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哥后传》

第一卷 农村改革

1980年8月中下旬，中共山西省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系统分析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山西省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指出大寨、昔阳“左”的错误在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的详细表现和危害。可以说，它给“农业学大寨”运动作了最后的总结，也预示着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10多年的运动即将终止。1980年10月21日，山西省委将《检查报告》上报中央。11月23日，中共中央将原报告连同批语转发全国（中发[1980]83号文件）。
“农业学大寨”运动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结束，在大陆农村折腾了16年。

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此后，人民公社逐渐消亡，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在全国陆续展开。１９８５年６月４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建乡前全国共有5.6万多个人民公社，镇、政社分开后，全国共建9.2万多个乡（包括民族自治乡）、镇人民政府，同时建立村民委员会８２万多个。这项工作的完成，有利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1958年，全国乡级行政单位统统改名“人民公社”，农民都叫“社员”，过上了“集体化”的日子。1983年，恢复了乡级行政单位，“人民公社”消失，农民的“社员”身份解脱了。1958至1983，“人民公社”制度在大陆农村存在了25年。

“农业学大寨”和“人民公社”消亡，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1、建设社会主义
1953年，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苏联搞的社会主义就是标杆。“学习苏联老大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问的明天”，于是就按照苏联的模式开始稿社会主义。苏联搞的社会主义，历史书称为 “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是前苏联第二代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历史书把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叫做“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书不能详述。这里，我只通俗粗浅地勾勒一下这种“社会主义”的概貌。
“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概貌是什么样的呢？主要有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政治上高度集权，不要法治靠人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单位部门都建立党的组织，以党代政，大事小事都由党的第一把手说了算，党的第一把手就是“大家长”，他的话就是“法律”。斯大林集全苏联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话就是“圣旨”。
第二，消灭了私有制和个体经济，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劳动集体化；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共同“富裕”；
第三，限制直至消灭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
第四，提倡集体主义，漠视个人权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凡是追求、维护个人权益的行为（例如，维护个人财产、追求生活舒适等）都被视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要批判、斗争。
第五，突出政治，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必须为政治服务。什么是政治？我不想把辞典里的解释转录过来，我的粗浅理解是：当权者的指示就是政治。例如，斯大林说，要搞“肃清反革命运动”，那么，这“肃清反革命运动”就是当前的最大政治，全国各个单位都要搞“肃反”，全国一切工作都必须为“肃反”服务。比如作家们也要参加“肃反”运动，从作家队伍里抓反革命，写小说，你必须写“肃反”的题材，歌颂“肃反”。
政治和历史不同。历史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情，非常注重真实。政治要体现当权者的意愿，为了迎合当权者的意愿，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强词夺理。
“斯大林模式”三言两语说不全。总之，凡是和“斯大林模式”特征对立的东西，就属于资本主义。比如，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单干、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民经商、农民进城打工、农民个体户、雇工、放贷、个人发家致富等都是资本主义。
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里，农村的景象应该是这样的：农村都建立了集体农庄，农民私有的土地、耕畜、大型农具等都被无偿收归集体农庄公有，农民在自己所属的集体农庄里参加集体劳动、共同“富裕”。
所谓集体劳动，就是农民们都被编入生产队，由队长统一指挥在集体公有的土地上参加农业劳动。绝对不允许农民脱离集体搞个体劳动。比如，不许农民个人经商，不许农民个人种地，不许农民搞个人手工业，不许农民搞个体专业户，不许农民出外打工……，农民就像农业种植园里的农奴一样，被牢牢捆在“农业种植园”里。
绝对不允许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个人自由耕种，也就是说，不允许搞“包产到户”、“单干”。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大家都过着生活水平相同的生活，绝对不允许出现有穷有富的两极。农民的生活水平就像公园里的草坪、绿化带一样，一般齐。哪户农民生活冒了尖，那个“尖”立即就被剪掉。
在这样的社会里，放债收利息、经商赚钱、收取房租、雇工经营都被视为“剥削”，是绝对不允许的。
“斯大林模式”里的农村，大权掌握在集体农庄党委书记的手里。这集体农庄就像一个封建大庄园，农庄党委书记就是“庄主”。农庄的土地如何经营，产品如何分配，农民如何劳动，生活如何安排……，都是“庄主”说了算。
农庄里有警察、民兵，对农民进行打骂、搜身、拘留、审讯、搜查居室、检查扣押私人信件等等，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庄主一句话。
为了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断地大搞群众政治运动，大搞阶级斗争，大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凡是不符合“斯大林模式”的事物，都属于“资本主义”，一律禁绝；凡是怀疑“斯大林模式”、拥护“资本主义事物”的人，就叫“走资本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就是“异类”，就要被批判斗争，撤职罢官，严重者就要押送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如果按照“斯大林模式”来评价，我国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国农民都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我国的农村复辟了。读者可以据此想象，“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
“斯大林模式”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盛行一时，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斯大林模式”已经消失了。如今只剩下一个国家成了“斯大林模式”的标本。这个国家就是老金家的朝鲜。
我们国家搞改革，就是革掉“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制度。

2、消灭私有制 成立人民公社（1）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因此，在1953年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其内容是：1、“一化”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2、“三改”：把私营企业改造成国有企业，把个体手工业改造成集体的手工合作社，把个体农业改造成集体的农业合作社。
消灭个体农民土地的私有制分三步走：
第一步，成立互助组。互助组是私有制基础上的简单集体劳动。参加互助组的农户，自己土地的经营权和和收获物全归自己，只是在劳动时组员之间互相换工。
第二步，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初级社是属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参加初级社的农户，把土地以入股的形式交给农业社集体经营，收获物也由农业社统一分配。农民由社干部分配参加集体劳动，评分记工，工分和土地都按一定比例分红。
这时的土地所有权还是社员的，但是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已经归于社干部了。
第三步，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高级社）。高级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组织。取消了土地分红，土地、耕畜、大型农具全归集体所有。这时，已经消灭了小农个体私有经济，农民失去了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获物的分配权，变成了依附于农业社的集体劳动者。
到1958年，又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
河南省嵖岈山建立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
这个大社是由4个乡27个高级社合并成的，共6500多户，3万多口人。开始叫卫星农业社，改名叫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他们的管理体制是政社合一，4个乡变成了公社所辖的4个管理区。公社有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设书记和社长各一人。下设8个部：农业部、林木渔业部、工业交通部、商业部、财经部、教育部、军事公安部，还有个外交部。
原来的高级社（一村一个），叫生产大队，大队长就是村长，大队支部书记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每个管理区管理几个大队。
社里办有公共食堂、敬老院、托儿所，原来由乡政府管理的工厂（如农机修造厂、米面加工厂等）、供销社、信贷社、公安派出所、学校等，都由公社领导管理了。
生产大队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各个农业高级社并为公社后，都把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社员交出了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公社可以根据需要逐步拆用。他们计划由公社统一修建居民点，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对社员实行‘十包’：吃、穿、住、教、治病、死葬、理发、看戏、冬季烤火和结婚。
他们实行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每个生产大队为一个生产兵团，全公社共建立了27个生产兵团。兵团设团长、政委和参谋长，下设营、连、排、班，和解放军的编制一个样。干活讲究大兵团作战，起床、吃饭、上工、休息、收工、睡觉等都统一吹军号。男女劳力都分住男女营房，老人住敬老院，小孩住托儿所，吃饭在食堂。
公社还建了一个工业区，摆满了各种工厂：机械厂、染织厂、缝纫厂、被服制鞋厂、铁木工厂、修配厂、棉花加工厂、米面加工厂、榨油厂、食品厂等。
在1958年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印发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
简章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应该把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原来债务，除了用于当年生产周转的应当各自清理外，其余都转归公社负责偿还。”
简章规定：“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少量的家畜和家禽，仍归个人所有。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转为全社公有，应该折价为本人投资。
简章规定：“社员原有住宅的砖瓦木料，由公社根据需要逐步拆用。新建的住宅归公社所有，社员居住要出租金。”
简章规定：社员分配实行工资制和粮食供给制（免费供应粮食）。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公共食堂和托儿所。”
简章规定：“乡社合一，乡长即社长。生产大队（管理区）是管理生产、进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

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大加赞扬，使他如获至宝。 认为，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基层组织形式。“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送农民进共产主义天堂，必须走人民公社这座桥梁。
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大，人多（几千户，一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
公社工资发给每个人，不发给家长；实行粮食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开展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就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破坏。”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好！
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将来城市也要搞，学校、工厂、街道都办成公社。不要几年工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城市、乡村一律叫公社，如鞍钢叫鞍山公社，不要工厂。
说：“东汉的张道陵创立个‘五斗米教’，教徒出五斗米就有饭吃，随便吃。薛仁贵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我们办公共食堂，也可以不要钱，开量叫他吃。”

