督阵，仍难制止。到黄昏时，革命军陆续退至大智门一带宿营，刘家庙又为清军占领。炮队第二标统带蔡德懋、敢死队队长马荣，壮烈牺牲。第二协统领何锡蕃受伤就医。炮队因无步兵掩护，大炮遗弃甚多。尤其引起部队惊骇的是，当此紧急关头，指挥官张景良下令烧毁刘家庙弹药库及其他辎重，前线革命军恐惶动摇，相率溃退。此时张景良又不知去向。他临走曾命令军械官罗家炎的扣发子弹，而且清军进攻方向似乎受人指引每发必中，因此以张景良通敌嫌疑甚大。上午十一时，革命军放弃江岸车站，沿日租界向大智门新停车场退却，清军占领刘家庙以及日、德租界以北一带市区。
袁这时还在彰德的洹上村，他露了一手，一方面给清朝尝一点甜头，一方面给革命军看一点颜色。钦差大臣和前方军事的指挥大权，对袁来说还不过瘾，他要在这鹬蚌相争的局面中得渔翁之利。因此他仍然在洹上村的养寿堂抱着他的“病脚”，钦酒赋诗，一付闲情逸致的姿态。对清廷来说，这真是急惊风遇着了慢郎中。此时的摄政王载沣一改顽固的态度和办事迟疑拖沓的作风，10月30日以皇帝名义连发四道上谕：
一，实行宪政。
二，起草宪法，与民更始。
三，革除亲贵秉政，宣称一俟事机稍定，简贤得人，即令组织完全内阁，不在以亲贵担任国务大臣。
四，大赦国事犯。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罪，因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和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一律赦其既往。今后臣民如不逾越法律范围，均享受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
清廷算是彻底服软了。袁世凯见好就收，而且他听说隆裕太后打算要挟宣统皇帝逃往热河，他也着急了。当日便离开彰徳洹上村，南下视师。31日抵信阳，遇到北上的荫昌，二人交接钦差大臣关防，荫昌立即返回北京。11月1日袁世凯到达孝感，驻肖家港。
冯国璋于10月27日正式接任第一军总统官，协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都是他的亲信，指挥起来如鱼得水。28日即督军向汉口大智门大举进攻。清军来势凶凶，依仗猛烈火力缓缓前进。革命军代理指挥官谢元恺命令各部作好掩体，俟敌人进至二三百米时，谢元恺下令吹冲锋号，各部官兵从掩体中跃出，与敌白刃肉搏。清军依赖的管退炮和机关枪一时失去作用，只好相率溃退。民军虽暂时战胜了敌人，而前线指挥谢元恺牺牲，新兵死者尤多。
当前线鏖战之时，张景良与清军第八镇司令部参谋刘锡祺匿居汉口，为民军所侦知，当即将张、刘捆送汉口军政分府。詹大悲亲加审讯，发现张景良已经通敌。詹大悲恐将张景良押解武昌为黎元洪所宽宥，便在汉口江汉关将张景良枪决，并枭首示众。
王占元、陈光远各部占领大智门，乘胜向汉口市区进攻。此时革命军处境极其不利，又没有主将，好在士气高昂，毫不气馁。熊秉坤、胡效骞、甘绩熙、杨传建、伍正林等人督率所部，各自为战，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汉阳、武昌和炮队的火力支援，顽强抵抗，给清军与重大杀伤。双方形成拉锯战。
正当汉口战事处于千钧一发之际，以领导历次武装起义而著称的黄兴抵达武汉。
黄兴、宋教仁、李书城一行抵达武昌，受到黎元洪及军政府人员的热烈欢迎。革命党人当然视黄兴为救星，黎元洪值此战况危急之秋，也急需黄兴这样的人物前来维持局面。至于武汉广大军民，此刻更有“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之概。甚孚众望的黄兴抵汉后，不顾旅途劳顿，当夜即赴汉口视察阵地，军政府为黄兴特制大旗两面，旗长一丈二尺，上书斗大黄字，由领队人手执前进，使沿途人人知道黄兴到汉督战。黄兴赴汉口视察时，军政府派吴兆麟、杨玺章、蔡济民、徐达明四人随行，以备谘询。黄兴见各部分区防御情况尚佳，各部官兵见黄兴来亦欣然色喜，军心大振。
29日拂晓，清军以重炮向革命军防区轰击，革命军自知火力不济，常待清军临近，始出与之肉搏；清军亦不敢冒进，一味利用大炮，摧毁革命军防御工事，因而造成革命军重大伤亡。革命军决计缩短防线，集中力量于张美三巷、土坊、六渡桥、满春茶园一带。黄兴于是日上午偕蔡济民、查光佛、徐达明等渡江督战，设临时总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当时在汉口的部队计有：步队第二协约二千人，分由标统胡效骞、刘炳福率领；第四协约一千人，由标统胡廷佐率领；第五协约二千余人，由统领熊秉坤，统带杜武库、伍正林率领，第一协林翼支标约数百人。另有黄冠群马队一营，尚安邦炮队一标，李占奎工程队一营，方兴、杨金龙的敢死队若干名。总计不到六千人。与清军两镇一万五千余人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
当日黄兴集合各部官长讲话后，即于晚九时发布作战命令。当晚黄兴彻夜不眠，筹划反攻。党人和广大士兵，都摩拳擦掌，待命行动；多数旧军官却力主死守待援。10月30日晨，黄兴下令进攻，以第二协参谋徐国瑞率部为前卫，各部跟进。先头部队曾攻至歆生路一线。黄兴时而身先士卒，时而断后督阵，虽弹雨纷飞，若无事然。革命军官兵均说“名不虚传”。是日进攻结果，曾予敌人重创，并夺回已失山炮数尊，缴获子弹数百箱。
11月1日，清军继续以大炮扫荡前进，革命军官兵或升屋顶射击，或匿室内放枪。清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街市巷战中，革命军拼死抵抗，转战于一街一巷、一室一椽。清军难于长驱直入，竟决定纵火焚烧街市房屋，使革命军无法存身。清军烧一段进一段，革命军退至玉带门一带，并陆续向汉水对面的汉阳撤退。翌日清军一面在汉口市区继续纵火，一面从歆生路、刘家花园一带炮击汉阳兵工厂及武昌军政府都督府，当日革命军全部退出汉口。此时，黄兴尚恋恋不肯退出战场，军政府恐其有失，特派多人会同黄兴随从，挟以渡江。黄兴且行且回顾，叹息不已。
王占元、陈光远各部占领沿汉水一线，王遇甲部占领玉带门及渡口，与汉阳革命军隔河对峙。清军数日激战，损失颇大，冯国璋下令“休兵十日”，一方面巩固占领区，同时为进攻汉阳储备渡河器材、弹药、粮秣。
冯国璋夺取汉口，居功至伟；但是他下的纵火令却引起轩然大波。不仅激起全国民众的愤怒，连北方统率新军的将领如二十镇张绍曾、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第四十协协统潘矩楹等也联名电请清廷惩办冯国璋。各国驻汉口领事馆因清军纵火危及切身利益，也向清方致电抗议，并宣称“现各国代表拟请鄂军政府担任汉口交涉全权”。清军的汉口纵火虽然赢得了军事上的成功，然而政治上、外交上却声败名裂。
汉口争夺战从10月16日开始，至11月2日清军完全控制汉口，历时半月。双方参战兵力近三万人，伤亡大约一万余人，汉口百姓的人身财产尚未计算在内。革命固然需要牺牲，只可惜死的都是中国人。

自己顶

继续顶

民国战史评话之武昌首义 下篇 阳夏之战(3)

袁世凯刚刚接到攻克汉口的捷报，又得到来自北京的消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辞职。第二天上谕到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老袁是又惊又喜。形势正在按照他的设想稳步发展。但是由于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人在滦州发动兵谏，还有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在石家庄顿兵不前，致使北方的局势岌岌可危。袁世凯真不愧号称“活曹操”，第一步密电张绍曾手下的协统潘矩楹、伍祥祯，架空张绍曾；第二步派人于石家庄火车站暗杀吴禄贞。短短一周时间，京畿遂告安全。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于是袁世凯将前线的军事交给冯国璋、段祺瑞，然后帅大批卫队于13日抵达北京上任。
袁离开之前曾经秘密派人与黎元洪联系和平立宪的试探，为黎所拒绝。但是革命党人的底线他已经大致清楚：党人志在排满，恢复中华，如果袁世凯能毅然反正，他们完全可能拥戴他做大总统。袁世凯胸有成竹之后，命令冯国璋积极准备进攻汉阳。一方面给清廷的看，内阁总理大臣不是白给的；另一方面让革命党人知道北洋军的厉害，想推翻清廷必须过我北洋这一关。
汉阳由革命军第一协宋锡全部驻守，宋锡全，湖南人，原任清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队官，起义时被胡玉珍推举为协统，率部驻扎汉阳。黄兴在汉口组织反攻，曾调宋锡全部加入作战，宋派黄振中、王殿一率部赴援，战败退回汉阳。汉口失守前夕，胡瑛唆使宋锡全向湖南撤退，宋竟于11月1日晚，伪称奉黄兴之命，率同王宪章、胡玉珍、黄振中，携带大批士兵饷械撤离汉阳，并诱水师统领陈孝芬一起溯长江而上。陈孝芬行至沌口退回。湖北军政府闻报，即电湖南都督逮捕宋锡全，就地正法。王宪章被拘压多日始获保释。
