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屏：印度让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印度见闻与思考


摘要：
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原文：

我在美国大学教国际政治。教的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我看了很多有关印度的书，电影，我自己的书也曾被翻译成孟加拉语；还有印度教授请我讲课，也有印度的杂志请我写文章；但因为从来没有去过印度，总感觉对印度的了解少了点什么。为了弥补没有去过印度的缺失，今天夏天我参加了美国亚洲联合会组织的以“宗教与社会”为主题的中印考察团。这个考察团有十位来自美国不同大学的教授，教政治学的三位，教人类学的一位，教宗教学的两位，教语言文学的两位，还有一位是教地理的，一位教企业管理的。其中美国白人五位，黑人一位，巴基斯坦裔一人，保加利亚裔一人，台湾华人一位，美籍华人一位。六位女性，四位男性。那位巴基斯坦裔美国人没能取得印度签证，所以她只参加了香港，深圳和广州的考察。所以，去了印度的只有九人。

印度签证

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有印度当地人和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美国籍教授，他们一再强调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不要说我们是一个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到印度旅游。印度签证可以在网上申请，问题问的很多，包括父母亲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宗教信仰，职业，祖父母的姓名，出生地，国籍，居住地和宗教信仰职业等等。甚至，连妻子的出生地，宗教信仰等等都问到了。如果没有什么特殊问题，一个星期就可以批下来。那个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就是因为是巴基斯坦出生，而没有获得签证。

我们从深圳乘飞机到昆明，从昆明转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一天就这么一班飞机，因此我们在昆明等飞机有三四个多小时。候机期间，我跟两个印度人有过简单的对话。其中一个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在中国厦门的一家餐馆打工。我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工，他说中国的工资比印度高两倍多，并告诉我他在学汉语，还问我汉语好不好学，我告诉他汉语要比英语好学的多，他说他也感觉汉语好学。他还说他希望能找一个中国女朋友，希望能在中国生活，因为他认为中国要比印度干净的多。

跟我寒暄的另一个印度人，是一个女导游。她说他们夫妇俩有一个旅行社，接待中国的游客，也送印度人到中国旅游。她说中国到印度旅游的人，比印度到中国旅游的多好多，她到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南京，青岛等地。我问她中国跟印度相比怎么样，她认为印度的城市没法跟中国比，印度的城市跟中国的农村比，也未必比得过，差距太大了。她说中国人都是好人，努力工作，并说她喜欢中国。

跟人聊天，是我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方法。学者们的书和观点，值得知道，但我更想知道普通老百姓的看法，他们的看法对我很重要。

加尔各答的教会，印度教庙，喇嘛庙

我们的飞机到加尔各答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印度比中国晚两个半小时，印度出入境管理处没有多少人，给印度本国人的窗口有十几个，给外国人的窗口只有两个。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九个团员，加上三个带队的，在入境处排了半个小时队，两个印度官员不紧不慢的的检查我们的护照，签证，然后让我们打手印。而且还站起来，用手按着我们的手在打手印的机器上按手印，一次一次的尝试，试了好多次才成功。在中国一分钟大概就可以处理完一个旅客，这里要用大约十几分钟。我是我们团队里最后两个过关的人，一行人总共用了四十分钟才过完关。

出了机场，接待我们的教会学校的人已经等在了外边。加尔各答热的很，即便是午夜，仍然潮热得很。接我们的车是辆破旧的中巴，没有放行李的地方。我们把行李放到了后面坐上，人坐在前面。车没有空调。机场收费处的出口非常窄，我们的司机，回了两次车，才开出来，那个收费站的年轻人，还从他的小屋子出来，帮助指挥司机倒车。我坐在最前边，从机场往城里去的路上没有多少车，路况也不是很好，车子走的不是很快，行车中我看到了有人就蹲在路边大便。到了教会学校，大门已经关了。印度这一点跟中国一样，每个单位，都有大门。接我们的那个牧师，在大铁门上敲了半天，也没人开门。随后他又爬上大们喊，总算把看门的喊醒了。

我们下了车，取下行李。然后，每人分到一个房间的钥匙，钥匙上有个号码，但不知道是几楼的几号。看门的人也不知道，那个牧师也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又累又困，急于到房间休息，但他们两个人，不慌不忙的到处找房间在什么地方。大概过了十几分钟，他们总算弄明白房间在哪个楼，几层楼。我们提着行李进了自己房间，门上的锁还是三四十年前，我们用的那种老锁，有一个铁栓。每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小木床，没有床垫子，就一张床单，有一个厕所，但没有淋浴，有一个水龙头，有一个水桶，和一个舀子。要洗澡的话，可以用凉水冲一下。我困得不行。倒下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问看大门的人，这里有没有无线上网，他说没有。我便走到大街上看看，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加尔各答曾经是英国殖民当局的首都，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这里高楼不多，大都是平房，楼房也都是两三层的样子，我们住的教会学校里面的楼房都是三四层的样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流熙熙攘攘，车都是一些中巴，三轮车多一些，也有马车。印度女人的服饰色彩很鲜艳，男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好多就是腰间缠一块布。印度看来是个不缺水的国家。街上隔不远就有一个水龙头，居民拿着锅或盆接水，好像不需要缴费。跟四十年前，我们老家县城的情况有点像。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得到街上接自来水。但我们是用扁担和水桶跳水，印度人则是用盆或小水桶，没有扁担。我们那个时候要付钱，印度这里好像是免费的。

临街的地方有很多很小的小棚屋，只有够一个人躺卧的空间。从窗户看进去，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空间。里面坐着一个女人，也有的小屋子里坐着的是一个老男人，他们就在街旁点火做饭。街旁还有不少的小商店，几步远就有一个，好多是卖食品和日用品的，比中国农村的那些小卖部还小，商品的种类也很少。印度穷人的生活很简单，好多人就打赤脚。

我们的早饭就在教会学校里吃的。他们可能是专门给我们准备的早饭，有美国人喝的咖啡，茶，牛奶，煎蛋，煮鸡蛋，面包，烤肉，唯一一种当地食品，就是印度饼，很像山东人烙的薄饼，但更软一些。

