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自己办的“政治提高班”的第一课，就是处理好政治部两位副主任的关系。
我们政治部，从我来就没有一把手，也就是没有正职的主任，只有曹、邢两个副手。曹排在前面，算是主持工作。
听说这俩主任，已经是十几年的搭档了。原来在一团，邢副主任是副政委，曹是政治处主任；后来，邢是政委，曹是副政委；在后来，邢是政治部副主任，曹是一团政委；再再后来，曹也是政治部副主任了，邢还是副主任，只不过是排在曹前面。就是在我到师里不久前，军里下文，曹第一次排在邢的前面了。
以我到师里以后这段时间的观察，两个副主任的关系，看不出来是老搭档，倒象是老冤家、老对手。我并不是说他们总是吵架，或者背后总在捅咕。我是说，在工作上，他俩很少有一致的时候。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的不同想法和意见。
听人说，原来邢副主任主持的时候，曹副主任就挺拔尖的。遇到俩人的不同意见，还有在人事上的分歧，邢都让着几分，很多事实际上都是曹说了算。
虽然是这么说，实际上两个人在表面上还是挺大方的。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配合得还挺默契的。比方说，喝酒的场合，曹不能喝，甚至连红酒也喝得很少，但是他劝酒特别厉害。而且全都是文绉绉的劝，从来没有荤的黄的甚至是动武的。而邢呢，又是能喝不能说那一伙的，需要带头的时候，他总是冲在前头。他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往往让喝酒的对手狼狈不堪。
他们两个人，要是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是落落大方的君子，怎么看都是很有魅力的。
邢副主任是标准的东北大汉，他的胸襟和他的身材一样很魁伟。对上对下都是一个样子，正直憨厚，忠诚老实。文化不高的人，好像都有这个特点。每天午间吃饭回来，我都会看见他在我们办公室的外间，和秦姐他们打扑克。往往是脸上贴满了纸条。有的时候好不容易赢了一把，又被秦姐耍赖，反倒给他的脸上贴上了纸条。他也不急，顶多偷偷地拽下去拉倒。
而曹副主任就不是那么魁伟，好像所有的有很多文化的人一样。曹不是正规大学生，所以他也没有受到破格的提拔，也是一步一步地爬上来的，肯定也肥了不少劲。但是他是真的有水平，各方面的水平。
每天午间吃饭回来，一般是看不到曹副主任的，顶多有时候他在打扑克的人身后瞄上几眼，就借着某个小高潮，嘿嘿笑着溜出去了。一般来说，他是回到他的办公室练书法。他的字写的好，是老人写的那种字体。好象当年从私塾出来的人，都是那一种字体。横平竖直的那一种，笔笔很有力的那一种。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他的文章也写得好。当然，现在是改得好了。因为毕竟轮到他自己写的时候不多了呀。
也许是猩猩相惜，也许是才子爱才，曹副主任对部里有才的干部，特别的青睐有加。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还有一个就是组织科的金科长。

在我名落孙山以后，曹副主任给我交了底，我还是挺感激他的。一方面，是我了解了一点实际情况，免得我瞎猜瞎想，白浪费功夫。另一方面，我感觉到，曹副主任话里话外的意思，是把我当成了自己人，当成了他的人。
我虽然在政治上比较愚钝，但是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很清醒的。那就是，当谁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事。当谁的人，都是很危险的。你想啊，当年就连毛 的人、林彪的人，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其他的人，又能怎么样呢？他们还能比毛 、比林彪更厉害吗？所以，多少年来，我都是林彪那一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林彪崇拜这一句话，但是还是最后掉进了个人崇拜的泥坑，真的落了个独往独来的下场。
所以，我自然不会就凭着曹主任的那一句话，就一下子投进他的怀抱，就变成什么他的人了。况且我也从来没有过这个经历。我想，当然也不能一下子就拒绝他，那不是自取灭亡嘛。我只能应付。走一步算一步吧。
这两个主任，我谁都不能得罪，谁都不能距离太远，但也不能距离太近。真是这样，就连明显腊头不长的邢副主任，我也丝毫得罪不得。你想啊，他反映了我“一句话”，我就头破血流，伤痕累累了，我还敢有什么不敬的表示吗？
有时候我就想，这官场上的事情可真怪啊。你想想身边，看看远近，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导班子，哪一级的领导班子，没有几个所谓的团结的。不是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就是拉帮扯派、死去活来的。极少数有几个抱成一团的，竟然都是沆瀣一气、贪污腐败的。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一起好好干工作，不是更好吗？不是上得更快吗？怎么非得用这种下三烂的办法去竞争呢？
联想到我的两位主任，我觉得，曹主任真该感谢邢主任才是。没有邢主任老实巴交的，十几年当他的陪衬——尽管邢基本是曹的上级，当他的对立面，怎么能显现出他的能力水平。没有邢主任一直在前面打头阵，领着大家实打实凿地干，怎么能有他的那么多成绩。
我觉得，邢主任简直就是曹主任的垫脚石，邢在前面一块砖一块砖底铺石垫路，曹在后面一步一步地跟上来。他俩应该是棒打不散的铁哥们儿才对呀！
事情后来的发展出人预料。谁都顾不上我是谁的人了。就连曹副主任也顾不上了。或者说，他也用不着再去想，我是不是邢主任的人了。
事情的变化在于，邢副主任突然病了，而且一病就很严重。
说到这里，我心里感觉有些对不住邢副主任的。因为在检查出他的病以前，我就给他算过命，算出他有事。