汉阳驻军擅离战场，是胡瑛出于个人野心而策动的。胡瑛，湖南桃源人，曾为科学补习所总干事，自认革命前驱，虽被任命为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仍感不满。 他见汉口败局已定，湖南方面焦达峰的都督地位未稳，正可利用以湖南人为骨干的文学社同志掌握的军事力量，到湖南去夺权。于是就在汉口战事紧急的关头，邀集宋锡全等人开会，策划宋率部离鄂赴湘，胡瑛自己则留在武汉观望形势；事成可以回湖南当都督，事败仍不失部长之职。此人一贯投机，后成为拥袁称帝的“筹安六君子”之一，并非偶然。
宋锡全部撤走，汉阳几乎成了军事真空。军政府立即命令蒋肇建接统第一协，分兵进驻汉阳兵工厂，并向汉口方面警戒布防，深感兵力不足。此危急时 刻湖南的两协援兵赶到了，不啻雪中送炭。11月5日湘军第一协王隆中部开赴汉阳， 6日集中完毕.王即向黄总司令请缨杀敌。 11月8日，湘军第二协抵鄂，协统为甘兴典。王隆中为留日士官生，接近民党，原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教练官，起义时升协统，实际上第一协仍只一标人；甘部则为巡防营改编，毫无革命意识。黄兴原恃湖南援军作守汉阳、复汉口的资本，不料王隆中虽较有朝气，而军纪太差；甘兴典则畏首畏尾，而又自以为是。王、甘两人互不相下，黄兴亦无可奈何。
这一时期双方之间无显著战斗，只是隔着长江、汉水互相炮击。
到11月10日止，总司令黄兴所辖防守汉阳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五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各部。兵力共约两万余人。沿汉水至琴断口及三眼桥一带分区布防，而蔡甸方向仅仅派出少量警戒部队。由于防御没有重点，显得处处薄弱。然而黄兴却在此时此刻提出反攻汉口的作战计划。
平心而论，黄兴的军事指挥才能的确蹩脚。作为一代伟人，其节操、意志、威望，都无可挑剔，但是人无完人，这一缺点必须承认，正视。黄兴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本身也没有这方面的天才，然而许身革命，又不能不亲历枪林弹雨。从前的防城，镇南关，黄花岗等诸次起义，黄兴的表现都差强人意。这次亲临汉口受到党人一致的拥戴，推举，主要还是靠其崇高的威望和勇于负责毫不气馁的坚强意志。但这些都不能掩盖战略决策的失误。依常理，军政府肇建伊始，军事力量薄弱，面对强大的北洋军应该采取守势。坚守时间越长，起来响应的各省越多，实力此消彼长，再图反攻。甚至中华民国史的开端或许是另一番样子。可惜这都是后人的假设，历史毕竟还是历史。
在汉阳设防期间，有日本人大元与黄兴为旧识，是时见革命军势盛，特来投效，建议反攻汉口，一鼓扑灭清军。黄兴正不甘郁郁防守，闻言大喜。王隆中又请战不已。在此期间，汉口商民、旅汉外侨，以及由北而南的军界、学界人士，亦纷纷将清方情势报告黄兴，不曰北京如何恐慌，即云汉口清兵毫无斗志。加上独立的省份日多，湖北且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如能收复汉口，其振奋人心的作用，显而易见。尤其是吴禄贞在石家庄被刺消息传来，党人万分愤慨，纷纷主张速战。凡此种种，都促成了黄兴反攻汉口的决定。
清军在武汉及其外围的兵力计有第一军冯国璋（第四镇、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混成协）部，第二军段祺瑞部（正在孝感一带集结中，包括第五镇，第三镇之第五混成协，第二十镇之第三十九混成协。），总共有近四万多人。集中在汉口刘家庙至硚口一线的有一万人以上。上关、花楼、黑山对岸，均构有地堡；沿江设有炮位，冯国璋的司令部设在汉口大智门。汉口即下，冯国璋雄心勃勃，计划先取汉阳，再下武昌。他意识到夺取汉阳的重要性，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
冯国璋久历戎行，而且早年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实践，后为袁世凯一手提拔，号称“北洋三杰”之一。虽不敢说是上将之才，但在清末人才凋敝的时代，显得鹤立鸡群，有勇有谋。11月中旬清军进攻准备完成，其部署为：王遇甲第四镇从正面强度汉水，直攻汉阳；李纯混成十一协分成甲（二十一标统带吴金彪，附骑炮工机关枪各队）、乙（二十二标统带马继增，附炮工机关枪各一队）两支队迂回汉阳侧翼。其中甲支队从新沟渡河，经蔡甸进攻三眼桥；乙支队从舵口渡河，进攻琴断口。
清军刚刚部署完毕，却万万没想到革命军竟敢突然发动反攻。
11月15日下午九时汉阳总司令部发出总攻击命令：明日渡襄河，出其左岸，攻击汉口满军。进攻部队以白布条斜挂背上作为标记。凡革命军所占之地点举火为号。同时通知武昌凤凰山炮队，于革命军施行攻击时，即向汉口射击，声援进攻部队；归顺的海军采取相同动作，武昌凤凰山、黄鹤楼、汉阳大别山等处设置讯号联络。战前准备，相当周密。
11月16日上午七时，黄兴分派骑兵和便衣侦探多人搜索敌情；又派人自长江下游潜渡汉口，扰敌后路。午后三时黄兴率总部人员赴花园。各部队均已开始动作，炮队进行射击。午后五时半黄再次发布命令，对各部行止作了具体布置：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率该协为右翼进攻队，及时由军桥渡河前进，展开于博学书院北端至襄河左岸之间，须与湘军第二协联络。湘军第二协统领甘兴典率该协为中央进攻队，俟湘军第一协渡河毕，即由军桥渡河前进，与右翼进攻队联络，展开于博学书院以北堤防之线。步五协统领熊秉坤率该协为左翼进攻队，俟湘军第二协渡河毕，即陆续渡河前进，右翼与中央进攻队联络，向北展开。此外，对炮队、工程营也有所部署。
各部奉令后，即侦察地形，按规定时间次序渡河前进。晚十时由军桥渡河的革命军陆续进至开阔地带。其时风雨交加，泥泞载途，新兵多自动举火照明，语声喧嚣，大违夜袭戒律；但清军亦多在民房取暖，未予戒备，因此革命军仍得顺利占领阵地。大别山、凤凰山炮队亦向汉口之敌射击。兵工厂至黑山一带革命军则不断放枪。十一时，革命军第四协由南岸嘴向敌猛冲渡河，清军以机关枪扫射，革命军仍退回南岸嘴。时黄兴自上游到达汉口，见清军处于防守地位，革命军则大部得登彼岸，心中甚喜，即严令继续前进。玉带门方面接战猛烈，清军有不支之势。黄兴复以电话通知第四、第六两协迅速渡河。是晚双方在玉带门一线对峙，射击无一刻间断。至17日晨三时许，玉带门之敌向东北退却，黄兴再三电催第四、第六两协奋勇渡河，终以敌方机关枪扫射不停，四、六两协未能完成渡河增援任务。17日上午九时，甘兴典所率湘军第二协迫近居仁门，鄂军第九标进至王家墩。清军有继续后退之势，但是革命军因作战经宵，且其他部队又未能渡河，在清军增援部队的机关枪扫射下，甘兴典部渐渐动摇，继而溃退。王隆中头部受伤，被人扶下战场。甘、王两部互为影响，竞相后撤，革命军顿时转入逆境。黄兴见状大怒，下令后退者斩，并当场处决二人，溃退仍难制止。
进攻之时，黄兴为激励将士一往无前，取“破釜沉舟”之意，曾拆去一段浮桥，此时溃兵争渡，溺毙者不少。（书生误人！）革命军的突然退却，清军竟以为是诱兵之计，不敢追击。后来发现革命军渡桥拥挤，并浮水而过，仍莫名其妙。于是缓步前进，占领硚口、玉带门一带
革命军反攻汉口之役，计死伤军官五十七人，士兵七百九十二人，武器损失甚巨。黄兴回到昭忠祠，愤懑万分，几欲自杀，经左右劝解始止。
清军借革命军反攻失败之机，于11月18日起开始正式向汉阳大举进攻。清军先在汉口东亚面粉厂附近建炮垒向汉阳射击，又以大炮多门布列江岸，阻止起义舰队西上。清军每见舢板自汉阳顺流而东，江岸大炮即一齐乱放，实则舢板并无一人。清军以炮击为掩护，暗中准备架桥材料。甲支队则秘密向汉水北岸的新沟集结。
19日，清军在新沟架桥，其步兵一标、炮兵一营、马队一队，由油榨岭向汉阳前进，下午四时抵马家湖；别遣一部兵力经蔡甸占城头山，选择炮兵阵地。黄兴当即派湘军第二协一个标赴蔡甸阻敌渡河，派工程营在三眼桥、仙女山附近建筑防御工事。军政府又从武昌加派第七标黄申芗一标增援，与此同时，附义海军由汤芗铭、杜锡珪率领海容、海筹和水雷艇自阳逻上驶，在黄鹤楼江面卸下军械返航时，曾与北岸清军发生炮战，清方损失甚大。
20日上午，清军甲支队二千余人在蔡甸设司令部，防线向东延至舵口。汉口清军大炮位置在玉成公司、刘家花园、水塔、歆生路一带。黄兴根据敌情，发出固守汉阳的命令，并派第十四标一个营到沌口布防。夜九时，总司令部开军事会议，副参谋长吴兆麟建议：汉阳革命军取守势，武昌革命军联合海军对汉口取攻势，敌分兵应战，则汉阳之危可解。众以为然。
11月21日上午七时，清军李纯亲率一个混成协由蔡甸渡河，向汉阳进攻，民军无力阻挡，退守三眼桥。同日下午八时，黎元洪发出命令：“我军拟陆海军并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向刘家庙满军施行攻击。”其中陆军进攻的主力为成炳荣率领的第三协。给成炳荣的命令，由姚金镛、宾士礼送往，并指定二人帮同筹划。给海军司令汤芗铭的命令，由徐达明、吴兆鲤送往，并令二人留舰参战。
负责率步兵、工兵由武昌渡江袭击刘家庙的第三协统领成炳荣，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原在清湖北督练公所任职，是一昏聩的酒徒，武昌起义后，被裹胁加入革命军，这次受命渡江袭敌，十分畏惧。姚、宾二人向成炳荣详细交待任务后，即返回汉阳。22日晚，成炳荣率部出发，开始误朝武昌方向进发，发现走错以后，再折向青山江边乘船，在海琛、海筹两舰掩护下，在汉口郊区登岸，向谌家矶进军。行抵三道桥时，因大水初退，泥深不能立足。桥头清军发现革命军袭来，猛烈开火，革命军不支后撤，沿原路退到江边乘船回青山。成炳荣本人出发前曾大量饮酒，在青山登船时已酒醉不醒，未同部队一起过江，部队竟失去指挥。
