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石家庄、张家口等地接受巡回批斗、在沙岭子农场和汉沽农场“劳动改造”

91、文革时期的农业学大寨

1964年，周总理在人大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周恩来对大寨精神作了高度概括。他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这就是当初号召学习的“大寨经验”。
文 革期间，大寨当家人陈永贵根据“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把大寨改造成为在农业战线推行极“左”路线的“政治典型”，提出了一套极左的 “大寨经验”，主要内容是：
1、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宣扬“大批促大干”，鼓吹“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把不符合陈永贵心意的人和事都说成是“反对毛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破坏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刘 少 奇修正主义路线”等等，总之都上升到“纲”和“线”上来，进行批判、辩论、斗争，扣帽子、打棍子。靠批判斗争推动开展工作。
2、主张苦干、大干，要求社员“吃大苦、流大汗”、“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比如，数九隆冬，让社员冒着风雪严寒进行超强的劳动；让社员春节不休息，不准吃喝休闲，要“吃忆苦饭”、“挑灯夜战”，过“革命化春节”，等。
3、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宣扬生产规模越大越先进，公有化程度越高越革命。鼓吹“穷过渡”，把核算单位从生产队过渡到大队。并企图再过渡到公社，重走1958年的老路。
4、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定额管理。搞“大概工”、“政治工”。大批“工分挂帅”、“物质刺激”，把平均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共产主义因素”。
5、狠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民打工、赶集等统统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说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
6、政治挂帅、斗私批修。要农民一心为公，一心为集体，不能考虑个人利益。把农民维护个人权益视为“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把农民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强度的正当要求视为“资产阶级享乐主义”、“追求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
陈永贵在昔阳夺权后，把昔阳建成了大寨县，又创造了三条新经验：
1、批判“五种人”，把“五种人”清除出大队领导班子。所谓“五种人”，是指大队干部中的“民 主派”、“老好人”、“走 资 派”、“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和“混入党内掌了权的坏人”。
2、关闭集市贸易，打击“投机倒把”。在“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的口号下，除了国营商业之外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一概以“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论处。
3、平调劳动力组成大兵团作战，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
上述大寨和昔阳的经验统称为“大寨经验”。文 革期间，大力推行“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经验”被提升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 把它神化为“圣经宝典”，学不学“大寨经验”，成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试金石，是执行“毛 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 少 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分水岭。运用政治运动和行政手段强行在各地推行“大寨经验”，普及大寨县，对中国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给全国农村带来了不良后果，其原因不仅在于大寨的一些“经验”是错误的，是“左”的路线的产物，而且还在于采取了一整套错误的宣传、推广典型的做法。中国农村地域辽阔，地区之间自然地理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和耕作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很大。但在学大寨运动中，不分东西南北，都要“念大寨的一本经”，生搬硬套，强迫命令，并强调不仅要学习大寨的所谓“根本经验”，还要学习大寨的“具体经验”，要“一整套地学”。用大寨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硬性指导全国农村所有地区、所有社队，这显然是十分有害的。
这期间，农业学大寨运动在全国开展，使农业战线的工作不可避免地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许多地方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许多干部遭到错误的批判。

92、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1）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在文 化 大 革 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亳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年间，我在县农林局工作，也曾兼任过学大寨办公室主任，亲见、亲闻、亲历，不会磨灭我的记忆，现对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程，作一粗略回忆。

（一）八千人参观大寨立竿见影搞突击
农业学大寨是毛 的指示，1968年秋正值文 化 大 革 命高潮，按照上级部署，亳县在驻军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使运动开展的迅猛异常，走在其他县前面，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组织庞大的参观团分三批赴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团成员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和县、区、社下属单位负责人，县农、林、水部门大多数干部以及县、区部分主要造 反 派头头，总计约超过8000多人，来往耗资约数十万元。
为活学活用毛 指示，参观团归来，要求立竿见影，在全县突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主要落实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具体是要在劳动管理上推行大寨的“大概工”管理办法，废除小包工，劳动定额可有可无。它违反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的规定，使同工不能同酬，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分配更加严重，从而加剧了生产上的大轰隆，致使“文 革”中的农业生产半瘫痪状态雪上加霜。
2、在收益分配上，只强调为国家多作贡献，不顾农民的利益；只强调集体积累，不顾农民家庭生活；口粮标准低，现金分配少。这样致使社员劳动一年吃粮缺钱的农户增多，有的穷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缺口粮款。口粮款从何而来？主要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弥补。
3、按大寨模式，大讲自留地归队管理、经营，以解决公私农活矛盾。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按《六十条》留给社员的少量自留地，也要收回，由队统管，按当年平均亩产分给社员粮食。这种办法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抵制。有的采取了强硬措施，全县约30%左右的生产队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
与此同时，一律禁止户养大牲畜。
4.迅速扩大社、队规模。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刮“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饿死人，亳县被迫于1961年初缩小社队规模，由县辖社改为区辖社。从此以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有程度高）讲的少了，人民公社万岁没人喊了，现今在史无前例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破私立公”，提高“公”字程度，不允许社、队规模过小，从而充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1969年1月，全县9个县辖区，62个区辖社，全部撤掉，成立了20个县辖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由原547个并为312个，生产队由原近7000个，并掉500多个。随着“文 革”和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又有新的抬头，这使农民更苦了。

（二）农民“斗私批修”净化农村集贸市场
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 化 大 革 命中，农民“斗私批修”，是“文 革”和学大寨的必然要求。只有搞好农民的“斗私批修”，才能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涉及到方方面面，内容繁多，同时列入了革命大批判的范围，包括：农民干活讲条件、劳动讲报酬、对推行“大寨工分”有抵触、工分挂帅、干集体活不出力、自留地里下功夫、家庭饲养不服从限禁、从事小商业活动等等。特别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很小的事情，也要社员“斗私批修”，形式多种多样。广泛的查，广泛的批，使“私”字无处藏身。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和私斗争越激烈……这个仗必须打，要打几十年，要打几辈子，一直打下去。”亳县也曾经传达过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几则顺口溜作为农民斗私批修的内容。一是有人在想：“我的猪、我的羊、我的自留地、我的小新房，哪有心思学大寨，哪有心思赶郭庄（全省学大寨先进典型萧县郭庄大队）”；“新堂屋，大肥猪，厚被子，新衣服，不学大寨也享福”。二是有人在干：“小毛驴，板车带，一天就捞七八块，谁说他能学大寨”？这些内容传达下去，要农民联系本人实际，反复对照，搞得农民无所适从。这种穷学穷斗穷过渡，树立了一种“穷光荣、富可耻”的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农村集贸市场，是搞活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在原有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全县规定粮、棉、油、烟，每季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以前，一律不准进入农村集贸市场。由于主要农产品估产高，征购任务完不成，小宗的粮、油、棉、烟，一律长时间不准进入市场交易。平时的农村集市也和城镇一样，只有粮食、供销、商业（合作商店）、手联社等主要几家经营，占据集贸市场。同时有证商贩很少，无证经营多被取缔，主要商品如粮、布、糖、肉食等一律凭票购买。赶集的农民因无票证购买不到需要的货物，偶有免票的紧俏商品，购买的农民很快排成长队。在取缔无证商贩中，有的连烟茶摊也被废止。有时有些地方在集市想买茶喝也很难。
在净化农村集贸市场中，层层建立健全打击投机倒把组织，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中抓到的重点人物，与“文 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揪出的牛鬼蛇神混为一起，统一批判、游街游乡、施行多种罚惩。并要实行专政，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后改为民兵指挥部），予以无限期的关押，以保证“斗私批修”的深入开展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净化。
为确保净化农村集贸市场，防止农民赶集误工，影响集体生产，把全县传统的隔一天一集，一律改为五天或七天一集。城乡一律不准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使整个农村集贸市场死气沉沉。

