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看火，火看三国

一


火看三国，历史不如小说，小说不如影视。

然而影视来自小说，小说呢，又来自历史。三位一体，不可割分。

三国的人物和故事，是活着的人物和故事，从一千八百年前的原型发端，被史志，演义，评书，戏曲，连环画，电视剧……不断充实，创作，再创作，其旺盛蓬勃的自我革新自我生长的生命力量直到今天仍未停息。刘备，曹操，诸葛亮这些死了一千多年的人还在被一拨又一拨文艺工作者赋予新的性格，并加入他们时代的私货。拿诸葛亮来说，陈寿的三国志为他描出了轮廓和骨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则在那轮廓和骨架上增添了线条和血肉，使他有了五官和形体；而电视剧又用镜头语言进一步展现那具躯体中的内心活动，更细致地刻画了一个人的性格，通过环境，服饰，动作，表情，声音等等，让那早已湮灭在历史长河的生动的灵魂死而复生。这些“创作”固然是艺术虚构，却因其遵循生活的真实，让读者和观众乐于接受，相信那是曾经存在过，并将永远存在的。

电视剧有不少点睛之笔，很好地表现了诸葛亮这个智慧非凡的人物性格的丰富。《舌战群儒》一集中，张昭等江东谋士预备对诸葛亮发难，阻止他游说孙权对抗曹操。先是鲁肃带领孔明走进议事厅，向他一一介绍这些江东名人，寒暄客气宾主落座之后，跟着是一段短暂的沉默。这是小说所没有的，小说里双方一见面，张昭便首先向孔明发难，揭开了舌战群儒的序幕。而电视剧加了这段沉默的对峙，当时江东谋士们各怀心思，都在等孔明发言，申明他联吴抗曹的主张，好乘机攻击之。然而孔明一言不发，也不说自己的主张，也不和别人聊天套近乎，只端坐席上等待孙权接见，一边拿出一方丝帕仔细擦拭他的鹅毛扇，神情怡然自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丝毫没有同江东谋士们说话的意思。

这个细节非常有味，表现了孔明的性格。诸葛亮拥有苏秦张仪的辩才，却并不好辩，更不是辩论狂，每到一处就要展示口才和见解。他的口才和见解是好钢，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此刻他谋算的是如何说服江东领袖孙权，并不想招惹他的部属。而且自己新来乍到，不清楚这些人的底细，最好是不说话，一说话，就难免有挑衅或讨好的嫌疑。这是做实事的人的态度，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语。所以寒暄礼貌过，就够了，连今天天气哈哈哈都是多余的。然而这务实的态度却激怒了江东众谋士，把孔明的沉默看成是一种对他们的轻视了。随着时间的延续，席间开始潮起小小的骚动，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表达着对倨傲的客人的不满。最后终于是首席谋士张昭按捺不住，打破沉默向孔明问难，著名的“舌战”从此开端。——这段“见群儒闷声拭羽扇”的戏加得好。


舌战的过程基本同演义，罗贯中写得太好了，电视剧毋需再创造。只有一处添加：孔明每回应一个江东谋士的发难，必先准确道出他的姓名，有的人还特地说出他的来历。要知道孔明和这些人都是初次见面，鲁肃介绍过一遍，便将各人的面孔和名字牢记在心，没有认错一个，体现了他出众的观察力和记忆力。而他平常留心时事政治，对江东有名的人物均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有备而来，正是一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素质。这些功夫不白做，在激烈的辩论中，孔明时常揭露某人的老底，以驳斥其荒谬的言论。比如虞翻做过会稽太守王朗的部属，当年孙策攻会稽时曾劝王朗投降孙策，如今曹操大军压境，又劝孙权投降曹操，是个见风使舵，唯强是从的小人。他跳出来同孔明舌战，想以“天道”支持投降论，被孔明当众说出其黑历史，讥笑他是“旧病复发”，令虞翻非常尴尬。又如程德枢是汝南大儒，孔明曾读过他的周易摘钞，这时以“儒者”为题也来问难。孔明先对德枢表达过敬意，然后说出一篇儒者有君子小人之分的宏论，希望他做忠君爱国的君子之儒，莫学杨雄等投靠奸臣的小人之儒，留骂名于后世云，把程德枢气得不轻。孔明知道虞翻的黑历史，读过程德枢的著作的事皆是小说未写，电视剧添加的。

