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与他的《中国近代史》


人们常说，实际上我主要指尼采这样的人常说，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眼光是非常狭窄的，狭窄到就像阿尔卑斯山谷的居民那样狭窄，我不同意他的话，因为站在实用的观点，一切历史其实都可以抛弃，或者记得我们“喜闻乐见”的历史就行了，那些不太让人“超越”的，我看就只等于历史学家多事了，所谓“世间本无事”，只因“庸人自扰之”。

但我今天要说到的这位蒋廷黻先生（1895——1965），恐怕也不赞成我，而且我想他还会引用意大利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进而为他所用，因为他或许觉得，站在某种意义上，历史的存在是一个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既然存在了，我们就要研究他，但是正如克罗齐的言外之意所谓，研究历史有两种态度：一，站在当时的立场去设身处地研究，二，站在现在的立场去事后曹操研究。前一种我就不说了，本身就应该是史家的一个常识，至于后一种呢？就涉及到人心也就是那些解释者的险恶了，因为这个世界有这样一种人，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喜欢篡改历史为其所用，或者实在不好篡改了，他们就赋予他们所喜欢的那种意义加之于某个历史事实，以成全其灼见高论。比如说，我们既可以说陈胜吴广是英雄，因为他们胆敢面对那么强大的秦王朝揭竿而起放手一搏，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是草寇，居然不服从某种既定的强大秩序，而仍要“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回。

仿佛历史真是一个面团，可以随人怎么捏。其实，我倒觉得，从广义上来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其实也说得通的，曾在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心理学家沈有乾不是在那篇《关于心理学和不关心理学的杂记》所揶揄：“但照心理学根本要义讲起来，经验都是主观的。所谓冷热红绿甜咸，无非是我觉得如此。”

这位据有人说在“当今学界已十分陌生”的大学者，所谓“本世纪中国心理学和逻辑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怀海德和罗素的数理逻辑学说均有独到的见解”的学者，如今早被人遗忘了，据陈子善先生那时讲，在许多大型学术性辞书里都查不到他，真可成为我上面理论又一个生动的注脚：历史是用来忘记的，如果记得，那么只是因为我需要。这位沈先生还写了一本反映留美生涯的回忆录，题名《西游记》，附录的几篇文章比如《中美文化之异同》，也真是机智幽默、雅洁精悍的小品，但我还是赶快进入正题吧。






大约一次大战时，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求学，主修历史学。这段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的时代，于是他希望通过历史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见上海古籍出版社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沈渭滨 下同，不另注）的知识与经验，由于教学枯燥无味，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于是他利用课外大量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这对于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5页）

容我停下来插句话，在有些有识之士看来，蒋先生肯定是很迂腐的，首先他就重了“民族主义”的蛊毒，因为很明显，正如“民族主义”好比“国家”或者“民主”这些抽象概念一样，都是统治者拿来利用的“面团”，没有个人的权益，侈谈什么国家，妄论什么主义，而且还是“民族主义”；他们不知道好比看待任何事物一样，民族主义也至少可分两种“看”法：一种是抽象的“民族主义”（多含贬义，保守、极端、狭隘），一种是源于地缘政治民族传统历史沉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民族主义有进攻与防御两种性质。好比什么主义思想观念的抽象东东都有“有用”与“被利用”，或者“本义”与“引申义”的两面一样，关键看我们怎么去理解，去观察，去认识，去识破了以后改革纠正，去洞悉底蕴思索应对的良方。

因而，我最想问那些自以为很客观很清醒其实一样“抽象”的有识之士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民族事实上为了他自身的利益要来征服你蹂躏你的时候，你怎么办？用你的个人独立来抗衡吗？用你的公民权益来申辩吗？我不要国家，国家都是虚幻的，民族主义太扼杀个人独立思考的特性了，而且都是统治者宣传麻痹愚弄百姓的工具。有的人往往只看到国家有异化个人奴役百姓的一面，看不到国家也有保护个人自由权益免遭“自然律”侵害的一面，在众所周知的原始社会，远古时代，是既没有国家也不存在什么主义的，一切都要靠个人，按理是最应该促使“个人权益”稳步增长的 ，可是我的见解与斯宾诺莎的自由观念一样，那时也许恰恰与我们希望的相反，一切都要靠蛮力，谁的力气大谁就是“王”，只要你有实力，特别是膂力，你膀大腰圆，或者你的部落勇士多，再凶狠残忍一点，谁就可以统治一切——包括你的个人权益。

