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食堂吃饭不要钱

吃、喝、拉、撒、睡,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共产,就从生产资料和吃饭做起。
强调人民公社优越性,第一位是生产资料公有；其次，是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接着就全面布置大办“公共食堂”。
从10月红旗人民公社松柏湾办起第一个公共食堂，至1959年初，全县办起公共食堂16500个。
从城市到农村，宁乡人99.5%都开始了“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生涯。
人民公社宣称：公社对每个社员实行“十八包”：包吃，包住，包穿，包工资，包看病，包教育，包养老，包看戏，包丧葬，包婚嫁，包剃头，包洗浴，包接生，包抚养，包来客……
公社化中干部们声称：生活越过越高，穿衣越穿越俏，工资越拿越多，老婆越娶越好……
共产主义社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厦，听的是电灯电话，坐的是汽车飞机，用的是自动化……。
公社按生产队,把几十上百家农民编入一个食堂。
开始强调“一大二公”，食堂也是越大越好，红旗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的人一千多，远的来回要跑十几里，排队要排老半天，吃一顿饭时间全耽搁在里边，社员反映强烈。食堂又只好改小。
食堂的一切来自于“共产”。
哪家的房子大,干部看了满意,马上指为食堂,户主往外搬。
社员各家各户家中的柴、米、油、盐、存款、积粮,锅、盘、碗、盏、水缸、瓦钵、蔬菜、鸡鸭、猪羊,凡与吃字有关的一切生活用品,统统充公,不准私藏。
有抗令藏匿不交者,一律斗争。不交就搜,搜出来就批斗户主。
红旗、花明楼等几个公社出动武装民兵真枪实弹挨门逐户抄家查粮搜物,闹得社员白天心惊肉跳,晚上恶梦扰魂。
食堂设管理委员会,由抓生活的队长和食堂会计统管,下设炊事班、种菜组、养殖组等若干生产作业组。
据说办食堂的好处之一是解放劳动力。
但实际上,一个食堂操忙的劳力,至少占去该食堂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烧火的，拾柴的，煮饭的，种菜的，打杂的，挑水的，管理员，七七八八一大堆，大都是干部家属和亲戚。
食堂的人能够多吃多占，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肥差事。
据统计,宁乡县共建公共食堂16500个,每个生产队有食堂3个以上。食堂大则百多、几百人,少则七八十人。
社员一律吃食堂,公社、大队干部吃机关食堂和干部食堂,有的生产队干部在大食堂中开小灶。
正所谓:同是一锅共产主义大锅饭,饭分九等,菜分十色。
刚吃食堂的头几天,还真是新鲜热闹事,公共食堂果然吃饭不要钱,让社员敞开肚皮吃,不定量。
为庆祝食堂成立,各食堂还把从社员家里共产共来的东西拿来犒赏大家,杀猪宰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热闹。
开饭前大人跑,小孩叫,争先恐后。红旗公社和东风人民公社好几个食堂发生单身汉、孤寡老人吃多了撑坏肚子的事情。
双凫铺公社的一个二流子,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就夸：“公共食堂好,共产主义好,吃肉吃饭吃大户,神仙日子也比不上食堂好！”
1960年,这位食堂的崇拜者,因为大锅饭里光是野菜汤,肚子里没有粮,饿成浮肿病,受罪不过上吊自杀了。当然，这是后话。
吃了半个月,哪个食堂也顶不住劲了,于是开始实行定量进餐制。40%以上的大队还统一印制了餐票,每人每天定量发饭票3张,凭票可以在全大队范围内的食堂开餐。
东风人民公社(即现在夏铎铺区所属的夏铎铺、历经铺等5个乡)则是公社统一印制的餐票,凭票可以在公社各食堂开餐。
但好景不长，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各食堂缺粮少炊情况日见严重。
1959年春，全县各食堂普遍出现缺粮或断炊情况，不少食堂一日三餐用吃稀的，野菜代粮，见不到米粒子。
少数地方发生饿死人现象。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
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0.7两）、1.5两、2两、2.5两、3两、3.5两、4两。
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合0.75市斤）。多吃要罚。 很快，全县各食堂普遍出现缺粮或断炊情况，不少食堂一日三餐用吃稀的，野菜代粮，见不到米粒子。少数地方发生饿死人现象。
到夏收时节情况才有所好转，政策调整，各食堂普遍供给掺粮食的杂合饭，社员们自己也偷偷摸摸打野食，混个半饱。
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更大 跃 进”,在宁乡搞得天昏地暗，人民公社奉命将秋收的粮食就地征购交国库。
吃食堂吃食堂，食堂没粮口难张。社员缺衣少食,食堂缺粮少柴,于是吃食堂被严格执行“低标准,瓜菜代”了。
野草、树皮、糠壳成为社员救命的主食。宁乡大饥 荒造成极严重的后果。

20、轻装进入共产主义

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兴无灭资,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
搞共产主义,就要废除家庭，彻底消灭私有制,铲除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培养共产主义的公有观念。这在当时是灌诸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宁乡人民全体被编入军事化组织，县上设师,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生产大队设连，小队设排。
青壮劳力为“正规军”，赋民兵荣誉称号。老弱病残幼进幸福院、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妇女劳力编入杂牌军，称花木兰，穆桂英连等等。到年底，全县28万人加入民兵。
当时武装部长和县委书记吃饭时，兴高采烈，部长对书记恭维说：“我们这个师，二三十万人，打起仗来就是集团军了，您就是集团军总司令，起码中将。”
乐得身兼师长的书记大人哈哈连天，开怀大笑。当年南下时，如今的县委书记们当年才都是营、连、排级干部呢！
而那些编入军事化组织的社员，可怜得很，他们按连、排集中居住,统一睡大统铺。男女别营,夫妻分居。社员家庭一律被拆散,家中财产,统统充公,彻底共产。
在“轻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潮中 ,干部们大搞共产共居，拆房子，住大屋，花样百出。
鸟有巢,人有家。宁乡县委把大拆民房当作消灭家庭的要义。
老百姓，觉悟低，看到房子就想起了家。废除家庭私有的想头，干脆，拆房子吧！
生活集体化后,社员们挟着小包袱,被编到一起共产共居,住大屋,睡统铺。
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托儿所,男的住进男兵连,大姑娘小媳妇住进娘子军连……房产归公,原来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归公社所有。
瞅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干部们心里直犯嘀咕：房子空在那里,屋主看见了牵心犯毛病。要彻底铲除私有观念,干脆拆了它！
好一些的大瓦房,被用作社队的办公楼。
宁乡县委宣布实现“白屋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有办公楼,并要粉刷成白屋,以便刷标语,搞宣传。
此外,共产主义农业大学、福利院、敬老院、幼儿园、临时医院、社办剧团等等新办单位用房,一律挑选好屋。
剩下的房子就倒了大霉。
积肥拆茅屋、拆陈年砖瓦屋。“大 跃 进”农业“以粮为纲”。俗话说:“粮食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中央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大打一场积肥运动的人民战争”,宁乡县委在积肥上可就费了劲。
在“技术革命”的口号下,县委领导人决定在全县“大打尿湖粪海的人民战争”,社社推广,队队实行。
所谓“尿湖粪海”,就是把农民住的茅草屋顶拆下来,浸在堰塘里,泡出酱色的猪牛粪似的臭水来,把人、畜粪尿掺进去,就成了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造肥料”。
池塘里的肥水，正好放积肥“卫星”。再打开池塘涵口,把粪水放进田里,或用水车车进田里,又叫做“技术革命结新果”的“自流灌肥”。
拆茅屋有个新名词,叫做“茅屋洗澡”。拆顶的茅屋,土墙砖砸碎担往田里作基肥。
砖、瓦屋和一些零散农宅,大炼钢铁拆了一大批,砖块运去建土高炉,木料运去作燃料。
此外,社队要修建筑工程、水利建设工程，又大拆了一批民房。
据《宁乡平调退赔情况》统计:
“全县1958年初群众住房有702641间,按当时农业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87间。”
“三年来由于拆毁败坏减少了262689间,占房屋总数的37.25%,其中拆毁155740间,占原有总间数的23.1%,平调占用57765间,占原有房屋总间数的7%。”
“因而群众仅有住房439952间,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56间。”
1958年至1960年1月,双凫铺公社原有的房屋53106间,被拆毁损坏16216间,占原有房屋总间数的30.5%。
“生活集体化”解体后,许多人家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许多人只好挤居在集体的猪栏、牛圈之中；有的搭起个小草棚,一家数口,几代同堂；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间破屋里。
宁乡农村乡俗,老百姓流行黑色幽默。社员们把几家共居,叫做“住共产主义集体宿舍”,几代同堂,称为“享共产主义天伦之乐”；夫妻同居无房,只好去野外偷情,则谐之曰“为共产主义配野种”。

21、“共产风”越刮越猛
在共产毁房之外,社员的其他财产归公,就为国家、县、社、队“共产”的集体经济提供了积累来源。
社员的财产,社队用得着的，抬着就走充公；派不上用场的,能烧的就烧,烧不了的就打碎,取“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之意。
食堂大灶火不断,烧了家具烧房梁,烧了房梁烧门窗,门窗烧完砍山林,弄得房徒四壁,山光林毁。
食堂烧，大炼钢铁更烧得欢，拆房烧梁，烧门窗，烧家具……
农具之类,小到巴掌大的秧锄,大到犁耙,甚至粪桶粪缸都必须共产归公。
社员个人只能把穿用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随身携带。当时社员们私下里辛酸地说：“这是1950年土改斗地主,扫地出门,共产灭私。”
据1961年中共宁乡县委《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向地委的报告》：
“‘共产风’刮了三年,越刮越大,一直刮到整风整社开始还在刮。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劳力,小至火钳、茶壶、灯盏、火柴、针线等等,老百姓有什么就要什么,无所不包。”
“初步统计,‘共产风’刮走的各种物资，折价款达300多万元,每人平均50多元。被平调房屋25600间,每户平均1.6间。”
“搞得许多人‘家空业尽’,有好多户人家流离失所。”
“贫农刘梅生有病,干部强迫搬家,走慢了一点,被干部一顿乱拆,把一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仅拿出一床被窝,气得刘痛哭而去,远走他乡,至今未回。”
“共产风”给宁乡人民带来了多大灾祸呢？据1961年12月27日中共宁乡县委上报的《宁乡平调退赔情况》统计：
1958年初,全县共有炊具500万件,户均24件,三年来共损失280万件,占56%。其中属于“一平二调”上交食堂损失的105万件；
1958年初有家具1200万件,户均60件,三年来损失581万件,占总数的48.4%,其中属于共产平调的251万件；
58年初共有农具424万件,户均21件,三年来损失274万件,占64.5%,其中属于共产平调的165万件。
其次还平调了耕地39874亩,包括县平调社队的,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生产大队平调小队的；
共产平调耕牛315头,牲猪137443头,家禽115904只等。
又据1960年1月双凫铺公社整社时,对“共产风”造成破坏损失的统计：
原有256544件家具,办食堂后损失丢失63429件,占24.7%；原有农具189090件,办食堂公社化后损坏85420件,占45.2%。
此外,吃食堂后乱杀牲猪1161头,乱杀鸡鸭7507只,主要是干部吃了。
共来的钱和物，大部分用来盖楼、起厂、修水库，小部分用于食堂和大炼钢铁。
县委一声令下修礼堂，资金、砖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调。
至于社员家里抄走的粮、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还大多送到大锅灶中，让干部社员一起打牙祭。
到58年冬以后，历次抄家抄来的肉鱼蛋品，全由各级干部小灶煮、炒、烹、煎，进了干部的腹中。