舌战群儒一场戏，展现了诸葛亮高超的辩才和强大的气场。虽然这场戏有很大可能出自罗贯中的虚构，但我们以常理推想，像诸葛亮这样不世出的天才，面对区区江东群儒，有此表现实属应该，罗贯中并未过誉。连几个臣属都舌战不下，又如何能说服他们的主公，去打一场凶险万分的硬仗？诸葛亮的胆略，前面的三国志已有交代，对英雄孙仲谋尚敢用激将，又怎会在张昭等辈面前怯场？

诸葛亮是那种能够左右局面的人，不发言则已，一发言便能镇住全场的人。他拥有第一流的口才，却不爱卖弄口才，从舌战群儒到骂死王朗，都是别人挑衅他，而不是他找别人的茬。三国魏晋人物尚清谈，很多人一生的事业就是夸夸其谈，在一场辩论赛中取胜，说过两句富于玄机的妙语，将来就有机会写进世说新语。而孔明没把这点本事当什么。做实事的人，不多说话，只在必要的时候，说必要的话。该他说时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够了，就戛然停止，爱惜嗓子，不多迸一个字。而那些做不来实事的人，就专爱讲大道理，大道理讲不成，就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成，就卖弄学问，拿读的几本书来吓唬人，整日价数黑论黄，唾沫横飞。这种小人之儒，自不入君子的法眼，认真辩论起来，也挡不住几句问。

例如第一个向孔明发难的张昭，明明是江东群儒的领袖，经历孙坚、孙策、孙权三代的重臣，却故意装模作样，自称“江东微末之士”，那副似是谦逊实为炫耀的嘴脸先就讨人厌。说的话更不沾边。人家诸葛亮是刘备军师，为联合东吴抵抗曹操而来，谈的是三家战与和的大事。不管你主降主战，要么申明你的立场，要么问询对方的观点，以此基础展开辩论，方是两国相交的外交辞令。他呢？也不说战，也不言和，上来就是人身攻击，嘲笑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却名不符实。因为刘备得亮之前尚能割据州县，得亮之后却丢城失地，无容身之所，反不如前，所以诸葛亮不行。一席话说得既粗鄙无礼，又漏洞百出。须知辩论者首先立论要正，立论要正，就得根据事实。事实是人家诸葛亮初出茅庐，就打了两场漂亮的胜仗，以几千敌十万，博望之火，白河之水，令夏侯惇曹仁辈丧胆，管乐用兵不过如此。才几天的事，莫非你张昭会不知道？就敢睁着眼睛说瞎话，讥笑孔明不会用兵，这不是把嘴巴子贴上去找抽么？曹操倾国之兵来攻，刘备几千人两座城怎能抵敌，战略转移，保存实力，虽有当阳之败，并未伤及根本，还能与东吴联合，寻机与曹操决战，这难道不靠孔明的谋略？所以张昭苦心编织的一番问难，根本不在孔明话下，轻轻松松驳得他无地自容。

首席谋士败阵后，以下虞翻，步子山，薛综，陆绩，严畯，程德枢等轮番上阵，对孔明车轮战。他们的水平比张昭好不到哪去，要么人身攻击，要么说些天道循环成王败寇的陈词滥调，均被孔明驳倒。然而主和派的观点就没有分毫可取么？未必。是他们说不到点子上。假如江东群儒中有一个明白人，站在“民生”的立场，抬出孟子“民重君轻”的思想，宣称他是为了保全江东八十一州老百姓的生命，不忍见生灵涂炭于战火，因而主降不主战，诸葛亮将如何回答？恐怕比对付张昭等的歪理要困难些吧？


这就涉及到一个“正义”的问题了。即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江南，是不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如果是，那么以江东谋士团为代表的投降派便具有了正义性，他们举江东六郡投降朝廷，地方接受中央的统一，保全八十一州老百姓的生命免遭兵火涂炭，合情合理；反倒是刘备诸葛亮等拒绝统一，以地方对抗中央，不顾人民的死活硬要同强大的中原军队血战到底，其正义性堪疑。