所以，古往今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无论中外，大多数都是承认国家存在的现实意义的，包括民族主义，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容否认的普遍现实。按照现代心理学精神分析对人性的认识，人的本性就有倾向于扩张与征服的一面，无论精神上还是实质上，所以无论专制民主贵族寡头还有古希腊的僭主制，或者种种政治理论，都不过是用种种“规范”来限制这种没有约束的“自然律”对“个人权益”的伤害罢了，抽象地谈民族主义与抽象地谈个人权益一样，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今日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把种种看来娱目或者听来悦耳的种种观念落实到实处去考察，然后找出应对解决的办法好了，或者形成拨乱反正不受调遣的思路罢了。这点我想以前的非洲人比我们更清楚，他们倒是很想无限拔高“个人权益”不当黑奴要绝对自由的，但是从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起，有谁给他们一个保障个人权益的机会呢？按理他们那么民主，那么注重个人，开个会都要围成一个圆圈，来“议会式”的全民参与，举手表决，可惜的是，会还没开完，就有一群外乡人来给他们套上枷锁，让他们远渡重洋，充当橡胶园种植园开发的先行者了。

是的，对于那些不具体看待问题的有识之士，总是以为自己很深刻地搔到了痒处，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一种思想之所以显得美丽，是因为它至少具备一个特点：它动听。

西班牙哲学家加赛德不也说过吗，一个时代中最根本的就是它的心理状态，政治状况和社会状况不过是这种心理状态的体现。

还是说蒋廷黻吧。

由于受过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他养成了客观务实注重史料不说空话的严谨作风，并且也学会了怎么独立思考，怎么从实际观察中得出结论，虽然信仰基督教，但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5页）

1919年夏季，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开始进了新闻学院，后来又觉得“要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改学政治，最后又觉得政治不能理论联系实际，于是最终绕了一个圈子，转攻历史学，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这位卡尔顿。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宾逊的弟子，而当时哥大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蒋廷黻在这里受了四年“新史学”的熏陶。

所谓新史学简单说就是抛弃了旧史学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阴谋乃至宫闱丑闻那一套政治上的东西，而从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诸多因素的运动中，来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认为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因此主张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来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所以，后来写就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据沈先生说，“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7页）

这本书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鉴于民族危亡之秋，为了满足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学者决定编辑一套《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专家学者撰写，由于当时蒋廷黻辞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后，还未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之职，“在汉口赋闲”，因知其乃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奠基人，对于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也是“欣然应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其实早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就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了，收集和鉴别大量有关方面的资料，并利用假期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使他感受到先进与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两个因素。”（11页）

后来他又在清华担任历史系主任之时，延揽了一大批当时中国顶尖的大史家，“由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北大教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俄国史，蒋廷黻自己则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在清华任教期间，“经过苦心孤诣的不懈搜求和严谨缜密的鉴别编排，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纲要》两卷。不仅如此，他还发表了不少颇有争议的学术论文，比如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他一反众议，认为素来公认懦弱无能的琦善到广东后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审查敌我形势权衡利弊方面，“实在是超越前人”，反之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站则必败，败则他的名声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蒋廷黻不仅学术成绩斐然，作为一名自由主义学人，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与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目击时艰，“都受了很大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与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作点事”。于是想到办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晚餐会上，在座的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吴宪等人提议办一个周刊，“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此提议先遭深知办刊之难的陶孟和、胡适的反对，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几经讨论，终于在经费、出版、管理等方面达成共识，刊物由胡适提议叫《独立评论》，编委三人：胡适总其事，蒋廷黻、丁文江助其成。

君子和而不同，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不一致，（慕春按：比如在当时他不同意胡适的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而认为中国需要先用武力而非宪政来统一国家，建立专制政治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然后再建设政治上的民主。因为他认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的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他们也不期望一致，而唯真理是求，“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其实后来“弃学从政”的蒋廷黻，据说至死都没加入国民党，无论是担任蒋介石行政院的政务处长时，还是后来任驻苏联大使时，或者后来的“常驻联合国代表”以及“美国大使”，他一直葆有这种独立自主的认识，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投身政治，只要不是那种热衷仕进求取名利之徒，为了国家民族，何必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呢？蒋廷黻作为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学人，身上有一种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因为除了传统“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影响外，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治的理念熏陶，觉得这是在尽一位公民的责任。

还是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近代史》。这本五万余字的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本来他想用十年时间写部近代史的，但“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一天少似一天”，但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30页）