吃完早饭后，我们就去参观特瑞萨修女的纪念馆。在一条很窄的小巷里，如果没人引路，完全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同之处。显然这里是贫民区，特瑞萨也是因为她为印度穷人服务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因此出名。她的石棺在一个较大的厅里，周围的墙上挂着特瑞萨各个时期的照片。里里外外，有好多修女，但几乎没有什么游客。看来，国际上把特瑞萨吹得很厉害，当地人并不买她的帐。特别是后来有人披露，特瑞萨坐飞机，都是坐头等舱的。就像甘地一样，被西方人捧得很高，但印度人并不买他的帐一样。

下一站我们参观了英国殖民者留下的维多利亚纪念宫。这是一个很大的宫殿，占地384亩。一九零六年开建，一九二二年竣工。开建的时候，加尔各答还是首都，但一九一二年英国殖民当局就把首都移到新德里了。这个建筑可以说很宏伟，壮观。里面有二十五个画廊，有很多精品，但是游客不是很多。天气热的难以忍受，衣服全湿透了，而宫殿里面居然没有空调，只有加尔各答画廊有空调。宫殿的大部分是关闭的，包括前门，人们只能绕到后门才能进去，里面的大部分的画廊也是关闭的，看来是经费不足吧。当年英国的殖民当局建这个纪念宫时，想让其成为当地人和外来参观者向往，蜂拥而至的地方。至少我们去的这一天不是这样的，除了我们几个美国人外，当地人寥寥无几。

中午在教会学校吃的午饭，这是天主教培养神父的地方。中午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有几个老神父，可能是这家学校的负责人。午饭有牛肉，猪肉，米饭，有印度的咖喱汤，有一二样蔬菜，有咖啡，有茶，也有果汁。不知道学校其他人吃的怎样，但我们吃的午饭还是很丰富的。

午饭后，去参观了当地一家天主教堂。这是一座非常宏伟，非常古老的教堂。里面陈列着好多殖民军官的雕像，和阵亡的原因和日期。教堂里正在举行什么活动，没有人给我们做翻译，也没有人给我们解释。里面主持仪式的全是女人，好像是修女，也不全是修女。还有很多中小学生，他们站起来唱歌，不是圣歌，而像是印度的国歌。我们十几个外人，呆呆的坐在那里。当地人好像也不在乎我们的存在，照旧做着他们的事情。我坐不住了，就站起来走到外面，看那些雕像的说明。那些雕像好多是阵亡的英国殖民军官，在为大英帝国的利益而战阵亡的。当年教堂的建造者，还有后来把这些阵亡英军军官埋在这里的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只是历史的过客，他们的教堂，终归要回到印度人的手里。

我们当天最后的活动，是参观一座印度教的大学。这个印度教大学建在恒河的边上，还没有完全建成，部分建筑还在建设中。我们约好二点半与学校的校长见面，但校长快四点才露面。他穿着褐红色的和尚服，带者一个穿带一样的一个助理，两个穿白色和尚服的人。校长进来后在主位上坐下来，他的三个助手分坐他的两旁，很像是三个保镖。校长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他的三个跟班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都是五大三粗，脸上表情木然。校长本人像黑社会老大，他的跟班则很像黑社会的打手。

校长滔滔不绝的讲着印度教的教育和哲学理念，根本就没有介绍他们学校的意思，他讲的东西很像是在传教。我们领队是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中心的头，他自己说是美国滨州泰伯大学的中国历史博士，还在哈佛大学做过博士后，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统一战线。但据他的朋友讲，他也是个传教士，并听过他在教堂的宣讲，根本就不想听他传教，几次打断他，请他介绍学校的情况，但校长根本不为所动，继续滔滔不绝的讲印度教的世界观和高明之处，还让助手给每个人端来咖啡，还给每个人一个三明治，一直不停的讲了两个小时。校长的英语是那种不很好懂的印度英语，大家都是似懂非懂的听着。他的谈兴很浓，但天色已经很晚，我们的领队站起来，跟他说很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走了。那个大学校长还恋恋不舍的说希望我们有时间再来，希望能与我们好好交流。

天色已经全黑了。我们想到恒河边上去看看，但是发现到不了河边。去河边的路给封住了。旁边有卫兵站岗。问了一下旁边的人，星期天印度教的庙在做礼拜，晚上不让到河边，我们就回到那个大庙去看礼拜。印度教的庙很宏伟，大气，一看就是不差钱的人盖的。大厅里挤满了来做礼拜的人，进庙以前必须脱鞋。人们就一个一个的坐在地上，台子上一个满脸涂得白白的老年男人，有点像我们刚见过的校长，端坐在一张床上。他的对面是一个较年轻的神父，挥舞着一个像拂尘一样的东西，伴着音乐，嘴里不停念叨重复着三二两句话。我问旁边的人，神父说的是什么，对方说，就是神是伟大的，神是高明的，神是爱人的。我没有耐心听这些，就从里面走了出来。外面的院子里，有好几个电视屏幕，播放着庙里面的场面。因为里面坐不下，外面还有很多人坐在电视屏幕前观看，好多人对神顶礼膜拜。我还看到有的穷人跪下去，亲吻走过身旁和尚的脚。

印度人对自己的庙宇之多元是很自豪的。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吉岭一带，除了印度教的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堂，还有很多的喇嘛庙。不管是印度教的庙，还是喇嘛庙，或者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都盖的富丽堂皇。喇嘛庙里动辄就有七八百名年轻和尚，这些和尚每天就是念经做功课。在我们坐下来讨论我们的见闻时，我的那些美国同事和香港的领队，对印度社会的和谐，各宗教的和平相处，赞不绝口，我是唯一一个发表不同意见的人。我想知道的是建设这些富丽堂皇的庙宇的钱是哪里来的，庙里这些僧侣的奢侈生活是怎样维持的。我们到印度不过三两天而已，就对宗教对印度社会的作用下如此的结论是否有些草率。我的不同声音，让大家不再作声。印度方的接待者，本来还在夸赞印度宗教的多远与和谐，听到我的不同声音，便打住了。