我说我给邢副主任算命，听起来很可笑吧。说起来，也确实很可笑。
临近过春节的时候，我们秘书科负责，组织部里的文体活动。其实不过是以科为单位，搞一些扑克、象棋、军棋一类的娱乐比赛。
看着大伙都挺高兴的，参加得也都还挺积极的，我就想，我现在是秘书科的主持了，能不能搞点与往年不同的、与别的部门不同的活动呢？后来，我不知道怎么，一下子想到了摆在我办公室里的那台电脑上去了。
林科长退下去以后，那个里间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看着那台电脑搁了那么久，也没人动它，部里也一直没安排人去学。我就打算自己琢磨琢磨它。反正时间有都是，再说就算学不会，也不会弄坏它，怕什么？
我就拆开了电脑的包装，先找出说明书学了半天。就接上电源鼓捣起来了。
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很聪明。没几天，我学会了用汉语拼音打字，用和它配套来的打字机打印文件。当政治部的人们忽然接到电脑打印的会议通知、部里工作安排、还有一些日常的工作文书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巫山云这小子，真是了不得！电脑这个尖端的玩艺，他竟然无师自通。
从那个时候起，电脑成了我的朋友、我的伙伴、我的良师益友。后来又有了互联网，我的生活几乎被它改变了，或者说，他给巫山云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话又说回来，我在玩电脑的时候，发现它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装上了一些游戏。大都是一些打打杀杀的儿童游戏。但是也有几个有一点智力的。比方说，有打麻将的、赌博的、还有一个算命的游戏。
那个算命的游戏，非常简单，就是输入你的生日，它就给你一个结果。确实简单得很，也确实是一个糊弄人的游戏。
我突发奇想：既然是游戏嘛，那未尝不可以用来搞春节的文体娱乐活动。而且我想这也用不着请示，我说了就算数了。免得一请示反而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了。就是一个逗笑话的游戏呗！
腊月二十九那天，我打印出来一张新的活动通知，叫大芮发到各科去：现新增一项游戏，趣味算命。只需提供你或你的家属的生日，即可告诉你今后命运。时间截止至明天中午（大年三十中午）。
万万没想到的是，来的头两位算命的“顾客”，竟然是曹、邢两位副主任。

邢副主任愿意玩，一马当先。问我：“生日要阳历？还是阴历？”
我说：“电脑这是科学的东西，当然要按阳历了。”
邢副主任就告诉我年月日，我一输进去，马上就显示出了结果：“此人一生贫困，多灾多难。”
邢副主任刚才还满面春风的，一下子变得非常难看。这时候，机关里的不少人都涌进来了，也都看到了这个结果，有爱开玩笑的老人儿，就说：邢主任，你要注意了。
我马上截住话头，对邢主任说：“这玩艺，可能阳历还真不行。你告诉我你的阴历生日吧，咱们还是按中国的传统算法来吧。”
我把他的阴历生日一输进去，结果马上就出来了：“此人滑头。”就这么四个字，啥也没有了。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滑头这两个字，和邢副主任的一生、和他的为人、他的秉性，根本就不贴边。如果说一白个人里有九十九个滑头的话，生下的那一个就是他了。
我都有点下不来台了。这算命的头一炮，就是这个结果。
我几乎不大敢看邢副主任的脸了，虽然我知道他挺坦荡的，不太小肚鸡肠的。但是，这大过年的，我不是扫人家的兴嘛。
我忽然有想到。要是这台破电脑算出来的命，都是这个德行，那不毁了很多人过年的心情嘛。我想，就此打住得了。收摊吧。
我就说：这破电脑。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算了，这个活动取消了吧。对不起大家了。
“别的呀！”这时候，曹副主任开口了：“小巫啊，你给我看一看。”然后就告诉我阳历生日。
两人的结果截然不同。曹副主任的是：“此人今年有喜事，会有第二次婚姻。”
当然这个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办公室里一阵哄堂大笑。刚进来的秦姐就捅咕曹副主任，“快请客，请我们吃喜糖！”
曹副主任一阵嘿嘿的傻笑：“糊弄小孩子的玩艺，竟是胡说八道。”说是说，但是脸上难掩一股喜悦之色。
邢主任在大家的哄闹声里默默地走出去了，显得那么孤寂和无助。
因为曹主任的默许，算命又继续下去了。但是后来，虽然我在那里给大伙忙着算命，可是我的心理乱糟糟的。我知道，我无意的惹了祸。邢副主任的这个年，怕是叫我给搅了。他能有好心情吗？
后来的好长时间里，我都在自责。我知道，不管邢副主任后来发生什么事，都与我给他算的那个命无关。那是他自己的命运，不是我或者任何人能左右得了的。但是，我还是摆脱不了内疚的心情。

