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爱芬接过表格，从头到尾细看一遍，脸上逐渐起了一层红晕。‘老余，快拿水给我洗洗，这手哇，别弄脏表格。’说完，她用肥皂小心洗净了手，擦干，要过一支笔，颤颤悠悠地填上‘明爱芬，女，已婚，汉族，共青团员，贫农，一九四九年元月二十二日生。’那支笔忽然不动了——明爱芬在填完穷其后半生精力等待的转正表之后，脸上带着满意而幸福的神情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中的一个镜头。作为界岭小学第一代民师，明爱芬为等待转正的机会，耗费了人生的全部：产后三天到县里参加转正考试——由于自己没有靠山，只能靠自己的成绩和实力争取机会。可是，通往县城的一条河上的桥的拆除，使她只能淌着刺骨的河水过河，结果考试还没有开始，她就晕倒在考场。从此以后就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虽然想过无数种方式了断自己，但对转正的渴望，让她每一次在即将跨过鬼门关时又被丈夫余校长拽了回来。对明爱芬来说，她残存着一口气就是希望能够等到那一天的到来，至于如何活着，怎么活着，是否有尊严地活着已经不重要。
作为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教育的特殊现象，民师在整个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情所囿，民师扮演着双重的社会角色：课余时土里刨饭吃的农民，课堂上传道受业解惑的老师。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一度处于尴尬的境遇中：卑微的社会地位，微薄的社会待遇，艰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称不上真正的教师，算不上纯正的农民——高不成低不就。但是，广大的民师多来自社会的底层，他们深深懂得并深切感受到农村、农民的辛酸。因为识得文字——在左邻右舍的眼中被奉为有学问的人，所以不辞辛劳地扮演起半教半农的角色。对他们来说，善良质朴天性的浸润，让他们没有更多奢侈的想法，唯一遥不可及，又不愿意放弃的侈望就是希望自己能够熬得个名正言顺的名分。
界岭小学的三代民师明爱芬、万站长（文化站），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张英才是中国庞大民师队伍的代表，他们所面临和经历的正是广大民师群体的浓缩。按照他们对自我的认定和境遇的划分，三代人代表了三种类型：有靠山，即使没有多大能耐，不需要太努力就可以获得转正的——万站长、邓有米，没有靠山，有真才实学，靠自己拼搏等待机会的——明爱芬、余校长、孙四海，既有靠山，又有本事的——张英才。特殊历史河流的冲击，堆积的中国教育的尘埃因为缺少太多的愚公，只能似蜗牛般蠕动，山窝窝里的教育更是举步维艰。界岭小学，一所建在高山之巅，远离乡镇县城。三代民师的守护，尽管每天只上两节课，但有了点点的火芯，让大山显得不是那样的冰冷。经过第一代明爱芬和万站长几番争取，让方圆二十里没有学上的山伢子们有了认识外面世界的机会。虽然衣衫不整，温饱不保，但对知识的渴望，让沉寂的大山始终没有停息过朗朗书声。随着万站长娶得“名门”，实现转正之后飞出了山窝窝，余校长接棒，邓有米、孙四海加盟，学校由原来的两位老师变成了四位。虽然大队部半年几个月不发工资，但为了孩子，他们必须坚守。当然，支撑他们坚持下去的更大动力是，希望能够等到转正的机会。张英才，算得上是新时代的民师。高考差三分落榜，复习非但没有长进，反而降了一分。肄业在家，百无一用是书生，肩挑手拿的重活做不了。经过舅舅——万站长的争取，以张英才高度近视不能从事体力劳动为由，给他争取到一个民师的指标。初出茅庐，书生意气，即使一万个不情愿，但在没有第三条路（第二条是父亲让他与一起到县城挑大粪）的情况下，只能打点行囊跟随舅舅到了“鸟不拉屎”的界岭小学。
因为有万站长外甥身份的护佑，张英才虽然是一名普通教师，但在三位领导（余校长、孙主任、邓副校长）的心目中地位是沉甸甸的。余校长的无私与善良、邓副校长的精明、孙主任的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加上卧床不起，糟蹋的不成人样的明爱芬，一所学校就这样在几个人的支撑下存在着、挣扎着。对每一个人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自己的辛酸，都渴望能够熬到理直气壮的时候：余校长为了把更多山伢子从文盲的阵营中拯救出来，无私地把自家改成大食堂，让更多的孩子吃住在自己家，结果让自己的孩子双腿还没有树干粗；邓有米为了早日跳出苦海，想方设法打探消息。为了筹备拉关系走后门的资金，不惜冒险盗取公家树木；孙四海，因为家境贫寒，无法与相爱的人长相厮守，只能暗传鸿雁，每当哀婉的笛子响起时，也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际；张英才，不到二十岁的高考落榜生，把小说《小城里的年轻人》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一遍遍地阅读，希望从中间能够汲取更多让自己奋进的力量。而对女同学的爱恋，加上女同学那句充满温情的“随时等待你来敲门”留言，让他对未来始终没有失去信心。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人，还没有完全受到社会大染缸的污染，耿直和正义感还没有泯灭，当看到弄虚作假隐瞒扫盲信息时，他的仗义执言非但没有给界岭小学的师生带来益处，反而让界岭丢了先进，损失了八百元的奖金。而一篇以界岭小学为题材的纪实报道引发的“地震”，一下子改变了界岭小学的境遇，也让界岭小学走入外界的视野。当然，也使自己成为了名人。省级报刊的篇幅刊载，一百九十三元的稿费，因为不经意的实话实说，也同样给自己争得一个转正的名额。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了希望。如果是在过去，张英才会毫不犹豫地填好表格，但与界岭小学师生长时间的朝夕相处，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张英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懂得了取舍。而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邓有米、孙四海、余校长也同样陷入苦苦的纠结之中。没有希望的时候望眼欲穿地等待，真正希望到来时，他们在名与利、情与义之间无法抉择。之所以出现这种二难境地，是因为他们为了实现转正已经经历过人生的跌跌落落、起起伏伏。他们明白，自己的根在界岭，自己只能守护着贫瘠的大山，守护着一群亟待启智的山伢子。有了自己的付出，孩子们才能看到更多的希望，即使一辈子“民师”的外衣脱不下，也只能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