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他是明朝前两个皇帝的大臣，是著名学者、文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他自幼聪慧，名声远播，但真正让他千古留名的并不是聪慧，而是死：封建社会，一人犯极刑要诛九族，而他竟被“夷十族”，连学生朋友也受牵连，总计873人全部凌迟处死！入狱及充军流放者达数千。
说起方孝孺，这个“唯一”是谁也抹不掉的！中国人比谁都喜欢将“唯一”风光独占，可就是对这个“唯一”有难及的寂寞。所以，时下标榜纷纭，却很少为方孝孺击鼓传花。
为什么名留气难聚呢？恐怕就是死得“其所”累“吾所”，弄得所有的亲戚、朋友和学生都得跟着殉道。这就好比孟姜女哭长城，有人说哭得好，老天爷都感动了；有人说不好，倒了城墙还得修……
人心都是肉长的，方孝孺到底端的一颗什么心啊，竟能如此地硬骨头？
愚以为得其微管，暂谈三四：
一、他是死知己。
方孝孺秉持仁义王道，与建文治国方略一致。到了后期，建文对他更是言听计从，作为刚正文臣，能受到帝王如此的青睐和信任的，恐怕很少能排在他前面。“士为知己者死”也许只是一种抒发情怀的方式，但到方孝孺这里则成了泰山不移的行动，恐怕当初树立这种高标的，也会因他的真做而目瞪口呆！
二、他是死宗法。
封建宗法中，嫡长子传承是明朝的启政宪法，是宋后礼教的正统思想。按照这种传承，朱元璋之后是朱标，朱标之后是朱允炆，朱允炆之后应是他的嫡子孙……除非这一脉上天断绝，才做旁求。如今朱棣以“清君侧”之名，露久藏之祸心，作为宋濂的“诸弟子之冠”，方孝孺自然与他势同水火。至于封建观念对人浸淫的程度，我们可从清初的“拼命留发”到清亡的“拼命护辫”中管见一斑。
三、他是死气节。
读书人气节，现在我们很难固守，但明朝有两个人行：一个就是方孝孺，我们说他不懂政治，不谙用兵，慷慨死忠乃愚之所及，按时下观念一捋，确实是非兼半；但另一个于谦，则在国术兵胆上雄杰一时，如果他在复辟后能继忠于老皇帝，就算不能畅志也可以活命，可最后也选择慷慨一死，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也是死君吗？实际上怂恿皇帝杀他的是旧主子近臣，人家谗言“不杀于谦，复辟就站不住脚”，而这种尴尬，自下狱始，于谦就已了然于胸。更深层的是，他如果再次倒向旧主子，人格上就成了不倒翁：他于谦也是修习宋明礼教长大的，他立新君是为大明江山，如今再顺旧君则是卸磨忘驴的二臣之为。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曾以写信的方式，真诚邀他回国，信中说学术思想和人品是两码事，不用担心，但他却说，除了文章和思想，他胡适还算什么东西？如果还原到明代，他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除了书生正气，除了天理人道，他方孝孺还算什么东西？除了君臣信仰，除了家国大义，他于谦还算什么东西？
四、他是死火炬。
在朱棣起兵攻打京师前，他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跪求不要杀方孝孺，否则“天下读书的种子就绝了”。如果不稍加分析，很容易误为是对方孝孺才学的高度推崇，实不尽然。要知其意，须知姚广孝的身份。姚广孝曾是出家的和尚，却能成为朱棣的第一谋士，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姚广孝吃斋念佛时，仍执兼机天下功利念。无论宋明礼教的精髓是否符合春秋士儒的主张，无论方孝孺的治国之术是否高明，但其政治追求，仍是封建统治者历来标榜的对象；其忠孝仁义，更是封建统治者引“天下读书人”鱼贯入榖的最有影响力的招牌，是国家对待文人态度的风向标。如果杀这种人，实际上就是给“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忠孝仁义不可执！这个提醒对于一代英武的朱棣来说，自然是一“跪”即晓得，而此后对方孝孺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说明：第一步，得京城后先逮住，防止他到别处制造影响；第二步，听任他在牢哭骂，以显自己的大度；第三步，朝廷上更是以仁义自粉，企图借建文帝师的诏告以正名，呵呵，这个过程有点迫不及待，结果反被方孝孺连将三军，将得他终于凶残毕露，理智全失，义气地做出了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真的来了个“夷十族”，这可真是亘古未有的凶残暴虐啊！
如果有人还认为姚广孝是真的要保留读书人的火种，那么再看下例：
卓敬颖悟过人，读书十行俱下。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除户科给事中，耿直无所避。时制度未备，诸王服乘拟天子，他就直接言其弊，受到朱元璋的日益器重，洪武一朝官至户部侍郎。
建文初，他就暗中上书：“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年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夫将萌而未动者，几也；量时而可为者，势也。势非至刚莫能断，几非至明莫能察。”可惜建文心无灵犀，没放在心上。