这个玩笑式的算命，真的是歪打正着了。邢副主任的生活，或者说他的生命，以这个春节为转折点，就是那样急转直下了。
还没有完整的过完春节，记得是在大年初七吧，政委请两位主任喝酒。参加作陪的，有干部科长。我作为张罗饭店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说是请喝酒，其实是开个小会，宣布一件事情。因为过完节，机关马上就要开大会，宣布政治部主任的调整，所以这个小会，是非得赶在大会之前开。
宣布的事情，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曹副主任去掉了副字，成了名副其实的曹主任。而邢副主任，被确定退下去，按副师职离休。
对升官的庆贺，不是这个小会的主题，我想当然也不用做工作。进和退这两场酒，当然是不能放在一起喝的。今天这个酒，主要是给邢副主任准备的。也算是一个提前的欢送会吧。
邢副主任有酒量。师里领导中间，没有几个敢和他在酒桌上比划的。但是，今天这酒确实意义非常，邢副主任第一次载了，在酒桌上掉了链子。
平时至少能喝六、七两白酒的山东大汉，刚喝了三杯。三个小小的酒盅，加起来不到一两酒，然后他就说他有些难受。政委一看，心里知道邢副主任心里难受，就讲了几句安慰的话，草草了结。我送邢副主任回家，看他的脸色的确很不好，就和他的老伴商量，送他去医院检查检查。有谁能想到，他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邢副主任的病，是有预兆的，或者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
最近这小半年，只要见到邢副主任，总会看见他不住地甩动作胳膊、活动两边的肩膀。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他在那锻炼身体，而是他的肩膀难受。他说他的肩膀又酸又疼，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在连队干重活累着了，现在上岁数了，毛病找上来了。他说到医院检查过，就说是风湿了，也没什么好的治疗办法。
邢副主任就有病乱投医。这一阵找老中医熬中药喝，过一阵又找人针灸按摩，不过效果都不明显。而且最近一两个月，好像疼的越发厉害了。
有一天中午，看他从外面回来，脸色苍白，还一脑门子的虚汗。我就问他咋的了。他说，找了个盲人按摩师傅，按了半上午，疼的他差一点休克过去。现在还疼的胳膊都抬不起来。
我就劝他，回家休息几天吧。他有一点无奈的说：咱当兵的，身板扛造着呢！这点小毛病还能把咱撂倒了，那还能干啥了？
我心里明白，他惦记着什么呢。现在这个节骨眼，他能回家休息吗？

这一回，邢副主任进了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全都吓一跳。他根本不是什么肩膀风湿，而是肺癌。癌症转移到肩膀上，长了一个大肿瘤。本来及早发现可以控制一下，但是他坚持不作全面检查，又胡乱地找中医按摩，一次又一次地瞎按，把肿瘤挤压破了。
医生说，不仅是检查治疗的晚的问题，是他胡治乱治的，加速了癌症的发展和爆发。
我在医院里，听邢副主任的爱人含着眼泪跟我叨咕：这老邢，根本不是当官的材料，他没那个心眼，可是还非要坚持。那个破官有什么好，连病都不来看，看，耽误成什么样了！
我知道，他爱人说的，这也是邢副主任的闹心事。本来他年龄就到杠了，还敢检查出毛病来，还敢住院、休息？说到底，他为了多坚持几天，是不敢去看病啊。
邢副主任的病，一发不可收拾。住院十几天就做了手术。因为医生的结论是，不做手术可能还能生存一年；做手术，或者能活五六年，或者就不好说了。
邢副主任自己，坚持选择了做手术。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呢。
邢副主任手术之后，病情更加恶化。因为大大小小的肿瘤，已经遍布全身，不仅不可能全部清除干净，而且有的已经侵蚀了心脏、肝脏。
曹主任到医院去了几次。每次去，我基本都在场。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去的时候，曹主人都叫上我。
这一对老搭档、老冤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聚在一起，叫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经常在心里发出一声感叹：唉，这就是命啊！
邢副主任当然知道，自己的命是多么不幸。而这不幸的命运，又有很长一大段，是和曹主任的命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只要曹主任一去看他，他就想说点什么。
那时候，邢副主任已经很虚弱了。说话都没有力气了，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但是每当见到曹主任，他的脸上就会反常底泛起一点血色。眼睛里也会闪出一丝诚恳的光束。但是，总是被曹主任抢先说话，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表达的机会。
我不知道邢副主任想说点什么，但是我很想知道。
那个关键的时间，那个最后的时刻，一天一天的逼近了、来临了。没有任何人愿意见到这个时刻，包括曹主任。我想，最后的时刻，也许就会有最后的尴尬吧。谁不想避免尴尬呢。



252

所有的人都会感觉到，邢副主任没有多少时间了。这时候，除了他的家属心情最悲痛、最焦急，另外一个，就是我了。
我实事求是地说，我是机关里最焦急的人。这并不是说我对邢副主任的感情比别人都深，要论感情的话，机关里许多人，是邢副主任一手提拔起来的，有的在一起共事已经二十多年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十分的微妙。没有几个人表示出他们内心的同情和关注。
微妙的情况其实并不怎么微妙。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站错队，或者说是大家都在忙着表态站队，有谁这么大的胆子，去戳曹主任的痛处呢。
曹主任现在是名正言顺的一把手了，要说原先部里还有个邢副主任，有的人还是要注意点平衡，免得夹在中间受夹板气。现在，情况明朗的不能再明朗了，新上来的金副主任一时也成不了气候，所以大家都一股脑地站到曹主任身边，表示自己的忠顺。
一件最明显的事情，成了大家表现自己的分水岭。那就是对邢副主任的态度。很多人都有意地不去医院看邢副主任，对这件事表示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做这个样子给曹主任看，给曹主任的亲信们看。
这种情况，使我十分的愤慨。我看不起这种人，我也决不做这种人。我就坐我该做的事情，不做我不该做的事情。
照顾邢副主任，是我们秘书科的职责。我和大芮基本把这件事包下来了。原来本来干部科也和秘书科轮流地去医院照顾的，但是后来也找了个理由撤退了。
最后那几天，我心里十分着急。不仅仅是邢副主任的病情一天天恶化，是因为曹主任要出差。
军区要在别的部队搞个现场会，本来去个副主任或者科长也可以的，但是曹主任决意要亲自参加。我曾经暗示过，邢副主任快不行了，也就这几天了，玩一他过去了，你这一把手不在，我们咋办哪？就这，曹主任也没改变主意。
坏还坏在金副主任也跟着搀和。他竟然提出也要跟曹主任一快去，理由是他是新上来的，也该去别的部队见见世面、开开思路。就这个想法，曹主任竟然也同意了。
我第一回隐隐地感觉到，这个金副主任，可不是一般人。他这么做的用意，长个眼睛都能看出来。这是摆明了，跟定了曹主任。别说是邢副主任死了，就是部里出再大的事，也跟他没关系。

