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顾工采访徐水公社（2）

顾工饥不择食，几口就吞吃了奶糕。就又请求这位好心的书记：“请您领着我参观一下吧。”
书记慨然应允。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来一大群人参观。”
书记说：“让他们过来吧。”于是，书记领着顾工等一大群人来到了田间。
沿着田垄地边走。麦子已经收割，现种的是晚秋作物。萝卜地绽开翠绿的叶子。奇怪的是萝卜地上空拉着电线，挂了很多电灯泡。
书记介绍说：“这是卫星示范田，每个萝卜至少要长两丈长。夜晚用电灯照，早晨浇牛奶，傍晚灌狗肉汤。现在，萝卜长有一丈多长了。”
走进饲养场。猪圈里的猪，确实又肥又大。栅栏上都挂牌标明重量：“600斤”、“800斤”、“960斤”……。
粉墙上还画着一张彩画：一头大象在猪的脚下，和猪相比，犹如老鼠与猫。
书记颇为自豪地说：“我们的指标是；千斤猪。就是饲养到1万斤也有可能。”
参观新创办的“农业大学”。牌子很新，门面很大。里面只是几间堆粪的草棚。有几个半大小子把粪装到滚筒里滚动。
书记介绍说：“学生在生产颗粒肥料。这是新型大学，边学边干。书本知识和生产实践相结合。”
有参观者问：“学完，也发毕业证吗？”
书记笑了，说：“上面指示，成绩好的，还要授给博士学位哪！我们这土大学，一定要超过洋人办的洋大学！”
顺土街土路走去。路边有“敬老院”，院里一群老头都在鞣制一张张猪皮和羊皮，灰尘很大，老人都在咳呛。
再走几步，是“娘娘殿”，一群老太太都在纳鞋底。拐过去不多远，是“穆桂英兵团”，进去一看，全是大闺女小媳妇，都在用剪刀裁剪衣服。
书记说：“大队的人全都归了类，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老的跟老的，小的跟小的。这样的‘革命大家庭’比过去一家一户的‘小家庭’，要进步多了，科学多了。便于统一指挥，统一管理。”
顾工问“穆桂英”们：“你们有没有休息日？过礼拜日吗？”妇女们哄堂大笑，一个个红了脸，笑弯了腰，笑出了泪。有些小媳妇掏出手帕擦眼睛。
路口，有个半开半掩门的小商店。顾工站在店门口往里一看，里面吃的用的还不少：烟、酒、饼干、糖果……。
他喜出望外，想进去买几包饼干带在身上，以防再挨饿。
他刚想进商店，就被书记拦住，说：“这里的东西你买不走，我们已经停止使用货币。”
顾工一愣，问道：“为什么？”
书记说：“因为我们这里实现了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在取所需时，都凭公社发的‘所需证’。证上印1条肥皂，就只能在商店取1条肥皂；印1盒饼干，就只能取1盒饼干。”
走到村外，迎面走来一队民兵，每个人肩上扛着一支枪，手里提着一把锄头。
领头的大概是民兵连长，肩上佩着用厚纸板剪的贴红纸的“肩章”，上面钉着3个亮闪闪的图钉，显示他是个“上尉”。
连长很神气，“一、二、一”的口令喊得很响亮。书记介绍说：“我们这里是全民皆兵，边劳动，边练兵。”
顾工等还参观了社员劳动的场面。社员都化了装，有“老黄忠”、“小罗成”、“穆桂英”，摆着样子给参观的看。
顾工参观完大王庄，又采访了小王庄、随城、大寺各庄。各大队的共产主义都大同小异、如此这般。
他在这“人间最高境界——共产主义”试点里生活了三天，饿得饥肠辘辘。
他回到报社，呆呆地坐在办公桌前，思忖着：“这篇划时代的文章可怎么写呢？”
他的眼前飘动着无数阴云和阴影……，如果全中国和全世界都变成了徐水那样的“共产主义”，那么，全人类是更幸福了呢？还是更加不幸？
他原本想写一篇歌颂徐水的共产主义乐园的散文或者通讯。但耳闻目睹后，却不知该咋样写了。
能写“公共食堂就是好”么？能写“拆散家庭就是好”么？能写“萝卜两丈长是真的”么？……记者的良心、作家的良心，最起码的职业道德：不能说假话欺骗读者。
但是，现在的政治气候，却又不能说真话，文章、报道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对徐水这样的“典型”只能是美化、歌颂。
如果把在徐水的所见所闻如实地写出来，后果不堪设想。他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幼儿嗷嗷待哺，如果他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
他不敢想下去。不写又不行，他咬咬牙，最后写了篇“见闻纪实”作为内参供领导参考。
主编林欣看了“见闻纪实”，冷着脸找顾工谈话，说：“你那篇东西我看了。你罗列了一系列事实——你自己所认为的‘事实’。这些‘事实’究竟有什么意义？难道你没从反右中吸取一点教训吗？一个人戴着墨镜去观察新鲜事物，那么，所有的新鲜事物必然都是黑暗的。”
顾工在心惊肉跳中过日子，只能听天由命了。一天，他看到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作者是张春桥。他仔细地看下去，越看越让他糊涂。啊？实行“按劳分配”的工资制也是错误的？。

31、亲历徐水“共产主义”（1）
1953年我从保定银行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保定徐水县人民银行工作，时年15岁。
我在徐水度过了整整三十个春秋，亲眼目睹了徐水三十年的历史发展变化。
此材料系按照时间顺序，根据我的回忆整理的。
1957年入冬以来，徐水县掀起了兴修水利，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热潮。
集中了全县的劳力，统一调度、统一指挥、兴建水库、修筑渠道。当时情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挑担的、拉石头的、运土方的，相互竞赛，跑成一片，真是热火朝天。
并提出响亮口号： “人不冻、地就不冻，奋战百天，实现水利化”。
在兴建水库的同时，处处都修建了灌溉渠，全县形成了一个由水库到灌渠的庞大灌溉网络，遍及各乡村，均能受益。
这种声势浩大的水利大军，以军事化、战斗化的姿态，进行大兵团会战，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为适应大会战的需要，建立了民兵组织，实行全民皆兵。从县城机关、厂矿企业到农村乡镇，层层建立了民兵组织、以连、排建制，搞了全民武装，给民兵发枪，模仿军队的做法，经常演习、集中训练。
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并协助各级组织，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1958年7月1日，我被县委抽到高林村乡丁庄村搞中心工作。主要任务是抗旱播种。
当时自己抓生产，同农民一起劳动，还得自己做饭。自己根本不会做饭，只有到村供销点买来粮食、蔬菜，硬下手煮饭、烙饼，添饱肚子为止。
一次想吃凉面条，自己擀了半天，也擀不成面条，于是请房东老大娘给擀了。
在农民家居住，生活还算可以，就是有点紧张和劳累，抗旱播种任务结束后，就回到了县银行工作。
1958年7月份，全民大炼钢铁，自上而下全面展开。从县城到农村、从街道到单位，到处兴建的是小土炉、小高炉。
在徐水火车站南侧路东，建起了“红旗二号”高炉，以此为重点，与小土炉映成一片，全面点火，遍地开花，昼夜忙个不停，处处都在炼铁。
只见到马路上、街道上，人力车、马车一辆紧接一辆。拉砖的、运煤的、拉矿石的，人声、车马声响成一片，甚至还发动学生每人怀抱一、两块砖，排成一个长蛇阵，步行数十里运砖。
主要运往县城，用于建小土炉。真是人山人海、热火朝天。
当时我下乡返回银行后，适应形势，也参与了大炼钢铁工作。银行抽出了四个人在银行后院，亲自动手，垒起了炉灶，从事炼铁工作。
根据指挥部安排，我们从徐水铁工厂拉来了一堆生了锈的废铁和铁锤、铁砧等工具，拉起风箱，将锈铁烧红，经过锤打，放入冷水中一炸，除去铁锈，貌似新铁一样，即算炼成了钢铁，完成了任务。
县城是这样，乡镇农村同样如此，家家户户砸锅炼铁，甚至连各户门锁、扣吊也取下来。总之，凡是有铁的地方，都取下来用于炼铁。
1958年8月份，徐水县为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责成县公安局，成立了“徐水县集训大队”。
所谓集训大队，实质上是拘留所，管理着劳改犯。对有碍人民公社、大跃进发展的人员，对徐水县的发展有不满、说怪话的人员，都要集中到集训大队，看管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劳动改造。
8月份一天晚上，徐水县召开了一次大型电话会议。规模很大，一直开到县直机关、乡、村干部，其内容是辩论徐水县长李焕章。
因李焕章县长对当时徐水欺骗上级、强迫命令、大搞浮夸风等做法不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县长对大跃进不满，是大跃进的绊脚石，给跃进中的徐水泼了冷水等等，在电话会议上进行了批判和声讨。
在场人员敢怒不敢言。在电话会议声讨县长李焕章的同时，还批判了抽调在农村下乡搞中心工作的徐水县银行行长张连森，以右倾保守等莫须有的罪名，当晚予以逮捕，押送到县集训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为实现千斤粮、万斤薯的目标，徐水县在县城周围，公路两旁规划了“千亩方”。
发动机关干部在“干亩方”劳动，大搞深翻土地。深翻程度要求达到1米多深，以实现高产。
这显而得见的是徐水人的干劲，为上级领导及外地参观人员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深翻土地的过程中，我们见到约二、三十辆小轿车，当时见到这么多小轿车，觉得很新鲜，因当时徐水县只有上级赠送的一部小车。不知是谁来了，大家都在纳闷。
后来才得知，十八个国家会议在保定(当时为河北省省会)召开。会议期间，外国人来徐水参观。外国人亲眼目睹徐水大跃进的局面，是中国的一个典范。
为适应大跃进的新局面，保定地区进行了区划调整。将保定地区辖属的22个县合并为9个县，连同辖属的保定市，形成九县一市的格局。
安新县、容城县、定兴县的固城镇合并到徐水县，三县一镇并入徐水后，当时徐水县成为一个拥有八十万人口的大县。人们分析认为，这也是大兵团作战、范围更大的大会战的需要。
徐水虽说是一个八十万人口的大县，但是没有一栋楼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贪大求洋，决定在县城东面三里之遥的大寺各庄，兴建座座楼房，称之“共产主义的天堂”。
由北京清华大学土木系设计后，即破土动工，进度很快，楼板全是林木排成的，当年就交付使用了。
其群楼设计多样，有社员的居住楼、公共食堂、图书馆、幼儿园、幸福院等，规模很大。于是强令各户迁入新楼，成为全县一个样板，是共产主义的典范。

