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iqiyi.com/jilupian/20100919/n39574.html?key=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3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1975年5期)，是关于教育问题的：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图文编辑 默人 转自中华网论坛）

http://www.kunlunce.com/klzt/xl1111/2018-02-23/123256.html

我们都说人是社会动物。 其实就说人是需要集体生活的精神和方式。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胜利， 跟他们营建的集体主义精神有很大的关系。建国前三十年里，我们之所以能消灭娼妓、毒品、犯罪、匪患等问题，并在各方面有很大的发展， 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在中国建立了强大的集体主义精神。 每一个工作单位，都是一个社区，一个很好的集体，每一个农村生产队，一个生产大队，一个人民公社，都有很好的集体主义精神。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集体中，有困难可以找集体，找领导，邻里之间，同事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好。同事们之间贫富也有些差距。有困难，跟同事，跟邻居借点钱，都是很平常的事。

但改革开放以后，以前被消灭了的沉渣，又重新泛起，贪官污吏，黑社会，又开始横行霸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DXP解散了农村人民大公社，农民没有了集体。DXP把大量的国营企业卖掉，让几千万工人下岗，失去了集体。 这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我在美国教书。讲到集体对农民的重要性，集体对普通工人的重要性，他们都是似懂非懂。 毕竟他们没有亲身的经历。 前天我的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来找我。他是我教的学生中很优秀的一个。听了我不少课。最后还拿了我们系最优秀毕业生奖。他毕业后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在国家森林公园当护林员。 每小时二十美元的起薪，而且，每年的冬天有四个月的带薪假期。他这次回来是因为他的人生发生了一件在他看来天大的事。

他坐着灰狗从芝加哥来到我教书的学校，第二天早上到了我上课的教室，见到他我很高兴。 他平静的听完了课，然后问我有没时间，他要跟我谈一下，然后我们就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俩谈了很久，很多，好多是我们从来没有谈过的事。

他爸爸是芝加哥的律师，专做破产业务，本来很有钱，但是现在自己也破产了，因为他的三个孩子。老大二十六岁，没有工作，他爸爸给他租了一个单元房，给他生活费。但是他爸爸从来没有教会自己孩子做饭，怎么去工作。他没有女朋友，没有工作，还有忧郁症。所以这个本来应该自立的儿子，花去老子很多钱。

我的学生的妹妹二十一岁，正在上大学，但她吸食海洛因上瘾。父母把她送进海洛因治疗所。 但因为她威胁说要自杀，又被赶了出来。她父母认为她已经不可救药，已经放弃了这个女儿。

我的学生是去年十一月回到家中。听他父母说了她的情况后，感到非常不安。第二天晚上， 他有一种强力的预感，让他浑身颤抖。他强烈要求他父母开车去看他的妹妹。父母本来不想去。在他强烈要求下，开车去了她妹妹的单元房，发现他妹妹正要吸食过量海洛因自杀。她说她妹妹跟一只狗住在一个单元房里，他们到的时候，地上、床上到处都是狗的粪便，臭气熏天。他父母只好把她送进医院，当然又是一大笔费用。

从那个时候起，他父母重新决定放弃他的妹妹。而他坚决不同意父母的意见，坚持让父母帮助自己的妹妹。因为他的坚持，他父母认为他有精神病，最后强行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跟她妹妹去的是同一家。到了医院，他一再强调他没有病，但医生根本不听。他们给他注射了镇静剂，把他的衣服脱光，戴上手铐。然后对他进行检查，最后得出结论他有精神分裂症。给他开了很多药。他拒绝服药。医院威胁说，他不服药，就永远把他关到屋里，最后他们也有办法让他服药，他只好服药。他非常喜欢运动，但医院不让他运动。

他在医院呆了两个月。出来后，他父母决定也不要他了，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的学生说到这里，放声大哭，好像天塌下来一样。

我跟他说，我们需要家人，需要朋友，但首先我们自己要坚强。当家人、朋友不在的时候， 我们也要坚强的活下去。

他说他来找我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对我上课时讲的集体对农民，对工人的重要性，因为这次经历，有了新的感知。他的妹妹，他的哥哥，都感到很孤独。他的父母，其实也是很孤独的。 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感到很孤独，特别是不上班的这三个月。他之所以，坐十几个小时的灰狗回到以前的学校，就是他感到自己没有路可走了，唯一他能联系上的集体，就是他的母校。他说在车上的时候，他还在想下来车的第一晚上住哪里呢。结果他到了学校，找到以前的同学，同学们就把他在宿舍里安顿了下来，带他到餐厅吃饭。现在他基本上就靠这个集体活着，他要一直待到三月底回去上班以前。

我认为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最大的问题，绝不是经济发展的放慢，而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追求的是啥，我们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早年能成功，受到全中国大部分人的拥护，就是因为他们把人民组织了起来，让人们有了集体，有了靠山，然后利用集体的力量，克服面临的困难。中国共产党如果真能不忘初心，就必须重新走毛泽东的路，重建集体，农村的集体，和城里的集体。只有一个全民一心的国家和民族，才是真正无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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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独家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近来，人大周新城教授引用《共产党宣言》当中“消灭私有制”的文章引发了争议。在争论当中，许多人弄不清私有制的概念，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当然不排除有些人是刻意混淆是非，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事件确实暴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很多基本常识在部分年轻人当中已经变得相当陌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自然有很多，现在的媒体与社会舆论环境的变化无疑是重要的原因，部分中学与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师“姓马不信马”也是难以忽视的问题。不过，笔者今天在这里想仅仅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置来解读一下这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淡出思政课是当前部分年轻人中对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等常识性概念一无所知的重要原因。