全书前有“总论”一篇，正文共分四章：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在《总论》里，作者叙述，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位于一个特殊时期，由于清政府昧于世界大势与历史潮流，已经到了应该改弦易辙矫正旧弊的重大时刻了，现在所谓的“天朝上国”所要面对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了，我们应该汲取俄国彼得大帝、日本明治维新，土耳其凯末尔革命成功的复兴经验奋发图强了，因为“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我们如果能够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在第一章中诚如沈渭滨先生所言，专讲外患。从“近代化”的英国人攻破闭关自守停留在“中古”时代的中华帝国开始，无论剿夷或抚夷两派，都没有很好的认清形势，陶醉在骄横自大的“天朝迷梦”中，没有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改革内政，白白浪费了20年光阴。比如说，当时的人根本就不懂“协定关税”与“治外法权”的重要性，甚至“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正文18页）

第二章则是内忧。先概括性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一治一乱”的特点，称之为循环套。每届统治者初起的时候，都是比较体恤民间疾苦的，“自奉极薄”，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局面到了“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长进。”在那个没有法制匡护的社会，洪秀全就顺理成章“时势造英雄”了，蒋廷黻对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看似褒贬参半，总体上还是贬斥得多，因为这个偶然附会基督教的运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有一些动听的理想追求，但从来都没有实现过。比如提倡男女平权，但“宫廷中充满了妃妾”，又比如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规定但从未真正实行，还是逃不过前面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循环套，得势后总要变脸，加之军事上除定都南京开始建国外，基本上是李自成的流寇主义，定都以后自以为大局已定，于是腐化，便被新兴的、代表中国文化卫道者的曾国藩的湘军给灭掉了。但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的运动”虽然挽救了清朝了，但是同样不能救中国，并且他的湘军是“中国私有军队的开始”，后来他的精神一传而至淮军，再传而至北洋军阀，于是“割据国家，阻碍统一”，因为徒然恢复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还是治标不能治本的“循环套”。

第三章主要讲清王朝中央以恭亲王为首的朝中重臣觉得获得教训，应该接受西洋文化的军事部分，以求“自强”，地方上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相互呼应，准备从器械上进行所谓的“洋务运动”，开设船厂、电报局、铁路解决交通，办招商局、织布厂、开煤矿等解决办国防的费用，直到成立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可谓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的方案”，但是这个方案是不彻底的，而且又是不彻底的实行，比如光绪皇帝与他的父亲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表孝敬，更主要是想分散精力后夺权，于是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来献媚取容，又如“士大夫轻举妄动”，不懂外交，不明当时国际形势，真正懂得的如郭嵩焘曾纪泽辈，又遭守旧派的排挤而不得志，还好左宗棠的“运气好”，收复了伊犁，但是只从器械上着重的改革终究是不彻底的，结果还是败给了日本人。“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虽然我们海军军力当时排名第八，他们是十一。

第四章从甲午败仗后的瓜分狂潮讲起，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和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前夕。内容虽多，重点还是讲了另外三种救国救民方案：一，变法运动。二，义和团运动（蒋先生称“拳匪”）。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廷黻觉得义和团运动之所以失败的最大根由，在于它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康梁的变法运动的主旨则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后的目的是要改成君主立宪；在蒋廷黻看来，只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以及相辅成行的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的三个阶段，才是我们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因为相较于义和团，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相较于康梁的躁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连同他的革命方略，又是既有正确理论，且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循序渐进的、稳妥的思路。

尽管我对蒋先生的许多观点都不敢苟同，但我觉得正如他1935年考察苏联后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文章意见所述，都是很有卓识的。他在文章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共产主义、纳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自由主义。“他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注意，斯大林羡慕德国的科技进步，而希特勒则羡慕斯大林的控制方法。”（导读23页）由此可以看出，他对整个近代史的考察，既有基于民族尊严的独立知识分子情怀，相当务实，更重要的，是站在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兼客观严谨的历史学家的立场，对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独夫民贼的专制主义守旧思想的驳斥，以及对我们中国走向真正公平、公正、公开，走向人人拥有公民意识，人人享有健全法制的时代之美好期待。