在我看来，印度社会还完全没有走向现代社会。他们的种姓制度，他们的所谓的宗教信仰还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印度的人民。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三月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民受三种权力系统的支配，就是政权，族权和神权，妇女还受夫权的支配。也就是说旧社会的普通中国人是要受着四种权力的压迫，看来现在的印度人还在受神权的支配。以前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革命解放了中国人民，对我这种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人来说，是无法认识其深远意义的。这次到了印度，看到印度人受神权的压迫，才让我真正认识到从神权底下解放出来对中华民族是多么的重要。印度人把中国人当对手，喊着要与中国争个高下。其实，他们真没有资格跟中国争，他们在自我解放的路上还差得远呢。

西孟加拉的茶场

我们队员中有一个研究农业的地理学教授，所以印方安排我们参观了思丽古丽的一个茶场。茶场对我们的来访早有准备，我们的到达的时候，茶场的老板介绍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学校，然后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哈达。茶场老板年纪不大，口才不错，他介绍了茶场的历史，英国殖民者一八五几年，从中国偷来茶种，在这里开始种茶。他一一介绍了他的制茶的机器设备，好多都是英国产的老旧设备。他说的他的采茶工人都是附近的妇女，每天按采摘的茶叶重量付工资。我算了一下。每天一个女工的收入，也就是二十多人民币而已。他说他的茶叶都是有机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并准备了十几种茶水让我们品尝。我没有喝出他的茶有什么好。至少我自己喝过的中国茶，要比他的的茶好得多。无论从茶汤的颜色，还是味道，没有什么独特之处。香港大学那位加籍教授，也跟我表示，他喝过的中国茶比这里的茶好得多。

这个茶场的老板跟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些印度人一样，很有表演欲。他说我们今天的到访，不同寻常。然后叫出他的员工，让他告诉大家他今天看到了什么。那个员工很羞涩的站了出来。说他今天早晨巡山的时候，看到了一只老虎。老板马上说，老虎可不是可以天天看到的。所以我们的来访是一个好兆头。他又叫了其他几个员工来告诉他们当天的经历，来证明我们的到访的不同寻常。可以看出，他的员工都是在积极的配合他演戏。只是演的很勉强，一看就是在撒小谎哄人。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认为有那个必要。看来印度的员工，还有替老板撒谎的义务啊。中国的农民自从共产党的土改后，就从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人。而今天印度的农民，还得依附地主生活。

喝完茶，茶场的老板带我们去看他的茶场。漫山遍野都是他的茶园，至少得有上万亩的样子。地里有不少的妇女正在采茶，也有妇女陆陆续续的背着茶筐来交茶。山坡上零零散散的坐落一些棚屋房，就是这些茶农的住处。天上下着小雨，而那些采茶的女工们还继续在地里工作着。真可惜没有机会跟她们交流一下，问一下她们的工作生活的情况。

访问锡金

我们在印度的行程，包括对锡金的访问。给我们开车的一个年轻司机家就是锡金的，他的妻子是大吉岭人，他们有一个六岁的儿子，休息的时候，他还把手机里的儿子和妻子的照片给我看。他跟我说，锡金比西孟加拉州富裕。锡金六十年代被印度吞并，是印度的一个特区。说是一个特区，是因为进入锡金需要特别通行证，可以在网上申请，只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到了边界处，被告知得申请许可证。印度负责当地接待的人显然也不知道这个规定，就要了我们的护照去办理许可证。他花了近一个小时才给我们办好了通行证。锡金的路并不好，跟西孟加拉的路差不多。路很窄，勉强能通过两辆车。个别地方，需要停下来给对面来的车让路。锡金入境处的公告上明文注明：中国人，巴基斯坦人，纳及利亚人禁止进入。中国人，巴基斯坦人不让进入可以理解，不知道为什么非洲的纳及利亚人也不让进入。

锡金的喇嘛庙

我们访问了锡金最大的喇嘛庙。这座喇嘛庙建在一座山上，有上千的僧侣在此修行。我们在庙里吃了斋饭，参观了庙里收藏的各种神器后，就开始与庙里的僧侣交流。这个庙的主持住在美国，这跟我们参观过的其他几个喇嘛庙的情况是一样的，创始人住在美国，由代理人主持庙务。我们一行十二个人，三个领队，九个队员，三个领队当中，有二个也是教授。我们坐一竖列，对面坐了大约十四五个喇嘛，其中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美国男子，说是从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来的，在印度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我们每人先介绍个人的情况，然后每人问一个问题，然后喇嘛们推选一人回答。我坐在我们这一排的倒数第二。我的队友们都很客气，问了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这个庙什么时候建的，经费何处来的，有多少僧侣，以及他们这个教派跟其他教派有什么不同。到我问的时候，我问他们僧侣生活的最高追求是什么？他们商量了半天，最后选出一个代表，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无非如何克制人的欲望之类的泛泛之谈，最后说僧侣的最终目的不外乎追求幸福。我问他们克制欲望就能得到幸福吗？不知道苦难怎么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又说了好多老生常谈，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能回答我的问题。

交流完后，几个年轻的喇嘛出来找到我。说我问的问题很好，并说要问我同样的问题。我的人生最高追求是什么？我说我的人生追求，就是尽可能多的了解世界，了解体验人生，包括人世的酸甜苦辣，最终弄明白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我想这些年纪轻轻的喇嘛，还没有开始人生，根本不懂人生，就受人蛊惑，草率进入寺院，正像当年毛主席对达赖喇嘛所说的，不事生活资料的生产，也不事人的生产，还得靠别人的劳动来养活，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自己的社区有什么正面的的影响吗？美国米尼苏达州前州长，摔跤运动员杰西文图拉说得不错。宗教就是弱者逃避现实的避难所而已。

锡金大学政治系学者

在锡金期间，我们跟锡金大学政治系的教授们有一场交流。锡金大学还没有一个正规的校园，不同的系在不同的地方租的房子。政治系的教授，除了一二个人外，也都是在读博士生在教课，年纪都很轻，有一二个教印度政治制度的，有一两个教国际关系的，有两个做印中关系研究的。其中一个年轻的女教授，也是在读的博士生，口口声声讲因为中国一九六二年的侵略，中印关系不好，中国依仗自己的发展优势，不断挑起中印之间的边境紧张；并说中国应该小心，印度自己虽然打不过中国，但印度可以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侵略，到那时候中国后悔就晚了。