1958年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工作方针。”
《决议》规定：目前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至于达到万户或两万户的，也不要去反对，也不主动提倡。将来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实行政社合一，乡党委就是社党委，乡人民政府就是社务委员会。
《决议》指出：
并社要依靠贫下中农，团结赞成转入公社的中农。充分发动群众，展开鸣放辩论，克服一些上中农的动摇，揭穿和击退地主富农的破坏。
在并社过程中，要反对本位主义，要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对各社在财产上的差别，不要算细帐，不要斤斤计较。
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觉悟的提高，它们自然地变为公有。
《决议》满怀信心地自豪地向国人和全世界宣布：
“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动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3、消灭私有制 成立人民公社（2）
1958年8月30日，北戴河会议闭幕。
9月1日，《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迎接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案）。
9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嵖岈山卫星公社简章，并发表社论《从“卫星”公社简章看如何办公社》，赞扬嵖岈山卫星公社“在若干方面突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框”，“取消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
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
11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指示》公开发表。
这时，一个大办人民公社的全民运动，迅速在全国农村广泛开展起来。
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
除西藏外，大陆27个省市区共建人民公社23384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100％；
到10月底，农村公社已达26576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1％。
至此，1956年建起的70多万个高级社，才刚满两年，就在一个月时间里变成了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化的浪潮，由农村滚滚冲向城市。率先实行农村公社化的河南省，一鼓作气，在城市建立了人民公社。
到9月底，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218个，以大专学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业人口为主的41个。
参加公社人数占这9个市总人口的97％。每个城市公社平均规模为4950人。
其它省市也建立了一批城市人民公社，哈尔滨市的香坊人民公社、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等，在当时很有名气。
一些富裕市民非常恐慌，急忙提取银行存款、购买贵重物品。上海等一些城市的手表、金银钻石首饰等贵重商品迅速脱销。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八个字：“一大二公，政社合一”。
人民公社的“大”，首先是规模大。
平均每社4800多户，6万多亩土地和1万多劳力。据中央农村工作部统计：在11个省市区7589个公社中，1万到2万户的公社533个；2万户以上的社51个。河南、吉林等13个省，有94个县实行一县一社。
其次是经营范围大。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俱全。
人民公社的“公”，首先表现在所有制方面。
原来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公社所有，实行全公社统一核算；社员的自留地收归公社经营，社员个人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公社所有。
国家把在农村的粮食、商业、财政、信用社等基层机构下放给公社经营管理。
人民公社的“公”，其次表现在分配方面。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制度。
据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五省到10月底统计，共建公社5254个，计划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吃饭不要钱）的共842个社，占21％；
实行伙食供给制（即饭菜不要钱）的2151个社，占61.3％；
实行基本生活资料供给制（即吃饭穿衣等不要钱）的590个社，占15％；
实行全供给制（即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等）的103个社，占2.7％。
当年，很多公社秋后就不再给社员分配粮食了，只发给社员一张食堂就餐证。
工资制则是在供给制之外，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支付给社员一定数额的货币。由于公社的收入首先要用来维持供给，工资也就名存实亡。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分级管理体制。
初期的农村人民公社的架子，基本上是按照嵖砑山卫星公社的模式搭起来的。一般分为公社、大队（有的叫作业区，一般是原来的高级社）和生产队三级。
有些几乡一社的大社，还在公社与大队之间设一个管理区，作为公社的派出机构，大体相当原来的乡。
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机构。公社统管全社的经济核算、生产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和产品分配；生产大队负责本大队的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队则是一个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
为了便于集中、调动劳动力投入大跃进，搞“大兵团作战”，许多公社搞所谓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
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是把公社的男女劳力全部编入师、团、营、连、排、班等军事组织，在劳动时像军队参加战斗那样部署、指挥、调动。
所谓生活集体化，就是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公共事业，社员过着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生活。
到10月底不完全统计，全国农村共举办公共食堂265万多个，吃食堂的社员占农村总人口的90％。
已建托儿所、幼儿园475万个，幸福院10万多个。
河北、贵州、辽宁等20个省市区，共建民兵师1052个，民兵团24525个。
建立人民公社对于广大农民和乡村干部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在全国人民公社化过程中，有两个人民公社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个是河南遂平县的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一个是河南新乡县的七里营人民公社。
在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正式公布的同时，《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和《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也在各大媒体上同时刊载，各地的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按照这两个公社章程，依样画瓢建立的。
建立人民公社，就是“共农民的产”，就是搞绝对平均主义，“均贫富，等贵贱”。
农民都在公有的土地上集体劳动，在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吃一样的饭菜。
从此，“无时无刻都在产生资产阶级”的小农经济“绝了种”，农民被剥夺得一光二净，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了，再也不会产生令人担心的“两极分化”了。
“政社合一”使得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等干部可以用行政命令来指挥管理土地耕种、产品分配、财产调拨、农民劳动，农民的吃饭睡觉也被干部们管了起来。
这就是“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的风源。
以阶级斗争、鸣放辩论开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办人民公社，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试验拉开了帷幕。

4、大办公共食堂

人民公社的“亮点”之一，就是大办公共食堂。
河南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简章草案第十七条规定：
“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为了便于管理，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一般地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不愿意参加食堂和托儿所的，听其自便。参加食堂时，也可以自己另备小菜。”
“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小组工作人员的工资供给，由公社负责；他们为社员服务所收的费用，按照不赔不赚的原则规定。”
“公共食堂要经营菜地，喂猪喂鸡，不断地改善伙食。”
河南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章程第六十二条称：“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以生产单位建立全民食堂，并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使之日臻完善。”
于是，各地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也纷纷仿效办起公共食堂。
在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各地对发展公共食堂也作出了大量指示、决定。
1958年9月4日，河北省委指示各地委、县委，要求未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应迅速普遍发展，已经初步实现食堂化的地区，必须在各方面进行一系列的巩固工作，依靠群众把食堂办好。
河北省委在指示中说：
“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标志着我省农业集体化后，在群众生活习惯上，又是一次极为深刻的大变革。”
“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生活问题，必然会呈现出社会主义集体思想与资本主义个体思想的斗争，先进思想与落后保守思想的斗争。”
“因此，必须在食堂化运动中充分做好思想发动工作，加强集体主义教育，树立共产主义思想，着重阐明集体生活与集体生产的关系，广泛宣传公共食堂的优越性，通过鸣放辩论、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明辨是非。”
指示还规定，食堂的规模应根据生产组织的需要，兼顾生活方便和便于管理的原则，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为宜，对于居住过于分散的山区、草原区，可以生产组为单位组织互助食堂。
食堂的组织形式应以全民食堂为主，随着社会生产劳动分工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条件的公社可以单独建立老年食堂、幼儿食堂或职工食堂。
自留地和开荒地，在食堂化后社员已不需要，且与集体生产的矛盾很大，因此对自留地或小片荒地内种植的粮食作物和蔬菜，年内基本上由社员自营自收，粮食交社，蔬菜卖给食堂，也可采取折给工本费的办法归队经营。
秋收后动员社员交出自留地给公社，由公社统一规划菜地分给食堂。
社员自养的猪，也折价归队，分圈喂养，社员不愿交队的也可由社员暂时户养，至于社员自养的奶羊、鸡、鸭、兔等仍由户养，以后逐步地建立养兔场、养鸡场、养鸭场等。
为了办好公共食堂，河北省委特别强调，各地要加强对食堂化的领导，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为此，必须注意阶级路线，警惕坏人破坏。要依靠贫下中农为骨干建立食堂，食堂管理人员要选择政治可靠的贫下中农担任，地富分子和被管制的坏分子参加食堂，要经过社员民主讨论同意，对已参加者要适当管理，防止他们破坏食堂。
各级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群众集体生活委员会，由党委农村工作部和教育、商业、粮食、卫生、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负责干部组成，从有关部门抽调干部组成群众集体生活办公室，以保证食堂化的发展。
10月14日，河南省委也发出指示，要求各地认真办好公共食堂，重点做好六项工作：
（一）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公共食堂工作的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发动全党全民办好公共食堂。
在领导上，各级党委农村工作部、妇联、民政、商业、粮食、卫生、公安等部门共同管理。
县以下由上述有关部门组织生活福利部，地委以上由上述有关部门抽调若干干部建立生活福利办公室，专管此项工作。
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建立伙食代表会和伙食管理委员会，经常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式，发动群众对公共食堂提出批评和建议，实行民主管理，经济公开，以便把所有公共食堂办得更好，进一步促进“以钢为纲”的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
（二）要切实贯彻执行吃饱吃好吃省的原则。
各个公共食堂要大力调剂伙食，做到“粗粮细吃，细粮好吃”，“一种粮食做多种饭”，特别要研究红薯的吃法。
积极扩大副食品生产，建立专业蔬菜队和畜牧饲养场。
对老、幼、病、孕（妇）要加以适当照顾，使他们吃得更饱更好，达到人人满意，个个舒畅。
当前应酌量采集鲜菜，储备足够的冬季干菜。
（三）认真贯彻阶级政策，切实做好公共食堂工作人员的配备工作。
对现有公共食堂干部和炊事人员，必须进行一次严格审查，对混进食堂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应当一律加以清洗；
对不适宜做公共食堂工作的人员要加以调整。
要选拔具有高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党员、团员，贫农、下中农成分的积极分子，担任公共食堂的管理和炊事工作，并要求他们听从群众的意见，改进食堂工作，全心全意为广大群众服务。
同时，要加强公共食堂的治安保卫工作，防止敌人破坏和杜绝贪污浪费等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公共食堂的清洁卫生工作。
以食堂为单位建立清洁卫生委员会，经常负责督促检查公共食堂的卫生和向炊事员进行卫生防疫教育。
公共食堂的炊事人员，必须是身体健康、无传染疾病，公共食堂的炊事用具要保持清洁，碗、筷要经常消毒，做到四无四净，即：无蚊蝇、无老鼠、无灰尘、无污水，用具净、碗筷净、饭桌净、食物净。对有传染病的人要单设饭厅，单备碗筷，防止传染，以保证广大社员的身体健康。
（五）目前气候日渐寒冷，大部分公共食堂缺乏饭厅，有的露天吃饭，有的是饭厅过于分散和拥挤，为使社员吃好饭，各个人民公社应统一计划，迅速修盖一些简易饭厅，不仅可以作为吃饭场所，而且可以作为开会、学习和娱乐场所。
（六）目前各地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很多，只是缺乏认真的总结和推广。
各级党委应该立即组织专人，深入现场，认真总结办好公共食堂的典型经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先进旗帜。
同时，人民公社必须经常召开公共食堂代表会议，组织和开展友谊竞赛。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地把公共食堂办好。
北戴河会议后，河北省截至1958年9月2日，已办起食堂21.7万个，在食堂吃饭群众达2720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63％，有98个县市实现了食堂化。至10月中旬，河北的公共食堂达到23万个，全省有94％的社员参加了公共食堂。
至1958年10月14日，河南全省建立公共食堂26.9万个，参加食堂吃饭的人数占全省总人口的80％，而农村人民公社参加食堂吃饭的占总人口的98％，实现了全省食堂化。
至1958年9月28日，陕西建立公共食堂10.5万个，参加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
就连比较偏远的青海、宁夏也掀起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
据1958年11月20日的《青海日报》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和群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基础上”，全省农村和牧区公共食堂迅速发展起来。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9800多个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吃饭的已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牧业总人口的90％左右。
12月6日的《宁夏日报》则称：至此时，宁夏全区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共食堂化。
全区152个人民公社已经建立9748个公共食堂，加入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户，占全区户数的75.15％。其中5000个食堂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
截至1958年9月29日的统计，江西、陕西、河北、福建四个省共建立公共食堂563373个。
至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大办公共食堂，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这不仅是亿万农民生活方式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也是农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