第五章 斗“私有”越斗越凶

对农民的“私有观念”进行批斗，毫不容情。
黄材公社椴溪大队一个中农社员,忘了一把锄头在床底下没有交公,被队干部发现后立即报告了驻队工作组。
一份当年的有关材料，记录了对这个“抗拒共产主义”的中农进行批斗的场面。
问：“你为什么要私藏锄头？”
答：“我是不记得床底下还有一把锄头,不是有意私藏,请领导饶了我。”
问：“你家有多少财产,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为什么要抗拒共产主义？”
批斗辩论会步步紧逼,他生怕弄不好会挨打,只好违心地顺风转：“我错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社会主义,对不起共产主义。我是想留着这锄头挖社会主义墙脚,挖共产主义墙脚,搞资本主义。”
对这号“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墙脚”的角色,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义愤填膺,上去就是一阵毒打。
为了根绝私有财产观念,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复发的因素,公共食堂不仅抄了社员的家产,扒了社员的灶头,而且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上种粮种菜,不准养鸡养鸭。
后来即便个别地方开了个小口子,准许社员家养一两只鸡,但不许开火,鸡和蛋不准自食,只能由供销社收购,名曰“出口争外汇,换机器”。
否则就扣上“吃社会主义”帽子。
东湖圹新花大队有个周老汉,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工积极任劳任怨,从不讲“大 跃 进”怪话。
他老婆有个头昏眼花的老毛病,要吃黑母鸡下的蛋作偏方。
于是，他便壮大胆子,违反禁令,偷偷在床底下养了一只黑母鸡下蛋给老婆吃。
不想这只没共产的母鸡不争气,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几声,被队上积极分子听到,马上报告了供销社经理。
经理是个骂娘不转弯的霸道角色,马上跑到周家,强迫他交出鸡婆和鸡蛋,要共产,还要他写检讨,到社员大会上挨批。
周老汉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这一下受不住了,横了条心要跳塘自杀。
老婆急得泣不成声,坐在塘边又哭又喊,女儿和儿媳跳进塘里拼命地把他拖上来。
经理站在岸边,怒气冲天地大骂：“你个老不死的,好大的胆子,私养鸡婆吃鸡蛋,你吃社会主义,还用死来威吓干部,明目张胆地反对三面红旗！你看老子怎么整你！”
最后,周老汉还是站在台上作检讨、挨批斗。

22、姑娘漂亮大家共享

县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称，我们就是要兴无灭资，使全体人民无家无业，轻装上阵，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吃食堂,的确实现了“兴无灭资”；共产,把小商品生产的农民,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而当年宁乡人“幽默”地形容说：“唉，这下可好了，剩了个条胯（赤膊光屁股），吊儿郎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天堂里，男的女的打条胯，也还有点想头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58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1958年宁乡干部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订出的各项指标,如今还留下一串串笑话。
1958年8月下旬全县开始共产主义大讨论，县委到社队，从干部到群众，人人发言，个个表态，讨论共产主义在各人心中的标准。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得着花明楼公社一个上过初中的生产队干部,在“共产主义大讨论”中，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构想了：
“共产主义,各取所需。一天到晚,三餐好饭。有酒有肉,满嘴流油。夏凉冬暖,绫罗绸缎。花园楼房,电灯明亮。机械电气，庄稼自长。进出车子,游玩四方。废除家庭,儿子公养。姑娘漂亮,大家共享。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透过这张保存下来的发黄粗糙、笔划歪扭的作业本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二流子加土财主的梦想,一个略为接触到现代文明现象的农民的梦中天堂——共产主义！
而这篇发言，搏得了与会35名干部的热烈掌声！
那么县委呢？1958年12月12日,宁乡县委公布了《宁乡县1958～1972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草案)》。
它是这样规划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指标的：
“到1972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3万斤,总产120亿斤,人平粮食产量1.2万斤,大豆100斤,食油120斤,食糖160斤。”
“在生活标准上,实现每人每天有细粮1斤,肉0.5斤,豆制品0.5斤,蔬菜2斤,食油1两,水果1斤,鸡蛋2个,食糖1两。”
“在文教卫生上,实现每50个人口中有一个高级医师看病,全县城乡人民普及高中教育;在体育事业上,要培养运动员20万名,其中1万名要达到国际水平……”
在县委领导人神吹这番乌托邦美梦之时,大饥 荒早已横扫宁乡,公社社员早就开始吃野菜树皮了,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饿死人普遍发生。
1959年春荒，给宁乡人民留下了深切的记忆。
第十七章 悲惨的信阳农民
信阳是河南省的重灾区。
一个在河南信阳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忆说：
1958年，“大 跃 进”开始了。由于农场犯人都是受到打击的，政治气氛不浓，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目睹了“大 跃 进”的许多场面。
1958年冬天，我和前Q县县委书记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风。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红旗飘飘，人们都光着膀子，连妇女都光着膀子，据村干部说这是为了突出干劲。
赤裸上身的妇女和男人一样挑土，村干部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赶英超美！”
赤裸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雪白的奶子随之晃动着。
到晚上开始文艺演出，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
我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在中间艰难地、跌跌撞撞地走，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后来，我们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
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因为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一样的帐篷，一望无际的新坟。
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19××—1958。
大 跃 进时期部分农村实行一种残酷的制度——“居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创举。
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不同的粮食定量，互相之间不许见面。
我们到农村演出时，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人村”。
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实际上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
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踹开大门，进屋扎地（大都是土地），有可能埋粮食的都要掘地三尺，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河南土话，意即不许吃饭）。
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
当时流行带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
我曾经见过一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呵斥动作慢的农民，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村干部们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太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他们会让“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是被农场干部拒绝了。
和我住上下铺的前Q县县委任书记是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后痛苦地对我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蒋光头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们打游击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么？”
吓得我赶紧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一位河南信阳人讲道：
我姥姥家在河南信阳某县，1958年那里也开始了“大 跃 进”，开始大炼钢铁赶超美英。
各个村都竖起了土高炉。没有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炼，谁敢反对就是反对总路线；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
那时开展劳动竞赛，搞“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事故频繁，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铁水里面。
外公也被拉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叹息着说，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的余粮刨出来。
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关。
那个时候又开始“放卫星”，鼓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几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谁敢怀疑，就批斗谁。
村干部天天说：“毛 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
于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浪费很严重。上级来参观，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粮食。
后来姥姥家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全村人排成一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该进男劳力营、哪些该进女劳力营，都由他们决定。
7岁的母亲本来该进儿童营，因为个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由于劳累，母亲得了关节炎，终生疼痛，直到现在。
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
前不久母亲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感慨说那时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模一样。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挖人工河。不知为什么，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
豫北是黄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风，就漫天风沙，威胁庄稼。
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
外公每天泡在齐要深的冰水中，回家时全身都结了冰。很多人因为冻饿和劳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里。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去河边玩，从来没有见到过河里有过水。
一条河低于地面，河床里尽是沙土；另一条河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经常有小孩子在里面放羊、放牛。
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老年人讲都是1958年挖河时死去的棒劳力，每一座都是集体坟。
1958年豫北是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炼铁挖河了，收庄稼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婆这个小脚老太太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
可她们有什么力量？还要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于是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做了肥料。
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可是盗窃集体财物，揪出来可不得了。
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
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打。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
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三年大饥荒。

18、宁乡迅速公社化

湖南宁乡县是国 刘少奇的故乡。宁乡是湘中地区农业大县。
全境以丘陵为主，兼有山地、岗地和平原，土沃田肥，主产粮、畜、林、茶等，稻谷为粮产大宗，牲猪是畜牧业主项。
山多林茂，河渠交织，沩水为主要河流，县内土地肥沃，阡陌纵横，物阜民勤。
1958年8月刮起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风暴，在宁乡是搅得天翻地覆起狂飙，并从此改变了宁乡80多万人民的命运。

1958年8月中旬的一天。
湘中酷暑天，天气特别的热。
沩水之滨。中共宁乡县委小会议室内,一片燥动,几多亢奋,几十张热血上涌,满面红光的脸。
宁乡县县委各机关主要负责人齐聚一堂,激昂地讨论湖南省委关于全省迅速推行和实现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紧急指示，讨论迅速建成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措施和前景,和迅速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的部署。