对她的言论，我感到必须有所回复。我说我在印度的这几天，多次听到中国是侵略者的言论，但我建议你看一下澳大利亚记者讷威尔马克斯威尔的书《印度的中国之战》以及印度军方1963年写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威尔的书，就是根据印度军方的报告写出来的。印度军方的报告认为战争是印方挑起来的，印度政府至今不肯公布军方的这份报告。现在马克斯威尔把这个报告的第一部分公布了，希望她看看。我说中国政府现在很少提跟印度的战争，中国的中学生很少知道跟印度的这次战争，但是我在美国的印度学生，一直坚持中国是入侵者。其实中国人从来都没有把印度人看做竞争对手，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逝世前也曾告诫他的追随者，不要把中国人当敌人。两个民族和平共处了几千年了，这种威胁联合美国对付中国的言论对两国的关系，并对印度发展的需要，都是不利的。这个时候我们领队，制止我继续说下去，说时间不够了，我对他的制止很不满意。这样不符合交流的精神，我也不想把气氛弄糟了，但我对锡金大学的学者的言论很不满。印度政府至今仍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公开印度军方自己写的对战争原因分析的汉德森布鲁克斯—波嘎塔报告。马克斯维尔的书尽管在印度有出版，但看来看到的人也不多。

跟印度司机的交流

在印度的十几天里，有三个印度年轻人给我们开车，两个三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他们三个是朋友，一块做生意。印度人城际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公共交通，出门就是坐越野车，越野车是当地的主要交通工具。印度人在一辆越野车里可以挤下七八个人，我们十二人就租了三辆越野车。这三个年轻人开车技术真不错，就像中国四川贵州一带的司机，在山路土路上开车练出来了。有些路不好走，雨天，雾大的时候，他们也照旧开。我有时候很担心，但他们很自信。印度警察经常检查他们的驾驶执照，通行证。有一次，我们的司机被警察叫停，看他的执照。结果他的通行证过期一天，让警察罚款二千卢比，大概合三十美元。那个司机说这个钱就进了警察的腰包里呢。他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不知道是否是真假，但他的通行证确实过期了。

这三个印度司机中的年长的那一位，对中国很感兴趣，我也愿意跟他交流。一天，我们到了目的地后，他没有马上走，他让我拍着自己胸膛告诉他，中国是不是比印度发展的好，如果中国发展的比印度好，是因为什么原因。我说你既然让我拍着胸膛告诉你，那我就坦白的告诉你，印度根本没法跟中国比，中国至少领先印度四十年。四十年前，我上大学前的农村老家就已经比现在的印度领先了很多。我说一九五零年，中国跟印度差不多，印度可能还比中国先进一点，两国的人均寿命是一样的。但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69岁，而印度只达到了50岁。在不到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领先印度二十年了。

至于原因吗，我认为主要是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给农民分了土地，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成了国家主人。而你们印度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旧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宗教领袖阶级，还在压迫着你们印度人。你们印度的一些穷人见到和尚，还跪下来，亲吻他们的脚，这种事在中国很难发生的。

那个司机听了我的话，陷于沉思，然后说，你说的话我明白了。他说我们现在每年都得给我们的印度庙的教主捐钱，要很多钱，六千卢比。有的庙，特别是喇嘛庙，要的更多，要几万卢比。我跟我们的guru（个人的宗教教师）说，你教我们行善，做好人，都是好意，但我们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了。

看来没有人愿意向教主捐钱，特别是自己入不敷出的时候。许多人认为宗教教人向善，其实我们还需要别人教我们向善吗？没人教就不会向善吗？那些作恶的人是因为没有人教他们向善吗？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那些印度教的教主，喇嘛教的创始人，还有一些天主教，基督教的传教士，跟那些在商业上打拼的企业家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企业家赚钱靠的是卖能摸得着的商品或服务，教主和牧师们卖的是摸不着的精神方面的东西而已。曾经有一个台湾朋友对我说，盖庙是最赚钱的买卖。我想他说的没错，世界上没有比传教更赚钱的买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让人自愿打开钱包把钱捐给你，世界上还有更好的买卖吗？

大吉岭地区的社会和经济

我们在大吉岭地区活动多日，期间除了参观了许多喇嘛庙，印度庙，基督教，天主教教堂外，也到一些住家参观，访问。这个地区没有什么产业，山地很多，雨水很多，林木很茂盛。但除了一些茶场，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农业活动。在大吉岭的广场上，除了一些游客，还有很多当地的年轻人在游荡。我跟其中两个年轻男子交谈了一会，他们说他们大学毕业十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他们说他们都结婚了，而且有孩子，就靠妻子一个人的收入养家。他们还在找事干，但没有合适的工作。我就这个问题问了接待我们的一位当地的大学教授，他认为好多年轻人没有工作，是因为他们懒，不想干体力活。看来印度，还有美国同样存在的毛病。大学毕业了的人，就不想再干体力活了。一个好的社会，好的制度，应该把没有事情做得年轻人组织起来，干一些对社区有意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是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人。但可惜今天的印度，美国，都没有这样的政府机构。

临别赠言

我们在印度考察了短短的十几天，这期间跟印度大学里的师生，喇嘛庙，印度庙里，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们，以及印度社会中的各色各样的人进行了有限的接触，对印度多了一些的感性的认识。离开印度的那一天，接待我们的那所大学，对我们十几个人单个，和集体进行了采访，让我们留下临别赠言。