93、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2）

（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强令毁坏中药材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之后，虽然实施了多种令人难以想像整农民的措施，但与大寨人所说的“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还相差很远。为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各级党委经常根据当地各方面情况，挖资本主义的根，堵资本主义的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养殖、种植、加工、运输、小商品活动等，也不知道查了多少遍，割了多少茬，整了多少人，也达不到学大寨“兴无灭资”的要求。
从农业来讲，层层卡死生产计划，年年农作物面积产量都由地委分配下达，明令落实到生产队，地区以下均无生产自主权。地委认为严格执行上级计划，就是防止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
亳县是“华陀故里，盛产药材，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种植药材已有千年历史，特别是著称于世的地道的“亳芍”（即白芍），在全国乃至世界均有影响。这种药材易种植易管理，生长周期虽长，但一般比种植其他作物收入多，是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亳县农民为解决温饱，在集体和自留地里种植约4万亩以上的白芍。眼看农民有笔可靠收入即将到手，这却引起阜阳地委（当时亳县隶属阜阳地委）领导的注意。地委书记认为亳县种植大面积白芍，是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势头……亳县白芍不仅是亳县乃至全区的一条最大最长的资本主义尾巴。他大会批，小会讲，要决心打一场毁灭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
1974年初春，地委书记对农民即将到手的白芍下令：“五日内将全县白芍全部毁完。”他在战前“动员”中，不仅坐镇亳县指挥，还表示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并强迫各级党委书记层层表态。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被迫表示坚决支持地委张书记的指示，并命令全县党员保证，贫下中农带头，层层建立了检查组织，对抗拒者组织批 斗，硬抗不毁者组织突击队铲毁。
经过周密部署和下达命令，一场毁灭白芍的狂热行动开始了，全县农村被迫毁芍人群密集，刨的刨，挖的挖，掘的掘……几天内将4万余亩驰名中外的地道“亳芍”毁光了。人们有的含泪不语，有的放声大哭。
全县四万多亩白芍被毁，按当时生长不同年限的粗略估计，经济损失9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10元左右，相当于197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这样的巨大损失无疑是一重大事件。
在白芍被毁的过程中，正当农民痛哭流涕的时候，这位地委书记却大吹大擂地说：“地委帮助亳县拔掉了资本主义的苗，铲掉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文 化 大 革 命’、‘批林批孔’和学大寨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全面毁灭白芍，而且限种各种中药材，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财产受到极其严重损失。全县中药材面积1973年7.99万亩，到1978年仅有0.7万亩，减少面积90%以上，其中白芍已基本绝迹。使药材之乡著称于世的亳县，基本上形成了“药材之乡”无药材、县药材公司无地产药材可收的局面。

（四）建设大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 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 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 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在对敌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锋芒指向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四类分子是人人训话、个个揭批，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放。如古城公社在运动中揭露出著名的唢呐演奏艺人随××因招学徒收入超过一般农民，被列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被迫辞去学徒，低头认“罪”，接受处罚，得以从宽处理，未戴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全县以随××为反面教材，大肆宣传其剥削“罪行”，以警示干群。
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中，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农民中大摆资本主义的表现，在“斗私批修”中，要农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全面收回农村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全部组织起来，把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全部收归集体，坚决纠正分配中不留公共积累、分光吃光的资本主义行为，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社队领导班子不仅要达到革命化，而且省委书记还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一个“小鸡带老鸡”（青年作一把手，老同志跟着干）的新指示，从而把“史无前例”中的一些年轻的造 反 派头头和下放学生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由于缺乏领导经验，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上比1958年“大 跃 进”更荒唐。如一位下放女学生被提到某公社主持全面工作，在六七月正当田管紧张阶段，同时又是高温季节，却集中大批劳动力去挖河。县生产指挥组组长齐松与其商量，河工缓至秋后进行，而这位新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作为一级党委，可以见缝插针，学大寨嘛，就是要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之后仍然继续大干，农民怨声载道。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时时、处处、事事无不存在着阶级斗争。1976年5月中旬，省委组织淮北片地、市、县小麦观摩，当大队车辆行走到亳县五马、张店公社时，省委书记看到小麦长势不好，随即批评说：“怎么搞的？这小麦棵里也有阶级斗争。”对亳县这一批评，不仅在全省普遍传开，而且亳县也就说麦棵里、棉田里和各种作物大田里、水利工地上等都有阶级斗争。从而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使阶级斗争达到令人不可思议、无所适从的地步。

94、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3）

（五）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学大寨前亳县经多年努力，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已完成了一些需要做而做得合乎标准的工程，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生猪饲养量和绿化都有了发展，水电和农业机械数量有所增加。但这达不到建设大寨县的要求，于是提出以改土防水为中心，实行沟、河、林、田、路综合治理。
1976年1月，在萧县郭庄大队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通过会议整 风，亳县制定了进一步建立稳产高产，粮、棉、猪、林四超纲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划指标。在水利上也赶形势，制定了《1976-1980年一网二化47、41引蓄排涝工程规划》（初稿），这就是以涡河闸为枢纽，以涡河为骨干，把全县骨干沟河有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大水网，实现河网化和大地园田化。至此，掀起了水利建设新高潮，基本上不分忙闲大干，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常年打井、挖河。
特别是县外开挖的长达数年的茨淮新河工程，除农民出工出资外，有不少生产队卖种子、卖青苗（地里长的庄稼卖给个人）、卖牲畜以保证工程需要，使一部分生产队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穷。
全县连年的水利工程中，也出现许多形象工程，报废的沟、河、井、塘、路工程屡见不鲜。如北起凤尾沟，南至龙德寺长近80华里的龙凤新河，开挖前就有异议而领导脑子一热就开工了，开挖后就报废了。
多年来，水利上挖压了大量耕地，全县1957年有273万亩耕地，到1978年减少70万亩，其中水利挖压占相当大的比例。

（六）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
根据省、地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树立的先进典型，亳县提出了学大寨、赶郭庄、赶柳西（阜阳地区利辛县柳西大队）赶小张庄（亳县双沟公社小张庄生产队）的口号。之后又出现了城北公社黄庄大队、城父公社马厂大队、沙土公社王汉桥大队等一批先进典型。在层层树立先进典型之后，现场会、参观团频频奔走于标兵之间。
在学大寨运动中，有很多人对先进典型不服气，人们对标兵单位有这样的顺口溜：“产量稍高人骄傲，标兵常靠吃小灶”。的确，县委对这些先进典型，有不成文的规定，实行了“三个优先”。即：优良品种、农药、化肥优先供应；水电农机优先配套；政府无偿投资优先支持。有不少的先进典型，在获得先进之后，骄傲自满。他们的负责人中有的着眼省委，紧跟地委，少找县委，不理部门。有的被上级指定提升县、社领导干部。也有的堕落腐化、垮台。
他们在执行政策上，比较随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一个生产队收入高一些，就盖排房，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队里包下来，搞的很难兑现。这样就恢复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老调重弹，县社领导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在学大寨会议上随便介绍，影响很坏。一些标兵单位的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一般都按照大寨模式进行，自留地由队统管，抓阶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都走在前边。
为了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从1970年到1977年8月，县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学大寨、表先进大会9次之多。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介绍了许多大堵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的“经验”。然而，这些年的穷学苦斗，农民的生活仍赶不上1957年的水平，全县流传这样两段顺口溜：“学大寨、赶郭庄、俺队年年缺口粮”；“学大寨、赶柳西，社员年年穿破衣”。

