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明显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基本的变化是什么？是社会结构改变了，如果看看过去几千年来我们社会的传统结构，就会明白这变化有多么巨大，多么深刻。
所谓社会结构，是说一个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人们的构成情况，分布状态。
一个事物，内部结构不同，就会显露出截然不同的性质特征。比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这可不是一说而就，而是有明确的数量界限，即，一个经济实体内部所有制是否多元化，以及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份额状况。计划经济时，一度几乎极端到公有制占100%，其他私有经济占0%。经济改革以来，公有制经济的份额逐步变小，比重下降，私营、独资、合营经济的成分逐步变大，比重上升，这就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
金属材料更是明显，比如钢与铁，本是同一种物质，只是它们的含碳量比例不同，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属性。还有大家都熟悉的铅笔芯和金钢石，据说都是由碳元素组成的，只是由于它们内部的原子结构不同，便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物质，铅笔芯软到能在纸上写字，金钢石却硬到“没有金钢钻，莫揽瓷器活儿”。

一般地说，每个民族的社会都分为统治阶级和普通民众。先看权力阶级的内部构成。
通史指出，古代时期，从公元前3500年到前1000年，随着文明的产生，有了阶级，有了城市，祭祀从村舍祠堂发展到寺院，于是便有了祭祀阶级，而且祭祀阶级与世俗的王权分庭抗礼，在争斗中求得了权力的均衡，除中国外，这是欧亚其他古代文明的一般模式。
中国则很不相同，虽然中国也有祭祀，“儒”字里面有一个“雨”， 据说，儒生原本就是祭祀，是进行祭祀求雨的。可祭祀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阶级，史家说：“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可见，从权力阶级看，西方的高端权力，从古代开始，就有纵向的权力分割，即祭祀阶级与世俗王权纵向分权。中国社会则从一开始，权力就集中在世俗王权那里，王本身就是最高祭祀，我们的古代典籍中对王的祭祀活动就有许多记载，王要祭天，王要祭地，王要祭祖。
通史认为，由于缺乏考古证据，说我们民族的信史只从商代开始。秦朝以前，权力集中在商王和周王手里，并实行分封制，这就是说世俗王权在横向上有切割，各路诸侯在自己的封地，同样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按照唐朝太宗皇帝的说法，分封制的目的，是为了“藩屏维宁，邦家攸序”，封诸侯以宁古塞边关，  建邦国以安社会秩序。秦始皇的创举是，把权力集中到中央， 叫“中央集权制”，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以后，一直到1912年满清王朝结束，这就是两千多年我们民族最高权力的一般结构模式。

再看民众阶层。

第一个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当原始公社的生活主要以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为中心时，这就是农业革命了。农业革命的独立中心有三个，中东、中美洲和中国北部（黄河流域）。
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一直是农业社会，在农业经济的年代，我们中国的农业文明高度发达，非常先进，民众中最基本的大量存在是农民。
有学者研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分析，农民看上去象是一个阶级，其实，并不能称为一个阶级，农民人数众多，而且分散，马克思形象地说，“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每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恩格斯说：“他们的整个生活关系固定不变，千篇一律，他们的极其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关系仅仅限于家庭。——这一切都使农民目光如豆，……虽然伟大的历史运动在他们身边掠过，有时也把他们卷入运动中去，但是他们对于推动运动前进的力量的性质，对于运动的发生和目的，是一点也不了解的。”这一点，看起来我们与西方社会差别不大，因为都是农业社会。正如史家所说，欧亚大陆各文明地区，尽管在细节上彼此不同，但总的社会结构还是相似的。归根到底，它们都依赖于农民群众的劳动，正是农民群众的劳动，提供了维持统治者生存的剩余产品。又说，到处都会发现……文明世界各地区的农民在许多基本方面，自苏美尔时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虽然他们的肤色也许是黄的、白的或褐色的，种植的农作物也许是稻、小麦或玉米，但是无论哪里都如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所指出的，“农民们保持着稳定的一致性。”

所以马克思说：“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结论是，“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就是说，农民经济形成了封建专制政体的社会基础。

史家是把荷马史诗当史料看待的，他举例说，《奥德赛》中写道，有一次国王涅斯托耳客气地问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玛科斯：“你是商人还是强盗？”这两种职业在当时都被看作是极受人尊敬的职业，没有很大区别，只不过是海员获取自己所需物品时可选择的两种方法。中国人大概不会有这种观念。
因此，中国社会与欧洲很不一样，一向重农轻商，而且自古以来，商人的地位非常低下。秦汉时期 ，调人去当兵，首先第一调的是罪犯，第二是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就好比是二等罪犯，说西汉飞将军李广“以良家子从军”，说李广是清白人家的子弟，是自愿从军，为国效力。还有比如昭君出塞的故事，我们民族妇孺皆知，昭君本是西汉的“待诏掖庭”，这掖庭的选拔规矩很大，其中有一条出身的要求，必须是良家子，《后汉书》说昭君“以良家子选入掖庭”，这里，良家子就是良家女子，是好人家的女儿，清白人家的女子。这良家子有个明确的界限，“非医、巫、商贾、百工也”，商人属于非良家，可见那时商人的地位和信誉。“百工”即手工业者，手艺人，地位也是同样低下。就是说，那时做工业和商业的人都受着很严重的抑制。
而早在公元前594年，为古希腊雅典民主奠定了基础的梭伦改革时，便规定富裕商人可以担任执政官。

到了明朝，史家说：“明朝政府极力控制、压迫商人阶层。这是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根本的、最有意义的差别。”封闭的帝国机构约束着他们，“例如，中国的商人和实业家通常加入由师傅领导的地方行会，但这些行会师傅需得到政府表示许可的证明，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船商也在港口师傅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些港口师傅同样需对政府负责。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供朝廷和行政机构消费的许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这些商品包括武器、纺织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装和酒等。另外，政府还完全控制了全体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如盐和铁。这些限制剥夺了中国商人成为无约束的企业家的机会，使经济失去了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史家说，当西北欧的商人拥有社会地位，其财富和政治权力也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增长的时候，在中国，商人却被视为下等人和不受欢迎的人。通史里甚至说，“在中国，各时代的商人在衣着打扮、携带武器、骑马乘车和拥有土地方面受到种种限制；他们将商品从一处运到另一处、被认为是非生产性和寄生性的活动，他们被置于社会底层。”
到了近代，西方商人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力量稳步增长，他们可以是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帝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意味着国家更加重视、更加始终如一地支持商人利益以及后来的对外冒险事业（扩张征服），中国的商人更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了。

上述几个阶层的人构成了我们民族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框架，与西方民族相比，我们民族的社会结构自古以来就是独特的。
这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有了与西方民族差别很大的文化、传统和哲学理念。
比如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欧洲有上帝造人之说，印度有往世来生之说，我们中国人却重视今生今世，只是笼统地说，人从来处来，人到去处去，儒家祖师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西方人是上帝至上，我们中国人是人伦至善，重视人伦，没有象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那样的神本宗教。正如史家所说，“这一点，与印度、中东和西方传统地对神感兴趣，形成鲜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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