作为学者，我不愿意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坦白的说了我自己对印度的看法，我的英语书《文革中的教育改革》被翻译成孟加拉语，有些印度人看过我的书。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些印度人社区，曾经请我去讲过两次课。一个印度的政治经济学杂志，还请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学者写了有关中国的文章，他们结集出了一本书，在印度，和马来西亚出版了。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为什么中国和印度两个古老的文明，在二十世纪里一个产生出甘地，一个产生出毛泽东。甘地被西方世界过分的吹捧，但对印度社会，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而毛泽东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极力丑化，但毛泽东领导被西方欺辱，践踏了一百多年的中国人民，通过不懈的努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反动政府，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当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无视中国的警告，逼近中国边界，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政府毅然出兵朝鲜。以劣势装备，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把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为北朝鲜这样一个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盟友主持了正义，维护了世界和平，也为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国家长了志气。因为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轨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来印度之前，我没有办法很好的回答我的印度朋友的问题。来印度看到印度的众多教堂，庙宇，见到印度的下层人民还在跪下了亲吻和尚的脚丫的时候，我明白了毛泽东的意义，我明白中国革命的意义，我明白了解放的意义。以前中国政府用“解放”来演绎中国革命的意义，。我不明白。看到了今天的印度，我明白了。我的老家山东省即墨县的县城，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一九四九前的县城小的很，就一条大街，但却有七十二座庙宇，各种各样的庙宇，五花八门，多元的很，还有几十座贞节牌坊。这些庙宇和牌坊，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迹都在革命的过程中，被人民自己给摧毁了。

今天在中国，在世界上，还有人在为中国革命的破坏作用而惋惜。在我的老家，也有个别老人对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庙宇和牌坊被拆掉感到不满。他们不明白，不破不立的道理。他们不明白旧的东西总要被新的东西所取代，这是历史规律，这就是历史。革命用暴力的手段，摧毁了旧世界，解放了中国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过去的七十年里，中国人民爆发出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而印度虽然从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独立，但印度从殖民统治向独立建国的过程不是革命性的。只是殖民主义精英换成了本土的精英，这个本土的精英是依附于殖民精英的精英。他们没法跟殖民地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决裂，他们没有能力对过去的旧文化和旧体制进行批判，殖民地时期的传统文化的精英，经济精英一直没有被推翻，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对印度社会的控制。

采访者问我印度是否需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小白们好好到印度去体验体验

韩东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看毛泽东

时间：2019-01-25 17:28•来源： 察网 •作者： 韩东屏

毛泽东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大鼓励、支持了被压迫、被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众。于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旋律风靡上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在此期间，大批前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开始走下坡路。法国殖民统治者被越南人民赶出印度支那，又被驱逐出阿尔及里亚。英国被迫放弃其殖民地王国地位，美国继在朝鲜失败以后，又在越南惨败。美帝国主义陷入一个毛泽东主席给他们圈定的尴尬境地：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被彻底改变。

中国革命成功，毛泽东领导人民，于当代世界格局深刻影响，至少是千年之功！

无尽的流血牺牲和叛卖，以及万水千山的阻隔。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是中国政治舞台边缘性力量。能够从舞台边缘，走到东方政治舞台的中心，今天影响世界格局，改变世界格局，我们讲一句话：毛泽东居功至伟。

这个人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紧紧相连，他贡献太大了，就像小平同志讲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我们可能至今在黑暗中摸索。

我觉得这是中国革命非常大的变化，中国近代想变革者比比皆是，毛泽东绝不是头一个，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没有一个不想变革，没有一个不想挽救民族命运于危亡，都是变革者，但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孙中山，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没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

毛泽东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胜利最大的根源，民众的支持。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不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作为动力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毛泽东讲，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金一南

党人面临的真正危险与重新建立党的道德制高点

•作者： 韩东屏
摘要：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看起来很严重、很棘手。但是，只要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我们要敢于放手让群众来帮助揭发我们工作中的黑暗面，揭发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党的干部必须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按照党的宗旨，他们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工作的人。党的干部选拔，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不被人民群众认可的干部，不能升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党人在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传统和法宝，必须永久坚持下去。放弃这些传统和法宝，就会丧失党的政治合法性。

引言

好多人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许多中国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失去自信。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崇洋媚外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类似过去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言必称希腊，言必称美国”的民族虚无主义潮流。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国家把高级干部送往美国大学深造，派出大批高校教师到美国进修，许多家长把子女送往国外念书，这都说明党和国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舆论导向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中国人民的思想混乱，给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搞乱中国提供了可趁之机。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的腐败，是政治体制的问题，是一党执政造成的。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引入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对于这种谬论，党因为自身的腐败问题，反击无力。

中国人民需要知道，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并没有解决腐败问题，他们只是把中国人民痛恨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只靠自己的投资，每天收入五万七千美元，超过普通美国人的年均收入。美国总统奥写了一本书，出版商出价五百万美元。官商勾结牟利在中国被老百姓深恶痛绝，在美国基本上是合法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国的官员和学者拼命推销政治体改革的原因，他们无非是想把贪污腐败合法化，把悬在他们头上的反贪利剑去除而已。中国的党，中国的有识之士，中国人民对这一点必须有所认识。

如果说，现在的党假如真的面临着一个亡党、亡国的严重危机，那么这个危机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党一党执政，也不是中国的体制或政治制度的问题，而是党本身出了严重问题。如果党组织放松了对自己党员的监督和教育，拒绝接受被自己历史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群众监督，就会致使相当多的党员领导干部背离了党人的理想和追求，蜕变成腐败分子。正是这些自身有严重腐败问题的官员和社会精英，担心自己及家族因为腐败被清算，才大肆宣扬党建立的政治制度是中国腐败的原因。党的亡党、亡国危机首先是相当一批腐败的官员本身就希望党亡党、亡国，以摆脱自己被清算的下场。西方支持的势力鼓吹党亡了未必是坏事.他们说腐败的党亡了，更多的党可以冒出来。他们说一党执政的国亡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党的国家亡了，一个更好、更新的国家就会出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是永远亡不了的。

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国内外的异己分子沆瀣一气，是造成党亡党、亡国危机的真正原因。这正是前苏联解体前其社会的情况。前苏联的敌人，正是通过收买大批前苏联政府官员、社会精英，散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造成其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命运无动于衷，使国家丧失凝聚力，使一个雄踞世界的超级大国顷刻瓦解，人口和国土大量流失，国家元气大伤，辉煌不再。前苏联垮台对以俄国为代表的原联盟国家造成的遗患远远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给前苏联造成的后果。俄国的生产力骤减百分之五十，人口减少一半，从一九九一年的近三亿，锐减到目前的一点四亿，人均寿命骤减二十年。前苏联的敌人真正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前苏联的敌人，现在正慢慢地用同样的战略，以图在中国达到同样的目的，造成同样的结果。他们用大量的金钱收买了许多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为他们做宣传。他们花费大量金钱支持独势力，他们利用诺贝尔奖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权奖激励中国体制内的异议人士，让他们作为推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先锋。而美国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却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党亡党、亡国之危机，正在于她在中国人民眼里，在全世界人的眼里丧失了道德制高点。这当然只是美国及其代理人的极端想法，但如何防止党丧失民心仍然是个不容忽视、极端重要的问题。