32、亲历徐水“共产主义”（2）

鉴于徐水县在兴修水利、大跃进、全民皆兵、大炼钢铁等方面率先迈进了一大步，在新闻部门陆续报道下，一时轰动了全国各地，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与表扬。
中央领导曾先后来徐水视察。1958年8月4日，毛 亲临徐水视察。先后视察了商庄(后命名为八四公社)、徐水机械厂(后命名为八四机械厂)，称赞“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称赞农民上山炼铁。
问：粮食多了怎么办?可考虑让农民一天干半天的活，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搞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次日，毛 到安国县视察。相继，中央各部委领导也先后来到徐水，全国各地都组织到徐水参观学习，并提出向光荣的徐水人民学习!向徐水人民致敬等口号。
人民银行总行陈希俞行长也来徐水视察。当时徐水县银行的破旧宅院，条件很差，陈行长也没带助手，只身一人住在银行院内，在银行食堂吃饭。
因我在银行属年龄最小的一个，就决定由我为陈行长送水、送饭，做些服务工作。
晚上，在银行营业室内陈行长接见了全行同志，并作了重要讲话。
1958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同志到徐水，传达了中央关于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指示。
几天之内，全县248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布转为人民公社。在大跃进的凯歌声中人民公社诞生了。
人们欢天喜地，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大造声势，高呼口号，庆祝人民公社成立!人民公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万岁!到处悬挂着人民公社的巨幅标语，呈现出一片欢乐的景象。
徐水报社也应运而生，进行报道，发出号外。
为支持徐水的发展，上级抽出精干人员，派驻徐水，称之“规划组”，在徐水银行院内居住和办公。其任务主要是帮助徐水制定远景规划。(红旗)杂志社总编康濯被派到徐水任县委副书记。
人民公社成立后，撤销了原有的乡、镇建制，取而代之的是人民公社。
随之各公社建起了招待所、敬老院、幼儿园、兴办起大食堂。当时，学习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呼喊着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喝牛奶、吃面包”等口号。
8月22日，在规划组的帮助下，徐水县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了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8月23日《人民刚艮》发表长篇报道，宣称：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时光。
1958年9月份，徐水县试行了全民供给制，进行了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试点。
全民供给制实行后，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人教师等所有国家工作人员，取消了工资，试行了津贴。
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两种做法：一种是脱产干部、工人按等级发放津贴，即：勤杂人员每人每月2元，一般干部每人每月3元，科局级干部5元，县处级干部8元；
另一种是非脱产人员，学生、社员、儿童、老年人每人每月5角钱。除生活津贴外，徐水全民每人全年发放一次性服装费18元。
对全县人民实行十五包，即包吃饭、穿衣、住房、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丧葬等。
为适应供给制需要，兴办了全民大食堂。不论是机关、厂矿企业、还是公社、生产队都在大食堂吃饭。
家家户户都砸锅炼铁，没有锅灶、没有存粮、没有任何食品，总之锅、盆、碗、灶都没有了，都在吃共产主义的大锅饭。
县直机关干部在徐水县范围内下乡，或外地人出差到徐水，到哪个地方都可以随便吃饭。吃饭不要钱，吃的也确实很好，差不多每天都有鱼、虾、肉等，不只机关是这样，农村社员同样如此。
兴办福利事业。公社建起了招待所，接待外地出差人员及县城下乡人员，提供食宿，当然吃住都是免费的。
农村成立了托儿所、幼儿园、幸福院等，对各家各户的老人、小孩均实行免费托养。使社员们摆脱了老人、小孩的困扰，安心田间劳动。
在田间劳动，也是有声有色，扛着人民公社XX突击队的红旗，整队出发，唱着响亮的歌声迈进田间，播种、除草、施肥、浇地。收工后，整队回到食堂，集体用餐。
突出重点，大造声势。徐水试点之中的重点是遂城公社的谢坊红旗社、商庄公社之大寺各庄等地，搞的突出，气象日新，热闹非凡。
报社、广播站等新闻部门频频报道，介绍徐水大跃进情况、公社化情况、试行供给制情况。每逢出差乘火车时，列车员都聘请徐水人讲解徐水的情况。
徐水大街、小巷都悬挂着徐水大跃进的标语口号和图片展览。其中在文化馆十字路口橱窗内还有我和汽车站售票员申风琴的图片展览，同时，还有讲解员耐心讲解。
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徐水大跃进的新局面。
当时的徐水，无论县城还是农村，无论街道还是机关单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墙壁粉刷一新，街道美化靓化，震动了国内外，先后有40个国家930名外国人来徐水参观考察。
为适应接待外宾的需要，徐水县招待所改为交际处，服务员统一培训，按照各国的风俗习惯进行接待服务。
国内也先后有3000多个单位，组织人员集体来徐水参观学习。
1958年10月中旬，县委抽调我下乡搞中心工作，其任务是到遂城公社催交枕木。主要是为修建保定至神星铁路用的枕木。
按地区下达的计划，逐村进行催交。遂城公社有30个村庄，每天骑自行车去各村催交，于11月份抽回机关，准备银行年终决算的各项准备工作。

33、亲历徐水“共产主义”（3）

回顾共产主义试点中的银行工作，又如何运作呢?
10月份徐水县试行全民供给制，进行共产主义试点，基本上做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全民只发生活津贴费、服装费，吃饭不要钱，现金交易几乎没有了、机关单位、厂矿企业的商品交易、劳务供应等等，均不计价结算，而只存在着按需供应的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同样如此。公社、生产队需要的东西，如：生活用煤、粮油食品、机械产品等任何用品，只要公社、生产队开据介绍信，便可凭介绍信到物资供应部门索取。
不用现金，不记赊欠账，不计价结标，真是按需索取了。当时银行的作用几乎没有了。
1958年，银行的垂直领导权也下放到了当地政府。那时银行只有一家，全行人员达60人。
银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被县政府抽调做中心工作了。堂堂的一个县银行只剩下八个入维持正常工作，包括两个警卫、一个炊事员、信贷、业务、农金、人秘办公室只留三个人，营业室、会计、出纳各剩下一人。
县政府决定取消县人民银行，将徐水县银行改为徐水县财贸部下设的一个金融科。
银行业务主要有个人储蓄存款、少量的异地联行结算业务。机关、企事业单位几乎与银行没有什么往来业务了，只有少量的外地采购，进货的价款结算。
储蓄存款还是大量的，主要是取款业务。因为原在兴修水利时，政府指令各单位按人员按月份分配任务，以个人储蓄存款的形式出现，只是在存单上加盖“水利投资”戳记。
搞“四化”建设时，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分配任务，银行根据各单位提供的扣款清单，开据存款单，在存单上加盖“四化储蓄”戳记。存款额度相当有限，一元、二元、三元、五元、七元、八元不等。
因是各机关单位逐人按月发工资扣除的，开列清单，由单位集中到银行办理的。
这样以来，虽然钱数不多，大都是一元、二元的存单，但业务量笔数很多，储蓄业务的频繁支取，就显得十分忙了。
当时社会上有人散布，已实现共产主义了，“水利投资”、 “四化储蓄”就不再归个人了，由县政府统一支配了，因此，取款的很多。
那时营业室会计业务上只有我一个人，真是忙的不可开交。但又巧的很，保定银行学校派来了几名实习生，帮我处理业务。
几乎每晚都要加班到深夜。实习生王文震说的好，工作越忙，越是我们学习锻炼的好机会。
当时徐水县的金融机构，除人民银行和商庄、漕河、大因、高林村、遂城、大王店六个基层营业所外，还有23家农村信用社。
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也下放到当地公社管理(包括人、财、物等)。其业务也只有个人存款。
因当时各乡村社员在加入农业高级合作社时，把农民个人的主要生产工具、牲畜、大车、农具、木料等以实物投资的形式向高级社投资，农民个人唯一占有的就只有房屋了。
农民投资后，由各村开列清单，送信用社分别按村逐户开据储蓄存单(加盖“实物投资”戳记)。
总之，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制度，在试点过程中，金融机构的作用，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徐水的所谓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制度，虽然时间不长，但教训很深，它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呢?其弊端是：
一是收不抵支，巨额亏损。
回顾1958年9到11月，实行全民供给制期间，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中央、省、专区都对徐水的试点给予了特殊政策，原来的财政收入是百分之八十上缴，徐水县只留百分之二十的收入，就足以维持一个县的支出。
试点期间，徐水县的全部财政收人不再上缴，均全部留归县包干使用。尽管上级照顾了徐水，但仍然收不抵支。
虽说生活津贴数字不大，但徐水县八十万人口均发，服装费也是一次性的，当时并没有什么基本建设。
仅仅三个月，就将财政金库全部花空，并且反映到银行账面的挂账数字高达2200多万元，再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1958年12月份就停止了，仍然恢复执行原来的工资制度。徐水的大跃进势头有所减弱，全国各地参观人员陆续减少，相继中断。全民的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二是生活艰难，极度困苦。
经济困难时期，是国民经济发展最艰难的一年，粮食供应紧张，商品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特别是徐水县，全民生活极度困难，粮、油、食品、蔬菜等均限量供应，机关干部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八两粮食，蔬菜很少，有时二顿饭只能吃到三个发了霉的小土豆，对此，我记忆犹新。
因自己饭量大，吃不饱，为了充饥，，每顿饭要喝七、八碗清汤，所谓清汤，只是开水加盐和酱油，没有任何蔬菜。
为了生存，各单位只有发动人员在田间拣烂白菜叶子用来充饥。
鉴于这种情况，县政府通知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采取上午半天办公，下午休息睡觉。
农村更为严重，农民纷纷乘火车到外地求生。当时徐水火车站停车时间很长，给外出农民提供了方便，当时徐水挨饿也成了典型。
如何形成这种局面呢?还得从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影响逐步反映出来。
三是丰收之年，收成未果。
1958年真是风调雨顺，年景相当好。农业全面获得大丰收，农作物生长是历史最好的一年。理应颗粒归仓，以丰补歉。
但由于全民大炼钢铁，昼夜奋战，田间农作物没人收割，可惜全部烂在地里。农民看到眼里，记在心里，没人敢说.也没人敢管。
四是欺上瞒下，大搞浮夸。
1958年大跃进期间，全民吃下大食堂。家家户户到食堂吃饭，
锅、盆、碗、灶、粮食等一点家底积蓄都没有了。
粮食只存在生产队粮仓里，为了应付上级领导和外地人参观，各队粮仓很多，看来也很丰满，其实下边是杂物，顶层覆盖一点粮食。
这种弄虚作假的做法也是逼迫的，否则就要挨板子。
强迫命令、摆花架子、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得意一时，后患
无穷，最终害了徐水全县人民。