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点集中于讨论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准问题。
县委书记大讲了一阵“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金桥”之类的大道理后,与会者又兴奋地讨论起“共产主义天堂”的标准问题。
县委宣传部长：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共居，消灭家庭，不分你我，大公无私，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有衣大家穿。生产自动化，机械化，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无限美好……
花明楼乡党委书记：共产主义就是天天鱼肉不断,餐餐大米白面,饭后吃水果,出门坐轿车，生产自动化，吃饭不要钱……
经过与会者一阵阵兴高采烈地发言之后,县委拍板定下方案：共产主义是伟大神圣的事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早日让全县人民享上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宏福,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宁乡是少奇同志的故乡,宁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定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县委做出三条决定：
一是组织区、乡两级干部的主要骨干,奔赴已经搞起人民公社试点的浏阳县,去学习取经；
二是由分管农村工作的县委常委带领工作队,到老粮仓地区试办大社,并兼任公社党委书记；
三是一个月内,坚决实现全县人民公社。
县委向全县干部群众提出了总动员的“战斗口号”：
“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金桥越走越宽广,踏上金桥进天堂”。
“苦战一月建成人民公社,三年进入共产主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高级”。
“坚决实现公社化,不化不行,非化不可,化得越快越革命”……

9月3日,县委试点工作队进驻老粮仓地区，进行人民公社试点工作。
大办公社,一大二公,高级社并成大社,实行高度共产的公社所有制。
几天功夫,一个由老粮仓、唐市、毛公桥三个乡几十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人民公社建起来了。
全社9996个农户39960个农业人口。全社实行高度共产主义,废除私有,废除家庭,财产充公,公共食堂统管吃喝,社员一律按编制住集体大统铺。
县委领导人亲自为该社定名为“红旗人民公社”,取其“带领宁乡人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第一面红旗”之意。
半个月试点下来,县委决定放手大干。
9月17日至19日,中共宁乡县委召开县、社、队三级干部大会,部署全县公社化。
县委书记李学良作了题为《掀起一个思想革命高潮,又快又好的实现公社化，推动生产的更大高潮》报告，决定全县立即掀起实现公社化的高潮。
会议组织学习红旗人民公社书记介绍建社的“成功经验”。大会发出“立即实现全县公社化”的动员令。
三天会议,县委拿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劲头,全体干部日夜开会不休息。听报告,谈认识,作规划,搞挑战,议竞赛。

会议一散,大家打起背包连夜赶路。近一点的地方,当夜召开紧急会议,速战速决,干部们在一起商定方案,次日一大早挂出金闪闪的人民公社招牌,再开成立大会。
远些的地方,哪怕是七八十里的山路,干部们也是心急火燎,惟恐落后地往回赶,在第二天一早赶上预先用电话布置好的建社大会。
9月30日，红旗人民公社正式在老粮仓成立挂牌，庆祝大会红旗招展，热火朝天。
县委书记李学良向全县80多万人民宣告：我们从此跨进了一个新时代！
10月，宁乡县全县实现公社化，全县64个乡,1378个农业社,一下子变成17个人民公社,183个生产大队,1980个生产队。
人民公社生产资料公社所有制，生活供给制。
宁乡县委共产主义大讨论中，高见纷纷，五花八门，奇谈怪论，不一而足。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公社姓公,公就是共,共就是公。共产党共产党,不共产,还是什么共产党；不共产,还能进什么天堂！”县委书记的这番高见,被层层传达下去,成为各级基层干部的座右铭和口头禅。
于是，和全国一样，在1958年夏的人民公社化中，宁乡刮起了“共产风”，宁乡刮起了一阵“大办”风：大办食堂,大行“三化”,大共私产,大兴共居,大拆民房，住大屋，吃大锅饭，大兵团作战……

19、食堂吃饭不要钱

吃、喝、拉、撒、睡,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共产,就从生产资料和吃饭做起。
强调人民公社优越性,第一位是生产资料公有；其次，是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
高级社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所有，接着就全面布置大办“公共食堂”。
从10月红旗人民公社松柏湾办起第一个公共食堂，至1959年初，全县办起公共食堂16500个。
从城市到农村，宁乡人99.5%都开始了“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生涯。
人民公社宣称：公社对每个社员实行“十八包”：包吃，包住，包穿，包工资，包看病，包教育，包养老，包看戏，包丧葬，包婚嫁，包剃头，包洗浴，包接生，包抚养，包来客……
公社化中干部们声称：生活越过越高，穿衣越穿越俏，工资越拿越多，老婆越娶越好……
共产主义社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高楼大厦，听的是电灯电话，坐的是汽车飞机，用的是自动化……。
公社按生产队,把几十上百家农民编入一个食堂。
开始强调“一大二公”，食堂也是越大越好，红旗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的人一千多，远的来回要跑十几里，排队要排老半天，吃一顿饭时间全耽搁在里边，社员反映强烈。食堂又只好改小。
食堂的一切来自于“共产”。
哪家的房子大,干部看了满意,马上指为食堂,户主往外搬。
社员各家各户家中的柴、米、油、盐、存款、积粮,锅、盘、碗、盏、水缸、瓦钵、蔬菜、鸡鸭、猪羊,凡与吃字有关的一切生活用品,统统充公,不准私藏。
有抗令藏匿不交者,一律斗争。不交就搜,搜出来就批斗户主。
红旗、花明楼等几个公社出动武装民兵真枪实弹挨门逐户抄家查粮搜物,闹得社员白天心惊肉跳,晚上恶梦扰魂。
食堂设管理委员会,由抓生活的队长和食堂会计统管,下设炊事班、种菜组、养殖组等若干生产作业组。
据说办食堂的好处之一是解放劳动力。
但实际上,一个食堂操忙的劳力,至少占去该食堂劳力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烧火的，拾柴的，煮饭的，种菜的，打杂的，挑水的，管理员，七七八八一大堆，大都是干部家属和亲戚。
食堂的人能够多吃多占，实在是不可多得的肥差事。
据统计,宁乡县共建公共食堂16500个,每个生产队有食堂3个以上。食堂大则百多、几百人,少则七八十人。
社员一律吃食堂,公社、大队干部吃机关食堂和干部食堂,有的生产队干部在大食堂中开小灶。
正所谓:同是一锅共产主义大锅饭,饭分九等,菜分十色。
刚吃食堂的头几天,还真是新鲜热闹事,公共食堂果然吃饭不要钱,让社员敞开肚皮吃,不定量。
为庆祝食堂成立,各食堂还把从社员家里共产共来的东西拿来犒赏大家,杀猪宰羊,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好不热闹。
开饭前大人跑,小孩叫,争先恐后。红旗公社和东风人民公社好几个食堂发生单身汉、孤寡老人吃多了撑坏肚子的事情。
双凫铺公社的一个二流子,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就夸：“公共食堂好,共产主义好,吃肉吃饭吃大户,神仙日子也比不上食堂好！”
1960年,这位食堂的崇拜者,因为大锅饭里光是野菜汤,肚子里没有粮,饿成浮肿病,受罪不过上吊自杀了。当然，这是后话。
吃了半个月,哪个食堂也顶不住劲了,于是开始实行定量进餐制。40%以上的大队还统一印制了餐票,每人每天定量发饭票3张,凭票可以在全大队范围内的食堂开餐。
东风人民公社(即现在夏铎铺区所属的夏铎铺、历经铺等5个乡)则是公社统一印制的餐票,凭票可以在公社各食堂开餐。
但好景不长，少则个把月，多则两三个月，各食堂缺粮少炊情况日见严重。
1959年春，全县各食堂普遍出现缺粮或断炊情况，不少食堂一日三餐用吃稀的，野菜代粮，见不到米粒子。
少数地方发生饿死人现象。1959年春荒，宁乡各食堂粮荒日重。县委和各级党委喊得最凶的，就是“低标准，瓜菜代”。
全县各食堂通行7类标准：按年龄分劳力等级，以16两老秤，每人每餐由1两（不到市斤秤的0.7两）、1.5两、2两、2.5两、3两、3.5两、4两。
最强壮的劳力，一天也只能吃到12两（合0.75市斤）。多吃要罚。 很快，全县各食堂普遍出现缺粮或断炊情况，不少食堂一日三餐用吃稀的，野菜代粮，见不到米粒子。少数地方发生饿死人现象。
到夏收时节情况才有所好转，政策调整，各食堂普遍供给掺粮食的杂合饭，社员们自己也偷偷摸摸打野食，混个半饱。
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更大 跃 进”,在宁乡搞得天昏地暗，人民公社奉命将秋收的粮食就地征购交国库。
吃食堂吃食堂，食堂没粮口难张。社员缺衣少食,食堂缺粮少柴,于是吃食堂被严格执行“低标准,瓜菜代”了。
野草、树皮、糠壳成为社员救命的主食。宁乡大饥 荒造成极严重的后果。

