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作人与鲁迅是亲兄弟。鲁迅去世后被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来宣传，我还在高中时就阅读了鲁迅的大量作品，基本上到大学时期就读了《鲁迅全集》中的绝大部分。而周作人的文章则在毕业之后工作很多年还没有什么印象。后来回想，上学时模模糊糊知道他是鲁迅的二弟，或者也曾读过他一篇《乌篷船》，至于别的也没有看到谁专门推荐介绍其作品，所以不知道他正是自然的事。
后来看到一本曹聚仁写的《文坛五十年》，这本书最早由香港的出版社出版。书中大概写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文坛有代表性的人和事。作者在引言中写道：“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非文人”云云有点作者的自谦，“史人的地位”在读了全书后觉得是当得起的。
在“章太炎与周作人”一节里，读到“我们也承认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之大，不在鲁迅之下；而其对文学理解之深，还在鲁迅之上。”鲁迅的大名如雷贯耳，其文学成就之大，文坛地位之高，在新中国的读书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的。看曹氏之说，仿佛周作人是在文学上足可以和鲁迅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的。清楚的记得当时很是疑惑，觉得曹氏是夸大吗？夸大能到这一地步吗？如果不是夸大，自己怎么一点不知道呢？

后来就有意的找一些周作人的作品来读。读了《周作人经典》、《周作人散文》，还有一些别的书籍，又搜求查阅一些“周作人简介”，读了《知堂回想录》等。才对周作人其人其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周作人以其文学成就与文化影响不愧为中国文学的一块丰碑、一座高山。同时期及后来几位文化名人都对其有很高的评价，我们这里不妨摘录几条。
如胡适曾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还有郑振铎说：“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无疑的，我们应该说，鲁迅先生和他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至于其文学成就就范围来说，郑振铎下面一段话可以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周作人是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他提倡‘人的文学’，译过不少的俄国小说，他的对于希腊文学的素养也是近人所罕及的；他的诗和散文，都有过很大的影响。”

二
陈独秀“德先生、赛先生”之论发表于1918年1月。鲁迅《狂人日记》创作于1918年4月。周作人《人的文学》创作于1918年12月。这几篇都发表在《新青年》上，都是划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前两个被人时时提起，后一个鲜有人问津而已。胡适认为《人的文学》是“当时改革文学内容的第一篇最重要宣言”。
在《人的文学》中，他写到“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将新文学与旧文学、新道德与旧道德区分开来，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后来的关于“人的文学”的研究都从这儿发展开去。
五四前后他的作为基石的文学理论文章主要的有以下几篇：《人的文学》、《新文学的要求》、《平民文学》、《思想革命》。这几篇文学著作的发表对当时的文坛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从而形成一种新文学思潮。周作人在当时的文坛上也是名动一时，也使他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楚木先生 2019-07-25 22:17:44
周作人的散文像一股清泉，清新洒脱，自然流淌；鲁迅则为民呐喊，有些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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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青年时起便志向不凡，有家国之忧，算是为人生的文艺。

周作人散文所涉猎范围很广博。诸如人生的、人物的、政治的、花鸟鱼虫的、民俗风物的、饮食起居的等等，宇宙之大，芥豆之微，无不入文，却都能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写小题目寄寓深刻的道理；大题目又能另辟蹊径。就拿江河泛滥作比吧：一般作者可能就写决堤瞬间排山倒海之势，一泄千里吞没万物之景，人畜浮沉凄厉哀号之情，以图文章之可观可读；周氏之文会将关注点前移，会关注诸如大堤上蚁穴的情况、人事的疏忽懈怠及习惯源流等等，虽然言词平淡，娓娓而谈，然而当紧处又是以小博大，字字千钧，振聋发聩。周作人的文风大致是安静的，当然也时有激越怒目之作，这在早年尤为突出一些。然而即使激越怒目，却还能有沉静的外表，秉持心神娓娓道来，写出的文字就如行云流水一般淡而自然。这一静一怒间都和其他作家颇不同。如1926年3月25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后来学校为死去的学生开追悼会。鲁迅与周作人同样写这件事，同样哀婉学生，控诉当局，而文章风格却大异其趣，臻于两极。
我没有全部读完他的散文集，但读的也颇不少。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就是关于“人的文学”。这点前面谈了很多了。其二就是追求“精致的美的生活”。 这一思想也贯穿其一生。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的生活追求，在那个血与火的抗战年代曾很受人批评。但现在读来依然清新贴切，正是超越了时代的思想，不过这里不再多说了吧。