5、吃饭不要钱（1）
人民公社建立之初，在分配上普遍实行的是工资制加供给制的制度。
所谓供给制，通俗的说法是“吃饭不要钱”。正是这种“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成了公共食堂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在前面曾提到的嵖岈山和七里营两个人民公社样板的章程中，都对供给制作了明确规定。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案第十五条规定：
“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按照国家规定的粮食供应标准，按照家庭人口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实行粮食供给制，必须使家庭劳动力较多的社员，仍然比过去增加收入。”
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第二十二条关于供给制的内容是：
“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根据当时媒体的介绍，在人民公社建立前，有的农业社在分配上就已搞起了供给制，安徽无为县的响山农业合作社就是一例。
响山农业社成立于1955年。1956年春，国家投资整修长江沿岸的无为大堤，社里一部分社员在堤上做工，共得劳动报酬11660元。
当时，这个社刚刚办起，底子薄，社员生活还有不少困难。
这时，社主任、复员军人陈广复提议，把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劳动报酬折成劳动日，在秋后一起分红，将这笔钱的一部分用于购买一些生产资料，另一部分由社里拿去统一购买粮食和一些生活必需品，按照实际需要进行分配。
这个意见却遭到了领导社员在堤上做工的党支部书记李平的反对。李平认为这是社员的劳动所得，理应全部分给个人。至于社内资金缺乏，生产和生活上有困难，可以向国家贷款。
对于这笔钱如何处理，响山社先后召开了党支部会和社员大会，就此进行讨论，结果陈广复的意见被采纳，李平的意见被否决。
几年后，《安徽日报》在报道这件事时说：
“在辩论中，大家一致批判了李平的主张，认为李平的主张反映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社员们指出，社员在堤上的做工和社内参加生产一样，所得的收入，应该参加社的集体分配，放在自己的腰包是不符合社章规定的。”
不久，李平的党支部书记一职被撤销，供给制开始在响山实行。
响山实行供给制的办法是：
社员的劳动收入，统一存放在社内，由社供给社员主要生活资料，需钱用时经社批准可以领取，最后结算。
社员应分的粮食不是一次分到户，而是统一存在社内，以后逐月按国家粮食定量标准发放；
生活必需品由各户根据实际需要报告生产队，以生产队为单位统一报社领导批准后，到社内的供销社领取。
这些生活必需品必括柴、盐、食油、毛巾、肥皂、猪肉、食盐、香烟。
过年过节，除了向社员发放现金外，社里还发给过节消费品。遇到生、老、病、死和婚丧嫁娶，有存款的社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向社里领取实物或现金，属超支户的社员，经社领导批准后社里也可贷给实物或者现金。
社员生病，可以到社内建立的卫生所医疗。上述这些内容，社员不用付现金，都在秋后决算分配时一次算账。
响山社的这种“供给制”，与后来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响山供给的物品，名义上说是供给，最终还是要钱的，只不过是不需支付现金而已，而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无偿的。
据介绍，响山也有无偿供给的内容，如五保户的伙食、衣服、被褥、医药等。
响山还实行所有房屋全部归社，“免费”分给社员住的办法。其实，这也称不上是免费，因为房屋本来就是社员的。
到了人民公社全面推行供给制时，响山社这一自发的供给制典型被发现，并为推行供给制提供了佐证。
于是，响山社的经验被广为宣传，安徽省委还为其总结出了三大好处：
第一，这种分配制度减少了商品的流通环节，缩小了货币流通范围，社员的主要生活资料都由社供给，而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社员的收入统一由社掌握，使用要通过一定的审查批准，这就“突破了个人的所有权，可以由社调节使用”。
“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堵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道路，有利于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第二，这个分配制度增加了社的流动资金，促进了生产发展，“群众生活也大为改善”。
第三，“大大促进了社员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成长，加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的消灭”。总而言之，响山社的供给制是“可贵的共产主义幼芽”。
到了人民公社化时期，这种“共产主义幼芽”立即破土而出，成为基本的分配制度。
人民公社成立之初推行的供给制，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粮食供给制。
这是各地普遍推行的方式，其办法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菜金和副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实行的就是这种供给制。
如果将副食品也包括在供给的范围之内，就变成了第二种类型，即伙食供给制。
第三种类型是基本生活供给制。
供给的范围包括伙食、衣服、住房等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多少种时称多少“包”，如供给的内容包括七种，就简称“七包”，当然也有八包、十包或者十几包的。
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后，各地基本上都实行了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只不过是供给的范围有所不同而已。

6、吃饭不要钱（2）


在名目繁多的各种“包”中，有几个地方的“包”格外有名。
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曾搞了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理、浴、缝、电等“十六包”供给制，具体标准是：
衣：按国家供应棉布标准，每人每年供应棉布1尺，皮棉2斤，鞋4双，折款18.7元，分别于春秋两季发给社员，由其自己掌握使用。
食：根据国家规定的社员留粮标准，实行以人定量，油盐、燃料等杂费由公社供给，每人每年生活标准为139元，这些钱粮由公社分给各食堂，由食堂负责供应。
住：社员住房全归公社所有，对无房或缺房户由公社调剂，公社负责改善住房条件。
行：干部和社员因公出差，乘车住宿费凭票报销，每天补助生活费8元。到县里开会每天补助生活费3元，外出运输每天补助1元。
生：妇女生孩子住入公社妇产院，费用由公社负担，并补助鸡蛋20个，红糖1斤，或折补助费3.1元。
老：无依无靠的老人住入幸福院，生活费每人每年100元。
病：实行公费医疗，每人每年医疗费2元，由公社卫生院掌握。
死：社员死后由公社供应一副薄棺材敛葬。
学：对学龄儿童及社员文体教育，在校学生的费用由公社开支，社办学校教员的工资由公社负责，公杂费实行包干，每人每年2元。
育：学龄前儿童分别送往幼儿园和托儿所，幼儿园单独成立食堂，儿童生活费由公社负责，每人每月5元。
婚：社员结婚男女双方各补助10元，公社食堂给予其改善一次生活。
乐：公社建立电影院、剧院、 图书馆、俱乐部、游泳池、公园，成立剧团、歌唱队、体育队，满足社员文化娱乐和健身的需要。
理：社员每年发免费理发票12张。
浴：社员每人每年发免费洗澡票20张。
缝：社员持票到公社缝纫厂做衣服，超支自理。
电：凡使用电灯的社员，电费由公社开支；未安装电灯者由公社发给灯油费，每人每年10.5元，凭票到公社商店领取。
七里营人民公社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到七里营参观后，发现这里搞的是吃饭不要钱，认为是个新发明，回去后向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柯庆施作了汇报。
柯就把这个口号宣传出来。这样，人民公社的供给制（主要是粮食供给制），有了一个通俗而响亮的叫法：“吃饭不要钱”。
此外，河南的修武县也是实行全县范围的供给制。
根据修武县人民公社9月份制定的《关于全民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的试行方案（草案）》，修武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的具体标准是：
（1）伙食。
农民：按实有人数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月3.86元，菜地0.1亩；
中等学校、红专大学学生：在县城集体搭伙者每人每月7元，在农村者与农民相同；
工人：煤矿井下工和高温作业工每人每月15元，其他工人13.5元；
干部：县级干部参加工作8年以上、区级干部参加工作12年以上、一般干部参加工作15年以上者，每人每月18元，其他干部13.5元。
此外，县城居民和干部家属伙食费每人每月7元。
（2）被服、日用品。
农民：不分大人小孩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2斤，布鞋2双，袜子1双，以上各项折合市价12.24 元，每月1.02元。
工人、干部：每人每年棉布18尺，棉花3斤，鞋3双，袜子3双，帽子1顶，牙刷1把，牙膏2瓶，香皂2块，每人每月洗澡费0.5元，理发费0.25元，以上各项每人每月3.25元。
（3）工资。
参加劳动的社员根据劳动态度、体力强弱，干部根据德、才与现任职务，统一划分为十级，干部为一至四级，最高者15元，最低者4元；工人为三至六级，最高者7元，最低者1.5元；农民六至十级，最高者2元，最低者0.2元。
（4）福利。
公费医疗全体社员每人每年2元；结婚补助3元；生育补助一般女社员2元，双生4元，女干部8元，双生13元；社员死亡发埋葬费5元；家在外地的干部经领导批准者往返路费由公社报销。
人民公社这种以“吃饭不要钱”为特征的供给制分配办法，是公共食堂得以迅速普及的根本前提，而公共食堂又成了供给制不可缺少的载体。
没有供给制，公共食堂难以大量建立，建立了也不能持久；没有公共食堂，供给制就会失去依托。两者的紧密结合，才使全国性的农村公共食堂顽强地维持了三年之久。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徐水、修武、嵖岈山和七里营，都是全国知名的典型，是各地办人民公社的样板。
它们率先实行供给制的做法被披露后，立即引起全国各地的人民公社的群起仿效，只不过有的公社“包”得多，有的公社“包”得少，但“包”得最少的，也实行粮食供给制，即“包”吃。
当年人们曾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
江苏江阴马镇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钱”后，社员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好处的快板词。词曰：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
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
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一位著名诗人为“吃饭不要钱”特地赋诗一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诗中说：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 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
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 哪能有这事？ 怕是说梦话。
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 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
说来不相信，饭菜进了肚。 想起从前事，不觉心酸苦。
从前生活难，天天做苦工， 顿顿吃不饱，牛马都不如。
烈士流鲜血，浇出胜利花。 粮食庆丰收，办起大公社。
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 吃饭不要钱 ，梦想要实现。
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 东方一片红，万岁 。