朱棣即位后，把他绑上朝堂，以离间骨肉为名责怪（可笑吧）。卓敬厉声道：“惜先帝不用敬言耳！”朱棣虽怒，犹怜其才，命系狱，使人讽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犹不忍杀。姚广孝故与敬有隙，进曰：“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乃斩之，诛其三族。
敬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谈论，凡天官、舆地、律历、兵刑诸家，无不博究。成祖尝叹曰：“国家养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
看见没有，如果说方孝孺当初是别人举荐，有南山捷径之嫌，那么卓敬则是硬邦邦的国士；如果说方孝孺无军事和政治灼见，那么卓敬则处处有真知；如果说方孝孺书生唯有名可取，那么卓敬可是国家三十年才一士。但是，出家礼佛的姚广孝，仅仅因为“故与敬有隙”，竟借刀杀人，那么方孝孺是“天下读书的种子”与其说是对才学的推崇，倒不如说是狗奴一样的远忠！
面对如此凶残的暴君，我们今天反倒更怪方孝孺的死心眼和“自私”，为了自己的名声而拖累亲戚朋友甚至学生八百多人！但当时这八百多人是怎样看待方孝孺的抉择呢？简单举几个例子：
其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
其师兄弟楼琏承朱棣之命虽不敢辞，但傍晚自经。
子宁被燕王缚，出语仍不逊，磔死。子宁从子大亨，官嘉定知县。闻变，同妻沉刘家河死。里人徐子权闻子宁死，恸哭赋诗自经。
陈迪与子凤山、丹山等六人磔于市。既死，人于衣带中得诗及《五噫歌》，辞意悲烈。苍头侯来保拾其遗骸归葬。妻管缢死。
黄魁，不知何许人，为礼部侍郎，燕兵入，不屈死。
朱棣攻下京城后，于金川门入，御史连楹叩马行刺，被杀，尸植立不仆。
胡闰在建文时先出右补阙，后至大理寺少卿，京城失陷后被朱棣召见，也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
看到没有，这些至亲朋友中，有许多都是未受刑而死节的。死者中，有男人，也有烈妇；存者中，有义士，也有节女。依据这种情状，当城未陷之前，方孝孺就不是孤身坐败，在他的背后，有慷慨赴死的亲戚、朋友、同学和学生：建文的仁义虽然于权谋上稍显幼稚，但留给民众的则是忘我的追随。当朱棣以“夷九族”来威胁的时候，他们的魂魄早已奔向“华表柱头千载后”的熊熊火炬！
这是什么样的火炬呢？
这是春秋士儒的火炬，为了这火炬的熊熊燃烧，方孝孺秉持勇毅，傲然面对朱棣的撕嘴之怒与凌迟之恨！
这是仁义和平的民众火炬，因为身后大多是义不苟二的同学、同僚、学生和亲朋，所以方孝孺了无牵挂，自信满满，视死如归！
呵呵，这时候，您这个“燕贼”就是夷二十族又能怎么样？顶多是在您这“篡逆”的身上，再增添更多凶残暴虐的斤两！！
当然，人心都是肉长的，孝孺也有流泪时，那就是在刑场上，在面对胞弟受刑前，泪如雨下，为自己的信仰愧疚自责，但胞弟的赋诗则让他更坚信人间正气的其道不孤：
阿兄何必泪潸潸，
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
旅魂依旧回家山。
方孝孺的生前问题确实沉重：他能在强敌逼京时，借史说服建文守城死国，却未能在当初削藩上，借史说服建文帝采纳高巍的建言，致被靖难之祸；他自己死义不说，还株连了“十族”，使八百多人因他的硬骨头而白白流血！
但是，方孝孺的死后意义更大：他的“夷十族”的家国大义，使得身后的于谦有了更加明亮的灯塔，使得再后来的海瑞被关进天牢还苦口婆心骂皇帝，使得百年后的袁崇焕在家国危难关头舍生忘死……一句话，他用无二的勇毅和“十族”的慷慨赴难，完成了民族正气的千年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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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个地方落脚不是为了出名，只是为了和网友们交流一下思考，换句话说，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呵呵，有点不自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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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只见统计不见回复的两次失误看，我觉得应是人为造成的。

有些时候，人的内心也真奇怪，想想上面两条，如果不是自己署名，恐怕还要鄙视呢，不过就这也得鄙视，鄙视自己的过于功利和促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