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

吕启祥的“无名氏”巧辩

《不可替代的后四十回及诸多困惑》
----写在程高本刊行220周年（2013年）之际

吕启祥

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
此后有的学者亦以此范式辨析后四十回，将自己认为精彩的部分归给曹雪芹，将文笔呆滞、语言无味、敷衍成篇的归给高鹗。这样做固然反映了学者个人的识鉴眼力，尤其是告诉人们后四十回本身就存在不小差别。如舒芜先生也指出“后四十回里面写得坏的太坏,写的好的又太好，文笔悬殊太远了。”[10] 由存在差别推论不是出于一人所续是有道理的，但以优劣来判别其中何者属曹，何者属高，界定著作权，则不免见仁见智、全凭主观,缺少客观的实证性的依据。

按：
“主观”，看专家等级。大夫给病人诊病，也是“主观”，但是，高级专家，信誉高。意见值钱。会诊。程序正义。
“存在不小差别”，这是谁的看法呢？统计数据显示，老爷们喜欢120回；老娘们喜欢80回。这怎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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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吕启祥比周策纵思想落后？

《不可替代的后四十回及诸多困惑》
----写在程高本刊行220周年（2013年）之际

吕启祥

后四十回的著作权问题。
目前看来，暂付阙如是较为谨慎稳妥、实事求是的做法。这里只就笔者个人有限的闻见感触略说一二。作为一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最初阅读《红楼梦》所接触的本子自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普及本，那封面上赫然标明“曹雪芹、高鹗著”，这无疑是新红学巨大影响力的明证。事实上作为新红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俞平伯从五十年代起就对高续说产生怀疑，到了六十年代,众多内外证使俞先生彻底动摇了高续说，而倾向于出自无名氏之手，在他“文革”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认为，从稿本即杨藏本看，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创作，只是对各本整理加工的成织而已，这“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太合理。”[4]对此，其时远在“红”外的笔者当然毫无所知。到了八十年代之初，尽管笔者已经参与了新校本的一些具体工作，较之组内同仁,自身对于这个作者问题仍然处在一种懞懂的、不清醒的状态。校订组出于谨慎，人文新校本的著者署名一仍其旧。
新版问世之初，海外周策纵先生就指出署名不妥，“高鹗实在没有著作权。他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的春天才得由程伟元出示书稿，到同年冬至后五日，工竣作序，这中间只有十来个月的时间。”“程甲本单说排印就需要六个月，高鹗修补百二十回全稿的时间只有四个月”，除去校订整理前八十回，所剩时间“试问哪儿还来得及补作后四十回二十三万七千字的大书？”因此，“我们决不能把《红楼梦》三分之一的著作权就这样轻易地送给他!”“各种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还只能题作曹雪芹著，至多只能加上‘程伟元、高鹗修订’字样。这里还应该特别指出，这种搜集工作,功劳固然全在程伟元，就是修订或修补工作,程伟元也应该是主，高鹗是副，或同等重要。”撇开程伟元是不公平的。[5]

类似周先生这样提出质疑的学者不少，也包括校注组同仁的自省。直到本世纪的三版修订之时，我们才把署名改为“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终于摆脱了新红学这一负面影响（其正面影响是辨析出前后的差异了），吸纳了学界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在人文新校本之前，多位学者的校本早已采取了类此的署名了，我们实在是十分滞后的了。

按：
无名氏”，是俞平伯的意思吗？
俞平伯晚年，崩溃，是因为他对“高鹗”颇有微词吗？
“类似的署名”，含糊其辞。“类似”吗？敢不敢具体描述一下？
“十分滞后”，不打自招。打着“谨慎稳重”的幌子，无效。
为何吕启祥比周策纵思想落后？
为何周策纵比吕启祥思想先进？
曰：因为吕启祥，参与新校本（红研所本）工作了。干了坏事，不肯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