7、放开肚皮吃饭

公社食堂不仅“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你就是有武松、李逵的饭量也不要紧，你可以随便吃，吃饱喝足分文不要。
都“放开肚皮吃”粮食够吗？回答是：足够。
各级领导人都被当年所谓的粮食“卫星”所迷惑，以致主观地认为粮食已经很充足，多得到了吃不完的地步。
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700亿斤。1958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但粮食产量实际上也只比1957年略为增产，后来经过核实，全年粮食总产为4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300亿斤。
然而北戴河会议时农业部党组报告说，1958年的粮食产量将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一倍以上。
既然粮食如此大丰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毋庸顾虑了。
当时人们还算了一笔账，一个人放开肚皮吃一年大约需要500斤左右的粮食，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每人平均可有550斤，仅此一项。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
1958年国庆节前后，多少年来一直为吃喝发愁的中国农民，忽然间在公共食堂过上了一段不但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的好日子。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也是柯庆施。
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
安徽舒城县舒茶公社是较早实行“放开肚皮吃饭”的地方之一。
该社的火箭大队的食堂在这年的秋收秋种期间，实行的是吃饭定量的办法，但有些肚量大的单身汉和大人多小孩少的户，反映有时吃不饱。
经大队领导研究后，决定取消原来的定量办法，实行吃饭不定量，让社员放开肚皮吃饱。
开始时，有些干部对这个办法感到踌躇不安，觉得放开肚皮吃饭好是好，但吃粮不受限制，会不会吃过头粮。
这个大队的大队长是主张放开肚皮吃饭的，虽然他也对吃饭不定量后是否会超过定量标准心中也没有底，但认为要让社员发挥干劲生产，就要让社员吃饱，粮食不够，可以多种萝卜、白菜和杂粮。
于是，在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前两天，全大队突击种了18亩萝卜。
1958年9月18日这天，火箭大队正式实行吃饭不定量的办法。
全大队在食堂吃饭的共有402人，这时因有28人去铁厂做工，实际吃饭人数374人，其中男女劳力227人，小孩117人，老人27人，病人3人。
按过去每人每天1斤零5钱的定量标准，本应吃大米385斤，大队长考虑，第一天敞开吃饭社员食量必定增加，特地关照食堂仍按402人做饭，比定量标准多加了35斤米。
吃饭时，全食堂开了50桌。有的社员因吃饭不定量，怕人家说自己吃得多，吃得特快。
一个社员还带来个大瓦盆，装得满满的，本来他只吃四碗饭，这顿却吃了六大碗。
别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么大的碗，他说：“这一顿尽吃，下一顿还尽吃吗?干一碗是一碗。”
结果，这顿饭虽然比平时加了不少粮食，仍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人数与头天一样，下的米也同样多，晚上结账，比过去定量标准又超过了30斤。
一些小队干部心里开始发慌，担心这样吃下去，多少粮食也不够吃。
但大队长并不这样认为，说社员吃饱了干劲大，明年就能够增产，吃饭不定量的办法一定要坚持。
结果到了第三天，社员的饭量开始下降，第四天则节余了20斤大米。
据称这个食堂实行吃饭不定量一个月下来，每人每天一斤米下锅，已足够吃，而且还有节余。
江苏江阴县的马镇人民公社的“放开肚皮吃饭”，是在1958年的国庆节前开始的。
马镇之所以搞“放开肚皮吃饭”，主要是“今年水稻获得大丰收。
除去征购粮、种子粮和饲料粮以外，全社按每人一年650斤口粮计算，可吃一年零十个月”。
由于“有了丰足的粮食”，所以能够做到吃饭不要钱，不定量。
对于放开肚皮吃饭，社员自然是高兴的。62岁的贫农尹积福，子女多，劳力不强，过去吃饭很担心，老是不敢吃饱，怕吃过头要超支。
开始搞吃饭不要钱时，尹积福还有点不敢相信，开头两天不敢吃足，怕最后还要算账，听了有关政策的宣传和鸣放辩论后，心里踏实了。
他激动地对家人说：“我们真是到了天仙国了，共产主义才沾点边儿，好日子还在后头哩。”
江苏淮安县联盟公社联盟大队的公共食堂被称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装，要吃多少装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这是一个实行供给制的无人管理食堂。
“这个食堂吃饭方便，坐下就吃，不要排队。饭前不需订饭，饭后不需报账。吃饭不要钱，吃菜也不要钱，社员来客，开饭前两点钟通知，可以加菜，客人吃饭也不要钱，只有加菜时才要钱。”
当然不只是联盟大队的食堂社员来客吃饭不要钱。河北省安国县的伍仁村，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家乡，公社化之后，有当代关汉卿之称的著名剧作家田汉来该村参观，他在参观后的一篇短文中写道：
“我们尤其喜欢公社食堂的一种符合中国人民好客精神的制度。社员的亲戚朋友被认为是大家的亲戚朋友，第一天吃得好些，第二天到第五天当自己人看待，第五天以后才要粮票。这真是合情合理的制度。”

8、大吃二喝穷吃海喝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在提倡“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之后，不少公共食堂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不但吃饭上不限量，就是吃菜上，也强调“一个星期不重样”、“半个月不重样”，大吃大喝，穷吃海喝。
开始办食堂，各生产队害怕把自己队里的猪羊鸡鸭被共产，就杀宰猪羊鸡鸭，让食堂变着花样吃；
各公社也鼓励公共食堂吃得好，以显示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组织“食堂饭菜竞赛”，开“食堂现场会”。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河南孟津县红旗公社“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奇迹。
各队的干部和社员都有“不吃白不吃，反正是公家的”心理。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的甘肃省委书记告诉我，有的干部执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的口号很积极，看到过路的人走了多远，还强拉他回来，说天晚了，还不吃饭？反正不要钱，非让他吃不可。”
1958年11月，江苏常州地委在武进县寨桥公社召开农村食堂现场会议，提出办好食堂的八条标准，在全区三万多个食堂中开展竞赛。
其中一条竞赛标准就是饭菜多样化。
具体要求是吃菜天天不同样，逐步达到七天、半月不同样，吃饭有几样菜，并定期有荤，增加营养。
而现场会所在的寨桥公社的贝桥食堂，则是每天一干二稀，吃饭放开肚皮吃，早晚各两个菜，中午三菜一汤。
这个食堂单是10月份一个月就吃过五次面条，两次饼子，三次团子，两次馒头，赤豆烧粥更是经常有；
荤菜方面吃了三次肉，十三次鱼，素菜是半月不同样。
这个食堂的口号是“一年赶上马福兴，二年超过德秦恒”。“马福兴”与“德秦恒”都是常州市内著名的菜馆。
要知道，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仍是很低的，农民一年中难得吃几次荤菜。
贝桥食堂的这个水平，已大大超过了公社化前一般的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这也就决定了这种“放开肚皮吃饭”是不可能持久的。
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的常庄管理区第一大队第一生产队，全队有470户1900人，共建立青壮年红专食堂12个，老年幸福食堂3个，幼儿食堂3个。
这个生产队的食堂自称能做到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个菜。
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对病人、孕产妇、客人有特别照顾。他们还特地公开了一星期不重样的饭、菜表：
一、豆包和平汤凉粉、肉丝、白菜、萝卜烩面、百合汤菜包和平汤豆芽、金丝、粉条
二、枣花馍和平汤肉片、豆腐、银丝菜汤面条、肉丝、于花菜菜包和平汤丸子汤、金针汤、木耳汤、莲子汤
三、面包和平汤金丝、银丝菜、白菜、凉粉蒜、面条、花卷、馍、跃进汤肉丝、炒韭菜、银丝菜、烧白菜
四、火烧饼、跃进汤、豆腐、雪花菜、海带、凉粉面片、银丝菜、肉丝、烙饼、凉拌粉条、银丝菜、醋白菜、肉丝片
五、雪花馍、凉粉、炒金针、烧白菜、银丝菜汤、面角、莲子汤、杂烩面、炒韭菜、炒红丝菜
六、卷子馍和平汤、凉粉、豆芽、银丝菜、红丝菜、穿汤面、白菜、银丝菜、锅巴馍、雪花菜、炒豆腐、银丝菜、炒百合
七、糕点、肉丝、肉片、炒豆腐、炒白菜、炒韭菜、红烧肉、小苏丸、大苏肉、穿汤丸子、拔丝山药、焦烧肉、木耳汤、油馍、百合汤、银丝菜、豆腐、凉粉、金丝菜
这段时间，不少公共食堂还开起了“流水席”，社员随到随吃。
河南开封市十二祖亩街大队的公共食堂除了规定的开饭时间外，还设有流水席，“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1958年12月3日的《河南日报》还特地报道了这个食堂的事迹。有些地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仿照汉末张鲁设义舍的办法，五里设一凉亭，十里设一饭铺，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1958年10月底，广东省委向全省各人民公社建议：全省食堂实行粮食无限量的供给制和社员吃饭吃菜一律不要钱的伙食供给制。
广东省委的考虑是：今年粮食问题已经解决，早稻是大丰收，晚稻特大丰收也成定局，全省今年平均亩产预计可达1500斤左右，每人平均拥有粮食1700斤左右。
加上全省农村已经实现了公社化，90％以上的农民加入公社的公共食堂等条件，应该使农民吃饱吃好。
此外，广东省委还建议所有公社的食堂，自11月起实行青菜管饱、逢一（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吃荤的吃菜供给制。

9、九十顿饭菜不重样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６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题为《九十顿饭菜不重样》的一篇报道：
【本报讯】河南省孟津县横水乡红旗人民公社办了三百多个人人称赞，个个叫好的公共食堂，从９月份起已经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在“使所有社员，吃饱、吃好、吃满意”的战斗口号下，全体炊事员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使像野菜和红薯那样的粗食，经过精心烹调，也能做出几十种花样，使社员们如吃“山珍海味”。
现在，这三百零七个食堂，有二百七十九个食堂实行了“一堂三个灶”老弱五顿餐和“三水五味台”的制度。
“一堂三个灶”，就是在一个食堂中有青壮年灶、老年小孩灶、病人产妇灶；老年人，病人，产妇每天能吃五顿饭。
“三水五味台”，是在食堂内设有洗脸水、漱口水、白开水，五味台上放有醋、酱油、辣椒、盐面、蒜汁等调味品，供社员们吃饭时选用。
所有食堂都经常在社员中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他们吃饭的要求和口味；特别注意社员们每天在饭厅吃饭的情况、议论和反映，以便及时改善饭菜的花色品种。
现在全社已经有二百一十四个食堂做到一个月九十顿饭菜顿顿不重样。
社员可以在这里吃到包子、炸酱面、油饼、蒸糕、葱花卷、炸红薯丸子等等。
他们的菜馍做得好吃。有一种叫五香纸卷馍，很像“春卷”，群众非常爱吃。
做法是：把南瓜、红薯叶等五种家菜和野菜切成细小碎沫，加上油盐、大料、葱花、蒜汁和其他作料，把白面赶的像薄纸一样，然后把拌好的菜馅卷在里面蒸熟。
这些食堂并不是一开始就办得这么好，这么受群众欢迎。
开办初期，有一百五十多名地、富、反、坏分子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混入食堂，把食堂搞的一塌糊涂。
党委会发动群众，把这些坏家伙从食堂管理和炊事工作中彻底清除了出去，立即调配了三十二名共产党员、六十三名共青团员和八十五名“建设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当炊事员和管理人员。
这个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张金生还深入第十七食堂，亲自管理伙食，同食堂工作人员一起创造了上述“一堂三灶”以及许多饭菜花样，马上召开现场会议，于是全公社三百多个食堂的工作都陆续得到改进。