首先说一下初中的情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到90年代中期，初中的思想政治课的课程设置发生了多次变化。不过绝大多数时间基本的框架是一致的，也就是初一的时候讲共产主义道德，初二的时候讲社会发展简史，初三的时候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在这种框架之中，初二的社会发展简史部分主要是介绍五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情况，因此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概念贯穿了整个学年。在这五种社会形态当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又是重中之重，一般占了总课时的一半以上，主要是介绍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剩余价值规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般来说，经过初二阶段的学习之后，人们就已经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

1997年时，初中的思想课程发生了第一次巨变，即提出与国际接轨，把思想政治课大纲改为思想政治课标准。具体说来，初一的情况变化不大，仍然是道德常识。初二改为学习一学年的法律常识，初三则把原初二的社会发展简史和原初三社会主义建设常识当中除了法律常识部分以外合并，改为社会发展与中国国情常识。这次改动之后，社会发展简史部分缩减了近一半的课时，虽然仍然保留了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等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但是内容较之以前已经削弱了不少。

更根本的变化发生在2001年。在这一年里，课程标准把初中的思想政治课改名为思想品德课。每个年级都进行了去专业化，像初一的思想道德部分大大淡化了道德的阶级性等内容，初二的法律常识部分也淡化了法律是阶级统治工具等内容，但是主要的变化还是发生在初三。原初三课程中包括社会发展与中国国情两部分，社会发展史的课时约占一半稍多，新课程中的初三改为只讲中国国情，把社会发展史的内容全部删去。此后，初中教材虽然又经过多次调整，但是相关内容再未恢复。也就是说，从2001年起生产资料和剩余价值等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就退出了初中教材。

高中则呈现出变化比初中更早，而且是“一次突变”的情况。具体说来，从新中国成立到90年代中期，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大纲虽然变化很频繁，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两年制高中实行的是高一讲政治经济学常识，高二讲哲学常识，三年制高中的高三还要加上科学社会主义常识。(年长一点的人大概还记得，从6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国曾几度实行过把高中缩为两年制的改革。)高一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又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上半年的资本主义部分主要是按照《资本论》的基本框架讲述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系统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下学期的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讲当时中国实行的经济政策。

但是，1996年5月颁布的高中思想课程标准一下就根本改变了原来大纲体制下的课程框架。即改革之后的新课程不再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部分，每一个单元的课程都是先讲一点儿基本概念然后就转入当时中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体制分析，诸如银行的作用，税收的作用等等，而把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与批判几乎全部删除了。2004年高中实行学分制和模块化教学的新体制之后，政治经济学部分大约压缩了一半课时(从72课时减少到36课时)，但是基本框架没变，仍然是集中于对当代中国经济政策的阐述，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

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呈现出“多次渐变、逐步淡出”的情况。在50年代的时候，从大一到大四依次开设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总共达472学时。其中政治经济学高达136学时，极为详细的讲解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分析批判。70年代末恢复高考以后，基本课程设置与50年代大体相同，仅仅把马列主义基础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学时有所减少，就政治经济学部分而言，当时规定文科每周三学时，共105学时，理科每周两学时，共70学时，明显不及50年代。

1985年，高校的思想政治课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具体说来，就是把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同时文科增加一门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简称“85方案”)。在这种课程体制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时多次微调，但总体看较之前又有所减少。例如，1991年教委颁布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意见》中规定，思想政治课时文科为350学时，理科为280学时，其中马克思主义原理为140学时，其他各门课均为70学时。由于当时苏东剧变的形势比较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这个规定是“85方案”时期学时最多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也只是70学时，相当于恢复高考时理科的水平。

1998年时，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革。具体说来，主要是把马克思主义原理课再重新分为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把中国革命史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为邓小平理论概论(简称“98方案”)。在这种课程设置下，文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缩减为36个学时，理科缩减为40个学时。不过虽然课时减少了将近一半，但是仍然保留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当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分析批判的基本框架。

更彻底的变化发生在2005年(简称“05方案”)。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把毛泽东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合并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概论，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分。改革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次合并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这门课的总课时只有48个课时，而且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是哲学，一般高校也由哲学教师来担任教学工作。政治经济学部分名义上大约有10个课时左右，实际在教学当中往往是一笔带过，甚至根本不提。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学与高校思政课中就几乎全部消失了。


附带说一下，严格的说起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淡出的范围还不止中学和高校。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就在小学当中也设置了思想政治课，甚至直到1978年的十年制全日制中小学教学大纲当中，小学的最后两个年级的思想政治课重点内容还包括了解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私有制、公有制、剩余价值等一些基本概念，以便为中学以后进一步深入学习相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打基础。而在80年代以后小学只讲思想品德，这些内容就基本退出了。不过由于小学生理解能力较差，原来讲的也非常简单，所以在这里笔者就不多说了。

总之，在80年代以前的课程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要经过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逐步深入的系统化学习。但是，相关内容特别是资本主义部分在80年代就退出了小学，1996年起基本退出了高中，2001年起又退出了初中，2005年起在高校也大大淡化。在这种情况之下，除了个别思想政治相关专业的学生，其他人从小学到大学都很难在课堂上学到多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甚至对于生产资料、剩余价值这些基本的概念也都一头雾水。所以在周新城教授的文章引发的争论当中，才会出现很多年轻人搞不清什么是“私有制”的怪事。

【鹿野，察网专栏作家】

http://m.cwzg.cn/history/201802/410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