11月24日，军政府复令成炳荣所率第三协渡江由五通口进攻。李作栋持都督令箭前往督战。成炳荣以为将问昨日之罪，声言“与其军前行刑，不如水中自尽”，即自行投水。后被救起。其部属标统刘廷璧、胡廷佐都说他神经失常，建议以后再论。李作栋临时决定，军事行动由刘、胡二人负责。部队仓猝登舟渡江，行抵五通口。清军因前日遭到偷袭，此时早有准备，革命军在开阔地带受到清军机枪扫射，后退至三道桥附近芦苇丛中，与清军相持三个小时，革命军牺牲三百余人，五通口不能立足，仍渡江返回青山防地。以后，成炳荣被撤职。
从青山渡江偷袭汉口，未尝不是一着好棋，清军对革命军的这一动作十分害怕，冯国璋得知革命军从青山渡江偷袭后曾惊呼：“兵力渐薄，被匪抄我后路，虽分兵抵御，如无援军速来，万难久持。”可惜这一奇袭行动委之成炳荣这样的怯懦庸才指挥，当然只能以失败告终。
在革命军偷袭汉口的前后，汉阳战场进入白热化阶段。
11月21日，由蔡甸进犯的清军已推进到距三眼桥不远处。黄兴派祁国钧率一营增援三眼桥一线守军，经彻夜激战，至 22日上午，清军汉口炮队向锅底山、仙女山猛烈炮击，革命军被迫退至山麓抵抗。另一部清军携机关枪由彭家嘴徒涉，向防守三眼桥革命军侧击。革命军标统祁国钧受重伤，湘军第二协和鄂军，退守锅底山、花园一线，黄兴闻报，即命步队第四协以一标增援，武昌亦加派第十四标和第三标渡江助战；清军亦大量增加兵力。民军往复拼杀，美娘山未夺回，仙女山又失守。战至夜七时始停。黄总司令在花园发布如下命令：
（一）美娘山、仙女山、三眼桥等处之敌步兵约二千人，汉口之敌其兵力约一镇，仍在龙王庙至玉带门一带。我海军在阳逻附近掩护武昌下游。
（二）本军今晚以战斗形彻夜。
（三）各部队今晚占领地如左：
湘一协在琴断口至郭家湾一带；
湘二协在锅底山及扁担山附近；
步七标与湘二协联络在花园山附近，但派一部夜袭仙女山及美娘
山之敌；
敢死队一营在汤家山附近，掩护该山炮队；
步四协（欠第七标）在南岸嘴至兵工厂东端；
步五协在兵工厂与钢药厂之间；
步六协在梅子山、黑山、割丝口一带；
炮队在大别山、汤家山原阵地；
工程第一营在十里铺。
（四）各部队接济，仍用归元寺粮秣。
（五）予今晚九时以后在十里铺，各队于十时派员来领命令。①
各部队奉命后，均严为防御。第七标统带胡廷佐当命第一营管带左国栋率该营于晚八时袭击仙女山之敌，清军步哨和山上机关枪猛烈射击，经长时间仰攻，革命军苦不得登，仍退回花园。黄兴以仙女山可瞰制汉阳，侧击大别山，非夺回不可，便决心拂晓进攻。
11月23日上午五时，革命军第七标自花园开始进攻，七时占领仙女山东北；汤家山炮队亦向仙女、美娘两山射击，清军死伤甚众，已现动摇。但革命军方面，因湘军两协逗留不进，第七标陷入孤立。黄兴派人催湘军向前，湘军两协仍不出一兵；黄兴不得已，亲往指挥。谁知第一协协统王隆中匿民房内，所部官兵已无斗志；第二协协统甘兴典擅离阵地，所部形同瓦解。黄兴愤极，改派预备队增援。时第七标统带胡廷佐、管带左国栋已受重伤，致无人指挥部队。革命军被迫退守扁担山、汤家山一线。是日青山部队渡江袭敌，海军炮弹击中敌阵。黄兴得武昌电话，即以此鼓舞士气，谓能夺回各山的，均有重赏。士兵们奋勇进袭，但登至山腰即为敌机关枪所击退，伤亡很大。军政府闻讯，军务部通知各单位挑选精壮人员赴汉阳接战，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自任指挥，率众夜半渡江，进入阵地，但已无法扭转战局，不久张振武因受伤返回武昌。
11月24日，汉阳战况更趋激烈，双方都有重大伤亡。黄兴因革命军各部长官多临战胆怯，甚至避不出战，特传知各部，如再发现畏缩不前者，无论何人，概以军法从事。士兵有擅自退却的，黄兴立斩阵前，但仍无法挽回颓势。当日，湘军刘玉堂率一标来援，加入花园一线，进攻仙女山，仍未克。战至午后七时，扁担山、花园一线失守。
是晚总司令黄兴在十里铺宿营。25日，革命军与清军在十里铺相持。正当战斗处在胶着状态，革命军方面发生了重大事变，汉阳战局随之急转直下。
该日上午，驻守汉阳的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擅自率部撤离前线，渡江至武昌两湖书院集合。湘军第二协统领甘兴典见王部退走，也率部向汉阳鹦鹉洲方向撤退。正在十里铺指挥战斗的黄兴闻报，立即电话通知武昌方面。黎元洪得讯，立派蒋翊武、李作栋携现金、酒肉，前往两湖书院犒劳王隆中部，请其仍回前线，王隆中不允。黎元洪复派谭人凤、李国镛前往劝谕，李国镛甚至长跪以求，王隆中仍不允。最后黎元洪在李作栋等人陪同下，亲往敦促，并许以特别酬劳，王隆中悍然不应命。翌日晚间，王隆中率部潜回湖南。湖北军政府即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严惩王、甘。甘兴典先到湖南岳州，被捕正法。王隆中闻讯逃匿。后来湘军第一协在湖南改为第四师，王隆中仍当了师长。
王、甘两部既去，前线革命军力量益见单弱，黄兴恐汉阳不守，兵工厂为敌所用，决计将厂中重要机件和所存械弹运往武昌。当派正、副参谋长李书城、杨玺章渡江请示，黎元洪召开军事长官会议，李书城发言，认为兵无斗志，汉阳势不能守，兵工厂机件应予拆运，杨玺章则力主死守，认为战至一兵一卒亦不应放弃。会议最后决定，一面全力抗战，一面搬运机件。杨玺章返汉阳督战，李书城因连日作战，困倦至极，留武昌休息一日。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率学生军数百人随杨玺章渡汉助战。总司令部参谋甘绩熙，时卧病武昌，闻汉阳危急，顿足忿呼，力疾而起，渡江见黄兴，请挑敢死队夺回已失诸山头。黄兴大喜，令甘绩熙和朱树烈自赴各营征集。共得敢死士一百四十五人，于26日夜十一时由甘绩熙、朱树烈、孙宏斌、韩文悦四人率领前进，先袭磨子山得手，继抢登扁担山。黄兴见山头火起，立饬湘军刘玉堂接应。磨子、扁担两山，复为军夺占。甘绩熙两处受伤，刘玉堂要甘回后方，顺便请总司令派兵驰援。
甘绩熙返回汉阳，刚向黄兴报告经过，前线传来消息：扁担山复失，刘玉堂力战阵亡。11月26日七时许，清军由花园进攻十里铺，正面用大炮密集射击，迫使革命军后退，且派奸细贿通革命军守黑山炮队，黑山因以失守。十一时，革命军第三标管带王殿甲阵亡。下午一时，杨玺章随黄兴在十里铺督战，杨忽遭一弹，贯脑而死。四时，十里铺失守。黄兴知已无可挽回，当令涂金炳、罗子清等率输送队赶运兵工厂机件，王安澜督率官兵抢运辎重。下午五时，清军越十里铺一线追击革命军；硚口清军用大炮拦截轰击，各部纷扰，无复统率。黄兴回到昭忠祠总部，哽咽说道：战事一败至此，眼见汉阳即失，实无面目见一般同志，惟有一死以谢同胞。经田桐等人哭劝，黄乃收泪传令汉阳各部作必要部署。归元寺来不及运走的辎重，由黄兴下令予以焚毁，免为敌用。黎元洪闻黄兴愤不欲生，特派人过汉阳请黄到武昌休息，黄兴遂于11月26日十一时撤离汉阳。翌日晨，革命军各部继续撤退。清军由黑山向汉阳城挺进，革命军掩护部队据城墙，边射击边退却。上午十时，清军进入汉阳城内。没有渡江的革命军部队，则向鹦鹉洲方向退去，以后辗转至大冶一带，因无人统率，又无接济，这支革命军多数散去。各地来汉投效之士，李儒清、王佐才、赵启瑞、刘以东等，明知汉阳不守，犹自奋击清军，死而后已。留日士官生萧钟英，甚至于汉阳失守之后，仍自组敢死队若干人，赴汉阳决战。敌以机枪扫射，萧钟英和他的同伴无一生还。
总计汉阳之战，自11月16日至11月27日，革命军共阵亡军官一百三十七人，伤八十五人；士兵阵亡二千六百九十三人，伤四百余人。共计伤亡三千三百余人。自武昌起义日起，至汉阳失陷，革命军英勇抗击清军凡四十八天。
当革命军和汉阳百姓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从龟山向江中开炮，造成严重伤亡。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血溅江边，死者相枕籍。其状极其惨烈。
27日后，袁世凯从政治需要出发，基本停止军事行动，并由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三日。以后又停战七日，阳夏战事遂由停战延长而宣告结束。
攻占汉阳以后，袁世凯奏请予前线清军奖叙。冯国璋被赏给二等男爵，其余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皆升统制官，临时担任甲乙两支队长的吴金彪、马继增、张敬尧等，均有奖叙。
冯国璋大胜之余，要乘胜再攻武昌。袁世凯赶紧下令阻止，生怕坏了他的大事，不久将冯国璋调离前线，第一军由段祺瑞接充。
其实革命军方面已经无力防守，但是革命大局已定，即使三镇全失，也逆转不了清廷覆灭的命运。正是因为武汉革命党人的顽强抵抗，吸引了北洋军的主力，为其他各省的独立扫清了障碍，居功至伟。
说到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我还想啰嗦两句。袁世凯借革命的力量恐吓清廷，迫使其交出政权；又以此为条件使孙中山让出临时大总统，至此老袁成为辛亥革命的最大赢家。后来国共两党都骂他是窃国大盗，我还真觉得老袁有点冤。