（七）学大寨运动给农民带来的灾难
大寨由一个艰苦奋斗、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先进大队，在“文 革”中蜕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文 化 大 革 命”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学大寨十年，亳县经历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那种穷学穷斗穷过渡，在农民中大搞“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虽然完成了大量工程，但农民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发展，是停滞，还是倒退？农民生活是富裕、是贫困还是有一部分人长期不得温饱？都要用事实说话。
“大 跃 进”前的1957年全县人均粮食生产715斤，而到1977年的20年中，人均粮食生产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其中1977年人均粮食生产仅有601斤，人均比57年减产114斤。特别是学大寨的十年间，亳县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仍徘徊在5亿斤左右，人均粮食生产600斤上下，粮食征购率在25%左右。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大牲畜，1957年为9.1万头，到1977年下降到7.4万头，减少1.7万头。
从1971年到1977年的7年间，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3.1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971年人均纯收入42元。当时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但人均纯收入33.1元也很难达到温饱型水平。
从1972年到1978年的7年间，年人均口粮379斤，人均日口粮1.03斤。全县每年有几万人口缺粮。口粮的分配，必须通过工分折款计算，而工分不足的就要拿钱买口粮。由于一般队现金分配少，有些出钱户无钱买口粮，致使许多队年终分配现金不能兑现，出现了劳动一年吃粮出钱的局面。
在农民吃粮品种上，一般生产队全年人均分配红芋片200斤左右，农村流传着“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歌谣。分配杂粮100斤左右。一般分配小麦不超百斤。
油料、棉花的统购可以说是国家“一头齐”的政策。油料只购不留或者是留量很小，所以农民吃油就少得不可再少了。在农民穿衣上，每年国家所发的布票，加上自留棉，也很难达到每人年年添新衣的要求。
在农民居住条件上，除沿涡河有少数瓦房外，全县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墙草顶的土草房，依然是房屋破旧，年复一年。一些偏远农村偶见瓦房，也要当作“冒尖户”、“暴发户”看待，列为“斗私批修”或“路线教育”中审查的重点或批判对象。
（作者：梁志远 来源：《炎黄春秋》）

95、甘肃农农村极左思潮泛滥

文 革期间，甘肃省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办农业，极左思潮大泛滥，乱批乱斗，给甘肃人民造成严重灾难。
极左思潮大泛滥
从解放初到合作化时期，中部地区也是年年有灾，但由于社会安定政策稳，农业生产有较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1958年搞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口号，大搞高指标、高征购，大刮“共产风”、使农村生产力受到极大摧残，甘肃中部地区尤烈，造成灾难性后果。1958、1959两年，中部地区10万精壮劳力放下当年生产，被征调到临洮、渭源一带搞共产主义的“引洮工程”，沿线红旗招展，号子震天，但却是耗资上亿元，民工大量伤亡，最后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大损元气，至今残迹犹存，给定西人民留下了惨痛的回忆。
三年困难时期，天灾加人祸，人民饿饭，流离失所，死亡无数。在三年恢复时期，这个地区情况有所好转，但元气尚未恢复，“文 化 大 革 命”又开始了，甘肃的农业再次遭到空前的灾难。“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极大地打击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遭到破坏，高征购，过头粮，取消按劳分配政策，把集体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倾向来批，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树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来割。
从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段队伍”运动，这时已升级为“刮十二级台风”。在这场“台风”中，不少无辜群众和干部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施行“群众专政”，轻一些的被送进“学习班”或“五七干校”进行批判或改造；还有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批判“三自一包”之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在这种情况下，干部领导农民进行生产自救的权力和义务受到极大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可以领导生产的也只能“抓革命促生产”，而农民也慑于运动的威胁，恐惧于“割资本主义尾巴"，连一只鸡也不敢多养。这对连年遭灾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那时，甘肃农村的生产队没有生产的自主权，“出工大呼隆，干活磨洋工”，生产水平极低，每个劳动工日平均只有两三角钱，每人每年纯收入仅40多元。农民一年下来，除从生产队分得一些粮食、柴草、蔬菜之外，分到的现金寥寥无几，有的根本分不到现金，甚至倒欠集体的。农民的基本生活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穿衣、看病、点灯、孩子上学，甚至买回销粮款，都要从家庭经营的副业中取得，家庭副业几乎成了农民惟一的财源。然而，就是这么一条路，在“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日子里，也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
定西地区渭源县南部的11个乡，是著名的“岷当”生产区的一部分，种植当归，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副业收入。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错误口号影响下，岷县县委把自留地种药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在县委的红头文件里，明文规定农民自留地不准种药。一时间，有的乡发动学校师生闯进农民的自留地，连铲带踏，把已经出土的药苗毁得一干二净。
平凉地区泾川县分布在泾河、黑河、红河两岸的6个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湿润，是陇东地区难得的好地方，农民家家户户栽种有梨、枣、核桃、杏树，成为家庭的一大收入来源。但荒唐的平凉地区在1960年搞起了大开荒活动，学校停课，机关关门，成千上万的人涌到盘岭等地毁林开荒，晚上将大片森林放火烧光，白天用泥土将树根盖住，谓之完成了多少亩开荒任务。1975-1976年，泾川县委积极推行“左”的路线，强迫农民砍掉栽种多年的果树，共毁果树2．49万株。仅此一项，就使农民每年损失数百万元。
受泾川影响，一川之隔的崇信也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一百多一百多的树林林子，就像割粮食一样地割掉了，口外砍掉的多得很!”
“农业学大寨，产量不得上去。砍树的理由是影响粮食上纲，为了多打粮。崇信九功乡与泾川相邻，受其影响，大砍果树木，多半是梨树核桃树还有桃树，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满川寻不见一个大核桃树。核桃树最大的能长百年，最小的也要四五十年”。朱启林，这位祖祖辈辈的崇信人，当过小学老师、校长，后来是县秦剧团团长、电影公司经理。前几年因企业破产，“经理变成了卖牛缰绳的”。老人年近七旬，抽着旱烟，地道的农民形象，面孔黑黝黝的，须发雪白，山水吃的全身关节都大的变了样，“手臂都不是直的，是伸不直的”。给我说这些时，老汉怒不可遏，花白的胡子抖抖着，拿着旱烟的手也抖抖着，双眼通红，在喷火……
“一个林子一个林子地伐，不是单个地，整个树园子地被破坏了，把太爷手里的大树都伐了，一个村就伐了几十……合抱粗的树再见不到了，过去上百年的核桃树满川成林，现在看去空荡荡的，遭塌了!"
定西地区临洮县的洮河川区，本应是富庶之地，但这儿的”割尾巴”，不仅把农民个人的副业包括种葱、种蒜、种黄烟等活路给搞掉了，连集体副业--砖瓦窑，也被说成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烂干部的坑子，搞投机倒把的窝子”而被判处“死刑”，弄得农民连穿衣、吃盐、买灯油的钱都没有了。
那时候，社会主义总是同穷连在一起的，资本主义总是同富连在一起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搞副业是生财之道，自然成了“丧门星”，谁搞谁倒霉。谁家副业搞得好，收入多，谁家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陇西县宏伟公社山坪村一户农民，懂点手艺，他利用农闲擀毡，织口袋，做挂面，收入了几百元和1000多斤粮食，结果在路线教育中受到审查批判。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官路村的一些社员，由于把自留地经营得好一点，加上能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比一般户强一点，也遭到批判。
“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大批促大干”的这场文 革中的闹剧，不仅没有批出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水平的提高。
从70年代学大寨以来，陇中地区的干部群众又把希望寄托在压砂、修梯田上。压砂，即在耕地上均匀地铺上二三寸厚的砾石，这是一种减少土地水份蒸发、提高土地保墒能力的原始耕作方式，但它毕竟是一种“挣死老子，富死儿子，穷死孙子”的落后方法。作为权益之计，长久绝无好处。但是，有铺砂条件的地方并不很多；有的地方砂地太多，也会带来“后遗症”--成为一片人造戈壁，恶化生态环境。把跑水、跑肥、跑土的山坡陡地修成保水、保肥、保土的水平梯田，有明显的抗旱增产效果。据测试，正常降雨年份，梯田比坡地含水量高6%～11．6%，大旱条件下高20%～60%；熟化程度高的老梯田比坡地水解氨提高一倍，速效磷提高14%，速效钾提高1．63倍。粮食增产幅度一般在30%以上。
但是，由于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和不切实际的大兵团作战，挫伤了农民修梯田的积极性，搞得好，成效显著的地方不多。就陇中大多数山区来说，单项突进，其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没跟上，特别是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比如通电、修路、办学校、通广播等改善不大，所以效益也很有限群众生活依然十分困难。
在生产上，则不顾客观实际，无视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强迫命令，硬搞"一刀切"。这一切，等于给农业生产来了个“雪上加霜”，把这一地区的广大群众进一步逼到破产的边缘。正是，“困难来了定政策，吃饱肚子变政策，搞个运动批政策，谁当干部谁倒霉!”不能不承认，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确是造成陇中贫困的政治根源。