(据付万久:我所经历的由兴到衰的徐水“共产主义”编写)
2008年09月06日 10:17 来源：中国新闻网保定新闻

34、徐水“大跃进”亲历记（1）

1958年，我当时所在的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根据农业部的决定下放到当时全国知名的“跃进县”——河北省徐水县。那时真是雷厉风行，决定下达一周后就要我们出发。
为响应毛 的号召，我克服了家中的一切困难，怀着昂扬奋进的心情，加入了包括402人的农业大学下放大队，于1958年8月28日上午10时45分在永定门上火车，经过一小时零9分钟到达徐水。
万万没有想到，我在这个著名“跃进县”所亲历的一切，竟使我如坠五里雾中，以致终于从原来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成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
“共产主义”的神话

徐水原是个贫穷落后的小县城，群众生活很苦，十年九旱，解放前下关东的很多，要饭的也很多。
解放后有所改善，但一直是缺粮县，吃过全国28个省的粮食，1957年在河北省还是“黑旗”县、“三类”县。
在“大跃进”头几个月内它改变了面貌，更因毛 来这里视察而饮誉全国。
县城街头画了许多壁画：高大的玉米直插入云，大如牛的肥猪挤破了圈，小孩坐在大南瓜上玩耍。
我们到的当天晚上，县委副书记王天章给我们做报告，大家听了既惊奇又感到鼓舞。
他介绍说：从1957年11月起，全县人民苦战三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打了5000眼井，挖了500多里水渠，用工8万个，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铺成一米厚三米宽的路，可以从北京通到武汉。
现在徐水已做到旱涝保收，这年大旱，夏收作物产量超过上年一倍半。
秋种80万亩，有35万亩是密植甘薯，每亩4000株，晚薯准备达到7万株。
目前作物长势很好，出现一些“卫星田”，玉米一棵结了8个穗，白薯一株一二十斤，棉花平均每株结60个棉桃，最多达100个。
听到这里，许多农业专业的教师都发出咋舌声。
在讲到未来计划时，王天章信心十足地说：徐水要创造五大奇迹，即养出4000斤重的猪，亩产10万斤的谷子，单产100斤的南瓜，亩产25000斤的高梁和100万斤的甘薯等等。
接着他激动地向我们介绍了毛 视察徐水的情况。
毛 8月4日下午3点钟来到徐水，晚上7点钟才离开。
他来到大寺各庄一片植株密得几乎走不进人的棉田，特别仔细地看了一棵结了上百斤棉桃的“丰产棉花”(这棵棉花后来被公社挂上了红布条，还发动群众献布，给这棵棉花缝了个大棉被，搭了个大棚子)。
毛 听县里汇报说徐水今年计划生产粮食12亿斤，夏收已收到9千万斤，很高兴，便问县干部：粮食打多了怎么办?有的说换机器，有的说做酒精(收的粮食主要是甘薯)。
毛 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各地各县都丰收怎么办?最后他说可以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可以少种些粮食，半天干活，半天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搞文化娱乐，办学校等等。
事后县委立刻研究毛 的倡议，决定扩大细粮生产，把放甘薯“卫星”的计划改为放小麦“卫星”。
当晚又召开全县电话会议，传达了毛 视察徐水的指示。
全县30多万人沸腾了，欢呼雀跃通宵达旦。各乡纷纷宣誓，保证小麦亩产超过两千斤，并要使各条战线放出的“卫星”，把“天上的星星都遮没”。
在第二天召开的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上，便宣布要成立人民公社。
于是，在6、7月间刚由全县250个合作社合并成的100多个大合作社，一夜间又合成7个人民公社。
都是“一大 二公”：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取消自留地；社员衣食住行均由公社包起来，小孩从出生到上学都由公社负担；老人住幸福院，婴幼儿入托儿所，人人吃食堂；按军队营连建制进行生产劳动。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他和谭震林是最早发现徐水这个“跃进县”的中央领导人)带来消息说，中央要在徐水搞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
8月22日，县委在中央、省、地工作组的具体帮助下，制定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提出的目标是：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0年实现全县电气化，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
王天章最后说，现在还有不少人反对办食堂，这是阶级斗争的动向，因为反对者多是地主富农，为此全县开展大辩论，把两千多地主富农分子集中训练，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
现在共办了1545个食堂，全县32万人有31万人参加了食堂。但不久前发生了两起放毒事件，食堂有500多人中毒，有的富裕农民把井填了，把石磨石碾藏起来，杀鸡宰鸭甚至杀耕牛。
他说，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阶级斗争……。
我们一进徐水便听到如此鼓舞人心的报告，特别是想到我们即将在这里进行中国的共产主义试验，马克思的理想已不是遥远无期的未来，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机会难遇。
可是报告中提到的那些高产指标，我们当中的许多农业专家私下里不能不表示怀疑，认为还要到基层去观察了解。

徐水的现实

我们这个下放大队安顿好以后，第一个活动就是组织大家到大寺各庄去参观丰产田。
这个丰产田确实惊人，有“粪堆白薯”(在粪堆上插秧)，“宝塔萝卜”(培起十几层土堆，每层种一圈萝卜，形似宝塔)，“密植谷子”(密如韭菜，用竹竿竹篾搭成架子以防倒伏，计划亩产3万斤)等等。
但经了解，这些高产田都是超常规地几倍几十倍施肥“制造”出来，供人参观的。大田完全不是这样，也根本做不到。

35、徐水“大跃进”亲历记（2）

我们还参观了大寺各庄的一个展览室，陈列着8月4日毛 坐过的一张红木椅，上面贴着“ 坐过，请勿乱动”的字条。
我们还去看了毛 抚摸过的两株棉花，都拴上了红布条。讲解员说，当时这些棉花高及 肩部，如今已有1.8米高了。
这两棵棉花果然高大，我认真数了一下，一棵有七八十只棉桃，一棵上百个，这也是超常施肥的“成果”。
我悄悄钻进密植的棉田中去察看，到处密不透风，根部全然见不到阳光，株茎高大却细瘦，没有一个棉桃。
当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毛 您老人家受骗了!您为什么只看路边
这两棵而不进去看看呢?

接着我们开始参加大田劳动了。第一项农活是捉白菜地里的菜青虫——在这个很快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新农村，我们还要用手捉虫。
女生们常被那肉乎乎软绵绵的虫子吓得尖叫。植保系的学生问：为什么不用农药杀虫?村干部说没有农药。
就这样，我们大队人马一连捉了好几天虫子。接着是秋耕种麦，根据上级指令，土地要深翻三尺，动员农大师生夜宿田间，奋战两周，翻地如同挖水沟。
农学系教师提出疑问：这样把生土翻上来怎么行?队干部说：加大施肥。
可是当学生挖完全村厕所，把粪尿一桶桶挑到地里，掺上黄土，一亩地里也只有三四堆，而且等不到沤熟就要使用。
再加上还要密植，下种量超过常年四五倍，天知道明年会有什么收成!
师生在大田里连夜劳动，有的干着干着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我不由得想：这样的瞎指挥就是大跃进么?
9月7日我们听了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的传达，总的精神是还要进一步大跃进。
主要的内容，一个是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中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
另一个是中央认为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工业上不去，决定党委书记抓工业，要生产1070万吨钢，这就是所谓的“钢铁元帅升帐。”
中央的决策和现实的差距就是如此之大。
我们没有看见农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只看见小面积试验田毫无推广价值的“丰产”，而大田仍是最原始的耕作手段，手抓虫，人挑粪，根本谈不上农业已经过关，这同共产主义相距何其远也。
那么，王天章报告中那些高产丰产指标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在参加劳动中得知了这个秘密——丰产是算盘上打出来的。
一次收白薯，队长来计算产量，见我们挖出的有一棵长了好几个大白薯，一称有十几斤，他便问这亩地插了多少棵薯秧，回答说4000株。他便噼哩啪啦打了一通算盘：4000×20，亩产8万斤的产量就这样算出来了。
可是因为过度密植，田里还有成片的一个白薯都不结的空垄，便不在他的计算之内了。
计算棉花产量也是如此。看见这种情况，我也不能不怀疑王天章报告的真实性了。
我十分担忧地想，这些基层干部如此普遍地严重谎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否就根据这些谎报的数字得出了“农业发展有巨大成绩”的结论呢?
但是真相被掩盖，假象依然流布全国。徐水作为先进的典型依然“阔步前进”，并且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
8月毛 视察过后，9月，中组部长安子文到徐水，要求进一步缩小差别，实行供给制。
9月20日，县委就正式发布了《关于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的试行草案》，实行“十包”：生老病死、吃穿用品，甚至洗澡、理发、看戏等等，一切都由公社包下来。
同时取消粮票，让大家放开肚皮吃。每人发一张券到供销社去领同等数量的布料，结果一夜之间全县供销社的布全被“领”光，迟到者就没有了。
9月9日，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艾思奇等到徐水说：“徐水是理论工作者最好的课堂，应该都下来看看，向徐水人民学习。”
10月1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来到徐水，特地到商庄公社给农业大学师生做了一次报告。
据后来的统计资料：1958年从3月初到10月底，先后有40多个国家的930多名外国人和3000多个国内单位派人来徐水参观，使徐水在国内外名声大振。
为了给徐水这个中央直接抓的“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重点试验县制造舆论，种种阐释中央精神的“理论”观点广为流布了：
“这是中国的特点，可以先一步建成低水平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先行于落后的生产力”，“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胜利”等等，不一而足。
至于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则统统归咎于“阶级斗争”、“农民觉悟低”和“干部水平差”等等。
一批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理论工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政治目光，在“共产主义”的神话面前迷离了。
9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生产1070万吨钢的号召后，徐水县委又紧急行动起来，在县城建立起许多土高炉，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
为配合这一中心任务，10月下旬农大下放大队任命我为县炼铁工地的宣传队长。
但正当我组织部分师生准备出发时，又接到县委通知，调我去县里参加共产主义教育工作。
因为炼铁工地也在县城，大队就让我把两项工作都兼起来。于是我先到工地安排好宣传队的工作，然后即去县委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报到。
办公室负责人是中央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主任许邦仪，其他工作人员有高级党校、新华社和清华大学的下放干部。