20、轻装进入共产主义

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做“兴无灭资,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
搞共产主义,就要废除家庭，彻底消灭私有制,铲除农民一家一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培养共产主义的公有观念。这在当时是灌诸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
按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宁乡人民全体被编入军事化组织，县上设师,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生产大队设连，小队设排。
青壮劳力为“正规军”，赋民兵荣誉称号。老弱病残幼进幸福院、敬老院、幼儿园、托儿所，妇女劳力编入杂牌军，称花木兰，穆桂英连等等。到年底，全县28万人加入民兵。
当时武装部长和县委书记吃饭时，兴高采烈，部长对书记恭维说：“我们这个师，二三十万人，打起仗来就是集团军了，您就是集团军总司令，起码中将。”
乐得身兼师长的书记大人哈哈连天，开怀大笑。当年南下时，如今的县委书记们当年才都是营、连、排级干部呢！
而那些编入军事化组织的社员，可怜得很，他们按连、排集中居住,统一睡大统铺。男女别营,夫妻分居。社员家庭一律被拆散,家中财产,统统充公,彻底共产。
在“轻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潮中 ,干部们大搞共产共居，拆房子，住大屋，花样百出。
鸟有巢,人有家。宁乡县委把大拆民房当作消灭家庭的要义。
老百姓，觉悟低，看到房子就想起了家。废除家庭私有的想头，干脆，拆房子吧！
生活集体化后,社员们挟着小包袱,被编到一起共产共居,住大屋,睡统铺。
老人住进敬老院,小孩住进托儿所,男的住进男兵连,大姑娘小媳妇住进娘子军连……房产归公,原来各家各户的房子一律归公社所有。
瞅着这些空荡荡的房屋,干部们心里直犯嘀咕：房子空在那里,屋主看见了牵心犯毛病。要彻底铲除私有观念,干脆拆了它！
好一些的大瓦房,被用作社队的办公楼。
宁乡县委宣布实现“白屋化”。公社、大队、生产队都要有办公楼,并要粉刷成白屋,以便刷标语,搞宣传。
此外,共产主义农业大学、福利院、敬老院、幼儿园、临时医院、社办剧团等等新办单位用房,一律挑选好屋。
剩下的房子就倒了大霉。
积肥拆茅屋、拆陈年砖瓦屋。“大 跃 进”农业“以粮为纲”。俗话说:“粮食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中央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大打一场积肥运动的人民战争”,宁乡县委在积肥上可就费了劲。
在“技术革命”的口号下,县委领导人决定在全县“大打尿湖粪海的人民战争”,社社推广,队队实行。
所谓“尿湖粪海”,就是把农民住的茅草屋顶拆下来,浸在堰塘里,泡出酱色的猪牛粪似的臭水来,把人、畜粪尿掺进去,就成了所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造肥料”。
池塘里的肥水，正好放积肥“卫星”。再打开池塘涵口,把粪水放进田里,或用水车车进田里,又叫做“技术革命结新果”的“自流灌肥”。
拆茅屋有个新名词,叫做“茅屋洗澡”。拆顶的茅屋,土墙砖砸碎担往田里作基肥。
砖、瓦屋和一些零散农宅,大炼钢铁拆了一大批,砖块运去建土高炉,木料运去作燃料。
此外,社队要修建筑工程、水利建设工程，又大拆了一批民房。
据《宁乡平调退赔情况》统计:
“全县1958年初群众住房有702641间,按当时农业总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87间。”
“三年来由于拆毁败坏减少了262689间,占房屋总数的37.25%,其中拆毁155740间,占原有总间数的23.1%,平调占用57765间,占原有房屋总间数的7%。”
“因而群众仅有住房439952间,按现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0.56间。”
1958年至1960年1月,双凫铺公社原有的房屋53106间,被拆毁损坏16216间,占原有房屋总间数的30.5%。
“生活集体化”解体后,许多人家吃没吃的,住没住的,真是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许多人只好挤居在集体的猪栏、牛圈之中；有的搭起个小草棚,一家数口,几代同堂；有的几户人家挤在一间破屋里。
宁乡农村乡俗,老百姓流行黑色幽默。社员们把几家共居,叫做“住共产主义集体宿舍”,几代同堂,称为“享共产主义天伦之乐”；夫妻同居无房,只好去野外偷情,则谐之曰“为共产主义配野种”。

21、“共产风”越刮越猛
在共产毁房之外,社员的其他财产归公,就为国家、县、社、队“共产”的集体经济提供了积累来源。
社员的财产,社队用得着的，抬着就走充公；派不上用场的,能烧的就烧,烧不了的就打碎,取“打烂坛坛罐罐,轻装进入共产主义”之意。
食堂大灶火不断,烧了家具烧房梁,烧了房梁烧门窗,门窗烧完砍山林,弄得房徒四壁,山光林毁。
食堂烧，大炼钢铁更烧得欢，拆房烧梁，烧门窗，烧家具……
农具之类,小到巴掌大的秧锄,大到犁耙,甚至粪桶粪缸都必须共产归公。
社员个人只能把穿用的衣物,打成一个包袱随身携带。当时社员们私下里辛酸地说：“这是1950年土改斗地主,扫地出门,共产灭私。”
据1961年中共宁乡县委《宁乡花明楼公社整风整社向地委的报告》：
“‘共产风’刮了三年,越刮越大,一直刮到整风整社开始还在刮。大至房屋、牲畜、器材、劳力,小至火钳、茶壶、灯盏、火柴、针线等等,老百姓有什么就要什么,无所不包。”
“初步统计,‘共产风’刮走的各种物资，折价款达300多万元,每人平均50多元。被平调房屋25600间,每户平均1.6间。”
“搞得许多人‘家空业尽’,有好多户人家流离失所。”
“贫农刘梅生有病,干部强迫搬家,走慢了一点,被干部一顿乱拆,把一屋的家具什物打碎了,仅拿出一床被窝,气得刘痛哭而去,远走他乡,至今未回。”
“共产风”给宁乡人民带来了多大灾祸呢？据1961年12月27日中共宁乡县委上报的《宁乡平调退赔情况》统计：
1958年初,全县共有炊具500万件,户均24件,三年来共损失280万件,占56%。其中属于“一平二调”上交食堂损失的105万件；
1958年初有家具1200万件,户均60件,三年来损失581万件,占总数的48.4%,其中属于共产平调的251万件；
58年初共有农具424万件,户均21件,三年来损失274万件,占64.5%,其中属于共产平调的165万件。
其次还平调了耕地39874亩,包括县平调社队的,公社平调生产队的,生产大队平调小队的；
共产平调耕牛315头,牲猪137443头,家禽115904只等。
又据1960年1月双凫铺公社整社时,对“共产风”造成破坏损失的统计：
原有256544件家具,办食堂后损失丢失63429件,占24.7%；原有农具189090件,办食堂公社化后损坏85420件,占45.2%。
此外,吃食堂后乱杀牲猪1161头,乱杀鸡鸭7507只,主要是干部吃了。
共来的钱和物，大部分用来盖楼、起厂、修水库，小部分用于食堂和大炼钢铁。
县委一声令下修礼堂，资金、砖瓦、木料和人工，全由各公社平调。
至于社员家里抄走的粮、油、肉、禽、蛋，食堂化初期，还大多送到大锅灶中，让干部社员一起打牙祭。
到58年冬以后，历次抄家抄来的肉鱼蛋品，全由各级干部小灶煮、炒、烹、煎，进了干部的腹中。

斗“私有”越斗越凶

对农民的“私有观念”进行批斗，毫不容情。
黄材公社椴溪大队一个中农社员,忘了一把锄头在床底下没有交公,被队干部发现后立即报告了驻队工作组。
一份当年的有关材料，记录了对这个“抗拒共产主义”的中农进行批斗的场面。
问：“你为什么要私藏锄头？”
答：“我是不记得床底下还有一把锄头,不是有意私藏,请领导饶了我。”
问：“你家有多少财产,难道自己还不清楚吗！为什么要抗拒共产主义？”
批斗辩论会步步紧逼,他生怕弄不好会挨打,只好违心地顺风转：“我错了,对不起党,对不起社会主义,对不起共产主义。我是想留着这锄头挖社会主义墙脚,挖共产主义墙脚,搞资本主义。”
对这号“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墙脚”的角色,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义愤填膺,上去就是一阵毒打。
为了根绝私有财产观念,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复发的因素,公共食堂不仅抄了社员的家产,扒了社员的灶头,而且严格规定,任何人不准私自起火,不准私吃食物,不准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上种粮种菜,不准养鸡养鸭。
后来即便个别地方开了个小口子,准许社员家养一两只鸡,但不许开火,鸡和蛋不准自食,只能由供销社收购,名曰“出口争外汇,换机器”。
否则就扣上“吃社会主义”帽子。
东湖圹新花大队有个周老汉,本来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出工积极任劳任怨,从不讲“大 跃 进”怪话。
他老婆有个头昏眼花的老毛病,要吃黑母鸡下的蛋作偏方。
于是，他便壮大胆子,违反禁令,偷偷在床底下养了一只黑母鸡下蛋给老婆吃。
不想这只没共产的母鸡不争气,下了蛋便“咯咯大”的叫了几声,被队上积极分子听到,马上报告了供销社经理。
经理是个骂娘不转弯的霸道角色,马上跑到周家,强迫他交出鸡婆和鸡蛋,要共产,还要他写检讨,到社员大会上挨批。
周老汉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这一下受不住了,横了条心要跳塘自杀。
老婆急得泣不成声,坐在塘边又哭又喊,女儿和儿媳跳进塘里拼命地把他拖上来。
经理站在岸边,怒气冲天地大骂：“你个老不死的,好大的胆子,私养鸡婆吃鸡蛋,你吃社会主义,还用死来威吓干部,明目张胆地反对三面红旗！你看老子怎么整你！”
最后,周老汉还是站在台上作检讨、挨批斗。