咱们分析当时的形势以及双方的实力，尽管革命党人全国十八省得了其中十七，可是真正有革命者掌权的不过半数。不少省份是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做做样子而已。比如河南、奉天。而袁世凯能掌握的北洋劲旅加上禁卫军，各省巡防营，兵力不下十万。而且装备先进，训练有素。革命军只有湖北、湖南、云南、江苏、两广等省的部队稍有战斗力，同时缺乏优秀的大部队指挥人才。当然这些可以用相当的革命士气来弥补，但是绝对没有必胜的把握。如果袁世凯忠于清廷，誓死血战到底，那么鹿死谁手还很难说，最起码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内战。
当时的中国就是那么个烂摊子，就算让革命党人来接，纵观海内外诸君，哪一个会比袁世凯干得更好，更能使国家稳定？不好说。只可惜老袁不争气，非搞一个帝制自为，弄得晚节不保，身败名裂，可咱也不能一棍子打死，把他说成一无是处！

自己顶

民国战史评话之光复南京


一提辛亥革命，多数人关注的都是武昌首义，阳夏之战。但是要知道汉口、汉阳被冯国璋攻克，武昌岌岌可危之时，江浙联军一举光复南京，底定东南，为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谈判争取主动，并加速清廷灭亡，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战斗的激烈程度绝不亚于汉口汉阳的争夺战，而且攻守易势，革命军以少胜多力克号称虎踞龙盘的南京坚城，一向以能战著称的清廷江防军提督张勋被打得抱头鼠窜。所以南京之役同样意义非凡。
武昌首义成功，消息传来，东南革命党人倍受鼓舞，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响应。
首先是上海。当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已经初具规模，华洋杂处，经济发达。同时东南最大的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也位于上海高昌庙，一旦举事成功，不仅中外影响重大，而且革命事业之财力、物力、军力都能得到充足的支持。
早在辛亥六月（1911年8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设中部同盟会于上海。武昌起义之先，湖北党人通过会议决定，派居正、杨玉如二人赴沪迎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主持大计，并购置手枪作起义之用。居正、杨玉如都住在马霍路陈其美家中。上海派人赴香港向黄兴代达湖北同志殷殷之意。后杨玉如先回，居正留沪等待回音。武昌起义后，谭人凤、居正、宋教仁等先后赶到武昌。上海方面事务统由陈其美主持。光复会员李燮和亦以湖南同乡关系运动淞沪军警起事。陈其美与上海帮会关系很深，又因同志沈缦云熟识沪商董事李平书、王一亭等人，从而争取到商团的支持。
上海商团源于太平天国之役后，为自卫，上海乡绅先后发起具有武装组织性质的南市商业体操协会、沪西体操会等，后合并为南市商团公会（上海商团公会），凡参加商团公会必须参加集训，毕业时由清廷上海兵备道发给文凭。1905年，上海商团正式成立，编成五个中队十五个小队。次年春，在福州路琅琊里组织商团俱乐部，由高一谋等人主持。李平书（1854～1927），江苏苏州人。清末曾任江南制造局提调，兼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轮船招商局董事、江苏铁路公司董事、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总董、上海南市商团公会会长。
陈其美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尤其是他的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四大家族”之一嘛。陈其美，字英士，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慷慨任侠，足智多谋，是同盟会中的骨干。但名利心太重，目中无人，心胸略显狭窄。陈其美早年就加入上海的青帮，起义之前已经是大头目了，在民间的潜势力很大，非常有号召力。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此时就在他手下做小弟，尚默默无闻。
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李平书及各界党人商议，决定次日起义。当时党人所掌握的武装中上海商团以其精良的装备，训练有素的人员，实力首屈一指。其次就是李燮和控制的警察、巡警部队。陈其美虽然号称最有办法，其手下的青帮帮众人数也不少，但是毕竟不能同正规军警相提并论。整个战斗部署分为三个方面：闸北以巡警总局为进攻目标，城厢以苏松太兵备道署衙门为进攻目标，城南以江南制造局为进攻目标。在兵力布置上，闸北以巡警总署的起义警察为攻击的主力，商团配合行动。在南市城厢内外，则以商团为主，起义警察为辅。对江南制造局的进攻，以陈其美组织的敢死队为主，商团及制造局内部起义清军为辅。陈其美担心起义的大功被二李夺走，于是率部单独于3日凌晨提前行动。江南制造局是军事重地，守卫森严，围墙四周还设有炮楼，安置重机枪数挺，火力极其猛烈。陈其美手下几十条步枪，数支手枪简直如蜻蜓撼树一般。久攻不下之际，其他各部纷纷赶到。强攻半日，仍没有进展。陈其美竟突发奇想，欲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劝守军投降，他进入局内，还未开口就被扣留。众人得知情况大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等组织敢死队，李燮和联络起义军警，热血青年等，11月4日晨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制造局周围。以夏月珊、夏月润兄弟和潘月樵为首的戏剧界商团，在局侧小屋纵火，一时声震天地，制造局总办张士珩逃走。局内工人在楼上向起义者高呼：“请进来！他们都逃走了。”众人一拥而入，救出陈其美，占领制造局，李燮和当时被推任临时指挥。当天晚上开会，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成立沪军都督府。光复会同志不服，另拥李燮和为吴淞都督。至此，上海光复。但是党人争权夺利自此之后，愈演愈烈。
在此影响之下，11月4日浙江新军起义，光复杭州，推举汤寿潜为都督。11月5日江苏巡抚驻节的苏州宣布独立，旧巡抚程德全被推为都督。同日常州独立，何建明为都督。6日清江响应，蒋雁行为江北都督。9日原巡防军统领徐宝山自称扬州都督。
这一系列的行动如同一簇簇大火，炙烤着南京的革命党人的内心。南京的革命力量主要集中在陆军第九镇的新军之中。
江苏陆军第九镇，是两江总督周馥在任时奏请编练的新式陆军，成立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按照全国的新军序列定为第九镇。下辖十七、十八两步兵协（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各标），马队一标（第九标），炮队一标（第九标），工程一营（第九营），辎重一营（第九营），另外有宪兵三营，直辖于镇。该镇所用的武器五花八门，有日式六五步枪，德式七九步枪，还有一小部分汉阳兵工厂制造的七九步枪。大炮有日式平射炮，德国山炮等。虽然有些杂乱，但好歹齐装满员。起义前夕除三十五标驻镇江，三十六标驻江阴，其余各部均驻在南京城内。
统制官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县人。久负文名，后习军事，以江苏候补道擢总兵，是第九镇的创始人。徐绍桢虽然不是革命党人，但是对清廷的腐败无能，各级官吏的贪墨颟顸深恶痛绝。同时他反对激进的武装革命，所以在起义之前新军备受歧视，甚至濒于被武装缴械，他仍旧犹豫彷徨，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几乎被旗人暗算，才最终醒悟，毅然革命。
第九镇的成立之时就有革命党人赵声（时任三十三标统带），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间鼓吹革命。虽然后来赵声被撤职查办，但革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武昌首义之后，原第九镇的军官革命党人柏文蔚，冷遹等悄悄潜回南京，在部队中四下活动，鼓动革命。他们知道徐绍桢倾向革命，如果由他来领导新军起义，成功的几率会更大，于是某之于徐。但此时的徐绍桢还很犹豫，意存观望，同时新军的弹药被勒令收缴，巡防军又监视严密，只好相约待机而动。
此时的两江总督张人骏也担心新军靠不住，于是将江防会办提督张勋的部队二十营，王友宏江防缉私队十营调入城内。又调来赵会鹏之巡防营五营，加上督署卫队一营，江宁将军铁良新练步队一标；同时增加富贵山、狮子山炮台的兵力；原本打算裁撤的绿营兵数营也暂时恢复起来。两万余大军系数入城，分驻各城门街道路口。一时间南京城内鸡飞狗跳，人心惶惶。这些旧军纪律败坏，借口搜捕革命党人，敲诈勒索，弄得店铺不敢开门营业，行人不敢上街办事。旧军原本就衔恨新军装备好、待遇高，现在新军不吃香了，于是不少江防军官兵到新军营房附近寻讯滋事，甚至鸣枪威胁。新军将士义愤填膺，人人摩拳擦掌，准备起事。张人骏着实是个蠢材！就算没有革命党，也会被他激出事情来。