祈愿我们不要辜负蒋先生在那个时代的乐观。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

黄慕春
黄慕春
2017.10.21 13:16 原创发表在 猫眼看人


清晨起读报，失声惊子死。

天翻大地覆，波云正谲诡。

绝知无佳讯，未忍置不视。

赫然阿堵中，子占一角纸。”（见钱钟书《槐聚诗存》之“伤张荫麟”）

这是素来疏狂的钱钟书为其友人张荫麟（1905——1942）作的一首“挽歌”。其人乃与钱先生求学时代齐名的清华“文学院四才子”之一（另外两个是吴晗与夏鼐），现代有名的天才史学家。号素痴，广东东莞人，据辽教版“本书说明”傅杰先生云，当他还是十八岁的时候，就曾在著名的《学衡》纠正梁启超“考证老子之失”而受到梁氏的赏识与学界的注目。与向来早慧的中书先生一样，他也不怎么掩饰他的“目无余子”，曾慨叹“自梁以后，史学益衰，‘不学无术之人因缘时会，凭藉结纳，亦且披猴冠而登坛坫焉’，盼望能够早日改观，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清华毕业后，他赴美留学四年，专治哲学与社会学，还未期满，即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与一般“术业有专攻”的史家大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与我所佩服的钱先生一样，是凭着自己的好学不倦而成为那种通才教育的受惠者。所以他要“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作为自己后来治史的学养之准备。正因为他这种精深博识养成的眼光通透，而博得当时许多老辈的极力揄扬，如深病“今之言哲学者或忽视史学，业史者或诋哲学以玄虚”的一代哲人兼学者熊十力，则认为张荫麟兼通哲史，规模宏远，“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乎？”可谓青眼有加；钱穆先生也以为张“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又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二公之语均见辽教版《中国史纲》傅杰“本书说明”下同）

“可惜正象历史上常见的那些短命的天才一样，饱受精神痛苦、疾病折磨的张荫麟在三十七岁时就走完了他的一生。他广涉政治史、哲学史、科技史、文学史等领域的众多论文，海峡两岸各有辑集，至于系统的专著，则只有这一部仅止于东汉的《中国史纲》——但这一部已足以使他英名不朽了。”

这部“享誉中外”的名著在国内的评论，据傅杰先生介绍，可以贺麟为代表：

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国外的评论，可以鲁宾为代表：把科学的解释和通俗性成功地结合起来也是《中国史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张荫麟的笔下，中国古代的历史是鲜明生动的、容易了解的，对现代的读者是亲切的。同时书中没有一点庸俗化的地方，也没有因简述一些问题而使论述降低到非专家的水平，更没有否认别人的成果。

是啊，这也正是我几乎隔断时间就要把这部书重温一遍的理由。在时下的中国，关于吾国旧史的介绍传播，却也很有些专家颇有“通俗化”其实是“庸俗化”的地方，不是那种研究武则天有几个姘头好让“大众喜闻乐见”；就是尔虞我诈的“宫闱阴谋”、或者吸引眼球的“帝王秘史”要跟着李宗吾玩“厚黑”，要不然就冥搜穷讨找些材料来证明李白的超级粉丝不是贺知章，也不是吴筠，更不是“桃花潭水深千尺”的那位汪伦，原来他就是帮着故人哀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诗圣杜甫，这种“世人皆欲杀，我辈独怜才”的文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本来也是一段佳话，但贴上“超级粉丝”的醒目“标签”后，更能吸引人们也就是我们的眼球啊。人格啊理想啊真挚动人的感情啊，好比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啊，就只好让它借着“寓教于乐”作为口实——然后好好地“为艺术而艺术”一把了。

于是说《三国》的说三国，讲《史记》的讲史记，像个评书先生要给台下的观众来个“拍案惊奇”，但祢衡与孔融的悲剧缘何会发生，好比太史公为什么会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给“做掉”，从中透露给我们这些身处于现代社会的人什么样的警示意义，那恐怕就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不是大师，也是大家。

言归正传，在略谈这部书的内容之前，先说说张荫麟撰写通史的方法。因为中国历史那么源远流长，包含的事实也就是史料浩如烟海，拿什么作为去取笔削的标准呢？当然是重要的，但“什么是史事的重要性？这问题殊不见得比前一问题更为浅易。”（《自序一》）

张荫麟认为判别史事重要性的第一个标准就是“新异性的标准”（Standard of Novelty）。每一历史事件都在时间空间占一特殊的位置，这可叫做“时空位置的特殊性”，但一般史家所要讨论的那种新异性叫做“内容的特殊性”，如果只有时空位置的特殊性而无内容性质的特殊性质，或者内容的特殊性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那么就不会有所谓“社会的‘新闻’”，因为每一件历史的事情都在时间和空间占一特殊的位置，这种“特殊性”是不值钱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省察无多大意义，与原始民族的历史差不多，所以，我们主要研究历史事实在“内容”上的“特殊性”。

同时，这种“内容的特殊性”的程度不一，也就是“新异性”的程度也不一样。“我们判断史事的重要性的标准之一即是史事的‘新异性’。按照这标准，史事愈新异则愈重要。”但是张荫麟提醒我们，关于这标准还有五点可以注意：