然而众所周知，曹操是不能代表汉天子的。有衣带诏的血证在，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的臭名声早已四海共闻。谁都知道曹操南征，非为汉室的统一，而是为他自己这个图谋篡汉的新一代“王莽”打江山，在儒家的忠君思想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显然不具备正义性。按儒家的法理，一朝皇帝只要还没坏到夏桀、商纣王的程度，臣子就不能取而代之。而汉献帝只是暗弱，并非桀纣式的暴君，曹操无权问鼎。江东既为汉朝的领土，人民即是汉朝的臣民，接受汉天子统一是本分，向曹操投降则是附逆，等于助长了篡逆者的势力。因此江东谋士团主张投降是不义的，而诸葛亮等不投降是正义的，江东是汉朝的江东，不是曹操的江东，江东人民有义务扶持衰弱的社稷，与篡逆者作斗争，而不能仅以保全生命为由投降附逆。若如此，任何侵略战争都具备了正义性，只要敌人比我们强大，马上缴枪投降，不做抵抗，不愿牺牲，不看正不正义，只看有利无利，成王败寇，唯强是顺，那岂能行？

当然，情随事迁，如果敌我双方强弱悬殊太大，我方绝无胜算，为保全人民的生命，向那篡逆的强者投降，接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逻辑，比起“举国玉碎”的硬拼又具备了另一种正义性。这时方凸显了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文关怀，也远和了周朝先祖古公覃父所言“民之在我，与其在彼，有何异”的宽大胸襟。那是民本思想的体现，那另当别论。但当时的形势并非如此。曹操南征，有诸多不利因素：北方不稳，士卒多病，不习水战，貌似强大却危机四伏。江东谋士团目光短浅看不到，诸葛亮、周瑜等杰出人物看到了。与曹操对抗，并非自不量力以卵击石，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自己能战胜强敌，保全江东。当正义和机会都站在我们这边，为什么还要投降呢？

二

诸葛亮出使东吴，先击退江东谋士团的围攻，后说服孙权下抗战的决心，再与周瑜鲁肃黄盖等携手，施展奇谋妙计火烧赤壁，让曹公收获了一生当中最惨重的败绩。继而乘势帮助刘备占据荆州，与中原、东吴三足鼎立，实现了“隆中对”所定战略目标的第一步。这时是公元209年，东汉建安十四年。

以后的史事，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云：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遣法正迎先主，使击张鲁。亮与关羽镇荆州。先主自葭萌还攻璋，亮与张飞、赵云等率众溯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然后时光便跳到了公元219年，关羽失荆州，被东吴杀害。公元220年，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曹丕篡汉。221年，诸葛亮和群臣上表劝刘备尊皇帝位，史称蜀先主，汉昭烈帝，改年号为章武元年。刘备即位后，封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领司隶校尉。222年，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起举国之兵伐吴，在秭归被陆逊火烧连营，几乎全军覆没，退守白帝城，次年病逝于永安宫——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

不怪陈寿用笔太简，只怪历史翻篇太快。前面还在慢悠悠地舌战群儒，一展眼便到了白帝托孤。赤壁之战在公元208年冬，那一年孔明二十七岁；白帝托孤在公元223年春，孔明四十二岁。人生如梦，十五年光阴弹指间逝去，英姿勃发的青年人变成了沧桑老成的中年人。

公平地说，诸葛亮这十五年的人生过得满顺的。一出山便赶上赤壁之战的大机遇，用超群的才华和胆略下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棋，把曹操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延续了数十年的汉祚，也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不负三顾茅庐的重托，让穷途背运的刘皇叔当上了荆州牧，坐在当年刘表坐的厅堂里，对荆襄九郡的官吏们发号施令；自己督率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以二十八岁的小青年，同时担任三个地级市的地委书记，仕途不可谓不得意。须知刘皇叔在这个年纪才当上副县级的安喜县县尉，还要被督邮搜刮折辱！而孔明不仅仅是三个地级市的地委书记，整个荆襄地区的政务，军事，外交，经济都离不开他这个“军师中郎将”的筹划，他就是刘备集团的大脑和中枢，以后打西川，定汉中等重大战略部署都出自那颗当世最杰出的头颅。虽然史载不详，想想也知道，刘备没有诸葛亮当军师，谅他搞不定那些合纵连横攻城略地的大事。只是在这时期，诸葛亮还没有绝对的权柄，还在以军师身份辅佐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主公，主意是他出，下命令的还是刘皇叔。