在两位主任要出发的那天下午，我拿个笔记本，向曹主任请示几件事：
1、以现在的情况看，邢副主任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如果邢去世的时候，主任会不会马上赶回来？
2、遗体告别仪式，是等主任回来研究，还是马上准备？按什么标准？
3、告别仪式，等主任回来再开吗？
4、告别仪式及后事，谁来负责？
5、最后，主任能不能在走之前，到医院再看一下邢副主任？因为我觉得邢副主任的时间不多了。
曹主任的答复是：
1、能不能赶回来，要看那边会议情况，我们保持联系。
2、如果去世，遗体告别马上准备，按文件规定办。
3、告别仪式不要等。
4、后事和告别仪式，就由秘书科负责。
对最后一条——走之前再去医院看看，曹主任寻思了一会，对金副主任说：我们就在上车前拐弯到医院去一下，也许，真的没有多少机会了。
金一直在那坐着没吱声，看曹主任这么说，就随声符合：行，行，拐个弯，不费多大事。
晚上，在医院，曹主任最后一次看望了邢副主任。那时候，邢副主任真的可以说是奄奄一息了，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是当他注意到，曹副主任站在他的床前，就张了张嘴，手也在旁边动了一动。
他终于说出来了，声音那么微弱，但是足以让守在床边的人们听清楚了：“老曹啊，咱俩相处二十年……！”
曹主任抓起他的手，赶紧接过话头，阻止了邢副主任继续说下去。“是啊，咱俩相处二十年了！缘分哪！”
邢副主任还是想说点什么，眼睛里多多少少的有一点湿润，嘴一张一张的。但是，曹主任很坚决的又一次阻止了他：“老邢啊，啥也别说了！安心把病养好，咱们还得接着处下去呢！”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又象经常出现的毛病一样，再一次地在心里泛起猜测：到底邢副主任临终前想对曹主任说点什么？是不是曹主任有意地不让邢副主任说出来？
其实，我不用费力地去猜，也会知道个大概。大家也都会猜出来。只不过，这些都是猜测罢了。不过有一点我绝对肯定，那就是，那个晚上，如果只有曹邢二人在的话，那他们可能就无所顾忌，随便说什么了，或者让对方随便说什么了。但是，那天，病房里至少有七、八个人，尤其是还有家属在场。所以，邢副主任的话不仅没说出来，而且真的就再也没机会说出来了。

那天从医院出来，我又到车站去送两位主任。他们临上车前，我最后一次请示曹主任：“我看邢副主任的情况，已经很难度过今天晚上了。如果他真的在你们走以后就去世了，我们在家里很难处理。我还是觉得家里最好能有一位主任。”
曹主任看看金副主任，金副主任假装没听见似的，看着车站的预告板。曹主任扭回头来对我说：“现在还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我和你说，小巫，一旦邢副主任去世了，你就全权负责处理后事。”
我听了，头皮都炸开了。我的妈呀！这不要我的命吗。我一个区区副科长，全权处理副主任的后事，我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再说，部里还有多少个正团、副团呢！
火车开走了，没给我机会，去向曹主任详细地请示一下，该怎么完成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务。
他们走了，撇下奄奄一息的邢副主任、撇下处理后事的重大责任。多少年以后，也许没用多少年，甚至仅仅几个月，所有人都明白了，实际上，他们撇下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也许，有的人至今还在后悔。
那天晚上从车站回家，刚睡下，小席就急匆匆地赶来了：邢副主任不行了。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邢副主任已经去世了。大芮和邢副主任的子女一起，正在安慰他的老伴。我也跑到跟前劝了几句，然后就进了病房。邢副主任，当年也是一条好汉，现在就静静地躺在那里，尸骨未冷。
我的大脑一阵晕眩，思绪千丝万缕，乱得我不得不闭上眼睛，让大脑静一静。
我心里明镜一样，我这不是因为悲痛，至少不全是因为悲痛，说实话，对邢副主任去世的悲哀，只占了一个小小的角落。充斥我的大脑的、弄得我天旋地转的，那是一个一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爆炸式的冲击着我的数不清的问题：今晚咋办？明天咋办？后天咋办？咋办？咋办？
在忙乱之中，我理了一下思路。这个思路，是一个大原则：就是这个后事该咋办？这个咋办，不是该具体做什么事情，而是一个基本思想，一个出发点：就是在曹主任不在家的情况下，给他的对手、他的军旅生涯的对立面，办一个什么样的后事？
我知道，这个后事，办的好，办的不好，我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办得好了，曹主任和他的人马会怎么想？会把我看成什么人？至少不会把我当成他的人！办得不好了，人们的舆论又会集中到曹和邢的矛盾上去，弄不好，曹还会以为我是给他上眼药！故意给他下不来台。
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毛 的一句话。这可不是幽默，也不是开玩笑。那时候，很多人还是遇事先想想伟大领袖的教导，还没从这个老套子里爬出来呢。其实，我说我想起毛 的教导，那也是毛 的一句话，正中了我当时的心情。
“成千成万的先烈，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东西不能抛弃吗？”
是呀，邢副主任已经冷冰冰地躺在那里了。一百七、八十斤的山东大汉，现在只剩下八十多斤重的骨头了。不管他是不是满怀着冤屈，是不是一生不得志，反正人家已经都死了，而且死的至少在我看来还是挺冤的。我还在这里瞎顾虑什么呢？
就是这样，我心底里那一股正气，又一次冲然而出。我想，就尽我最大的努力吧，办成啥样算啥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了。