10、天天吃得肚儿圆

1958年各地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单干好比独木桥， 走一步来摇三摇；
互助组好比石板桥， 风吹雨打不坚牢；
合作社铁桥虽然好， 人多车稠挤不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 通向天堂路一条。
天堂之路是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再也没有比一九五八年底那样接近天堂了。“人民公社”的美丽图画，对大多数人来说实在太诱人了。
和全国一样，温江专区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全部实现公社化。乡政府换上了公社的牌子，高级社变成了大队或管理区，土改后更换过的地名社名，又一次被更具时代特色的名称取代，诸如先锋、上游、红光、幸福、跃进、丰收、卫星、火箭、红旗……重复甚多。
温江上游公社是个典型的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大社。这个社以温江城关为中心，由六个乡、一百六十七个农业社，以及城关居民组成，拥有一万八千三百多户、七万四千多人口，十二万亩良田。
记者这样描写建社盛况：
“天府之国”中的温江县，这些日子，城镇里，村庄中，稻田旁，到处张贴、竖立着节日的对联，标语和牌坊。
太阳还没升起，人们就踏着露水，穿过正在收割的田野，从四面八方涌向挂着“上游人民公社”牌子的房子跟前，敲锣打鼓、欢天喜地的把他们的申请书、决心书、保证书送到社委会来。
写得密密麻麻、盖满手印，代表了千万颗心的入社申请书，一夜之间，就收了一万六七千张，申请入社的川流不息的人群，使得支部书记尹建德整夜儿乎没有睡眠。
刚刚睡下，就又被贫农周德全和串连来的二十多户农民喊醒来。六十二岁的彭大娘，点着火把，用拐杖敲着门说：“可不能把老娘丢在社外边，我要多抱几窝鸡来入社！”……
少数曾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老路的单干富裕农民，看了两年之后，如今也都急如星火地要求入社。
曾公开宣布要和合作社比赛十年的单干上中农朱太元，几次申请入社。干部故意对他说：“我们比赛还没完哩！”
朱太元说：“我早挂了免战牌，我可不愿再在社外当反面教员”。当他将生产资料全部入社、被批准做公社社员的时候， 他高兴得逢人便说：“从单干到公社，我是一步登天！”
公开的宣传似乎是谁也不愿错过这趟通往天堂的列车，实际上农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从六十岁老大娘的鸡、充当“反面教员”的单干户，到相对富裕的农业社，统统“化”为一炉。
“辛辛苦苦闹腾两三年，好不容易积累一些钱，眼看归公社，实在心痛。”
坐在角落里的老上中农尚之清，一向以会打小算盘著名，人称“尚孔明”。
当尚孔明转弯抹角说出他不愿意与穷社合并，要求分掉公共积累时，会场里立刻响起一片反驳声。
这时，贫农彭金华走到屋中，打着手势说：“……我们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刚富裕起来就看不起穷社了。我们由穷变富，还不是靠着人多力大的合作社！”
彭金华一针见血的发言，使大家猛然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才能有幸福的未来。
当大家一致决议把高级社的全部公共财产、公共积累、储备粮，一文不少地移交给人民公社的时候，热烈的掌声压倒了深夜的秋雨声。
这掌声里一半是眼泪，一半是幻想，人人如洪流中的一片落叶，身不由已。连新繁清白乡的“老单干户”巫宗华也缴械入社了。
《四川日报》活跃的记者石韫玉感叹道：“这一年，四川农村象是一个大战场，每个农业社又像是一个大工厂，白天千军万马齐出动，夜来明灯万盏满天红，生产运动开始就是高潮，高潮就是开始。”
温江专区实现了公社化，最让农民欢喜的一件事就是敞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作家除迟唱道：
“吃饭不要钱，几曾听说过？吃饭不要钱，哪里看见过？／自古所没有，世界也从无，哪能有这事？怕是说梦话。／吃饭不要钱，谁知是真的！就在咱公社，菜蔬也免费。／生产翻几番，粮食吃不完。吃饭不要钱，梦想要实现。／消息传出去，世界要震动。东方一片红，万岁 。”
在农民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入了社，就是“公家”的人、国家的人了，国家的饭大家吃，吃完了国家负责。
一切都共了产，只剩赤条条一副身子，一只肚皮，唯有吃进嘴里才是自己的。
人人都在死吃憨胀往肚子里捞，天天吃得肚儿圆，不吃白不吃。 说一天可以吃五顿，有人吃到六顿，有的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随时想吃就吃，吃得有些人发呕。
分粮到户时，先吃粗粮，细粮细水长流，现在先吃好的，白生生的大米饭把肚儿胀个滚圆，谁在乎红苕？
实际上基层干部虽然被迫浮报高产，对粮食到底有多少心中还是有数的，但是他们无力抵制已经政治化的“敞开肚皮吃”，否则就意味着对大丰收表示怀疑。
大邑安仁公社成立后，开始司务长每顿饭用粮多少还是要过秤记账的，县委第一书记侯宪发现后在全县电话会上批评说：“食堂煮饭用粮还要过秤？这是不相信五八年产量的表现！”
于是全县就管他三七二十一乱吃开了，连过路行人也可以随便走进哪个食堂吃饭。
亏了这几个月的好吃好胀，大部分的人才能在精疲力竭的劳动中撑下来，有的竟然还长好了。
崇宁县老光棍白辉山端着大斗碗只是笑：“咳，安逸，公社不得了！”，他五十岁了，“突然长了好些肉”。
土改以来，人们一直在议论农民不顾大局，裤带太松，把增产的粮食“浪费”了，实际上他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浪费过。
一方面大量的晚秋作物收不上来，一方面秋收的粮食，包括合作社时期的老家底都被放开肚皮挥霍无几。

11、吃出了懒汉和饥荒

提倡“吃饭不要钱”、“吃饭不定量”，那些生活困难的农民最支持。
他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正如前面说及的江阴县马镇公社的尹积福那样，开始虽怀疑，接着是惊喜，最后是欢呼称颂。
他们既是这一制度的最坚决拥护者，也是最大受益者。
多少年来，中国农民一直为吃饭问题所累。实行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而且还可以放开肚皮吃饭，这是多少农民梦寐以求的事啊!
现在办了公共食堂，不再为能否填饱肚子而担心，农民怎么不拥护?
可是，1958年的粮食产量并没有比过去成倍地增长，根本没有放开肚皮吃的条件。
所以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到了这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农民也就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中国农民有广泛而深厚的平均主义思想传统，由于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又使他们容易产生空想。
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种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社会实践，并非仅仅是少数领导人一时的头脑发热就可以骤然兴起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
当时提出“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除了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粮食已经极为丰富，多得吃不完这一因素外，还与主观地认为实行供给制后农民觉悟将有极大的提高有关。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率先从农村开始的，这年的许多新名词、新花样，也是最先在农村中提出的。
相比之下，城市反倒显得比农村落后，甚至可以说工人阶级的表现还没有农民兄弟们出色。
这样就使得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和农村在中国社会变更中的作用，甚至认为农村可以先于城市进入共产主义，走一次新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村长时间是党工作的重心，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十分顺利，这就使得相当多的干部，不但熟悉农村，处理农村问题感到得心应手。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社会又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那么从何处着手来实现这个变革呢？于是人们又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了农村。
问题在于，一则此时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不具备“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的条件，
二则农民现有的觉悟水平，也不足以防止吃饭攀比和粮食浪费现象的出现，更不足以刺激和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一方面，对于一部分人口多劳力少的农民家庭来说，虽然他们从供给制中得到了好处，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所得的，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仅是笼而统之地说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
这话自然也不错，也很堂皇，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并不会由衷地感到自己不好好劳动就对不起共产党，反而觉得共产党不会对他们的生活不管，从而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思想。
另一方面，劳力多人口少的农民家庭明显地感到自己吃亏，觉得干多了也是给别人干，积极性大挫。
所以，不论是得好处的一方还是吃亏的一方，积极性都调动不起来。
广东新会县各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
当时的供给制又称半供给制，就在于它与工资制相结合才构成了人民公社的分配方式。
新会县的大泽公社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现了“四多四少”的现象。这“四多四少”是：
吃饭的人多，出勤的人少；装病的人多，吃药的人少；学懒的人多，学勤的人少；读书的人多，劳动的人少。
类似的现象在新会其他公社也普遍存在。
大泽公社发放工资后十天左右，出勤率普遍降低了五六成。该社礼成管理区领工资的有600人，出勤的只有300人。
同时，没病装病，小病装大病，没月经假装有月经或借口照顾小孩而不出工的也大有人在。
一些原来劳动态度差的人现在更差，原来劳动态度好的人也因受此影响而消极劳动。
原来每天可送200担肥的，现在只送五六十担，过去能挑100斤，现在只挑50斤；过去一个人能挑的，现在则要两个人抬。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的比例不合理。
该县二者之间的比例一般是6∶4或7∶3，供给部分占了大头，再加上其他的扣除，社员能拿到手的工资并没有多少。
对社员来说，劳动少了减少不了多少收入，劳动多了也增加不了什么，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他们说：“干不干，三餐饭”，“做多做少，一样吃饱”，甚至出现了“出工自由化，吃饭战斗化，收工集体化”的现象。
这对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能提高社员集体主义、共产主义觉悟，不但不会出懒汉而且还能改造懒汉，无疑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吃饭不要钱”和“放开肚皮吃饭”，还造成了公共食堂粮食的巨大浪费，一些社员怕自己吃少了吃亏，每餐都是死吃活撑，吃不了还偷偷拿回家喂鸡喂鸭。
说“放开肚皮吃饭”能节约粮食实属无稽之谈。不少食堂人均一天要吃掉二三斤粮食。
山东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段庄小队的食堂，放开肚皮吃饭后，340人一个月吃粮1万多斤，每人一天合3斤多。
这并非个别现象。在有的地方，一天吃五顿饭，有的地方放吃饭“卫星”。
如此一来，“放开肚皮吃饭”实行不到两三个月，多数食堂已寅吃卯粮。
到了1958年底，只得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收起来。
至于各种各样的供给制，除了粮食供给制还勉强维持外，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供给制因无力再维持，基本上不复存在。
粮食吃空了，许多地方在1959年春闹起了严重的饥荒。
（摘编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作者：罗平汉 ）