新中国建国的前三十年，也是党一党执政，但那是一个上下同心，具有极大凝聚力的国家，在国际上一呼百应。现在却因为腐败问题，让人民离心离德，这不能不让人忧心如焚。政治斗争的焦点就是谁占有道德制高点的问题。占有道德制高点，就顺风顺水，就可以从弱到强，由小变大，就有最后胜利的希望。没有道德制高点，所谓强大也只能是外强中干，难逃失败的命运。党早年能从弱到强，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就是因为党从一开始就相信自己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谋幸福的，因而占有道德上的制高点。党的道德制高点来自其要推倒三座大山，解放中国人民的崇高理想，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全人类的最终目标。这就是党的力量所在，这就是为什么党当年能在其旗帜下聚集中国的优秀分子，在国际上也有大量支持者和同情者，并在中国获得最终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这也是中国党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在国内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原因之一。1960年百年不遇的超大自然灾害也没有动摇其政权根基。在所谓的文革动乱中，党的执政基础丝毫没有动摇，党的领导地位也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挑战。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在中国人民眼里，在世界大多数人眼里，一直占有道德制高点。

党人目前所面临的危机，从来不是所谓的政治体制造成的，而在于党本身是否已经没有了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否已经没有了一个崇高的理想目标，是否已经逐渐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制高点。党是一个有八千多万党员的大党，领导一个有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但在过去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中国改革产生了巨大的不好的影响，这是造成中国党今天危机最根本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之前的中国被第三世界和西方的进步力量看作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当时的中国尽管贫穷，确是世界上最公平的社会，消灭了娼妓，消灭了毒品，消灭了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如贩卖妇女儿童等罪恶。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里，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国人民享受着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人人有工作，人人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中国人民的人均寿命预期达到六十九岁，领先跟中国的起点一样，情况跟我国差不多的印度二十年。人均寿命预期不到三十年就几乎翻了一番，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当时的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希望，充满自信。那时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朋友遍天下”。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正是靠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打下的基础。

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因为新自由主义给我们造成的思想混乱，以及因为思想混乱而带来的国家危机，也是前所未有的。在新自由主义的的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讲政治，不讲占领道德制高点，不坚决捍卫公有制经济，忘记党的发展历史，忘记党的宗旨。过去几十年，听信西方鼓吹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造成党员队伍大面积腐败，造成大面积的道德滑坡，假药、有毒食品充斥市场、大面积环境污染、严重扩大的贫富差距等等问题。三十多年来，国家的反贪措施非常严厉，惩处大批的贪官，包括处决多名省部级高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要解决党本身的问题。党出现如此严重的亡党、亡国危机，决不是清除几个贪污腐败分子就能解决的。首先要认识到出现这么大面积腐败的主要原因，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发生了重大偏差。所以要解决党现在所面临的严重腐败问题和由腐败带来的亡党、亡国危机，首先要承认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发生重大偏差。另外，我建议：

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党必须有勇气面对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必须发动全党、全民，全面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动员全党放下包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的领导层首先必须有勇气承认出现党的干部队伍大面积贪污问题，是党的指导思想、政治路线出了问题，不讳疾忌医。广大犯了贪污腐败错误的干部，归根结底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受害者。党对这些犯了错误，甚至严重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应该是治病救人，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放下包袱。犯了贪污腐败错误的干部，党要帮助他们交代问题，退还非法所得，争取党和人民的谅解。党对积极改正自己错误并得到人民群众谅解的干部，要尽可能给予出路，让他们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这样做，才能更好地解决贪污腐败问题。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腐败，不是以惩罚任何人为最终目标。这几十年处决的各级干部不可谓不多，关进监狱的各级干部也数量很大，许多人家破人亡，社会后果严重。但这些举措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代价很大，却没有根本解决我们想解决的腐败问题。所以还是应该采用毛主席使用过的办法，对犯了严重错误并得到人民谅解的国家干部，实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甚至是一个不抓的原则，让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一个不易产生贪污腐败的社会环境，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反贪局，都可以撤销。一个真正占有道义制高点的党和党领导的政府，肯定不需要中纪委和反贪局来反贪，也不需要它们来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是最好的监督。

二、重塑党的形象、重新建立党的道德制高点

要从根本上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化解党及其领导的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亡党、亡国危机，是一个重大的系统工程。搞好这个工程的关键，是重塑党的形象，重新占领党的道义制高点，这是重中之重。党有一个伟大光荣的过去。党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牺牲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这就是党的道德基础。这些革命先烈牺牲自己的性命，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和家族的私利。如毛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的，

【“我们的DC党和DC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这就是党的历史，这就是党的作为革命党的传统，这也就是党作为革命党的克敌制胜的法宝。许多人大肆宣扬现在的党是执政党，应该放弃革命党的传统，应该向执政党转移.要警惕宣扬这种言论的人的动机。要知道，这正是党的敌人想要瓦解党，摧毁党，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施放的烟幕弹，这就是美国和西方所谓的和平演变的前奏。党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放弃自己革命党的原则。党永远不应该放弃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宗旨。这就是党一党执政的道德基础。党如果放弃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执政党，那么党就彻底丧失了一党执政的道义基础，就没有理由让中国人民接受它的一党执政。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党才有一党执政的道德基础，才能化解其目前所面临的亡党、亡国之危机。

三、重申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不是资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党的短期目标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必须对党的干部和党员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党的支部书记必须定期给党员和普通群众上党课，对他们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各级党校要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务正业的现象，要担负起研究并推广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和指导思想的责任，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我们需要成千上万各级党的理论工作者，我们需要优秀的，懂政治，真正理解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人才。党要领导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必须下大气力，培养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并通过他们向广大人民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思想的教育。