江苏藩司樊增祥稍有头脑，看出这种举措只会招致更坏的结果，忙向张人骏建议，决不能如此明目张胆的歧视新军。张人骏也看出一些端倪，于是派樊增祥代他携带酒肉到第九镇司令部慰问、安抚。但此时此刻这种举动已经没有丝毫实际意义。
眼看旧军就要骑到脖子上来拉屎了，第九镇官兵群情激奋，立马就要拼命。但是苦于没有弹药，只好隐忍。徐绍桢此时尚没有下决心起义，为平复官兵情绪，数次到督署请领弹药，都被张人骏拒绝，使他倍感羞辱。张人骏不但不给弹药，还下令将第九镇的六尊大炮拨给巡防营使用。
徐绍桢无奈之下要求全镇开出南京城，移军秣陵关。惹不起咱躲得起。张人骏怕新旧军发生冲突，于是欣然同意。徐绍桢将城内部队编成一混成协，于即刻开拔。第九镇将士如蛟龙入海，迅速整装出发。城里只剩下江防军，这下子更嚣张的不得了。整日搜捕革命党人，私闯民宅，劫掠财物。凡是剪了辫子的青年，或者着学生装的都被指为革命党，肆意戕害，更有甚者，剃了光头的和尚、尼姑都难幸免。清廷的拙劣举动将仅存一丝的民心也丧失殆尽。南京城里的老百姓都盼着革命党赶快打进来。
秣陵关位于南京城南六十里，东九十里为句容大道，直达镇江。东南七十里为溧水县，西南五十里便是安徽省界。交通便利，乃战略要冲。第九镇将士扎好营盘便开始厉兵秣马，虽然弹药不多，但是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日日鼓噪准备行动。徐绍桢再不表态眼看就没法控制部队了。而突然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一下子坚定了他的信心。
随第九镇一同出城的宪兵营管带桂城，是一个顽固仇视革命的旗人。他眼看新军人心思乱，认为徐绍桢是罪魁祸首，于是派人持手枪准备行刺徐绍桢。可惜派出的人太怂包，在司令部门前乱晃，当场被卫兵拿获，一审便供出是桂城指使。徐绍桢立即将桂城抓获，其他反对革命的军官见状纷纷逃匿。
11月3日上海光复，革命军占领江南制造局的消息传来，徐绍桢觉得起义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人赴沪接洽配领弹药。并从炮队中挑选二百人化装成平民乘火车前去搬运(那时沪宁铁路尚未收回，交战期间严守中立，禁运军火)。各标营党人于是齐集镇司令部，商讨起义计划。并派人潜回南京城内，联系内应。其中狮子山，富贵山炮台守兵答应保持中立；汉西门巡防营索要二万两银子的酬劳，届时为起义部队打开城门；督署卫队、机关枪队都有人答应只要起义军进城，立即响应。于是定于11月8日举事，以十七协为主力，经马家桥攻占雨花台炮台，瞰制全城；十八协占领镇江，经龙潭夹攻朝阳门。任命十七协代理统领、原第九镇正参谋官（参谋长）沈同午为前敌总指挥。
11月4日，驻扎镇江的十八协三十五、三十六标在革命党人林述庆、许崇灏率领下率先起义，两千旗兵缴械投降。林述庆立镇江军政分府，自称镇江都督，许崇灏为参谋长。
镇江光复，更加鼓舞十七协将士的士气，许多人已亟不可待。
不料发生了一桩意外，要不然南京城便唾手可得，更能免去后来艰苦的攻坚战。
偶然的事件虽不能改变总的历史进程，但是却能改写一定时期的历史。
11月7日晚，原三十六标一名排长苏良斌竟然率先发难。苏良斌是共进会员，本来负责联系内应，他一向看不起巡防营的实力，又贪功心切，认为打几枪，吓唬吓唬南京城里的的清兵，大功必然告成。于是半夜举火，城内原打算做内应的各部见火起，以为起义军开始攻城了，纷纷响应，一时城内大乱。清廷早就风闻新军将于近日举事，暗中戒备森严，这边刚一行动，江防军各部便马上行动，天未亮就将起事各部一一击溃，苏良斌乘乱逃走。经此一乱，城内外要冲都加强了守备，增添了人马。
相距六十余里，徐绍桢等并不知道南京城昨夜发生的一切。刚好派往上海的人回来说首批弹药已经运抵镇江，由镇江军政分府接收转运，第二批今晚也能到镇江。沈同午性急，认为既有内应，可不必等弹药运至，凭现存的数千发子弹取南京足矣。于是天一亮便开始行动。
驻扎秣陵关的第九镇实际只有一个混成协的兵力，包括步队三十三标、三十四标、三十六标一营、马队一标、炮队一标、工程一营、辎重一营、宪兵一营，共计七千余人。把全军所有子弹集中配发给前锋三十四标，每人约合三粒。炮标由于没有炮弹，第一营管带范滋泽命令士兵们将軛马卸下，组成一支先遣骑兵，侦查前进。全军随后进发。
骑兵队沿途不断传递前方消息，一会儿说聚宝门已经开放，专侯新军入城；一会儿又说雨花台已树立白旗，迎接新军。下午四时，骑兵侦察队抵达雨花台附近的花神庙。范滋泽用望远镜观察雨花台炮台，却未发现一面白旗。他命人打了几发教练弹（空包弹，没有弹头），试探雨花台方面的动静。不料，炮台上一下子打下来数十发实弹，范营长才知道传言不确，险些上当，连忙后退。接近五点时分，大部队陆续赶到，集结于花神庙后方。玩七点钟，沈同午下令三十四标进攻雨花台，三十三标绕攻水西门。其余各部没有弹药，只好原地待命。
八点钟起义军到达雨花台附近，炮台上早有准备，顿时枪炮如雨，好在地形复杂，又是夜间，守兵盲目射击，无甚伤亡。起义军乃凭借起伏的地形缓缓跃进，至午夜时已近至炮台一千公尺处，但是所携三发子弹早已用尽，只好暂时隐蔽待机。到凌晨两点钟，先锋队一部进至距敌方只有二百米处，队长朱履先拔出指挥刀，跃起大呼冲锋。守兵用机关枪猛烈射击，起义军伤亡惨重，朱履先牺牲。后来又组织敢死队，发动两次冲锋，一度曾夺取清兵的两挺机关枪，但是皆因后援不续，清兵火力太猛，皆告失败。这时的战场上尸横遍野，起义军再也无力组织进攻，沈同午只好下令向镇江方向退兵。由于天还未亮，清兵也不敢追击。
全军退至镇江后，士气大沮。徐绍桢去拜会林述庆，林担心老上司夺了自己的权，拒不会见。后来在他人劝说之下才硬着头皮见了一面，但神情冷淡，对战事只字不提。徐绍桢甚感狼狈，转身即赴上海。林述庆心胸特也狭隘，而且自私自利，大失党人风度，为自己今后的败亡种下祸根。
上海同盟会总部得知第九镇进攻雨花台失利的消息后，迅速召开会议商讨，认为南京乃战略要地，势在必争。由陈其美倡议，东南光复各省区抽调人马组织联军，会攻南京。并一致推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好赶到上海与会，慷慨受命，誓雪前耻。
受命后徐绍桢即刻赶回镇江，建立联军司令部。先收容溃散的第九镇旧部，重新编组整理为镇军第一镇，以革命党人柏文蔚为统制。数日之内，各省援军陆续赶到，云集镇江。计有：镇军两协，林述庆、柏文蔚统领，约五千人；苏军步队四营，炮、马各一队，刘之洁为统带，共三千人；浙军步队一标，马队二营，炮二队，工程辎重各一队，朱瑞为统带，约三千人。淞军步队六百人，由黎天才统带；扬州徐宝山巡防营两千人，还有洪承点之上海商团义勇队近千人。另外，由武汉下驶的原清廷海军十四艘舰艇到达镇江，声称拥护革命，也被编入联军之中。
11月20日，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约集各军统领，林述庆、柏文蔚、朱瑞、刘之洁、黎天才、洪承点等人，于镇江洋务局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详细制定会攻南京的计划。此时与会诸人还很团结，同仇敌忾，尚没有为自己小团体谋私的想法。
经过两次会议商讨，大家一致认为：根据南京城的地形，及敌军部署情况作战方针应该是先扫外围，夺占炮台，再攻南京城。
各军具体进攻部署为：以淞军及浙军一部为右翼，攻取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以浙军主力为中路，由麒麟门进占紫金山，向朝阳门进攻；苏军为左翼，进占雨花台，向聚宝门进攻；镇军为总预备队，随中路军前进，并负责攻占紫金山上的军事要塞天保城，然后进攻太平门；沪军担任警戒，海军配合陆军进攻，并负责掩护、运载陆军登岸；扬州军徐宝山配属镇军一部进攻浦口，断敌退路。
与此同时，城内清军也紧锣密鼓布置防务。这时的清军的主心骨儿全靠提督张勋张大人了。
张勋，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江西省奉新县人。自幼家贫，光绪十年（1884年）在长沙参军。初隶广西提督淮军将领苏元春部，中法战争时作战勇敢升为参将。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四川提督宋庆调驻奉天。二十一年（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任新建陆军工程营管带（营长），行营中军督练处总务长。后随袁世凯到山东镇压义和团。二十五年（1899年），升总兵。二十七年（1901年），调北京，宿卫端门，任御前护卫，多次担任慈禧太后、光绪帝的扈从。颇受赏识，因此张辫帅不忘皇恩，一生始终对清廷忠贞不二。溥仪即位后，任江南提督，率江防军驻南京。江浙联军兵临城下，两江总督张人骏没有信心，准备推举藩司樊增祥为都督，和革命军议和，张勋闻讯赶来，大呼：“别人可以背叛朝廷，你老帅也可以背叛朝廷吗？”一拍桌子，拂袖而去。众人都不敢再说什么，只好硬着头皮准备抵抗到底。
清军的布防情况大致为：紫金山天保城安置大炮十七门（有六门是第九镇炮标被扣下的），机枪四挺，江防军一营，旗兵一营；雨花台江防军二营，除原有要塞炮之外最近又安置一门重型大口径要塞炮；尧化门驻兵三营；朝阳门驻兵二营；皇城（明故宫）驻扎旗兵一营，江防军四营。其余各部分驻各城门、要隘。