12、 周家湾公共食堂
我家住在法堂乡玄都村七组，小地名周家湾。1958年快打谷子时，人民公社成立不久队里办起了公共食堂。
办之前，队干部先到公社开了会，回来又开社员会，传达毛 的指示“公共食堂好”。
提出办公共食堂，叫社员们大家讨论。那阵搞大跃进，心里虽说不愿意，但嘴上还是赞成，怕说是反对“三面红旗”，挨批判、斗争。
头晚开了会，第二天队干部和食堂管理员就带人把我家堂屋和另一间屋打通，通知各户把桌子板凳搬来，就成了队里的公共食堂兼会议室，把挨近我家房子的周新民家做厨房。
我们家是一个大院子，到处墙壁上用石灰写上“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岁！”“公共食堂万岁！”
队上还派人到山上、石岩上写了很多标语。
那阵上级来人检查生产，首先看标语是否写得多、写得大。写得多、写得大的地方干部就可以收到表扬。
成立公共食堂后，社员种的自留地由食堂去收，社员家的粮食、猪肉、油和咸菜坛全部交给公共食堂，社员养的猪交生产队饲养场，干部还怕社员家里吃的没交完，还要到各户去看。
当时这些看来都是记了帐算了价的，到后来实际都成了糊涂账，老实人多交就贴了，少交的就拣到了。
紧接着就是干部带上管理区的代购代销员收“破铜烂铁”，到各户收铁锅、鼎锅、铜罐、铜瓢等炊事用具，说是这样做了才能断社员的烟火，才能安心搞公共食堂。
要是干部发现哪家房子上冒了烟，就要去检查，责问：“你煮的粮食哪里来的？肯定是偷的”，要遭到批判斗争。
公共食堂吃饭按劳动等级确定，现在我只记得煮熟了的饭的标准，每天主劳是三斤半(1.75公斤)，次劳三斤(1.5公斤)，半劳二斤六两(1.3公斤)，附劳二斤(1公斤)，没有劳力等级的老小按附劳标准吃。
管理员的瓢儿就是秤。生产队的粮食全部交管理区，各公共食堂的口粮由管理区按标准拨。
每人每月由粮站供应五钱(25克)菜油，逢年过节由公社按人供应二两(100克)猪肉。
才办食堂时，饭煮得干，社员体质好，大家还过得去。
到了1960～1961年时，只有逢年过节吃得上一顿干饭，平常都是三领稀饭，而且饭越煮越稀了，一口气可以喝完，红苕切成胡豆大小的颗颗，饭里只看到几粒米，照得起人影子。
有时搭干苕叶、干萝卜叶、油莱脚叶，社员说“端起碗，看见
鬼。”
原因是一些干部“冲壳子”，说亩产几千斤、上万斤，实际只有几百斤。
我们队在山沟沟里，上面经常调劳力，不是修水利就是去帮公路边的队搞丰产片，抛下老弱残兵种庄稼。
当时又只准种大田大地，二、三台地丢荒，说是“少种、高产、多收”，所以除了征购、种子外，社员口粮就不多了。
再加上于部多吃多占，社员吃到口的粮就更少了，于是只能靠喝那种“鬼稀饭”来活命。
1960年。我添了个孙女，跑到管理区去称产妇补助的口粮，结果只称了二十斤(15公斤)筛筛下面的泥巴碎米花花，我说添个人还不如牛下个崽，一条牛崽国家供应五十斤(25公斤)大米。
管理区干部把我这话告到公社书记那里，还准备开我的辩论斗争会哩。
人是铁，饭是钢。吃得孬，活路又重，好些人得了水肿病，管理区在冯家大院子办病房，公社在陈家湾办病房。
专门收住严重的水肿病人。我们队先后在公社、管理区病房的有十二人。我同我小女两个地方都住过。
病房由公社、管理区派医生给病人吃消水肿的中草药，主要是补助营养，由管理区按人按天增供半斤(0.25公斤)大米，由公社每月供应半斤(0.25公斤)猪肉、菜油和米皮糕。
我们队当时十八户，一百零三个人，办食堂的两年多害水肿病死了十人，害急性脑膜炎死三人。
我大哥周运楷全家十四人，害水肿病死五人。
我二哥周运洪，食堂刚下放，到石桠粮点去买粮，等排队站拢人就晕倒了，找人带信给他儿子，他儿子把他背回家，只说了句：“要喝口米汤”，一会儿就断了气。
小锅小灶，好柴孬柴都可以烧，公共食堂烧毛毛柴不得行，要烧木柴，先拆社员的猪圈烧，后拆三户吊脚户的房子烧(吊脚户由队安排住在大院子)。
这些烧完了就到坡上去砍树，加上搞烟薰肥也砍，山上的树几年砍光了，到现在都没复起原。
未办食堂前，社员养猪五、六十头，队里办饲养场只养五、六头猪，我大哥当时就是饲养员，没得粮食只喂猪草，一条猪一两年都喂不肥。
皮子有筷子头厚，猪背一弓起，脑壳和尾巴拖地，社员说猪成了六条腿。我二哥说生产队喂的猪还不如以往一户人喂的猪多，还受过批判。
1961年农历二月间，解散公共食堂，对社员的房屋、猪圈作了赔退，划了自留地，供应了口粮，我们才逐步度过难关。
有的说，要是再办几年公共食堂，不晓得还要死多少人。

13、实行“三化”消灭家庭（1）
在北戴河会议上说：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很好，可以提。不仅工人是产业大军，农民这个产业大军更大。把农民组织成产业大军，积极性更高，产量更多。”
“陈伯达编了一本书，叫《马恩列斯论军事》。马克思说，许多东西是从军队里首先实行的。战争时期不是劳动力统一调配吗？我们现在办大公社，统一调配劳动力这就是战争时期的经验。”
“人民公社采用团、营、连、排、班的建制，一般可以不这样搞，愿意搞的也不反对。”

河南嵖岈山公社

１９５８年的麦口上，农活正忙，玉米该种了，棉花芽子该栽了，尽管成立了公社，可社员们干活仍然是各扫门前雪，干部们急得上火，社员仍是优哉游哉：“慌啥？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怎么办？河南省遂平县嵖岈山人民公社想出了好办法：学解放军的样子，搞军事化，把男女青壮年编成团、营、连、排、班，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上班吹军号，干活吹冲锋号，休息吹休息号。一处吃饭，一处睡觉，一齐上工，一齐收工。
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这样开展起来了。全公社共建立２７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
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设教导员、营长、参谋长。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
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由于水稻、红薯任务大、技术性强，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为保证行动迅速一致，他们还仿照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五项制度：
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２８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
军事化开始那阵子，效果确实不错。社员每天听军号一吹，就自觉地站队点名，五六分钟就排队上工了。生产中有竞赛、评比，还能利用休息时间集体学文化，学唱歌。
如第一团水稻营，原计划完成３８００亩水稻要１０００人，可由于实行了军事化，４００人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地里到处都是几条步枪扎成堆竖在那里。一群群农民劳动后又拿着老式步枪，排着军事队形，在田野里操练。
当夜幕降临之后，山的巨大身影显得朦胧而淡远。熄灯号吹过，窗户台村只有牛屋里亮着一盏灯，全村家家户户熄了灯。
窗户台兵团在实行军事化中走了一着好棋，他们把全村的房屋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
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颇有军事化的味道。
可是，人毕竟有七情六欲。那些被无端分离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值壮年，欲火中烧，怎受得了这清教徒一般的生活。
于是，当夜深人静时，夫妻们便相约到野外，寻一处清静之地，重温旧课，自是一番情趣。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兵团领导发现有人触犯“军规”，到野外相会后，便派出巡逻队，一下子就抓了几对夫妻，且都狼狈不堪。于是，全团召开辩论会，把几对夫妻置于人群中，让人们对他们辩论。
１９５８年６月《河南日报》报道：岈山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军事化以后，使广大社员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增加了集体活动的机会，这对于社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养成和加强集体思想、集体观念是有很大好处的。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第六基层社第一大队，别出心裁地搞起了一个所谓的“三院二所”。
“三院”是指儿童学院、青壮年红专学院、老年幸福院，“二所”是招待所、托儿所。
这个大队共有585户2689人，规定社员按不同年龄进入不同的“院”，集体住宿。
所需的房屋则是将社员私有的房屋宣布为公社所有，由公社负责管理维修，由大队规划使用。其具体规定是：
儿童学院：凡是4岁至6岁的儿童，全部参加儿童学院。该大队共建有4个儿童学院，入院儿童217人。每院设院长一人，教养员2人，建立儿童食堂一座。将儿童分班分组，每天集体上课、睡觉、吃饭。
青壮年红专学院：这个大队共建立了4处，住进红专学院的有563人，下设技术研究、试验、学习、验收4个股，并设食堂一座。
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集体吃饭、劳动、学习。在住宿问题上，凡是夫妇两口者，住单房间，一门一窗；未婚的青壮年，男女分住，二至三人一个房间，实行集体住宿。
老年幸福院：凡是年老体弱，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老年人，组织到幸福院，集体住宿、吃饭，并根据其劳动力情况，分配给一定的轻体力劳动，如养鸡、鸭、兔、猪等。生活上实行饭菜多样化，吃饭时有专人照管。
招待所是为社员来客设立的，内有食堂，客人可在此吃饭。托儿所则收一岁至三岁的儿童。
该大队实行“三院二所”后，其上级第六基层社党委会曾总结出了五大好处：
（一）解放了生产力，干活行动迅速，指挥统一。妇女摆脱了家务琐事，使出勤率由原来的不到70％上升到100％。
（二）便于集中教育社员，提高广大社员的政治觉悟。
（三）便于学习文化，提高社员的文化、技术水平。
（四）充分发挥了半劳力和辅助劳力的作用，做到了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大大发展了集体经济，达到了家禽满院。
（五）吃住在一起，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干部关心社员，社员爱护干部，干群关系更加密切。
这样的“三院二所”虽然有如此多的“好处”，但这种人为地拆散家庭的做法，必定会给群众的生活造成诸多不便，实际上是不能长久的。
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千万中国人正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兵团，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