96、极左思潮中苦难的甘肃农民（1）


苦难的甘肃农民

两顿饭，减一半，
一顿变成干炒面。
一月洗上三次脸，
洗了碗筷喂鸡犬。
衣服穿成垢夹板，
室内不洒水一点。
女人小便洗手脸，
一水多用度荒年。
——甘肃民谚

历史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和两三年的连续大旱，群众缺粮、缺水、缺衣，中部地区赤地千里的情景又出现了。
1973年初，过完阴历年，正是青黄不接之时，中、东部地区外出讨饭背粮的农民越来越多，有的讨饭到了省委大院。尽管省、地两级发放不少救济粮、款，但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农民，仅靠每日八两统销粮维持生活，境况可想而知，况且大部分是红薯干，有好多农户还因无钱购买，不得已先将一部分拿到所谓黑市上卖掉，再买出剩余的部分，这样实际能吃到口的还不足八两。正如农民说的，一样没了样样没，生活必需的柴米油盐没一样都受穷，以至于出现拆房卖瓦换粮食吃的凄惨境况，而穿衣、住房、花钱、看病就更难了。农民处在极端困苦之中，大量人口外流，有的举家出走，饱受背井离乡的痛苦。
城关公社中村大队吊墙生产队副队长罗建国谈的情况让人触目惊心：
“队上有38户、197人、1200亩耕地，其中粮田800亩（水地116亩）。这里连续4年受灾，1972年算是最好的一年，口粮191斤。去年灾重，前半年先是霜冻，次又干旱，后又遭冰雹，全队工值只有6分钱，口粮18斤。全年只有16天没吃回销。每月国家供应4600斤，已吃了3万多斤。今年元月救济款只给了120元，人均6角；2月份给了180元，人均1元；3月份给了235元，人均1．2元。80%的户全部卖完布票，每尺卖0．14元。拆房卖椽的一户，去年卖半间，今年又卖半间。卖瓦的5户，卖衣服、卖树木比较普遍。每月20日后就有断顿的。马梅英一家4口，她一人外出讨要，当天去当天回。外流一户。元月外出讨要的有罗永吉等8户，原因是1月份回销粮给的少，没钱打粮。浮肿的有张发荣、魏登科二人。籽种除豆子还有1400斤外，其余都没有。去年种冬麦，需籽种2700斤，国家给了1000斤，今春种春麦，需籽种2700斤，国家给了1400斤，还缺1300斤。到2月，死牲口5头，全队11头役畜中，有3头乏弱不能使唤。”
1973年5月20-31日，中 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程之一是讨论1973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在5月26日的西北组会议上，三年困难时期大量死人的教训，迫使与会的甘肃省委书记宋平不顾当时一片"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高调，实事求地陈述了甘肃中东部地区正在遭受的严重灾难和十分困苦的群众生活状况。
就在宋平发言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了西北组会议会场，非常专注地听取了宋平的汇报，并关切地详细询问群众生活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共商如何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改变面貌。
5月29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周总理在大会讲话中，专门讲了一段甘肃中部地区的情况。
中央工作会议刚一结束，周总理就委托华国锋副总理组成了由农林、商业、水电、轻工等8个部委参加的工作组。6月15日至18日，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轻工部副部长王应先带队，12位司局长参加的近百人的工作组先后到达兰州。三天后，他们兵分三路，分赴定西、陇东和河西、甘南察看灾情，部署救灾。
在灾情最严重的定西、通渭、秦安、会宁、靖远等县，工作组所见触目惊心，来自北京的干部们一次次洒下心酸的泪水。他们看到，许多农户一贫如洗：
--在陇西。马河公社罗家山生产队口粮年人均只有100多斤，社员高世民一家五口人，住着一间破土窑，全部家当只有一口锅，五个碗。一个牛皮纸袋里仅存几斤苞谷面，一床破被子是传了三代的"嫁妆"，提起来已是烂线串串，早已没了被子的形状；首阳公社陈家湾生产队马建祥的女人从陕西背粮回来，火车没停稳就往下跳，结果一条腿被压断。渭源县路园公社的11个社员背粮扒火车时，在货车车厢抽烟引燃货物，被活活烧死；陇西火车站旁边的酒精厂，常有许多灾民抢拉酒糟，为的竟是回去掺上一点面顶饭吃。
--在甘谷。北山基本没有墒情，挖下去一锨多深也不见湿土，种的夏田种子都粉了，也出不了苗，洋芋更是无法下种；
--在秦安。刘坪公社，许多社员家只能喝点菜汤，一点咸盐都没有。有的家里点火没有火柴；
--在会宁。四方吴公社，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光着屁股。当时农民每人只有八尺布票，还大都卖了换粮吃，没布做衣服；
--在皋兰。黑石川公社，公社准备盖几间办公用房，木料砖瓦已备下两年，却因为没有水而无法动工；
--在静宁。饥饿的农民因吃胡麻油渣，有83人中毒。缺衣少被34000户，炕上没有席子的有9600户；
--在环县。甜水公社夏粮估产亩产只有10斤左右。1972年全社每个劳动日值只有037元，全年人均现金收入只有158元，有29%的农户全年拿不到一分钱。南湫么社14%的羊和几十头大家畜被渴死；
--在通渭县。李家店公社社员董生俊家里实在没钱买粮，只好把房上一半瓦卖了。而有几片瓦卖的还算好一点的户。社员王永祥一家六口住一间破窑洞，门帘是用牛皮纸袋剪的。窑门口，三个孩子手抓着碗里的苜蓿菜往嘴里塞着，连一点盐都没有。社员王海山家屋子破的实在不敝风雨，就只好寄宿在村里的破戏楼底下，一家四口钻在一个草堆里……