（一）有些史事在当时富于“新异性”的，但在后来相类似的事情接连发生，那么这类事的新异性便减去，但这并不能影响最初那件史事的新异性。

（二）一类的史事例子很少，但这类事后来的例子仍不失其“新异性”，虽然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及始例。

（三）“新异性”乃是相对于一特殊的历史范围而定。同一件史事，对于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而言，与对于全人类而言，其“新异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张荫麟举出罗盘为例，它对于十四世纪的欧洲人的航海事业的新异程度就远远大于对于整个人类史的程度。

（四）“新异性”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的，有的本来程度很低，而由于我们的历史知识不够，不知其已有先例，于是我们以为这个程度很低的史事新异性的程度很高。所以，我们对于史事“新异性”的见解是与我们历史水平息息相关的。

（五）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不是孤立无连的，我们不但要注意单件的史事，我们还要注意众史事构成的全体，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还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我们的理想是要显出全社会的变化所经诸阶段和每一段之新异的面貌和新异的精神。”

除了这第一个标准，还有二，实效的标准，三，文化价值的标准，四，训诲功用的标准。五，现状渊源的标准。另外还有四个范畴：因果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发展的范畴又可以分为三个小范畴：（1）定向的发展。（2）演化的发展。（3）矛盾的发展。

之所以详细介绍了张荫麟的关于“新异性标准”，无非是拿来作为他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个具体实例，借此“一斑”冀能窥其“全豹”，从而了解张荫麟学术方法的严密与科学。实在说关于余下四个标准，还有好多“辩证思维”的地方可以引起我们判断史事的有无历史价值，并用这种判断来鉴别当今许多“史学大师”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人格，还有他们的那些哗众取宠的“珍史秘籍”的价值，（慕春按：比如说关于“训诲功用的标准”，张荫麟认为有两种意义：一是完善的模范；二是成败得失的鉴戒。按照旧日史家的标准，则是“训诲功用愈大的史事愈重要。”而“近代史家的趋势是在理论上要把这标准放弃，虽然在事实上未必能够做到。”，但依张荫麟的意见这个标准在通史里是要被放弃的，不是因为训诲功用的标准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学术分工”的必要，比如关于历史上的战事中战略与战术，是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关于历史人物的成功与失败的教训，则是属于应用社会心理学的“领袖学”的范围。又如由于中国的历史过于源远流长，因此张荫麟认为“所以无论对于任何时代，没一部中国通史能说最后的话。”看来我们对于历史的评述还是要“好学不倦”，然后再“谨言慎行”才好，还如关于统贯历史的四个范畴。张荫麟认为如果“凡史事为四范畴中某一个范畴所不能统贯的，对于这范畴为偶然，这偶然是狭义的偶然；凡史事为四范畴中任何范畴所不能统贯的，我们也说它是偶然，这偶然是广义的偶然。”而历史事实既有狭义的偶然，也有广义的偶然。“凡本来是偶然（不管狭义或广义的）的事，谓之本体上的偶然。凡本非偶然。而因我们的知识不足，觉其为偶然者，谓之认识上的偶然。”，而学习历史或历史家的任务是什么呢？“历史家的任务是要把历史上认识上的偶然尽量减少。”（所引张荫麟的话与其思想均见其《自序一》）

但由于张荫麟毕竟是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的，又秉有哲学的“超放”与社会学的“理法”，因此所讲就必然过于“专门”，我就一一从略了。如果大家找到这本书，可以自己去参看，希望从中能够受益或者得出自己的判断，甚至是予以驳斥，那就是见仁见智的事了，我的目的在于绍介，虽然我绍介背后潜藏的用心除了不自量力想要褒贬时弊之外，且由于个人的学识谫陋，见闻不广，就只好借着对此书的欣赏来实行鄙人向来倡导的“取法乎上”的宗旨了，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得到“有识之士”或“同好之人”的赞同与体察。

知人论世我算是马马虎虎了。现在我们来具体看看他这本评家所谓“才、学、识”兼备的名著到底有一些什么亮点，能够在当今历史虚热或狂热的高烧氛围下，发散或是考掘出一些早已湮没的学术含量作为撑持的——能量。虽然它原只是一部高中教科书，而且还只是上溯殷商下迄东汉的未竟之作，尽管应当时教育部之请，也费时两年“放弃教职，一心撰述”，而于卢沟桥事变时完成，大约在四0年左右由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石印刊出。