公元211年刘备称帝，建立蜀国，刚满四十周岁的诸葛亮被封为丞相。四十岁当丞相，国家总理，真是太年轻了！曹操算顺风顺水，当丞相的年龄大概是四十二周岁，比孔明还大两岁。有人说曹操的汉朝丞相比孔明的蜀国丞相大，不见得。曹操刚当上丞相时，地盘也就是青州兖州，北有袁绍，南有吕布、袁术，西有马腾、韩遂，谁都不服从他这个“汉丞相”的号令，势力并不比蜀国强到哪去。只是曹操拥有绝对权力，完全控制了汉献帝，“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名声就是那时落下的。而蜀国丞相诸葛亮还要听命于昭烈皇帝，征东吴就是刘备不听他的劝阻做出的决定，结果大败亏输。公元223年刘备病逝白帝城，临终托孤于孔明，从此“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四十二岁的诸葛亮遂成为蜀国真正的统治者，到达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


一个人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很能反映他的才情和作为。而权力，则是衡量这人做事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听起来挺庸俗，其实不是。权力是个好东西，它能满足人的欲望，也能帮人实现理想。显然，权力在诸葛亮手里是用来做后一件事的。孔明在出山前便学到了满腹经纶，然而向使刘皇叔不来三顾，他只有整日抱膝长吟，终老于林泉，那些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又有何用呢？西哲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此言精辟！春药，即是催化剂，它可以是“爱情”的催化剂，也可以是“理想”“抱负”“责任”这些人生大题目的催化剂。人在一件事情上一步步前进，便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帮助他集结资源，排除扰乱，团结友善，打击异端。而无权柄在手，谁都不听你的，纵有凌云之志，冲天之才，也难展其抱负于万一。当年辛苦辗转命运多舛的刘备便是一例。他依附刘表时，曾提出乘曹操北征乌桓之机出兵袭取许都的好谋略，却因手中无权，被胸无大志然而掌握权柄的刘表否决。倘若刘备那时已坐拥荆襄九郡，又怎能失此良机？没有权力这贴春药，英雄无用武之地！

所以孔明年少当官，当大官，掌权，掌大权，任何谋划总能顺利推行，不受牵扯，确实一帆风顺。是他的运气，也是他的眼力。他看中了刘备这个明主，遂能施展抱负。三国演义中，孔明初出茅庐，曹操便派夏侯惇率十万兵来攻新野。关羽张飞都怀疑这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军师”的指挥能力，唯独刘备给予他绝对的信任和权柄，将印信和宝剑交付孔明，自己以身作则，服从将令，并勒令关张不得违抗，保障了孔明顺利地行使指挥权，发挥他的军事才能，打赢了这场事关我军存亡的重大战役。以后更是计无不听，言无不从。随着地盘的扩张，刘备给予孔明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孔明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安邦定国的思想和才能也越来越多地得到施展，成为良性循环，最终建立了鼎足三分有其一的蜀汉政权。

三

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这句不知何年何代传下来的俗语，讽刺世间不守信用的人。一辈子以信义著称的刘皇叔晚节不保，因为不肯还荆州搞坏了名声，说冤屈也冤屈，说不冤屈也不冤屈。刘备借荆州的事，陈寿的三国志语焉不详，在裴松之注引西晋虞溥所著的《江表传》中则有明确记载：

“江表传曰：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於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刘表吏士见从北军，多叛来投备。备以瑜所给地少，不足以安民，复从权借荆州数郡。”

按此语，荆州等郡确系刘备在赤壁战后向东吴借来的。既然是借，有借有还，以后东吴讨要，在情在理，刘备不还，是刘备没理。然而江表传主要为东吴人士作传，常拿他人做陪衬，孙盛称其“吴人欲专美之辞”，所言未必可信，且看三国志先主传是怎么说的：