在通渭县鸡川公社。宋平和罗玉川首先听取公社的情况汇报。汇报开始前，宋平首先向大家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他还说：“我们是周总理派来看望群众、同大家一齐研究抗灾生产的。周总理再三指示我们下去后一定深入家庭院落，了解真实情况，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解决困难，所以你们不要顾虑，有什么说什么，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特别是群众生活和灾情，不准说假话。因为说实话都说不完，哪有时间说假话!大家说对不对?”
当汇报到猫儿眼生产队有一户社员，家中只有一口锅，两个碗，一口土窑，炕上没有席，身上没有衣穿时，公社副书记张启鸣泪流满面，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宋平一再安慰：“慢慢讲，不要太激动。”可他越发激动：“宋书记、罗部长，是我们把工作没有做好，没有给社员当好家，让群众受了大罪，吃了……大……苦，请……请首长批评我们吧!”说着不禁失声痛哭起来，在场的同志们也都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个个泪如泉涌，宋平也抹了好几次眼泪。他还了解到，水莲大队一个叫任代成的特困户一家三口人，和母亲、妹妹同住一眼窑洞，同睡一个火炕，不分春夏秋冬，一人一件破棉袄，白天穿，晚上盖。烧炕、做饭全是拾来的驴粪蛋，除了一口锅，三个碗，一个菜缸，一个水桶，别的什么都没有，全部家产折合起来还不到十块钱。张启鸣痛心地说：“60年天灾人祸，通渭饿死了好多人，县委书记、县长，还有公社书记都坐了班房。如今灾害这么严重，出了问题，可如何交待啊!”
宋平说：“同志们还是平静一些吧，不怪下面的同志，下面的同志很辛苦，是我们把工作没有搞好，责任在我们。”
在李家店公社李店大队王永诚家，宋平看到，3间借住的房子也快要塌了。一盘石磨的磨口被支起着，已断粮好几天了。仅有的从磨子里扫出来的一点堂面，也已吃得仅剩下一两把。王老汉听说是省上的书记来看自己，激动得连连招呼“请坐请坐”，可就根本无处可坐。他情急之下用口吹吹炕沿上的土，宋平也不推辞地坐了下来，向老汉问寒问暖。王老汉用颤抖的声音说：“家里没有一颗粮食，这几天就扫点堂面，拌些苜蓿菜吃。苜蓿也不是自己的，是生产队的，生产队不让掐，我就偷着掐点儿，其实也不怪生产队，这苜蓿小苗掐了就薄了(意思是长不好)，要是把队里的牲口饿倒可不得了，没法下种，明年都没希望啊!”
面对这令人揪心的倾诉，宋平又一次流下了痛心的泪水。

97、极左思潮中苦难的甘肃农民（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关怀着仍未脱离贫困线的甘肃人民，在政策、资金、物资等多方面给予了大力倾斜与支持。尽管全省上下做出了种种努力，但全省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还有1254万人，贫困面竟高达78．4%。广大农民仍在为求得最低限度的温饱而奋力与天地抗争!
在这里，我们且以1979年对甘肃29个贫困县的一组调查数据说明这个问题。
这29个县是定西、会宁、通渭、陇西、临洮、靖远、渭源、永登、榆中、皋兰、秦安、武山、甘谷、清水、张家川、漳县、静宁、庄浪、华池、环县、镇原、永靖、东乡、和政、古浪、景泰、临潭、舟曲、武都。
这些县共有农业人口766．3万多人，占甘肃全省人口的47．8%，耕地面积2879万亩，占全省耕地面积的53%，绝大多数都在陇中范围。其1978、1979年的情况是：
社队“两低一重”（即生产水平低、分配水平低、负债重）的状况相当普遍。1978年是中上年景，29个县人均生产粮食只有252．5公斤，比全省水平低50公斤，比全国水平低100多公斤。人均分配收入52．94元，比全省低7．8元，比全国低20几元，45%生产队人均分配收入低于40元，“生产队里干一天，不如母鸡下个蛋!”半数以上的生产队人均分配口粮少于150公斤。1979年是大灾之年，粮食大幅度减产，预计人均生产粮食只有180多公斤。大部分社队负债累累，据统计，29个县共欠国家贷款1．8617亿元，人均25元。有的社队人均负债高达百元以上。有人调查得出结论：这里30%的农户的全部家产，具有交换价值的只有一口铁锅。七月收麦，八月就有人外出讨馍馍。“在队里辛苦一年，养不活一家人。劳动一天，还要倒找队里钱，出勤越多，倒找越多”。
生产资料极度缺乏。有一批社队连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能力都没有，29个县所拥有的役畜比1956年减少将近20%，而且大都小弱乏瘦，一头役畜要负担耕地40亩，有几千个生产队断了耕牛。拥有41万人、107万亩耕地的秦安县，只有1338头耕牛，耕地主要靠毛驴。陇西县因缺牲畜，1979年春有3700架人拉犁耕地。有的生产队，连买账本和鞭鞘都没钱。据会宁县调查，有一半生产队不贷款就不能进行当年的生产。该县青江公社53个生产队，可利用资金只有3230元，平均每队61元，其中分文没有的２个队，20元以下的17个队。
有一半左右的生产队口粮标准只有一二百斤或二三百斤，虽然国家每年都发放回销粮，但返销按每人每天8两红薯片、包谷粒供应。为此，社员每年有几个月处于半饥饿状态。菜汤糊糊成了家常便饭，以致人们对饭的概念也变了。社员村头巷尾相遇，见面的第一句话，过去是“吃饭没有？”不知不觉变成了“喝汤没有？”“吃饱肚子没有，看拉下的屎就知道。”因为穷，每年有1/3到1/2的男劳力外出讨要，或到矿区背煤，到富庶地方打短工；因为穷，大小伙子找不上对象，成了普遍现象。
燃料奇缺。这是一则流传于中部地区的苦涩而酸楚的故事：一个农户家里来了客人，主人擀长面招待，面条下到锅里，柴草燃完了，锅却不开，主人急得没办法，顺手抓了个草帽塞到灶堂里。等锅开了，饭吃了，客人临走却找不到自己的草帽了。那会，每到深秋，公路两旁有数的白杨树的黄叶，不等飘落，就被人打下来，连同路边和崖畔的草皮，都铲下来，扫成堆，背回家去，作为烧饭、煨炕的燃料。197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到这里考察，从一块庄稼蔫黄的地里，抓起了一把泥土，捏了捏，嗅了嗅，说：“这种‘卫生田'，怎能长出好庄稼!”从此，农业辞典中多了一个新名词：“卫生田”。据统计，定西地区90多万户农户中，有70多万户每年缺3-７个月的燃料，大旱之年，庄稼枯萎，社员没有烧的柴禾，牲口没有吃的草料，娃娃们只好提着破筐到山坡上铲草皮。春天长出，秋天铲尽。斩草除根，草越来越少，最后一个孩子一天连半筐子草都铲不上了。山被铲得光溜溜的，像被剃了头的秃子一样，看起来白光光，在太阳光反射下明晃晃的。“人口严重超载”导致了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的进一步恶化。人们为了生存，就不能不加剧对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反复掠夺性的乱垦、乱挖、乱伐，一直从沟底挖到山顶。如东乡族自治县，人们为了在低层次上供养超载的人口，便削山造田，一直挖到30～45度的陡坡。每逢灾年，大队人马为寻觅薪柴饲料爬上荒山铲草皮、挖树根。山被铲得光溜溜，像被剃了头的秃子。如此对资源的反复"扫荡"带来的后果便是严重的水土流失，大片良田变为沟壑，农田地表的熟土被雨水一次次席卷而走，使山越加破碎，土地越加瘠薄，亩产越发低下。"山像和尚头，满坡鸡爪沟。"不仅没有了森林，连小草也不能"久留"，会宁县城东南人口稠密的10多个乡不但已无草皮可铲，就连草根也挖得干干净净。植被大量破坏，生态严重失调……而这种生态的破坏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这里，生存是第一位的，但其结果，带来的是更严重的水土流失，良田变为沟壑，农田表层的熟土一次次被雨水席卷而去，土地越加贫瘠，亩产越发低下。据统计，每户农家平均一年要铲掉25.3亩地的草皮，耗用劳动日200多个，就是丰收之年，也从未停止。山，这个农民所依靠的母体，身上的油已被挤尽榨干。由于麦秸不多，丈夫要喂牛，女人要烧火做饭，为一把草而吵嘴打架者更是屡见不鲜。1973年以后，国家专门向中部干旱地区农村供应了燃料煤，而且在价格上给予补贴，但社员还是烧不起。山区群众靠剥地皮、挖草根、拾牛粪作燃料。据统计，建国以来，仅舟曲县弓子石乡就有487人在砍柴时摔下悬崖丧命。有的社员为节省柴草，几顿饭合在一起做，经常吃冷饭。一些困难户连日常用的火柴、煤油都买不起，临要做饭时，才走出家门，张望一下谁家的烟囱里冒烟了，才用麦草握个小把，出去引个火种，赶紧回来塞进自家的灶膛。……至于晚上摸黑，三九寒天还睡冷炕，就更不是啥稀罕了。社员有话：“燃料、饲料、肥料，本来就是连裆裤，人不能吃生粮、睡冰炕，急了啥都得灶膛里、炕眼里塞。有了柴草，谁还不知道牲畜是农本，畜粪是肥料!”
有一些苦旱地区，地面没有任何水源，群众靠接蓄天上的雨水生活，一遇天旱，水源断绝，吃水极其困难。定西地区1979年因久旱无雨，四五月份时有13万人吃不上水，有的地方靠政府派汽车拉水供应，每人每天分配水3斤。时间一长，产生条件反射，牛羊一见汽车就奋蹄追赶，连鸟儿也飞赶水车，甚而折颈在钢铁的水罐上。有人竟能拿草帽一下子扣住3只麻雀。娃娃们则钻在车轱轳下，仰着脖子饮那一滴一滴渗下的水。庆阳地区的环县，北部的几个公社几乎年年闹水荒。1979年有500多个生产队断水，有的队为搞水吃竟投入一半的劳力。
甘肃中部冬天漫长，冷到零下二三十度，很多社员衣单被薄。在一些最困难的生产队，有的一家四代合盖一条破被，一炕全是头蛋蛋。1973年救济的棉衣、棉被，此时大都已成烂絮絮。通渭一个县，有2．8万多户缺被子，13万多人缺棉衣。其他各县大体如此。
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社员生活困苦，体质差，患病的多。环县共有各种重病、久病患者6430人，患者中有劳力4100人，占劳力总数的6．1%。社员吃饭尚成问题，哪有钱求医吃药，"小病不治，大病等死"往往小病拖成了大病，大病拖成了不治之症。合作医疗由于病人多，经费来源少，大都流于形式。有的地方，长期危害群众健康的地方病不仅得不到有效控制，而且有蔓延之势。渭源县共有三大地方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汀病）患者3．45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2．6%。杨庄公社46%的人患有地方病。个别生产队竟然找不出比较健全的人当干部。
地方病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非身临其境者很难想像。何懋绩先生这样记述1978年6月17日在渭源县祁家庙公社大寨子大队下对坡生产队的所见所闻：
这个队地处地方病高发区，有耕地264亩，13户74人，其中痴呆傻就占1/3，1997年人均口粮102公斤，劳动日值0．20元。生产队长刘志诚愁眉不展地向我们诉说：
“队里劳力太弱，病人太多。全队挑不出几个攒劲的劳力，地耕不好，种不好，年年草包庄稼。这么多病人，国家没一分救济，全靠队里养起来，我真愁得不得了。不想干，谁又能干哩？这些年稍微攒劲些的男人都坐过队长这把交椅。谁叫我还是一个比较健全的人哩？队里选不出会计，选不出保管员。现在的保管也有痴呆症，虽然上过四年小学，但跟文盲也差不多。大家见他老实，不懂得偷盗是咋回事，就是想偷，连一二十斤粮食也拿不动，所以选他当保管大家很放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应该说，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什么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呀、批呀斗呀、割“尾巴”呀、换班子呀，但无一见效。集体经济山穷水尽，社员生活每况愈下，秋收没完盼回销，一年四季喝清汤。