这一次我不准备全文缕述了，年关在即，大家都忙，我就不唠叨了。我先引两个例子，希望大家感受一下真正大家的学养与风范，再适当根据像我这样普通读者的兴趣，圈出几个我认为有意思也具备价值的历史事实，看看能否印证张荫麟自己在《自序二》所悬的鹄的：（1）融会前人研究成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2）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给每一所选的节目以相当透彻的叙述，这些节目以外的大事，只概略地涉及以为背景；（3）社会的变迁，思想的贡献，和若干重大人物的性格，兼顾并详。至于实际成就与所悬鹄的之间，有多少距离，只好付之读者的判断了。

先说说傅杰先生所引的两个有趣而又发人深省的例子，这或者能够启发我们怎么去看待历史事件，怎么在汲取前人的知识经验上，尝试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历史上的大问题，然后“透过现象看本质”，那就不辜负张荫麟先生在那个时代的拳拳之意了。

一，关于秦始皇军事布置的精明。

这就要提到秦朝的驰道。也就在收缴天下兵器铸成无数大钟并“十二金人”的次年。嬴政开始了一件空前的大工程，这就是建筑脉通全国的“驰道”（慕春按：可与罗马帝国四通八达的驰道东西呼应）：“分两条干线，皆从咸阳出发，其一东达燕齐，其一南遂吴楚。道宽五十步，道傍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路身筑得坚而且厚，遇着容易崩坏的地段，并且打下铜桩。这宏大的工程，乃是始皇的军事计画的一部分。他灭六国后防死灰复燃，当然不让各国余剩的军队留存。但偌大的疆土若把秦国原有的军队处处分派驻守，则分不胜分。而且若分得薄，一旦事变猝起，还是不够应付；若分得厚，寖假会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始皇不但不肯采用重兵驻防的政策。并且把旧有六国的边城，除燕、赵北边的外，统统拆毁了。他让秦国原有的军队，依旧集中在秦国的本部，少数的地方兵只是警察的性质。驰道的建筑，为的是任何地方若有叛乱，中央军可以迅速赶到去平定。历来创业之主的军事布置没有比始皇更精明的了。（一八九六年李鸿章聘使欧洲，过德国，问军事与俾斯麦，他的劝告有云：‘练兵更有一事须知：一国的军队不必分驻，宜驻中权，扼要地，无论何时何地，有需兵力，闻令即行，但行军的道路，当首先筹及。’这正是秦始皇所采的政策。）（第七章 秦始皇与秦帝国 第三节 新帝国的经营 137—138页）

二，关于刘秀下诏变革兵制，郡县悉罢材官、骑士的诛心之论。

刘秀本是汉室旁支。借王莽新朝之乱，群雄割据天下扰攘之机，乘时而起，其人颇有韬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最善于审时度势，相机而动。他最初追随其兄刘縯之后起兵。昆阳之战以后，刘縯被他们所立的更始皇帝所杀。他当时在外统兵，闻讯不但佯装无事，还立即驰往宛城，假意谢罪，引咎于自身，而绝无怨艾之色。“他没有为刘縯服丧，饮食言笑，一如平常。更始于是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第十一章 改制与“革命” 第六节 东汉的建立及其开国规模 207页 下同）

当他羽翼丰满后，他就不受更始号令了，最后完成大业。

正因他是地方豪强，所以颇有“生于忧患”的历练，又善于用人，于是一统天下。当他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下了一道重要的诏令道：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

关于刘秀的这道诏令，张荫麟先生一眼就揭穿了它的障人眼目：

“郡国材官、骑士等之罢。刘秀在诏书里明说的理由是中央军队已够强众，用不着他们。这显然不是真正的理由。在征兵制度下，为国家的安全计，精强的兵士是岂会嫌多的？刘秀的变革无非以强干弱枝，预防反侧罢了。郡国练兵之可以为叛乱的资藉，他是亲自体验到的。他和刘縯当初起兵，本想借着立秋后本郡‘都试’——即壮丁齐集受训的机会，以便号召，但因计谋泄露而提早发难。当他作上说的诏令时，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209页）

通过以上两个鲜明实例，我们或可了悟傅杰先生那些话真是所言非虚。傅杰先生觉得张荫麟关于刘秀这道诏令的剖析，是一种“直攖人心、揭透底蕴的剖析，是其它同类著作中不易多见的，却也是最发人深省的。”“因而每能取精用弘，从纷繁复杂的史料中抓住最有意味的关节，提取最为典型的事例；由于他具有通透的哲学与社会学的眼光，因而每能把握历史事件的实质，再现历史人物的性格。”这是因为张荫麟先生具备傅杰先生所谓足以取信史林的深刻认识，而非“我们通常见惯了的那种只能取宠与庸众的浅薄噱头。”（见傅杰先生“本书说明”）