22、姑娘漂亮大家共享

县委领导人在大会上宣称，我们就是要兴无灭资，使全体人民无家无业，轻装上阵，才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吃食堂,的确实现了“兴无灭资”；共产,把小商品生产的农民,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而当年宁乡人“幽默”地形容说：“唉，这下可好了，剩了个条胯（赤膊光屁股），吊儿郎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天堂里，男的女的打条胯，也还有点想头吧！”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58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1958年宁乡干部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订出的各项指标,如今还留下一串串笑话。
1958年8月下旬全县开始共产主义大讨论，县委到社队，从干部到群众，人人发言，个个表态，讨论共产主义在各人心中的标准。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得着花明楼公社一个上过初中的生产队干部,在“共产主义大讨论”中，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构想了：
“共产主义,各取所需。一天到晚,三餐好饭。有酒有肉,满嘴流油。夏凉冬暖,绫罗绸缎。花园楼房,电灯明亮。机械电气，庄稼自长。进出车子,游玩四方。废除家庭,儿子公养。姑娘漂亮,大家共享。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透过这张保存下来的发黄粗糙、笔划歪扭的作业本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二流子加土财主的梦想,一个略为接触到现代文明现象的农民的梦中天堂——共产主义！
而这篇发言，搏得了与会35名干部的热烈掌声！
那么县委呢？1958年12月12日,宁乡县委公布了《宁乡县1958～1972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草案)》。
它是这样规划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指标的：
“到1972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3万斤,总产120亿斤,人平粮食产量1.2万斤,大豆100斤,食油120斤,食糖160斤。”
“在生活标准上,实现每人每天有细粮1斤,肉0.5斤,豆制品0.5斤,蔬菜2斤,食油1两,水果1斤,鸡蛋2个,食糖1两。”
“在文教卫生上,实现每50个人口中有一个高级医师看病,全县城乡人民普及高中教育;在体育事业上,要培养运动员20万名,其中1万名要达到国际水平……”
在县委领导人神吹这番乌托邦美梦之时,大饥 荒早已横扫宁乡,公社社员早就开始吃野菜树皮了,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饿死人普遍发生。
1959年春荒，给宁乡人民留下了深切的记忆。
第十七章 悲惨的信阳农民
信阳是河南省的重灾区。
一个在河南信阳农场劳改的“右派分子”回忆说：
1958年，“大 跃 进”开始了。由于农场犯人都是受到打击的，政治气氛不浓，也就没有跟风跃进，于是我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常走出农场目睹了“大 跃 进”的许多场面。
1958年冬天，我和前Q县县委书记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采风。看到在凛冽的寒风中，红旗飘飘，人们都光着膀子，连妇女都光着膀子，据村干部说这是为了突出干劲。
赤裸上身的妇女和男人一样挑土，村干部站在堤顶，时不时举起右臂高呼：“赶英超美！”
赤裸上身的妇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赶英超美！”雪白的奶子随之晃动着。
到晚上开始文艺演出，农民白天劳累十五、六个小时，到晚上早就又饿又累、东倒西歪了，可还是必须得去看戏。
我看到民兵持枪站在道路两旁，农民在中间艰难地、跌跌撞撞地走，就和押送俘虏一样。
后来，我们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炼钢铁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壮观景象：
一望无际的土高炉，一望无际的、像万国旗（因为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单缝成的）一样的帐篷，一望无际的新坟。
每座坟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写着死者的名字。那些木牌很新，连树干自身的白色都没有褪去。上面无一例外地写着：×××，19××—1958。
大 跃 进时期部分农村实行一种残酷的制度——“居家并屯”，是“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大创举。
什么叫“居家并屯”呢？就是实行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劳力、女劳力、少年劳力、老年人、儿童五个特征分开，分别住在不同的村庄里，分配以不同的劳动、不同的粮食定量，互相之间不许见面。
我们到农村演出时，居家并屯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所以看演出时，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儿童一片，基干民兵持枪在各个片中间来回巡视，以防止亲人见面后互相交谈。
居家并屯实行后，农民发生了大迁徙，原来的自然村落变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人村”。
由于老人不进行重体力劳动（实际上以今天的标准衡量，老年人从事的劳动也是很重的），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很多老年人在饥饿和劳累中悲惨地死去。
等到劳力们都上工后，村干部和民兵手持铁条，挨家挨户踹开大门，进屋扎地（大都是土地），有可能埋粮食的都要掘地三尺，发现有偷埋粮食的，不但全部没收，而且要挨打、“没牛槽”（河南土话，意即不许吃饭）。
农民下工以后，看到满屋的狼籍，只有忍气吞声，自己把地平上。
当时流行带肩章，村干部纷纷在自己穿的中式对襟棉袄上也缝上了肩章。
我曾经见过一个村干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袄，呵斥动作慢的农民，真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村干部们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农场来对农场领导说这些“右派”太消极怠工，如果交给他们“管教”，保证他们会让“右派”们俯首帖耳、拼命干活,可是被农场干部拒绝了。
和我住上下铺的前Q县县委任书记是个有良心的共产党人，他目睹了这一切后痛苦地对我说：“我干了半辈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蒋光头斗、跟地主老财斗，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当年我们打游击枪里来雨里去，老百姓为支援和掩护我们做了很大牺牲。谁反对共产主义，我会马上砸烂他的脑壳。可是，难道共产主义竟然要用这种方法来实现么？”
吓得我赶紧阻止他继续说下去。

一位河南信阳人讲道：
我姥姥家在河南信阳某县，1958年那里也开始了“大 跃 进”，开始大炼钢铁赶超美英。
各个村都竖起了土高炉。没有矿石，就把农民家里的铁锅、铁勺、甚至农具拿去炼，谁敢反对就是反对总路线；没有燃料，就砍树，所以后来闹饥荒时，连草根树皮都没的吃。
那时开展劳动竞赛，搞“拔白旗”，就是批斗干活慢的人。休息时间评议谁干的慢，找出来后拳打脚踢，往往把人打得遍体鳞伤。
土高炉没有安全设施，事故频繁，很多人就这么死了，死在铁水里面。
外公也被拉去大炼钢铁，后来向我讲起的时候，叹息着说，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个时候。
后来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户不许生火做饭，村干部一看到炊烟，立刻带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农民的余粮刨出来。
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那么多农民死于饥饿，与此有关。
那个时候又开始“放卫星”，鼓吹一亩地可产粮几千斤，后来吹到几万斤、几十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谁敢怀疑，就批斗谁。
村干部天天说：“毛 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怎么吃，这么多的粮食一定要想办法吃完。”
于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喂猪，浪费很严重。上级来参观，就把粮仓里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粮食。
后来姥姥家所住的村庄也搞“居家并屯”，全村人排成一队，村干部站在前面筛选，哪些该进男劳力营、哪些该进女劳力营，都由他们决定。
7岁的母亲本来该进儿童营，因为个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进少年劳力营，和十几岁的孩子干同样的活，由于劳累，母亲得了关节炎，终生疼痛，直到现在。
村干部强行拆散家庭时，农民全家人紧紧抱在一起，哭声震天，被民兵和村干部用大棒强行拆开。
前不久母亲看了反映犹太人集中营生活的电影《逃离索比堡》后，感慨说那时的情景和电影里描述的法西斯集中营一模一样。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挖人工河。不知为什么，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两条人工河。
豫北是黄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风，就漫天风沙，威胁庄稼。
外公挖河时，村干部拿着大棒站在旁边监视，稍有懈怠就脚踢棒打。
外公每天泡在齐要深的冰水中，回家时全身都结了冰。很多人因为冻饿和劳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里。
我小的时候在农村住过两年，经常去河边玩，从来没有见到过河里有过水。
一条河低于地面，河床里尽是沙土；另一条河高于地面，河床里长满了青草，经常有小孩子在里面放羊、放牛。
河边无碑的坟墓特别多。据老年人讲都是1958年挖河时死去的棒劳力，每一座都是集体坟。
1958年豫北是个大丰收年，风调雨顺，庄稼长势出奇的好。但是棒劳力都去炼铁挖河了，收庄稼的任务就落到我母亲这个七岁的孩子和外婆这个小脚老太太这样的老弱病残头上。
可她们有什么力量？还要赶进度、追求所谓的“提前××天完成指标”，于是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做了肥料。
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带回家里，因为那可是盗窃集体财物，揪出来可不得了。
每天下工时村干部都守在村口，一个挨一个地搜身检查，甚至连妇女的私处也不放过。
查到谁偷带了食物，当即就是一顿打。由于饥饿感的驱使，年幼的母亲总是在地里偷吃生的农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麦穗、生玉米——什么都吃过。
浮夸风带来高指标、高征收，队里本来就不多的的余粮甚至种子都交出去了。就这样，迎来了三年大饥荒。

23、大办食堂实行“十包”

1958年，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是全国第一个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在北戴河会议上被树为“样板”。
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共建食堂３０１个，９３６４户全部参加了食堂，平均每个食堂３１户、１００多口人。
全社实行粮食供给制，全年每人５００斤口粮标准无价供应，社员凭粮证吃饭，每人每月只需交２～３角钱的菜金，就可以吃个肚儿圆。
全县也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公共食堂化，建幼儿食堂９９个、青壮年食堂２４７个、幸福食堂(老人)１２６个、综合食堂１６６７个。
据《河南日报》1958年11月２日报道：公共食堂的建立，其优越性如旭日东升，放射出万丈光芒。
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巨大变革，培养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和集体观念，有利于克服农民的自私本性和落后意识，从根本上截断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后路，解放了妇女，提高了生产力……
砸了小锅换大锅，可着肚子吃饱饭，公共食堂的建立，着实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以至于如今吃过大食堂的人谈起来仍津津乐道。
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都能做十多样的饭，有油炸、爆炒、清蒸……成天净想着摆弄着吃了。”
一大队刘庄和平队的食堂一个月改善２０多次生活，吃饺子、面条、炸油条、糖糕、吃鱼、吃鸡、吃猪肉等。
社员们没有不高兴的，一高兴就编一段快板：食堂真正好，吃得省又饱。种个小菜园，顿顿把菜炒。还要把菜卖，还是吃不了。村前挖个坑，农闲将鱼捉。逢着庄稼季，鱼肉和油条。伙食调剂好，人人乐逍遥。
家住嵖岈山下，吃着窝窝头、喝着菜汤长大的人们，对人民公社大食堂感受颇深，至今仍然记得当年在大食堂吃饭的情形：
每当开饭的铃声敲响，家家户户便拿着吃饭家什倾巢出动，老老少少，赶到大食堂的饭厅吃饭。
几口大缸里冒出诱人的热气，人们排着长队打饭，吃饭时人们的吮吸声、咂嘴声惊心动魄。
人民公社实行“十包”：即吃、穿、住、教育、治病、死葬、理发、看戏、烤火费和结婚等，这种供给制虽然没达到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但它完全打破了“按劳取酬”的法权界限。
什么都由人民公社给包下来，农民再也没有后顾之忧，傻瓜蛋才会不高兴呢。
每当看到人们成群结队地端着饭碗往公共食堂拥去的时候，王西强心里总有点说不出来的怅惘：“娘也，这事弄玄了！”

