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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二月十二日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汉城的西门大开，日军鱼贯而出，浩浩荡荡沿着汉江北岸，气势汹汹地扑向幸州城。
此次幸州之战，日军出动了超过一半的汉城驻军，共三万人。军队分为七个番队，第一番队由小西行长统领，第二番队则是石田三成等奉行众，第三番队黑田长政，第四番队是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第五番队吉川广家，第六番队毛利元康和小早川秀包，第七番队小早川隆景。整支日军由宇喜多秀家亲自督战。
黎明时分，权栗接到斥候的报告，日军分为左右两翼，正从弘济院（汉城的驿站）直向幸州山城而来。危急时刻，休静大师的二弟子处英率领1000僧兵前来增援，终于在宇喜多秀家之前赶到幸州，与权栗会合。
此时，权栗登上高台向外望去，只见在距离两公里以外的高原上，密密麻麻遍布日军的身影，这样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
幸州城内有四千多名朝鲜官军和僧兵，还有从各个村子逃难而来的数千朝鲜百姓，听到日军发出的声响越来越近，城内的人们也愈发惊慌。
太阳从东方徐徐升起，在晨光的照耀下，三万杀气腾腾的日军兵临城下，城内的朝鲜人看到日本士兵的背上都插着红白相间的小旗，头戴绘有动物或面目狰狞的鬼怪面具，内心忐忑不安，不过关键时刻，权栗临危不惧，稳住了军心。
在日军布阵之际，权栗下令全军吃饭，因为战斗一旦打响，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吃下一顿饭。
此时的日军可谓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在他们眼里这支朝鲜官军就是一群怂包，不堪一击，然而这次日本人却失算了，他们遇到了硬茬。

卯时（大约是凌晨5时至早上7时），天色已亮，战斗开始，三万日军分成了十余队，轮番攻城。对于朝军而言，早已无路可退，要想获得一线生机，只有拼死作战。
幸州山城地势险峻，朝军便利用地利优势，从高处对日军射箭，投下石块，连放大小胜字铳筒、震天雷等火器，甚至用上了火箭车，这种车上装有一只箱子，一次可以发射一百支破坏力十足的火箭。除此之外，朝军还用上了投石机，这是一种类似纺车的装置，可以投掷大量石块。
朝军居高临下，给予日军迎头痛击。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日军先后发动了七次进攻，结果都被朝军击退。不过日军的攻势依旧不减，此时的守城朝军已经精疲力竭，体力不支，而且箭矢也即将用尽。城内的百姓闻讯而来，纷纷支援前线，幸州山城的妇女用自己的长裙将石头兜上城墙，正因为如此，这种传统服饰被后人称为“幸州长裙”。
面对日军潮水般的攻势，仅仅依靠运上来的石块是不够的，眼看山城即将失守，城下的汉江江面上出现了几艘兵船，这是朝鲜忠清道兵使丁杰派来的援军，船上的京畿水使李濱不仅带来了军队，还带来了上万支箭矢，有赖于此，朝鲜守军击退了日军第八次和第九次进攻，坚持到了胜利的最后时刻。
待到夕阳西下，日军鸣金收兵。整场战斗下来，日军阵亡了数百人，负伤者则不计其数，就连主将宇喜多秀家、石田三成和吉川广家也挂了彩，甚为狼狈。
惨败的日军，一路上丢弃了许多铠甲、攻城器械，在他们撤军之际，为了不让朝鲜人拿阵亡日军的尸体泄愤，就草草将死者收聚在一起火花。
在返回汉城的途中，一位日军将领将当天汉江岸边的景象比作“三途川”。何为三途川？这其实是个佛教用语，在日本人看来，三途川是生界与死界的分界线，如此形容眼前的景象，可见战败后的日军心情有多么沮丧。

日军撤退后，权栗和他的部下将日军遗留在战场上的尸首剁成碎片，插在木栅的尖顶上示众，以此来昭示朝鲜人与日军的血海深仇。

日军虽然战败，但仍不肯善罢甘休，决定次日再度攻打幸州山城。权栗听说以后，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于是下令毁弃幸州山城的栅栏，率领全军退往汉城北方的坡州山城，投奔朝鲜都元帅金命元。

权栗撤军的第二天，小早川隆景派人前往幸州山城，侦察敌情，可是他们发现城内外早已没有朝鲜军的踪影。
与此同时，明军派出的侦察部队很快便获得了幸州大战的捷报，查大受为此颇为感慨，称赞权栗乃“外国真将军”。李如松在听说日军在幸州惨败的消息后，也认为自己先前退兵平壤的行动过于仓促，于是下令副总兵张世爵回兵开城，将明军的防线南移。