党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不应该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更不能把一时的权宜之计当做党的理论和指导思想。一个理论要有指导意义，必须被广大人民接受和拥护。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宗旨多元，只能削弱共产党的凝聚力，导致党的腐败与解体。

四、重树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

宪法是根本大法。根本大法必须有根本大法的权威。宪法的权威只能建立在人民的心中。政府应该对全体党员、全体人民进行宪法教育，让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知道我们的宪法，了解我们的宪法。知道我们的宪法是代表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和保障，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有义务捍卫宪法，因为宪法神圣不可侵犯。只有这样，党才能重新树立宪法权威，从而帮助自己化解所面临的亡国危机。

五、政治改革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围之内进行

政府及其官员要慎言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关系到国本的大事情，必须要经过全体公民的表决方可实施。任何与国家根本大法相违背的改革，都必须先进行公民表决，对宪法进行修整后方可实施。任何人都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擅自推行违反国家宪法的政策。要给予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宪法法院来维护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利，追究任何政府官员违法执法、执政造成的后果，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利用人民的力量，与少数企图颠覆国家的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斗争。这也是化解党面临的亡国危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举措之一。

六、保障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受侵犯

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她代表中国最广大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党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同时，受到宪法保护的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想瓦解国有企业的政策，其实都是为了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瓦解党的执政基础，也是瓦解党的立党基础和党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要维护宪法保障的国有企业，必须让全国人民了解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要让全国人民知道国有企业为全民所有的性质。必须让国有企业职工了解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要教育国有企业职工作为国家栋梁的使命感。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可以略微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收入，但不宜太高。国有企业管理者的薪酬福利尤其不宜过高。国有企业应该为减少贫富差距，为共同富裕作出重要贡献。

国有企业应该实行社会主义的管理模式。应该实行《鞍钢宪法》中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原则：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和工人相结合，工人和技术人员相结合。我们必须重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信念，必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造成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人类的历史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应对中国和世界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大面积的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金融危机、失业问题、医疗卫生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法解决的，这些危机正在西方国家中蔓延。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其实也是我们借鉴资本主义的一些措施所造成的。如果不及早加以改正，这些危机只会愈来愈严重。中国政府一直在倡导建设一个和谐社会，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我们才能真正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免费医疗、人人有免费教育、人人有房住、人人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

七、相信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看起来很严重、很棘手。但是，只要党牢记党的宗旨，坚持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群众的眼睛是亮的，我们要敢于放手让群众来帮助揭发我们工作中的黑暗面，揭发我们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党的干部必须是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按照党的宗旨，他们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工作的人。党的干部选拔，必须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不被人民群众认可的干部，不能升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是党人在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传统和法宝，必须永久坚持下去。放弃这些传统和法宝，就会丧失党的政治合法性。

韩东屏：中、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职能比较研究

美国的经济绝不是中国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所谓的市场经济，美国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是有些人迷信的那样，不是袖手旁观，也不是看不见的手。美国经济有相当比重的计划成分。美国的政府在其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向来是主导性，决定性的。只是这种作用具有美国特色，有时候是隐性的而已。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和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组织，以及美国的大学教授和学者，几乎众口一词地推销所谓私有化，政府停止干预经济等理论呢。道理很简单，这样最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各大跨过公司，就等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私有化为他们创造进入该领域的机会呢。如果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退出经济领域，不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来保护本国的企业，不组织领导本国经济命脉，那美国强大的跨过公司，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打垮第三世界国家可能的竞争对手，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8O冯红波VB 2019-06-20 23:00:13
-　　好文　　大师辈出？黄金十年？蒋介石44周年忌日的今天，这股谎言必须被拆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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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毒势力坐大，小蒋是祸首，读过北大李零教授的文章，非常有说服力。李零：我的中国观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3375
abc12w：2019-06-20 22:47:43 评论

评论 潇潇叶林：李零：“耍钱”是美国的文治，“玩弹”是美国的武功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122592

陶涵说，蒋大虽赍志而殁，但可含笑九泉，因为在精神上，他的反攻大陆已经成功了。蒋经掌情治，替他爸杀人，杀共谍、杀左翼、杀本省人。反对的人，一个不留。他说，好，时机到了，一党训政可以结束了，咱们搞宪政吧。现在怎么说？时髦话叫“华丽转身”。

那些年，是为了迎合文化统一台海政策，所以，一路被忽悠了过去，当然，特别势力也因此借机企图搞文化变天，搞得很有声势了，倒也不一定是汉奸。

文化反攻大陆，利用新儒家掩护，全面虚无化革命历史，是美台合伙的一顶精细操作，渗透极深，这不是什么汉奸性质，而是完全的文化和平演变之一绝技。

有特殊势力挟改开而令天下，企图一举改旗易帜，好彻底洗白贪财。也融入美佬许下的美妙前景。要做到这一切，搞文化软变天，内外呼应，全面虚无化革命历史，是比较成本低的途径。

接近成功。如果完全成功，美国人就是新主子，贸易战也不必要打了。好了，现在只要有不肯认美国主子的倔强，一切还好办。

网络这几十年，在灯塔照耀下，学会了唯我资本主子标准，历史由我主子终结，是非由我主子定义，大嘴吧大流行，一人一票我必被选中，真理都我主子指导下，脑容量完全可以不必更多，这已经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根根葱现象，我实在只看着逗乐，别无更多兴趣。只希望，无论如何说，各说各的唯一真理，不要骂骂咧咧就成。这网络，谁还在乎谁？这算是我的一点纯粹自由表达，而不针对任何具体哪一个倾计，请别自作多情。

这个世界的毛泽东悖论


我之谓“毛泽东悖论”，或定义为“政党与民众的聚散粘合性悖论”：

历来民众因利益分化而夲能趋向熵增离散，如何实现有效减熵聚合？----取决于有没有作为领导核心的政党；而历来结党，局部利益论，本能营私，又如何实现天下为公，成为民众共同体减熵的自觉领导核心？简言之，民众如何粘合，政党如何无私化，成就世界聚效核心？