24、全民皆兵男女禁欲

１９５８年的麦口上，农活正忙，玉米该种了，棉花芽子该栽了，尽管成立了公社，可社员们干活仍然是慢慢腾腾各扫门前雪，干部们急得上火，社员仍是优哉游哉：“慌啥？明天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早上，公社书记陈丙寅在土山街食堂喝两口稀饭，中午到韩楼吃了几个菜包。
社长钟清德见他吃得不多，就问咋回事。陈丙寅拉他到屋里，两个人卷了个喇叭头，吸着。
陈丙寅发愁地说：“清德，你看这农活多紧，人们却是慢工出细活地干，会中？能不能想个法子，加快干活进度。”
钟清德拍拍大脑门，思索着说：“陈书记，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咱们组织专业队的事吗？”
陈丙寅说：“记得呀。”钟清德慢条斯理地说：“咱们组织的２００多个抗旱种麦专业队，一处吃饭，一处睡觉，一齐上工，一齐收工，不几天就完成了抗旱浇麦任务，这事对我的启发很大，这很有点像解放军的军事化。”
陈丙寅眼睛一亮，说：“对，咱也学学解放军的样子，搞搞军事化，把男女青壮年编成团、营、连、排、班，统一管理，统一指挥。”
钟清德说：“是这个理儿，干脆全按解放军那一套，上班吹军号，干活吹冲锋号，休息吹休息号。”
陈丙寅说：“这事得社党委研究一下，今夜咱俩回去，召开党委会，明天就弄成它。”二人兴致勃勃地赶回公社所在地杨店街。
嵖岈山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全公社共建立２７个生产兵团，外加一个钢铁兵团，以生产队为一个团，团内设正副政委，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设教导员、营长、参谋长。
营长领导全盘生产，教导员负责思想政治工作，参谋长负责技术指导。营下边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
由于水稻、红薯任务大、技术性强，各团还专门设立了水稻营、棉花营、红薯营。
为保证行动迅速一致，他们还仿照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五项制度：
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向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２８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
“军事化开始那阵子，效果确实不错。”陈丙寅在４０年后谈起来，仍然壮怀激烈。
他说：“社员每天听军号一吹，就自觉地站队点名，五六分钟就排队上工了。生产中有竞赛、评比，还能利用休息时间集体学文化，学唱歌。如第一团水稻营，原计划完成３８００亩水稻要１０００人，可由于实行了军事化，４００人就提前完成了任务。”
有一天暴雨倾盆，山险水急，张和庄水库水位暴涨，半夜里大坝冲开两道口子，库水冲了出来，一阵凄厉的紧急集合号声划破夜空，人们从方圆赶来，很快将缺口堵住了。
军号声里，杨店兵团打着红旗上了凤凰山，白天干了一天，夜里仍然不下山，炊事员把饭挑到山上。
大伙儿打着灯笼、火把挖鱼鳞坑，三天三夜挖了３０多万个，一面长十里的山坡披上了绿装。
夜半，冲锋号在山下响起，这是水稻营的战士们连夜清除田间杂草，一人一盏小灯笼，晃动在田野间，一夜清除杂草２００亩。
印度学者钱德拉•塞卡尔曾到过岈山人民公社采访，耳闻目睹过生产军事化的创举。
他在《今日共产党中国》一书中写道：当我在农田附近漫步时，我看到地里到处都是几条步枪扎成堆竖在那里。我看到一群群农民劳动后又拿着老式步枪，排着军事队形，在田野里操练，真让人不可思议。
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军事化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几千万中国人正式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军事兵团，人们养成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睡觉，统一上工和收工”的习惯。
陈丙寅也不无感叹地说：“后来，生产军事化也有胡弄的，一下子弄到茄子棵里去了。”
当夜幕降临之后，山的巨大身影显得朦胧而淡远。熄灯号吹过，窗户台村只有牛屋里亮着一盏灯，全村家家户户熄了灯。
窗户台兵团在实行军事化中走了一着好棋，他们把全村的房屋统一分配，所有男人住村东头的营房，所有女人住村西头的营房，老年人带着孩子住留守营房。夜里有民兵在各个防区巡逻放哨，查问口令，颇有军事化的味道。
可是，人毕竟有七情六欲。那些被无端分离的男人和女人们正值壮年，欲火中烧，怎受得了这清教徒一般的生活。于是，当夜深人静时，丈夫和妻子们便相约到野外，寻一处清静之地，重温旧课，亲亲热热，自是一番情趣。
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兵团领导发现有人触犯“军规”，到野外相会野合后，便派出巡逻队，一下子就抓了几对正在得趣的男女。
于是，全团召开辩论会，把几对狼狈不堪的男女置于人群中，让他们坦白交代，让人们对他们辩论。
“你们为什么干这见不得人的事？”问。
“想哩。”答。
“你老想，谁不想呢？你们就不会忍一忍？”问。
“也知道犯错误，就是忍不住。”答。
“还想不想了？”问。
“不敢想，急死也不想了，谁再想就对不起毛 他老人家。”答。
软弱的女人早哭做一团，成了泪人。辩论会开得热烈而生动，人们情绪十分高涨。
干部最后作结论说：“大 跃 进不准偷着干‘那个’，要把‘那个’干劲儿用到大 跃 进上来！”
经过斗争的男人和女人们事后仍然兴高采烈，说：“娘的，如今才尝过先结婚后恋爱的味儿。”
１９５８年６月《河南日报》报道：嵖岈山人民公社实行生产军事化以后，使广大社员不仅在生产上，而且在其他各方面也增加了集体活动的机会，这对于社员在生产、生活中逐渐养成和加强集体思想、集体观念是有很大好处的。
理论把实践装扮得光彩夺目，事实和宣传大相径庭。

25、湖北当阳跑马场的闹剧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湖北当阳县委办公室发文介绍长坂公社东群小队办集体食堂“经验”。至年底全县盲目办起农村集体食堂2958个，居民集体食堂204个。
如此多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集中起来共同吃饭，的确是一个奇迹。
而当阳县跑马人民公社在这个奇迹中有了更大的创新，这个公社一夜之间就由过去的“社会主义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
记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一批公社化期间在跑马（现改称半月镇）任职的老干部，他们是：
阎光福（72岁，时任跑马公社龙台管理区总支书记，后任当阳县副县长）、李大福（75岁，时任当阳计委副主任）、冯德满（71岁，时任跑马人民公社跑马管理区第二书记、代理书记）、郭清粹（79岁，时任跑马人民公社副书记）。
他们回忆和讲述了当年在跑马人民公社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他们回忆说，1958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之后的公共食堂几乎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下办起来的。
这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9月12日，当阳东风人民公社宣告成立。从此，公社化运动在全县范围一哄而起。
农村集镇、健全的区乡行政体制被废除，完善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被解组，以原区所属行政区划为单位，成立庙前、育溪（含育溪镇）、慈化、王店、河溶（含河溶镇）、跑马（即半月，因1957年跑马乡搞车子化在全国出名，将半月区改为跑马人民公社）和草埠湖人民公社。
公社成立后，实行“政社合一”，全县原来31个乡，改为管理区，将经过调整后的304个高级农业合作社，一律改称生产大队，大队以下分2217个生产队。
生产资料全部归公社。在高级社时，允许社员保留的家庭副业也属公有。
“工农兵商学五位一体，农林牧副渔统一经营。”
在人民公社成立初期，曾一度提倡“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在生产劳动结合中实行团、营、连、排、班的建制，搞大兵团作战。
在群众生活中，各大队办食堂，男女老幼同堂就餐。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按月发工资实际未兑现。
在并村搬家时，小家禽家畜集中喂养，取消私有制，只准许带生产工具，衣服被褥等，其他一律不带，粮食更不能带走。
公社党委还提出了“苦战一昼夜完成任务，向县委报捷”的口号。
搬家时，社员觉得房子、家具、其他物件都将不属自己了，就将锅、盆扔在路上砸掉，将家具、木床当做柴烧，把农具弄断、弄坏当做废铁卖掉。
还有社员更是杀鸡宰羊、喝酒吸烟，跑马管理区嵩山大队宰羊200余只，杀猪60头，杀鸡3000只。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称：11月7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时，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
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
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来挖，甚至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成了大家的。
这种事，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1959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某某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了这件事情。
在讲到当年跑马公社刮“共产风”事件，惊动了中南海，在全国出了名时，时任跑马人民公社跑马管理区第二书记（代理书记），今年71岁的冯德满老人说：
“我们和张天高同志（时任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公社主任，已病故）一样，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对党和毛 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向往共产主义和过好日子。”
“我们回忆那段历史意味深长，我们在半月（跑马）工作的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全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的一个缩影。”
“天高同志生前多次对我讲，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刮了一些‘共产风’犯了错误。主要是我们水平低，没有很好的正确理解中央精神。我们认真学习，认真反省自己，可见天高同志是实事求是的。”
阎光福、冯德满两位老人继续回忆说：人民公社运动后兴办的公共食堂，是和供给制捆绑在一起，没有公共食堂这个载体，供给制不能顺利推行，而不实行供给制，公共食堂也难以迅速普及。
既然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那么“放开肚皮吃饭”也就顺理成章了。
首先我们以跑马管理区泰山大队为试点，把这个生产大队的10个生产队并在一起，住在十队和三队（这两个生产队是面对面的两个湾子）。
办了一个大食堂，全大队共1000多人做饭，同时办了两个小食堂分别为敬老院的老人和幼儿园小孩子们做饭，社员家里的锅盆碗灶全部交公。
大家都称之为“幸福食堂”。社员到食堂吃饭时，自己吃饭自己盛，要吃多少盛多少，既不要钱，也不限量。
同时公社党委还在半月集镇（公社所在地）上的供销社餐馆里办起了“流水席”的食堂，人们随到随吃，无论来得早晚都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时一些过路行人，如枝江问安、袁码头和县内各地路过此地的行人，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
行人来了就吃，吃了就走。人家不吃，还劝人家，说是反正吃饭不要钱。
公社领导还要求食堂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每天三餐，每餐四菜一汤，一周一会餐，节日大会餐。
当记者问起粮食和蔬菜的来源时，两位老人告诉说，粮食从各大队调，蔬菜直接到地里去挖。
当年人们曾经对“吃饭不要钱”大唱赞歌。社员们编出了一套“吃饭不要钱的好处”的快板词，上街头演出，唱词写到：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
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
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
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
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
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开笑颜；
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
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
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
为什么心里越想越是甜？共产主义快实现！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