14、实行“三化”消灭家庭（2）

湖南宁乡县
刘少奇 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兴无灭资,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
搞共产主义,就要废除家庭，彻底消灭私有制,铲除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培养共产主义的公有观念。
这在当时是灌诸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宁乡人民全体被编入军事化组织，县上设师,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生产大队设连，小队设排。
青壮劳力为“正规军”，赋民兵荣誉称号。老弱病残幼进幸福院、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妇女劳力编入杂牌军，称花木兰，穆桂英连等等。
到年底，全县28万人加入民兵。当时武装部长和县委书记吃饭时，兴高采烈：“我们这个师，二三十万人，打起仗来就是集团军了，您就是集团军总司令，起码中将”。
乐得身兼师长的书记大人开怀大笑。
那些编入军事化组织的社员，按连、排集中居住,统一睡大统铺。男女别营,夫妻分居。社员家庭一律被拆散,家中财产,统统充公,彻底共产。
社员的财产,社队用得着的，抬着就走充公；派不上用场的,能烧的就烧,烧不了的就打碎,取“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之意。
食堂大灶火不断,烧了家具烧房梁,烧了房梁烧门窗,门窗烧完砍山林,弄得房徒四壁,山光林毁。
食堂烧，大炼钢铁更烧得欢，拆房烧梁，烧门窗，烧家具……
农具之类,小到巴掌大的秧锄,大到犁耙,甚至粪桶粪缸都必须共产归公。
社员个人只能把穿用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随身携带。当时社员们私下里辛酸地说：“这是1950年土改斗地主,扫地出门,共产灭私。”
为了根绝私有财产观念,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复发的因素,公共食堂不仅抄了社员的家产,扒了社员的灶头,而且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上种粮种菜,不准养鸡养鸭。
后来即便个别地方开了个小口子,准许社员家养一两只鸡,但不许开火,鸡和蛋不准自食,只能由供销社收购,名曰“出口争外汇,换机器”。否则就扣上“吃社会主义”帽子。
县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称，我们就是要兴无灭资，使全体人民无家无业，轻装上阵，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吃食堂,的确实现了“兴无灭资”;共产,把小商品生产的农民,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而当年宁乡人“幽默”地形容说：“唉，这下可好了，剩了个条胯（赤膊光屁股），吊儿郎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天堂里，男的女的打条胯，也还有点想头吧！”
家庭是私有制的基础。消灭私有,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当务之急的要义是消灭家庭。
对此,刘少奇在1958年讲得很清楚。他说:“毛 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要实行。毛 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
共同生活,“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新生活要搞新村庄,“现在的房子是临时的,将来拆掉当作肥料。”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潮中,刘少奇的故乡,干部们大搞共产共居，拆房子，住大屋，花样百出。
生活集体化后,社员们挟着小包袱,被编到一起共产共居,住大屋,睡统铺。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托儿所,男的住进男兵连,大姑娘小媳妇住进娘子军连……房产归公,原来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归公社所有。
瞅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干部们心里直犯嘀咕:房子空在那里,屋主看见了牵心犯毛病。要彻底铲除私有观念,干脆拆了它！
好一些的大瓦房,被用作社队的办公楼。宁乡县委宣布实现“白屋化”。
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有办公楼,并要粉刷成白屋,以便刷标语,搞宣传。
此外,共产主义农业大学、福利院、敬老院、幼儿园、临时医院、社办剧团等等新办单位用房,一律挑选好屋。
剩下的房子就倒了大霉。积肥拆茅屋、拆陈年砖瓦屋。拆茅屋有个新名词,叫做“茅屋洗澡”。拆顶的茅屋,土墙砖砸碎担往田里作基肥。
砖、瓦屋和一些零散农宅,大炼钢铁拆了一大批,砖块运去建土高炉,木料运去作燃料。
此外,社队要修建筑工程、水利建设工程，又大拆了一批民房。
据1961年中共宁乡县委《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向地委的报告》:“被平调房屋25600间,每户平均1.6间。搞得许多人‘家空业尽’,有好多户人家流离失所。
贫农刘梅生有病,干部强迫搬家,走慢了一点,被干部一顿乱拆,把一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仅拿出一床被窝,气得刘痛哭而去,远走他乡,至今未回。”
“生活集体化”解体后,许多人家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许多人只好挤居在集体的猪栏、牛圈之中;有的搭起个小草棚,一家数口,几代同堂;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间破屋里。
宁乡农村乡俗,老百姓流行黑色幽默。社员们把几家共居,叫做“住共产主义集体宿舍”,几代同堂,称为“享共产主义天伦之乐”;夫妻同居无房,只好去野外偷情,则谐之曰“为共产主义配野种”。
在共产毁房之外,社员的其他财产归公,就为国家、县、社、队“共产”的集体经济提供了积累来源。
江苏奉贤县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大办人民公社的号令后,奉贤县委闻风而动,大办人民公社运动一个多月,至10月上旬,全县实行了公社化。
人民公社要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组织军事化。县委规定,16岁以上,50岁以下,除地、富、反、坏、右分子外,全民皆兵,统统编为民兵。
16岁到30岁为基干民兵,平时通过军事化组织,大搞大兵团运动的生产运动,组织为农业常备兵团和专业兵团,专业兵团又下设深翻兵团、积肥兵团、钢铁兵团和副业兵团。
行动战斗化。兵团按营、连、排为单位,实行集体居住,男女分开,夫妻分居,父子拆散。统一劳动,统一居住,统一休息。听哨声起床、吃饭、出工、收工、实习、睡觉。
生活集体化。最关键的是吃公共食堂,集体住大屋。据1958年10月2日的统计数字,全县共办起2021个公共食堂,共有65001户,吃食堂的有266104人,占当时农业总人口的91%。
在实行“三化”之后,奉贤县委提出口号,要求社员吃在地头,干在地里,睡在田头。各公社在田头搭起草棚,集体扎营集体睡,以便爬起来就出工劳动,干到半夜爬上铺就睡觉。江南的夏夜,蚊叮虫咬,社员们受尽了活罪。
此外,奉贤县委规定,为彻底解放妇女,废除家庭私有制,各公社要组织幼儿园、托儿所。在“共产风”一风吹的情况下,一切财产归公。
每个人只剩下换洗衣物,打在一个小包袱里,随身带着走。用不着的统统打烂、烧毁,以割断“资本主义尾巴”。
社员房子充了公,公社还不放心,怕见物思旧。在集中居住后,各公社还放火烧了一些空房子。
仅仅为了实现“共产共居”,断绝社员还家之念,全县就拆烧民房2147间。

15、并村搬家“净身出户”
山东滕县就曾发生一件因误传上级精神，造成一个公社的社员大搬家的荒唐事件。
1958年11月3日，滕县界河红旗人民公社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在济宁地委开会分组讨论时，听到了滕县辛庄山顶有几户社员从山上搬到山下居住的事。
这位副书记在开会时大概是心不在焉，把这件事同会议的主要精神混在一起，当做地委布置的任务回来后进行传达，并讲到了小村并大村进行大兵团生产的好处。
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本来头脑就发热，听了这位副书记的汇报后，以为上级已经加快了“乡村城市化”的工作，匆忙决定全公社并村搬家。
第二天，界河红旗公社在驻地召开全公社党员、干部大会。由那位副书记“传达”地委会议精神，对并村作了具体布置。
办法是将全社的176个村合并为28个大村，实行按性别、年龄分别居住，男女青年各住一村，男女老人也各住一村。
不论青壮年和老年，凡是有配偶的一律过星期六制度。按照军事化的要求，全社人口编排成团、营、连、班。
同时规定，在并村搬家时，小家畜家禽集中喂养，取消私有制，只准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其他一律不带，粮食更不能带走。
会上还提出了“苦战一昼夜完成任务，向公社党委报捷”的口号。
虽有不少党员、干部对此想不通，有意见，但不敢提。他们认为并村搬家既然是上级布置的，就是一项全国性工作，同时也由于当时流行“拔白旗、插红旗”，怕提了意见被当做“白旗”受批斗。
11月5日，全社开始搬家。社员对搬家普遍反对，怨声载道，
哭骂声不绝，都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有些胆大泼辣的社员大骂干部，华家林村五个妇女坐在街上连骂
带哭了一天。个别干部家属因不堪辱骂走上绝路。不少社员以毁破农具、大吃大喝来发泄不满。
搬家时，社员觉得房子、家具、其他物件都将不属自己了，就将锅、盆扔在路上或砸掉，将家具、木床当做柴烧，把农具弄断、弄坏当做废铁卖掉。
社员更是杀鸡宰羊，喝酒吸烟，赵辛街耕作区（介于公社与大队间的组织，一般相当于原来乡的范围）宰羊200余头，杀鸡3000只。
在搬家过程中，干部带着民兵到社员家翻粮，司堂耕作区的龙山店共有500户，被翻的有432户，共翻出社员收藏的粮食20011斤、花生305斤、地瓜300斤。
社员为了藏住粮食，有的将粮食埋在粪堆里，有的埋在河滩上。11月6日，滕县县委得知界河的大搬家后，立即打电话指示停止搬家，这一闹剧才停演。
山东滕县某公社搬家并村是干部听错了会议精神，河南信阳某公社的搬家并村却是上级的命令。
一位河南信阳人回忆说：
姥姥家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全村人排成一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该进男劳力营、哪些该进女劳力营，都由他们决定。
7岁的母亲本来该进儿童营，因为个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由于劳累，母亲得了关节炎，终生疼痛，直到现在。
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
前不久母亲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感慨说那时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模一样。

16、猛刮“共产风”（1）
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北戴河会议后一个多月，全国就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也同时基本实现了食堂化。
各地公共食堂创办之时，无场地、无锅、无灶、无生活必需品，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但这并没有影响公共食堂的遍地开花。那么，办公共食堂所需的各种物品从何而来?既非购买，亦非上级拨给，而是通过刮“共产风”从社员手中刮来的。
“共产风”一词，是 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首次使用的。他说：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该归社的，如大部分的自留地。”
“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的刀锅碗筷等。”
“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
这是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半年后对“共产风”的概括，他准确地抓住了“共产风”的本质特征。
“共产风”之所以发生，就在于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体制。
全国的人民公社平均是由28个农业社合并而成的，原来的农业社一般成了公社下辖的大队。公社是工、农、商、学、兵样样俱全，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在全公社范围内，统一生产，统一分配，农民过着名则集体、实则平均的生活。
这样，原来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的贫富被拉平，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收入差别也被消除，成了穷队“共”富队的“产”，社、队“共”社员的“产”，贫穷的社员“共”较富裕的社员的“产”。
湖南长沙县高塘人民公社成立后，有人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人民公社好，可惜搞大了。富社与穷社，分别很不少，我社粮食产得多，他社粮食产得少，要想提高生产力，粮食不可平均吃。”
可见，人民公社一成立，广大群众对这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就表示了不满。
办人民公社要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同时也要使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公社成立之时，不但要将农业社的全部公有财产，包括土地、牲畜、林木、农具、地里的庄稼、已经收获尚未分配的农产品、农业积累的资金，甚至劳动力的使用和调拨，全部转为公社所有，而且还将社员的部分生活资料由公社统一使用。
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规定：
“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
“在已经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公有，但可以留下小量的家畜和家禽。”
《河南省人民公社试行章程》规定：
农业社转并为人民公社时，一切公有财产全部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
在转社时，社员私有的牲畜、林木、果园和大中型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公社所有。
社员原有的自留地、荒闲地、苇地、房基宅地应交公社所有。
公社化后社员的小家畜家禽，可留为社员所有。社员占有的多余的房屋，公社有统一调配权，不得再收房租。
社员的家庭生活用具，包括桌、椅、板凳、床铺、箱、柜等等，一律归社员所有，公社如有需要，在取得社员本人同意后，可暂时借用。
从这些规定中可以看出，公社化后社员的生产资料毫无例外地全都要交给公社，部分生活资料名义上可以留给个人，但公社也可以用各种名义占有。这就为各地刮“共产风”开了方便之门。