98、吉林农业的极左路线

1、盲目大搞水利工程
“文 化 大 革 命”中，吉林省在水利建设方面不切合实际地提出“想新的，干大的”的口号，又一次实行“大兵团”作战，上了不少“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工程。东辽河裁弯取直工程，没有规划就动员3县1市16万人上阵，投入人工1260万个，车工110万台日，完成土方4000万立方米，国家补助408万元，占地666．67万公顷，抽调企事业单位大量劳力和资金。裁弯后，比降大，流速急，冲刷严重，效益不大，尾工很多。中西部兴建的8座电灌站工程，投资8500万元，装机5．04万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2．72万公顷，有效灌溉面积只有3．39万公顷，而实灌面积仅1．96万公顷，只占设计灌溉面积的15．4％。梨树灌区，上游大水漫灌，每公顷用水达3万立方米，下游排水系统不配套，地下水位升高，使1000多公顷良田次生盐碱化。大安县引洮工程不配套，打乱了原来排水系统，给舍力、六合、烧锅阵3个乡造成内涝。

2、限制多种经营，批“资本主义倾向”，造成城乡经济凋敝。
在“贯彻农业生产方针上，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劳力归田”，限制多种经营。集体副业被批为“重钱轻粮”，家庭副业被批为“资本主义”，要“挖修根”，“割尾巴”。“文 化 大 革 命”前，吉林省的林业生产由于贯彻“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造管并举，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方针，正在向“林业的经营一定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的方向发展。10年动乱，使林业遭到比“大 跃 进”时期更为严重的破坏，酿成了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后果。把1949年以来形成的一套林政管理的方针、政策和制度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而废弃，无政府主义泛滥，千万把斧子进山砍树毁林。森工区的森林蓄积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亿多立方米，减少到1976年的2亿多立方米。有不少林业局面临森林资源枯竭的局面，全省16个局所属的170多个林场，到1976年底，有1／5的林场成熟林资源已接续不上；其余的林杨，也都在勉强守摊度日。10年中，每年平均发生森林火灾214次，有的年份高达600次，森林火灾次数之多，损失之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过的。

3、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
“文 化 大 革 命”，使正在回升的吉林省畜牧业遭到浩劫。把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批判，把社员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限制社员家庭养畜数量，不许社员家庭养母猪，使畜牧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全省大牲畜年末存栏数1965年为214．3万头，1975年为246．4万头，10年仅增长32．1万头。在农业方面的一系列错误做法，造成农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发展缓慢。1972年到1975年，粮食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为71～75％，林牧副渔产值只占25～29％。1975年农村人均收入100～150元的生产队仅占27．1％，而人均收入50元以下的生产队高达15．7％。

4、两次关闭城乡集市贸易
“文 化 大 革 命”期间，城乡集市贸易屡遭挫折。10年中，吉林省曾经两次关闭城市集市贸易，第一次关闭是在1967年4月，第二次关闭是在1976年1月。各市相继成立关闭市区集市贸易指挥部，有些城市在关闭集市贸易的同时，还组织了对在集市上从事买卖的“惯犯”进行定点或游动批 斗。一方面把集市贸易管住管死，另一方面又十分卖力地推广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强迫农民带着自己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去赶集，自己没有产品的花高价买也要参加大集。1972年，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指出：“打击投机倒把是粉碎阶级敌人在经济领域的进攻，必须把这场斗争看作同打击现行反 革 命一样重要。”从1973年到1975年，全省共处理“投机倒把”经济案件28．8万多起，其中倒卖生产资料和各种票证的案件只有2．5万起，仅占案件总数的9％，其余26万多起案件，大多是一些违反市场管理规定倒卖生活资料的，更多的是长途贩运水果的。对这些案件罚没金额达395万元。把某些正当经营视为投机倒把，把一般违反管理规定当作犯罪，扩大了打击范围。