三
周作人与早期共产党的著名人物也多有往还，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等。他尤其与李大钊过从甚密，可以说是北大同事兼新青年旗帜下的战友。李大钊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又受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等报纸的攻击。周作人即挺身而出发表一系列文章予以痛击，还对烈士遗孀及后人多方资助与保护，并妥善保存安置了李大钊遗著，是出力最多的人。1940年李大钊长女李星华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去延安，问周在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李并未将口信带到毛泽东处，李后来说起来也很遗憾。
周作人说他自己身体里一个是“叛徒”一个是“隐士”。前者是指对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等等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的叛逆；后者则是指脱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追求闲适的生活。抗日战争时期他曾努力要做沦陷后北平文化界的苏武没有成功，甚至没有守住一个隐士的底线，却落水成了一个文化界的李陵，成了一个民族的叛徒。

1937年北平沦陷后，北京大学迁离北平，大批文人学者纷纷南下，而周作人没有走。茅盾、郁达夫等学界很多人纷纷打电报、写信、发表文章劝导、敦促其赶紧离平南下。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中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这里不免有些夸张，但可见其真心推崇，真诚的希望。
然而他都没有离开，并最后出任了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被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样的高级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即被国民党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并监禁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元月被以政治犯释放后回到北平。北平解放后，他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长信，作了一些检讨，也为自己的过去作了一些解释。周恩来将这封信转呈毛泽东。毛泽东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应该说，和其他汉奸相比新政权对他还是不错的，这在早期尤为明显。然而其最终几乎归于沉寂、湮灭，甚至在文化传播上消失。政治变幻，也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情。

四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文化大繁荣大概有这么几次：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自觉品格的形成；唐宋时期诗词的大发展；明清时期小说的大发展；五四时期“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新思想广泛的传播。
诗歌在唐代国运昌盛时期有大发展，乃至达到顶峰，然而那是诗歌文化，至于思想的大发展、大繁荣则大概都在国运不昌，民生凋敝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辉煌的时期可以说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清末民初时期。回顾这两个时期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乱世”，国家分崩离析，战乱频仍，统治者各求自保、倾轧、扩张，无暇顾及思想钳制。春秋战国时期是列国思想的碰撞交融，清末民初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老百姓及思想家这时候在思想上是自由的，可以有天马行空的思想也无妨，所以乃产生了光耀千古的思想家及思想。等到国家统一了，统治者一旦站稳了脚跟，就会腾出手来或强硬或舒缓的控制老百姓的思想归于一统了，不但不能做，而且不能想。如秦始皇的焚书；汉武帝的“罢辍百家，独尊儒术”；隋唐的科举；宋的理学；明的“八股”；清的文字狱等等无不是。当然有些也不能一概排斥，如隋唐科举在选拔人才治理国家方面也产生过积极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美国南北战争以北方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美国小说《飘》则完全站在南方人的立场来看待描写这场战争，虽然知道经过战争，过去的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但还是以小说中人物的口吻怀念留恋南方过去的生活。这小说在美国发行的还挺好。这在我们看来无异于给战败的一方招魂，是要完全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脚的。然而他们没有，这本小说有和批判鞭挞南方奴隶制度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又名《黑奴吁天录》）平分秋色的地位。
前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是迄今为止的大制作，国家投入巨大，制作也绝对精良，最终获得了美国奥斯卡奖。就有人自豪的以为这一回合是社会主义的苏联战胜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却不愿顾及别人的政治的归政治，艺术的归艺术，这一种文化上的先进性，或者说政治上的民主。后来苏共的垮台原因很多，而文化上的专制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因子吧。

在《人的文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不妨引用一下：“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这也是“拿来主义”的观点，是批判的继承，是很好的辩证法。
毫无疑问，周作人的落水是大节，是应该旗帜鲜明的批判的，这一点是不容含糊的。但毕竟他还是五四时期新文化的巨大存在，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任其湮灭是可惜的。文化的传播就应该碰撞、交流、融合。像宋太祖灭南唐那样，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肯定是不行的，也是野蛮的。我们常常讽刺在一件事上过于谨小慎微的人像“小脚女人”，然而我们历来，虽秦皇汉武那样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文化上也都如心理上缠了脚那样的不自信呢。

或者文章标题应该是：从周作人看文化传播，是否更确切些。