“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

显然，三国志虽未写刘备向孙权借荆州，却写了孙权向刘备讨荆州，未有借，何来的讨呢？结合江表传，便可推断借荆州一事确乎存在了。而“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的口风，不恰好是“取得西川，再还荆州”的蓝本么？三国演义不虚构也。借人家地方不还，要占了更大的地方才还，赤裸裸地赖账啊，真不是冤枉！难怪“权忿之”，要引兵来动蛮了。两家陈兵对垒，几乎翻脸，结果是：

“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定计，将荆州分一半还东吴，使孙权攻曹操，解汉中之急的由来。两家暂时罢兵修好，但是裂隙已经存在了。此时刘备拥有的荆州，早已不是刘表时期的荆襄九郡。襄阳、樊城在曹操手上，江夏、长沙、桂阳在孙权手上，只有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所有。所以刘备取西川、定汉中时占领的荆州，地盘仅仅是原来荆州的三分之一。而连这仅存的三分之一，很快也被关羽丢掉，留下了关于这座中华历史名城的另一句成语：“大意失荆州。”

电视剧《三国演义》第36集“庞统献连环”中，庞统对曹操评论诸葛亮，说过这样一段话：

“孔明一生，谋略寄于荆州。昔日刘备三顾茅庐，孔明于隆中对曰：“荆州北据汉 、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然而他却不知，如此战略要地，乃兵家必争之处，一旦得手必腹背受敌，自顾不暇，怎会有余力去攻打西蜀，扫平南夷呢？正是如此，孔明才有当阳之败，荆州则为丞相所得也。”

无论史书还是演义，均未见庞统对曹操说过这番话，乃是电视剧编剧的添加，虽是“私货”，却道出了荆州的弊端：攻易守难。其实不消庞统说，孔明自己很清楚这一点，隆中对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先取荆州为家，第二步便从荆州攻打益州，在土地肥沃、山川险峻的四川盆地建立基业。他知道荆州易攻难守，不能作长期根据地，易守难攻的西川才是恢复汉室的根基所在。

应该说，赤壁之战后，孔明辅佐刘备占领了荆州，与东吴结盟，积贮军粮，网罗人才，寻机攻占西川，此时刘备集团的形势是相当不错的。唯一的隐患是和东吴的关系不稳定，主要是荆州的主权问题，双方有争议。东吴认为打败曹操他们出力多，荆州作为战利品，应归东吴占有；而刘备诸葛亮则认为荆州原属刘表，刘备作为刘表的兄弟，辅佐刘表之子刘琦镇守荆州符合法理。双方争来争去，达成了妥协，东吴让刘备占据荆州，但名义是“借”。看在刘备是盟友的份上，目前无地栖身，暂时把荆州借给你们，将来要还的。什么时候还，等刘备有了新的地盘再还。这当中经历了许多文攻武斗，外交斡旋，刘备、孔明、周瑜、鲁肃等穿梭往来，错综复杂，什么美人计，什么假途灭虢，一会嫁妹子，一会杀女婿，斗智斗勇斗心理斗感情，精彩纷纭，是三国的好戏。故事很多，或真实或虚构，而核心矛盾只有一个：荆州的名分，姓刘，还是姓孙。

三国演义尊刘抑曹，凡事都向着刘备诸葛亮这边，他们是好人，他们占荆州应该，东吴来讨，东吴不应该，东吴坏。然而如果站在东吴的立场，赤壁之战主要依靠东吴的力量打败了曹操，由他们享受战利品荆州理所应当。而东吴念及盟友的情谊，将荆州借给刘备实属义气，刘备赖着不还，是刘备不应该，刘备坏。

这就是一个“名分”之争了。为什么非要争这个名分，荆州谁占有不就是谁的吗？借来的，和原来就是自己的，有何区别？没这么简单。中国人自古最看重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借来的，和原来就是自己的，有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国家之间首要争夺的“主权”。承认荆州是借来的，就是承认荆州的主权属于东吴，就是承认东吴有取回自己享有主权的领土的权利，无论是用外交方式，还是战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