11月24日夜，淞军黎天才部配属浙军一个营，在革命党人内应协助下，轻松占领乌龙山炮台，第二天拂晓又趁势占领幕府山炮台。革命军拥有了火力强大的要塞炮，立即向城内清军司令部北极阁及狮子山炮台猛轰。清军惊慌失措，随即水师营参将率战船四十艘向革命军投降，下关东西炮台守军也争相归顺。同一日浙军在马群连续突破清军四道防线，击毙巡防营统领王有宏，并重创清军，继而占领孝陵卫，前出至紫金山一线。为激励士气，徐绍桢率总司令部进至麒麟门。
26日拂晓，张勋亲率五千人马向浙军反攻，攻势迅猛，志在必得。浙军将士在统领朱瑞握指挥下迎敌而上，双方来回拉锯，激战终日。张勋不支，退回城内，浙军乘胜直抵朝阳门外千余米距离。当天苏军也攻至雨花台附近。
28日凌晨，经过一天休整，浙军开始进攻朝阳门。由于城墙高厚，投掷炸药包轰城无效，而城上机关枪火力猛烈，又有城内富贵山炮台、紫金山天保城炮台不时以重炮轰击，攻城失败，浙军撤回原防。同时苏军对雨花台的进攻也因为清军炮火猛烈而告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利，使联军将领们注意到不拿下天保城，根本无法迫近城垣。天保城位于紫金山半山腰，其炮火可以瞰制全城。当年湘军统帅曾国荃攻打南京时就曾经受阻于天保城，而后将其攻下，南京就不战而克了。
30日徐绍桢集中镇军、浙军、沪军主力会攻天保城。革命军将士不计生死，奋勇强攻，守军一度动摇。傍晚清军突然竖起白旗示意投降，革命军不知是计，于是停火上山受降。行至半山，清军突然枪炮齐鸣，镇军管带杨韵珂，敢死队长叶向高及将士百余人当即阵亡。革命军官兵义愤填膺，眦睚欲裂，于是拼死进攻，激战一夜，12月1日清晨终于攻占天保城要塞。守军七百余人就歼，无一漏网。与此同时苏军攻克雨花台直趋聚宝门下。
至此南京城外所有制高点皆为革命军占领，随即用缴获的大炮向朝阳门、富贵山、太平门等清军据点猛烈轰击。清军顿时动摇崩溃，四散奔逃。张勋、张人骏、铁良等人率少数残部连夜遁逃。徐州镇台胡令宣，巡防营统领张联升、赵荣华率部投降，打开太平门迎革命军入城。至此南京之战以革命军完胜告终。革命军入城后立即恢复秩序，安抚人民。一边收编防营溃兵，旗兵枪械，一边整顿队伍，准备北伐。同时得知武汉方面战事吃紧，立即派黎天才率部驰援武昌。
激战时刻革命军各部能团结一致，相互协同，最终战胜敌人。然而革命烈士的尸骨未寒，一些人便开始争权夺利，罔顾大局。林述庆一进城便占据督署，自称江宁都督。而联军一致推举徐绍桢为江宁都督，林只好改称宁军都督，与徐分庭抗礼。后来各部为缓和他们的矛盾，推林为北伐军临淮总司令，到江北赴任。但是江北各军哪里吧林述庆放在眼里，号令不行，又回不了南京，走投无路只好下野。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甚为尴尬。又组织数路北伐军进抵苏北、豫南，大有席卷天下之势。后人皆叹没有全始全终，最后胜利果实便宜了袁世凯。其实不然，我们不妨仔细分析。革命军虽然看上去声势浩大，但大多各自为战，不相统属，也没有一位能孚众望的军事领袖人物，只是一；孙中山以其崇高的革命声望，享誉海内外，但是他手下的同盟会员真正掌握的军事实力寥寥无几，这是二；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不到两个月十八省皆叛，但是这些行为都是革命党人及进步人士出于对清廷的仇恨与不满的自发行为，完全没有统一的组织，而且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势力可以担当得起这一重担，这是三；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当时正是鼎盛时期，不论从政治，军事哪个方面都有全国一流的人才，我们且不计较其是否进步，但在当时是无人可以比拟的，这是四。基于以上几点，孙中山及革命党被迫让出政权，虽然无奈，却是明智的。武力相抗，于国于民都将是灾难。这就是伟人的气度，凡事先把国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自己顶

继续顶

民国战史评话之北京壬子兵变



近代史上的北京壬子兵变之所以著名，是因为其为祸之惨烈，波及地域之广，商民损失之惨痛堪比庚子年八国联军蹂躏京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至今此事件中仍旧包含着不少疑点，也可以说是一桩疑案。人们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兵变的主使者是不是袁世凯。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袁世凯是主谋。
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和其手下段芝贵、曹锟等串通，背着老袁暗中指使兵变。
三，纯粹意义上的闹饷兵变，即没有任何政治阴谋。
不管持哪种说法的人都有它的理由，但又都似乎略显证据不足。不过有一点，无论袁世凯是不是主谋，他都脱不了干系，因为事件本身就是因他而起的。而且最后处理的很不尽人意，开了个坏头，从此北洋集团统治民国的十六年里兵变竟成了家常便饭，仅仅有记载的大大小小就有五十次之多。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首当其冲受难的是老百姓，生活在那种年代里，真正是国家不幸，民族不幸。
我们先对兵变的背景作一叙述。
袁世凯借革命党之力对满清的孤儿寡母（六岁的宣统小皇帝及光绪遗孀隆裕太后）威逼、恐吓、利诱，终于如愿以偿。1912年2月12日，在确定了优待条件之后，清隆裕太后率同清帝宣统退位。老袁兵不血刃推翻了满清王朝，拥此大功并且携十万北洋虎狼之师，乃要求革命党人以践前言，推戴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以其伟大的革命襟怀，毅然退位，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请辞职，并举荐袁世凯为新的临时大总统。但是他提了两点条件：一是临时政府地点必须在南京；二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职。从这两点上看革命党人是很不甘心交出权力的，如果袁世凯南来，虽不敢说任他们摆布，最起码能制约他的独裁野心。不过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袁世凯是什么人？在满清朝廷里也是混了几十年，玩政治手段在当时的中国无出其右者。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17省代表人，共计17票。投票结果，袁世凯得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向袁世凯发电，要求其尽快南下就职。
清帝退位后，定都问题成为当时一个争论的焦点，即使是南京方面的大多数人也主张仍应以北京为首都，宋教仁、章炳麟持之尤力。章认为南京不能控制满蒙，清命虽黜，遗孽犹在，北军未必没有怀念旧主的、加以蒙古和满洲为其后援，则死灰将复燃。章并撰有致参议院公开信刊于2月13日上海《大共和日报》，力陈建都南京的五大害，参议员读了章函，颇受其影响。但同 盟会要员则恐惧袁世凯在北方有雄厚势力，若定都北京，袁为总统，则推翻清朝换来袁世凯，亦是以暴易暴，所以坚主定都南京。尤以孙中山黄兴力持此意。
而袁世凯压根儿就没有南下的意思。他也有很真实的理由不能南来，其一是各国驻华外交团的意见（这一点很重要）；其二是北方的军队；其三是满蒙两地的不稳。所以他在回电中竟使用摊牌式的口吻如：“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如：“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即退归田里。”云云，这种语气不仅是要挟，而且简直就是挑战。
他最大的凭借就是全国人民都不愿再有战争和流血，人心厌乱，认为清帝已经退位，凡事可以用和平手段达成，因此袁的予智自雄的面孔并没有引起反对，只是孙大总统认为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袁的南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乃于2月18日派出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外交部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前议和参赞汪兆铭、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处曾昭文、步兵三十一团团长黄恺元为欢迎员，偕同袁所派的代表唐绍仪前往北京迎袁南下，并将欢迎人员名单电告袁氏。迎袁专使蔡元培等一行，于2月21日由上海启程，26日抵天津，27日抵北京晋见袁世凯，面陈孙大总统手书，劝袁南下就职。
袁世凯用最隆重的礼节，打开正阳门来欢迎蔡等。并且在当天即予接见，倾谈欢洽，并招待晚餐。第二天又召集谈话会，袁且把自己南行的路线提出来让与会人士研究。至于袁离开北京后，北京留守决定何人亦要蔡元培和北方人士共商。蔡分别和北方的各统制及民政首长会晤，征求大家意见，以何人为最理想，大家都很谦让，使留守的人选未能决定。袁世凯对这些客人不再谈到拒绝南来就职，而反过来用非常诚恳的态度商谈南行的路线问题，他打算由京汉线南下，先到武昌和黎副总统见一面，然后换乘轮船到南京就职。他的这种态度使来迎的专使们松了一口气，认为袁基本态度已有改变，南下就职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波澜。