我连夜打了三个电话，联系了三件事：
第一个，打电话找“老瓦”。大家肯定记得，老瓦一顿吃了十四个大包子，撑得胃出血，复员后到了民政局，现在已经是主观殡葬事务的领导了。我告诉他，我的顶头上司去世了，我求他帮忙，使出最大的劲，办出最好的水平来。老战友没说的，老瓦答应第二天面谈。
第二个，找到已经在家待业的林科长，请他出山，当我的顾问，做“大支宾”。这个“大支宾”，上点年级的人都知道，就是婚礼、丧事红白喜事上，主持、司仪的意思。那是有点资格、有点水平、有两下子的人，才干的了的。我想以林科长目前的身份，也没谁有啥气不公的，可对我，就不一定了。林科长也没推辞，他毕竟跟了邢副主任十几年，还有点老感情嘛。
第三个电话，我找到纪检办的刘主任。这个正义感极强的老同志，也面临着在整团职的位置上超期服役，几乎肯定很快就要下岗的情况。我请他帮我安排一下部里的人手，两个主任外出以后，他是部里的临时负责人。我请他以部里主持人的身份，明天上班召集一个部务会，而我将在这个会上提出邢副主任后事的人员安排。刘主任二话不说，就说了一句：“小巫，放心，我全力支持你办好邢副主任的后事。”就这一句话，说得我几乎掉了眼泪。我顿时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的部务会后，邢副主任后事的一些具体工作，很快开始落实了。每个科的科长都拿到了人员分工的单子，上面都是部务会上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案：
*军、地领导联络接待组，组长：组织科万副科长；
*亲属联络接待组，组长：群工科秦科长；
*告别仪式筹备组，组长：干部科扬科长；
*后勤保证组，组长：宣传科薛科长；
*来人来电接待组，组长：纪检刘主任；
*综合事务组，组长：秘书科巫山云。
工作紧锣密鼓，忙而不乱。安排丝丝入扣，百密不疏。
虽然主任都不在，但是大家都非常的配合，默契，显得都很有胸怀，很有城府，很有人情味。没人觉得被大材小用了，没人觉得被分配的事情多琐碎、多上不了台面，我私下在想，是不是死亡真的是净化剂？那些个人的私欲、那些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东西，在死亡面前，一下子就都显得很无聊，一下子就失去了市场。人与人之间，在死亡面前，也一下子贴得近了许多，关系也简单多了。

说一句实话，我费这么大的劲，办邢副主任的这个后事，并不是非要在军里、师里的领导的眼睛里，扭转我巫山云“不尊重老干部”的印象。我就是那么一片真心，我只不过是认定了，我这个做下属的，就该这么做。不管他对我有德，还是有冤。对一个死去的老领导，谁都该这么做。
整个丧事的处理后果，各个方面都很满意。要不是因为是丧事，差不多可以说是皆大欢喜了。就连曹主任也感到是给他争了光、添了彩，好几次当面夸我，意思是我理解了、而且还落实了他的心情。
不知道，我的这一下子，是不是真的改变了师里领导的印象，还是我的真心被他们体会到了。反正他们对这个隆重的几乎有些热烈了的后事，没有无动于衷，不仅是没有无动于衷，而且是采取了行动。并且，是来了一个大的行动。
军里发下命令，任命我为师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当然，这是我们师里的意思。
历史就是一位幽默大师。把我一下子塞到了我不原意呆的地方，那也是李东宝不愿意呆的地方。然而，这个位置，也的确是多少人朝思暮想的地方。
我站在干部科科长办公室，我没有坐下，因为我又象闻到了许多年前，李东宝的办公室的味道，那一股霉味，那一股太监的味道。我的身上，又涌上来那股不舒服的感觉。
我推开窗，初秋的清爽，一下子涌进来。好多了，这回好多了。现在，我和李东宝那时候，已经不一样了。我已经成长了许多，已经强壮了许多，对那些污泥浊水，我们不会再象当年那样，只能拒之千里，或者只能躲避。我不会再让那一盘一盘的鱼头鱼尾，弄得焦头烂额，我不会再让一头母猪就把军营搅得臭气熏天。不仅不会，我想，我还可以为我的军营做一点事情了。
我虽然还没有呼风挟雨的本事，但我想，我至少可以是一条初生的小龙，我也该可以荡起一缕清波，也能洒下一抹甘霖。