36、徐水“大跃进”亲历记（3）

根据当时发现的问题，许邦仪切中要害地指出，徐水的工作存在高指标和浮夸风倾向。
当他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告诉我们，对存在这些问题的县委干部，一要保护，二要适当批评，但不可泼冷水，发现什么问题要及时汇报，可以作为共产主义教育的活教材。
他要求我们分头下去工作，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办流动党校。
根据我的具体情况，他分配我去炼铁工地和商庄公社(农业大学下放点)开展工作。
当天我回到位于徐水车站附近的工地，看到这里人声鼎沸，小高炉林立，工人几乎都是壮小伙子。
我们宣传队住在指挥部旁一个大席棚里，大家都是席地而卧，实际上一天也只能和衣而“卧”三四个小时。
一走进这热火朝天的世界，我的血液也沸腾起来了。
徐水有许多虚假的东西，但人民的干劲却是真实的，他们的确是无条件地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

经了解，起初的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炼铁工地的建立也经过了一番曲折。
早在8月间这里已经开始炼铁了，当时各公社都把这视为额外负担，不肯调精壮劳力来，工地只有20多个妇女，有的村甚至派来十几岁的孩子凑数。
工地上只有平地垒起的一种土炕式闷炉，生产“墩炉铁”。
工人们自带粮食、炊具，住在树间搭起的席棚里，条件十分艰苦。
然而到9月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后，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 的号召，徐水人民就迅速行动起来，各公社都派出精壮劳力到县里参加大炼钢铁运动。
整个工地按公社划分为若干战区，开展劳动竞赛。各战区都建起了颇像样的小高炉，由本公社负责提供“铁引子”(废铁)和焦炭。
没有技术人员，就从外县请来几位曾经炼过铁的师傅做指导，把本县一些打农具、做马蹄的工匠都组织起来。
小高炉没有鼓风机，就用人力拉风箱……。
我作为菱角村下放师生的小队长，在那里真切地看到了当时是怎么“找”到废铁的。
一天我正在劳动，一位同学叫我去接待一个区里来的干部，记得是姓郑。
我到了队部，只见他正向队干部发脾气。他说：县里的小高炉已经建立起来了，你们公社的高炉急需铁引子，再不送去就要停火了，要立刻组织力量找废铁送到工地去，否则后果自负。
队干部解释说，各户送来的废铁早已全部送到工地去了，各家已经没有了。
这位区干部说，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怎么“找”废铁。他让队干部带上几个大筐、绳子和木杠，他自己事先准备好了一个大铁锤，一起在村里挨家挨户敲门。
当时村里的壮劳力全出去干活了，各户除了有老太婆看家的，大都掩门挂锁(锁是虚挂的，时谓“夜不闭户”)。
这位区干部打开门查看，房子里的确没有任何废旧铁器。于是他到灶台前，挥起铁锤就把大铁锅砸了一个大洞，说：“这就是废铁，搬走!”
在场的队干部一个也不敢吭声。
我忍不住说：“这明明是一口好锅嘛!”
他看看我，知道我是下放干部，态度稍有缓和地说：“都吃食堂了，小锅灶没有用啦。”说完他径直朝第二家走去。
就这样在全村走了一圈，“废铁”装满了好几筐。每见他砸一锤，我的心就紧缩一下。
好几次我要上前阻拦，队干部就在后面轻轻拉我的衣角，伏在我耳边悄悄地说：“老刘，别说了，说了也没用，村村都这么干。听说有一位大学教师因为提意见，还挨了批斗。”
最后各家的锅砸完了，一称还不够他小本本上的数字，扭头又回来要砸队里的水车。
我终于忍不住了，上前阻拦说：“水车可是生产工具，浇麦时要用的，砸不得。”
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来当我这个区干部试试?”
我一时竟不知作何回答。
他扭头对身边的队干部说：“砸!”这样连砸了三部水车才凑够了数。
他命令立刻把“废铁”送到工地，也不打招呼就气冲冲地奔下一站“找”铁引子去了。
看看小高炉旁堆积如山的“废铁”，想到它们的来历，我的心情很不平静。
我到其他村调查了解他们搜集铁引子的情况，几乎全是这样“找”来的。
我意识到，这完全是上面下达的死任务、死命令造成的。下面的干部如果因为送不够铁引子造成小高炉灭火，上面就要查战区负责人的政治责任，要“拔白旗”，甚至要批斗。
没有办法，各级干部只得用这种手段，对广大农民进行了一场公开的破坏性的大掠夺。
铁引子可以用“砸”的办法取得，焦炭和煤怎么办呢?这在农户是找不到的，只能到钢铁厂去“找”。
听说各战区都秘密组织人力到当地或邻县的钢铁厂去“捡”或“借”。
开始时，土高炉有焦炭供应，还真的炼出一点铁水来，于是人心大振，敲锣打鼓向县委报喜。
我们也及时做宣传报道，进行现场采访，还编了快板书和活报剧在工地巡回表演。
我采访了一位50多岁的老中农，他为了多炼铁，两天两夜坚持在高炉旁，说一定要守到铁水流出来。
问他为什么这么拚命干，他说：“为了多出铁水淹死美国鬼!为了共产主义人人都要拚命干。”
一位复员军人几天几夜不离炉，炉子风口堵了，他戴着湿手套进去掏砖，烧伤了手仍继续干……。
人民的干劲确是鼓足了，但中央决策者不切实际发动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恶果，却严重伤害了人们的积极性。
土高炉流了几天铁水后，焦炭告罄，而且也无处去“找”了，于是指挥部决定改用木柴和煤。

37、徐水“大跃进”亲历记（4）

到了11月份，炉内温度不够，铁熔化不足，铁水流不出来，结果堵了炉。
热情高昂的建设者们还硬要顶牛向科学宣战，炉长带头披着浇湿的棉被，钻进热气逼人的炉膛去砸堵炉的铁块，每个人砸几下就得撤下来，把结在炉内的煤铁混合块撬出来，各战区就把这样的东西上交。
在徐水火车站上，这样的怪物堆积如山，也不知道送到钢铁厂有什么用，而这个“战绩”又将计入今年的钢铁产量中去了。
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批评大炼钢铁“有得有失”而受到毛 的严厉批评，指责他是有意说成“有失有得”，以否定这场运动。
但依我在徐水的所见所闻，干脆应当说是“一无所得”，还造成了人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和损失。这笔得失账该怎么算呢?

办流动党校和“过关”

在共产主义教育办公室的理论宣传工作中，我思想上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无奈。
理论书本上的ABC和现实中的种种问题经常冲突，使我言不由衷或无言以对，真是苦恼极了。
我把在钢铁工地上了解到的情况向许邦仪作了汇报后，他告诉我，现在炼铁工地集中了不少各公社的领导干部，正是办流动党校的大好时机。
他让我在工地试办一两期，取得经验再推广。
我回到工地后立刻组织起流动党校，并确定了密切结合学员工作和思想实际进行教育的原则，先后讲了四次课，内容包括党员的权利义务，什么是共产主义，党的群众路线等。
讲课利用晚上或劳动空隙时间，学员是从各战区抽调出来的党员干部。
给他们讲课真是困难极了。最多讲十来分钟主持人就要高喊：“嘿，醒醒啦!”他们劳动一天太累了。
但当我联系到谎报产量、砸锅、毁水车和强迫命令等问题时，听众立刻清醒了，纷纷交头接耳起来。
我抓住时机提出问题，让大家自由发言。在这里没有什么压力，大家也就敢讲真话，几乎异口同声反映上级定的指标太高，完不成要么“插白旗”，要么撤职，没办法只好谎报，谎报了还有奖励。
针对这种情况，我分析说，上级下达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是客观原因，但主观上我们做干部的不应只考虑个人得失，而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和党的整体利益。
谎报了产量虽能插上“红旗”，但上级根据你所报产量调拨粮食支援穷困县怎么办?现在整天吃白薯粥就是谎报的恶果。
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但又问我：“你讲得很好，很在理，可任务下来怎么办呢?”
我硬着头皮激动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论面对多大的压力，都应把保护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向党讲真话。多少先烈就是这样做的。”
我只能用这完全正确的原则回答他们了。
我自感在当时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形势下，理论工作者在现实面前却如此无能为力。
这期流动党校受到了许邦仪的表扬，说办得很有特色，提高党员干部的觉悟是根本的，是长期起作用的，鼓励我继续办下去。
他安排下一期流动党校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宣传过好“十关”，即：劳动关、集体关、家庭关、分配关、能为官能为民关、等级关、生活习惯关、道德关、差别关、听党的话关。
他说公社化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化，产生许多新问题、新矛盾，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更谈不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他强调说这“十关”不单是针对农村干部，对我们知识分子干部也是严峻的考验。
我按照这“十关”对干部的思想进行了调查，并结合自己的体验准备党课教材。
比如“劳动关”，我调查了一位女劳模的情况，让她现身说法讲移栽大白菜的技术，借以说明大跃进不光是盲目拚体力，更重要的是善于学习科学知识；
关于“集体关”，调查中了解到不少干部认为“一切归公”就是集体化了，我则说明私有观念产生的基础是私有制，一夜可以实现集体化，私有观念却不能一夜消除，要加强主观努力；
“家庭关”的调查和自省最令我难堪，我深感自己远未过关，只要一见当地幼儿园的孩子在泥土地上滚爬，我就想起自己丢在北京的幼儿们。
母亲来信不断告急：大儿子误食蓖麻子中毒，二儿子患脑膜炎在医院抢救，小儿子患严重的蛔虫病等等。
我却在这里硬着头皮说孩子送幼儿园可以解放生产力的大道理。妇女干部当场驳我说：许多妇女劳力并未解放，她们大多不出工，到幼儿园去招呼自己的孩子了。
我被驳得哑口无言。实际上我心里也在想：要求广大农民过好这一关的当权者们，自己是否过关了呢?这是否违背了基本的人性和常情呢?……
越在下面调查研究，我的课越没法讲了。流动党校关于“过十关”的教育，就这样流产了。
种种矛盾和思想深处的巨大冲突，使我困惑，也促使了我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我问什么叫“听党的话”，干部回答：“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级指示坚决执行。”
我又问：“上级派下高指标，执行就要谎报，这叫听党的话吗?”大家哑然。
我说：“实事求是才叫真正听党的话!”他们摇摇头叹息。
在理论与实际的矛盾冲突中，我终于意识到，在当时历史转向的条件下，盲从并非“听党的话”，应当根据实践去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这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真正的“听党的话”。
据此，我返回学校后，联系徐水下放的实践给学生讲课，批评“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学生很欢迎。
虽然不久就受到批判，说我否定徐水成绩是“右倾思想”，但我自认为在实践中获得了真理性的认识，对我的后半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1958年令我终生难忘。
《徐水“大跃进”亲历记》作者：刘炼