不过蔡等抵达北京后，北方的一般舆论都对袁世凯南行就职不予同意，甚至有认为袁的南行是自投罗网，使蔡等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袁个人的态度虽然乐观，但其他方面的空气则和南方的意见完全相反。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中华民国元年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了。
晚六点左右，驻扎朝阳门外东岳庙的北洋第三镇第九标率先肈变。继而分驻于禄米仓、帅府园、煤渣胡同、东城土地庙等处的各队起而应之。第九标变兵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水果摊、小吃部，见没什么油水便欲进城，此时朝阳门已经关闭，变兵竟拖出大炮两门，向城门轰击。城门非常坚固，只被打了两个大洞。禄米仓的变兵闻声赶来，才打开城门。两部会合后一路向西，挨家挨户抢掠。变兵一边行进一边鸣放排枪，内外城皆有枪声响应，看起来很有组织，预谋已久。变兵大多以连、排为单位分队行动，一队出崇文门至打磨厂、前门外一带；一队由东华门进攻皇城；有一大队分散于东四牌楼、东直门、安定门各处。刚出动时尚有些秩序，等一开始抢劫就全乱套了。
出崇文门一队刚到外城便分散开，在花市大街、磁器口、三里河一带大肆抢掠。一部窜至西河沿、大栅栏、观音寺、煤市街、珠市口、骡马市、虎坊桥等处，凡金店、银钱店、钱庄、首饰店、钟表铺、蜡铺、饭馆、洋广货铺等等十有八九遭到抢劫。至虎坊桥时，开始出现弹压乱兵的毅军各部，变兵于是一哄而散，因此顺治门外菜市口一带受毒稍轻，烂缦胡同、丞相胡同、米市胡同得以安然无恙。
进攻皇城一队先在东安市场放火，然后于灯市口、金鱼胡同、锡拉胡同、奶子府一带焚掠。竟有一股窜至石大人胡同袁世凯临时官邸，被卫队痛击逃散。进至东华门，禁卫军守备森严，攻打一阵不下，于是绕至西华门，仍不得进，于是分散四处抢掠。大部分由北池子出地安门、鼓楼一带，正巧与出安定门的一队会和。
进扰东四牌楼一队掠获最丰，北京有名的钱庄票号“四大恒”（恒利、恒源、恒兴、恒和）在庚子年被劫掠一空后，此次又遭一场彻底洗劫，从此一蹶不振。饱掠之后，仍不满足，沿北新桥、交道口、南锣鼓巷、铁狮子胡同、宽街一带进至顺天府（鼓楼东）。沿途有巡警不断阻拦，变兵对他们说：“我们都是当差的，吃粮的，何苦自相残杀，拿我们去邀功？放心，我们绝不会侵犯官府衙门，让你们作难。”其实巡警只是应付差事，根本不敢真正拦阻，眼看着变兵将对面的丰源当铺洗劫。变兵抢完随即又向西挺进，与攻打皇城退下来的一队会和继续向旧鼓楼大街、马家厂、石碑胡同、白米斜街、烟袋斜街、宝钞胡同等各处劫掠。其中烟袋斜街的中和当铺开始组织伙计们抵抗，但岂是久经沙场的正规军的对手，最后结果可想而知。好在变兵志在财物，并不杀人，不然将惨不忍睹。
随着满城大乱开始，大批市井无赖，土匪流氓，乘势而起，这些人为害更烈。他们都是本地人，知道谁家富有。他们有的为变兵带路，有的尾随在变兵之后，几乎是挨家挨户、刮地三尺般痛掠。更有甚者奸淫妇女，杀人放火，甚于变兵。如东安市场的大火就是匪徒怂恿。至后来内外城四处火起，延烧一夜，繁华的北京城一片瓦砾，满目疮痍。原本变兵虽然劫掠，却遵循不杀人、不奸淫、不攻击外人等数条纪律，至此原先约定荡然无存。土匪无赖更加无法无天，有胆大的竟敢劫夺士兵的枪械、财物。士兵于是反过来对杀人放火的土匪大开杀戒，毙数十人之多。
到后半夜，总统府才颁布戒严令，命令毅军各部，军政执法处等派出人马制止乱兵。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但大部乱兵、土匪、无赖等基本已经饱掠而去，至天明只抓获数十人，即就地正法。
当夜只有总统府之石大人胡同、皇城、醇亲王府、东交民巷使馆区、毅军营房等处因为有军队守卫，未遭浩劫。大栅栏之瑞蚨祥、庆和祥绸缎庄，祥义洋货铺因为铁门坚固，牢不可破而幸免。正阳门外珠宝市自己雇有商团，都是镖局的镖师，力敌乱兵，关闭栅栏誓死守卫，全市得免。琉璃厂市街两端装有铁栅栏，一听到枪响立即关闭，幸得保全。石头胡同、皮条营、陕西巷、韩家潭、百顺胡同、胭脂胡同、王广福斜街、李纱帽胡同等号称“八大胡同”的烟花柳巷竟然安然无恙。无赖、土匪打算进入行凶，被士兵们严厉制止。还有城内各大报馆，官署衙门都未曾遭难，不过当晚的值夜人员受到惊吓不小。
然而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招待所却未能幸免于难。当夜诸人应酬完毕，回到迎宾馆，便有人“不失时机”的奔来相告，说是兵变了，随即乱兵持枪毁门而入，招待所内卫兵措手不及，无法阻挡，南来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铭、范绩熙入一僻室，闭门熄灯静坐以待，乱兵到处掳掠，志不在人，饱劫而去。蔡元培等见乱势继续扩大，乃潜赴美国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领馆派人护送至六国饭店。中午时间，王正廷、王景春、钮永建、黄恺元、魏宸组、宋教仁、刘冠雄、陈乙白均陆续赶到，大家交换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来诸人的文件衣物已荡然无存。
至此我们不得不相信兵变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而且不仅仅针对的是南下迎袁专使。所谓因为裁饷而发纯属借口。原来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凡出征出防将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以慰劳武士，优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无津贴。辛亥起义后，北洋军第二、第四镇奉令开赴前线，按照饷章每兵每月加发一两津贴。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亦照出征惯例加发津贴。和议达成，二、四两镇回防，于是照章裁饷。第三镇仍在北京并未回原驻防区长春，所以不在裁饷之列，不知怎的传说第三镇也要裁饷，兵士遂以讹传讹，军心遂开始不稳。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士兵们不愿意袁宫保南下就职，因为北洋军从建军那一天就是“只知袁宫保，不知大清朝”，衣食父母一旦弃之而去，不免六神无主。最甚一条就是北洋军自辛亥以来都是同革命军作战的主力，而今大清亡了，实行了共和总统制，他们无以自处。当兵的大多是文盲，不懂政治，世事瞬息转变，昨天还要忠于朝廷呢，今天就要拥护共和了，但他们不一定能转过弯来。
包藏祸心者于是利用以上这些借口挑起兵变，几乎是水到渠成，一蹴而就。
若说是袁世凯的主谋，似乎有些不近人情。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知父莫若子，袁克定就是利用这一点，伙同段芝贵、曹锟策动了这次兵变，等袁世凯知道内情也只好无可奈何。
然而让大公子想不到的是兵变不是随意收发自如的，对最后的惨烈结局始料未及，反而帮了倒忙。仅从这一点看，小袁和乃父的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3月1日黄昏，西城突然火光烛天，枪声动地，昨晚上演的惨剧又开幕了。第三镇的士兵有昨夜未参加抢劫的；有的虽参加了但所得未尽人意；有的因为被毅军弹压将财物丢弃而不甘心的；有的被土匪无赖抢夺了财物，一时间齐集西城，而更多的无赖地痞蜂拥而至。由宣武门以北直至西四牌楼被抢劫殆尽，同时数十家商铺民宅遭焚毁。西交民巷、西长安街、锦石坊、羊肉胡同、报子街、鲍家街等处皆一片火海，尤以羊肉胡同被火最惨烈。抢劫之情形，比昨夜尤甚。幸好毅军各部及时赶至，各挺利刃，痛加清剿。不旋踵杀数十人，老将姜桂题也手刃数人。
3月2日仍有不怕死的兵痞上街行凶，但这时候的镇压力度已经加大，除了毅军之外，另调第六镇及其他各部进城。而且只要抓住逞乱变兵立即格杀。直到十五日，陆陆续续杀了近数百人。有乱兵，土匪，地痞无赖，当然也有无辜者，或者贪小便宜拾取变兵丢弃的财物者。造成这种局面，完全是兵变开始时当局者的纵容观望，助长了乱兵的气焰。而袁克定诸人为一己私利，遗祸人民，真真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很快北京城里的兵变波及丰台、天津、保定，这几处的兵变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目的，乱兵眼红第三镇士兵的饱掠，即使当局者下了杀手痛剿，仍有不少乱兵裹挟细软而去。于是大乱蔓延。