17、猛刮“共产风”（2）

公共食堂与刮“共产风”是联系在一起的。办食堂之初，公社除了掌握一定的粮食外，可谓一无所有。
食堂办起来后，一方面，所需的锅碗瓢盆、蔬菜食油等等，食堂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供使用。
不少公社是一夜之间办起的，食堂也是如此，所需之物全部取之于社员个人。
但农民毕竟是小生产者，一方面有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有自私自利的思想，普遍存在可“共”别人的“产”而不可“共”自己的“产”的心理。
食堂办起来之后，他们并不会自愿地将家里的东西交给食堂，那时的办法是，趁社员出工之际，由社、队干部到社员家搜查，将发现的粮、油等物品全数收去交给食堂。
社员稍有不满，轻则批判辩论，重则开展批判斗争、不给饭吃，并扣上破坏公共食堂、破坏人民公社的帽子。
在一些地方，为了强迫社员到食堂吃饭，强行将社员的锅砸烂，把碗、盆拿走。
公社化高潮时，正值大炼钢铁的高潮，为了炼铁炼钢，不少地方将社员家里的铁锅、铁铲等铁金属全数拿去，化作铁疙瘩，以完成钢铁指标，理由是留这些东西也没有用，反正在食堂吃饭。
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公社古云大队刮“共产风”的情况，便足以说明“共产风”的厉害。
古云的“共产风”早在“大跃进”启动之初就已开始刮了。
1957年12月至1958年3月，古云先是开展大规模的投资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死钱变活钱”，要社员把家里藏的银元拿出来，作为向社里的投资。
办法是先由几个干部摸底，认定是有钱的户，就送去一张条子，写明什么时候要向社里交出多少钱来，如果不交，就辩论、斗争，并且打人。
古云高级社（当时分社还没有建立）就有近20户收到了要钱的条子，被打的有10个人，其中5个是中农，5个是富农。
这样一逼一打，弄得人人紧张，有的吓得把钱都拿了出来。如此一来，古云高级社一共搞出了7000块钱。
没钱的户，有的被逼出卖被帐、棉纱，有的被抢走了生猪。
紧接着，古云又大搞积肥运动，提出“家家落锁，户户关门”、“路无闲人”的口号。
所谓“户户关门”、“路无闲人”，就是屋里的人都出去积肥，过路的人一律要积15担至20担爱国肥，路人随带的礼物常被抢吃一空。
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来石潭籴米，社员毛某叫他积肥，老头说：“我是驾船的，你为何管我船上的事?”
毛说：“共产党什么都管。”便上前扭住老头，老头抵抗，毛就将其按倒在地上。
更可笑的是，有个叫王赞成的社员，眼睛有些近视，他的儿媳妇从娘家回来，手里拿了点娘家给的礼物，王在路边车水，没有看清是自己的儿媳，就跳下水车去抢。
儿媳一看，是自己的家爹，连忙说：“爹，不要抢，这些东西提回去就是送给你吃的。”由此可见当时刮“共产风”的程度。
公社化后“共产风”有增无减。这年8月15日，石潭公社为了开煤矿，要调大批的劳力，调人的办法是站队点名，点上名的就走，多数男劳力被调去。
接着是全民大炼钢铁，这个大队的劳动力集中到了石潭镇，没有炉子，就拆屋取砖；没有燃料，就砍树拆楼板烧；炼不出铁，就打烂社员家的锅做“引铁”，甚至提出“一天不出铁是大事，三年不出谷是小事”。
炼完钢铁，又去修运河。这时的口号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山上要过船，底上15尺，两边跑汽车，中间过洋船”。
古云大队一下子被调去了几百人，每个食堂只剩下一二个男劳动力，还是病人。
前后去了40天，这段时间，不准请假，凡是回了家的，都得押送回工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各地没有不刮“共产风”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给省委的一份报告中说：
“从各地建社的情况看，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革命，它进一步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
“社员自愿地将自留地、自养牲畜、成片树木、生产工具等交公社所有；有的将零星树木、猪、羊等也交公社所有；有455个公社的社员自动将房屋交公社所有。”
社员们曾形象地说，加入公社后，除了一双筷子是自己的，其他都是公社的。
据对河南温县、密县、嵩县、南阳、内乡五个县七个人民公社的统计，在公社化运动中，社员共“献出”钢、铁、铜等原料224600斤，陈粮193万斤，金子78两，银子57斤，银元58元，银货1783两，现金41862元。
河南省西华县在公社化时，社员“自觉投入公社”的耕畜有806头，生猪43757头，陈粮1131728斤，农具141566件，缝纫机144部，架子车927辆，青砖13万多块，钢铁230多万斤，现款153万元，钢洋16926元，棉花1046斤，元宝60个，“其他如银子、金子、玛瑙等很多”。
社员“自愿交出”也好，“献出”和“自觉投入”也罢，都是无代价地将社员私有财产充了公，“共”了“产”。
“共产风”的出现，除了因为当时的基层干部水平低，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就是“共产”外，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公社的体制。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共产”都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下达，作为下级组织的管理区、大队和生产队都只能无条件地服从。
加之办起了公共食堂，社员的吃饭权也就是最根本的生存权，实际上掌握在食堂，也就是公社手中。
如果社队干部心术不正，社员稍有不满，就会被剥夺其本人甚至全家的吃饭权，社员除了挨饿之外别无出路。
这也是社员对“共产风”不能抵制、反抗的原因，从而也导致公社化后“共产风”泛滥成灾，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摘编自《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作者：罗平汉 ）

18、宁乡迅速公社化

湖南宁乡县是国 刘少奇的故乡。宁乡是湘中地区农业大县。
全境以丘陵为主，兼有山地、岗地和平原，土沃田肥，主产粮、畜、林、茶等，稻谷为粮产大宗，牲猪是畜牧业主项。
山多林茂，河渠交织，沩水为主要河流，县内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物阜民勤。
1958年8月刮起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风暴，在宁乡是搅得天翻地覆起狂飙，并从此改变了宁乡80多万人民的命运。
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
湘中酷暑天，天气特别的热。
沩水之滨。中共宁乡县委小会议室内,一片燥动,几多亢奋,几十张热血上涌,满面红光的脸。
宁乡县县委各机关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激昂地讨论湖南省委关于全省迅速推行和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紧急指示，讨论迅速建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措施和前景,和迅速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的部署。
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主持会议。与会者认真学 和《人民日报》大办人民公社的有关文件和报道,讨论 8月9日视察山东时重要指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会议重点集中于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
县委书记大讲了一阵“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金桥”之类的大道理后,与会者又兴奋地讨论起“共产主义天堂”的标准问题。
县委宣传部长：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居，消灭家庭，不分你我，大公无私，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生产自动化，机械化，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无限美好……
花明楼乡党委书记：共产主义就是天天鱼肉不断,餐餐大米白面,饭后吃水果,出门坐轿车，生产自动化，吃饭不要钱……
经过与会者一阵阵兴高采烈地发言之后,县委拍板定下方案：共产主义是伟大神圣的事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早日让全县人民享上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宏福,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宁乡是少奇同志的故乡,宁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县委做出三条决定：
一是组织区、乡两级干部的主要骨干,奔赴已经搞起人民公社试点的浏阳县,去学习取经；
二是由分管农村工作的县委常委带领工作队,到老粮仓地区试办大社,并兼任公社党委书记；
三是一个月内,坚决实现全县人民公社。
县委向全县干部群众提出了总动员的“战斗口号”：
“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金桥越走越宽广,踏上金桥进天堂”。
“苦战一月建成人民公社,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高级”。
“坚决实现公社化,不化不行,非化不可,化得越快越革命”……

9月3日,县委试点工作队进驻老粮仓地区，进行人民公社试点工作。
大办公社,一大二公,高级社并成大社,实行高度共产的公社所有制。
几天功夫,一个由老粮仓、唐市、毛公桥三个乡几十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人民公社建起来了。
全社9996个农户39960个农业人口。全社实行高度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废除家庭,财产充公,公共食堂统管吃喝,社员一律按编制住集体大统铺。
县委领导人亲自为该社定名为“红旗人民公社”,取其“带领宁乡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面红旗”之意。
半个月试点下来,县委决定放手大干。
9月17日至19日,中共宁乡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部署全县公社化。
县委书记李学良作了题为《掀起一个思想革命高潮,又快又好的实现公社化，推动生产的更大高潮》报告，决定全县立即掀起实现公社化的高潮。
会议组织学习北戴河会议精神,学 《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红旗人民公社书记介绍建社的“成功经验”。大会发出“立即实现全县公社化”的动员令。

三天会议,县委拿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劲头,全体干部日夜开会不休息。听报告,谈认识,作规划,搞挑战,议竞赛。会议一散,大家打起背包连夜赶路。近一点的地方,当夜召开紧急会议,速战速决,干部们在一起商定方案,次日一大早挂出金闪闪的人民公社招牌,再开成立大会。
远些的地方,哪怕是七八十里的山路,干部们也是心急火燎,惟恐落后地往回赶,在第二天一早赶上预先用电话布置好的建社大会。
9月30日，红旗人民公社正式在老粮仓成立挂牌，庆祝大会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县委书记李学良向全县80多万人民宣告：我们从此跨进了一个新时代！
10月，宁乡县全县实现公社化，全县64个乡,1378个农业社,一下子变成17个人民公社,183个生产大队,1980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生活供给制。
宁乡县委共产主义大讨论中，高见纷纷，五花八门，奇谈怪论，不一而足。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产党共产党,不共产,还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还能进什么天堂！”县委书记的这番高见,被层层传达下去,成为各级基层干部的座右铭和口头禅。
于是，和全国一样，在1958年夏的人民公社化中，宁乡刮起了“共产风”，宁乡刮起了一阵“大办”风：大办食堂,大行“三化”,大共私产,大兴共居,大拆民房，住大屋，吃大锅饭，大兵团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