38、从“天堂”坠入“地狱”（1）
从河北省徐水县县城广场往东，开车不到十分钟路程，就能看到八四村村委会，村委会对面是“毛 视察纪念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的到来，不仅使这个原名“大寺各庄”的村庄改变了名称，也使8月4日变成了徐水人每年逛庙会的日子，在当时更让理想的狂热激荡中国。
毛泽东视察这个小县两天后，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到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随身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
“共产主义试点”制定的目标是：徐水县于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徐水人民将过上“人间天堂”的幸福生活。
不料，随后3个月，鼓噪一时的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就黯然落幕。到1959年底，徐水的老百姓就坠入了“地狱”。
起落之间，徐水的命运既取决于时代的命运，也取决于自身对形势的迎合，还有地方领导人的个人性格。

徐水来个大人物
1958年8月4日，徐水县大寺各庄虚岁16的郑德伸看到村里的干部一早就忙碌起来，把一些旧屋子的土坯墙拆掉，用碎土坯把通往县城的土路修得平平整整。
他问，这是谁要来啊？村干部说，这回要来个大的！
在村里粮食加工厂负责发电和碾磨粮食的郑德伸很快见到了这位大人物。已经66岁的他说起51年前的那个下午，仍然会语速加快。
下午4点左右，郑德伸正忙着加工粮食，一大帮穿着蓝衣服的人进了加工厂，站成两排。“裤袋里都鼓鼓的，有枪。”
然后，他就看见毛泽东大踏步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我一眼就认出毛 了，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毛泽东问郑德伸：多大了？16。为什么不读书呢？不爱读。将来准备做什么呢？开飞机。旁边有人说：雄心壮志。郑德伸说，他当时不知道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知道，他20多岁时就提出要在中国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毛泽东早期文稿》454页)
1958年的毛泽东自信满满：“前人乌托邦的理想，将在我们的手中实现。”
徐水，因为在1957年的杰出表现被毛泽东视作理想实现的起点。
1957年冬天，徐水县委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徐水的运动固然是响应中央号召，但是其饱受旱涝之苦的辛酸史是更大动力。
翻阅徐水县的历史档案，仅1931年至1940年十年间，就有四年发大水外加一年大旱。
刚刚34岁的张国忠在这一年就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他大搞群众运动的才能在兴修水利的运动中得以展现。
徐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经过一冬一春，徐水在境内三条河流的两岸修建了51座蓄水库，在平原利用洼地等建成了127座平原水库。
这些水库被极具想象力地命名为“葡萄串”和“满天星”。徐水的成就经《人民日报》社论放大，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随后向中央报告了徐水兴修农田水利的情况。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批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在毛泽东视察徐水之后，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一一到访。
此外，还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区3560个单位、95738人到徐水视察、参观和访问。
印度、缅甸等49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专家也来了，另外还有24200多人预约，说也要到徐水看看。
徐水不得不紧急打报告让仰慕者错开时间。
叶圣陶拜访过徐水后写道：“草棉宛如木芙蓉，秆粗叶大成林丛。”黄炎培也写了一首《红徐水》，徐水真的红了。

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
在徐水体验生活并任县委副书记的作家康濯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写道：“(8月4日)这是徐水人民幸福的一天。”
但刚上小学五年级的袁金祥没觉得这一年有多幸福，他们家去年刚买的一个大板柜在春天的时候被村子里拖走了，“高级社还要更高级，先把财产‘共’一下”。
袁金祥和16岁的姐姐每天都要去看曾经属于自家的柜子，“要也要不回去，心里生生的疼”。
不光是衣柜，农具牲口全部都被没收至合作社。
袁金祥所在的正村乡韩家营村在1958年春天开始并户。“我家有三间土坯房，将每间单独隔开，三间住三家。后面那家人的房子当厕所，前面是我大爷大娘家，当幼儿园。”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并社”指示，要将农村中平均规模容纳164户的合作社并成千户以上的“大社”。
这个“大社”被视作共产主义的雏形，也是人民公社的前身。
8月上旬，毛泽东河北、河南、山东走了一圈之后回到北京。
在随后举行的北戴河会议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获得通过。
决议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实际上，从上年10月起，“大跃进”已经作为方法和口号鼓动着人们的热情，整个国家陷入狂热，大跃进可以视作经济建设上不切实际的盲动，而人民公社则是政治体制上的“大跃进”。
毛泽东离开徐水的当天晚上，大寺各庄农业社宣布成立人民公社。
第二天，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共产主义思想文化跃进大会，县委书记张国忠讲话的题目简明而有鼓动性：《向共产主义进军》。
他说自己讲得不一定对，但是共产主义公社就是“大车牲口要归公有，粮食很多，有新房，有胶皮、机器……一共(“共产主义”)就富了，共好了(亩产)是2500斤。”
张国忠代表徐水县委要求全县都要成立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
康濯采写的《毛 到徐水》《徐水人民公社颂》系列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看起来徐水的老百姓对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从心眼里拥护。
大寺各庄村民郑大中的母亲献出全部一千多斤存粮，“献煤的、献几百斤上好面酱的，多得很，并且立即就送到食堂里去。”
自留地早已消失，树木、苇田甚至过去入社时候牲口大车的投资，也都在纷纷要求全部献出，有的人甚至是非要献出不可，他们说：“快让我献了吧！这是我的一块病，献出了，病就好啦！”
夏天里你走进人民公社的供销部还没开口，售货员就会抢先招呼：“同志，热啊！快歇歇！喝瓶汽水，还是来瓶桔子汁？”
徐水全县31.8万多人，已经有31.2万多人吃食堂。全县1554个食堂，6882人做饭，许多食堂还正在建小灶，好给社员改善伙食呢。
另外一方面，徐水人干劲十足。腿肿了的老汉田老忠坚决不入幸福院，他说：“我歇不住！我要赶英美！”
遂城人民公社谢坊村有个“卫星猪场”，目标是把猪养到5000斤；一亩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想要亩产12万斤小麦！
康濯也被这个设想震惊了：“我实在不相信世界上曾有任何人听说过这种事。”
但是主持试验田的刘廷奎胸有成竹：
先让伏天的太阳照晒翻开的土，然后深掘七尺，把地下的红土层翻上来同好土和匀；施底肥30万斤；种籽先进行人工培育，刚出芽的工夫播下，防止粪大烧芽；土地叠成堆形，利用沼气养育；人工降雨浇灌，用最多最好的化肥分批追补；播籽1000斤，每平方公分一粒；每棵长80粒小麦，就是亩产12万斤。

39、从“天堂”坠入“地狱”（2）
跑向“共产主义天堂”
徐水急急忙忙朝共产主义进发的时候，沿途却发现还有比自己更“接近”共产主义的单位。
于是，就在张国忠号召全县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后不久，长达几十万字的《关于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加速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远景规划(草案)》出台。
根据这个规划，徐水县在不远的1963年就要进入共产主义，“全国全世界第一”。
现实却并不乐观。见过毛泽东的郑德伸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名字被写成了“郑德生”，他自己又改成“郑德申”，但人还是那个人。
大寺各庄因为毛泽东8月4日的到来改叫八四村，并且立刻成立了人民公社。郑德申不明白，为什么村子换了个叫法，乡亲们就活得不明白了。
为了将那些放上天的卫星变成现实，徐水人跟中国其他县城的人们一样无所不用其极。
红薯本来是一尺五的间距种一颗，变成了一寸五一颗；小麦种子以前是用手点的，现在是把一口袋种子放在地头，然后用一块木板平推到地里。
“过了几天，小麦发芽把土都顶起来，根就不着地，全死了。”
大田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高玉生为了能高产，用狗肉汤浇灌作物。
在郑德申看来，这并不算出格。社员们挖坟地，将挖出的棺材板搭成人字形，盖上一尺五的土种红薯。
“人站在旁边都能感觉到肥料的热力，别说庄稼了。没长出大的，也没蔫，反正就是没动静了。”
人民公社供销部很快施行了新的售卖方式，货架敞开，社员拿了商品后凭自觉往箱子里投钱。
“那不是瞎搞嘛，很快供销社就没钱进货了。”
公社不仅高估了人的自觉性，也高估了人的积极性。袁金祥说：“白天地里干活，晚上挑灯夜战，谁有这么大精力啊。”
1958年的袁金祥刚刚12岁，晚上要跟几个孩子推水车。推到后半夜，就专门叫个孩子敲击水车的闸板，查夜的人远远听着有嘎达嘎达的声响，觉得没问题。
“连小孩都知道弄虚作假，觉也没少睡，地也没多浇。”但是千万不能被监工发现，真要被发现，一脚就踹地上了，绳子一捆就送农场去劳改。
要么就是被辩论，袁金祥说：“说是辩，其实只准别人辩你，不准你辩别人。
一堆人把你围在中间，推过来再推过去，称为‘滚煤球’。个个都冲你吐唾沫，你还敢不服从，不好好干活吗？”
50多年后，袁金祥认为徐水在大跃进中至少存在浮夸、强迫等问题。
坠入“人间地狱”
1958年10月18日，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徐水县主观主义、强迫命令、虚假现象不少。
毛泽东将报告转批给河北省委领导，末了写道：“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失望之情，弥漫于字里行间。
这年的11月2日至10日，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徐水是“独立王国”，“急急忙忙往前闯”。毛泽东说，以后不要宣传徐水了。
徐水头上“共产主义试验点”的王冠颓然跌落，但事态越发严重。
第二年徐水人每天的口粮从六两到四两再到三两。夏天的一天，袁金祥和伙伴去食堂打饭。队长说，看你俩挺机灵的，去树上摘树叶吧。
刚开始是榆树叶、槐树叶，后来还有杨树叶，在水里把苦味泡走掺着粮食吃。
“1959年下半年就开始死人。我爷爷是1960年饿死的，在生产队里看瓜，饿得受不了吃好多甜瓜，然后就拉稀，一拉稀就不行了。原本体质相当好，一米八的大汉。”
人们开始吃谷糠，“吃到肚子里拉不出屎，用铁丝弯成钩子往外掏。”
袁金祥说自己印象深刻，1960年的一天，他所在的韩家营村死了7个人。
人们努力让自己能活下来，办法就是“偷”。郑德申说十个人里面，“有五对都是贼”。
袁金祥说：“人人都是贼，偷集体的东西不丢人。谁偷得多谁家就活得好，谁不偷谁家里就死人。”
徐水县档案馆的资料冷冷地记录着：1959年，徐水因营养不良等原因导致患浮肿病人数达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到1961年1月达到最高峰，全县病亡1642人。这一年，徐水县人口呈负增长趋势。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对于浮肿病并非不知道。徐水“反五风”运动中的一份揭发材料写道：
“1960年10月，灭病办公室根据掌握的情况，向市委汇报了浮肿病人1200多名(实际人数还多)，张知道后，就大批办公室，并追问各公社党委书记，因公社原报83个浮肿病人，追逼到只有3个浮肿病人为止，并让办公室把浮肿病改为其它病这才罢休。”
面对到来的三年困难时期，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要求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这一次，徐水仍然紧跟形势，但张国忠没能跟上。
30日，中央、河北省委和保定市委组织了900多人的工作组到徐水协助工作。
工作组一到，就宣布张国忠停止工作。不久，这位红极一时的土皇帝就被逮捕入狱。