讲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会问：你不是还没有大学文凭吗？这回怎么就能提拔了呢？
我想，我必须在这里罗嗦几句了。首先是，你们说，我上一次在大规模的提拔中名落孙山，是因为没有文凭吗？我想，也是，也不是。想提拔你，会有一百个理由或者更多；不想提拔你，只要一个理由就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想提你，还愁找不出理由来！那一次，不想提拔你的理由至少有两个，大家没忘吧？
再有，我在那一次落选的时候，其实几乎马上就要拿到文凭了，只不过还差了一两个月。我从我们团调到师里的时候，师里和本市的一个大学搞成人大学，参加全国的成人高考，已经结束了四门课，还剩下八门。我知道，这是今后必须的，早拿到文凭，早解决一个心腹事。没有文凭，早晚是个事。所以，我后起直追。别人用了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毕业，我只用了一年多一点点。每一门课，那都是全国统考，考试监考那个严哪，就这样，我也是都保持在本部队的前三名。别人都以为我巫山云天生聪明，是个天才。一本一本的教材，都能背的滚瓜烂熟，还能随意发挥，甚至能给其他人讲课。其实。他们还没领会好那一句话：什么叫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再加上一点正常的智力。
这我拼死拼活拿文凭的时候，这期间的甜酸苦辣，只有我知道，还有我的太太知道。也许，她比我还更深切地知道。
在我名落孙山的一个多月以后，机关开大会，那个大学的领导来到部队，给第一批拿到大专文凭的干部发证书。那一天，只有四个人拿到了大专证。其他三个人是用了三年，而我，只用了一年半。我上台接过证书，回头瞅着台下，那么多的眼睛注视着我，一道道目光，包含着很复杂的眼神。我自己呢，我此时的心情何尝不复杂。但是我很坦然，我看这台下面的人，我心里在说：这就是我，巫山云，成也惊人，败也惊人，

我在干部科长的凳子上还没坐热乎，第三天就下部队了，因为一件急事已经不能再拖。
三个团的班子调整方案，马上就要上报道军里了，只不过因为干部科换科长，给耽误了。在上报之前，我在办理正常手续的时候，有一些很不好的感觉。对一团和三团我不太了解情况，对新班子说不出啥来。可对二团，我可是在那住了半个月呢，我可是在二团的两个连队住过一个礼拜呢，我可是和二团的正营职以上的干部基本都聊过呢。可是这个调整方案，我怎么看，怎么不得劲。怎么和我的感觉差得这么远呢。
这次调整，二团要从本团提起来一个团长，一个副团长，两个人选已经在师常委种都沟通过了。要把单副政委提为团长，把钟参谋长提为副团长。
单副政委，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绰号：扇大巴掌。他是一对巴掌打天下，靠着扇下级、扇士兵大嘴巴子，硬打硬凿出来的基层干部。有传言说，他能一路走到副团，光靠大巴掌那是天方夜谭，甚至他的大巴掌还给他惹出过萝乱来。他是还有绝活：都说是他家乡产金，他遇到事情就准备几个小金佛，就靠这些小金佛驱灾壁邪，过关斩将。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他当然不是在家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他步步高升。他是靠着小金佛的含金量，靠着这一座座不败的金身真佛，去冲锋陷阵。
还有钟参谋长钟富本，竟然被人叫做“中发白。”说起来，钟参谋长也是现在举国麻将大潮的先驱了。经常见他下班后，不是回团部后院的家属房，而是骑着破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个破公文包，大家就知道，五号又去码长城去了。全团都传：有一次他后半夜回来遇上截道的，扒下了军装，抢去了军帽，抢走了自行车，他穿着背心裤衩回到营房，大门的门岗发现，他竟然还拎着那个破公文包。那些劫匪竟然没抢走它。有人说，人家截道的，才不希罕“中发白”的破包呢，里面啥也没有，就一副破麻将。要我看这人，也算是有才有能力，但是一联系到他的嗜好，人们的看法就非常不好。
这个调整方案，叫人有一个感觉，二团没人了吗？我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在二团的时候，有多少干部和士兵向我讲过一些人、一些事。
我这人就是心里装不住事，一出门，转身进了曹主任的办公室。他听了我的感觉，没有怎么吱声。默默地坐了一会，在眼镜后面看着我，又看桌上的那个方案。他看我也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最后说：“你回去吧。让我想想。”