可是，好景不长，这样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到了年底和1959年初，粮食就根本不是多得吃不完，而是严重不够，大家也开始勒紧肚皮过日子。
1959年春节刚过，人均每天吃不到半斤粮食，社员们在食堂吃红薯、萝卜填不饱肚子，只得回家捡来冻红薯，刨榆树皮、桐麻树皮，搞黄金条叶子、豌豆叶子、棉花叶子、花生叶子、水草和粮食混合加工吃。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里公社患浮肿病的群众有近千人。
郭清粹（79岁，时任跑马人民公社副书记）说：
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被县委发觉，并很快报告到地委、省委和中央。当时公共食堂已经揭不开锅，干部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惶惶。
1959年阴历年后，县委派出刘学纯（后任公社党委书记）、陈立志（后任公社副主任）、张宗贤（后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和我成立工作组，到跑马公社去纠正平均主义和“共产风”的问题。
临走前，县委副书记高福长给我们交待了任务。他说：
跑马公社“共产风”很严重，过去一连串的胜利，把一些人的脑子搞热了，冲天干劲与应有的科学精神脱节，我们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的教训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你们这次下去一定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按照省委和中央的精神认真解决“共产风”的问题。
在我们县委工作组下到半月时，张天高同志已被县委送到省党校去学习。
我们工作组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1959年4月10日由我主持召开了千人大会，会场设在半月农业中学操场上。
搞公物还家，解决“共产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所有党员干部，还有部分社员代表、社直单位的职工和镇上的居民。
会议一开始，公社、管理区、二级党委带头作检讨，承认错误，使大队、生产队干部很受感动。
接着开始赔退。会上，县里和公社当场拿出现金25万元，分别退还给生产队。还当场退还了刮“共产风”时县公社从大队、生产队刮来的数十台拖拉机、抽水机、动力机、各种运输车辆以及200多件家具，同时包括群众在半月街上“无人售货商店”推走的3部苏式倒闸自行车。听到赔退和实物退还的消息，群众的疑虑一下子消除了，生产的积极性顿时高涨。
大会召开不久，省委调研组牛厅长（省卫生厅）一行5人在半月作了多方考察，又听了我们公社新一轮领导班子汇报后，表态说我们抓住了要害，解决实际问题，工作搞得不错。
后来，县委安排我和刘学纯、陈立志、张宗贤四位同志分别就地任职。由于县委及时指导，跑马公社的“共产风”这一闹剧才停演。

26、“共产主义”闹剧

各地还出现了一批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或准备过渡的公社，演出了一个个闹剧。
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规划：二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
山东范县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随后，山东莒南县制定出一个“大战二百天，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河南最先实行一县一社的修武县，制定了五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另外，一些省委，如陕西、山东，也做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
最为荒唐的闹剧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公社。1958年11月7日，跑马公社党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带队到外地炼钢铁）在大会上宣布：“今天是社会主义的尾，明天是共产主义的头。共产主义已经到了！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家庭，除了老婆以外，什么都公有了。”
有人问：“什么时候共老婆？”
这位书记回答说：“我得请示上级。”
大会一结束，人们就到街上商店去拿东西，去得早的多拿一点，去得晚的少拿一点，最后去的是一位教师，只拿了两筒蜡纸。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社员家的东西。别人家的鸡，可以随便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随便来挖。
更有荒唐的，有人竟然去托儿所、幼儿园来领别人的小孩做儿子。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因为马上就共产主义了，子女也就成了大家的。
这种事，今天看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可这却是1959年3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讲到的。

1958年10月28日。山东省范县召开万人大会。县委书记谢惠玉宣布：“范县要在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他具体描绘了共产主义美妙的蓝图。后来。这幅画得最美的“乌托邦蓝图”，摘要登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1月4日编印的《宣教动态》上，题名叫做《山东范县提出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现扼要介绍如下：
一、工业。
二年实现电气化，并开始研究利用原子能；大力发展钢铁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和生活用品工业。
到1960年，我社将是：“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产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活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到手里。”
二、农业生产万斤化，今年水利河网化；明年全部土地园田化，灌溉自流化、标准化；后年达到灌溉电气化。
1960年，“田间耕作用机器，灌溉自流用电力；粮食亩产好几万，堆大敢与泰山比；棉花开放似雪野，花生多得不用提；丰收一年顶百季，人人喜的了不得。”
三、林业、渔业、畜牧业和多种经济。
实行土地种庄稼、植树、休闲各占三分之一，59年实现宅旁、路旁、河渠旁、陵园旁、水库池塘旁全部绿化。
四、关于“共产主义乐园”的规划。
1、把全县993个自然村合并成25个“共产主义新乐园”。
每个乐园内设有：托儿所、卫生所、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理发馆、浴池、养鱼池、妇产院、剧院、影院、幼儿园、养老院、疗养院、休假院、公园、青年食堂、养老院食堂、大礼堂、会议厅、餐厅、跳舞厅、广播站、体育场、发电厂、自来水供应站、畜牧场等。
2、修筑“经三纬五”共八条宽30米的公路，贯串25个新乐园。田间也要修四通八达的宽12米的公路。
总之，要实现：“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有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乘凉有电扇；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
五、文教、科学、卫生、福利。
1、文教。59年普及小学；60年普及中学教育，建成综合大学4至6所，师范学院1所。
2、科学。59年建成科学院1处，分院10处；气象总站1处，分站10处；正规红专大学11处，农业大学1处，党校、团校、医校各1处。
3、卫生。今年开始公费医疗；59年扩建10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25所，百个床位的医院、妇产院各1所，门诊部100个；60年除扩建已有医院外，再建公社疗养院4处。
4、福利。
58年建戏院、图书馆、澡堂各20处；
59年扩建戏院、澡堂、电影院、体育场、公园、图书馆、俱乐部各25处；把生产队、食堂、工厂等单位均安上电话，户户有喇叭；
60年生产大队建总机，托儿所、妇产院、医院、图书馆等单位均安上电话。真正达到：“各种生产用机器，劳动娱乐加学习；出门坐上电汽车，到处花香直扑鼻；房屋公路电灯化，有事摇摇电话机；定时广播有喇叭，饭前饭后听听收音机，北京上海好戏随便听听它。”
蓝图最后总结道：1960年基本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制度。
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要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这就是当时的范县县委书记和全县干部一起尽最大的努力来幻想，所能够想象、幻想出来的最幸福的共产主义天堂的情景。
1958年11月6日， 看到了这幅“乌托邦蓝图”，写下一段批语：
“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指示印发给参加郑州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字体大小，文章格式，完全照文老样，较为适宜。”
同时批示：“陈伯达、张春桥、李友九三同志有意思前去看一看吗？行路匪遥，一周可以往返，会后出征，以为如何？”
影响最大的是中央在河北徐水人民公社搞的“共产主义试点”。

27、徐水“共产主义试点”（1）

1958年8月4日， 来徐水视察。指示他们搞人民公社。8月5日，张国忠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
会后立即把全县248个高级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陈正人奉刘少奇之命来到徐水，中央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
在8月8日召开的徐水县委会上，陈正人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并送给县委三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写的《大同书》，要求县委领导认真学习。
张国忠小心翼翼地问：“听说康有为是个反动人物呀，他的《大同书》能读吗？”
陈正人笑了，说：“能读。这是毛 一再向党内干部推荐的必读书。康老夫子写了这本书，生前害怕满门抄斩密不示人，嘱咐家人在他死后五十年再发表。这本书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社会，这对我们建设共产主义有极大的启示。”
毛 视察徐水时曾指示“要搞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刘少奇在石景山也说过“给民兵发点枪进行操练”。
8月13日，首先在 视察过的南梨园举行了发枪典礼，民兵们都异常地兴奋。
典礼之后，1100名民兵指战员根据命令，肩扛锄头手持枪，跑步奔赴生产战场。
他们在两个半钟头就锄地410亩，拔草340亩，追肥95亩，生产效率大为提高。
张国忠趁热打铁，将20个乡镇合并为7个乡，实行政社合一，开展了为办好公社而比劳动、比共产主义精神的群众性竞赛运动。
8月22日，徐水县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帮助下，绘制了一幅“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蓝图——《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
提出“奋斗目标是：
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963年即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
具体规划是：
建一座有200台机床的机械厂，还要建设联合钢铁厂、化肥厂、联合纺织厂、水泥厂、酒精厂、淀粉厂、制糖厂、人造石油厂、综合化工厂、炼焦厂、热电厂等。
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要把播种面积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粮食亩产达8000斤。
今冬实现灌溉机械化和加工机械化；明年实现耕作机械化，农村初步电气化；1963年实现高度机械化和电气化，一切主要的体力劳动都为机器所代替。那时，人们的劳动已不再仅仅是谋求生计的手段，而本身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了。
1959年每人平均占有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50斤。1963年每人平均占有粮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奶品150磅，蛋品800个，糖240斤，水果147斤。主要生活资料初步实现各取所需。
1959年，30岁以下的文盲都消灭，到1963年，达到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再过五年，或者在更短一点的时间内，即从明年算起，在7至10年内，30岁以下的人都达到高等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成为专家。那时，旧的劳动分工形式要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逐渐消失。
这就是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共同设计的“共产主义美好蓝图”。
徐水县委召开了“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动员大会。什么是共产主义？干部和群众都不明白，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在大会上讲话说：
“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成立人民公社，就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第一步。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除了生活用品和存款是自己的，其余都是公有的，这就叫共产。共产行不行？”
台下群众齐声喊道：“行！”
书记接着说：“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一共亩产就提高了，就能达到两千五百斤。共产好不好？”雷鸣般的喊声：“好！”
9月1日，《人民日报》宣布：“徐水人民公社将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的最高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对徐水犹如火上浇油。9月15日，成立了徐水县人民总公社（后改名徐水人民公社），实行县社合一，经济上由县一级统一核算。
9月21日，经保定地委批准，徐水与相邻的安新县、容城县合并成一个大县，仍叫徐水县。
合并后的徐水县，人口由31万多一跃变为73万多，“共产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试行。
9月20日，发布了《中共徐水县委员会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规定：
从9月份起，干部、工人、职工取消工资，社员取消按劳取酬的工分，每月发给津贴；
对全县人民搞供给制的“15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全部有公社包起来。具体标准是：
伙食：男女整半劳力，大、中学生（这里的大学生是指红专大学的学生）每人每月5元，小学生每人每月4元，幸福院老人每人每年4元5角，幼儿园儿童每人每月3元5角，托儿儿童所每人每月3元。
伙食费一律不发给本人，以食堂为单位掌握。伙食用粮发给食物，以食堂为单位发给供应证，凭证到附近粮库领取，其他部分一律折款发给货币。
为了便于掌握，各食堂可发给个人饭证。农民出门原数带走饭费，到另一食堂吃饭交费。
服装日用品：男女整半劳力，每人每年发给服装布24尺，棉花1斤，鞋3双，袜子2双，毛巾1条，肥皂2块，根据需要发给草帽1顶。
大中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儿童都有相应的规定，连托儿所儿童，每人每年也发给服装布8尺，袜子3双，毛巾2条，帽子1顶，香皂1块，小毛巾1条。
津贴：根据劳动态度、技术高低、劳动强度分为二等，一等每月2元，二等每月1元，一、二等各占50%左右。大中学生每人每月零用钱5角，小学生、幸福院老人、婴幼儿每人每月零用钱分别为1角、3角、1角，不发给个人，由集体掌握。
其他：农民的医疗费，由县财粮部发给各公社，由各公社统一掌握，农民看病在本公社有效，本公社不能治疗经医生证明转院，转院治疗一律付现款；
结婚男女双方每人补助1元5角，生育补助3元，死亡丧葬适当发给丧葬费；看戏、看电影、洗澡不花钱，每10天发洗澡票1张，20天发理发票1张，1个月发电影票1张；取暖以每年105天计算，每户每天煤２斤，折款一次发给各户。