下面我再不怕麻烦只为有趣地随拈数例，供大家浅尝一二。

三，关于商纣灭亡的原因。

纣王淫暴，几成史家定论。虽然历史上为他辩诬的也是代不乏人，比如孔子的弟子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见《论语·子张》）不过是成王败寇后演成的“众恶所归”罢了。据张荫麟所述，大约“文王死后第四年的春初”，武王纠合诸侯发动了史家所谓“牧野大战”，“这时他至少已有六七十岁了。在享尽了畋游和酒色的快乐之后，他对第一次挫败的反应是回宫自焚而死。”但是纣王为什么亡得这么快呢？“照后来周人的解释是文王、武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归向，而商纣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所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消息，有两点可以注意。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而把国力大大损耗了；武王乃乘其疲敝而取胜的。一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第一章 中国史黎明期的大势 第三节 周朝的兴起 15页）

四，关于“封建”一词的正名。

张荫麟认为中国真正有史可考、有详情可稽的时期，应该是周朝。“这个时期是我国社会史中第一个有详情可考的时期。周代的社会组织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的基础。”

而关于“封建”这个很重要的历史名词的滥用，张荫麟也有自己的辨正与解会。

“上面所提到的‘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第二章 周代的封建社会 第一节 封建帝国的组织 23页）

五，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士”阶层。

在我们的一般历史记忆里，有所谓“士农工商”四阶层，而“士大夫”的“士”，一般来说相沿已久意指那些咬文断字渴望为君父分忧的读书人或者所谓知识分子。但张荫麟认为这是“士”的后起意思，并且这里还有关乎我们对传统的准确理解。

“士字原初指执干（盾）、戈、佩、弓、矢的武士，其后却渐渐变成专指读书、议论的文人。为什么同一个字其先后的意义恰恰对极地相反？懂得此中的原因，便懂得春秋以前和以后的社会一大差别。在前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武士教育，而且唯有武士是最受教育的人；在后一个时代，所谓教育，就是文士的教育，而且唯有文士是最有教育的人。士字始终是指特别受教育的人，但因为教育的内容改变，它的涵义也就改变了。（第六节 周代的士 37页）

六，关于秦国的崛起。

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僻处西隅最没文化的大国应该算是秦国。其国本是戎狄之区，虽然与西周最近，但在张荫麟看来，“文明的透入始终不深，好比一件锦衣覆着褴褛。周室东迁后，锦衣一去，便褴褛依然。直至孝公变法后，秦人还不脱戎狄之俗。”但是物极必反，凡事有利有弊，虽然直到战国的晚年，秦国还是没有受到文明的雅化。但“没有受文明的雅化，也就没有受文明的软化。在六国中秦人是最犷野矫健的。商鞅的严刑峻法给他们养成循规蹈矩的习惯，商鞅的特殊爵赏制度使得对外战争，成了他们唯一的出路。以最强悍、最有纪律的民族，用全力向外发展秦人遂无敌于天下。（第五章 战国时代的政治与社会 第三节 秦的变法 96页）

七，关于荀子与韩非子的思想透析。

先秦诸子中，孟子注重人的道德感化，所以倡导性善论，鼓吹“浩然之气”，而荀子注重礼制，因为他认为人性是恶的，若依循人的自然而然，那么社会就会乱套，人的兽性就不能消除。这是我们一般都知道的孟荀二家思想上的分途。但张荫麟认为，荀子的所谓的礼治其实与法家的法治相差只有一间：荀子的礼制的维持毕竟靠得是风气和习惯的养成重于靠刑罚和庆赏的迫诱，而法家的行法则专靠刑罚和庆赏的迫诱而无暇显及风气和习惯的养成。

但荀卿的礼和法家的法却有这一点根本的相同：“他们对于个人都是一种外来的钳制，他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怀疑和批评的自由。荀卿的思想和法家这样接近，他的门徒中出了一个集法家理论之大成的韩非和一个佐秦始皇实行法家政策的李斯。决不是偶然的·····在讲到韩非（韩国的公子，名非）之前，，对于法家，得补一笔。法家和其他一切家派有一根本异点。别家讲政治总是站在人民一边的。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则专替君主打算，即使顾忌人民也是为着君主的利益。这是无足怪的。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第六章 战国时代的思潮 第六节 邹衍荀卿韩非 128页）