第二天，曹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你下去看看，就算是熟悉干部情况吧。记住，能不动的，尽量不要动。”
曹主任的指示，我的理解是：我是以熟悉干部的口径下去，实际是从新考核班子；对原方案，可以提出变动的意见。我也知道，这绝对不仅仅是曹主任的个人意见。
我在三个团，分别对现任班子和拟提拔人选，“熟悉”了一个星期。所有的副营职以上的干部，全部谈了话。对所有的正营职干部，全部搞了民主评议。每个连队的主官，全部也都谈了一遍。每个连队，还谈了一些班长。
尤其是二团，民意如此一致，官心如此一致，上下如此一致。一致推选副团长程天志做团长，推选一营营长蒋春做参谋长。
程副团，步校出身，军事过硬，为人刚直，从严治军，威信极高。
蒋营长，从班长做起，扎扎实实，爱兵如子，艰难困苦，冲锋在前。
这个“熟悉”的结果，使我没什么犹豫。我提笔重新起草新的团级班子调整方案。
新的团级班子调整方案，经师党委讨论表决，重新上报了。后面，附上了近十页的一份调查报告：《对我师团级班子及后备干部的调查》。这是我写的，是我无法写进干部调整方案里去的一些想法。事实加数据，官意加民心，上情加下情，笔笔翔实，句句在理，叫你无法不相信，叫你无法不赞同，叫你无法不批准。
这也是我坚持的结果。有人认为我这是别出心裁、搞花架子。但是，我在师里常委会上说，不这么做，不足以反映基层民意，不足以反映我师的干部工作，不足以反映我师的政治工作，不足以反映我师干部队伍素质。最后，政委拍板，原文上报。
两个月左右，军区政治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批准了我们的调整方案。二团的成团长、蒋参谋长走马上任了。他们上任后的表现，我根本就不担心。本来他们就是响当当的好汉，现在又似乎是得到了上面的特别赏识，他们不把命都豁出来才怪呢。

后来有人告诉我，我改变了原来的调整方案，是有人欢喜有人恨。具体的，人家就不大肯多说了。
我知道，选拔干部——不仅是政治，而且主要是权利的平衡，是一种利益分配。谁能看不出来，“扇大巴掌”和“中发白”都能拿到提拔的方案里去，那不是简单的一个小金佛就能打通的，那也不是陪首长打几场麻将就能弄明白的。原来那个方案，那是军里、师里、还有各个团，各种关系、各种利益平衡出来的结果。
后来我还知道了，之所以师里能接受我重新考核的意见，之所以后来又通过了我拿出的新的调整意见，那是因为，他们的前一个方案还没有做到最终的平衡，有人还有意见，有人还在激烈反对，有的人还在纠缠于我的人上没上去的问题。所以，我这么横插一杠子的结果，反倒止息了前面的争议。师里主要领导也在想，既然这一回的方案是纯粹的民意，谁的人也不是，那也比前面那个强啊。至少谁也不感觉不平衡了。只不过是失去了这一回的机会而已。
回想起来，这个方案的变动，对师里的领导来讲，这也纯属于一个突发情况。面对这个突发情况，他们还没有心理准备，所以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给了我一个成功的机会。当他们都恢复清醒的时候，还会让我这么干吗？方方面面还会容忍吗？一句形象的话：我这么做，动了谁的奶酪？
我所说的方方面面，其实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说起来也真的挺叫人悲哀的：原先和我关系挺密切的人，包括原先秘书科的人，都和我多多少少的拉开了一点距离，说话也不想以前那样无拘无束。而以前和我不是很近便的人，甚至和我不是很对付的人，现在却一反常态地热乎起来。比如说，有的科原先对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有事没事的还找点小麻烦。现在，不仅仅是对我恭恭敬敬的问题，而且有事没事的还要过来虚乎虚乎。哪个科偷偷的搞一点内部的小福利，象分点鱼肉蛋什么的，也悄悄的给我弄来一份，有时候还会给我送到家里去。
部里的曹主任和金副主任也一样，说起话来都有点怪怪的。曹主任不象以前说话很豪爽了，也轻易的不再点拨我，以前他可是总是以教师爷的身份出现的。他的那些成语典故、军旅轶事也很少再能听到了。现在他对我说话，很怪的，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满嘴的官腔。有的时候却象是亲兄弟、亲爷俩似的，推心置腹得叫你不知所措。这个道理我后来才明白过来。
而金副主任呢，本来话就少，说话又很精炼，所以现在显得更是吐字如金。只不过有时候他中午会叫人到干部科来，找我去打乒乓球。打球的时候，也不谈工作，也不谈别的，打完了也就完了。不知道他要说点什么——我知道他是想要说点什么的。

