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研究之深是众所周知的，他对不少历史人物谈过看法，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其中，对秦始皇的评论尤为多。相当一段时期来，一些人，包括一些学者和媒体，对毛泽东的有关评论，作了断章取义的解读，其中也可能有故意的歪曲。对这个问题进行全面的，客观的，联系实际背景的分析和解读，是我们读懂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方面。

毛泽东在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地位时强调“应该讲公道话”。他说：“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毛泽东又说：“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请注意：“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千万不要把这句话的分量估计低了。
今天，当炎黄子孙在为我们有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祖国而感到自豪时，常常把一个统一的中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好像中华民族生来就应该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大国里。
可是，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在秦朝之前，在今天中国所在的这块土地上，经历了长达5个世纪的小国林立、混战不休、战火不断的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到战国时期，原来的诸多诸侯割据已经发展成为若干个独立的国家，国家之间战争的规模可达双方几十万之众。一场大仗下来数十万男儿血洒疆场，百姓在连年战火中受难，生灵涂炭。
秦的统一结束了华夏民族分裂动乱的局面，开创了延续两千年的以统一和兴盛为主调和常态的中国历史，使中华文明能够保持其生命力而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然而，这种情况却不是世界史上的普遍规律。同样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基本形态的封建社会，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是以分裂割据状态存在的。欧洲在中世纪就碎裂为几百上千个各自独立的政治经济单位，它注定了直到今天都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欧洲。印度的封建社会也是长期处于小国林立的状态，直到英属印度时期，大约一半的印度领土实际上是由土邦领主以半独立的形式治理。虽然世界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版图辽阔的封建大国，但都十分短暂。如公元800年建立的囊括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查理曼大帝国，仅存活几十年到其创始者查理大帝死后不久就分裂瓦解了。为什么呢？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因此，封建割据是与小农经济分散性相适应的一种常态。
这么一对比，就能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褒扬秦始皇，认为抹杀秦始皇的历史作用是不公道的道理了。在毛泽东看来，秦始皇这个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标志性人物。
毛泽东认为秦始皇对于实现中华民族长期统一的具有独特意义的历史功绩主要在于实行中央集权制，不搞分封制，不搞国中有国，建立受控于中央政府的郡县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毛泽东认为，“百代都行秦政法”，是中华民族能够长期保持统一的重要原因。对于以往许多历史学家列为秦始皇最大罪状的“焚书坑儒”，毛泽东认为对鼓吹恢复周礼和主张分封制的那部分儒生的镇压是秦始皇出于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与此同时，秦始皇的许多举措，如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建设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等等，都对实现国家统一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所讲的这些，都是有史料依据的，也被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承认，这些历史学家之所以得出与毛泽东不同的评价，在于站位不同。他们大都不像毛泽东那样站在历史和民族大义的高度来看这些举措的重大意义。这也许是一般人与一个伟大政治家在政治历史视野上的差距吧。
确实，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在毛泽东的政治追求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毛泽东对蒋介石二十年统治的批评之一就是“他从来没有统一过”。蒋介石也算是一代枭雄，但是在他执政期间，许多地方军阀，如阎锡山、白崇禧、盛世才等人，只是在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他们有自己独立的军队、自行委派官员、征收赋税，完全是国中有国。蒋介石与各军阀之间、军阀与军阀之间的争夺和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毛泽东在与蒋介石战斗的最后阶段，受到来自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要求他“划江而治”的巨大压力，但毛泽东绝不允许“南北朝”这样的分裂局面出现，他冒着有可能失去苏联这个最重要支持力量的危险，顶着同一意识形态阵营最高权威斯大林对他的怀疑和不满，坚决地发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号令，实现了中国在整个大陆的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殚精竭虑地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创建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安排，其突出特点就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毛泽东不效仿当时被看作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苏联，不实行联邦制，不搞加盟共和国，而是建立一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单一国家体制的、统一的共和国。
毛泽东结束了20世纪上半叶旧中国长达50年的山头林立、四分五裂的状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后重塑了一个统一、独立、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新中国，这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动摇的民族英雄和伟大领袖的地位。