40、徐水的土皇帝
有《人民日报》肯定，有上级撑腰，张国忠搞大跃进理直气壮，冲锋在前。
他对农民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县搞了200多个营。他成了最高司令官、徐水的“土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
徐水档案馆保存的1961年5月5日张国忠的一份材料中，记录着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个人情况：
张国忠，男，现年37岁，河北省定县西阳村人，1939年入党，1940年参加工作。1958年至1960年11月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市(地)委委员。
当时在徐水挂职锻炼给张国忠当副手的作家康濯回忆：
我在徐水县那一段，写了一些报道，《人民日报》都发了。有些稿子我写得数字低见报时数字变高了，这是人民日报给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打电话往高里加的。
尤其在产量问题上，我曾问过张国忠：你说亩产几万斤，能达到吗？
张国忠说：是达不到。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喊？
他说：这么喊就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我们不能泄气，不喊几万斤连600斤也搞不到。
我说：你得实事求是！
他说：那不行，那样就泄气了，要紧跟形势，不跟形势就完蛋了。
为了让徐水县委县政府的干部们和他一起紧跟形势，张国忠的干部政策向年轻人倾斜。
有人揭发张国忠的工作作风说，张国忠的干部政策，“一是年轻好看没麻子；二是所谓能干，他经常在干部和群众大会上喧嚷：‘老干部是绊脚石，没好的，是无功受禄。’”
于是，在张国忠担任徐水县委第一书记任内，七个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平均年纪不够30岁，平均党龄6年。
另外一方面，张国忠对于胆敢质疑其政策的干部、群众采取高压政策。轻则辩论，重则逮捕。
所谓的“辩论”慢慢在农村演变成了绑、打、吊、罚、送劳改等办法。
有县委领导干部召开会议讲：“我县建了三个农场，每个农场都需要1000多人，赶快逮捕，往农场送。哪个乡完不成任务，劳改党委书记。”
张国忠的话就是法律。群众反映说，他当时奉行的是“四大政策”：大逮捕、大捆绑、大斗争、大劳改。
他说每亩小麦播种100斤，就一斤也不能少；他宣布要拆20年以上的旧房，以增加肥源。全县马上就拆了3万3千多间房，弄得农民没地方住。
他的指示必须句句执行，否则你就要倒大霉。
比如他指示全县搞密植，要求每亩山药种植数要达到15万棵。有的农民接受不了，可又不敢公开对抗，就采取“镶边儿”的办法：仅仅在地边密植。
张国忠得知后，专门横穿庄稼地，检查地中间。随行公安人员带着绳子、铐子。
果然，很快就发现一块山药地中间密度不够。张国忠板着脸问：“哪个队的？”一个队长硬着头皮承认是自己队的。
张国忠当即命令：“绑起来！”牵着继续走，走了4块地，又绑了4名队长。
张国忠下令把5人带进村里，绑在大树上，就地召开现场会，批判他们弄虚作假，反对大跃进，并让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番皮肉教育。然后送县看守所。其中一个叫高老先的队长，3个月后死在县大狱。
1958年8月和 10月，张国忠搞过两次捕人高潮，指示县乡村三级都要成立劳改队，下达捕人指标，限额完成。
他还亲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现场会，一次即逮捕358人。张国忠认为“逮捕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大跃进”。
这一年，徐水共逮捕4643人。其中31人死亡，包括两名支部书记在内（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
既然是大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就得大干苦干拼命干，劳动强度非常之大，白天黑夜连轴转。什么措施使得老百姓这么拼命呢？一言以蔽之，威慑。
比如辩论会、插白旗、反右倾等等。如果你干活情绪低落，老偷懒，就要开会和你辩论，表面是辩论，其实就是斗争，组织积极分子批判你，羞辱你，再不老实就打。
干部们公开说：搞不搞大跃进是立场问题，打人只是方法问题；打人是为了打出干劲，打出大跃进的局面。
徐水还发明了 “全民肃反”的口号，说这是根据 指示所制定。
在1958年11月说：1957年右派分子鸣放，地富反坏也乘机而起，所以青岛会议才开捉戒，开杀戒，湖南斗十万，捉一万，杀一千，别的省也一样，问题就解决了。
1958年8月份，徐水县为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责成县公安局，成立了“徐水县集训大队”。
所谓集训大队，实质上是拘留所，管理着劳改犯。对有碍人民公社、大跃进发展的人员，对徐水县的发展有不满、说怪话的人员，都要集中到集训大队，看管起来，限制人身自由，进行劳动改造。
张国忠对有不同意见的人，最厉害的一招儿就是“全民肃反”。反他张国忠就是反县委，就是反党、反革命。要坐县大狱、判刑，给你整个屁滚尿流。
8月份一天晚上，徐水县召开了一次大型电话会议。规模很大，一直开到县直机关、乡、村干部，其内容是辩论徐水县长李焕章。
因李焕章县长对当时徐水欺骗上级、强迫命令、大搞浮夸风等做法不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即认为县长对大跃进不满，是大跃进的绊脚石，给跃进中的徐水泼了冷水等等，在电话会议上进行了批判和声讨。
在电话会议声讨县长李焕章的同时，还批判了抽调在农村下乡搞中心工作的徐水县银行行长张连森，以右倾保守等莫须有的罪名，当晚予以逮捕，押送到县集训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但粮食就那么多，再怎么吹，也还那么多。吃完了就要饿肚子。张国忠说徐水县1958年全年产粮12亿斤，可到冬天却出现了粮食短缺。
农民们被饥饿所迫，晚上冒着隆冬严寒，偷偷跑到庄稼地里去刨挖丢在地里的山药和红薯。大量农民因营养不良而浮肿。
次年1月，经上级一再追查，县委被迫上报的浮肿病人为2447人，因浮肿病死亡329人。
1960年3月29日，徐水县老河头公社有26个村的550名农民因吃野菜中毒，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其中4人不治身亡。
第二天张国忠却在北京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发言说：如今的徐水县人民公社，工业产值一年翻三番，粮食增长１．３倍，社员生活水平超过前两年的综合水平，群众称人民公社是“铁打的江山金饭碗”。
随着徐水县饿死人越来越多，真实情况逐渐显露，年轻有为的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终于开始走下坡，不久以欺骗党中央毛 之罪，被逮捕入狱。
整整20年后，徐水县委撤销了对张国忠的处分，因为“不应过于追究个人责任，在当时政治形势和左倾路线影响下，中央、省、地委各有责任。”

“农业学大寨”和“人民公社”消亡，中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

41、 批评徐水
八大二次会议和北戴河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全面发动起来了，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深信，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许多人间奇迹都会在群众运动中创造出来。
1958年秋，人民公社刚搭起架子，就有很多地方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急急忙忙地“向共产主义过渡”。
河北省徐水县率先成立了全县范围的特大公社，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宣布实现了全县“全民所有制”，声名鹊起，引来国内外许多人参观。
山东、河南也有这样的试点。
曾派人去徐水调查过，发现不少问题。为了进一步弄清情况， 决定亲自去河北看看。
1958年10月14日下午， 到达天津，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谈话，了解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问题。
10月16日下午和17日下午， 找来河北省委和天津地委、保定地委负责人，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四个县的县委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汇报。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眉飞色舞、唾沫飞溅，滔滔不绝地汇报徐水“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试点规划”，汇报“实行了15包的供给制”，汇报“拆平房建居民点”，汇报“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汇报“政社合一，全县统一核算，实现了全民所有制。”
冷静地听着，已经没有了8月视察徐水时的风趣和热情。
当张国忠汇报他们的“全民所有制”时， 插话问张国忠：“什么是全民所有制？它与集体所有制有什么区别？”
“就……就是，就是那个‘共产’，一切财产都，都是公社的。”张国忠一下子卡了壳，红着脸，满头的大汗，磕磕巴巴回答不出来。
明确地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着根本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徐水的粮食、财产，国家能无偿调拨吗？徐水需要什么，国家能无偿供给什么吗？显然不可能！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徐水全县的‘大集体所有制’。”
县委书记们走后， 对河北省长刘子厚说：“徐水那个张国忠很糊涂。你亲自去徐水搞一下调查，把真实情况摸清楚，21日向我汇报。”
当天， 又接到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在徐水劳动的同志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尽管对徐水的成绩作了肯定，但是也指出了徐水存在的问题：
1、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现象在局部地区较严重。
有些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低，只强调军事化、战斗化、纪律性，而忽视对社员的思想工作。
他们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简单生硬的下达命令，遇事很少和群众商量。
特别在处理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时，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辩论、批判、卡饭，甚至出现打人捆人的现象。
2、存在虚假浮夸现象。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多又急，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只好说假话浮夸。
县里对于粮食的预产估计远大于实际。粮食不是多得吃不完，情况不是很乐观。
3、鸡鸭和鸡蛋供应很紧张。
公社化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都在食堂，社员个人不再饲养鸡鸭，而公社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
4、徐水提出的一些口号值得研究。
比如，有些负责干部在大会上讲：“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
这些口号脱离实际，讲出去不能兑现，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影响。这个县曾宣布过“到1958年9月成为文化县”，可是到现在还有很多文盲，根本不是文化县。
看罢报告没做批示，于17日下午六点回到北京。
10月21日下午， 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河北省省长刘子厚汇报调查徐水的情况。
徐水自从受到 的青睐，搞起了“共产主义试点”，成了国内外参观的“明星”后，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尾巴就翘到了天上，很不把省、地委放在眼里了，成了“独立王国”。
前几天视察河北时批评张国忠糊涂，刘子厚就意识到 对徐水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于是，他在调查徐水时下了很大的力量，汇报时也就实话实说，不再为徐水美言了。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有严重的浮夸风。例如，一亩白薯不过两千斤，却虚报成八千斤；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供人参观，说是‘白手起家建成的万头猪场’……”
插话说：“要实事求是。搞虚假浮夸，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的‘共产’弄得也很厉害。他们在宣布全县实行全民所有制的同时，所有个人财产和私人债务统统‘共了产’，有的地方把农民的箱柜桌凳都归了公；分配上实行完全的供给制，搞了‘15包’……”
插话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
“对私人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
“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的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把什么都包起来，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嘛。”
刘子厚汇报说：“徐水的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强迫命令严重，辩论斗争社员的情况非常普遍，捆人、打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十分生气，说：“有捆人、打人，就是还有封建残余，是对敌我界限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相互关系没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骂、四斗，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要对这些干部进行教育！”
汇报结束， 说：“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全县的集体所有制，其中也包含有全民所有制因素。他们叫做全民所有，也不一定公开改，马虎下去好了。”
对公社所有制问题还想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徐水再看一段时间，没有让他们立即纠正。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