5、用“突出政治”取代抓生产——东丰经验

吉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形势下，过分强调政治工作的作用，认为抓生产就是搞“唯生产力论”，就是走“修正主义道路”。抓生产非但无功，而且有过。由于不断批判“唯生产力论”和“业务第一”，使干部和群众抓生产的积极性长期受压抑，给全省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省里领导人王淮湘连续抓了几年“突出政治”的典型，作为全省的样板加以推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丰县领导班子革命化”的经验。
1970年3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派工作组到东丰县蹲点。当时东丰县的粮食已连续3年减产，经过工作组“出点子”，“吹路子”，拼凑了一套“突出政治”的“经验”。基本点是：领导班子要“深扎突出政治的根子”，生产越忙越要“突出政治”，“减产不减政治”，“越是减产越是要到突出政治里找出路”；要“狠斗生产一闪念”，“舍得一年丢，换来万年红”。
王淮湘说，要用“东丰经验”给70年代定向。1970年8月，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召开学习“东丰县领导班子革命化”经验会议，要求各级领导班子对照“东丰经验”找差距、变立场、变感情。
全省推广“东丰经验”之后，东丰县仍连续减产，这除了自然灾害影响外，主要是领导班子不敢大胆抓生产，在大忙季节关起门来“突出政治”、“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种“革命”的办法，妨碍了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于是，广大干部群众“抵制”东丰经验的推行。对此，王淮湘则不断施加压力，认为怀疑、反对“东丰经验”就是怀疑和反对“突出政治”，就是坚持“唯生产力论”，是“穿新鞋，走老路”，从而极大地打击了广大干部抓生产的积极性。
1971年，林彪反 革 命集团自我暴露以后，江青借“批林整 风”之机掀起反“右倾回潮”的逆流，王淮湘接过反“右倾回潮”的口号，一方面继续推行“东丰经验”，声称“右倾回潮”的出现说明对“唯生产力论”批得不透；推广“东丰经验”碰壁以后，王淮湘仍不死心，1976年他又指派造 反 派头头、省革委会副主任许肇昌去东丰任县委书记。许到职后，以对待“东丰经验”的态度划线，对干部进行排队，拥护的被承认为“革命派”，反对的打成“反 革 命派”。经过“换血”，“动大手术”，将县直单位及公社干部换了一半左右，致使东丰县生产再次受到严重破坏。1976年与1975年相比，全省粮食产量减少8000多吨，集体收入减少980多万元，社员和生产队欠债增加120万元，贫困队的比重高达31％。

99、割“资本主义尾巴”纪事

上世纪70年代，农村中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笑话百出，怪事迭生。平南县一些社、队就曾经出现不少怪现象，仅录二、三事于下。

（一）
大成公社一些社员家庭副业一度兴旺，饲养不少鸡鸭。在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公社一位副主任宣布：“养三只鸡、两只鸭以下的，属社会主义，超过三只鸡、两只鸭的农户，是搞资本主义，一律要割。”于是，全公社便以“二、三”为界线，抓鸡捕鸭，大割“资本主义尾巴”。

（二）
由于肉类供应奇缺（其时统一由食品公司经营，没有自由市场），一些机关干部便在住房里饲养鸡、兔。由于房间小，有的人把鸡、兔关在床底里喂养。那时机关也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组织人员去各楼房检查，到房间里钻到床底去检查卫生，又割“资本主义尾巴”。

（三）
城厢公社乌江大队割资运动，当割到一家农户时，遇到了难题。该户在庭院里种有一棵龙眼树，因为长得茂盛，一些枝枒伸出墙外，侵占了集体的“社会主义阵地”。当时农村里有个规矩：屋檐滴水以内的土地是属社员的，滴水以外的土地是属集体的，属社、队的。这棵龙眼树属不属资本主义？该不该割？有干部说：“这棵树种自己的土地，但枝枒占了社会主义的空间，那就是资本主义的枝枒，必须把它砍掉！”于是便以此划线：社员院庭里的果树合法，伸出墙外的枝枒是资本主义，决不让资本主义出墙来！“割资队”队员当即把那些资本主义树枝砍掉。但到来年新枝枒又长出来了。这资本主义硬是割不完。

（四）
当年罗合大队办有一个“割资展览馆”。馆里陈列着一些搞“私捞”的社员被抓到的“尾巴”。这些 展览的“尾巴”物证有：鸡、鸭、鱼、大白菜，还有搞“私捞”的工具：小木车、双轮车、鱼网、虾戽、扁担等等。同时还用漫画描绘出某些社员搞资本主义的画和像。大队组织社员来参观展览，开批判会，把资本主义批深、批透、批臭！

《人民日报》报导“割资本主义尾巴”
第1篇，1966年6月14日：
推广解放军活学活用毛 著作的经验 广东省农村中蓬勃兴起群众性学习毛 著作热潮（摘录）
（此篇无署名）
……
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是个有名的落后大队，许多人对公私关系处理不好。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好肥往自留地上，不好的才向队里投。这样，集体生产当然搞不好，依赖国家贷款、贷粮、贷化肥，是个“三依赖大队”。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过去上级派人到这个大队做整顿工作，刚一整，尾巴断了，可是过后又出来了。经过学习毛 著作，人们思想变了，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一心为集体，肥料、资金、粮食全靠自己，不向国家伸手，现在大家叫他们“三不要大队”。去年早造插秧九百亩，今年插了一千八百亩；没有肥料大家投，单位面积施肥量比去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

第2篇，1968年3月6日：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毛 泽 东思想的春天 ——记内蒙古杭锦后旗大办农村毛 泽 东思想学习班的丰硕成果（摘录）
本报记者
挖修正主义根子 割资本主义尾巴
……
通过忆苦思甜，推动了广大社员自觉地斗私。他们说：“‘私’字是个大祸根，‘私’字不倒，江山难保！”‘私’字是修正主义的根子、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们要自己来挖，自己来割。”“大公无私，才是咱们贫下中农的正道。”在学习班里，人们抢着亮私，斗私，把“私”字搞得又脏又臭，自己见了不想沾，别人见了不想闻。三道桥公社永跃大队有个老汉，过去专买别人的羊，宰了卖羊杂碎汤。他以为这是一门生财之道。经过在学习班里斗私批修，他认识到这是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坚决洗手不干了。

第3篇，1970年3月31日：
毛 泽 东思想的阳光普照千家万户　　江西彭泽县棉船公社升洲大队大办家庭毛 泽 东思想学习班 开展家庭革命化活动的调查（摘录）
新华社记者
……
在家庭学习班里，社员常把被认为是“小问题”的事提高到两种思想、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有一个家庭，在学习班上对母亲在集体的抽水沟坝边上种了几棵白菜的事，展开了讨论。大家说：“个人的菜，种在集体的坝上，菜长得越大，私心就越大”。他们立即把白菜连根拔下来，送到队里去了。社员群众常说：“资产阶级的‘私’字是社会主义的祸根。资产阶级的‘私’字不倒，资本主义尾巴割不掉；只有把资产阶级的‘私’字斗倒，社会主义的‘公’字树牢，才能永远走社会主义的道。”