有文章注意到，毛泽东在他的晚年对秦始皇的肯定和赞扬的程度比以前更高了。1973年8月，毛泽东作诗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1973年到1975年这段时期他与多人谈到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就在这同一时期，毛泽东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建国以后罕见的一次军队高层的重大变动。毛泽东当时已是八十高龄，又患有重病，但他拖着虚弱的身体，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针对各军区首领对王洪文不买账的情况，毛泽东让在军队中有资历和威望的邓小平出山当总参谋长。为了做好有关将领们的思想工作，毛泽东带领大家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全军听指挥，保证步调一致。
毛泽东解释这次军区司令对调的原因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而深层次的原因是邓小平后来所点明的：“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只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同时规定，“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改变在文革那种特殊条件下军队过多干预政局的情况，以“军政分离”来防止出现枪指挥党的新的军阀倾向。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预感自己来日不多的日子里，思虑最多的是自己身后中国的前途，这个他所亲手缔造的承载着中华民族统一兴盛命运的人民共和国能否世代相传的问题。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避免“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多年了。”他为此还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没有把这样的大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不断提及第一个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的秦始皇。

正如有网友所说，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褒扬，主要在于肯定他对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但并非无条件肯定秦始皇。
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说：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毛泽东逝世前不久的1975年，他对为他读书的芦荻评论秦始皇时说：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泆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意义。”
显然，在陈胜、吴广等人与秦始皇之间，毛泽东完全是站在遭受“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而奋起反抗的起义农民一边的。在跨度达40年的长时间里，毛泽东从没改变这个鲜明的政治立场。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在考虑中国的前途时，不仅注意到秦始皇对中国统一的重大贡献，也注意到秦皇朝因其暴政而很快覆灭的历史事实。这也成为他晚年思虑最多的问题。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秦始皇统治十六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 1975年，毛泽东在跟芦荻讨论时，既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地位，又说：“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地评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暴秦，就包括反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既有保持国家统一，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点，但也有统治者易于肆意妄行，腐化堕落的危险。中国历史上一些曾经辉煌的皇朝最终都因腐败和暴政而垮台。在毛泽东看来，即使是共产党当政，如不注意，同样面临这种危险。在毛泽东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许多讲话或指示里，有许多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中着重讲了这个问题。讲话中有两处毛泽东特别加重了语气，异乎寻常地、十分郑重地告诫大家：“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他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他又说：“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五年之后的1967年，毛泽东又一次提到这次讲话，他再次发出警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在已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毛泽东发出要防止“法西斯专政”这样的警告，着实让很多人震惊，他是在用重锤击鼓提醒人们警惕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一旦变质所可能导致的可怕后果，这里也包含着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包括秦朝，从兴盛走向垮台的思考。
这些讲话明确地指出了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必须有“高度的集中”，因为“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中央集权统一领导下的全国一盘棋的经济；另一方面，这个“高度的集中”必须以“高度的民主”为基础，否则就有变质为“法西斯式的专政”的危险。
联系到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评价，可以这样来全面地理解他的治国思想：一方面要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以保证国家的统一；另一方面要实行高度的人民民主，以保证这个国家始终处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概括地说毛泽东的主张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政治模式有他一套完整的看法，既肯定它对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也指出它易产生官僚主义的弊端。1959年底，毛泽东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一边批判地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边思考总结中国的实践经验。他说：
“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现在，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全国各省又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如此。从政治上来说，各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控制，独立地解决本省的问题，而中央的重大决议，又都是中央同各省商量，共同作出的。从经济上来说，中央要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要限制、束缚地方积极性。我们是提倡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各省尽可能都搞一整套。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只要能就地取材，就地推销，凡能办的事情，都尽可能地去办。不能办的事情，当然、不要勉强去办。这里要注意，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地方应当服从中央的调度安排。”
毛泽东讲得多么清楚！他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而且善于以扬弃的态度从数千年华夏文明汲取养分，运用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