1593年的春天悄然来临，这本是阳光和煦，万物生长的美好时节，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朝鲜大地上却是哀鸿遍野，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景象甚为凄惨。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侵朝日军的的日子也不好过，由于朝鲜义兵和水军切断了补给路线，日军无法无法及时获得足够的兵粮补充。
饥饿、伤病严重困扰着日军，尤其是汉城日军的情况更为糟糕。根据《武功夜话》第19卷的记载，小西行长的部队由出兵时的7千人减到3500余人，加藤清正的部队由出兵时的1万人锐减到5600余人，以此类推，算上其他部队的减员人数，保守估计，日军的兵力消耗将近四成，而且军粮和物资也严重不足，早已丧失了战场的所有主动权。
然而令日军处境雪上加霜的是，一队明军和朝鲜军烧毁了龙山仓。位于汉城南门外，汉江边上的龙山大仓本为朝鲜国仓，积聚了李朝全国数十年的粮食收入，现在数万日军都仰赖于它，将其作为自己的军粮库，只要把龙山仓摧毁，那么势必动摇日军的军心，不战自溃。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道理李如松是非常清楚的，东汉末年的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切断了袁绍几十万大军的给养，达到了动摇军心，以少胜多的目的。毫无疑问，李如松也使用了同样的方法。
大明万历二十一年，日本文禄二年（公元1593年）二月二十日夜，李如松密令哨丁金子贵等人带上一名朝鲜翻译，率领一支由明军和朝鲜军组成的敢死队，前往龙山馆。当时戍守龙山馆的是小西行长和宗义智率领的日军第一军团，当时月黑风高，金子贵等人带领敢死队，趁着夜色，潜入日军的驻屯处，乘着西北风，点燃火把和箭头，霎时间，火箭齐发，飞射仓房草垛，龙山馆贮藏粮食的十三座大仓燃起了熊熊大火。日军见夜空中火箭飞射，不知敌军虚实，阵脚大乱，不敢灭火救仓，最终数十万石粮食被付之一炬。
由于明军夜袭龙山大仓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日军的余粮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月，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开始强征当地百姓的粮食。

阴历二月至三月，驻扎汉城的日军的境况日益恶化，除了必可避免的饥馑之外，瘟疫也随之而来。躺在大街上的死人和牲畜的尸体开始肿胀并散发着恶臭，这无疑加速了疫情的蔓延。锅岛直茂率领的第二军的从军僧人是琢在日记中这样记载道：“男人、女人、牛、马的尸体虽然堆积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没有人愿意埋葬它们。天地间弥漫了臭气。我们不得不忍受着这样的环境，在这里从三月待到四月。天气越热，臭味就越重。因此，很多人发烧而死。”
这场不义之战因秀吉而起，因为秀吉野心膨胀，想一举吞并朝鲜和大明，可是从去年至今，不要说入侵大明，就连占领半个朝鲜都如此困难。日军的处境每况愈下，军队士气低落，不少将士开始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希望早日结束这场战争。
现在摆在日军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待在汉城，等着饿死病死；二是离开汉城，军队向南方撤离。很显然，日本人选择了后者。

早在二月二十日，也就是金子贵等人火烧龙山大仓的同一天，秀吉派遣的特使熊谷直盛抵达汉城。
熊谷直盛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听取在朝日军诸将的报告，将前线的战况汇报给身在名护屋的秀吉。
二月二十七日，日军诸大名、奉行在汉城集结，召开了军事会议。一共14人参与了会议，包括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大友义统、小西行长、黑田长政、前野长康、加藤光泰、大谷吉继、石田三成、增田长盛、福岛正则、生驹亲正、蜂须贺家政、毛利吉成。
经过讨论，日军诸将达成了共识，决定将军队撤退到南方的釜山浦，并由熊谷直盛将此消息禀报太阁大人（秀吉）。
二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从咸镜道撤退的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先后抵达汉城。
三月三日，连同他们二人在内，日军诸将又召开了第二次军事会议，最终确定了撤兵之事，制成联署状并签上了各自的姓名。
此时，日军的补给线已经完全被破坏，即使军中主战的强硬派小早川隆景和加藤清正也不得不向现实低头，在联署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与此同时，日军将要求议和的书信绑在箭上，射到航行者汉江上的明朝联军的船只上面。三月四日，熊谷直盛离开汉城，在回到名护屋后，将日军诸将请求撤军的联署状递呈给了秀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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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侵朝日军第一军军团长小西行长给明军将领写了 ，信中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二是允许日本向明朝通贡，满足这两项要求，日军便可从汉城撤出。
与此同时，日军又将另一封请求议和的信件投给了龙山仓附近汉江江面上的朝鲜忠清道水军。收到此信后，朝鲜水军便将其转交给三道体察使柳成龙。柳成龙自然不敢怠慢，于三月七日将这封信交给驻守坡州的明军副总兵查大受。
翌日，坐镇义州的经略宋应昌就获知了小西行长乞和的消息，于是写信指示李如松立即与日军将领展开和谈。
就在同一天，宋应昌还起草了一篇宣谕小西行长的谕文，提出日军归还侵占的朝鲜领土，释放俘虏的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和顺河君以及让丰臣秀吉上表向大明皇帝谢罪三项要求。在文中，宋应昌还放出了狠话，威胁小西行长，如果日军一直执迷不悟，作恶多端且不知悔改的话，大明便集结福建、广州、浙江、南京、蓟州、保定、京师等各地精锐部队，联合暹罗、琉球等属国的军队，长驱直入，直捣日本巢穴，将其诛灭。
当然话虽这么说，但那不过就是一种外交辞令，此时此刻，无论是身在京师的兵部尚书石星还是宋应昌和李如松，都希望通过议和尽快结束这场无谓的战争。
三月十五日，在宋应昌、李如松的指示下，挂着游击将军头衔的沈惟敬再次出场，前往龙山仓与小西行长等日军诸大名议和。
不过，议和的过程并不顺利，而是一波三折，先前小西行长上过沈惟敬的当，对方以议和作为幌子，发动了第二次平壤战役，结果小西战败还差点丢了性命，对此，小西行长一直耿耿于怀，甚至企图借此机会扣押沈惟敬，但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日军只得暂时放弃双方的恩怨，展开谈判。