100、“割资本主义尾巴”工作组象鬼子进村
文 革后期，有些领导者绝不想让农民还有一点自在，不能有一点“私”心，于是就有了“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由于农村基层干部对在农村搞运动早有抵触情绪，出工不出力，和历次农村搞运动一样，上级总是下派“工作组”督促执行。工作组一般都是城市造反夺权后新机关班子里的一些闲职干部和一些吃饱了撑着不干活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当然他们只是领头羊，更多的是在他们督促下的基层干部，一路扫荡一样“割资本主义尾巴”。
其做法包括：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 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鸡、鸭等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 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那时候我还小，和奶奶等呆在乡下，我记得工作组没来之前村子里的气氛就很紧张，甚至有些恐怖，由于有些村子已经扫荡过，大家还都知道扫荡的内容，都采取了防范的措施。我们那里当年抗日战争没有沦陷，但还是从电影里学得坚壁清野的办法。好像规定人均只能养一只鸡或者鸭，如果多了就说明你想拿到自由市场去卖，有搞资本主义嫌疑。大家普遍采用的办法是在自留地里挖个坑或者用藏红苕的窑，家畜藏进去，上面进行伪装，总之不能让工作组看见。但公私边界线上的树木就很难躲避，因为树木是自由生长，分不清哪是资本主义的空间，哪是社会主义的空间，而割尾巴工作组绝对不能容许姓“资”的私人树木的树枝伸进集体田地上方的空间。
由于家畜等一般都藏起来，没有藏起来而按规定多出来的就要被现场杀死，所以割尾巴的重点就在树木上。我家采用的办法和其他家庭一样，自己把树枝伸进公家田地上空的树枝砍掉，自己下手可以留情一点，也表明态度端正，要让工作组的刀斧手来干就麻烦了。村里的孩子就成群跟着工作组看热闹，那时候家家户户门口只有长半边树枝的树就是扫荡过的印记，表明两个主义的界限。
我记得当时工作组来到XX均家里时候，看热闹的最多。看点之一是他家有棵大核桃树，这是这个比较穷的家庭的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恰恰他家的核桃数半边伸进公家田里，此前上级干部多次批评他，他自己提出用自己的自留地来置换这几平方受影响的公家田，被拒绝，因为地和田的价值是不一样的。看点二是他扬言，谁砍他的核桃树，他和谁拼命，他是有名的浑人，村里人都相信他敢干！
到他家时，看见他果然做了准备，树枝被砍了1/3，其他几根大树枝被多根很粗的铁丝强行拉向自己地盘一边，有些树枝被强力拉断，断痕明显，由于树干太粗依然直立。工作组看见这样被蹂躏变形的大树依然不放过，一个县城下派的组长说还有1/3的树枝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这些从农民中付工分请来的刀斧手当然不愿意去冒险，于是组长想表现一下决定上梯子亲自动手。上梯子前“浑人”再次低声警告“谁敢？”，组长显然没有当回事，爬了上去正准备动手，“浑人”黑着脸提着斧子跟着爬上去，周围的人吓的都不敢出声。组长哪见过这这个，吓得从梯子上掉了下来。“浑人”说：要砍老子自己动手，不用你们来。结果他又砍了一根小树枝了事，那位组长一直在发抖，哪还有革命胆略？于是后面的“扫尾巴”运动在这个村草草敷衍收场。据说那个干部到第2个村也再没有这么高的激情，也没有谁提议斗争这个敢威胁干部的农民，大约任何时代都是穿鞋的怕赤脚的，光脚板的怕不要命的。

101、回忆“割资本主义尾巴”
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 革中许多地方取消了农民的自留地）；检查农民自己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规定的头数（文 革中许多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做小买卖（当时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那年月时不时的割一次资本主义尾巴，一些私心比较重，心眼儿比较活，不太听话的农民刚露出一点资本主义尾巴，就会被及时发现并就地割掉，很少有幸免的，更不用说尾巴能长长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你割了他还长，因此就割割长长，长期打着拉锯战。
我们是国营农场，更是不允许有资本主义尾巴存在。连队有规定：知青不允许种东西；老职工可以在自家的屋前屋后种“一瓜二豆”，即：一种瓜（南瓜、丝瓜之类），二种豆（扁豆、毛豆之类），只要有第三种作物出现就是违规，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就必须割掉。
那是个初夏早晨。出工时，我们新知青被安排去割资本主义尾巴——铲除老职工家违规种植的农作物。排长要我们带上锄头，两人一组（一共五个组）挨家挨户进行检查，有超规定种植的瓜、豆等作物一律铲除。我们领命而去，在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进行了仔细检查，发现大部分家庭都能遵守连里的规定：只种了一瓜二豆。也有超越范围的，那就毫不留情地割掉这尾巴，我们在执行过程中也灵活处理了一些情况，比如有的家庭种了二瓜一豆，而不是一瓜二豆，有人提出这是违规，要加以处理，我就提出不同看法：我们在这一瓜二豆、二瓜一豆问题上不必太教条，只要是不超出三种作物就行了，大可不必“一是一二是二”，经过请示后，我的想法得到了领导的认可，于是，后来就不看具体品种是瓜还是豆了，反正大类不超标就行。
我们还遇到一户职工非常的聪明，当检查到他家的时候，表面一看：一架丝瓜棚、旁边是扁豆秧，屋后几棵南瓜已经快爬上屋沿了，二瓜一豆，干净利落，没有第四种植物。但是当我饶到他家的柴火堆后面时，发现大概有二平方米的土地特别“干净”，很平整，没有什么杂草，我就产生了怀疑，蹲下仔细一看，有货！原来他种了些芋奶（当地称芋头），长势很好，为了不被铲除，他就贴着地面将芋头的茎叶全部割掉，这样初一看不会被发现，他以为我们这些新知青也发现不了这个秘密，等过几天那些没伤元气的芋头会长出新叶，照样能欣欣向荣，茁壮成长。然而这些本来以为可以逃过一劫的芋头却被我们发现了，于是，那些可怜的芋头被连根挖起，暴晒在夏日的阳光下，呜呼哀哉了……
现在想来，在那个“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里，我们做出了多少可笑的举动啊，人民的收入是那么的低下，农民的生活是那么的贫困，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房前屋后多种些蔬菜瓜果改善一点自己的基本生活呢？为什么那些本来的自留地里宁可荒芜，也不让种点经济作物呢？
万幸的是枯树前头万木春，沉舟侧畔千帆过。可笑可悲的年代终于过去了！

副业队被定为资本主义的大尾巴，一刀割了
槐树沟大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由于公社革委会主任曾跃旗的赏识，张光源当了主任。张光源很重视大队副业，把副业组改成了副业队。大队副业主要是编苇席，越搞越红火。队里的苇子编完了，就到集市上买，买回来后分到各家各户，各家各户编成席交给队里，队里统一卖给供销社。由于能挣到现钱，社员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一天，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衡来山，带着两个随行人员来到槐树沟大队。他是到这里抓反面典型的。在大批资本主义，人人斗私批修的今天，张光源居然敢组织副业队大搞资本主义，就一定有后台。他是来挖根源的。张光源搞资本主义，曾跃旗是知道的。曾跃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批评也不制止，任其发展。县上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得那么紧，又是开会又是下文件，可曾跃旗只在公社召开的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会上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接着就布置什么春耕生产。衡来山认为，曾跃旗是在执行资产阶级路线，他决定与曾跃旗对着干。衡来山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赵书清汇报后，得到了赵书清的支持。衡来山专门成立了一个“割尾巴”小组，他要挨门挨户地割，一个队一个队地割，直到彻底割完。衡来山第一个点选槐树沟是有原因的。他认为：第一，槐树沟的资本主义倾向明显，这条尾巴容易抓住。第二，张光源的背后有人支持，那就是曾跃旗，搞张光源的目的是搞曾跃旗。
衡来山到槐树沟的当天晚上就叫公社电影队来放了一场电影《春苗》。山村里放电影是难逢的事，自然人到得很齐，比过年还要热闹。天刚黑，电影就开始了。正看到热闹处，突然幕布上的人影全部消失了。这是衡来山叫关机的。正在人们弄不清是咋回事儿的时候，喇叭里传出了衡来山的声音：
“革命的社员同志们，现在我们开个会，会开完了，接着放电影……”
人群中发出了嘁嘁喳喳的声音。有的想走又舍不得，好不容易看场电影，不能看半截，因此只有坐在那里听衡来山讲话。
衡来山说：“革命的社员同志们，刚才电影里田春苗同志的话大家都听见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们种庄稼也要种社会主义的庄稼，决不能种资本主义的庄稼。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倾向十分严重，这要引起我们高度警惕。我们这次来你们村，就是发动大家起来割资本主义尾巴……”衡来山还讲了资本主义在农村的种种表现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意义，动员大家找资本主义的苗头。
结果，大队的副业队被衡来山定为资本主义的大尾巴，一刀割了。大队主任张光源也被撤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