我对这些事，看得很淡。但是我心里明白，机关里的人，包括司令部和后勤部的人，不管是跟我近便的，还是跟我不对付的，其实都在观察我，注视我，甚至是研究我，琢磨我。
这时候，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是说我已经明白了当时的各种关系，我是说，我至少是已经比以前聪明了一些。我至少已经揣测到了大家都在想什么。
古人看庐山，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高低远近各不同。”那些人看我也是一样。其实，看任何人都是一样。同样一个人，情人眼里出西施，仇人眼里变魔鬼。
大家怎么看我，我心里明镜一样。有的人看到了我的才华，有的人看到了我的锋芒，有的人感觉到了我的狂妄，有的人觉察到了我的洒脱。但是，我知道，不管各色人等怎么看，其实他们都找到了一个共同点，也就是说，都觉得自己看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都感觉到了巫山云的野心。对他们来说，不管别的看没看准，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了。
他们并没有错，换任何一个人，都会这么看，这么想。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张狂——如果说是张狂的话。
现在他们可能都明白过来了，巫山云哪，他哪里有那么多的坏心眼——如果野心也可以说是坏心眼的话。他不过就是要干点事情罢了，他不过就是要把事情干的更好一点罢了。但是当时，他们可全都不是这么想。
因为我知道当时大家是怎么看我、琢磨我的，所以，我多少有些无所谓。你看你的，我干我的。
临近年底的时候，按惯例，部队和机关都要调整一下干部，其中既有人事上的便动，也有一些正常的提拔晋升。有一天曹主任在闲聊的时候，好像随便说了一个意思。他说，怎么能在机关里弄点动静出来，也好鼓舞鼓舞士气。
我听了以后，对他说，我也正好有一点想法，但是不太成型。他就急着问是什么。我说，现在总政有一点开口了，军里好像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是不仅仅是论资排辈、靠年头，而是根据表现业绩，破格提拔一批比较优秀的干部。只不过这件事涉及到部队的干部政策，太敏感，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把口子开的小一点，尽量让它既有动静，又不至于动静大到惊动了上边，惊动了别人。
曹主任眯着眼睛想了半天，后来透出一句话：你先拿个大概的方案，我们先商量商量。他也没说保密的事，他当然不用说，他在师里也该是最了解我的人了吧。
我拿出来的方案是：1、这次重点提拔优秀年轻干部。2、提拔的对象是副营职以下干部。3、提拔的范围是，距上一次提拔一年以上的副连以下干部和特别优秀的正连。4、提拔干部以群众推荐、民主投票方法。5、标准是胜任本职工作，业绩突出，德才兼备。
我把提拔的范围所得这么小，是为了能让这件事情能成功。而且按一般常理，职务最低的人受到提拔，不太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容易得到各个层次的顺应，而不是反对。
曹主任拿着先给政委看，又和师长沟通，最后又到师里常委会上去。后来又拿回来调整了一些地方，主要是多讲一点为什么这次要特别的优先晋升副营以下的干部。还有一点人家师里领导还是想得周到，就是选票和领导把关的关系，一定要注意。说的正规一点，就是民主和集中，二者不可偏废。
我把方案拿回来，在集中的问题上又调整充实了不少内容。比方说，群众的意见上来后，师常委委员有一票否决权；师常委还有特别提名权，而且这个提名不必再经群众评议；最后还加上了司、政、后三机关平衡的问题，就是晋职人数上要大致相等。
这么一改动，常委会很快就批下来了。当然，我也就忙起来了。

我不想详细地讲这个相对繁琐的程序了，反正事情进展的很快。其实不进展也已经不行了，机关里已经“春江水暖鸭先知”了，而且不仅是一星半点的人知道，恨不得别的师的人也都知道了。所以我们只能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了。
由于标准、范围都很明确，群众的评议又很真实客观，所以没出什么大的闪失。机关的民主推荐，我是一直在现场，我就是保证这次民主的真实性。
各机关的名单就陆续地拿到了政治部。我这时发现，真正的民主是真好，这些名单就是民意，就是民心，就是机关里的事实。这是不掺杂任何水分的，没有操纵成分的，是真正的群众意见。
我建议把这个评议结果，分别返回到各机关去，既使各机关的头头对干部情况心里有数，又可以在出现思想问题的时候，做工作有个依据。
由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所以到常委会上，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障碍。只不过，有主要领导又新提出了个别人选，当然他们自有他们的理由。我作为参加会议的干部科长，当然也没权力反对，好在人数不多，也不是太显眼的任务。不过这时候，我忽然灵机一动，因为我想到了大芮、小任。大芮已经被我调到了干部科，小任还在秘书科，是个主力文字秘书。人合群，马合套嘛。
他俩现在都是正连，原来我不想自己身边的人参加到这次竞争里来，毕竟只有特别优秀的才行吗。原来的名单。各机关都各有一个，现在，师长、政委又各提了一个，参谋长和后勤部长也都提了一个，也都是正连晋副营。算起来，政治部反倒少了一个名额。
我想，这也是不提白不提了罢，所以我轻轻地碰了一下旁边得曹主任，“我们部的大芮和小任也可以呀。”
曹主任这时候是不是也被狂热的提名卷进去了，我不太知道。但是他肯定觉得不提一个两个的肯定是吃亏了，是矮人一截了。所以可能考虑的也不是太慎重，所以就一下子把他俩的名字报了出去。
政委看差不多了，往下要煞不住车了，就赶紧说：“行了行了，小巫，你最后念一下名单。”
我照着记录念了一遍，政委就说：“大家对这个名单和人选都没啥意见吧？那就这样吧。都回去做做思想工作，别因为提干晋职再闹出点问题来。”
这样，我们政治部的名额，比别的部门多了一个。
那天开完会，我就象自己提了一职一样高兴，我的两个部下，也是我的两个哥们儿，都搭上了顺风车，这个意外的惊喜，我会比他俩更高兴。因为，我不止是提拔了两个兄弟，我是从中悟到了一些东西，什么呢？就是，到哪里都是一种平衡，为了平衡，就会有不平衡出现。
回到办公室，我就跟大瑞说了他晋副营的事。大芮真得很兴奋，因为他说根本就没想到。我就开玩笑说：“有啥没想到的，同志，不敢想可不行啊！”
可大芮一句话，把我的兴奋劲打懵了。他说：“可是我提正连还不到一年哪！”
我的妈呀，这大芮，他也不够条件哪！
我又很快从懵懂中清醒过来，我想，木已成舟，生米成饭，想回头也来不及了。弄不好还弄上一个欺骗领导的罪名，那我这干部科长还干不干了。
我就说：“你属于特别优秀的嘛。不是吗？我们不优秀吗？”
我又说：“命令都要打出来了，还说啥呀。说啥也不好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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