42、总理视察徐水一路上直摇头


仿佛是高速列车紧急制动了两下，就要脱轨的经济找回了轨道。
的“紧急制动”，正合周恩来之意。
这使得周恩来的步履变得轻快了，他又比较好说话了。他不时提醒人们，高速度要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经济发展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法则。
作为一国总理，他不能不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后，来年人民如何生活了。
12月24日，周总理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
徐水本来是个极平常的县，大跃进开始却不同凡响起来。他们有句著名的口号传遍了全国，那就是“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一天当两天”。
他们还有许多“拳头产品”，比如“葡萄串”式与“满天星”式的水库，还有惊人的粮食亩产目标。
在1958年8月份曾来此视察过，曾和乐观的农民探讨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在这里， 笑谈过“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四个月过去了，这里究竟如何？
12月25日，周恩来总理在河北省委负责人陪同下，来到徐水县 商庄公社大寺各庄生产队居民点建设工程工地。
那天天气很冷，周总理穿着布鞋，没带帽子，与有关领导同志微 笑着走了过来。工地干部群众立即迎上前去 。
当时，中央刚刚开过“郑州会议”，会上讨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以及废除商品、货币等“左”的错误观点， 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
因此，周总理一见面就问干部和群众：“中央郑州会议精神知道了没有?”大家回答：“报上刚发表，我们都看了。”
于是，总理又宣讲了会议的主要精神，要大家好好学习领会。随后，师生们陪同周总理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住宅 。
总理问设计的房子有没有火炕，说：“北方农村群众还是习惯睡 火炕，应该考虑。”
当总理看到用芦苇弯成拱做的屋顶时，很关心问这样做有没有把握，指示要进一步研究。
正在这时，一幢楼上有一个运材料的吊桶掉下来，干部们都非常紧张，总理再三问伤了人没有。
看完工地，周总理又来到村里，看到很多住户都没有大门，感到很奇怪，一问才知道门板都被用作建楼的脚手板了。
总理就问：“这是群众自愿，还是你们动员的?”
接着总理走进一户人家，首先关心地问，群众做饭有没有锅?刚好那家两口锅都在，总理笑了说：“还 好，锅都在。”
接着又问县社干部，有多少群众家里没有锅，指示他们要迅速解决群众用锅问题，并走进屋里亲切地和老乡谈心，关心他 们的生活，还掀起炕席，摸摸炕是热的还是凉的。
从这家出来，他又看了两三家才离开 。
总理来到幼儿园和敬老院，问陪同的县委书记：“你家有没有老 人?”
书记答：“有一位老母亲。”
总理问：“她愿意不愿意搬进敬老院住?是真愿意还是假愿意?”
并说敬老院主要是解决一些五保户老人的困难，敬老院、幼儿园可建成平房，方便老人和儿童出 。
总理又问了公共食堂等情况。
周总理接见了在这里劳动的大学师生。他对大学广大师生深入工厂农村，向工农群众学习表示赞成，鼓励大家要认真贯彻毛 制定的“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他亲切问同学们：“你几年级的?学的怎么样?能不能用到实际上?”
当同学们回答很有收获时，总理笑着点点头。周总理特别问了一些老教授的情况，关心知识分子的成长。
当周恩来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一阵酸楚，一路上直摇头。
在返回的路上，他对陪同他视察的河北省委领导人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
他指了指路边闲置的耕地，说得很实在：“我对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有怀疑，吃太多对人的胃没有好处，人身体每天需要的营养是有一定数量的，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第二天，他在看过话剧《烈火红心》后讲话，又联系到工业、农业：光凭蛮干是不行的，干劲要有，但也得有科学根据。

43、 对徐水大失所望
对急急忙忙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进行了反思。
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10月中旬， 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 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他还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回到北京后， 又接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关于在河北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的情况报告。
10月21日， 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这次调查发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
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 对刘子厚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
针对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的情况， 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
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 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
最后谈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10月29日，河北省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徐水工作。会议指出了徐水县共产主义试点过程中，在政策、作风、领导方面出现的问题，并责成保定行署专员杨培生将省委指示和地委意见，向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做了传达。
对徐水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大失所望，在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 对徐水进行了批评：
“徐水公社宣布他们是全民所有制。其实，他们公社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还不能像鞍钢那样由国家来调拨。”
“尽管他们宣布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最多也只是大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决不能把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混同起来，把人民公社同国营工厂混同起来。”
“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个界限分不清，认识模糊。有人说徐水不是全民所有制，就批评人家‘右倾’。”
他说：“中国有个河南省，河南省有个修武县，修武县有个第一书记。据田家英同志跟我讲，那个第一书记考虑了两个问题，不敢宣布他们是全民所有制。”
“第一条，怕灾荒的时候不能发工资，国家不能给补贴。全国这么多公社，你有了灾荒，不能发工资，国家来给你发工资？”
“第二条，是丰产，一宣布全民所有制，别人是不是把我的拿去了？全民所有制，产品所有属于全民，就得拿。”
“这个同志是想事的同志，不那么冒进。徐水，还有什么地方，就急急忙忙往前闯。”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称是建成共产主义。小全民所有制即大集体所有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
“这一点需要讲清楚，同全国全民所有制不能混同，人民公社的产品不能调拨，同国营工厂不同，如果混同，就没奋斗目标了。”
“现在不少干部对此模糊，如果有人说不是，就说是右倾。”
“我国商品不发达。……现在有些人总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提醒大家：“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以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8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
“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
“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
批评了徐水的浮夸风：“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
他批评徐水：“徐水搞浮夸，虚报产量，还把肥猪集中起来给人看，不实事求是。干部的强迫命令严重，动不动就辩论人。辩论变成斗争会，乱施刑罚，捆人、打人、骂人，连排长也不能幸免。”
11月10日晚，郑州会议结束。 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沉重。
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
写完这段话， 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 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指示：“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
曾视察过安国，听到和看到了一些虚假的情况。其实，安国的“左”比徐水有过之而无不及。
1958年的 处在假话和假象的包围之中，他哪里知道安国的真面貌啊！

对徐水大失所望

47、陈伯达搞“共产新村”