经济是基础，经济要发展，这无疑是对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经济是流汗的政治。若无强大经济能力，无以支撑人民健康与足以捍卫成果的战争能力。因此，问题并不在需要不需要发展经济，而在于如何定位经济发展的格局。

设若没有了关于劳动与分配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观，共产党也可一变为优先占有分配权而离间于民众共同利益的自私的资产党，比如，九十年代的改制，在放小过程中，局部实质上发生了大规模权力资产变现对人民积累利益的剥夺现象，工人的下岗化，那么悲惨与无理，并且滋生那么多腐败，至今想来让人心悸。这也正是毛的终极担心，在内外演变势力影响下，共产党队伍中人，出现附庸于资产阶级的演化，怎么办？

强调一党执政的要害，在于党的性质及其实践效能。若无基本性质及实践效能的人民性确定，当然就有了人家攻击的“专制独裁”的口实。相对资本玩偶式的议会民主选举游戏党政治，丧失为民性灵、利益优先自利的一切政党政治，能够落下专制化的痕迹，甚至退化为中世纪营私结党式，实为更恶。难怪老人家文革前期，一次生日会上与戚本禹说，共产党若堕落到那地步，还不如西方搞议会选举那一套，我十分理解。

因此，毛泽东晚年，遭遇“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和平建设年代的政党政治瓶颈，作为专政实践的中介，执行力量的共产党，与人民利益之间的基本关糸，它的宗旨，信仰，如何从理论到实践，真正获得保证？确实是个至今难分难解中的根本问题。


老人家出于一种焦虑与无奈，预演了民众精神随其神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遗憾的显然是，“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现实，于中国，本身尚处极不成熟。甚至，事实情况的满地皆小农小工与小资天下，因此派性丛生，斗争酷烈，由文斗而一度演向失序的武斗，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于阶级斗争理念下一锅乱煮，沸反盈天，天下大乱，伤筋痛骨，留下无穷后遗症，至今还在方方们身上反复发作。这种文革的理想与社会实存的错位，在局限历史时空土壤里，以最终惨败于时代势利的方式，被断然宣布错误而终结，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价值，“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并不会因无产阶级本身在这样一种有限历史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存在脆弱性，而自动丧失意义。因为，人类生活的当代，阶级压迫的形式与烈度，正不以人们的主观善良愿意而发生着崭新的演变，比如，全球笼罩在金融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核暴力帝国主义的无限贪婪性压榨之下，正日益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健康空间与逻辑。曾经在书生张春桥口中显得荒诞的“资产阶级法权”，正以帝国主义霸道事实上展开的长臂管辖活剧而越显实证性意义。因此，何谓“无产阶级文化”，在随后的人类生活时空时，将世世代代因时因势提醒着人民：小心！小心一切加于你身的资本权力！“无产阶级”夲身，它的意识与实在，决定性地对立着一切资产阶级的法则，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一不小心，就是无情的奴役！

都说资本帝国的现实，献金政治已经事实上十分腐败，贫富差距极大，为什么资产阶级性质的公民，还不起来造反？一方面，是由这个“公民”的资产阶级性质自迷决定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帝国中，当然还有比如以十个航母为代表的强大军事机器，对外可掠夺，对内稳镇压；有美元通货作支点，对外可剪羊毛，对内可充救济支票；有对科技知识创新的专利规则，实行资本赎买人才及设置专利制度掌控，垄断科技产品对生活消费方式及军事暴力机器的转化方式，使社会个人，相对资本暴力机器，越来越无能为力。再而还有资本操纵的强大媒体，教育，司法，把世界其他说得一团黑，唯灯塔光茫万丈空气香甜，对外可忽悠他国腐钱入穴，对内可恩威并施，全面控脑民众。外加移民杂色，底层互伪，相互扯拦，聚集性力量消于无形；街头小闹，警枪随时伺候，成不了大气候。如此，暴力，支票，洗脑，愚民，环环相扣，唯资本主子与经济动物，间或奴才帮凶帮闲，真正的动物庄园集大成版！


倘若“公民”的定义在这样的资产阶级范畴内不得自醒，就会一如继往地延着资产阶级的分化轨道上，大家本能信奉着运气的自由平等概率论，不断演向人性自私动物丛林的深渊，暴力与灾难的周期性反复轮回，就是一种自然规律。

而老人家的文革，一方面寄希望于人民的全面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历史与现实的积存，又遭遇社会权力架构的资产阶级异化，分明看到了，共产党这一核心力量，也存在演变的不确定性与危险性。我想，这大概就成了老人家晚年最痛苦的心结。我以此谓“毛泽东悖论”。

东南西北中，党实是领导一切的。问题在于，如何保证这个党不变颜色？从与黄炎培论民主解决周期律问题开端，到文革，老人家的解决方法，是矛盾论，斗争哲学，运动战法，变被动惯性演变，为主动神性预演，七八年主动来一次。然他忽略了一个要命的问题，此关于“民主”的神性，何以能够保障，四大自由，虽然一度入了宪，终还会因人亡政息。最后，无解，一切只能期待人民自己。


好在进入信息年代，全息性的信息能量流越来越透明化，再不用大字报大串连大游行就可实现信息化的大鸣大放，数据流量在技术的全透明。因此，我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希望，信息数据能量的精密化，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了一种破解此悖论的真正可能性。

当然，科技的双刃剑效应依然存在，数据信息的精密化，人工智能，生物精制与控制工程，同时可能造就控制者与被控制者的对立。关于这一点的危险性，尤其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作为起到人民利益粘合作用的核心领导力量的成立，并毫不迟缓地担出全责。而，灯塔帝国现在那么急着离间共产党与人民的金鱼水关系，急着抹黑共产党及其主义，也因此是大有道理的。资产阶级逻辑，对信息能量的操纵与控制，也正全力以赴中，他们当然也渴望通过掌控信息能量技术，永远精制世界人类一切事务。现在，出了一个华为，失控于资本帝国，对信息能量控制权丧失的焦虑，导致，帝国精英正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而这一切的一切，正反都能说明，是要帝国式的动物庄园，还是要正在的人的世界，毛泽东悖论，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提示，于人类星球，深远意义。

20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