28、徐水“共产主义试点”（2）


徐水县向共产主义迈进，还采取了以下几个重大措施：
消灭私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原来各高级社的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粮食等一切财产，全部收归公社所有；社员的房屋公社可以任意拆迁，社员的自留地全部被公社收回，社员的猪羊鸡鸭、林木全部收归公社所有；有些地方把社员的箱箱柜柜也收归公有。社员说：“除了碗筷，什么都归公了！”
为了达到“乡村城市化”“消灭城乡差别，公社规划：全县所有土房和破旧砖房一律在10月前拆掉，然后建居民楼。结果，拆掉32000间房屋，只盖起来质量很差的9栋楼，共300个居室。搞得社员住房非常紧张，冬天有许多农民挨冻。
为了迅速在全县普及公共食堂，徐水县委连续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议，“交流了办食堂的经验”，批评了“在办食堂工作上的消极收缩‘右倾保守’思想，统一了认识，把建立食堂工作迅速地推向了高潮”。
为了加强食堂工作，徐水县委书记处确定一名书记专管食堂工作，县商业局成立了生活服务指导科，同时抽调粮食部门的20余名干部下派到乡担任后勤部主任，各社和连队（即生产队）也设立后勤部。
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全县共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万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
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一些对外营业的饭馆也不收钱了，很快被吃的关了板。
花费大量从农民那里共产来的金钱和物资，新建起30个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还成立了文工团、剧团等。

中央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消息，经《人民日报》吹出后，徐水县就成了参观的热点。
当年有40多个国家、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前来参观，国内外影响很大。
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急忙派遣塔斯社记者来参观、察看，结果看出破绽。向赫鲁晓夫汇报后，赫鲁晓夫放下心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
难道中国那么多人来参观，其中还有许多高级干部，难道就没有人看出破绽？有，只是不能说破这“皇帝的新装”。
罗荣桓、贺龙和聂荣臻三位元帅也来过徐水参观。他们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要在有生之年看看共产主义是什么样子。
结果很失望：他们看到了墙上写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画着硕大如牛的肥猪、几个人抬着的大白菜；幼儿园的孩子呆板地回答参观者的问题；敬老院家徒四壁，坐着目光痴呆的老人。
罗荣桓摇摇头，对两位老战友说：“这样的敬老院，我可不来住。”
据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回忆说：出席北戴河会议的代表曾集体到当时的“共产主义试点”——河北徐水县参观。
“我在参观中，看到一片成熟的棉田，出桃棉花一片白，记者赶忙拿起照相机准备以棉桃为背景为我拍照。同去参观的一个同志赶忙拉开了我，说：‘别照，假的。’我也看出假来了。”
这么多的高级干部都看出假来，可是在北戴河会议上却没有一个人说，反倒为“高产卫星”叫好。
刘少奇也来过徐水视察，直到后来 开口批评徐水，他才说出徐水有很多是造的假。

中央、省、地、县四级虽然对“共产主义试验”做了多方面的美妙设计，无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公社的财力、物资不足，很快就不能按标准“供给”了。
毛巾由两条变1条，后来连1条也发不起了。
11月，公社筹款550万元，12月又筹了90万元，还挪用商业资金700万元，紧紧巴巴维持了三个月，“供给制”就不得不草草收场。
新建起的30个工厂、1348个小型企业、11所大学和文工团、剧团等，也不得不一哄而散。
徐水公社只存在了三个月就解体了，“共产主义试点”也就完全破产。
徐水的问题，毛泽东觉察较早。1958年9月，毛泽东把身边的18名工作人员派往徐水。这些人实地调查了半个月，反映了徐水县普遍存在的“共产风”和强迫命令等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
10月15日~17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天津听取徐水、安国、唐县的第一书记和河北省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当张国忠汇报到幸福院、幼儿园和建筑房屋的试点规划时，毛泽东批评说：
“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
“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不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见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对于徐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指出： “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六亿人民的所有制。六亿人的所有制要国务院发工资，你还是自己发工资嘛。”
谈到徐水实行的供给制，毛泽东问： “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
毛泽东对徐水工作的批评使河北省委震动很大。省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组织了工作组，在徐水做了三天调研。
21日下午在天津，刘子厚就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向毛泽东作了专题汇报。
毛泽东认真听过汇报后，再次强调要弄清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全国的全民所有制的区别。他还说：“你们帮助安国县搞一套看看，体制、作风，你们看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帮徐水，一方面帮安国，和他唱对台戏。”
这个表态使河北省委意识到，毛泽东对徐水的共产主义试点很不满意。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徐水工作和落实毛泽东的指示问题。
此后，徐水把一县二社改为三级实权制，干部、职工恢复并补发了工资，房屋仍归原主所有。
那一年的秋粮本来长势很好，但由于受大炼钢铁、大办工业的冲击，收获时丢糟烂现象严重，入库的粮食远没有预想的那么多，一估算根本不够人们“敞开肚皮吃”，公共食堂被迫开始定量， “津贴”也没有了。
至此，徐水的 “共产主义试点”虽未宣布取消，但已很少被提及，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对徐水也大失所望，指示：“不要宣传徐水”。此是后话。

29、顾工采访徐水公社（1）

某作家写过一篇文章《徐水人民公社颂》，发表在1958年9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
文章对徐水人民公社颂扬备至，详细介绍了公社为了创造“土豆亩产120万斤、一棵大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的高产卫星，所采取的创新措施：注射葡萄糖，浇狗肉汤等等。
作家顾工曾奉命来徐水采访，但是没能写出某作家那样的文章。三十年后，他才写出了那次采访徐水所看到的真实情况。
1958年，作家顾工正在《解放军报》当编辑。一天，主编林欣命顾工去采访徐水人民公社，“写出一篇划时代的文章”，“写出共产主义萌芽状态中的人的精神风貌。”顾工早就对徐水的“共产主义”半信半疑，想去徐水探询究竟。于是，欣然前往。
顾工乘京汉路火车南下，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大闹共产主义”的徐水县城。
参观“取经”的人山人海，仿佛全国都来这里“赶集”。顾工随着人流涌进徐水接待站。
记者也多如过江之鲫，决没有特殊照顾、另眼相看，一律在写得密密麻麻的登记本上登记。
顾工登记完，两眼布满血丝疲倦不堪的接待员，眼开眼闭地对顾工说：“从全国来的人比我们徐水全县的人还多，没地方住。呃，对了，马列学院的院长杨献珍刚走，腾出了一个铺位。你就去睡他那个枕头吧。”
顾工想，杨献珍睡过的铺位一定不错。谁知到招待所一看，院里屋里满地泥泞（昨夜刚下过雨），那大炕上只有几片破炕席，连个枕头都没有。
屋子是漏的，还在往炕上滴水。潮湿的炕上躺着几名光着大脊梁的人，正在呼呼酣睡。
顾工没在招待所住，找到县委宣传部，没人。他问看门的老头：“大爷，你们全县哪里的‘共产主义’闹得最红火？”
老头耳朵不灵，连问三遍才得到回答：“你出城奔东南，几里地，大寺各庄，那里一夜之间就到了共产主义了。参观的人都去那里。还有，你奔西北方向也行。十里开外，有个大王庄，那里‘共产’‘共’得也不错。到哪儿都开眼，老天爷可真算开眼啦！”
顾工直奔大王庄。没车，顶着烈日，走到日落西山时总算走到大王庄。
一进庄，“共产主义”的味道就出来了。所有的泥墙泥房都刷上了白石灰，一片银白世界。
所有的影壁上都画着漫画，画的歪七扭八，不过还能认出是：火箭伴嫦娥一起升天；孙悟空骑着千斤猪腾云驾雾；八仙过海被滔滔麦浪淹没……。
墙壁上写着大字标语：“毛 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三年迈进共产主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天等于二十年”……。
顾工饿了。他从上午下火车后，还滴水未沾。来大王庄的路上虽然遇到几个村庄，但是那里的公共食堂都是冷涡冷灶，炊事员都是说：“饭早就开过了。”
他想，现在来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兵大王庄，总能吃上饭了。谁知，他叩遍家家户户的大门，家家户户都闭门不出。
昏黑中，摸到了公共食堂，喜出望外。进去一看，没有一个人影，掀锅找碗，都空空如也。无奈，靠在秫秸上，入睡了。
天亮，顾工支撑起又饿又乏得身子，像个流浪汉，东问西问，好不容易问到大队书记的家。
大队书记是位铁铮铮的好汉，长得有些像《水浒》中的宋江。他姓王，仁慈仗义，他听到顾工自我介绍是军报记者，就特客气，特热情。
顾工说，他已经饿了一天，想找点吃的。
书记为难地说：“我这个‘家’，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家’。我们这里实现了共产主义，所有人家的‘家’都已经都取消了。老头和老头住一起，老太太和老太太住一起。妇女编成妇女营，儿童编成儿童团。像我这样的大老爷们，都编成‘共产主义突击队’。这‘突击队’能文能武，能种地，能炼钢，能打农具……”。
“那么，吃饭……？！”顾工又提到吃饭。
“嗯，吃饭……”书记有些踌躇，“我们这公共食堂是吃饭不要钱。不过，人手不够，开饭时间很不准时。我也摸不清什么时候开饭。你是记者，又一天一夜没吃东西，是有点过不去。我给你做点什么吃的吧，我这里又没有米面，家家户户的存粮都交给公共食堂了。”
书记又沉吟一下，小声而神秘地说：“这样吧。我还给我的小孙子藏着一包奶糕，你先拿他垫垫肚子吧。我的小孙子也集中到托儿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