天津于3月2日清晨即出现不稳迹象，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点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色衣袴，头扎黑巾的巡防营士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语。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的，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3月2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2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3日晨在东马路处斩，3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乱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马路官银号前，突然有乱兵开枪向电车射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欲迁入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物，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3月1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触即发。开始是淮军士兵和一个剪发辫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这个人，并开枪击毙一名剪发辫者。于是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当夜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3月1日至5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子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子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乱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道厅。当变乱还未开始时，乱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出力剿捕乱兵。
丰台遭难是在3月1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乱兵加入，于1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户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物及旅客随身所携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当夜得知兵变发生之后，采取的办法很耐人寻味。传令只准追捕，不可剿杀，声称如果逼之太甚，乱兵将铤而走险，一旦开战城区将不堪设想。因此巡警闻风逃遁，而毅军各部仅仅虚张声势，驱逐乱兵。第二天，变乱又起，才开始下令对变兵土匪格杀勿论。3月1日下午袁世凯召集各部首领（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长都暂称首领），军队高级军官，顺天府尹等在迎宾馆召开善后会议，决定补发未发生兵变各部队之欠饷，并派员到各部队驻地剀切开导，消除乱萌，各通衢街道张贴招抚溃兵告示。将第三镇各部调出城外驻扎于琉璃河、良乡各处，责成该镇统制曹锟认真约束。而后全城戒严，尤其是车站等处严密稽查，对有携带赃物者立即拘捕惩办。旬日之间拿获二百余人，皆正法。
在大变乱中，清的皇城全部由禁卫军负责保卫，防守颐和园、地安门、东华门、西华门各处，由于防卫得力，使甫告退位的清皇室未受到骚扰，连清王公奕劻、载沣、载泽、载洵、载涛的府第均未受惊。禁卫军由于在这次变乱中克尽职守，于是上书袁世凯，愿入京护卫总统，请袁把所有在北京的军队全数调出，改由禁卫军接替。禁卫军虽然由冯国璋统率，可是这支军队原本是宣统父亲载沣所建立的，其任务在于保卫清皇室。如今清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乱的军队又是袁的嫡系部队，奉职最勤的却是清的禁卫军，对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讽刺。所以禁卫军的这个请求，袁是不会接受的，只是象征性地调派一队来京，禁卫军因之很不满意，再上书给禁卫军军统冯国璋，请调全部禁卫军入城捍卫，并谓如有差失，愿扣全军饷银。冯得书深怕该军擅自行动，乃亲赴该军驻地西苑，嘉勉和抚慰一番，并阻止其擅自行动。
后来论功行赏，凡未附和兵变剽掠者，不论官弁兵丁，每名各赏银廿两，其后因禁卫军和毅军平乱有功加发饷银一月，巡警因维持地方有功，赏饷半月。冯国璋则奖赏禁卫军兵士，每名一个戒指，上刻名誉二字。珠宝市大栅栏的富商，因为在这次变乱中未受祸害，乃备银二千两及酒肉等物送至毅军军营，以表谢意。
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3月2日驻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不久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袁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3月4日袁特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并有照会给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此外并派赵秉钧、姜桂题、乌珍、曹锟、王占元等剀切晓谕部下，对于洋兵入京不可敌视，应互相友爱。更电民政部晓谕商民，勿相惊忧。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三）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行文至此，不免附卷长叹。为政者一着不慎，流毒无穷，事后当事者翻云覆雨，逍遥法外，而一方百姓何其无辜也！
附录：
袁世凯于4月6日发表告各军书，特抄录于下：
“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统将者，颇不乏人，而各将士等相从多年，亦皆听我指挥，遵我约束。且不独我陆军为然，即我巡防各军亦莫不同隶范围，共遵号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气谊，薄海之内蔚起声名。至于武卫左军创始于宋忠勤，饱经战阵，懋著勤劳，迄今五十余年，人皆推为劲旅。此皆无俟本大总统之赘言，亦我各军同人所自喻而并堪其喻者也。近数年来本大总统养疴家园，无志问世，四方多难，迫我出山，督师于饷械两绌之秋，受任于国事阽危之日，焦思劳虑，心竭力逋，察大势之所趋，顺舆情之所向，始终希望惟以国利民福为依归。幸得共和确定，众志翕然，南北东西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文电交驰，佥以大总统之任相属。孙大总统复荐以自代，参议院正式选举，全院一致均以大总统相推，南来欢迎各使亦并无坚持南行之意。统一政府行将成立，自维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艰巨投遗，勉担义务。值此民国初建，缔构方新，如我军界同人齐力一心，竭诚赞佐，从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荣，实我国民蒙其乐利，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识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害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负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尔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成交涉，因内乱而召致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虫之惨，顾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总之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泣涕陈言，愿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勖哉三思，怀之毋忽！”

自己顶

继续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