不止先秦诸子，像这样的精彩议论与透辟识见还有许多，简直不胜枚举。比如关于姓氏中“姓”与“氏”的区别与先起后起；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局面”的变迁、以及其间必然牵涉的尔虞我诈与外交筹谋；关于郑国子产在政治上的天才与鲁国孔子在教育上的丰功伟绩；关于墨子理想的崇高与伟大与消歇；关于汉初道家学说与儒家一统之起伏消长嬗变流替、以及武帝对儒家阳奉阴违的真实态度；关于王莽的乌托邦幻想与覆灭因果之分析等等，无不文采焕发、思虑周全且见识不凡，体现出一位杰出史学家才学识的深厚功力。值得我们这些后来者展卷把玩并为之深思。

顺便说一句，张荫麟对于当时同辈比如顾颉刚的“古史辨”中采用的“默证”方法，又如郭沫若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而撰写的自己的中国古代史，也有自己不失为一家之言的批评，比如他认为摩尔根在《古代社会》采用的学术方法，其实到了郭沫若的时代，有些早已过时而“不合时宜”了，这些都曾得到学界中真正的学人的肯定或思考。大家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也可以与以上二家之论比照留意，斟酌其间，至于其中之是非得失，褒贬取舍，求同存异，然后举一反三以求会通，则只好在乎读者诸君深思了


有启发就赞赏一下

在任何一个小圈子都有一伙人不正面回答问题，只晓得坐井观天丫几个抱团取暖，关起门来几个自我感觉良好，彼此互相吹捧然后小家碧玉，这就是一部中国人的“国民性”，可笑。


有什么出息。


写，没见些什么。


说，没见说什么。


所谓杠精，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我真的很怀疑，我的写的东西，有人能认完全部的字句并搞懂全部的思想吗，我真的很怀疑，

除了杠精以及阴阳怪气，我真的很怀疑。


天涯，真不是原来的天涯了，哎呀，我也阴阳怪气一句。

一个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是发现原来他曾经当成宝贝的图腾，毫无价值。


这比让他现在去死，更难受——这可是支撑了别人几十年所谓人生的意义啊，就这么没了。呵呵。

对于有些书，我们要问，这些书，给什么人看：同样对于有些人，我们也要问，这些人，能看什么书？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就搞清楚了一切。

一反转，亦有两种：

一，你最初以为是好人后反坏人，反之亦然；

二，最初的坏人后来遇到更大的坏人，于是次坏人联合好人联手对付大坏蛋或某种简直不可抗大势力，如越狱中一众坏人联合越狱；最初的好人连遭噩运于是怀疑人生，多又得坏人相助于是三观逐渐偏离三只手表或六加二荣与六加二耻；

三，爱情。美剧中的爱情对象好比轮盘赌，往往呈循环状态，先来的不及后到的，后到的又不乏被先来取代，例如【绿箭侠】，主角先爱女一号，跟着是女一号妹妹然后以为妹妹遇难再爱姐姐，跟着是IT妹，中途女一号妹妹又回来，再死，于是又关怀女一号，严重时呈交叉配对状态，高潮迭起时乱伦也不是不可以，总之越颠覆三观剧情越有生命力。

套路三，反派永远不死，亦有两种表现模式：一，你以为大反派死了其实没有，在一个本以为大团圆的时候“复活”；二，一个反派死又一反派来，一副前赴后继的架势，亦如【绿箭侠】，几乎一集一反派，而西娅的老爸与独眼龙堪称永远打不死的小强。

套路四，繁复。一个主线带一副线，有时两条更多时三条，然后副线逐渐与主线并行，搞不好还要反客为主，人物越来越多，线条越来越乱，善恶正邪，亦越来越模糊。

套路五，热衷时空颠倒，不断的闪回，来回的错综，反复的拉扯，你以为了解的现在主要是因为你不了解他或她的过去。等等，等等。

套路六，西化中心论，凡美剧，华人一般特丑，日本都是忍者，韩国永远小眼晴高颧骨，好比唐人街的表现方式主要以招牌上的汉字为关键词，苏州园林的场景，或把榻榻来当成中国人的温床，总之，木制结构，雕龙刻凤，就像穿越剧。

套路七，身世之谜。父亲不是父亲，女儿是别家的女儿，你以为她是你妈其实你阿姨，因为你真正的母亲正是你拥有刻骨仇恨的仇敌，而最终让你恼火的却是，你还误会了她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你以为不是你父亲的真正父亲种下的冤孽。

总之，关于美剧，如果它有二十季，你就是看到了第十九季也别妄言，因为你以为你看到的其实都是你不可能看到的一点铺垫，好比不要脸的女人最喜欢的口头禅：你不知道我的过去，千万别指手划脚我的现在。

但是，就是这些看烂了的套路，都远胜某地垃圾肥皂的狗屎，于是我的套路只能是：

下一季什么时候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