的秘书陈伯达来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头一天，刚下过一场暴雨，道路泥泞，山里不通汽车。
陈伯达一行人坐了辆牛车晃荡着来了。进了山，牛车也不能走了。陈伯达他们就脱了光脚，踩着泥巴步行10多里地赶到杨店街（公社管委会所在地）。
随同陈伯达来的有张春桥，瘦高个，戴眼镜，文质彬彬的，不爱吭气。
当天下午，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向陈伯达一行汇报了人民公社创建的经过和取得的巨大成绩。
他们只是听，还往小本子上记，并不发表什么指示。晚上吃饭很简单，大米饭，炒了几个菜。
第二天吃罢饭，陈伯达对陈丙寅说：“陈书记，我们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能老浮在上面，是不是选一个点，我们就住到点上去，一来好调查研究，二来更能接近群众。”
陈丙寅说：“中。选啥样的点呢？”
陈伯达想了想说：“这样吧，我看就选放小麦高产卫星的那个村，在调查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向群众学习嘛。”
当天上午，陈丙寅领着陈伯达几个人，步行来到韩楼大队。一路上边走边看秋庄稼，都很高兴。
陈伯达感慨地说：“应该多下来走走，呼吸些新鲜空气，听听群众的意见。”
张春桥一言不发，看样子还快活。
到了韩楼，把陈伯达他们安排住在队部。陈丙寅说：“陈部长——”
陈伯达马上打断他的话说：“我几次说过，不要叫部长，我是个小小老百姓，就叫老陈嘛。”
陈丙寅赶紧改口说：“老陈，大队已经为你们准备了炊事员，你们几个就在大队吃小灶吧。”
陈伯达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呢？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是人们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应该和群众一块吃大食堂，绝不能搞任何特殊。”
陈伯达他们就和群众一样，听到开饭钟声响了，就端着自己的饭碗，来到大食堂排队打饭吃。
当时食堂没有饭桌，就一家人围一圈吃。陈伯达、张春桥他们也就围成一圈吃。
陈伯达他们下乡调查。每到一个地方，陈伯达总是先下手干活，一边干活一边和群众交谈，没有一点官架子。
在红石崖钢铁厂调查时，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和炼钢工人谈话，干了半夜，被炉火灼了眼睛。
第二天，眼睛红红的，老流泪。在土山街，走到“养老院”门口，陈伯达对陪同干部说：“我建议把养老院改叫敬老院。尊老敬贤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嘛。”
陈伯达住韩楼大队，和一个姓陈的老贫农熟识了，经常聊几句。一次，陈伯达问陈老汉：“到了共产主义你想干啥呀？”
老汉说：“别的没想啥，就想吃好的。”
“想吃什么好的呢？”
“最想吃白面饺子。”
陈伯达笑了，说：“好。到了共产主义，人人每天都吃上白面饺子。”
老汉也笑了，说：“俺这辈子扛活、要饭、上山砍柴，过年才能吃上一顿杂面饺子。共产主义能让俺天天吃白面饺子，俺就心满意足了。”
陈老汉爱发牢骚，对作假吹牛皮放卫星看不惯。有一次，他对陈伯达说：“俺们韩楼放‘小麦卫星’亩产3000多斤的事情，你听说过吧？那是吹牛皮！队干部集合了几十号人，夜里偷着把10多亩地的小麦并到一块地里，糊弄上级。俺就是看不惯！”
陈伯达连连摆手，小声告诫说：“老哥哥，这话就说到这里，别再对别人说啦！”
陈伯达最喜欢去最穷的人家调查，看看社员穿的衣服，摸摸炕上的被子薄不薄。
群众都说陈伯达“真是个好老头”。
一次。陈伯达来到刘坡村，见村头一户人家一间房子的门开在山墙上，挂个破草帘子挡风。陈伯达进屋一看，炕上一把破套子，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一个脏兮兮地、穿着露肉衣服的老头惊恐地看着他们。
陈伯达鼻子一酸，流出了眼泪，哽咽着说：“老大爷，解放这么多年了，还让你穷成这样，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你呀！”
老头害怕得哆嗦起来。
陪同的大队长把陈伯达拉了出来，说：“这个老头是地主分子，土改时被扫地出门了。养老院也不要他。”
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陈伯达讲话说：
“如今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政社合一，这就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子呢？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建议咱们选个地点，搞一个共产主义新村试验。成功了，为将来积累点经验，失败了，我们吸取教训。”
经过公社党委研究，共产主义新村试点放在土山镇。陈伯达决定，试验的主要内容是取消货币。
他讲：“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彻底消灭了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货币交换将逐步消亡，钱成了无用的东西。”
遂平县人民银行行长王国昌被叫来了，陈伯达和王国昌一起设计了代替钱的“交换券”。
交换券分为大券和小券，没有面值，它只起个证明作用，不起货币作用。
券印好后，发给群众，群众拿着券可以进行物物交换。比如，种韭菜的人想吃鸡蛋，有鸡蛋的人想吃韭菜，就可以韭菜换鸡蛋，双方给交换券就行了，证明是交换的。
这个券只在“共产主义新村”有效。再比如，你是种粮食的，他是种菜的，我是卖布的，那么持券就可以进行粮食、菜、布之间互相交换。这样，就形成了人与人之间是分工协作关系。
为了做好协作分工，陈伯达还让人们把土山镇的老年、中农、青年、男人、妇女、有劳动技术的人分别排队，谁会种菜，谁会打铁，谁会养鸡……，然后逐人分工，各司其职。
共产主义新村，干什么都不需要钱了。陈伯达又亲自制定了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标准，印成小册子。
试验没有几天，矛盾就出现了。种菜的人想吃鸡蛋，就拿菜去换鸡蛋。
可是，养鸡的人说：“我吃不完这么多的菜，不换了。”
有的人扛根檩条到供销社，往那里一放说：“换一双胶鞋穿！”
还有的人挑了一担柴到供销社，要换花布。供销社的东西很快就被换完了。供销社交换来的木料、柴草又换不出去，只好关门。
后来，郑州打来电话叫陈伯达回去，“共产主义新村试验”也就草草收场了。

48、苦日子来了
1958年大 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了猛烈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于是，1958年冬和1959年春，全国许多地方闹起了大饥荒。
建立人民公社后，粮食挥霍浪费极为严重。作为“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从8月公社成立到11月秋收发生粮荒，一直实行“敞开肚皮吃饭”。集体仓库粮食很快见底。
盲目推行双季稻、三季稻、高度密植、深翻土地等所谓“技术革命”的瞎指挥；“大兵团作战”，“大战、苦战”持续不断，劳动力普遍过度劳累不得恢复。
1958年老天爷对中国很关照，基本上是风调雨顺，农作物的长势很好。但是，这一年是丰产不丰收。
秋收时节，由于各地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加入了钢铁大军，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妇女和老弱病残。
庄稼成熟了，却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收回。有的地方提倡“秋收放卫星”，庄稼成熟了不收割，等到“放卫星”时青黄一起割。
湖北有些地方到了腊月二十七日还在田里收谷子。
还有的地方，因人手少，干部就搞强迫命令，要求限时将农作物收回，群众害怕批斗，更害怕不完成任务不给饭吃，竟采取红薯拔掉蔓就称已收回等办法去应付干部。
这一年，实际上有大量的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一至二成的粮食没有收回，造成巨大的粮食损失。
更重要的是，被剥夺了土地财产而被役使的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降低，一旦脱离干部视线，磨洋工和消极怠工成为普遍现象。
诸多因素共同造成粮食比1957年减产。
由于粮食放“高产卫星”，各地纷纷向上级报告粮食大丰收，有关粮食部门也信以为真。
中央对1958年粮食总产量估产为8500亿斤，公布数7000亿斤。据后来粮食部核实的数字，当年实际产量只有3980亿斤。
实际产量比粮食部公布的要少。因为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3900亿斤，1958年粮食总产量，实际应该低于3900亿斤，更低于粮食部3980亿斤的数字。
在制定1958年至1959年度的粮食征购任务时，按照各地的增产报告，确定本年度的征购数量，这一年度全国共征购粮食1123亿斤，比1957年多征195.14亿斤，增长幅度为21.25%。
减产、多征、浪费、多吃，诸多因素会聚，大饥荒势不可免。粮食短缺是从1958年11月秋粮征购后开始的，是年冬荒，急剧演变成为全局性危机：公共食堂普遍缺粮断炊；城市粮食供应和储备短缺。至1959年4月，大饥荒空前大爆发，农村发生大规模逃荒、疾病、死亡。1959年春，全国农村流行一句话：“苦日子来了！”
1958年12月13日，总理周恩来开完武昌会议，率领陈毅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 及一大群部长，在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平化的陪同下，视察“天下第一田”所在地——麻城。参观完“天下第一田”，来到公共食堂大门口，看到了那幅 赞不绝口的对联：“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他掏出纸笔记录下来，还对陪同的张平化说：“同志们都应该把这付对联记下来，这幅对联是很有意义的。”
早在11月下旬，麻城和湖北大多数农村一样，已经开始发生粮荒。1958年，湖北粮食产量为190亿斤（仍有水分），而湖北省委上报为450亿斤，当年征购任务和外调任务急剧增加，全省外调增加6亿斤。年底，恩施、黄冈、宜昌、荆州、襄樊等地粮食告急，食堂停伙，饥民逃荒，浮肿蔓延，死人发生。
1959年1月，武汉市只剩1天存粮。为了救急，武汉市委将四川运往上海的粮食扣下。中央办公厅为此大发雷霆，要处理武汉市委负责人，湖北第一书记王某某出面承担责任，此事才作罢。
到1959年7月，湖北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近百万人患病。以致于7月上庐山开会前， 视察湖北时，湖北省委竟然挖遍库存也难以准备出 喜欢的腊肉，随行人员私下埋怨伙食差。 粮食征购困难，以及不断的群众上书，反映饥荒死人问题，引发了从地方到中央对于粮食紧张的关注。
但是，从省、市、县委到中央，一致认为：1958年粮食大丰收，农村缺粮，是因为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出于“多吃粮、自私自利、富农思想作怪”，对粮食“瞒产私分”。于是，开展了 一场“反瞒产”、“算账交粮”运动，对大饥荒造成雪上加霜的严重后果。据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回忆：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等15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到257万。据卫生部、粮食部和内务部有关材料统计：1959年春荒连夏荒，全国粮食紧张，农村人口近3.6亿严重缺粮，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广东、湖北、甘肃、贵州等省尤为严重。1958年冬荒～1959年夏收，全国因饥荒死亡人数，约在270万左右，大约占整个大饥荒时期人口死亡数5%左右。1959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59年春荒中，各地发生严重病死事件。其中，造成极大影响的，是“豫东惨案”。豫东惨案涉及河南商丘和开封地区。大 跃 进中，豫东的“五风”刮得极为猛烈。1958年冬至1959年春，河南农村食堂普遍缺粮断炊，而豫东为最，75%的食堂断炊半个月以上，其中36%的断炊长达1个月以上。除干部和食堂工作人员外小灶吃喝外，85%以上社员长期靠野菜、草根、观音土充饥。至1959年3月，豫东发生大规模浮肿、外逃和死亡事件，据中央内务部和国务院工作组调查，高峰时期，豫东每天死亡达三四百人，严重的公社患病人数占28以上，全区逃荒要饭达10多万人，饥民遍及湘、鄂、赣、鲁、皖等十余省，许多逃荒者饿毙道途！
1958年秋后，安徽灵璧县由于自然灾害、强行旱改稻等原因，已饿死500多人，还有许多人卧床不起；河北邯郸专区由于不关心群众生活，伤寒疫病普遍流行，波及21个县市、70多个村庄；春夏之间云南省因浮肿病、痢疾等，发生了严重的死亡情况，死亡39000余人。
都做了批示，为云南事件还写了“一个教训”一文，说：“别的省份，则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云南那样的错误”，显得相当重视。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已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广东一些地方已发现饿肿人10930人，饿死134人的现象。
在稍后的庐山会议上，提到了1959年的“大春荒”：河南在去年曾发生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春节时几万人浮肿，人均口粮一斤；湖北今春500万人日均几两粮，吃稀饭，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浮肿；四川普遍吃稀饭，菜里见不到一点油荤；甘肃严重缺粮，公社食堂都吃面糊煮土豆；湖南一些地方每餐只有二三两米；山东济宁专区严重饥荒等。这些是当时已汇报上来的情况，由此看来，问题实际上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而无不及。1958年10月下旬，由于1958年农产品收购和调运工作完成得不好，若干城市和工矿区的供应已显得紧张。10月底粮食库存减少好几百万吨，许多地区纷纷要求调入粮食。这时在农产品供应上已出现问题。大城市里头，粮食、副食、蔬菜等供应紧张，猪肉也没得吃了，猪肉也不能出口了。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菜。
面对饥荒，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1959年，在整顿人民公社工作中，总结了实行单一的基本社有制存在的问题之后，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管理区（或生产大队）或生产队作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依然大办公共食堂，把公共食堂视为“社会主义阵地”。
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继续大跃进，终于闹起了大饥荒，全国人民饿肚皮。面对饥荒，对人民公社又进行整顿。1960年11月 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规定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同时，解散了公共食堂。
1962年 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指出人民公社宜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1962年9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再一次肯定了人民公社这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这种体制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人民公社消亡。

苦日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