在谈判的过程中，日方提出了两个要求：一、大明朝廷派两名使者前往日本，亲自向太阁大人丰臣秀吉乞和；二、以大明皇帝的名义，再派出一名使者至日本，同意重开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若满足上述要求，太阁便会同意从朝鲜撤兵。
与此同时，沈惟敬也提出两个条件，日军必须在四月八日从汉城撤出，并在撤离当天释放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并且他还承诺，只要日本人做到这两点，明廷会立即同意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
当然，以沈惟敬的权力和地位是无法左右朝廷的决定，他之所以能夸下海口，做出如此承诺，自然是得到了兵部尚书石星和宋应昌、李如松的直接授意。也就是说对于做出允许通贡的承诺，明廷是一无所知。
三月十六日，谈判结束后，沈惟敬乘船离开龙山仓，三月二十四日回到义州后，沈惟敬向经略宋应昌汇报了谈判的结果。
在得知日军的要求后，宋应昌索性从自己手下中挑出了两名低级军官谢用梓和徐一贯，授予他们参将、游击的官衔，冒充大明皇帝派出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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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八日，按照双方的约定，这一天应当是日军撤离汉城的日子，沈惟敬再次进入日军兵营，敦促日军尽快退兵，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非但没有撤军，还扣押了沈惟敬。
四月十七日，谢用梓、徐一贯这两名冒牌的大明天使带着几十名随从，50匹马，进入汉城。此时此刻，在日军军营内，欢声雷动，对于许多日本士兵来说，这意味着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将要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
四月十九日，汉城的大门徐徐打开，城内四万多名日军士兵陆续出城。沈惟敬和两名冒牌天使谢用梓、徐一贯也在撤军的队伍之中，他们与日军一同前往釜山，然后离开朝鲜去名护屋觐见太阁大人丰臣秀吉。
除此之外，在行进的队列中，还有两位朝鲜王子临海君和顺和君以及一干朝鲜陪臣。其实，依照原先沈惟敬与日军将领在龙山仓谈判达成的协议，日军应当在撤出汉城之前释放朝鲜王子及其陪臣，不过狡诈的日本人却并不想这么做，在他们看来，只要这些人质还在自己的手上，明军和朝鲜人就不敢轻举妄动，袭击部队，从而确保南撤的安全。
离开汉城之后，日军渡过汉江上的浮桥，以第二军团的锅岛直茂的部队负责殿后，一路向南，途经京畿道、忠清道，直奔庆尚道。
侵朝总大将宇喜多秀家，第一军军团长小西行长等人翻越忠清道与庆尚道交界的鸟岭时，沈惟敬、两位朝鲜王子及其陪臣骑着马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跟在士兵身旁的是从汉城掳掠的美女、才人，还有歌者唱着欢快的歌曲，乐工演奏着喜悦的曲调，舞者在队伍中嬉戏表演，此情此景，不像是撤退，更像是庆祝凯旋的巡游表演。
大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五月中旬，日军抵达半岛南部庆尚道的沿海地区，日军各军团依山傍海，筑城挖壕，分别在蔚山、西生浦、东莱、釜山浦、金海、熊川、巨济岛和加德岛等各处修筑了首尾相连的16个日式堡垒要塞——倭城，以图长久驻留，由此看来，日本人并不想彻底退出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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